[转贴]：中国的腐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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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腐败设计

强暴旧城
英国文物建筑学会指出，70年代发展的旧区改造所破坏的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我国文物保护界也有类似说法，即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以建设的名义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100年。在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中，牺牲的往往是前者。
1999年11月11日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墙一夜惨遭摧毁，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称之为20世纪末恶劣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事件。之前，还有福州三坊七巷的建设性破坏、贵州遵义等被拆。
2000年2月，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院的命运引人关注，类似这样的明清；四合院维系着城市文明的起承转合，但主事者并不认为这栋拥有私人产权的旧民居会比一间豪华厕所更有价值。北京这座“世界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梁思成语)被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强暴”得差不多了，知识界希望北京不要再一次丢脸。
“拆”已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公共语汇，出现在建筑物的身上，像一个个惊心触目的靶心标记。在仍有使用价值和文物价值的房屋被过早拆除的同时，大量的危房和棚户却长期保留了下来。旧城的破坏业已成为上个世纪中国城市建设者们最短见的城市行为。旧城被荼毒之后，宝贵的文明传统被割断，新城市对未来表现得无所适从，只好一味地抄袭，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无休止地折腾  
  
疯狂克隆
旅游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中国城市越来越相像：一样标识风格的连锁快餐店、西餐厅、银行网点、五星级酒店；一样的马赛克、玻璃幕墙、洋建筑上戴着的瓜皮帽；一样的把所有高楼和商业街都挤在市中心；一样港式、欧风、新加坡模式的中不中，洋不洋、今不今、古不古的建筑……
自上海新客站采用高架候车模式后，天津新客站、沈阳新北站也相继采用此模式建成通车，尔后各地效仿渐成时尚，把这当成大型客站现代化的标志了。
首都规划委员会建筑艺术委员会审图室高悬的“民族形式，地方风格，时代精神”，在建筑实践中更多变 味为“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抵不过领导一句话”。当甲乙方关系如同业主“点菜”、建筑师“料理”的食客与厨师的关系，过度商业化了的建筑过程就成了破绽百出的昏着儿。在“图形建筑学+前卫建筑设计到批评界到设计到业主”的设计机制中，前两者在中国几乎不存在，业主成了建筑师们的“上帝”，理想的空间如同逝去的乌托邦。
当代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说：“中国建筑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建筑师无路可走了，在这点上中国的建筑师们会同意我的看法。他们尝试过苏联的方式，结果他们对那些按苏联方式建造的建筑物深恶痛绝。现在他们试图采纳西方的方式，我担心他们最终同样会讨厌他们的建筑。”
当我们称道希腊罗马建筑的刚劲雄伟、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高耸庄严、巴洛克建筑的纤巧华丽、现代建筑的简洁明快、故宫天坛的博大辉煌时，当代中国建筑能贡献给人类文化什么东西呢？
  
胡乱“标志”
北京有故宫和天安门广场，上海有外滩和东方明珠，香港有中银大厦和香港会展中心；同时，每个城市都在大力兴建广场和标准性建筑，为自己代言。
以最新最高最现代的建筑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目前中国城市标志性建筑和景观热中的一大误区。标志性建筑的内涵应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反映出城市固有的个性风貌，是向外界标志城市独特存在价值的商标和载体，可以存在数百年而不改。
可惜绝大多数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不能成为其历史文化的载体，或者说它把城市固有的文化消灭之后以新建筑取而代之。新建筑之后还有更新的、规模更大、楼层更高、造价更贵的，因而标志性建筑也总在易帜。广州70年代因白云宾馆落成将市区带到环市路，90年代世界贸易中心、广东国际大厦带动淘金坑的再次扩张，而今天河体育中心和中心广场取代了五羊城雕作为新标志性建筑更多地出现在摄影师们的镜头下。未来5年呢？广州艺术博物馆、广州新体育馆、广州奥林匹克体育场、广州会展中心、广州报业文化广场及广州歌剧院将争夺这个位置。
人说标志性建筑是城市的眼睛，我们的城市太像一个急于追逐所谓的时尚而不惜在自己眼睛上再动刀动枪的小姑娘。可惜，单眼皮改成双眼皮，双眼皮改成单眼皮，不是越变越靓，而是越来越没有人样。
  
攀高比傻
高楼大厦成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代名词，据说，中国设计院在浦东设计的高层建筑，其面积使用率比境外设计的低40%。90年代的上海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建成了2000多座高层建筑，其中金茂大厦88层，94层高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60米）也在建设之中。
西安旧城中原有的建筑以低层为主，市中心钟楼、鼓楼、城楼以及城外大小雁塔等均突出于城市轮廓线上，成为城市的标志性景点；而今市内层出不穷的中高层建筑破坏了传统的城市轮廓线，重要古建筑之间的“通视走廊”受阻。
建筑师们也对工程小面积少的“小东西” 看不上眼了，他们只对上万平方米、造价上千万的大建筑感兴趣，因为回扣高、所得丰厚。像凯旋门、纪念碑、纪功柱、华表、牌坊之类精致的东西他们做不来，帕提农神庙、王维的辋川别业、赖特的流水山庄之类“螺丝壳里做道场”也不擅长。他们只要高大、宏伟、气派，无论设计是如何的粗糙。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真的就是中国现代化标志吗？决不!就连中国的榜样们都认为“目前亚洲城市面貌趋于过度光怪陆离，摩天楼造型和体量过于离奇夸张”。若干年后中国城市将自食拥挤的高楼所带来的人口、生活、交通及城市综合性的苦果。
  
盲目国际化
建筑大师张开济以“标新立异、矫揉造作、哗众取宠、华而不实”来形容时下流行的建筑风格。
截至1996年，全国有86家城市喊出建立国际大都市的口号，例如北京。金融街一度被称为北京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亮点，现在人们意识到此类“现代”建筑正在把一个文化的北京淹没在城市轮廓线以下。
轰动一时的珠海西区开发曾托举着珠海成为大都市的梦想。《珠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专题报告》却表明，珠海目前使用的土地仅为远景规划中的1/7，珠海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仅为原设计能力的10.8%，需投资200亿资金建设的伶仃洋大桥搁浅，以珠海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都难以吸引大量投资和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国际大都市并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不少城市在为扩大市区人口规模不懈“努力”着，几百万上千万市民在他们眼里也成了国际大都市的指标。殊不知巴黎花了30年时间建了5座新城才移出75万人，以缓解老城人口和就业的压力；汉城花了7年时间才使其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40%。
像大连这样“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城市不多。
  
窒息环境
专家指出，景观建筑学在中国建筑界缺席。除台湾省外，在包括建筑、农林在内的所有学科中，中国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硕士和“风景园林”本科专业于1997年被全部取消。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十来年新办的建筑学专业起码有原来的八倍多。建筑系教师们忙于弃教从业，培养出只视建筑为造房子的蹩脚建筑师。其实上景观建筑学与建筑学、城市规划在建筑界的地位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城市人居环境中将技术(资源发展、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与艺术(大众行为、环境形象、精神文明等)融为一体的工作就由它来完成。在国人的眼里，现在开始有了环保的概念，却不具备环境艺术的概念。
  
乱抢风头
美从来就是一种整体的和谐。今天中国的建筑却只考虑个体如何出奇制胜-----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更不谈后来人，构成城市形体的建筑像时装表演，各显神通，有的甚至赤身裸体，张牙舞爪。一个地域的多个建筑很难协调成为一组和谐优美的城市交响乐。北京金融街建筑群上演了关公战秦琼的闹剧，各唱各的调，杂乱相处，主体建筑超高68米。大多数建筑放在一起看就是洋时髦加假古董、巨无霸加变形金刚的大杂烩。
上海陆家嘴的整体形象经过了统一规划，但仍有败笔。站在浦西望去会奇怪地看到一个建筑顶部缝隙中露出另一个建筑不同风格顶部局部，构图很不完整，使以前形成以东方明珠为视觉中心的有主体有序列的空间效果不断被削弱。如国际会议中心将东方明珠电视塔与陆家嘴高层建筑群之间必要的“休止空间”死死堵住，城市空间失去了喘息的机会，而且“球”形的喧宾夺主也是对东方明珠景观的破坏。
  
永远塞车
当北京旧城区内房地产投资回报率高达110~136%时，我们可以理解它为什么成了房地产商的淘金场，在国外这种投资回报率不超过10%。在很大程度上来讲，1993年中央批复的《北京城区总体规划》成了一纸空文。北京建成的上万平方米的大型商场有70余家，与国外大城市如巴黎(全城仅20多家)相比，超出了两倍多，过于集中的市中心的商场竞争惨烈以致1998年被称为京城大商场的倒闭年。这片旧城区不过82平方公里，在规划市区1078平方公里中只是一个零头。但新建筑就是拼命往这个零头里钻。
不考虑城市远郊开发，只在市中心周围地区规划建设，结果必然是“摊大饼”，一环、二环、三环地向外扩展，给城市套上不少的环，环与环之间又没有很好的流动起来，那要窒息城市的。
首当其冲的后果是永远塞车。广州的士司机车上总备有一份报纸，以打发塞车时的无聊等待。他们开玩笑说广州刹车的技术要比开车的技术好才行。
深圳市深南大道长25公里、平均宽度55米，号称中国第一观光道，上下班高峰期还是堵得不行，因为车流量达到了每小时六七千辆、日人流量在百万以上。汕头市新区新建了一座立交桥，上面赫然耸立着双向红绿灯控制交通，看样子地面阻塞还不够，连应急的空中疏通也无法自保了。在城市中心区道路被建筑挤压而变窄，加上人多车多，铺路赶不上汽车上路的速度，城市功能区划分不清的现状下，我们要风雨无阻地忍受永远塞车。
  
“假古董”当道
如果没有对文物建筑科学的复原重修，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看到完整的北京明十三陵的昭陵、颐和园的景明楼、澹宁堂、居庸关的城墙楼寺观衙署、广州光孝寺的钟楼、苏州瑞炮塔、辽宁朝阳北塔、河北赵州桥等古迹。
但是，各地方古建筑的大兴土木，不惜以破坏城市生态为代价，则是一种“假古董”盛行的恶习。过多过滥过于重复的“世界公园”、“民族园”、“老北京”、“三国城”、“水浒城”之类的东西堆砌不出真正的文化来。在现代超高层建筑上加几个古典亭子，在不伦不类的大拱券高楼上加城门楼，在现代城市主干道上新建成批的大屋顶楼房，这类复古风也是对中国建筑传统的一种误解和滥用。没人会以为北京西客站1800吨重的大亭子是中国特色。
近年来全国弥漫着一股人造景观热，能容纳千人以上的人造景点建了千处以上，仅“西游记迷宫”就盖了40余座，却几乎个个“门前冷落鞍马稀”，饱受风吹日晒之后成为一摊一摊大型的建筑垃圾。此外，“地狱”、“鬼城”之类的假古董也成了无所不在的景观，其命运最终都与“西游记”无异。有的“假古董”单项投资就超亿元，而国家每年下拨给750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专项补助经费”总共只有1.3亿元。
  
跟人较劲
开发商们建造了一大批没有花园的“花园别墅”、密不透风的混凝土森林式的“都市广场”。建市民广场、种草不种树这种短平快的面子工程则是各地市长们乐此不疲的事，因为政绩容易看见。有时建筑师也推波助澜，大手大脚地花钱堆砌，早已没有了“浪费就是犯罪”的观念。建筑亲和力荡然无存，只令人感觉其高贵威严而无法接近。
公共建筑片面追求窗口的意义，造成了不顾国情、盲目攀比、追求豪华气派的风气。玻璃幕墙、塑铝板、磨光花岗石等高档材料铺天盖地，进口材料设备设施随处可见。珠海机场航站楼甚至选用了全透明登机桥，这在发达国家也极少见到。在大型客站(场)设置过多贵宾室的现象也普遍有存在，有的还设有豪华的总统套房，虽然要到一百年后才或许有总统级人物在此留宿一夜。
与此同时，公共场所并没有做到有建筑处必有标志、有台阶处必有坡道、有厕所处必有手纸。建筑师们忙于追求纪念碑式的建筑，却无暇更多地关心人的实际需求。无数居住区以及商业区的建筑密度太高导致的极窄间距则又是一番尴尬景象。房间里面溜溜光，楼宇间距却无法形成良好的通风采光防火，噪声相互干扰，造成情绪不稳定、缺乏安全感、视野不开阔，空间不能充分绿化，也使家庭生活的隐私不保。
看不去面光光、住进去心慌慌，这就是没有亲和力的城市和建筑所能带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实在不好意思，因这篇文章让我不吐不快，我一看到这篇文章就马上把它转到论坛上了，结果没看到已发过，即然如此就再来点吧，茶既然凉了，就让他结冰吧！

关天茶舍』一个法国女人的怒吼：停止对北京的罪恶破坏 (转载)

作者：－逍遥自在－ 提交日期：2003-09-27 19:30:00

??作者: 江菲
　　
　　 　
　　
　　　 她是个法国人，高高的鼻梁，深蓝的眼睛。
　　
　　　 但她的全部生活都与北京的四合院联系在一起。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用她的话说———“战斗”。
　　
　　　 毫不夸张地说，她比老北京还更熟悉北京的胡同，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白天，她背着大包，徒步走在那里，有时，身边陪伴着摄影师或者城市保护志愿者，街坊看见了，嘴里唤着“大姐”、“大嫂”迎出来，搬小凳，沏好茶；夜里，她常常看着那些不复存在院落的照片，手指一点点抚过红彤彤的大门，漂亮的砖花儿，痛苦得无法入睡。
　　
　　　 她讨厌别人叫她“老外”。“我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啊！”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她常常这样解释。甚至她的名字都是极端中国化的：华新民———新中国的人民。
　　
　　　 48年前，她出生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后改名红星胡同）的一个院落里，名字是祖父起的。祖父和父亲有相似的经历，相似的理想，似乎也遗传给了新生的女孩儿。
　　
　　　 祖父华南圭早年留学法国，学习土木工程，是法国公共工程学院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娶了一位波兰女子为妻。学成回国后，他曾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抗战期间，因拒绝为日本人工作，华南圭再次远走法国，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后，华南圭回来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这个组织便是今天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前身。
　　
　　　 父亲华揽洪14岁被送往巴黎学习建筑，学成后在那里工作，成家，立业。1951年，华揽洪抛弃了在法国经营起来的一切，携妻儿回国。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二总建筑师。
　　
　　　 华揽洪似乎对北京的建设更加投入。有一次，他在飞机上向下俯看时，发现北京城竟是郁郁葱葱的。“这么多树，在建设新中国时应该好好保护呀！”那时，他患了严重的眼疾，医生开了一年病假，他拿着老城大比例详图，一条一条胡同地走，挨门挨户进到院里数树，槐、榆、枣、海棠、柿子、香椿……
　　
　　　 北京人种树的学问可大了。在四合院里，见不到松、柏，因为这通常是种在阴宅附近的，不吉利；果实好吃的桑椹，清新爽口的梨，也不会见到，是因为“桑”与“丧”、“梨”与“离”谐音的缘故。四合院里的树多是海棠、石榴、春桃、枣树等，春可赏花，夏能纳凉，秋尝鲜果，真可谓“春华秋实”。
　　
　　　 春去冬来，北京东西城区胡同院里院外的树都被标在这张独特的北京“树”图上。他抄了一份留下，原图寄给北京市长，期望能对老城规划有所助益。
　　
　　　 两代前辈也许都在想着，他们是在为新生的女孩儿设计新的城市，一个充满阳光、美和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她的名字那样充满希望。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北京到法国，到香港，华新民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北京。这时，她已是两个女孩儿的母亲，身份是一个法国公司驻华工作人员的妻子，一名作家。
　　
　　　 华新民的生活，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但不是祖父两辈所期望并为之努力的那个世界。因为那些她曾生活玩耍过的地方都已不复存在，那个曾被期待的世界正点点滴滴地从地图上消失。她觉得这个城市变了，恨自己回来得晚了，但她依然要保卫它，像保卫自己遍体鳞伤的母亲。
　　
　　　 回京不久，华新民就做了一件和父亲大体相同的事。1998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一位官员问华新民：你说应该保护胡同和四合院，我们怎么知道哪些该保护，哪些该拆掉呢？华新民听后，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在东城、西城转了近一个月，把胡同的现状全部标在图纸上，注明哪些是保存完好的院落，哪些胡同已消失，哪些应该重点保护。但这份图纸送交上去后，没有回应。
　　
　　　 “我不去想什么时候离开，不去想万一北京不再是北京，该怎么办？”8月一个夜晚，坐在她小小的办公室里，她这样讲，“那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不能想。”
　　
　　　 华新民自费租了这间办公室。屋子很小，墙上贴满了纸条，写着哪个院落什么时候被拆掉了，哪个胡同正被划入拆迁范围，桌上摊着一张张北京市分区胡同图。她用绿色标出健在的，红色标志已经推平的。远远看去，每一页都是扎眼的红色。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电话，给胡同里的居民，给市规委，给记者，给那些爱北京的人；她还写文章，给市领导，给媒体，给那些被拆掉房屋院落的人。
　　
　　　 她还记得，当年在史家胡同小学里，下着小雨，她在滑石板上学会了第一个汉字———“人”。现在，华新民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保护老北京城的，是好人；破坏的，是坏人。
　　
　　　 她执著地坚持着，无奈，疲惫，经常手足无措。她的生活不再是胡同式的悠闲、与世无争，而是争分夺秒、声嘶力竭地抢救。
　　
　　　 放下华新民的电话，我赶到了那个被她称为“特别美丽”的院落：察院胡同23号。就在民族文化宫的南面，离西长安街不过100米。
　　
　　　 我赶到时，已经无法看见它的美丽了。十几个工人在废墟里抬起一根根粗壮的梁木，堆在一起，准备卖给收木材的。惟一可以判断这里曾是一座院落的，是倒下的朱红大门和被埋在废墟里的狮子门墩。几个街坊在一旁观看，没有交谈，只有注视。
　　
　　　 他们说，推土机一早就开来了，卡嚓嚓几下，房子推倒了，树撞歪了，大梁砸下来，一座精美的四合院灰飞烟灭。“这是危房吗？”我问围观的人。“再也难找这么好的院子啦！”老人们拉着长声嚷着。“一百多年都没怎么修，好好的，就拆了，造孽啊！”在后来目睹的几次拆房中，我都会听到类似的话。
　　
　　　 “那为什么要拆？”几个人撇了撇嘴。
　　
　　　 华新民愤怒了：明明是被保护的院落都要拆除，其余的岂不是更没法保护了？！“如果这些领导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么，那我就一家一户推开门，拍下来给他们看。”
　　
　　　 她找到一位摄影师朋友，从黎明到天黑，挨家挨户地敲开门，拍下四合院里的一切。
　　
　　　 华新民在电话里的声音近似哭：“他们怎么能这样？这些都是被保护的院子啊，谁为这些行为负责？谁允许这么做？”
　　
　　　 2002年，北京市政府确定了539个保护院落，却迟迟没有公布名单，200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61个，世人仍不知道是哪些。“不公布出来怎么保护？不公布出来被保护又有什么用？”
　　
　　　 她形容这种做法是：左手挂保护牌，右手就绕到后面去拆。“多么虚伪！”
　　
　　　 “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
　　
　　　 有人曾比喻：一条胡同，就如一卷精致的书画。把旧城的地卖了去盖商品房，就如同把名画当废纸卖了一样不可思议。“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一砖一瓦都是历史、民俗、故事，甚至胡同的名字，老百姓的食物，都是宝啊！”
　　
　　　 华新民鄙夷那些以危改为名新修起来的四合院，称其为“兵营”。“如果谁都可以把历史砸碎了重修，为什么美国不自己修个长城，还巴巴地跑到中国来看？”
　　
　　　 有了胡同，北京城的每一寸都是活的；拆了四合院，胡同消失了，北京将是一座正在死亡的城市。成语道：“触景生情”。景都没有了，情归何处？
　　
　　　 “他们说留了，留了故宫、皇家园林和三百六十条胡同。三千二百条胡同里的三百六十条。三百六十条不够一个脚印。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没有胡同的故宫是荒唐的，就像没有故宫的胡同一样荒唐。还有三千多条胡同里的故事呢，还有根生在胡同里的多少万北京人呢，还有数不清的枣树、槐树、柳树、丁香树呢，还有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四合院建筑艺术呢！就这么干干净净搓进太空了吗？”
　　　
　　　 在华新民的抢救经历中，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闻名世界”的院落。保护派认为：如果这个院落保不住，以后就都保不住了；拆除派则说：如果此处拆不掉，那以后都别想拆了！
　　
　　　 这就是美术馆后街22号。
　　
　　　 1998年2月的一个傍晚，81岁的赵老先生和老伴散步回家时惊呆了：大门两旁一边一个大白圈，里面写着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压当即升到185,“这是要拆咱家吗？”
　　
　　　 赵景心从来没想到不远处修建的平安大街跟他有什么关系。报上说最宽拆迁范围是70米，而赵家小院离平安大街至少有100米。邻居们出来告诉他们，这里要“危改”。可这是座好端端的院子啊！也要危改？两位老人不知所措。
　　
　　　 没几天，赵老看到《北京晚报》上一篇呼吁保护四合院的文章，作者舒乙。他打查号台，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要求和舒乙说几句。话很简单：我这儿有个挺好的四合院，您有空过来看看。舒乙来了。两人都吃了一惊。赵景心方知：原来舒乙是老舍的儿子。舒乙激动不已：竟然发现了这么一处隐于闹市的好院落：红漆，灰砖，规规矩矩，原味原汁。尤为难得的是，在正房的房檐下有一对十分罕见的砖雕，皆阴文，黑底白线，砖上作画，东边一块是牡丹花，西边是一丛盛开着的菊花，花上一展翅彩蝶，一只小猫弓身仰首，正欲扑蝶。
　　
　　　 两块砖雕，线条简练，画面传神，像两只扑闪闪的大眼睛。这便是明末清初建筑最典型的特征———象眼。
　　
　　　 屋里是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东西两侧风格不同，但同样美丽。房中陈设中西合璧，古今相映，条幅书案，典雅高古。
　　
　　　 更让舒乙激动的是，原来这座院落的主人也是“名门之后”。他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写道：“有旧式装束老人照片高悬于壁，当是赵老者的先人，我冒昧打听，答曰：乃赵紫宸先生。”
　　
　　　 “不得了，我知道，我来到了现代名人之家。”
　　
　　　 赵紫宸先生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六大主席之一，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杰出的爱国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投入监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就爱国诗篇，广为流传。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赵紫宸先生于1950年买了这处院落，一直住到1979年91岁高龄逝世。
　　
　　　 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教授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学者。她的丈夫则是我国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新月派大将、诗人陈梦家先生。
　　
　　　 小院儿现今的主人赵景心老先生，早年留美，建国初期遵父旨毅然回国，是两航起义的功臣，后任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赵家小院从此进入了专家视线。不少建筑专家和爱好者慕名来参观，测量，正式得出这是一个明末清初修建的四合院的结论，认为这是集“人文、文化和历史价值于一身”的不可多得的四合院。舒乙安慰赵老道：您放心，这么好的院落，一定不会被拆掉。
　　
　　　 专家开始了保护这处院落的呼吁行动，赵老也动用起自己的老关系，给国家和北京市领导写信。但“不拆”二字始终没有等到。两位老人白天紧张地在家守护，听着推土机轰鸣地面颤动；夜晚靠安眠药入睡，稍有声音就惊醒，起身，东听听、西看看。不久，小院周围被拆空了，这座孤零零的院子只靠小保姆的丈夫每夜抱着一根水管子保护着。
　　
　　　 1999年10月。一天，开发商的推土机突然将两面院墙推倒了。赵老心急如焚，质问在一边看热闹的派出所民警，对方回答：他只管维持秩序，不管推墙。赵老对开发公司厉喝：你要把我的墙砌起来！对方气急败坏地说：“给你砌墙？我还要拆你的房呢！”
　　
　　　 赵老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搬！“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把这个明代的院子交给开发商盖商业楼。”
　　
　　　 担心家里的文物也突遭灭顶之灾，赵景心悄悄把十几箱古籍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和燕京大学研究院，26件明代家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北京就容不下这些东西，真是奇耻大辱！”舒乙评论说。
　　
　　　 1999年11月，专家们开始了第二轮呼吁：我们再一次慎重指出，这个四合院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拆掉它，北京将大损形象，并在文化上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多家媒体也开始呼吁拯救这处院落。但这些都没能阻挡“拆迁告示”正式贴出。
　　
　　　 12月30日，赵老接到了裁决书，东城区文物局以“美术馆后街22号院从没有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为由，同意拆除22号院。“被申请人赵景心自接到裁决书5日内迁至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西周转房三排十一号……将原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
　　
　　　 裁决书里提到的周转房，是北京郊区几间简陋的平房，既无煤气又无暖气，屋里积着冰水，屋外垃圾遍地，走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要40分钟。
　　
　　　 “换了你是我，你会是什么感受？”赵老逼近我的脸，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让两个80多岁的人，5天内搬空三代人的东西，抛弃自家房产，住到离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你会是什么感受？还能活不能活？”
　　　
　　　 但他们没有放弃，并毅然走上了上诉的道路，对象是“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进行文物鉴定和评价”的北京市东城区文物文化局和强制进行拆迁的东城区房管局。有人劝赵老，给自己留条后路。他答：“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已经走上了绝路。”
　　
　　　 像拆迁者曾傲慢地宣称的那样：没有一个拆迁户的官司赢过！这个历经近一年、牵动海内外的官司也失败了。法院认为，东城区文物局履行了法定职责，东城区房管局强拆有理。
　　
　　　 “什么履行？他们的专家从来没来过我们家，怎么鉴定的？”赵老梗着脖子，“居然还有人说，我家有抽水马桶，这肯定不是明末清初的。难道我们还要把玻璃窗子都换成纸的，才能证明它是明末清初的吗？”
　　
　　　 华新民说，他们的专家是谁，我们不知道。而我们的专家，都是有名有姓的———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吴良镛；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孝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梁从诫；再加上最初进入小院的舒乙先生。这些专家作的结论不够吗？
　　
　　　 她还清楚地记得与东城文物局的某位领导在法院外的对话。
　　
　　　 问：“怎么顶级的文物专家说这座四合院是明末清初的建筑，你们就硬说不是呢？”
　　
　　　 答：“专家也有看走了眼的时候。”
　　
　　　 问：“世界上不管哪一个文物局都在拼命保护文物，怎么你们这个文物局却见着文物就喊砸呢？！”那人躲闪着华新民的眼睛，不回答。
　　
　　　 再问：“那张《乾隆京城全图》上明明标着赵家的院子，你们为什么说没有呢？”这位官员急促地走开了。
　　
　　　 舒乙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最后说：小院的价值，或许还在小院之外。因为，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典型：一个判断是非的典型。一个解决“拆”与“保”争论的典型。一个代表千万座北京四合院命运的典型。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典型。
　　
　　　 这个“典型”在2000年12月26日倒在推土机的铁爪下，在100多名警察和20多位外国记者眼前。强拆过程不得拍照摄像，附近楼房的二层以上不许进人。
　　
　　　 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是，二老搬进在美国的侄子出钱购置的公寓楼不到一年半之后，又再次面临拆迁的命运，这次的理由是“CBD建设规划”。
　　
　　　 2003年8月，我在海淀区一个叫上庄镇的地方见到了两位老人，这里在颐和园西北20多公里处。他们最初那么执拗地坚持，还是不得不到如此偏远的地方来生活。
　　
　　　 “我只剩下灰心了。”赵老闭上眼睛，仰头叹息，几丝白发无力地掉了下来。“把真的古建筑拆掉，满大街建些假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强拆时，华新民正在法国，深夜，她写了这样几段话：
　　
　　　 “这里是巴黎的清晨5点，我知道北京那里正在强拆美术馆后街22号院，我不可能合眼，一夜都在为它寻求着侥幸逃生的可能。但我最后知道不行了……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从此永远都不会再睡得着觉。这大概是北京仅存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了，为什么要下手拆掉呢？！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美好，这是已所剩不多的古都。”
　　
　　“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
　　
　　　 华新民逛院子，特别要看看厨房和卫生间，还要拍下来。她要让那些攻击四合院的人看到：四合院不是又脏又乱，而是安静又舒适的。
　　
　　　 华新民认为：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谁愿意自己家乱七八糟的呢？”
　　
　　　 一位中年妇女对我们嚷：什么“危改”，这叫拆迁，就是拆了让你迁。
　　
　　　 她不是私房主，但她爱所住的院子，她存了一笔钱，一直想要把那里打扮一下，却迟迟无法下决心。
　　
　　　 另一户人家说：只要政府不拆迁，你们说按什么标准修，我们就按什么标准修，我们有这个能力。可现在是不搬不行啊！
　　
　　　 现代化？她嘲笑这个词。现代化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方便舒适，而不是强迫拆掉别人的家，让他们住进偏远的楼房，再让他们坐现代化的工具———火车。“轻轨不就是小火车么。”
　　
　　　 大多数拆迁户无法回到原址新建的楼房里———没有钱，或者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多搬到了丰台、通州或洼里这样的城乡结合地带。
　　
　　　 华新民说，她认识很多搬进了新房子的老人，有的再也没有进过城，有的甚至都没有下过楼，有一位因为去找曾经的老街坊迷了路，急得犯了脑溢血，就死在大街上；那些还在工作的人，每天都要花三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没有任何娱乐时间，月月年年，弄得身心疲惫——“这就是现代化？”
　　
　　　 为了保护古都文明和文化，华新民成为她口中那些“坏人”最执著的对立者和斗士。虽然她有一头及肩的蓬松长发，总是长裙及地，只是个略微发福、没有任何权力的中年妇女。
　　
　　　 1832年，雨果刚刚完成《巴黎圣母院》，面对路易·菲利浦时代对古建筑的大肆破坏，愤怒地写下了一篇《向拆房者宣战》，呼吁议会通过一项保护古城和文物的法律———而且也奏效了。两年前，华新民将其翻译成中文。其中几段是这样的：“再听听他们讲什么：为了多放几堆白菜，得铲除那座封建时代的建筑物。然后每个人再使劲说些官冕堂皇的漂亮话……
　　
　　　 “另外，在圣奥曼，还有一位省长，他在把著名的圣伯丹废墟毁了四分之三后，竟说是为了让工人有活儿干。这是多么荒唐！如果这些行政长官，既不通管理又头脑空虚，放着眼前该铺铁轨的路不铺，该挖掘的河道不挖，该修的街巷不修，该清淤泥的港口不清，该开垦的荒地不垦，该盖的学校不盖，却不知让手下工人干什么好的话，也起码不要把我们祖国的文物建筑像猎物一般扔给他们去拆除，不要让他们拿着石头去换面包。
　　
　　　 “在巴黎，我们也到处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破坏文物。破坏文物者在扮演着建筑设计师的角色。破坏文物者被赞赏和受到鼓舞及保护，被咨询和被资助。破坏文物者为政府承包工程。他偷偷告不得人地坐在政府的预算资金里，小声地吞食着，仿佛老鼠吃奶酪一般。
　　
　　　 “在种种理由当中，也有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理由：这些历史建筑留着有什么用呢，除了还得花钱维护！拆了算了，拿拆下的料至少还能换几个钱。然而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看，这种推理也是错误的。……这些历史建筑本身就是资本，许多外国的有钱人都是慕名而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超过了维护方面的开销。拆掉它们便是给国家断了一种财源。
　　
　　　 “为了艺术，为了法国还是法国，为了记忆，为了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为了先人集体创作的作品，为了历史，为了制止摧毁永不可再生的，为了给未来留下一个民族最神圣的东西，为了过去，为了这一切来制定一条可称之为正确的、好的、健康的、有用的、必需的并且紧急的法律！”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许多人读后非常激动：“将‘法国’二字换掉，就是100多年后北京的写照，我们究竟是前进了，还是落后了？”
　　
　　“北京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
　　
　　　 但华新民慢慢发现，中国并不缺少相关法律，而是缺少实施法律的公正环境，缺少对破坏者的监督，缺少维护居民最基本权利的意识———许多拆迁的实质，就是对原居民私有财产的无偿侵占。
　　
　　　 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在房主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的土地已经归“别人”使用、已被“规划”了；其用途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土地上盖大楼去赚更多的钱；这些人挥舞着棍棒，叫嚷着“这块地是我的”，提出无法接受的价格让人搬走，一旦原来的主人不同意，便立即“强制”。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它确实发生着。
　　
　　　 “就算不提这些，”华新民说，“老城区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买新房是他们承受不了的巨额开销，许多人在拆迁过程中花光了几十年的积蓄，还欠银行十几万，以后老人养老、孩子上学、家里人有个病有个灾的，怎么办？———这难道不是强迫老百姓掏光口袋去买房，谁又有这个权力？”
　　
　　　 “保护老北京，必须要从保护北京老城居民最基本的权利做起。”华新民越来越发现，这是同一回事：“北京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这样，它才配得上拥有这些古老的文明和文化。”

作者：－逍遥自在－　回复日期：2003-09-27　20:24:47
　　看了主帖，只能让人发出这样的感想————豺狼当道！北京是一个好城市，但管理北京的当官儿的按华新民的话说却是坏人。悲哉！

作者：昏昏欲睡的小猪　回复日期：2003-09-27　20:38:13
　　不想说！

作者：lily1　回复日期：2003-09-27　20:41:08
　　t

作者：爱上一个天使　回复日期：2003-09-27　21:01:06
　　说真的，这个不是某一个人的错，那名多的政府官员，不敢说百分之一百，最起码也有百分之玖拾的官员是那种不学无术，就知道鱼肉百姓的混蛋！你要让他们来搞城市规划，见鬼！不懂也罢了，但还要装懂，还要在决策的时候拍板，你说怎么搞！
　　 所以我认为，民众的顺从和善良，被那帮混蛋强奸了！
　　
　　
　　
　　无耻！！！！！！！！！！！！！

作者：廖增湖　回复日期：2003-09-27　21:02:41
　　拆迁小组的名言：没有拆不了的房子！！对此无话可说了！

作者：波涛浩淼　回复日期：2003-09-27　21:10:47
　　现在的中国，是几乎砸光了中国文化古迹的那一代败家子在掌握权力，他们为什么要保护还剩下的古迹？
　　
　　
　　

作者：－逍遥自在－　回复日期：2003-09-27　21:21:01
　　唯有仰天长啸：中国，你让我无话可说！

作者：晶实主义　回复日期：2003-09-27　21:37:37
　　北京的文物都这样，可以想象全国的文物是什么命运了？现在的政府部门简直是强盗，一群文盲，只顾自己的官途，哪里还理会老祖宗的留下的宝贝！！！！！

作者：节约用字　回复日期：2003-09-27　21:41:48
　　其实北京的老城是应该保护的，新的商业和居住用地应从周边的卫星城寻找。但是利益的驱使是这些当官的瞎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