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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其中的梦与痛

  ——南德最后一名留守女士的悲情告白

（2004年1月《商界名家》　　本刊记者曹康林）


    一道高墙，隔开的却是两个世界。
     墙内是武汉洪山监狱。因为关押的犯人多为处级以上干部、港澳台籍及社会知名人士，这里被称为“湖北的秦城”。2000年9月1日，一个身材高大、面庞宽阔的男人被押进了这里，他就是一度被称为中国“首富”、被骂为中国“首骗”的南德集团前主席牟其中。几天前，他终审因犯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墙外，一个女人，一个戴副眼镜、体态纤弱的女子，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奔波和申诉。她叫夏宗伟，牟其中过去的秘书，牟其中第二任妻子夏宗琼最小的妹妹，也是牟其中犯事后惟一对他不离不弃的女人。3年来，她默默地写材料、找证据、求专家……为牟其中的“无罪”申诉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努力。

      3年过去了。洪山监狱的高墙森严依旧，一直沉默着的牟其中却突然发出“还我清白，我必再起”的呼喊。夏宗伟也公开地向媒体表示，她已明确查清，当初判牟其中有罪的许多材料都是伪造的，要求再审牟案。他们的声音一出，业界一片哗然。人们再次把目光聚在了这位是非不断的“牟主席”身上。

      我们无意去评判牟其中是否无罪，也无意去评价牟其中的功过是非，我们相信时间和法律自有最公正的裁决。但我们还是决定听听夏宗伟的声音，听她说说她眼里的牟其中。因为她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侧面看到了转型期中国的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梦想和痛苦、问题和困境……
      以下是夏宗伟的口述实录——


我看到的，却全是他心中的苦


    我正式到南德做事是1991年，但我真正走近牟其中是在1994年。那时，他已完成了“飞天计划”，并开始与俄罗斯合作发射卫星。在外界看来，他正如日中天，光环炫目。而我看到的，却全是他心中的苦。


    我出生在重庆市万州区（原万县市）一个搬运工人的家庭。家有姊妹8个，7个姑娘1个儿子，我是第8个。父母希望多有几个儿子，于是给我取名叫“伟伟”，一个充满男子气的名字。1989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希望能够继续求学，便来到北京找四姐夏宗琼帮忙。四姐当时为南德公司总裁牟其中的妻子，在北京有很多关系。她很快帮我联系到了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建议我学俄语。四姐说，老牟正在策划与俄国人做生意的事，学好俄语，将来在南德大有作为。就这样我进了首都师大俄语系。


    但我只读了一年半的书，四姐就建议我退学，她说她在公司工作繁忙，家里孩子无人照料，要我给她照料孩子，以后有机会再去学习。我答应了四姐，可我不愿成为专职保姆，就要求一面照料孩子，一面在南德做点事。四姐与老牟商量后，同意了我的要求。从1991年3月开始，我一面帮四姐照料孩子，一面帮老牟做点文秘之类的行政工作。


    1991年冬天，老牟正开始实施他的“飞天计划”，当时，我听四姐说“飞天计划”，就是用中国的日用工业品与前苏联交换飞机的贸易行动。当时，在我眼前经过的各种合同书摞起来估计有一米多高。计划刚刚做完，南德就出了“叛徒”，有人一夜间卷走了全部计划方案及合同复印件，逃离南德，妄图跨越南德自己再卖个好价。眼看成果就要流失，不知老牟怎么“运筹”了几下，就将这一重大盗窃事故安抚就绪。然而，没过几天，又传来“苏联事变”，戈尔巴乔夫下台，政局动荡，此时，老牟先期投入的1000多万元如何收回？公司上下一片哗然，老牟却临危不乱，在公司会上讲，即使苏联发生政变，也不会酿成内战，最多不过是一阵骚乱而已。果然如此，“飞天计划”按既定方针继续进行。老牟终于用中国积压的500多个车皮羽绒服、皮大衣、火腿肠等轻工副食品，换回了原苏联的四架图—154飞机和相当于一架飞机价的航材，使当年还十分弱小的四川省航空公司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事后，我才知道，老牟的“飞天计划”源于几个航空专家侃大山“侃”出来的思想火花。那天，几个“航家”闲聊着国内外飞机的型号、性能和价格差异，探讨着交易的可能性。例如，苏联同类飞机安全、耐用，只因耗油量大，价格只相当于美国飞机的1/4或1/3。一直在旁听的牟其中，脑子里突然闪过一“念头”，这个生意南德可以做。


     这在当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天方夜谭”的计划，南德既没有对外贸易权，又没有进出口权。但老牟知道市场有这种需要和可能：四川非常需要增加飞机运力，但是没有钱购置飞机，当时买飞机票都得提前一周时间预订，此所谓“蜀道难”；银行有钱，但担心“三角债”和资金沉淀，不敢放贷；大量国营企业日用品积压仓库，变不成效益；而苏联飞机过剩却急缺日用轻工业产品。潜在的优势潜在的需要分散如沙，谁能够把他们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只有我牟其中。我委托国家惟一有权进口飞机的机构（支付委托费）代理进出口手续；工商银行认为进口‘图—154’有利润，愿意接受南德为此业务而申请的贷款，同时接受川航提供的担保。于是，南德全力组织国内大量积压物品，委托北京某进出口公司出口。”一系列组合变化，运筹奔波，终于使“飞天计划”顺利成功。


    “飞天计划”的成功，使老牟一举成名。1992年，美国《时代周刊》还将他评为“世界十大新闻人物”。南德如日中天，那时老牟在我的眼里，无疑是个大大的英雄，我为能在“英雄”的身边工作感到荣耀。


   1994年的一天，老牟突然对我讲，你四姐和我貌合神离，她不敢为南德宏大的事业服务了，害怕跟我再坐牢，现在她好了，和我彻底分开了。这时，我才知道四姐已经和老牟于1993年秘密离婚了。离婚后，四姐仍在南德工作，任南德集团副董事长。老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安排，从此落到了我身上，在处理公司行政事务的同时，我也担任起了老牟的生活秘书。


    因为家境困难，四姐只读过初中，并曾和一个工人结过婚，离过婚，但她的坚忍和顽强当时却是出了名的。1980年代初，当我们夏家和老牟合伙做生意——开“中德商店”时，因为被诬告“投机倒把”，老牟被捕入狱一年。因为掌管公司财务，二姐和四姐当时也被抓起来接受审讯，可她们毫无畏惧，说：“不做亏心事，怕什么？”后来果然没事。1985年，由于国家银根紧缩，三角债压跨了中德，欠债160万元。老牟在北京多方求援未果，准备在天安门前点汽油自焚，以引起注目。可当他把这想法写信告诉四姐时，遭到了四姐回信的痛骂。四姐在信里说：“如果真有一天因为公司破产又无力还贷，要以生命来了结这桩冤债的话，我愿意献出这条命，换取你以后继续完成自己的事业。”在四姐的支持和鼓励下，老牟渡过了难关。患难中，他们也终于走到了一起。


    而今，面对正如日中天的老牟，四姐为什么选择了离开？很显然，老牟的风光是表象，他遇到了更大的麻烦。但到底是什么麻烦呢？老牟开始并不和我讲。在外面，他依旧笑容满面，精神抖擞的样子，但一回到家里，就沉默不语，独自发愣，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在我看来他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困难里，却是无法言说的孤独和无奈。


    原来，因为跨国飞机贸易成功，又被美国杂志评为新闻人物，老牟成了中国大陆反“和平演变”势力打击的企业界首选目标。一连串以国家金融管理机关出面的无端的打击，使南德掉进了几乎技术性破产的境地。对这一连串的打击，老牟从来不向外界透露，他当心国际上有人会以此大做反华文章。1973年老牟和别人一起写出《中国向何处去》，被打入大牢判了死刑。虽然1979年12月31日被“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平反出狱，但他再也不敢随意谈“国事”了。他在经商中牢牢掌握前进的大“方向”，只谈经济，不谈政治。然而“经济做大了也是政治”，他没想到始终摆脱不了“政治”的纠缠。那时间，他只能“打落牙和血吞”，在无法言说的痛苦中更加痛苦。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出面打击我的都是头顶国徽的国家机关，我知道是有人利用了这一点，但谁会听我的申诉？一申诉，首先就得与这些机关对立，似乎就与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对立了，这是我不情愿的。”


    1995年的中国民营企业，还是“妾身未分明”。老牟的痛苦，显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不被理解，还在于他的“资金链”突然出了问题。1993年初，老牟设法从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搞到2.4亿元长期、低息贷款一笔，不料，到1993年7月，国务院有令：银行违纪贷款、拆借，须于8月15日前全部“缴回”，各地银行有敢违令者，行长一律就地免职。当时各地银行的违规贷款以及银行间违规拆借数额，高达数千亿人民币，没有“一刀切”的狠心，确实难以整顿金融秩序。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中央规定国家商业银行“不给民营（私营）企业放贷”的规定，未免厚此薄彼。听到这一消息，老牟急得在屋子里直打转。后来，他只有拆东墙补西墙，好不容易以高息讨来2.2亿，“救”了贷款给他的银行行长当时有2000万银行没有放出来。


    在老牟的这种“内忧外患”中，我看到了他的忧郁，也读懂了他的坚强，心中涌起无限的勇气和胆量，决定陪他渡过难关，走向真正的成功。


他注定是一只无脚的鸟


    面对困难，老牟显然是不会甘于失败的。他要拼力一搏。1994年——1995年，南德先后发射了两颗卫星（若是包括当时还在生产线上的一颗，应是三颗）。人们听到这消息，先是惊讶，后是不信，一个民营企业能发射高精尖的卫星吗？卫星不是飞机，遨游在宇宙空间，凭肉眼都能看见。甚至有人怀疑南德是否真的发射了卫星？其实在围绕着地球旋转的无数卫星中，确有两颗凝聚着南德人的智慧、汗水和心血。这是国内金融市场封死后，老牟迈向国际市场的又一惊人之举。那时，他兵分三路，一路到美国登记注册商用卫星公司，一路去莫斯科寻找星源，一路在西方市场寻找客户，由此将美国的资金、俄国的资源、中国的智慧组合起来，产生巨大效益，实践他的“中美俄经济大三角”的理论。两颗卫星上天，老牟斗智斗勇，一波三折，吃尽了苦头，然而老牟得到了什么呢？


    可能有人不相信，老牟的生活与他的身份很不相称，如圆领毛衣，他经常把前面穿到后面，把后面穿到前面。我帮他买毛衣，必须是买“V”形领。一天，他的皮带断了，我安排公司的人花了200多元买了一根金利来的皮带给他，他问我多少钱？我骗他说20多元。他用眼睛把我一瞪，20多元？这么贵？！我说，20元还贵？他说，买根七八元的皮带不就够了，皮带要那么好干什么？他吃饭也不讲究，平时吃饭很快，但陪客时，只是象征性地吃一点，然后回家再吃点面条补充一下酒桌上的不足。至于有时包机、包船，那也只是为了扩大业务而采取的一种公关手段而已。


    老牟为什么要这样“虐待”自己呢？这自然与他的特殊经历有关。他年轻时始终徘徊在社会的底层，并两度入狱，养成了他的节俭本色。但更与他的理想主义性格和追求有关。他是一个对物质无所求，一心活在精神世界里的人。他曾对我讲过一个无脚鸟的故事。他说，有一种鸟，叫无脚鸟，它们没有脚，并且一生只落地一次，也就是在它们性命完结的时刻。所以无脚鸟只有选择飞翔，没有停歇的飞翔。它们一边寂寞地扇动翅膀，一边凄厉地歌唱，唱出传说里最凄美的歌。他说，他就是一只在中国商界飞翔的无脚鸟。老牟还说，音乐家用旋律、节奏创造世界，画家用线条、色彩创造世界，企业家在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中，享受到人生的乐趣。他认为，经商也是一门艺术。


    这种强烈的理想主义，注定了老牟要永不停歇地前进。可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民企创富的环境还远未宽松，老牟靠什么渡过难关呢？


   老牟想到了“空手道”。他说，过去的经济规律已经不适应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了，工业文明的一套变得有些滞后了，现在需要建立智慧文明经济的新游戏规则。有人说我搞的是“空手道”，我认为，“空手道”是对无形资产尤其是智慧的高度运用，而这正是我对中国经济界的一个世纪性的贡献。他把这归纳成一句话，书写在南德集团的大厅门口：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


    开始，我对老牟的这套理论很是佩服，认为他高瞻远瞩。在以后的数年里，老牟也的确“计划”了很多别人想不到，甚至想也不敢想的“大事”——


   1993年4月，南德与重庆大学在重庆宾馆签署了联合办学的协议。同时，双方还决定将重庆火锅快餐化，推向世界，在五年内做到销售收入1000亿元，南德投入2亿元成立重庆麻辣火锅快餐公司，将从1000亿元收入中拿出15亿元建立重庆大学教育基金。同时，南德宣布收购重庆当地的一家柴油车修配厂；


同年春天，老牟宣布投资100亿元独家开发满洲里，建设“北方香港”；


同年11月，南德又与张家界市签署了一项协议，计划投资10亿元进行区域开发；


1994年，老牟提出建一个118层高的大厦，地点考虑在北京或上海，下边的广场就叫小平广场，投资100亿元；


同年，老牟考察陕北，情绪激动地表示：准备在陕北投资50亿元；


1995年，老牟在一次演讲中提出要办一所“南德儒商大学”，投资5亿元；


1996年，老牟宣布对辽宁的三家国有企业进行12亿元的投资改造；


同年3月，老牟提出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深2000多米的口子，把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引入我国干旱的西北地区，使之变成降雨区。继而，他又提出采用定向爆破的办法，在横断山脉中筑起一座拦截大坝，可以引入2017亿立方米的水量，投资额为570亿美元；


同年9月，南德对外公布投资控股总造价为1亿美元的“国际卫星—8号”；


…………


    这些常人想也不敢想的大项目，他都准备用他的“空手道”理论去指导实践。但这些项目的设想和部分实施，最后不但没有拯救老牟，还把他拖入了无底深渊。我终于明白，老牟确实是一只无脚的鸟，他只能飞翔，却又没有好的空气——他必须要在南德的路上走到底，但资金不够，环境不畅，力量不济。于是他只能不断造势，不断许下诺言，夸下海口，以期吸引眼球，得到支持，并弄来钞票。因为在他看来，他若停下来，就只能是死路一条，而继续往前走，也许可能柳暗花明。


    可现实终究是现实，它是世俗的，也是实在的。老牟忽视了每一个项目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多的资金，很多的智慧，才有可能完成的，或者在现实的环境中根本就完不成。而人们关注的只是结果，是立竿见影的效益，于是，在中国的地摊上出现了一本《大陆首骗牟其中》的刊物，这本刊物虽然是非法出版物，然而，平常的人们都相信这书里讲的都是真的，因为老牟说了那么多“大话”，没有兑现，不是“首骗”，也是“骗子”。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承认什么“正在进行中的项目预期收入”。人们更能够接受的是开面馆似的“当天结算”现状。


    其实，老牟哪是什么骗子，他自己倒是经常被骗。如当年搞“高保真音箱”，有人找到老牟，称自己发明了“数字式全保真音箱”，愿意拿专利与南德合作开发生产，老牟就同意了。其实数字传输虽能把失真度减少到近于“零”，但从理论上讲，声音复制是无法做到绝对“全保真”的。老牟相信了专利人，投资35万美元，结果上当受骗没能收回任何效益。美国航天飞机与俄国和平号空间站在外太空对接，这是全球高科技中的顶尖技术，全世界也只有美国、俄国能够做到。老牟听说美国有人发明了“失败卫星对接技术”，美国政府认为有风险不愿收购，老牟却抢到了手。英特尔公司为了研制运算速度更快的新芯片，投入科研的资金肯定以数亿美金计算，美国加州华人刘某，自称可以抛弃二进位制方法，改用中国珠算的进位方式来彻底改造计算机芯片，于是，老牟相信了，前期风险投资10万美金，可惜，项目研究迄今尚无任何结果。


     可“首骗”一出，南德商业信誉从此扫地。崩溃像倒下了的多米诺骨牌：美国业务拉闸了，满洲里工程停摆了，全保真音响无疾而终，卫星的股权也被迫一点一点地卖掉了，职工领不到工资也渐渐走人了。


    那时间，老牟回到家里，精神有点恍惚了，但在公司讲话仍然充满了激情：现在公司面临着困难，是因为许多计算好的事由于宏观调控，美国业务的失误，使计划发生了偏移，不能如期进行，但大家绝不要丧失信心。不就是欠几个亿吗？我这么大公司，几个亿贷款算什么？我们还有10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有满州里国际公路口岸的即将竣工开通后的可观收益和卫星投资上即将收回的租金（在南德后来被迫卖掉卫星产权的时候卫星正收回了半年的租金）。又不让我出国，我怎么开展业务？给我两个月时间，保证能把内债还清。


    记得当时老牟还向中央领导人打了保票：三个月还清所有债务。


    然而，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债务的黑洞依然如旧。在南德最后的日子里，老牟一直在同有关部门周旋、抗争，极力想挣脱那张看不见的罗网。背后检查、审查的各部委很多，但就是没有一家来和南德“面对面”，以至于南德极力想反映真实状况却找不到对口的主管部门。


   当时老牟给我的感觉是：他主观上还是极力在想还债的。


   关于给他定罪的几个主要关键证据竟是伪造的


    古人云：屋漏又遭连阴雨，行船偏遇顶头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南德带给老牟的，不仅是大厦将倾的危机，还有他的第三次牢狱之灾。


    1999年1月7日，早晨8点多钟，我和老牟坐着一辆黑色的奥迪到公司总部上班，当车行驶到门头沟附近时，一名交警走上前来拦住我们的车，接着，几名警察快速跟上，说是公安，拿出拘捕证在我们面前晃了一下，就给我和老牟带上了手铐，然后，把我们从车上拉下来，分别推进他们带来的面包车里。车驶过北京城后，有人拿出刑事拘留证让我签字，拘留证上拘留原因一栏是空白的，也没有印章。我问，为什么抓我？公安回答，叫你签你就签，别多问。


    当着我和老牟的面，北京警方和武汉警方作了移交，这时我才知道北京不是终点。下午，我与老牟被押上北京开往武汉的T37次列车，晚上6：53，列车向南驶去。公安包下了整整一节软卧车厢，我和老牟分开关押在一个软卧包房，每个包房有四人看守。第二天早上到了武汉，我和老牟被押上警车，送往不同的看守所。我被关在武汉第一看守所，这里关押的全是女犯，涉嫌吸毒、卖淫、偷盗，什么人都有，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监房关押着八九个嫌疑犯，吃喝拉睡都在里面。


    在武汉的当天，我就被提审，公安拿出盖了章的拘留证要我重签，但仍没有填写罪名。提审人问的全是与老牟有关的信用证诈骗问题。这时我才知道，老牟前些时所做的一些外贸生意公安称为是“信用证诈骗”。我是第一次接触“信用证诈骗”这个名词，要我用这个名词来解释老牟罪行，无论如何我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我在公司不在决策层只是个办事员。面对着公安的提审，我一无所知只觉得委屈，不停地哭。


    1999年10月12日，天下着很大的雨。办案员将起诉书送给我，起诉书上说，南德集团作为被告单位被起诉，老牟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列为第一被告，还有公司其他几个与本案有关的人和我也成了被告。我的罪名是：被告人夏宗伟根据被告牟其中的指示，在信用证诈骗活动中负责承办有关请示、批复；在被告人姚红、牟臣等人制作的档案上多次加盖被告人牟其中的签名章。因而夏宗伟直接参与了信用证诈骗罪，系直接责任人员，构成了信用证诈骗罪。


    看到起诉书，我很不服气：1997年8月，中国银行湖北分行以民事纠纷起诉，第一被告是“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第二被告是“交通银行贵阳分行”，第三被告才是我们南德，为什么一年之后，湖北高院非要撤销民事诉讼，1999年又把南德拿出来单独列为刑事案件的第一被告？既然是“黑吃黑”，如果把其他责任人一并推上法庭公开审理，该判南德什么罪，该判老牟多少年，也算让人服气啊！


    2000年5月30日，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认定，牟经前妻夏宗琼介绍与澳大利亚澳华公司经理何君相识，共同策划以虚构进口的方式，通过对外循环开立l80天远期证的手段，非法获取银行资金，并商定由何君找到可以为南德集团开信用证的湖北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牟委托何君作为南德的代理，负责与湖北轻工联系，并指使员工姚红、牟臣持牟签发的授权委托书到武汉与何君具体商谈开证事宜。l995年7月，牟以南德集团法人代表的身份，与湖北轻工签订了代理进口货物总额为l.5亿美元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并由何君编造虚假的外贸进口合同，通过湖北轻工为南德集团从湖北中行开出l80天的远期信用证，开始由何君所在的澳华公司及美国索斯曼等公司代理境外贴现。l995年9月，随着开证的金额增大，湖北中行、湖北轻工提出如继续开证，必须提供担保。为此，经夏宗琼介绍，牟又与贵阳交行信托投资部主任李建平取得联系，派出姚红、牟臣、牟波从贵阳交行处开出20份具有担保内容的“见证意见书”，并缴纳了手续费。同时，牟又以南德集团的名义与香港东泽公司签订了代理贴现协议。自1995年8月15日至1996年8月12日，南德采取虚构进出口货物的手段，通过湖北轻工在湖北中行共计骗开信用证33份，开证额是8000多万美元，南德集团通过香港有关银行议付信用证31单，获得7500多万美元，造成湖北中行实际损失3500多万美元。


    我被判决“免予刑事处罚”。那天，由律师帮我办完手续，我才离开关押了整整17个月的看守所。按规定，从看守所出来前，看守所干警要与我谈最后一次话。我使劲地哭，衣服湿了一大片。我对干警说：“我失去的不仅是自由，还有尊严。一个公司职员，被老板要求往材料上盖章，如果这也有罪，那么为老板打工的每一个职员，是不是都要被判有罪？全案5个被告，就老牟一个人被判无期，而真正的罪犯却以不同的方式缓刑和释放了，公道在哪里？”


   一审被释放后，因为不是终审判决，我还要办取保候审手续，按法律规定取保后要回户籍所在地，但我必须对判定我有罪要上诉，没有与来看守所接我的亲友一起回家，继续留在了武汉，找熟人为老牟写上诉书，但得到的回答是，这么大的案子，一审判了二审没有改判的机会。但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虽然无助也要挣扎。


   我还来不及呼吸自由世界的新鲜空气，就开始东奔西走，忙着为老牟上诉。但关了这么久，我感到世界变了。原来的南德没有了，原来的关系也没有了，我被没收的电子通讯录里的记录也全被删去了，几乎找不到可以找的人。其实，一个被认定有罪的人，又会有多少人帮助你呢？


   不过我还算幸运，虽然囊中羞涩，没有请律师的钱，二审还是得到了几位凭着良心办案的辩护人的支持。但律师可以得到的资讯有限，40多本案卷，能看到的微乎其微，二审法官没再公开开庭就直接宣布维持原判。不过，我并没有因为湖北高级法院的终审判决而气馁，我仍不断地写信向上级反映真相，希望寻求有关领导的重视。南德原属民营企业，在中国计划经济还未健全时，没有哪一家上级可以帮我们说话。奔波上诉无果，2000年8月22日，湖北高院公开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为此，我不知碰了多少壁，抹了多少泪。


   2001年11月，有关信用证案的民事案恢复审理，这给了我一次进一步了解案情的好机会，也是我最后说话和争取权利的机会。为了表示公证，司法部门没有将这一“民事案”放在武汉，而是安排在湖北随州中级人民法院。这天，我是和律师一起去看的案卷，武汉到随州要三个半小时的车程，律师又有事要当天赶回武汉，为争取时间，我只有将有关审讯笔录一张一张影印下来，影印了一整天，差点没赶上最后一班回武汉的长途车。


   回到武汉，我将影印的材料一页一页仔细查看，然后，利用探访老牟的机会互相沟通、回忆，我们发现口供笔录中大部分人是讲的真话，有个别人在个别地方说的却是假话。我们将各人的口供编串起来，慢慢的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出来了。由此，我也才发现了很多可以证明老牟无罪的证据。我不明白，当时律师们为什么不出示这些证据？我去问辩护律师，才知道没有一个律师当时能够看过完整的材料，我只能抱怨苍天无眼。


   我在审讯笔录中找到了多人的口供，刑事判决书中的事实与口供中的事实完全不相符合，当时湖北轻工在开出信用证的时候，是澳洲的商人何君与轻工在做生意，南德与轻工一点关系都没有，轻工的业务负责人自己也承认是在1996年六七月后才认识南德的人的。轻工称1995年7月1日就有南德委托代理协议开出信用证，而事实是1996年6月，轻工才与南德的人有第一次接触，那是因为公安开始查核轻工的问题，轻工才要求南德帮助补签一个协议，如果真要判的话，充其量南德是被迫作了并没有实施协议行为的伪证，几个人的口供可以相互印证，另外还有证据证明，被签协议上加盖的牟其中的手迹签名章也是在1995年的11月后才刻制出来的。


    我就用找到的这些新证据在民事开审时使用，被法院采纳了。民事开庭非常公正、认真，原告是中行湖北分行，第一被告湖北轻工，第二被告交行贵阳分行，南德是第三被告，用了整整5天时间作法庭调查，我感触很深，因为法庭刑事审讯开庭仅仅只用了一天的时间，所有关键证据都没完全举证、质证，被告人都还没有机会发表辩护意见，就称调查完毕。


    民事判决后，我又到北京找到中国的一些刑法专家，将有关证据提供给他们，要求他们对“牟案”进行一次研讨。


   2003年1月18日，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赵秉志教授在京邀约了其他3位全国著名的法学专家，包括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兼中国分会主席高铭暄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黄京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龙翼飞教授，就牟其中信用证诈骗一案进行了论证。专家们一致认为，一审判决及二审裁决所认定的基本事实有误，被告单位南德集团及被告人牟其中等的行为尚不足以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其理由是牟其中等不符合信用证诈骗罪的主体要求，信用证诈骗应该是信用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信用证法律关系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则不能单独构成信用证诈骗罪；而南德集团及牟其中也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符合信用证诈骗罪的主观特征；南德集团及牟其中等并没有实施实际的诈骗行为，不符合信用证诈骗罪的客观特征；而循环开证的行为并不存在被害人，不符合信用证诈骗罪的对象要求。专家们最后的意见是：“应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本案予以重新审理。”


    在专家做出新意见的基础上，我和老牟慎重地用特快专递信件向湖北高级人民法院寄出了刑事申诉书，并抄报给了最高人民法院，再次通过法律途径向法院申诉。


    2003年11月10日上午，我再次来到到湖北省高级法院立案庭，此时距我邮寄申诉材料已近8个月，我还没有收到回复，经讯问，一位姓周的工作人员对我说：“再等等吧，什么时候给你答复，我也不好说。”


   尽管如此，但我坚信，已有了重要证据的牟案终会真相大白，老牟和我所蒙受的冤屈一定会扫清。


梦想不灭，他以延长生命来弥补坐牢的损失


   2003年中秋，老牟接到通知，他的无期徒刑被改为有期18年。他写信给我：“今年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我看着这月亮笑了。”他说，他高兴的倒不仅仅是徒刑减了，而是因为我找到了证明他无罪的新证据。期望早日自由，并重返商场，实现一个民营企业家的现代理想，是他始终没有泯灭的梦想。


   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老牟在牢里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5：l5起床长跑4000米，直到全身汗流浃背，6：30早餐，7：00上工，11：30下工，午饭后可以休息一会，晚上5：30吃饭。洗冷水澡，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是这样。每周供应的二次肉，坚持忍住不吃，滴酒也不沾，以此培养自己的体魄。他说，他出狱后将放弃国家赔偿，他要用这种锻炼身体、延长生命的方式把坐牢的损失补回来。


    在牢里，老牟虽是自由的奴隶，却是时间的富翁。为此，他订阅了《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五份报纸，在狱中熟读了马列著作，更熟读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有时也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更多的时间，是在继续思考和总结他的“研究课题”——“智慧文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他说他在狱中，写了一篇《毛遂自荐，狱中请缨》的文章，大意是：请中央指派一个部门领导南德“后续的实验”，即南德全资自费创办“南德世界大学”，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有效地吸引管理智慧，将以经营智慧为主要特征的智慧经济生产方式向全世界展示出来。报告中对学校的宗旨、师资的选择、学生的来源、课程的设置到学生创业安排，创业之后的股份分配、资产增长评估等都有详尽的分析。他说他要再造三个“国际特区”，一个建在中国，一个建在俄罗斯，一个干脆建在美国！起步阶段的投资金额，至少要十亿美元。他说他已经给中央写信了，希望中央拿他领导的企业做实验。成功了，可以推广；失败了，也只是他们几个人生死荣辱的事情。他说他连死刑都判过，是改革开放路线救了他，他为了改革开放路线，还有啥舍不得的呢？


    最后，他对我讲，现在他身陷囹圄，这正因为是“历史要将我推向高峰，所以要先将我打入深渊”。


    老牟爱说“大话”的毛病仍然没改，他是一个喜欢生活在梦中的人，一旦失去了梦，他的精神将会崩溃。我能理解他，也很同情他。本来准备到市区租房子的我，突然决定就在附近下河村租农民的房子，与老牟住近一点。因为老牟没有一个亲人在武汉，也不会有亲人去看他，他又患高血压……


   监狱规定，每月犯人的亲属有一次探监，老牟的亲属就只能有我了。每次到监狱，我见他的情绪都很急躁，好像很多事都想办，然而都不能办。他还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施展着他作为职业企业家的才华。


    记得在2002年春，大约全国人大召开前后，对如何改善湖北的投资环境，发展湖北经济，舞活湖北中部崛起的龙头——武汉，成为各级领导和老百姓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


    虽在此次牢狱之前，老牟只是非常短暂地来过武汉两次，但如今身陷大牢的他，仍然没有褪掉商人的本色。一谈起武汉的建设和发展，他就忘掉了大墙内的寂寞，心情特别兴奋。他曾对管教干警谈起：对建设武汉，我有个建议——可利用武汉的天然优势，把武汉建设成为中国内陆的威尼斯。湖北素有“九省通衢”、“千湖省”之美誉，长江、汉江贯穿武汉三镇中心，周边湖泊不计其数。武汉具备了威尼斯的自然条件，却没有成为威尼斯。江、湖虽闻鸡犬之声，却老死不相往来，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如果把东湖、汤逊湖、沙湖等主要湖泊与长江、汉江打通连接在一起，把死水变成活水；把不能与江水相连的湖彻底改造，那武汉就变成了中国内陆的威尼斯了，楚文化、投资环境、旅游资源等就会被充分地挖掘和得到利用，湖北的龙头岂不就活了？……他还希望他的管教干警能够将此想法转达至有关部门，以期能对湖北的“龙头”经济发展有所启迪。


    大约在老牟向干警提出这个建议的数月之后，《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等媒体，就刊出了与老牟思路一致的专家、学者们致有关部门的谏言，据说还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已将之纳入了武汉长远建设的发展规划。


     前不久，我到监狱探视老牟时，老牟非常激动，他说他如果还能出去，他会把过去几十年的奋斗，当成学习的过程和经验的积累，去实现他的三个目标：一是除开三年的恢复期以外，十年之内他会建成排列世界十强的一家企业；二是办一座实习、研究智慧文明时代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学；三是写一本关于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学著作。他说他1980年，仅以借来的300元人民币创办南德，第二年的经营规模便超过了100万元。1984年，他第二次平反出狱，公司变成了废墟还留下了5万元的债务。不久，他又在负5万元的起点上，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飞机易货贸易业务，接着又成功地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这一次，他将从负3亿元人民币的起点上起步，他的感觉不是担心，而是感谢命运又给了他一次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他感到一种临危受命的激动……本世纪初，石油大王、钢铁大王能做到的事，今天东方的牟其中可能做得更好！


    老牟又开始做他那无脚鸟的“美梦”了！他没有想到为了追求这些“美梦”，他已经是第三次坐牢了。2003年9月14日是牟其中三次坐牢加起来整整10年的日子，36岁第一次坐牢，现在63岁。放下“美梦”，可能轻松多了，然而，牟其中不是这样的人，他要像“夸父”一样去追赶烈日，宁愿粉身碎骨；他要玩“西希弗斯”的残酷游戏——费尽千辛万苦将一块石头推到半山腰，正在他为暂时的胜利而兴高采烈时，竟失手让巨石滚落山下，然后，他又奋力继续往上推，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