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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和1920年，苏俄主动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并建议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谈判缔结新条约。直到今天，许多人还感激列宁的“和平外交”。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但我们必须明白，这是白给的便宜吗？

我们应该看到，当时俄国处于内外交困之际，自然希望先能够安内，外则能够挑起中国等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以减轻俄国的压力。因为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他们的骨子里都流着俄国沙文主义的血液。

1922年8月，苏俄代表越飞就建议中国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这一立场。这一建议遭到了顾维钧的否定答复：中国政府对不平等条约不想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政策，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谈判，以期有关各国乐于同中国合作，从而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只有在有关各国明确表示它们不同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或阻碍中国实现其国家目的时，中国政府才会考虑采取直接宣布废除现有条约的政策。大失所望的越飞表示，既然中国政府不愿接受建议，他就即将前往南方与孙中山商谈这项建议。不能说这没有威胁的意味。[1]

1923年俄国特使加拉罕在北京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可他提出只有中国先同意与俄国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而此时，俄国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施，如在外蒙驻军，同“独立外蒙”签定条约和协议等，致使外蒙实际上从中国分离出去，存在着破坏或取消中国在外蒙的利益和中国在外蒙的地位的企图。一千多名中国商人和工人被赶出外蒙，而且连政府特派员和他的卫队也被驱逐出境。而中苏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越权与加拉罕签定了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协议草案后，就马上被解职。加拉罕立即致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在48小时内宣布接受这一协议，否则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然而不少中国人却不能识破俄国的外交伎俩的阴毒。李大钊就认为该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当顾维钧向他解释，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李大钊却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可能生活得更好。[2]

将政治和外交混为一谈，意识形态、党派或者个人利益压倒了国家利益，这一直是中国的悲剧。孙中山当年许诺，如果日本帮他推翻了满清政府，就把东北给日本。为了“安内”这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目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独立。这都是政治利益压倒国家利益的典型。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就抗日问题说过的一段话也特别耐人寻味：“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3]

以前有句很时髦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话用在国际关系上似乎更贴切。甲午战争结束后签定了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而这却和俄国的远东扩张政策相冲突，俄国于是就勾结法国和德国向日本下了最后通牒，干涉还辽。俄国是充分地利用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因为法国要联俄对德，而德国因为这一点，更不愿意得罪俄国，因此，法德都愿意联俄对日。最后清政府用三千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俄国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领土的完整，但是，这却绝对不是它的初衷和最后目的。如果中国把俄国看成是自己的救命恩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它只不过是在“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4]在外交中，要分清谁是中国的朋友，谁是中国的敌人，谁非友也非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我们既不应该怀有特别的爱，也不应该抱着分外的恨。我们的言行唯一根据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除非我们认为国家利益一成不变，否则就没有理由表现政治偏心和成见。

当处于列强虎视耽耽的野心包围中时，我们就更能够看到短视和腐败的可怕。1896年李鸿章和俄国签定中俄密约，其中一项就是，允许俄国在中国领土以内沿赤塔和海参崴之间的一条直线修筑一条铁路，并让与铁路铺设权等。维特对李鸿章的解释是，俄国既然宣布了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在将来也要遵守这个原则，但是，为了保持这个原则，俄国就必须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给中国以军事援助。而俄国目前的兵力都集中在欧洲部分，如果在欧洲的俄国和海参崴没有用铁路跟中国连接起来之前，俄国就不能进行这种援助。[5]说的比唱的还动听。但他在奏呈沙皇尼古拉二世时却没有了这种遮掩，认为这条铁路“不仅有经济的意义，还有政治的及战略的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至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6]这位狡诈的维特在回忆录里说：“条约规定三十六年之后，中国有权赎回铁路，但是赎回的条件是极其苛刻是，以致于中国政府将来很不可能会实行赎回。”[7] 1898年维特让人贿赂李鸿章和张荫桓各值五十万卢布和二十五万卢布的贵重礼品，三月十五日李鸿章和张荫桓在《旅大租地条约》上签字。[8]

我们也不能因为某些人的观点符合中国的利益，就把它当成是××国人民的呼声，这个人就真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一个反对某个对外政策的人，同样也可以是这个政策的不遗余力的执行者。维特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反对俄国占领辽东半岛的，而1897年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提出占领大连湾的计划时，他又亲预策划；买通李鸿章和张荫桓也是训令在北京的办事员去干的…… 更何况他反对某个具体的对外政策，可能它的目的更加阴险毒辣。在这一点上，维特表现出了一种罕见的邪恶的远见。他在1903年7月上的关于应付远东局势的奏折中，就说：“只有像日本一类的国家，迅速采取自卫所必须的欧洲文化的成就，将来才能存在；其余比较保守的国家势必成为强大侵略者的猎物而被瓜分。”“这就是远东问题的实质。因此，各国的当前问题就是如何从这些衰朽的东方国家特别是庞大的中华帝国的遗产中，尽可能分得大的一份。俄国从历史和地理上来讲，有着不可争辩的权利分得这个预期的猎物的最大部分。俄国人民最初向东方迁徙始于伊凡雷帝时期。从那时以来不断向东发展，最近止于占领关东半岛。显然，无论是这个地区或是满洲，还不是俄国的最终目的。由于我们和中国之间有着绵长的国境线，由于我们有着特别有利的形势，除非中国能够自卫，否则中华帝国的很大一部分之为俄国吞并，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但我们的主要怒地是要使这种吞并自然地进行，不要引起轻率的事件，不哎哟冒进，不要侵占领土，以免有关的其他国家先机下手，瓜分中国，因而使俄国得不到中国最富庶的省份。”[9]同时他也担心，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即使打赢了，也会使俄国遭受严重的经济创伤，再加上国内矛盾以及因战争引起的不满，对俄国将意味着一场大灾难。

目光短浅的正义是无法跟深谋远虑的邪恶较量的。签定马关条约前，由于俄国要联合法德干涉日本，国内舆论从仇日转向亲俄。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日，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提出联结英俄的建议，如果俄国“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分割新疆之地，或与南路回疆数城，或北南路数城以酬之，并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则酌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亦许推广商务。”马关条约签定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密陈联俄拒日之计，以为给俄国“稍予以便宜，俄必乐于从我”。为了能够与俄国联盟，他也建议割让新疆数城给俄国。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奏折里甚至认为，俄国是中国二百年盟聘邻邦，从未开衅，而且它的举动阔大磊落，也不是西洋所能相比。似乎《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的割地100多万平方公里的耻辱，张之洞脑子里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对于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的疯狂扩张史，就更是不甚了了！对比维特的老谋深算，中国的这些封疆大吏就像玩偶一般。

更可怕的是，政府千方百计压制和打击国民对外交的自由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当政府和某国友好时，国民就不能批评“友邦”，而是只能发表“中×友好”的言论，做出“中×友好”的行为。五十年代初，中国人民不就只能对苏联“老大哥”表示绝对信任么？而政府把某个国家作为敌人时，国民就必须把这个国家看成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恶魔，而且极力培育人民对这个国家的仇恨，谁要是对这个国家发表“友好”的言论，那就是崇洋媚外，就是卖国主义。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在谈到美国时，不就只能表现得义愤填膺么？

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国际事务，就比如会先入之见胜过理智，从而陷入教条的泥坑。其实，在国际关系中，盟国是看不见的敌人，敌国是看不见的朋友。如果只凭感情用事，就非坏事不可。北宋和金国联手去消灭辽国，就是破坏均势，自取败亡的典型。


注释：

[1]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16-317页，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1版

[2]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30-341页

[3]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18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4] [俄]维特 著[美]亚尔莫林斯基 编《维特伯爵回忆录》第65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10月第1版

[5] 《维特伯爵回忆录》“出版说明”第3页

[6]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69-70页

[7]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73-74页

[8]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79-80页

[9]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