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孔雀》东南飞，飞到晓东变野炊——当今“孔雀”争论之漫想

银河系

　　一、孔雀开屏与一百只眼睛
　　
　　
　　孔雀开屏，打开一个扇面很像一朵花。再一看，那花上点缀着的个个东西又像一只只眼睛。
　　
　　我盯着孔雀看，孔雀也盯着我。在我眼里，一百只孔雀开屏也还是像一朵花。在孔雀眼里，不知我像什么。
　　
　　人们常说，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以此来解释对于同一作品的不同看法。但争论却不会就此消失。人们发现，人和人的看法在总体上是不同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共通之处。虽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常常又有某种说法能得到较多人的认同，被冠以“客观”、“理性”之名。但即便如此，看法还是不能统一。
　　
　　看法不同，首先在于角度不同。角度不同，花也各异。角度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正如人生而平等。但却有是否符合当下潮流、是否吃香之别，正如现实中人和人并不平等。如今流行的是从“人性”角度来看电影，正如那个时代流行从政治、阶级性、意识形态来看电影一样。抢占了角度制高点，话还未出口，便已有了一种威严。
　　
　　如今人们评述电影，很多似乎不是爱上了电影本身，而是评述的角度与方式。就像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梦想腰里能别着一把手枪一样。枪未必用来打人，但谁不爱有枪的感觉呢？如今的观众，大多是这些孩子，迷恋武器的魅力，颤悠悠的端着枪，向一部部电影发射出子弹。“叭！”他们开心的笑了，哪怕打到了十万八千里之外，哪怕射出了臭弹。
　　
　　看法不同，还在于立场有别。立场是很严肃的东西，人一旦站错了立场，无论角度如何取巧，那枪也放不准了。当然，立场也不是死的，有的立场有对错之分，有的遑论对错但分高低，有的则可有可无。如今观影之人群，有两个立场是非有不可的：一曰消费者的立场，一曰公民（人民）的立场。遗憾的是，当今的人们大多站不准甚至找不到这些立场。
　　
　　人们对电影的看法，还受到社会历史语境的限制。如今的中国电影，正在荆棘和黑暗中披肝沥胆，缓步向前。每部电影在满足导演的诉说欲、给观众以饕餮的同时，还要承担起“救亡”的任务。乱子往往就是从这里发端的。一件事情，如果同时给它赋予两个以上的任务，往往就做不好。当今中国电影的症结，就在于此。
　　
　　当然，最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人的素质与水平。
　　
　　
　　
　　二、君子爱兰，还是牛嚼牡丹？——评论为什么是必要的
　　
　　
　　在当下关于《孔雀》的争论中，有一些事实因为太过显而易见而被大家忽略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从有这么一部传说中“众名导吐血担保”，并在现实中实实在在地捧了一尊“银熊”回来的影片后，一种关于《孔雀》的饥饿感便产生了。这种饥饿感不仅存在于上映之前，并且延续于观影之后。需要肯定的一点是，对于仍处于重度饥饿症中的中国观众来说，一部“孔雀”是堵不了他们的嘴的。那么，在观影之后的种种嘈杂声音中，除了叫饿声之外，还有哪些东西是值得注意的？
　　
　　在听取这些声音之前，首先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些声音为什么这么大？当然，大家都很饿，这可以理解。但放大音量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饿的程度。对于这些大嗓门的人，饿并不都是促使他们大叫的直接原因。在这个“有了快感你就喊”的时代，并不是说有快感的时候你才能喊。喊叫本身，首先标志了你是个正常的存在。其次才是喊叫带来的快感。
　　
　　这种评论（喊叫）的热情来自多方面，但表现手法却很单一。我疑惑的是，为什么看完一部电影，会有种“必须得说点什么”的感觉？就像现在写这篇东西，总想对电影本身做些深度的剖析，说出一两句一语中的的话来。为什么会这样？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在英格兰，根据当时的习俗，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在公共场合都要穿上皮鞋。如果没有，那他（她）就会觉得不体面。严格来说，皮鞋不是生活必需品，但风俗决定了它不可缺。评论电影也是这样。看完一部片子，如果不能在大家面前像模像样地说上几句，你就会觉得不体面。这些话本身并不一定说明什么，它只是表明：一，你懂得鉴赏；二，你会表达。这都是有历练、有文化的体现。如今的中国观众都勤于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皮鞋，也许正好从反面说明，历练、文化这些东西现在比较缺乏。
　　
　　本来，评论的水平见证了各人的口才、见识、品味、阅历与文化，但自从评论有这么一种“标识”作用后，一种腐败就产生了。人人都学着说最高端的话，其意图也未见得是标榜自己的档次，只是不想被别人看低而已。这种攀比一旦形成，言论的质量也就没有保证了。人群依靠话语中的共性区分成一个个小团体，互相睥睨，相互吹捧。常见的一种景象是：某人打着高高的旗号跑到一群人面前说：“我喜欢某某，让我加入吧！”或者：“我最讨厌某某某了，特来投奔你们！”于是聚在一起，玩没有赌本的赌博。有意思么？没啥意思。但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玩的事情。
　　
　　评论不完全是自发的，而是刻意的，半强制的行为。评论的价值，一在于分类（定位），二在于自慰，本身的意义已被扭曲。因此，这些声音是没有多少含金量的，即使说中了一些问题，也大多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观众们实在是太饥饿、太空虚、太无望了，以致透支着每一次的希望，希望过后是失望，随之便是愤怒。除了少数的影片被他们放到庙堂里供起来，绝大多数都在榨干嚼烂后被扔进垃圾堆。
　　
　　在这个评论场中呆久了，一些不正常的东西也变得习以为常了。一些本来不错的观点因为被大众毫无节制的套用滥用变得恶俗无比。听多了这种声音，你会觉得中国电影每走一步都是错的，没有丝毫的希望。商业片要被骂，因为商业片经不起咀嚼，味道一淡后就被吐出踩在脚下；艺术片要被骂，因为曲高和寡，导演不考虑观众，只知道自说自话；积极向上的东西要被骂，因为那是粉饰太平；阴暗丑陋的东西要被骂，因为那是卖弄家丑。在“世界上最好的影迷”面前，所有的中国电影人都应该羞愤地一头撞死。
　　
　　电影要救亡；电影要讨中国人的好，不应该只讨外国人的好；电影应该老百姓喜欢，不能只专业人士喜欢。观众好像都是技术监督局的，看完电影后就琢磨着写质量检验报告。每当看到诸如“观众需要的是什么什么”或“中国电影应当如何如何”之类的句子时我总是感到好笑：你哪来的资格代表全国观众？你有什么能力为中国电影指点迷津？
　　
　　
　　
　　
　　三、孔雀开屏——这是朵什么花
　　
　　
　　如今的电影评论态势，可谓“人人皆是影评家，天天都是电影节。”一听说“孔雀”好，便群情涌动纷至沓来，不仅观之评之，还欲烹之食之。孔雀成了秃毛鸡，众人拿来填了肚子，酒足饭饱后还不忘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呸，肉是酸的！”
　　
　　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众名导到底“吐血担保”了什么？因此而成功构筑起的大众的期望与信赖又是什么？担保这是部好电影？那“好电影”的标准又是什么？
　　
　　“孔雀”是一部收敛起了“用心”的电影。顾长卫，你丫搞什么飞机？大快朵颐后的观众边剔牙缝边问？有啥目的，说出来吧，帮你看看实现了多少。什么，你也不知道？这样的话能相信么？
　　
　　有时候我想，我们是不是太热衷于目的性的叙事，而忘了生活的常态，平淡中的娓娓道来？我们太执着于效益，为每个行动赋予功利性的意义，这其间是否失去了什么？看着他一板一眼、不紧不慢的讲述着那个年代的生活，沉不住气的反倒是我们。顾长卫，你丫想说什么就说吧，玩什么深沉哪！这样的质问，是不是恰恰反映了我们的浅薄？
　　
　　看了《孔雀》，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生活中到底有何种的魅力，会使得电影人试图将它再现在银幕上？无论直接或间接，生活都是电影的来源。意义和内涵源于生活，升华于电影。但这些东西并不都是显性、完整、归一的。顾长卫说：“我们没有权力通过电影告诉观众一个真理，因为我们不是圣人。”没有权利告诉，不等于没有权利转述。生活给予你意义，用影像表达出来，就是电影的行为逻辑。有的时候，没有一个明确目的反而是件好事，可以静心思考生活里有什么，以及你要保留什么。
　　
　　生活中有太多的枝枝蔓蔓，本是其魅力所在，却往往被编导的拙劣手笔修剪得韵味全失。保留下的也许是最急需的那部分，填饱了观众的肚子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了，只能等着排泄出来的东西作化肥。“为人民服务”是个好命题，“群众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却未必是。
　　
　　中国的观众们真的饥渴，看电影的时候就不用说了，更多是表现在说上。观众仿佛都是资本家，压榨着每部影片的剩余价值。因为说不仅可以制造快感，更重要的是还能带来一种认可，一种荣耀。每当听到观众说出：“中国电影就是缺乏对人性的深刻描绘！”或者“中国的导演只知道自揭疮疤讨外国人的好，骗几个奖回来，从来不知道认真思考观众的需要”时，你真的可以相信他们说出了真理，看清了问题的本质，并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落实到每一部电影上时，你又不能不觉得他们这种刀劈斧剁式的定论性语断实际是在扼杀中国电影。无论如何，中国电影的振兴是要一步步来的，其中固然有阶段性的飞跃，但并非每部电影都有这样的素质与幸运。人人都知道一口气吃不成个大胖子，但潜意识里又都禁不住这样想。没有面包的时候盼面包，有了面包又盼它是满汉全席，盼来盼去，大部分的希望就这样被 “盼杀”了。这时候他们手里握有些粗糙的“武器”未必是件好事。
　　
　　商业片必须考虑观众的反应，艺术片却自有其卓尔不群的气质和独立的个性，不会随意俯下身来向每名观众献媚。如今的很多人，在看电影时，是大爷的心态；评电影时，是大师的心态；骂电影人时，是老子的心态；做粉丝时，则是孙子的心态。看电影不是休闲，而是进补；电影本身不是零食，成了正餐。这也难怪无论拍片的还是看片的心态都那么沉重了。都是穷的，饿的，倒霉催的，谁也不能怪谁。怪这个世道吧，人心不古，众口难调。
　　
　　
　　
　　四、人性是个好东西——谁是那朵最美丽的花
　　
　　
　　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人人都不惮于话语权的充分利用乃至滥用。人们在话语的乐园中纵情声色，这就难保有些不像话的话被说出来并广泛流传。比如：“好的电影应当反映人性。”比如：“真正的艺术应该超越历史，超越阶级，超越国界”等等。
　　
　　这些说法，大致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一作为标准引入到评论中去，就容易出问题。“艺术无国界”是个很美好的命题，但电影并不是纯粹的艺术，现实中的艺术也并不都能超越历史阶级范畴。而“人性论”，也是当下流行的一种文艺批判“武器”。但一论及电影的主题就言必提“人性”，让我感到诧异和别扭。看到那些侃侃而谈的人们，因为讲出了“人性”一词而满面红光、洋溢着成就感的情景，使我觉得这种说法又是一剂迷药，让昏睡中的中国观众愈发沉迷。要命的是，更多类似的迷药正被国人自己不断地造出来，吞下去。“武器的批判”在“发展第一”的今天仍然显得紧要。
　　
　　人性是什么东西？不要说你不知道，但你也一定说不出来。虽然讲不明白，但都能丝丝点点些些的感受到。词典中对人性的解释有两个：“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人所具有的正常感情和理性”。这就是说，它既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又是“正常的情感和理性”，应该是全人类所共通的“本质属性”。从这个角度审视电影，理应既不失之偏狭又不流于肤浅，是一种好方法。但问题是，你口口声声的通过“人性”看问题是否就抓住了人性的本质？抓住了人性的本质，是否就等于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不尽然。
　　
　　若要在此深究“人性”的概念，讨论将无法进行下去。不妨将眼光投注现实，看看一般人是怎样通过人性看电影的。如今这个利益至上的时代，我们的七情六欲被分割、瓦解开来，成为这类那类电影摄取观众的法宝。私以为大众在当今大行其道的好莱坞价值宣扬下，以人性之奇货可居，当有惊世之论。不料略一浏览，映入眼帘的净是些异化的“人性”价值观。这不由让人深思，在形形色色宣扬“人性”的电影中，是否真正诠释了人性的真谛？我们大众眼中的“人性”标准是否合乎正常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些都不可能在一时半会得到答案。
　　
　　简单地、形而下一点地说，所谓人性，外化于外部世界也就是人的选择。你有何种人性，便会有何等样的选择。人性标准一绝对化，便会导致选择的单一化，生活也就越来越趋向于有一个“标准答案”。对电影人生的解读与评判也就必然只围绕这答案而转。无论电影还是人生，都将因此失去意义。
　　
　　其实无论何种角度，都不能单一化绝对化。每种角度的运用，本身也有优劣之分。品位如果是座山峰，角度就是那山路。有些路虽是近道，但崎岖险峻，脚下虚浮之人不能乱走。通过人性看电影，也须在坚实的基础上才能得其真味。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个基础就是足够数量、种类的观影经验，足够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一定的知识、文化底蕴。
　　
　　
　　
　　五、这里只有孔雀，赏花请到后花园——评论为什么是这样的
　　
　　
　　如今的中国观众，大都没有这样坚实的基础。但他们想说，爱说。所以有些异样的声音也不足为怪。但麻烦的是，话说多了往往就被当作真理，却没有人站出来辨伪存真。懂门道的人不开口，也许是觉得没有必要。但看热闹的人是爱互相评价的，没有标准创造标准，评价就这样乱了套。
　　
　　《孔雀》的评价就有点乱。俗话说，“各花入各眼”，有人喜欢有人讨厌很正常。但他们拿出来的喜欢讨厌的理由却往往不大像样。“人性”一说讲过了，还有一种说法，往往联系到中国电影的国际待遇，那尊“银熊”，以及导演的创作意图和想法。笼罩在所有这些说法之上的都是一个“救亡”的主题。这个主题让每一部刚出炉或者即将出炉的中国电影都增添了一份沉重。胸怀企图的电影人殚精竭虑，总想自己的身躯一倒下，就变成一条通往电影强国的路。但顾长卫是否承诺过要做这条路，抑或路上的一个石子？
　　
　　有些电影只能是铺路石，如《英雄》。有些则有幸，将沉重的历史责任暂时抛掷一边，独自低吟着自己的心路历程，无论辛酸苦楚，快乐飞扬。它们幸免于泥泞的跋涉之苦，独自立在路边，细数风霜雨露，免于尘土沾俗。《孔雀》就是一部近似于“道旁小伫”的电影。
　　
　　有些电影在当时未必得到大众的认同和喜爱，但历史证明它却对电影艺术、电影事业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外国的例子不用举了。在中国，当下被批判被鞭笞的对象中，又有多少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因为有救亡一事，所有中国电影都有一场逃不掉的考试。人人可以阅卷评分，给出的成绩也千奇百怪。个个争当判官，难免有冤死的刀下之鬼。
　　
　　一部电影的价值，当由多种角度来衡量。而在“救亡”的阴影下，往往简化为只从主流价值来衡量。更要命的是，做这种评判的是受众自己，这就难免只顾及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同时由于观影本身的快感还不足以填补他们的胃口，于是品头论足也成了快乐之源，由此衍发出了相互吹捧、人以群分、好为人师等等附加作用。
　　
　　
　　
　　六、花与眼的相对运动——评论应该是怎样的
　　
　　
　　如今中国观众的一个独立观影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守望（臆想），咀嚼，呕吐，践踏。
　　
　　为了使自己的快感最大化，他们在每一个阶段都无所不用其极。无论在守望阶段投注了多么大的热情和幻想，也无论观影时得到了多大的满足，过后都必然是要颠覆的。这个颠覆常常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和从一滴水看见太阳黑子的阴暗为开端。《皇帝的新装》为直言无忌的童真式批判提供了样版，观众们也以搜索襟下之肘为乐。看完孔雀开屏后，便俯下身去专找那屁股。看到屁股了，便眉开眼笑手舞足蹈。他们爱寻到一个角度，把电影人的窘迫和无能尽收眼底。这样，他们细致入微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觉悟就表现出来了。随之便是对这些专业人士的俯视式批判。人们常说，要杜绝皇帝的新装。现在是新装未必天天有，但在马路上列队等着皇帝露出屁股的小孩倒是一摞一摞的。他们睁大了童稚的眼睛，同时撅起了小屁屁。
　　
　　大众需要什么，以及振兴中国电影需要做什么，这两者未必是统一的。但不发展就没有生存，因此这两者必须统一。电影人和观众就必须互相作出忍让。与此同时，一部电影不可能讨所有人的好，这个现象也永远存在。我们可以对电影的内容、表现手法进行责难，但没有权利质疑它的存在价值。这尘世中那么多只眼，花却还并不多。在春天到来之前，每一朵花必然在有一只眼里是最美的那朵。
　　
　　多一只眼去发现，一朵花就多一份存在。在缺少花的年代，我们不仅期盼百花齐放，更期望多一只发现的眼睛。
　　
　　我看不到美好，也许此花并非为我而开。我看不到光明，也许我的眼还未睁开。用一百只眼看一百朵花的盛开，一百朵花有千万种姿态。无论谁爱谁不爱，花还是客观存在。说到底，我没有看懂《孔雀》，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