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的建筑师,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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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建筑师在哪里？
　　被称为“建筑界的奥林匹克”的国际建筑师大会，在国际建筑师协会成立半个世纪来，从未在亚洲和澳洲举办过。
　　19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建协第19届代表大会上，中国以压倒多数的票赢得了1999年6月第20界“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权，届时将有八千多名各国建筑师云集北京。
　　14年不息的争办终于有了回报，中国建筑界为此欢欣鼓舞。
　　中国建筑师给大会的最大礼物之一是，6月18日至28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当代建筑艺术展”——几十位中国建筑权威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把中国50年来盖的房子扒拉来扒拉去，挑出最好的以供展示。
　　并不都是高兴的事，因为七八千个懂行的外国人来中国，中国不好的建筑一下来了个大暴露，中国人脸上无光啊！
　　天津大学建筑系教授彭一刚来京表达心绪：“建筑师大会在中国举行，我又喜又忧，心情矛盾，外国建筑师要到北京转一转，中国古代建筑没有任何人有异议，而我们现在有些东西确实拿不出手。我自己作为一个建筑师也感到有点惭愧、内疚……这次希望他们坐飞机来，从机场把他们直接拉到宾馆里，千万不要坐火车来，西客站周围的房子非常凌乱、不协调。”
　　实际上中国建筑问题早被世人关注，两年前一位外国的环境专家发问：
　　中国在大兴土木方面肯定是世界第一，但在质量方面就难说了。中国的建筑师在哪里？怎么我们看到的全是土地开发商，难道中国城市建筑规划是由房地产商人管理吗？
　　专家们感叹：工程质量是建设部今天抓的一个主题，但没有把艺术质量放到一个重要的地位，21世纪，中国现代建筑往哪里去？
　　建筑艺术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差不多是天方夜谭，大多数人所说的就是盖房子，西方人在这一点上又占了先，建设部科技司司长、重庆建筑大学教授李先逵说：
　 “英文‘建筑’Architecture源于希腊文Archi和tekt，tekt意为技艺，Archi则是最重要的和第一位的意思。在西方几乎所有的艺术史著作都将建筑列为首位。而在中文里，建筑既表示建筑艺术，也可表示房子本身，还表示建筑施工，很含混，一直没有一个词能像英文Architecture一样来表示建筑艺术。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写道：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
　 “罗丹在评述巴黎圣母院时说：整个我们的法国就凝聚在这座大教堂里，正像整个希腊凝聚在帕提侬神庙中一样。
　 “《西洋艺术史》中也这么认为：当我们想起过去的伟大文明时，我们有一种习惯，就是应用看得见、有纪念性的建筑作为每个文明独特的象征。”
　　其实，建筑是除了活生生的人以外，表现我们生活的质量，表现一个民族风貌的最重要的东西。
　　吴冠中这位大画家也把建筑的地位远远排在绘画前面：“当我们想到北京、苏州、马德里、罗马时，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形象就是建筑，一个城镇的面貌基本是建筑。自然面貌，从非洲到亚洲，山水湖泊差异不是很大，现在建筑的问题非常迫切，等不及你，中国大地上那么多建筑现在要起来，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艺术。其他可以慢一点，画坏了一幅画可以毁掉，房子搞坏了，要在那儿几十年，几百年。你可以喜欢它，你可以恨它，但是你逃避不了它。”
　　中国当代建筑50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萧默总结道：
　 “50年代初期的建筑，以民族形式为主导，主张将宫殿、庙字等传统建筑样式赋予新建筑。如北京友谊宾馆、北京三里河四部一会办公楼等，都有一个琉璃瓦的大屋顶。
　 “由于‘民族形式’的昂贵，很快就引起了注意并加以纠正。一时间，节约成了一切，放弃了对建筑艺术和文化品格的追求，许多作品比较平庸。只因为庆祝国庆十周年，才出现一些追求建筑艺术的建筑。如十大建筑。
　 “到了‘文化大革命’，各地兴建‘万岁馆’，使用象征主义的政治图案如红旗、火炬、向日葵等，‘万岁馆’平面是一个‘忠’字。比如某市建设一火车站的火炬时很费了思量：火苗向西不行，投靠西方资产阶级；向东烧更不行，只得向上。
　 “改革开放以来，可称之为多元建筑论时期，各种主义层出不穷，如古风主义、新古典主义，新民族主义等。但也泥沙俱下，艺术上平庸甚至低劣的建筑也还是不少。”
　　对这些拙劣建筑，吴冠中愤愤表示，他要班门弄斧，砍下一斧头：“像北京西客站的门楼，很糟糕。我体会我们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伏在土上，有一种敦厚的、趴着的感觉，就是塔高一点，看上去也像一棵长在泥土里的笋。但是西客站在那个高高的西式顶上，趴了一个中国建筑，我觉得特别别扭，让我感觉像是从屁股底下看它的内部，很不舒服。”
　　在最近召开的“中国当代建筑艺术讨论会”上，建筑专家们七嘴八舌，对以小亭子大屋顶为特征的仿古建筑表示了批评，对一窝蜂涌现的、西方和香港传来的尖顶绿帽子楼也认为应该节制建造，而对那种许多部委比较热衷的“大圆肚子”建筑，一些专家认为在视觉上实在不好看，那种臃肿、好大喜功的样子不应是我们政府部门的形象标志。
　 “城市不像城市，乡村不像乡村，全国城镇都一个样子。北京某地就像河北某县，而乡村却拙劣仿造大宾馆，到处是钢筋水泥，没有一点乡村味道。云南丽江竟盖了几个像希尔顿那样的星级宾馆。”
　 “一座建筑搞出来后，常常被一大堆广告紧紧箍住，改变了面目，这是丢人的事，在建筑艺术被破坏的问题上，建筑师应该有版权。”
　 “全国城镇到处都是那种白瓷墙蓝玻璃的建筑（著名青年建筑师张永和喻之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建筑，外国人称为厕所瓷砖贴错了弄到外墙），不知道为什么国人对这种滑溜溜冷冰冰的东西那么情有独钟。可能以为这就是有派，这就是豪华。”
　 “邻近的日本、韩国、俄罗斯都对树木喜爱得不得了，而我们爱砍树盖房子，不考虑人的心理、不考虑人的健康。”
　　吴良镛院士说：“现在政府大力抓大气污染问题，这是重要的，但建筑的‘污染’也很重要。前一阵子我到剑桥，人家研究小气候，城市的肌理，房子怎么排对气候有什么影响，如何加强空气对流……美国建筑学会会长讲，‘现在不是光讲哪一栋房子，你觉得一栋房子好，但你欣赏不了那一栋房子，停了车，走过停车场，到了房子前，看不见就进去了。’没有好的城市，有房子有什么用？我看北京快了。如果再盖10个东方广场。”
　　中国建筑大师张开济1999年4月与吴良镛、贝聿铭等一起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呼吁北京不要大拆大盖了，写字楼、大宾馆先不要盖了，否则，古老的有价值的建筑还没想好怎么办就一片片消失，利益是暂时的，而遗憾是永远的！他说：
　 “我走过世界上所有古都。只有巴黎能与北京相比，连伦敦和华盛顿都差一点，虽然它们很美，但气势和历史感都差一点。”
　　建筑能与人对话，建筑能影响人的性情，如果想有一群文明的居民，就要先有一片文明的建筑。
　　建筑之于民众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它既为人们遮风避雨、提供住所，又在隐密地拨弄人的性情和心灵。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它有强烈的暗示作用，对社会心理的作用非常大，如果品位不高。公众的品位不能不受影响。一个不好的建筑的危害是绵延不尽的。
　　西方人研究，环境与犯罪率有根大关系，环境优美的住宅区的居民，一般性情温和：而肮脏的环境、丑陋的房屋里的居民，犯罪率普遍较高（这当然是教育、出身诸因素共同导致）。
　　中国的情况也说明类似道理：以前的厦门鼓浪屿和哈尔滨，因受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美古典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人民有一种追崇艺术、追崇文明的习俗。鼓浪屿是全国钢琴拥有最密的“钢琴岛”，而哈尔滨是全国闻名的“音乐城”。
　　上海、大连、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也有类似情况，那里的居民都为他们非常讲究的、古典风格的城市建筑遗产而自豪，人民沉浸其中，风貌确实有别于其他城市。
　　建筑是可以让人感动的，著名建筑师顾孟潮回忆他上中学的时候，八中的校门给了他很深的印象。每次走到胡同口，就能看见郭沫若先生题的“北京八中”四个字，两边内斜的校门像伸出的手，请人进去，非常亲切。从那时起他就觉得建筑是可以与人对话的，后来他学建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吴良镛说：“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对它的整治与改造应顺应原有的城市肌理，创造适应今日的生活环境，千万不可粗暴地大拆大改，否则城市失去了史迹。犹如人失去了记忆，沦为丧失历史遗迹的‘历史文化’名城，居民的心理不能不受到影响。”
　　为什么我们成百上千个城镇看着那么枯燥，为什么富起来的国人的建筑品位还是不高？
　　评论家叶廷芳从传统中找根源：“我们是先天不足，很遗憾，中国的建筑师不被统治阶级看重。外国古代统治者在关心政治时还关心艺术，而中国古代统治者只关心统治。卢浮宫收藏了一千万件艺术品，彼得大帝收藏了几千万件艺术品，德国一个几百万册的图书馆是当时一个公爵的收藏。这种不同也限制了我们建筑师的眼光。我们的国土与欧洲差不多，但他们古希腊、罗马、哥特式、巴洛克……传统之下又出现了反传统，十几种风格更新换代，琳琅满目，而我们比他们差远了，我们受的束缚太多了！”
　　天津大学彭一刚教授则认为，我们中国建筑师是有才华的，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了他们：“20年代，别人的新建筑运动已经蓬勃发展了，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则是军阀混战。到了30年代是日本人侵。完了又是解放战争。解放以后，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而且每次建筑系都是首当其冲，成了资产阶级大本营。”
　　整个民族文化素质和审美情趣也制约了建筑水平。贝聿铭先生做的香山饭店“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既有传统，又很现代。但当时从当官的到百姓都说里面用了黑白两种颜色，像是灵堂。在这种前提下，要建筑师拿出一个世界一流的作品来几乎是不可能。
　　另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多年来对国民素质教育特别是艺术能力的教育重视不够。在西方不需要着重指出，建筑艺术就是很重要的艺术门类，而我们直到现在，在公众里头，这个词也没有运用。我们原来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把美育包括在德育里，实际上两者是互相联系但又不同，美育绝不能少。我们现在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审美错乱，是和我们对于美育的误导有关的。
　　中国自古只有工匠和百工，没有建筑师，即使现在，国人的概念中，建筑师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什么职业。
　　一座建筑落成，剪彩的大部是官员，建筑师却被遗忘脑后。
　　中国的建筑师在哪里？学术界发出这样的呼吁。
　　张开济说：“建筑是古已有之，但建筑师这一概念是本世纪初从国外带来的，最初是指上海盖洋楼的外国人，叫‘打样鬼’。我们古代虽创造出了许多好作品。但谁也不知建筑设计者是谁。历史上只把他们当成工匠和百工，形同官奴。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建筑师的地位。”
　　他开玩笑说他很愿意到外国，一到外国地位就提高了。有一次他走进巴黎歌剧院，突然看到它的设计者戈涅的雕像立在大厅，他感叹不已，给建筑师雕像，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在世界其他国家做建筑师确实别有一番风味：
　　前苏联列宁文化金奖每年颁发三枚。其中一枚规定必发给建筑师。
　　美国总统里根在1986年美国国庆为贝聿铭授勋。
　　两年前，法国两位青年建筑家向国际法庭起诉法国政府的一个破坏环境艺术的工程，获胜，法国政府取消这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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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即使存在建筑师，也时常是被扭曲的，处处要受到商人、领导和文化素质较低的“甲方”的干预。为此，中国建筑师愤愤不平。
　　吴良镛说：“现在公司在干预操纵政府行为。经济上‘无形的手’对我是太有形了，它常常使建筑师不能不改变设计思想。”
　　李先逵说：“建筑师的劳动常常不被尊重，业主可以横加干预，甚至随意改动，以至建筑师常常不愿意承认这件作品是自己的。”
　　一位建筑师在《中国美术报》上写道：“迄今为止，关于建筑文化和建筑艺术的观念之于大众差不多还是一种海外奇谈。自古以来中国就极少记述建筑艺术、建筑师活动和建筑理论的著作，即便现在，中国建筑师们的创作仍类似于一种单相思。真正的悲剧都是具有社会性的。建筑的悲剧也如此。”
　　一个建筑师要敢于向政治家进言！他不仅要向领导负责，还要对得起百姓和良心。
　　中国建筑师太听话了，这不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建筑师，张开济老先生告诫：要敢于向政治家进言，他说，其实很多领导是喜欢你讲话的。
　　他回忆两次进言的经历：
　　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我同时主持两个，革命历史博物馆和钓鱼台国宾馆。周总理看了我画的立面图后，觉得很好，但他提了一个意见，革博的柱子太细了。当时我正好不在，他说问问张总，看能不能改变。我知道后对万里、赵鹏飞等领导说，这事我要向总理直接汇报。
　　总理经常下工地，见他很容易。我对总理说，大会堂的柱子是圆的，在立面图上看着宽，革博的柱子是方的，在平面图上只能看见一面，而且革博的柱子密，如果加粗，在实际中就显得笨了。
　　周总理说：对，张总，就照你认为的。
　　事情过了30多年，西客站要设计了，陈希同什么建筑都要加个小亭子，我怕加，就给他写了封信。
　　张老先生拿出那封他作为北京市政府建筑顾问所写的信：
希同同志：
你好！近几年北京新建的大楼上出现了许多“小亭子”，其中有的效果很差，人们普遍认为：“小亭子”是市长的“爱好”，有“小亭子”的设计方案就比较容易得到市长的赞赏。于是，有些设计人员往往不是把精力用在如何贯彻党的建筑方针上，而是把脑筋用在如何迎合市长的“爱好”上……我认为，在一些高楼大厦都加上“小亭子”并不是你的原意，你的原意要求建筑物的顶部轮廓线丰富些，不要搞成方盒子，要有一定的民族风貌。“小亭子”是对你的主张的一种误解或歪曲。个别人“假借官意”，贩卖私货，也有可能……“小亭子”用得太多了，就会造成一种新的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厌。此外，还会使人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中国建筑师的创作手法十分贫乏，离开“小亭子”就做不出文章了，中国建筑的发展前途只能停止在亭子上了！
　　这封信他虽然叫张百发批了，但并没有办。这次进言失败了。
　　因而他说，中国要出立得住的建筑，要出建筑大师，就不能迁就业主不科学、反艺术的操纵。




原文刊登于1999年5月31日《中国青年报》,作者署名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