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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大型水库工程研讨会综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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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9-11 10:58: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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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的出路2

  丘吉尔(华盛顿国际能源集团)的论文探讨了水电面临的问题和出路。本综述所收的论文《水电——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也是丘吉尔所做,是本文的姊妹篇。
  引言
  在国际上,水电正处于困境。水电遭受环保组织的责难,特别是大型水电;水电面临其他能源的竞争,如天然气,周期短,造价低,有优越的短期效益;水电越来越难拿到优惠的政府投资。在这种情势下,水电的前途受到质疑,这是事情的一面。然而,水电还有光明的一面,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80年代建造的大型水电,有三分之二是在发展中国家。它们对电力的需求一直在迅速增长,还有许多优良站址还没有开发。水电利用的是本国再生资源,不像化石燃料(煤油气)那样,要么靠进口,要么本身就是宝贵的换汇资源,所以备受发展中国家的青睐。此外,比起火电来,水电还具有管理成本低、运营简单等优点。
  水电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前途,而是如何走出困境,迎接前方的挑战。
  增长的电力市场
  据世界能源理事会偏于保守的估计,1990年~2020年,世界能源需求量将要翻一番。增长的大部分是在发展中国家。
  水电又能满足多少需求呢?世界能源理事会的估计是年发电量从90年代的2万亿度到2020年的5万亿度。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小水电。环保组织更为保守的估计也认为水电的年发电量可能达到4万亿度。以目前的负荷因数计算,上述对发电量增长的估计要求世界水电总装机容量从1986年的6800亿千瓦增加到2020年的22000亿千瓦,年增长率为4%,相当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半。可开发的水电利用率从10%增加到30%。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预估是基于以下前提:第一,远距输电技术持续进步,低水头电站的效率提高,以适应站址越来越偏僻、越来越远离用电市场的趋势;第二,今后25年,新建水电容量的一半将位于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大水电王国,它们具有巨大的市场。水电潜力的另一半则在非洲,但那里的市场有限。如果非洲国家继续依赖进口电力,那里的水电潜力就开发不了多少。
  不大友好的氛围
  十年不到,水电的名声一落千丈,这个曾被誉为最有环保优势的能源现在成了众矢之的。对水电的批评有没有道理呢?
  从有些工程来看,可以说有。水库的环境和社会效应,特别是移民,在发展中国家的记录历来很不怎么好。工程的业主、施工和投资各方都把这类问题交给政府管,而许多国家的政府又没有能力管好。
  将来怎么样?对环保和移民问题重视起来,是否就能消除水电的恶名呢?有这种可能。
  水电工程在这些国家的问题大都与它们过去的不发达状态有关。有些问题的根子在产权不明,人权不彰,又没有体制保障。有些问题的根子则在管理资源的缺乏。这些都是大环境的问题,不是工程本身能解决得了的。
  有时候,体制的缺陷可以花钱克服。如,中国的180万千瓦的小浪底工程涉及18万人口的迁移。1994年世界银行拨给5.7亿美元作为工程投资的一部分,用于支付征地移民费用的1/5。这种附加费用会降低工程的收益率,不是什么时候都用得起的。
  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多数国家的政府同意要顾及环保。不过,许多国家缺乏相关的管理能力。不意识到这种局限性而盲目规划,造成工程后的巨大开支。如哥伦比亚56万千瓦的瓜塔培2期水电工程,由于工程业主和世界银行都没有预见到移民的复杂性,工期拖延了三年,工程耗费翻了一倍还多。工程的拖延,使水库延期蓄水,给业主造成了相当于一整年发电量的损失。
  改进责任机制
  工程在规划和施工阶段中责任界限不明,使水电在处理环境和社会问题上记录不佳。公众的看法是这样,实际情况也是这样。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水电工程是由政府机构垄断的。它们的应变能力很差,也不敏锐。它们既不受商业法则支配,也不受公众监督。它们没有作为服务对象的客户,有的只是作为施舍对象的子民。在水电工程建设中,它们不重视环境和社会问题,只看见技术问题,也只懂技术问题。
  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压力迫使政府进行改革:私商投资,法规开放,电力市场引入竞争,系统管理,输电服务,取消垄断。这样由能源私有化和公众关注所形成的新体制,才比较能够负得起责任。
  移民工作很差,造成工期延误,会影响投资者的收益。那么就可能把投资吓跑。世界银行对1970年~1990年间完成的80多项水电工程所做的研究表明,移民费用在工程预算中所占不小,也是导致投资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移民费用平均占预算的11%,最高达22%。移民费用平均超支54%。移民对工程造成的间接损失可能就更大了,例如移民导致的工程延误而造成的损失。政府要能够妥善处理环保和社会问题。目前,开发商和投资商正处在国内外环保组织的火力之下,政府如果不能采取措施取信于民,开发商就会望而却步。
  形象问题
  水电的形象与公众的观念有关。大家对环保和社会效应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对水电的期望也相应地提高了。相对于理想状态,水电的形象就显得落伍了。
  但水电的有些问题是不能拿观念改变来推脱的。水电工程的耗费往往超出预算很多。70年代和80年代完成的80项水电工程中,有3/4突破预算。超支25%以上的有一半,超支50%以上的有30%。
  引起超支的客观原因:意外的地质状况,经费延误,移民问题等造成工期拖延而增加成本。主观原因:管理不善,施工有误。 这与管理层和工程人员的水平和经验有关。
  结果,水电工程被看作是不可靠、高风险的项目。在私商投资成为趋势的情况下,对水电的投资就越来越乏人问津。不愿对水电投资,还因为大家认为水电工程成本难料,收益难靠。再者,水电工程的投资周期也太长,夜长梦多,增加了不定因素。
  此外,对电力需求的预测,误差太大。世界银行对1960~1985年间的预测做了分析,发现有3/4以上的预报都过于乐观。时间越长,误差越大。这对于工期特长的水电尤其要命。
  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体制问题,也为水电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因素。政府作为所有者发起工程,其代表机构一般却不做规划、设计和施工主管;责任分散,很少引入私商,降低成本。
  怎么办
  金融机构、环保组织和电力部门都想解决这些问题,但最终都碰到体制性的障碍。
  解决“人”的问题 为制衡政府在移民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上的弱点,可能有必要赋予当地社区以一定的权限。
  电力部门和政府机构的职责是保证用于移民的资金到位,而不是决定每一块钱应当怎样花。迁移补偿费为什么不可以直接交给个人或社区呢?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个人产权不发达,应以社区为单位。
  如果水电工程需要迁移某个社区,应估算出迁移补偿费,把补偿费交给社区负责人,让社区自己决定买什么,给谁买。土耳其允许每个移民从规定的服务项目和补偿项目目录中自行选择。
  如果社区领导人能力差,政府、投资方和工程承建方当然可以多管一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当用商业方式办事,避免沿袭家长式的行政命令。
  只要可能,就应当发挥地方参与的作用。水电建设业应当在全世界推广参与制。
  政府有责任让公众认识到工程确是解决实际需要的有效措施。这个过程可能慢一些,困难一些,但从最近几个工程的经验来看,这是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智利45万千瓦的潘戈工程,政府与各方相关群体达成迁移问题协议,是取得私商投资的关键。一个政府如果不愿意、不能够开展这种对话,私商就没有必要冒这个险投资。
  改善水电名声 水电建设业要注意自己对成本估算和施工的记录。记录不佳,使水电蒙受高风险这一名声之冤。后果是:找投资不易。
  要改进规划,提高施工效率。但根子还是在电力系统和水电部门的体制。只要工程是政府工程,就总有耗资高,质量差的危险。
  要想改进,就要把办事方法变一变,责任要明确。凡是决定建什么工程、什么时候建、谁来建、如何建的一方,要对最终结果负责。工程设计方,在设计中要对地质意外情况留出足够的余地,出了问题,要承担经济责任。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电力作
  为商品对待,受市场法则支配。只要存在“软”预算——即由公家承担风险和损失,就没有激励。如果股东不会因为工程业绩不佳而赔本,改进是不大可能的。哥伦比亚、印度和危地马拉最近的几个工程,工程收益的较大部分要取决于工程是否按期完成,是否在预算内。
  技术进步
  水电面临着其他发电技术的竞争。短短几年,使用天然气的燃气轮机已发展成为发电的主要技术。与水电相比,其物理和经济特点几乎正相反:投资小,预估精确性高,工期短,运行成本高。在天然气供应充足,价格低廉的地方,水电很难与之竞争。
  当然,天然气也不是哪儿都有。水电在很多地方还是与煤电和油电竞争。跟这两位老兄比,水电还是蛮有优势的。一是环保好一些,二是属于本土资源。在一些大国,如中国和印度,电力需求很大,所有的能源都得用上。
  新技术也能帮助水电在未来扩充地盘。如用于低水头和小电站的水轮机,效率不断改进,那么,就可以在很多地方发展对环境害处少而效率高的水电。用于大型水轮机的变速发电等新技术,可以使现有电站升级、扩大,或开发新电站。远距高效输电新技术,可以使因距离遥远而不宜建站的地方成为可以开发的站址。
  迎接未来
  水电目前的困境,迫使政府进行体制性的改革。其中主要的举措是引进竞争,私营所有权,以及私商投资。
  仍然有人认为将来的水电还是要靠公家投资,甚至说,私营力量建不了水电站。
按当前(90年代中期)做事的方法,这种说法没错。高比重的私营资本是留着给那些规划可靠、环境公害小、风险低的工程用的。工程由公家包揽的情形仍在持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将招来更多的批评,减弱水电的长远竞争力。
  我们需要新的公私合作模式。私方要对全工程承担很大责任;作为回报,私方可以在项目选择、设计、施工和运营方面,有很大的权限。政府方面则要对电力部门进行改造,使其成为参与竞争的企业,受商业法则支配;作为回报,政府方面可以少出钱。在过渡时期,政府拨款和担保还是很重要的。这只应是临时措施。一旦工程站得住脚,政府拨款就可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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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Meeting Hydro's Financial and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by Anthony Churchill of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Group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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