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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向民工学习~~~~~《我在防暴警察部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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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5-21 20:10: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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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夜加班把自己在防暴警察部队的生活写完,还有很多遗漏的事情只好在以后用补记的形式写出,这里应大家的要求把已经发的一万八千多字和今天刚写的七千多字合在一起发布,作为本部文章的上编,作者打算以半周的时间完成下编,但不知道大家是愿意我写多少发多少还是等写完后一次发出,敬请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一
  
   1999年可谓多事之秋,开年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广抢劫案,张君在全国商业之都最繁华的地方打死两人,将一名防暴警察的脑袋打穿……5月份我们的大使馆被炸了,接着是学生上街,砸美国大使馆和法国领事馆以及遍布各地的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一年的8月18日是〈创世纪〉中预言的世界末日,这一天为无数人提供了狂欢、示爱甚至滥情的借口……10月1日,是我们的建国五十周年大庆,万众欢腾,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阅兵式……同样在那一天的夜晚,李慎之先生写下了<风雨苍黄五十年>,在中国的思想界激起巨浪……
    
    1999年1月,我21岁,某大学国际经济系大四学生,武广枪案那天,我和女朋友刚到这个城市,正打算在那里购物,枪响了,人群潮水一样从商场涌出,我们傻站在街对面的中山公园门口,两手紧握,茫然失措……
    1月30日,我参加了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我报考的是经济法学,尽管是跨学科考试,但自己从大三就开始准备,自问还有些把握。考完时,大雪,正是我的生日,女朋友提着蛋糕笑吟吟在雪中地望着我……
    3月,成绩公布,我的专业课是第一名,政治58分,在中国的大学这是不能容忍的,我被淘汰了。
    4月,市公安局来学校招人,系里没通知我们班(由于我们班和系里关系不好),我当时刚从人才交流会回来,实在气不过,就拉上两个同学直接把简历拿到公安局的政治部,当时就是和学校赌气,接着就是面试、体检、笔试……我被录取了。同时录取的还有15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大学的毕业生。
    5月,电视屏幕上一放北京高校在游行喊口号的学生,大家就都哭了。学校开始酝酿着游行,大三的师弟来劝我参加,我说可以参加,但不做组织工作,大家上街后,一部分人冲进路边的麦当劳白吃,说是向美国佬索赔,员工鄙夷地看着我们这些天之娇子,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很羞耻。在法国领事馆,大批的防暴警察开了过来,学生们开始起哄、漫骂、质问,警察表情肃穆的排成人墙,于是很多墨水瓶子越过人群砸向他们……
    6月,我毕业了。提着行李走出寝室时,我狠狠地再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房间,我知道,学生生涯就这样一去不回头了。
    
    7月,我带着一包衣服、一张席子、一书包书来到公安学校,这是我四年来在这个城市的全部家当,政治部通知我这批大学生必须接受三个月的岗前培训,我的警察生涯开始了~~~~
    
    
   整个新训营完全是个浓缩的大学校园,全国各地各系的大学生经过重新编排、整合,然后成为三个班,住在20多个房间里,想起来都很有趣。
    我们寝室住着大胖、二胖、我(三胖)、小胖、大飞、阿理、早早以及阿轩。
    大胖是医学院毕业的,1米85的大个子,胖,且嗜肉好酒,暴力倾向严重,时常以欺负我们为乐。当时大家对自己分配的前景都不清楚,但象大胖这样的专业人士应该是去刑警处做法医的,由于半通医术,大家有个小病小灾的全部找他看,他也很乐于此道,每次回家都会带些纱布和药水来,多是自费购买。对女生较细致,对我们甚粗暴,有次小胖说脚疼,大胖大喝一声:剁了!我说肚子疼,他则说剖开看看结果早早那段时间正好尿频,吓得大气不出~~~大胖最想做的,是一名特警,曾向组织提出要求,被果断拒绝。
    我们都不敢取笑他,只是在被他揍的屁股生疼时会诅咒他去给警犬队当兽医。培训快结束时,大胖在给女生捏背时被队长看见,遂取消其非法行医的资格。
    二胖是学金融的、阿理学国际金融、小轩学会计、我学国际贸易,大家都希望能进入经济犯罪侦查处,因为那里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我们的梦想中也应该是个福利待遇很好的地方,就象我考研究生时首选考经济法,就图着“经济”二字,后来发现和民商法相比,这个专业屁也不是。
    早早是重点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英专8级,180的大个子,长的眉清目秀,是标准的美男子,预料之中他应该去出入境管理处或者外事处,陪着领导出国考察或者给外国专家当当同声传译。
    大飞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来已经被广东人民银行招了当行长秘书,可惜他实在不知道当秘书是做什么的,遂被骗到这里当了警察。和隔壁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阿凯一样,每个看到他们的人都会在恭维之余一番叹息:怎么跑这里来了。
    警校的生活如大学一般笑料百出,尽可以把各个版子关于大学往事的事情换在我们这群穿着橄榄绿制服的孩子身上。
    8月,在打橄榄球的时候,我的左脚韧带撕裂了,在医院简单处理后我不得不开始了卧床的生活,每天的饮食起居由寝室里的弟兄们照料。
    17号,女朋友告诉我她爱上了自己的同事,我甚至无力冲到她面前去做任何挽回的努力,三年的两地恋情在两个人在一个城市的时候画上了句号。
    18号,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大家在操场联欢,我们把警车的大灯打开,来自财经大学的一个女孩子在月色灯光下舞剑,大家一起唱所有我们知道的流行歌曲和属于七十年代人的动画片和广告片的主题曲,夜幕在“我们是害虫”和“齐心合力斗败了格格巫”的天籁中缓缓淌过了营区。
    那一晚,阿理对我说:“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他毕业那年考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一分之差告负,正准备发起第二次冲击,的确,个人的缘分其实早已经Writeen in stars,我们努力做到的只能是尽心努力和把握机遇,我决定参加10月份的律师考试来缓解失恋的痛苦。
    伤脚恢复的日子是漫长的,让我失去品味新训乐趣的机会,大胖坚持让我早点下地走路,说这样好的快些,二胖则认为我应该多在床上休养,两人开始争吵、进而互相问候对方的娘亲、最后开始动手实践,一个把我往床下拉,一个死死把我摁在床上,让我感觉象在被轮奸一般。
   二
   转眼到了9月,我们学习了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警察查缉战术、户籍管理等诸项课程,基本上都是警校自己的任课老师教的,说句实在话,其水平也就是多比我们看了三天书,讲课的大多照本宣科,结果是老师在上面夸夸其谈,底下则千姿百态,看小说者有之、梦周公者有之、画漫画者有之,就缺打毛线的了。最后教导队长不得不来回在下面巡视,教室后的黑板前罚站者无数,只到讲课者也觉索然无味,早早收场。实际上老师们也的确尽力,可惜给中专生上惯了课,实在难以抓住我们这群自由主义分子的兴趣,结果是没学过法律的人象在听天书,法律系毕业的则对粗浅的内容嗤之以鼻。
   也有精彩的,比如警察查缉战术课,由一个特会搞笑的老师来带课,光头、微须,拿一黑色牛皮大公文包上课,很象通缉令上的部督逃犯,上课时总能举出很多成功和失败的警察战例,大大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和窥奇欲,他讲成功的案例很少,多数是关于失败的。比如87年民警在与逃犯枪战时出枪快可惜子弹卡壳而牺牲、初出警校的学生由于搜身不彻底而被罪犯从背后捅死……可以说每段都是血的教训。
   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他每讲到精彩处就有道具配合,讲枪战的时候突然从黑包里掏出一把五四来比划,吓的前排的人乱窜,后来知道是把废枪,讲炸弹案的时候又弄出个土制炸弹的模型来,连大胖之流也吓着了。也有让我们瞧不起的地方,老师每次讲故事都为了加强可信度而再三声明自己在现场,或者直接参加了那些案子,其实这完全把我们当小孩子,那些案子每一件牵出来都是惊天大案,随便一件没死起码也是二等功,敢情办了这么多大案还在这里教咱们战术方法呀。所以大家全当刮风放屁,连一声赞叹也没给他。
   后来我还是很感激这位老师的,他曾经说在处理炸弹案件时一定要冷静,打草惊蛇和同归于尽都不是明智的行为,比如有次一个罪犯拿一炸弹威胁要炸居民区,几个民警(大多数刚毕业)毫不犹豫就冲上去了,把罪犯死死摁住,接着炸弹响了,其实旁边就是一个大坑,完全可以想办法把罪犯逼到坑里去……还有一个检查站的民警在检查包裹时摸到里面有炸弹,遂冲上去死死抱住罪犯,罪犯也把炸弹引爆了,周围人也死了不少,实际上完全可以不动声色装什么都没查到,疏散人群后再行动……说实在的,我们佩服那些视死如归的英雄,可是有时候多使用战术的确可以避免更大的伤亡,后来,我在一起处理爆炸物事件时就真的用了那老师教的方法,想起当年对他的无情糟痞,现在很想说声对不起。
  
   9月10日那天,上级宣布要交给我们这批参加新训的大学生一件任务,消息宣布的时候会堂掌声雷动,同志们欢欣雀跃,说实在的,大家穿着制服在这块鸟地方已经憋疯了,上级没通知执行什么任务,但大家都觉得不是打击黑社会就是缉枪缉爆,毕竟建国五十年大庆就要到了……一时寝室里的兄弟们纷纷打电话的打电话、写遗书的写遗书,一副就要远赴海湾作战的海军陆战队状。
   教导队长也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决定不让女生去,消息传出,那边哀声一片。男生这边,身残志坚者——比如我,不能去;个子小看着就不能打的——如小胖和阿轩者,也不能去,命令宣布,哥几个也开始做寻死觅活、满脸悲愤状,可惜回天乏力。
   当晚,队伍出发了,整整装了两卡车,兄弟们高唱着《打靶归来》离我们这帮留守的小弱病残们渐行渐远……
   半夜两点 ,大胖他们骂骂咧咧地回来,我们忙问细节,二胖气炸了:什么执行任务?!清理暂住人口,给郊区的派出所的户籍提包拿本儿,操!接着打开抽屉,把写满豪言壮语的《与父母书》、《与女朋友书》、《与党书》扯得粉碎。……
  
   转眼又过了几天,上级又要调动我们配合某郊区派出所执行任务,消息传出,万马齐喑,谁也没兴趣再打一手电去农田里被蚊咬虫叮或者到工棚里侵扰民工……最后教导队长决定让上次没去的所有的小弱病残去过次瘾(女生除外),由于人数不够又加上新训二班一群壮汉,
     我们寝室为我和小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午会(中午举行),兄弟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并用室费购买了风油精和手电电池给我们做护身之用。
     这里要交待一下小胖,他是本市某大区区委副书记的公子,和我同一个大学毕业,计算机软件专业,此兄很有魏晋之风,不尚名利,每天埋头拖地做清洁,是唯一没有被大胖蹂躏过的人,对警察工作的最大梦想就是能够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做自己的本行。
     晚饭后就出发了,送行现场哄笑一片,少了上次易水相送的气氛,感觉车下那帮小子象在送减肥旅行团。为了表示点敬业精神我们只好强作肃然状。
     卡车在一片农田中穿行,风吹发梢,大片绿色从眼前掠过,大家感觉很轻松。
     到了目的地,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分局的人都戴着钢盔和警棍,上面的人开始向训导队长交代我们的任务,看着队长的眉头越来越紧,我们知道他开始后悔没把上次的海军陆战队拉过来,带来了一群地方民团武装。
     队长开始向我们传达指令,没交代细节,只让2班的壮汉编入抓捕组,其他的直接冲进村子里,看到反动标语就扯下来。并叮嘱我们务必打骂不还口还手,大家想问更多细节,被制止了。
     行动开始了,我们坐着一个大客车冲进了村子里的一个打麦子的操场,果然看见牌坊和墙上挂着很多标语,比如“想青天,盼晴天”字样,麦场上有三三两两乘凉的农民,看见我们来了就渐渐围拢过来,有的则好象往家里跑去通知什么人。
     接着我们听到一阵狗叫,知道抓捕组已经得手了。但是我们很快被上百村民团团围住,青年人都没站在前面,我们面前都是老人和妇女,大喊着:你们凭什么抓人。还有还我儿子丈夫之类的,大家开始奇怪,不是来抓逃吗?……没人给我们答案……
     前排的人群开始对我们拉拉扯扯,有的人帽子被抓掉,有的人肩章被撕掉,有的人手臂被抓出了血印,开始有人趁乱打些暗拳,我们这群三个月前还是大学生的家伙们只能手拉手缓缓后退。从村民的嘴里我们大概知道他们都是洪水后迁来的非法移民,政府开始也没当回事,于是他们在这里开了池塘接来家人慢慢形成了自然村落,可是现在快国庆又要开始严格控制暂住人口了,这些人依法都要迁走,这时有人造谣说这块地要卖给日本人,于是村民开始不满,并经常去市政府闹事,还把派出所来做工作的车砸了……
     我们这才知道刚才抓捕组抓的都是带头闹事的人,是他们的父老乡亲,而我们则成了吸引注意力的诱饵,所有的兄弟都一脸悲愤。这时候队长突然出现了,开始和人群中一个为首的老者对话,说什么我们没听见,可是很快看见队长被打了一耳光,接着有人在后面喊:把他们扣下来当人质。人群开始骚动,接着后面有些黑糊糊的东西朝我们飞过来,有些同学被击中,歪倒在地上。原来是躲在妇孺后面一些人丢起了砖头。接着连妇女老人也开始动起手来,有些同学被拉进人群,警服被撕破,突然我发现身边的小胖头上开始冒血,靠在我怀里,几个人开始忍不住还手,把对方几个动手打人的往我们这边拉,我也气愤起来,把一个正拿着钉耙冲上来的妇女一把推到农田里,突然一个小姑娘抱着我的大腿大叫:解放军叔叔,你别打我妈妈!我心中痛的不行,感觉我们完全成了鬼子兵,这难道就是我们第一次执行任务?
     很多同学受了伤,大家缓缓撤回国道上,发现路边已经横七竖八坐着很多浑身是血的同伴,多数都是抓伤还有头上缠着绷带的,每个人都一脸悲愤。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出现了,大家都用怨恨的目光看着他们,恨他们的官僚态度得罪了村民。恨他们不告诉我们准备防护措施,当然也恨政府让我们去当替罪羊。
     大批的防暴警察赶来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防暴警察,清一色的黑色头盔,黑皮靴,带着匕首、盾牌和警棍,和上一次在法国领事馆的装束完全不一样。指挥官简单交代一下,大家一声大喊:明白了。就开始列着方阵往村子里面开,我们几十个人也跟着要往里冲,因为有三个同学被扣在里面了,我们怎么着也要把他们救出来。
     再次冲进村子,到处都是飞来的砖头,又有人被打伤,打人者也被很快拉出来,防暴警察用靴子照着被打的人死踩,要在平时看见警察这样打人我们会破口大骂的,可是当时连参与进去踩的心都有,几个同学被找到了,浑身是伤的倒在一个粪池旁……
     两个小时后,我们回到路边休整,分局的人开始发水和面包给我们,有人开始登记大家受伤情况,我们无精打采的坐在国道上,一口把水喝干,把面包垫在帽子里,因为很怕再冲进去……
     快白天的时候,所有的村民被防暴警察清理出来,分批被赶上了大十几辆大客车,说是到派出所登记,很多人还穿着拖鞋,光着膀子,客车开动了(我们没上去,据说每个车上都是武警看管),开向他们的家乡,远处传来了推土机的声音……
     回到寝室的时候,我无语,大家也无语,第二天我们去医院看了小胖,轻微脑震荡。几天后派出所来找他做笔录,据说打他的人被抓住了,打算告他妨害公务和故意伤害,小胖什么也没说。
     多年以后我们寝室再次相聚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那个夜晚,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爱看《南方周末》、都崇拜拆下肋骨当火把的顾准、欣赏精神自由思想独立的陈寅恪、都时常口口声声把人文关怀挂在口上,为什么在那个夜晚,我们会向我们平素关怀的那些弱者轮起拳头呢,难道仅仅是正当防卫和为政府受过就能成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吗?作为政府,面对本来是非法移民的人们的要求,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和缓的解决之道吗?我们费解,又好象逐渐在生活中得解。
     9月17日,新训班解散,我们被分配到市局的各个部门:
     大胖去了戒毒所,但是是去管理那些违法的精神病,俗称“武疯子”
     二胖在某城区派出所刑警队做内勤。
     小胖去了保密单位,做了一段时间外线跟踪员后在单位机房工作,管理100多台计算机,他的梦想超标实现了。
     早早分在某区看守所。做管教干部。
     阿轩做了交警,守本市最繁华的路口。
     我和阿理光荣的成为了防暴警察,他分在江南大队,我分在江北大队。和我们同命运的有这一批60多个兄弟。
     大飞进了宣传处做记者。
     所有的女生都进了各大分局的派出所。
    
     命令一宣布我们就坐上各个单位来接我们的专车,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我们知道,真正的警察生活,开始了。

未完。可我怎么像民工一样连续发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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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4-5-21 20: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接收我的是巡逻民警处江北大队,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巡警和防暴警察有什么区别,这时方明白巡警队和防暴队实际是一个单位两个牌子,平时巡逻做110警员,有重大事件发生时重新整合编为防暴警察,奶奶的,敢情我们兄弟被骗来当了巡警,当时真是跳车的心都有。
   接我们的车缓缓开入一个临湖的大院,无数辆警车一字排开,正好是上岗时间,一个大个子警官正对着十几个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 盔的警察进行出车前的训示,我们被告知此人是我们的教导员。
   我被编入第一中队,这个中队13人,分四个车组,每车三人,多出那个是中队长。此人姓刘,个头不高,但长的很儒雅,警校出生,听说分来几个大学生感觉很稀奇,看我提的书最多,就把我要到他们中队。
   中队的人都很和善,但我很快就发现这里分为三派,一派是警校毕业的,很自大,由于有同门之谊,所以很团结;一派是98年复员的军人,很能干而且讲义气,但是带来不少属于部队的坏习气;一派是96年从社会上招来的高中生,多是警察子弟,是防暴队的元老,多是各个车组的组长,但江湖气很重。我的车组长姓韩,我叫他韩班长,他77年的,也就大我一岁,但做警察已经4年,看着明显比我老成。
   1999年9月21日,我作为一名巡警开始了第一天的上班生涯。我们是033车组,每个车上有个电台,指挥中心接到属于我们防区的电话后就给我们下指令,由我们去处理,要求三分钟赶到。我们车由韩班长负责,还有一个是小丁,是98年的兵,为人也和善。每辆车的火力配备充分,出于职业道德这里不谈。
   我们的巡区正好在自己的母校附近。韩班长觉得我是第一天上班,决定替我庆祝一下,叫我别在队里吃饭,巡逻车出发后他把车停在一个闹市区。我们拿着电台下车,到一个大排挡坐下,班长叫了些饭菜招呼我们吃,说实在的,穿着制服还垮着冲锋枪在外面吃饭这还是第一回,我吃的很拘谨。韩班长笑:别紧张,巡逻巡逻,就是寻找快乐,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放松一下,别委屈了自己。
   第一天上班我们接了两个警,第一个是丈夫在大街上打老婆,第二个是有人报警说某商场起火了,指挥中心叫我们去看,后来发现是假警。
   后来的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是上班巡逻下班睡觉,十一那天上午正轮到我们上街巡逻,那天大街几 乎没什么人,大家都在家看阅兵式,我们上了街就到处找商店的电视看,但是每次找到电视指挥中心就呼叫我们,只好又去接警,大多是些扯皮拉筋的小事情。
   后来统计了一下我那段时间出的警:
   一个男的说另一个男的老跟踪自己想抢自己东西,一问发现是一对同性恋情人闹别扭时拿我们开耍,最后他们抱头和好我们则避之而去。
   一个下岗工人说自己刚加完夜班让我们帮忙买碗面,我们大骂接线员居然连这种鸟警都转给我们,我自费买了面送上去,他还嫌酱放少了。
   一对情侣在公园玩晚了出不来。
   某大嫂手机掉在厕所里面了。
   我每次都深为接这种警而愤愤不平,韩班长则很释然:你丫以为做110就是整天开枪打贼呀,告诉你,做110就是当好人民的服务员。人民是你的衣食父母,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我大骂:工厂领导无能让自己的工人下了岗,就叫我们警察去给他们担屎送饭的呀。骂归骂,服务态度是越来越好了。学会摆正自己的位置,每天早上第一个起来,冲厕所,洗车,我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也许,当我们习惯一种生活,我们就上了这种生活的当。
   10月,我参加了这一年的律师资格考试。
   11月的时候,我到学校去找正在读研的师兄,谈到我当时的生活,他一脸的怒其不争,“不如再考一次吧,今年法学院有部分可以在职读的名额,我已经把招生简章拿来了。”
   11月11日那天,我决定开始我二次考研的生活,和当年在学校相比,环境要相对艰苦的多,但是为什么不利用做巡警这段时间好好再读一下书呢,毕竟大多数时间都是坐着车在街上巡逻。我去书店买了新的政治和英文复习资料,去政治冲刺班报了名……
   韩班长胆子越来越大,常常让我把车停在迪厅等娱乐场所门口,盘查进出人的身份证,这时候老板往往会出来对他进行若干表示,然后他边让我们收队。晚上巡逻的时候基本一上班就找隐秘的地方把车一停就睡觉,这实在让我很看不惯,而小丁也正处于求进步的阶段,每次出任务时都很想能抓到个大贼立功受奖,每次韩班长睡着了,他都会自己下车,在夜幕中沿街缓行,希望能有所收获。
   矛盾在一天晚上激发了,韩班长说要去解大手,这时候突然总台呼叫说有人打架,他实在急的不行,就让我们先去。我们赶到现场后,抓住一个打人的货车司机,情况也不严重,骂了几句就让他坐到车后面和我们一起去派出所,很快我们就把人交进去了,这时候我下车去后座拿台帐包做记录,定眼一看我差点昏了过去,后排座位上赫然放着韩班长的手枪,估计是他忘到上面了,要是刚才那家伙是刑事犯我和小丁估计已经……我告诉了小丁,他脸都吓白了,接着就都很生气,觉得韩班长对工作不负责任可以,但不应该拿同事的生命开玩笑。
   第二天,刘队长开会宣布调换车组,把我调到和陈班长一组,韩班长狠狠瞪了我几眼,其实我并没有告发他。小丁被任命为29号车的班长。
   陈班长军人出身,待人热情实在,爱玩游戏,但是对工作负责,就是容易冲动。有一次一个新疆人在大街上调戏一个女大学生,我们上去干涉,那小子仗着民族政策撑腰料定我们不敢在街上把他怎么着,气焰愈发嚣张,居然拿把长刀在我们身上比划,周围群众都大怒,对我们警察的软弱瞎起哄。陈班长顿时来了神,猛的一下掏出枪来顶着那新疆人的脑门,大喊着: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枪,你说是你刀快还是我的枪快?我一看他动了手更来了劲,一把把那厮推倒在地,用冲锋枪在他身上连戳几下,身边掌声大作。
   我一直很奇怪,我并不是个民族主义者,可为什么我对这些违法犯罪的少数民族人这么痛恨,甚至包括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如此,当我们在大街上抓到一个汉人小偷时,其实并非人人喊打,总有些老太太对我们说,孩子,放了他们吧,经济环境差都下了岗,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但我们抓到新疆的小偷时,周围的汉人突然变得象野兽,纷纷冲过来饱以老拳,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些人就算抓到派出所也会很快放出来,你去骂,户籍会解释说是为了各族人民大团结,而那些外族犯罪者习惯了后就更加有恃无恐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刻意地追求平等,反而造就了新的不平等。
   陈班长很照顾我,白天没有警的时候他会把车停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让我可以专心地在车上复习,即使遇到什么事情他也尽可能替我担待。晚上,夜深人静,我们的车停在路灯底下,他们二人撑不住了就打个小盹儿,我则借着微弱的灯光读着法学理论,背着英语单词,思绪偶尔会飞到一年前,那时候父母为了让我安心学习,专门出钱在学校边给我租了间房子复习,屋子里堆满各种食品和饮料,那时我为什么就没有好好珍惜学习的机会呢?
   平安夜到了,我们车组正好镇守市郊,很为不能感受市区的圣诞气氛而苦恼。这时候杨班长他们把车开过来,说:我们换换吧,你们也进城看看。于是我们就临时换了防,市区的教堂边车水马龙,车流动的很慢,这时候几个白衣少女羞涩地靠近我们的巡逻车,丢进来几枝玫瑰花,然后递了一支很漂亮的小蜡烛进来,我坚持把蜡烛点着,在窗外流畅的圣诞音乐中,烛光映亮我们年轻的心和脸庞……
   25日,我拿到了律师资格证。
   26日,江北的黑社会为了争地盘发生了枪战,我们赶到的时候人已经全部散了。
   27日,有人报警说火车站旁的菜场有人准备械斗,我们车组过去探看究竟,到了菜场,风平浪静,陈班长也懒得下车,叫让我和战友小毛下去看看好汇报,我们懒洋洋下了车,当时正在背民法总则,正头昏脑涨,进了菜场觉得也没什么事情,这时候突然发现有个人从一个铁门里窜出来往外面跑,小毛大喝一声追了过去,我则一脚把门踹开,门开了,空气在瞬间凝固,十来个人很惊愕地看着一个警察出现在面前,他们手里都拿着火铳,有的已经装好了火药,正对着我。
   在那一瞬间,我吓傻了,说实在的,出娘胎来我一心也就想做个律师或者商人,甚至想过做老师,从来没想到会被这么多把枪指着,我想他们也一样,不过是群打算打打架抖抖狠的古惑仔,没想到突然会和警察正面相对。
   这时候我看到一个人脸上的肌肉轻微抖动了一下,怕他真的要开枪,大叫一声:不许动,接着在电光火石间完成了开保险、上膛一系列动作,枪口朝天蓬蓬打了半梭子子弹,枪声就是命令,所有人都动了,但是不是开枪,而是跑头鼠窜,我想追,可是压根迈不动步子,简直已经快尿裤子了,后来大批人马赶来了,看着一地火铳和砍刀,刘队笑道:你命很大嘛?!是在抗美援朝那阵子,缴获敌人一个排的武器起码是个战斗英雄。我连赔笑的劲都没有了,一夜无眠。
   千年夜那天,我们结束了巡逻任务,转为防暴警察,城市在那个夜晚沸腾起来,校园、广场、街道……到处是欢乐的人群,我们则疲于奔命地在这个城市的各处穿梭,先是在江北护送省市领导看广场的歌舞,接着去大学校园维持千年晚会的秩序,然后又去江北万人狂欢现场进行保卫。
   大钟敲响的时候,万众欢腾,我浑身疲惫地倒在巡逻车里,吃着2块5角一包的饼干,喝着矿泉水当做晚餐。读书的时候,和大学同学谈起这个夜晚,我曾经做出过一个设想,和我最爱的人在长江边听海关的大钟鸣响,吻她。身边,焰火漫天。
   1999年过去了,我很怀恋它。
  
  
   四
   2000年到了,我们中队和其它中队合编为了防暴大队,开始了三个月的防暴勤务。
    
    接近年关,这个城市与很多大城市一样,群体事件愈发多了起来,只要一到周一,无一例外的就会有各个阶层的人去堵省政府和市政府,时常让我们江南江北两边跑得疲于奔命。
    
    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很多集资诈骗的受害者去围堵中国人民银行本市的分行讨要自己被诈骗犯骗去的血汗钱,无论如何,金融机构是不能随便冲击的,上级马上把我们调了过去,在银行大 门口排成两列,一小时换一次班。堵银行的多是老人,多数是把半生的积蓄用于投资的,在寒风中,老人和我们对峙着,“其实我们就想进去讨个说法,政府到底管不管我们。”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念叨,“别和那帮狗说话,他们都是看门狗!”一个老太太如是说。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银行为我们提供了盒饭,我一直在想,这些老人一大早就在这里,他们吃什么。这时候一个老头从街对面走过来,背着一个大袋子,袋子打开,全部是白花花的馒头,“吃饭了!”老人吆喝着。所有已经快撑不住的人全部涌上来,全然不顾形象争抢着那些馒头,然后分别找位子蹲下,和着泪水咀嚼起来……寒风中,一群警察迎风伫立,一群老人满怀着希望望着我们背后的玻璃门里那些眼睛……
     还有一次,是腊月二十三吧,快过小年了,在省政府门口照例站着上百下岗职工、农村来的上访者……路人都觉得很希奇。我们都见怪不怪了,坐在车里打扑克、看小说、待命。突然,所有的步话机开始呼叫起来:全部下车,全部下车,紧急情况!
     我们懒洋洋地下来,街对面,开过来一支奇怪的队伍,全部是花甲老人,但全部青一色绿色军大衣,每个人胸前都别着闪亮的军功章,一个领头人一声喊:一----二-----三----唱!所有人全部唱起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身边的刘队告诉我,这些全部是当年的志愿军老战士,都退休了,可政府执行的还是20年前的津贴政策,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快穷死了。队伍昂首从防暴警察面前走过,看着那些刻满沧桑的面孔,我实在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绪,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敬礼!老英雄们!
     “ 你他妈干什么?”刘队慌了,对面街上的指挥官也冲这边望过来,刘队正打算把我拉进车里。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发生了,所有的防暴警察全部举起右手,向那些保家卫国的英雄们行礼……最后,连刘队也不例外。
     第二天,我由于带头敬礼被要求停止工作一个星期,进行反省。
     教导员说:你不快考试了吗?到学校复习去吧。
     我提着书包和行李,走出警察基地的大门。
     这世界还是好人多,真的。……
  
  
   又是考研的那一天,大雪又如约而至,缓缓沉入校园里,一夜间,整个校园银装素裹……
   2000年1月21日,我汇入了上山的滚滚人流,走进了2000年度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场,英语、政治、刑法……一门门功课逐一拿下,第三天上午,当我提前一个小时做完考卷的时候,可以听到雪落在雪面上沙沙的声音,忽然觉得这是世界最美妙的声音。走出考场,长叹一声,我一下子仰躺在雪地上,泪流满面,直到全身快冻僵了才缓缓站起。
   考完后,师兄和几个大学同学请我吃饭,然后送我出学校,落过书店时购书四本,分别是刘军宁的《共和 民主 宪政》、苏力的《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冯冀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以及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的罗列书名和人名,不是因为我想掉书袋,相信我也没资格在这里显摆,而是想说,虽然三年来自己藏书已经近万,但这几本书对我思想的启蒙作用却居功至伟,使我逐渐确立自己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务实、实际的学术态度,以及在内心深处对一切极左派思想的排斥甚至厌恶。记得读大四的时候初次看到余杰的《火与冰》时,我觉得自己四年来完全白过了,对这个能够独立思考的学者崇拜的要死,但现在却能习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他的学术套路。又比如我喜欢写《一个王朝的背影》时的余秋雨,却不欣赏《霜冷长河》后的余先生一样。相信大家都有这样一个逐渐走向独立思考的阅读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我们的思想慢慢螺旋上升,进而成体、成熟。
   不扯远了,继续谈警察。回到队里,我的工作边自行恢复,每天依然是关在队里训练,偶尔会和隔壁的特警踢几场友谊赛。说到特警队,依习惯我们还是叫他们“飞虎队”,那帮鸟人也乐于接受这个称号,但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一度很僵,因为他们经常在白天进行射击训练,打起子弹来象开了水管,哗哗往外泼,可是我们每次下了夜班都要在白天睡觉,枪声震天快把我们弄的神经衰弱了。去交涉,未果,打又打不过,就骂!常常可以看到巡警和特警隔墙大骂的壮观场面,我们说他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动物(他们多数是体育学院毕业和转业的特种兵),以我和几个中文系的大学生为主要骂手。他们则大骂我们是不堪一击的绣花枕头,每次摆不平的事情全靠他们来料理。一般由其排爆队长牵头。一时双方积怨甚深。
   后来有次我们配合烟草局打击了几个很有势力的烟贩子,抓了不少人还扣了货,那帮人也真是猖狂,居然聚集了几百个地痞流氓来冲击防暴警察基地,当时刚好主力队伍都执行保卫任务去了,剩下的几个中队眼看着就应付不了了。又不能真的开枪,这时候飞虎队的兄弟们赶来救援了,他们也不和歹徒们正面对抗,居然摆开阵势在他们面前操练起来,女队员表现飞刀绝技和擒敌拳,男队员则表演诸如胸前碎石、脑袋撞瓶、开砖神掌等走江湖的套路,居然把那帮家伙糊住了,楞是没一个地痞敢近基地大门的一步。最后做鸟兽散。
   从此飞虎队对防暴队就算有恩了,屁股翘的更高!我们躺在床上听着外面枪声隆隆的时候只好在被窝里问候特警队员们的直系血亲(十八代以类)。时间长了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把靶场搬到郊区了。我们遇到配合烟草局和质量监督局行动的有偿劳动时也会邀上他们,共同合法创收。从此特警巡警一家亲。
   关于那位排爆队长,后来见到我双方也就点头一笑,但没说话。后来再次上勤巡逻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咖啡厅发现了一个土制炸弹,我和小毛观察了半天觉得是真的就汇报了上级,马上排爆车就过来了,排爆队长穿着排爆服过来,老远就看到我:书生,没你的事情,闪开!我习惯性的要回骂,被拉开。他开始独自埋头在炸弹前工作,我们则躲在警戒线后维持秩序。有个飞虎队的熟人说这是该队长拆的第二十四枚炸弹。“操!真不吉利!”小毛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轰的一声响,眼前一团白色烟雾。排爆队长一身血污的倒在地上,拼命抽动着双腿,大叫:我的手,我的手不见了。大家全部冲上去,一帮人负责包扎抢救,一帮人含着眼泪找手,最后在一个污水沟里找到了他的右手,手还在动……
   那位队长成为了英模,在接上一只假手后,又开始出现在这个城市各个炸弹出现的角落,依然是排爆队长。我再也没见过他,但我一直在为当年对他所有的恶毒语言攻击而自责不已。
   说到英雄,我又想起了一个人,就是那位被张君一枪点中脑袋的防暴警察,他没死,但是已经是五岁儿童的智力。常常痴痴地望着脚踝上系着的一个铃铛,那是他的女朋友送的,女朋友在他变得痴呆后消失了,而他也记不起自己为什么对那个铃铛那么牵挂,只知道,对于过去的自己,它很重要。〈焦点访谈〉曾经专门做过一期节目,电视上的他正吐词很艰难地跟着护士唱一首歌曲: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当随意拿枪杀人的恶警们化为腐土,英雄们却将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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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5-21 20:31:2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最不喜欢看网文了,要不是帮忙我才不会看呢?
浪费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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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4-5-21 20:34:09 | 显示全部楼层
  五
   春节过后,这个城市一条著名的商业街频频发生抢劫来进货的外地个体商户事件。为了保护投资环境,政法委书记下令防暴警察全部换上便衣开进去,配合刑警打击盗抢。
     我们中队的任务是装成帮人抬货的苦力,俗称“扁担”,因为很多抢劫团伙都是装成“扁担”进行火力侦查,可上级并没有发些衣服给我们,只好靠我们自己在存货里找些看起来来比较土气的,陈班长最聪明,从旧警服里挑出一件穿上,并得意的说:中国有一半的扁担穿的是旧式军服和警服,大家大骂他狡猾,有的人不得不四处去借。
     我打开衣柜,让兄弟们挑一件能让我看起来最象扁担的衣服。大家一致推选我一件明黄色的防雨布料的衣服。“那可是我最得意的,我大学时追MM的战袍呀。”我哀叹道,从此再也不敢奢谈品味二字。
     我们每天凌晨三点起床,象一群孤魂野鬼在商业街的大街小巷游荡至红日初升,寒风瑟瑟,却连犯罪分子的鸟毛都没看见,迎面刮来一张破报纸打在我脸上,头版赫然写着:“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上百防暴警察进驻某某街”。有时候媒体的确是舆论监督的前沿,可偶尔也很操蛋,都他妈告诉犯罪分子我们来了,他们再出来抢劫不是大脑短路吗?
     苦巡三日,终无所获,上级通知我们改为化装成游客在街上抓小偷,前段时间都在说有人抢劫,现在警察来了却一个没抓到,不是证明我们无能吗?天可怜现,那段时间几乎那条街每几十平方米都有若干便衣,谁敢行劫呀。不过让我欣喜的是不用再扮苦力,要知道我由于看着尚强壮曾被多位商户发出过邀请,但是出卖苦力后的辛苦钱却全部被队里的兄弟化为傍晚的烧烤和啤酒。
     不久每个中队都传出抓到小偷的消息,我们却没有任何收获。刘队下了死命令。我们只好出阴招,我往自己的书包里放了一百块钱,在边缘露出个角,然后装作不知道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两个便衣,这完全是鼓励别人来偷……很多年后觉得这样很不地道,因为很有可能一个非职业小偷也会动点占小便宜的念头而铤而走不险……但我这一招却没管用,一路走来,很多大叔大婶都会善意地提醒我,小伙子,你钱露出来了。让一度感觉世风日下的我觉得人心亦古,人民群众是最伟大的。
     巡街任务的最后一天,我的考研分数公布了,总分排在第二名,基本能说胜局已定,大家都替我高兴。我也很庆幸一番辛劳终于有了回报。
     三月,我们转为巡逻警察,又开始了“寻乐”的生涯,这个时候我的脸皮也磨练的日渐丰厚,偶尔车组的同事们做点不越轨的事情我也见怪不怪了,有时候深夜的时候在大街上巡逻,会有美女拦住我们的巡逻车提出送其回家的要求,要是以前我会大骂:你以为我们是的士吗?而现在则会在不脱离防区的情况下欣然同意,甚至互留电话号码。当然双方都不会主动拨打。
     复试过后,我和原来同寝室的朋友们聚了一次,和大家商量辞职的事情,虽然今年的研究生允许考上后在职读,但我还是想彻底回到校园去安心做学问,大家都劝我再等等看,据说我们这批丢在巡警队的大学生由于很多人愤然辞职,马上就会被慢慢往机关里调了。不过此时我对什么专业对口早已不报指望。
     大胖现在日子过得很是滋润,手底下管着一个武警战士和五个精神病人,每天有人铺床倒水,偶尔还指挥手下一群精神病人一起唱日落西山红霞飞,再也没有非法行医和动手料理我们的激情。
     小胖在理工大学掏钱读了个在职的研究生班,醉心于开发一个监听的系统,把自己的机房打扮的象少女的闺房。
     阿理再次向北大发起的攻击又失败了,这次暗算他的是数学,他一气下烧掉从小到大所有的数理化课本,决心以后研究经济学史。
     早早成为了他们看守所的首席帅哥,每天教犯人们外国语,不少女犯人对他秋波频送实在让他招架不住。最让他受不了的是有次他带课,有个犯人用纯正的牛津腔纠正他的发音,居然发现此人是英伦归来的海龟,让早早好一番感慨。
     大飞试图在警察的机关报引入南方周末的文风,数篇雄论被毙掉开始恢复了党报风格的写作。
     二胖更胖了,在派出所已经成为威震一方的人物,那天酒足饭饱后他提出要我们去他的管区潇洒一下,所谓潇洒大家自然知道是到夜总会去唱唱歌找个小姐陪唱,可是做了快一年警察都只是听说未曾尝试,很多人还处于做夹尾巴狼的阶段。所以二胖一提议,每个人都在心里做婊子,嘴上立牌坊。
     二胖许诺带大家去其辖区最好的夜总会,于是拿出手机东拨西打,可惜一个都没打通,于是改口说去更好的地方休息。
     走过两条街二胖说到了,我们一看原来是他派出所附近的一家小发廊。同志们一脸的怒其不争……“原来以为你是普通的堕落,没想到居然是如此的腐朽。”大胖刚才叫的最欢,现在开始带头批判,于是七嘴八舌地对二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进行改造,最后在阿理一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高度概括语句中结束批判,散,留下二胖在风中自责;怎么都他妈的不接电话呢。……
     我后来想,如果那天电话通了,二胖真把我们带到夜总会门口了,我们会进去吗?上班已经快一年了,面对社会的种种诱惑,我们会固守清高,自投罗网吗?即使我们不是警察……
   
  
   六
   从2000年3月到2000年8月,我一直延续着我的巡逻勤务,我无法按时间顺序将其一一叙述,那样整篇文章将象流水帐般枯燥无趣,这里只好努力地回忆,把所有有代表性的事件展现出来,不管是我本人或者他人内心深处的丑恶,还是我自以为是的 闪光点。
  1、自杀事件
   每年从长江大桥跳下的人数以百计,相信认真考证的话可以写个自杀心理学专著。我遇到的有三次。第一次是我刚刚上勤时,别的车组接的警,我说我还没见过自杀呢,同车的兄弟就把我拉到长江大桥上面让我长见识,桥面上狂风呼啸,交警正在疏导交通,把打算看热闹的车赶走,派出所的民警和防暴队的战友正围着站在栏杆外的一个青年人做工作。刘队说:此人已经站了快两个小时了,上一班警察下班时间到了只好换我们这班继续做工作。水警的巡逻艇在桥下面逡巡,但说句实在话,由于江面风大,一般来说其主要功能就是收尸。
   刘队对我说:大学生,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和他谈谈人生和理想,重新意识到生命的价值吧。我欣然领命,要知道本人曾经是本系中文及英文演讲大赛的双料冠军,做一个警察谈判专家一直是我的人生理想之一。
   谈判的结果让我沮丧,那个打工仔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有你自己的理想,可你理解得了我吗?女朋友不要我了,老板不要我了,连我爹妈都说我没出息,我还怎么活???”说着又沿着栏杆往下走了一截,身子完全在栏杆以下,趁其不备武力营救的机会完全失去了,刘队大骂:本来没打算死的,被你一说对人生更绝望了,机会都被你们这帮大学生抢走了他们不死做什么。我吓得把帽檐一压屁都不敢放。打工仔要求和他的前女朋友做最后的通话,于是找我们借手机,现场的警察全部面面相觑,大家都知道通话的结果可能让他回心转意,但是也可能说得一激动连人带机一起奔向长江。当时一部手机价格不菲,一时间无人应声。让我顿生一条生命的价值有时连手机都不如的感慨。当时我没有手机,所以不需进行心理斗争,但是如果我有呢,也许,我也会有所顾虑,那可是我两个月的工资……事情的结果是由一名晚报的记者经过半天的心理辅导将那人救了上来,谢谢记者。
   也是手机,一次一个初三的小女生由于成绩问题跨过了大桥的栏杆,现场的警察也是苦口婆心,小丫头不为所动。最后一个姓罗的中队长故意把手机扔出栏杆掉在桥沿上:小朋友,叔叔的手机掉了,帮我捡一下好吗?善良的小女孩伏身去捡,罗队长冒着掉下去的危险探出大半个身子用力一抱,硬是把小丫头掐了过来。最后同志们用了更长的时间帮老罗把手机弄回来,但大家认为值。
   最后是我谈判史上一次成功的战例,打算跳江的是一名为情所困的大学生,作为过来人我知道凡是为了感情而打算献身的人无道理可谈,只好放弃人文思想改用科学方法,我问他:可以上吊、服毒、割腕……为何跑那么远来跳长江大桥。他骄傲地称这样死得浪漫而且有尊严。我说:哥们儿,什么浪漫,你以为你会象一片落叶般凄美地逐江水而去?算了吧,你将会以极高的速度在半空中作20秒自由落体运动,在这片刻你别以为可以纵情观赏你人生最后的景色,你的眼睛将因充血而无法睁开,接着根据冲量原理你将会以极大的力量冲击江面,就象落在水泥地上一样,你将心肝俱裂脑浆四溅,算了吧夕阳无限好何不爬上来和我这同命鸟把酒言欢共渡良宸……经过一番对自己高中物理知识的全面回忆,那位仁兄终于爬了过来。在此声明,本人在1995年高考中物理分数为98(150分制)。
   要补充的是几点观感:一、大凡不是马上跳江的人大部分都不是真的想死。二、鲁迅先生骂了那么多年,中国人还是有爱看人自杀的传统,某地一人打算跳楼,正犹豫间楼下数千观众大叫怎么还不跳下来呀,真不是汉子什么的,于是该君一跃而下,把来搭救的警察活活气个半死,可是总不能把看客都当教唆自杀抓起来呀。
  2、球场保卫
   本地民风骠悍,尤其是球迷,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尚武精神和集体荣誉感,所以经常和外地球迷发生冲突,无论输赢。所以每逢本地甲B赛事都要调大批防暴警察维护秩序,当然这也间接满足了警队部分伪球迷们观球的愿望。但我一听到要搞球场保卫内心就一阵恐惧,这来自我读大学时经历的种种和足球有关的烧砸闹腾给我带来的心理阴影。
   这里得讲点题外话并先做个小广告,由于答应上海某编辑不将我曾经写的《大学往事》刊出我象犯了毒瘾般痛苦,这里蒙伊老人家网开一面特将该文某一节《大学往事之和足球有关的烧砸闹腾》刊出一小节对我的心理阴影之渊源做一个交待。
  
   十强赛打的如火如荼,已经成了这些日子校园里的热门话题。那天很晚的时候从教工食堂经过,只听到一阵野兽般的狂呼。我知道,中国队又赢了,
  球赛结束,成群的学生有说有笑的从各个观球点涌出。让我的思绪忽然又被拉回到四年前的十强赛时期……
   那个时候,自己最多算是个伪球迷,因为一直对这玩意没什么研究,当然还有中国水平臭,伤透我心的缘故。记得有一天,下自习回到寝室,感觉寝室楼内一片沸腾,气氛非常之不对。只见寝室里的兄弟们都做满面悲愤状,一声不吭地在房里搜罗着一切可以找到的玻璃制品以及床单、旧课本等物。
  “靠!学潮吗?”我在那儿傻问。
  “不,中国队输球了。”室友蓓蓓(男)一字一顿,咬牙切齿道……
  
   不一会儿,远处二栋那边就传出来一片轰隆隆的巨响,感觉象是千万个瓶子落地的声音,因为伴着轰隆就是无数碎片飞溅的声音了。
  
  “行动起来了!”蓓蓓开始激动,举起我书桌上的墨水瓶就一把掷了出去!
  接着其他的兄弟也开始行动起来,案头上已经摆着的各类瓶子已经开始做起了抛物线运动,我看着情况已经无法制止,遂加入战团。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蓓蓓的脸盆丢下去了。“你?”蓓蓓正欲发火,发现自己的开水瓶也已经快为中国球迷事业做贡献了,马上飞奔去制止,可是已经晚了。这个时候,黄朋大叫一声“快让开!”边嚷着边把自己珍藏的破床单挂在伸出来的晾衣架上。接着,点火,周围群楼的兄弟们开始荷荷的怪叫!
  
   再往楼外看去,只见外面的场面更是壮观,我们4栋和3栋间的小道中间已经几乎没有行人了,无数的瓶子在空中划着弧线和大地发生着亲密接触。很多寝室的晾衣架上都挂着燃烧着的床单、旧衣服和笔记课本……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看到更壮观的景象。
   接着,高潮的一幕出现了:政治系的几个男生顶着如雨的瓶子冲出楼去,
  在两栋楼之间的小路上扯起一张用床单做面、红墨水着色的的大旗,上书:中国队不举、戚务生下课!
   观者一片狂呼,打旗者更是兴奋,在无数的手电光照射下,在火光的映照中,他们在楼前跑来跑去,享受着阅兵般的快感。当然,任何快感都是有代价的。据说其中有人踩了一脚玻璃碎片,当晚就被送到校医院缝针了。
   再接着,有几个在自习楼上自习的人回来了,看着楼上楼下一片狼籍,边小心翼翼地往寝室楼入口靠近,结果被几个计算机系的小子发现了:“瞧!就是这帮不关心中国足球事业的家伙断送了国家队!”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大家都已经兴奋的忘却了逻辑关系和革命道理,无数的瓶子在那几个小子脚下开了花(当然不会照头打)把他们吓的抱头鼠窜……
  
   我打算出门给朋友打电话,就对楼下的大爷说:您老也不去制止一下,再闹下去会把楼给烧了的。大爷微笑:我已经把各个寝室的瓶子藏起了大半,等他们丢完了就消停了。
   12点钟后,万籁俱寂……大动乱在一片混杂着各地方言的《义勇军进行曲》中结束。
   再后面几天,自己都忘了球赛的事情了,有一天正打算去校外的书店买几本书。走到投影厅门口,看到黑压压一群人无声无息的从厅里出来。其中以男生居多,间或有啜泣的女生。“妈妈的!怎么又输了!”有人大声问候着中国队教练的母亲大人。
   我一想,不好!刚买的开水瓶还放在桌子上呢!忙撒丫子往寝室狂奔,脑海里都是蓓蓓笑殷殷地举着我的水瓶的样子……
   走到楼下,看着一片沸腾,我知道,一切都晚了……
   第二天,我在楼下的一片残骸里找我的脚盆,突然遇到咱们校足球队的队长。他冲我笑笑,拿起一个浅色的开水瓶壳子晃了一下,说:装个新瓶胆还可以用。这时蓓蓓在楼上叫:喂,把我的瓶壳子也拿上来吧,就你右脚边那绿色的。
   呜呼~~!!!中国球迷!!!巴西人输了球可以砸电视,我们却连个开水瓶都丢不起。
  
   以上即为《大学往事》的片段,下面继续记载和主题相关的事情。此次比赛是本地球队对河南建业队,事关保级,所以上级很重视,调了三个防暴警察大队的兵力。进场时我们当着上万球迷的面列队往主席台那边走,球迷们看到这么多警察也了劲,突然异口同声地以与我们走路相反的节奏喊:一二一——一二一——由于声音太大再加上精神紧张大家全部走错了步子,一时队形大乱,上万人一同哄笑,把指挥官气的半死。上百防暴警察一起成了开场的笑料。
  
   刚开场,河南球迷就打了个条幅出来,上书:才食武昌鱼,又尝九头鸟(对湖北人的称呼)。看台上马上就一片骚动,等河南球迷再拉出“拳打西南,再震江城”的条幅的时候。本地的球迷终于爆发了。
   河南球迷在看台中央的一个区,两边都是本地球迷,一瞬间我就看到成千上万的矿泉水瓶子腾空而起,在空中短暂停留后就集中地往河南球迷的区域砸过去。(本处抄袭了《黑客帝国》)
   然后河南球迷开始还击,我们看到天上无数瓶子飞来飞去,比我们读书时的情形壮观多了,如果说大学时的打闹是百团大战,今天的场面则足可与辽沈战役媲美。大批武装到牙齿的防暴警察开始调动,从各个看台往西区涌……
   接着出现了让我们无可奈何的场面,两边一时都把人民警察当做了可争取的盟军。本地球迷面对杀气腾腾的警察打出了“江城人不打江城人的”条幅。不一会儿,河南人那边的条幅也打起来了——“人民警察人民爱,人民警察爱人民”。这让我们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往哪边打,一时楞住不动。
   还是现场的指挥官比较聪明,他让刑警队把狼狗放了出来,一个看台放两个,谁丢瓶子就咬谁,一时让我们服倒,觉得领导就是领导。
   今天的大学校园里还会有当年烧砸闹的激情吗?我怀疑……
  
  
  3、当街杀人
   这个不是我的故事,是我一熟人。当时他们车组接到一个警说某路口有人借酒醉伤人,赶到现场时发现一个狂汉正在追打一个派出所出现场的民警,当时这家伙已经伤了数十人了,警察鸣枪警告,此人不听,并一把把刀插进片儿警的背上,血流如注,此人正欲挥刀再砍,枪响了,是我那朋友开的……
   这事情了了后大家谁也不敢高兴,因为当时开枪并没有上级指示,而且是否必要谁也拿不准。当时全国发生了很多恶警开枪打死群众的现象,民愤极大,所以大家都不敢轻易开枪,更别说打死人了。
   各位看官,我想大家很难相信我们那位开枪的民警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就准备好了行李,随时打算被抓进看守所。经过了若干个不眠之夜,上级终于对案件定了性,接着边是领导题字、立功受奖。
   写这一段儿不是为了表扬先进,而是要说,那些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和武器来随意杀人的公安败类不禁践踏了他人的生命,也害了自己的战友。每年都有很多警察因为犹豫不决不敢果断开枪而被敌人抢去先机而牺牲。有的派出所不敢给警察配枪,去年7月边有一名本地派出所的民警出抢劫现场时由于没带枪而被几个小毛贼捅了十七刀,刀刀致命。
  
  4、枪口对准自己人
   这是我最难面对的一次经历:一名四五十岁的某县区警察在警校参加省厅组织的一次培训,据说不及格者将会被所在地公安机关指令离岗,由于年龄或是其他原因,这名警察一门功课不及格,于是他边拿了枪(培训不准带枪但他习惯性的带了)要挟教员要求把自己的成绩改过来……消息传出的时候这名警察已经有些失去理智,上级马上把附近的巡逻车全部往那边调。
   我们赶到现场时上级下了指令,如果劝阻无效可以将其当场击毙。我们迅速占据了有利地形,子弹也全部上了膛。
   带着钢盔,我开始沉重的喘息,我自问:我真的会去杀一个和自己一样穿着制服的人吗?看他的年纪,正和我们的父辈同龄,在我们的无数父辈面对失业下岗的今天,他用自己的生命去试图为一份稳定但清贫的工作做最后争取的努力,我们能说他有罪吗?值得致他于死地吗?更何况他是一个和我们一样身着橄榄绿的战友……(我没想到两年后自己也被逼到类似两难的境地)
   事情最后得以和平解决,但那个警察依然由于精神分裂而离开了队伍,我后来追问每一个队友:你们会开枪吗?每个人都狡诈地一笑:别人会开的……
    5、殴打市民
   殴打市民的人不是别人,是我。偶尔我的特权思想会很膨胀,一次深夜,我们巡逻到一个大排挡,一个店主拦住我们说有人吃完不给钱,我们一了解原来是几个地痞喝多了闹事,就把为首的那个教训了几句,让他给钱。那人浑身酒气冲天 ,把我的车长推得一个踉跄,骂道:老子不给钱又咋得?你们警察管什么闲事?我一阵怒火,操起枪托照他背上就是一下,接着朝他腰上死踢了几脚。把那个人打得满地求饶,接着就往派出所拖。
   结果到了派出所门口,那人突然疼的在地上滚起来,大喊腰疼!派出所不敢收,我们坚持要送他进去,于是值班的民警说,咱们观察5分钟,没什么事情就收。
   陈班长吓得冒冷汗,看样子你踢伤他的脾脏了,如果踢破了话会死的。
   我吓得快站不住,没想到照腰给几下也可能把人打死,想到他死了我只有坐牢了,刚拿到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不是也成了废纸。于是浑身发抖。
   派出所门口,一个人在地上乱滚,几个警察在夜色中心态各不同的看着他……大家看过最近的新片《机动部队》吗?中间几个警察深怕把人打死了的神态就是我当天的写照,参警以来,我从来没有 那么恐惧过。
   既然我现在还在写大家就应该知道那个人没什么事情了,不过以后我再也不敢随便动手,奉劝那些爱过手瘾的同行们:人是很脆弱的动物,不管是该打的还是不该打的,若非防卫,能不动手就别动手了。

   七
   2000年8月,我即将开学,我在警察队伍里也待了接近一年,我实在看不出我要在巡警队伍里呆到什么时候,是的,这里我可以看到学到无数的东西,但我专业是经济,这里实在无法让我看到能发挥的地方,自己所做的,无非是帮大队长写写其党校研究生的论文和战友们的报功报奖材料,于是我渐生辞去公职,全心读书的想法。
   临近月底,我想起自己的户口忘记落了,就独自到当地的派出所去办,我不想利用自己的身份,就穿着便衣去的,结果被户籍骂了一番,还把自己气的半死。那时候互联网已经很流行了,我边随便找个网吧打算上网聊天,正聊得兴起一群警察突然冲进来说要清理黑吧,我又被连推带搡地赶了出来。欲哭无泪,独自回队,想起晚上还要上的夜班我下了决定,老子回去就打辞职报告去!
   走到队门口,正碰到刘队,出乎意料,他没有如往常般大骂我又出去乱窜,而是一脸的不舍:小子,你要脱离苦海了,市局下了调令,你明天去经济犯罪侦查处报到吧。
   我惊谔、无言,进而狂喜,进而又陷入是否辞职的思考……
  
   晚上上了最后一个班,我违反纪律请全中队同志们在防区的一个大排挡吃饭,点了很多平时嫌贵的肉食,但每次上了一盘好菜我们车组的电台就响了,中间我出去接了我这辈子最后两个警,送一个迷路的小孩子找妈妈,还有把一个当街晕倒的老太太送医院,我们都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可那帮豺狼每次只给我们留下空盘子。但是,到这天我才发现,我是如此的热爱这一行的工作,他让我从一个只会把取悦女友作为幸福本原的学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成熟的、能对社会负起责任的大人。
  
   八
  
   2000年8月30日,我穿着整齐的制服走进经济犯罪侦查处的大门,所有人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管人事工作的大姐对我说:这里的人都只穿便服,以后别穿警服来上班了。
   这一年的九月上旬,我进入大学报到,法学院迎新大会上,鹤发童颜的前国际大法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我在下面心潮澎湃,暗暗决定好好看书学习,结合实践,真正做出一番事业来。
   对我来说,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刚到新单位,我被暂时安排在政治处工作,在防暴队的时候我对组织的概念只停留在车组、中队、大队、支队的认识阶段,对警察部门的组织结构完全不清楚,所以一到政治处我就想当然的认为这里是搞三个代表一类思想教育的地方,所以觉得很是没劲,后来发现,大家一听说我是政治处的都对我很客气,才感觉这个部门不是那么简单。原来可以管入党、提拔、进人、对外宣传、教育培训、甚至报功报奖、计划生育、小孩医疗各个方面,有点各大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味道,但是权力则大多了,政治处主任一般都是党委成员,也算是一方人物。
     我所在的处的政治处主任是个很和善的中年人,我一见到他就有种亲切的感觉,因为他长的很象我的父亲。报到第一天他找我谈话,简单问了下我的经历,而且告诉我,千万别有什么骄傲情绪,这里的民警大部分都是大学生进来的,而且很多都有实战经验。我担心自己读书的事情,因为学校不会管你是否在职攻读,既然是统考录取就把我们的课和在校的安排在一起,这必然和上班时间相冲突。主任听了后挺高兴,说这个部门陆续已经进了很多大学生,但还没有过研究生,想读书一定可以支持。我连声道谢,虚荣心一上来又把自己考了律证的事情卖弄出去了,主任频频点头说这会招了个人才来了。
     上班的前几天我被安排清理档案,说是清理档案,实际上是变相让我了解一下这里的人脉。我从小到大还没见过档案的模样,所以做得很开心。不过阅读本处一百八十号人的档案后暗暗惊奇,发现这里的大学生大概有五十多,其他的除了极少部分人外基本都是很有背景的,既有各大分局和业务处处长的夫人、公子或者儿媳,也有市里主要领导的子女,看来这个地方果然象传说中一样不简单。可不能象在防暴队里那样嬉笑怒骂了……
     刚上班时我还不知道有班车,每天都要从住处挤公共汽车上班,从来都是在罐头一样密封的汽车里站上一个半小时才到单位。正值夏天,每天到了单位,都是浑身汗味、衣服也挤得皱巴巴得,时常让政治处的几位婆姨们侧目,终于有天教训我说:我们这里可是对外单位,办的都是200万以上的经济大案,你穿成这样很丢形象的。我只好每天备两套衣服,处里一套,家里一套做换洗之用。只到我发现每天居然有班车接送。
    
    
     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和档案、公文打交道的生活漫长而无趣,让我开始怀恋在巡逻车上和兄弟们同生共死,无忧无虑的生活。有一天坐在班车上看当天的早报,心头一震,上面赫然登着张君团伙在重庆被捕的消息,我暗暗骂道:你小子也有今天呀?可把我们害惨了……前面已经交代过了,张君在本市抢劫那天我和前女朋友正在现场,而被他打成痴呆的防暴警察就住我们楼下,但他和我的渊源可不止这些。
     当年最热的时候,传出了张君一伙在重庆做案的消息,当时市局要求防暴警察做好保卫“五场一库”的工作,所谓“五场一库”,就是五大商场和人民银行的地下金库,当时除了加强日常巡逻外,每个受保护单位旁边都有警察驻扎,正是烈日飞火的季节,我们带着钢盔,穿着厚厚的防弹衣,双手紧握着七九式微型冲锋枪缩在几辆密封的小面包车里面备勤,挥汗如雨,车里又没空调,为了怕暴露连窗帘都拉着,结果每个人都快闷得要昏过去。为了打发时间大家只好搜肠刮肚地寻找黄段子互相交流取乐,并储备着以便日后与无话可说的同性交谈时有了聊做谈资的工具。
     请大家不要指责我们的低级趣味,我永远觉得这些车里的同志们都是可爱的人。我们的枪里面子弹不多,真要打起来十秒就打完了,所以上级强调只许点射不许连发。防弹衣遇水就失效,事实上我穿的防弹衣已经被用了三四年,淋雨也好几次,按国外的保养规格早该扔垃圾堆了。钢盔更是年代久远,抵不住五四手枪和AK47一类枪支的近距离射击。这些大家全部知道,但是明白意见提了也没用,因为买装备需要钱,然而每个领导都觉得发生枪战永远属于小概率事件,实际上也许他们少点饭局就足以给每个警察更新现有的装备。有时候教训只能在付出血的代价后在 能作为回报体现出来。(去年这个城市化了上百万元给全市警察更新了装备,包括最新的防化学攻击设备,谢谢政府谢谢党)
     在我打算讲第十个段子的时候,电台呼叫可以下车透气了,大家狂吼着纷纷下车伸腰捶背。我刚打算伸个懒腰,突然心头大震,一时间愣着不动。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上,自己昔日的女友正挽着一个衣着光鲜的男人幸福的行走,她穿着比读书时候漂亮一百倍的衣服,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的甜蜜和满足。而我,除了衣服湿透和污迹斑斑外,还混合着汗臭和枪油的味道,这让一向骄傲的我突然觉得自惭形秽,忽然回想起了读书时候骑着破单车带她到长江边看夕阳那白衣飘飘的年代,那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容易满足和向往爱情。我生怕她见到我,把钢盔帽檐压得更低,在她心目中,一贯优秀的我即使进了公安局也是给领导当秘书,怎么可能在大街上扛着枪吃灰呢,我心中一阵凄然。
     其实每个人,尤其是男生都时常把自己置于一个凄美的境地,就是设想自己如果和昔日的恋人相见会是什么情境,部分人会把保尔和冬尼娅的雪中碰面作为范本,多数人则会设想自己风度翩翩,操一公文包,带着高级白领或者暴发户的自信如日剧男主角般意气风发的行走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而自己的昔日女友则形容憔悴,带着已婚女人惯有的不幸运和沧桑感。此时每个男人都会有种虚荣心爆棚和报复心得逞的快感。所有的女性观众大可在此指责男人们的无耻和绝情,可这的确是我经过社会调查和剖析自我后得出的经验之谈。很可惜,那天我成了保尔,从此,对凄美结局的向往划上了一个句号。
     不扯远了,也许张君被捕对我来说是个好兆头,到单位的当天政治处主任告诉我被分到了法制科,按理说象我这样的大学生应该先到侦查大队去做侦查员,可是考虑到我有律师证和考上了研究生,经过党委研究决定让我去案件审核部门比较好,因为当时单位大部分是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懂法律的属于稀有动物,事实证明这次调动对我后来的人生走向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所以偶尔虚荣心发作褒扬一下自己只要不撒谎还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法制科就是普法的地方,编编教材出出题什么的,到了后才知道这里实际上是最机要的部门。接受报案、拘留、报逮捕以及移送起诉劳教全部得这里审核签字才成,而处长那一关大部分都是走过场,我暗自怀疑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
     我的新领导才三十来岁,并不是科班出身,但业务能力很强,是由刑警队长一路升上来的。我和他谈了读研究生的事情并把新学期的课表给他看了,他说已经听政委谈了,应该问题不大,并同意我只需要在每周五来上一天班即可,一时让我欣喜若狂,庆幸自己一直遇到的都是好领导。
     科长当时正在准备行装打算到香港开会,据说是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和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合办的 2000年内地----香港信用证诈骗案办案研讨会,邀请的都是内地的业务精英。我们处当时刚好侦破了震动全国的“中国首富”信用证诈骗案,科长即是主办者之一。这是国内办理的第一起信用证诈骗案,行内人应该知道信用证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结算工具涉及到外贸、提单、保险和票据各个方面,需要办案者有很扎实的经济和法律知识,案子办成后成为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办理类似案件的范本。这让一向自负的我佩服的要命,并决定以后一定以科长为榜样办出几个轰动全国的大案来。(事后经过研究我个人认为从证据上来说该案诈骗罪名是不成立的,因为所有的诈骗要求必须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证据只能证明该犯人是想长期占用资金。当然,该案具有一定其他因素,法官怎么判咱管不着。)
     十月,科长去香港开会。我则返校读书。
     法学院的生活是紧张而有序的,先生们都每个学生都严格要求,每次开出的书单都要求我们很快读完并检查读书笔记,这一段时间自己阅读了大量理论书目并开始培养自己独立思考、不盲目崇拜权威的习惯。就象香港经济学者张五常先生说的那样:理论的预测一定要可能被事实推翻,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是没有解释能力的。换言之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而是寻求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使我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工作,都决定要坚持对事实负责。(本来打算加上“对真理负责”的,可是转念一想,这世界上真有真理吗?所谓真理,只不过是具有被人解释为真理的可能性罢了,能对事实负责,已属不易,不说别的,想想为了获得宪法规定的知情权我们曾经和现在付出过多大的代价就知道了。)
    
??学校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又到了一年的冬季。课渐渐少了,我边回单位报到,科长这时候已经回来了,怕我没有经验,就让我先试着接待一下报案者,熟悉一下我们这里的案子。
   于是我便每天搬一桌子坐在接待室里,有人来了就接待,无人过来则埋头看书。那段日子不觉间又目睹了世间百态,来报案的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比较牛的是一大款,带着一群随从,团团在我面前坐下,他不说话,凡事都有他先告诉秘书,再由秘书转述。我烦了,问:你丫是不是不懂中国话呀!大款气量还比较大,忙开口说话:俺怕俺说的话你听不懂?搞得我反而不好意思了。
   当然还有更牛的,是部队来报案的,由一个大校带队,一行人马进了接待室,我们科长也在那里候着,位置不够坐,大校眼一斜,几个尉官和校官什么也不说就站了出去。
   其实真正来找我的多半报不上案,一是因为我们这里受案标准太大,200万,普通人很少遇到这样的案子;二是真被弄了200万还没死的人自然手脚通天,不需要来找我这个小警察报案。所以我每天接触的大部分是些普通单位和基层百姓。
   很多来报案的都是反映单位领导的经济问题,问他们有没有证据,都只是说别人儿子留学、家里装修好等事情,没有其他证据。有真的腐败的,但也有是别人犯红眼病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类的报案多数报不上,这个时候群众就要骂我们警匪一家,实际上现在什么都要讲个证据,对穷人如此,对富人也是一样,把别人生活过的好作为惟一的犯罪证据只会导致新的侵犯人权。
   也有视死如归的,有一次几个下岗工人来举报单位领导的腐败问题,冲在前面的是个一条腿的人,一进门就对我说自己已经做了决定,不打算活着回厂了,我们随时可以抓他。我忙做解释工作,您受电视毒害太深,不就告个厂长吗?至于把您怎么着吧。
   也有胡搅蛮缠的,有次有个大姐在银行取钱,密码被贼看到了,别人就伪造存折把她的钱取光了,她边来报案。严格意义上说,这属于金融凭证诈骗,但我一问金额:200元,差点晕过去,因为这个金额的诈骗不能说是犯罪,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告银行先把钱讨回来。但我们怎么能跟一个高小水平的大姐讲解罪行法定,她执着地缠了我一上午,先是说没钱请律师(其实这种小额案子没有律师愿意接),接着又要求公安为她做主,午饭时她边坐在处门口号啕大哭,要不是她老公把她拉走的话我们真的打算凑200块钱打发她走了。对于如何最小成本的解决这类问题,还真是个问题,虽然200块钱对我们只是个小数目。
   还有神奇的。 有次来了个德国商人来报案,没带随从,由于语言不通我们只好用英文交流,后来知道他是个啤酒商,和人合作项目结果钱被骗了,可惜当时他证据材料带的不够,我请他改天把证据拿来,他称好,让我好笑的是他问我到开发区怎么坐BUS,我只好比画半天,问他怎么不打车,他说钱被骗光了没钱,并问警官是否可以借点儿,我差点晕倒。他再来的时候已是一年后(2001年),还找我,他号称正在开发一大度假村,带一翻译,坐一奔驰,一来就问上次的案子怎么样了。我说您材料还没给我呢!他很神气的对翻译说:明天拿过来!说完闪。再一次来,已经是2002年,又找我,我说您怎么一年来一回呀,他说去年交你案子办的如何了?我说大哥您材料还是没有给我呀!他郁闷的点头然后问我怎么坐BUS到开发区,我恨不得吐血。2003年我快辞职的时候他又来了,我见到就跑,老远听到在后面用中文大叫:好朋友!好朋友!鬼才是他的好朋友。……
   接待报案多了得出一个结论:这世界没有掉下来的馅饼,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利益绝对别要。当时全国各地都流行着一种防化布诈骗。比如您是一上海单位,先会有一湖北人找您说有上好的防化布,每尺10块,问您要不要。多数单位都不会要。接着就会有一广西单位(多数号称是军方开的)和您联系,说什么中国需要派维和部队,急需做帐篷,愿意开18块一尺买防化布,很少有单位能经得起诱惑不和那个湖北公司联系,这样您就上了套子了,人拉,只要一贪没来由的便宜准要吃亏。光我做接待员那一个月时间就接待全国各地单位来报的类似案件数十起,这种案子还有一个特点是虽然不是一帮人做的,但犯事的多数是同乡,原来这种诈骗方式是作为一种致富方式在我们广大的农村推广的,所以往往由一个村子的青壮年集体参加,这些人还知道在114注册个号码备查,如果有天有个人为了证明自己单位存在让你打114查号台,五成是骗子,扁他狗日的。
   一个月之后我不用闭关了,领导让我负责 审核知识产权大队的案子。我才开始窃喜,就发现所谓知识产权大队只是名字好听,说白了就是打假,基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要数量到了口供对应就可以抓人了。觉得很是沮丧,很想去负责处理金融犯罪这样大案的大队的案子,可惜那时候经验不足,只能做奢望。
   年底的时候,有个单位发生了一起侵犯商业秘密的案子,当时类似案子我还没见过,为了搞清专利和商业秘密的界定等问题我自己花钱在法律书店买了四百多块钱的该类专著,直到把自己打扮成商业秘密法规方面的半个专家。虽然案子最后由于证据没弄成,可是的确由此学到很多东西。那时候对警察工作真的是很有激情。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做了。
  
   打假也不是没有有趣的事情,有次我们抓了几个卖假冒某知名品牌洗发水的贩子,但是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其数额又不够,只好去做品质鉴定,打算以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拘留他们,结果鉴定结果是假洗发水比真的质量还好!我们一群侦查员差点疯掉。嫌疑人说他们的配方自创就是没钱去打品牌,所以只好用别人的牌子,我们大骂他们连犯罪都不敬业,然后放人了事。
  
?转眼到了2001年,自己由于表现尚可领导开始喜欢带我出去检查工作,当时我们对分局都还有案件指导权,每个月都要去检查一下他们那里的办案情况,去了后除了例行的吃喝外他们往往会向我们汇报并讨论一些疑难案件。
   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到江北某分局,一位刚提拔起来的副大队长向我们领导谈他对一起案件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的证据尚不足以定犯罪嫌疑人的罪,不能草率的报逮捕。领导很不高兴:“上级已经定了调子,检察院那边的工作也做好了,怎么能说不报就不报。”当时那位副大队长的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们办案子是对事实负责,对法律负责,现在我们只是内部互相打一下耳光,疼!但是能把问题解决清楚,现在查清楚了,将来才不会让检察院、法院,让人民群众打我们的耳光!所以您不高兴我也得提意见。”当时局面很僵,后来那个领导再也不想去那个分局了。几年后我再见那个副大队长时他已经长胖了很多,说话也有些官僚似的圆滑,问常跑那个分局的同事对他的印象如何,同事想了半天然后说:“每次吃饭的时候就他点的菜好吃。”……
   还有一次是在江南分局,当时一个银行的女储蓄员负责开存折,来了个人存了2万5千元现金,但她却操作成了二十五万元,把存款25万打在了存折上,那个储户在当天下午边分数次在几个分理处把钱提走了,经过调查其存折上的名字是假的,如果按照一般说法那个储户也就是不当得利,储蓄员则是工作失误。可是有人发现储蓄员的男朋友突然消失了,而且2万5和25万存折的开出在电脑的操作上存在很大差异,需要进入专门的程序,所以很难说是一般的失误,但是问题在于储蓄员死不承认,而且也不能证明储户和她男朋友就是一个人。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家觉得一定要处理那个储蓄员,可是明知道她有问题我们却无法证明,这个时候我提了个意见,疑罪从无还是放了她吧。所有的人的惊诧地看着我觉得我在天方夜谭……
   后来还是法院高明,以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判了她两年。呵呵,其实要是查出她的确勾结外人那就是贪污,两年太轻了;但是如果她真的只是工作不细心,那她的一生就算是毁在这次粗心上了。有时候咱们观察一下法院的判决发现还是很能体现中国人的折衷精神的,可是,有罪和无罪对一个人来说是无法逾越的屏障,我们真的能把它们简单加起来除以二吗?
   那段时间我常做发财梦,在办公室一无聊就和同志们大侃有了500万就怎么怎么着,相信每个买过彩票的人都有过类似憧憬,大致的设想是在香格里拉宴请各位同志们,吃饱喝足后拿出手机给自己的车队队长打个电话,1号车送大胖,2号车送二胖……然后大胖会很谦卑的问我:那俺的自行车怎么办呢?我挥挥手,道:一并打包带走,朕困了,你跪安吧。总之各种想法不一而足但都可用荒淫无耻来形容。
   有时候我身边的同事会突然消失很久,过了十天半个月又幽灵般的冒出来,具体去做什么事情大家也不问,后来知道那一般都是去办上级交办的专案,这种案子保密性强而且技术含量很高,一般都会抽政治、业务极为可靠的人,于是我边开始盼望自己哪天也能消失一下。
   500万的梦想在彩票面前是如此接近而有遥远,但机遇又是那么让人千年等一回,终于有人铤而走险。2001年4月20日,轰动全国的“420”彩票案发。
   当时我正在家里洗衣服,刚把衣服泡在桶里,由于是一个人住且在大学养就的懒惰习惯,洗衣服对我来说既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伟大的节日,我会放着唐朝乐队的《国际歌》愉快地边摇滚边体会着劳动的喜悦,这个时候手机响了,科长让我马上直奔江南某宾馆,办专案!我激动坏了,下楼打车狂奔。
   420案案情很简单,某人趁雨夜潜入彩票中心的摇奖大厅在摇奖专用的乒乓球上了做了手脚,即在某些号码,记不住了,就当是2、4、7吧,把这几个号码的球用小刀割开,里面粘上小螺丝钉,然后把球粘好,企图以加大重力的方法来控制摇奖的结果,后来摇奖的时候被彩民发现,彩民认为是彩票中心在做鬼,纷纷抗议并要求退还所有过去买彩票的钱,差点引发全省性的群体事件。
   上级对我们的要求是先找到人,再谈案件的定性问题。当然要从内部排查起,很快侦查人员锁定了目标,此人是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A,有大厅的钥匙,有做案的能力和动机,倒霉就倒霉在他的手机号和车号都有2、4、7,让人不怀疑他都不难!当时我简直觉得这样很快就破的案子完全不需要出动经侦部门的精英,分局解决就成了。
   可是经过指纹对照,乒乓球上的指纹根本不是A的。我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资料汇总分析,所有和案子有关的线索和笔录都送我这里进行比对和研究,我看了此人的话单,那段时间和一外地人联系频繁,而且他刚谈了恋爱,恋人收入比他高很多,我当时心里马上冒出一个关于某人为求财富对等而勾结他人做案的情形,这种想法让我不知不觉间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泥潭,这是侦查工作的大忌,当时我马上请求把这人控制起来进行大强度的询问。(以人格担保超强度是指长时间的询问而非殴打和任何其他形式虐待,至少在经济案件中我从来没有见过本地的警察打人)。
   询问的结果是这个人什么也不承认,虽然领导也不希望是内部人做案,可他的嫌疑实在是太大了,让我们只好揪住其不放。就在我们打算排除他的嫌疑的时候,厅里派来的测谎专家到了。
   专家是一老头,清瘦,银发,看起来有仙风道骨之感。最厉害的是还带一女助手,小丫头说是警察其实看着却十五、六岁的年纪,梳两个小辫子,两人一路走来让我们觉得老先生很象《笑傲江湖》里面的魔教高手曲长老,不过小丫头抱的不是琴,而是一堆电子仪器。
   老头来自其他的城市,据说是公安部认可的为数不多的测慌专家,他一来就把我的案卷全部调走,接着让小丫头把住房门,自己在房间里独自设计调查问卷。中间偶尔出来透过门缝观察一下接受测谎的对象。我又开始觉得是个老中医在开方子,望闻问切,玄!实在是玄!
   测谎开始了,我们则在外面发生了争论,因为有关部门见我们工作成效不大要求技术部门介入,技术部门的人来要求测慌完毕我们就把人交给他们,我们不甘心这个案子就这样黄了,边守着门口顶着不给。争执间我们的领导来了说:算了,估计也不是这个人干的,给他们,给他们。我们这才骂骂咧咧的让位。
   正打算灰溜溜的撤回去洗衣服,老头来找我,他不认识那帮特工以为还是我们在办案子,说:结果出来了,肯定是他,而且绝对是结伙做案!我一听到就兴奋了,跑着去找领导!我们的人很快包围了测谎室,硬是把人给抢了回来,气得技术部门的人半死!我们则一副幸灾乐祸状。
   老头后来和我吹:国内的测谎分好几个流派,有的派别用脉搏测试法,有的是血液测试法,有的则是心跳测试法,自己是最科学的,属于正宗!其他的则属邪门歪道,只会办出冤假错案。我马上想到了华山的剑宗气宗之争,恍然间,分不清他老人家该是风清扬还是岳不群。
   人控制起来就开始加大讯问力度,我们派出了最厉害的讯问专家B处长,他曾经参与了八十年代轰动全国的连环杀人狂魔的审讯,经验很丰富,也是位儒雅型的警察,古体诗写的很好,可是案件依然没有进展,我们在外围也付出了无数的努力,但是没有直接证据,嫌疑人也始终不开口。
   半个月后,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落网了,他是一管道工,是那天夜里爬管道进入大厅的,在其家里搜出了做案用的小刀和胶水以及坏掉的彩球~~~
   A沉冤得雪,科长说我们再去给做个笔录吧,说是去了解情况,实际上是去给人家道歉,当我说对不起的时候A突然泪流满面,说:做个清白的人真好!我们都无地自容,深感主观主义害人之深,我在这里再次深深的对那位老兄鞠躬,道歉,真的对不起您 了!
   从此我们部门再也不做测慌了。
   回到家里,衣服沤了一桶,发出阵阵臭味……我牺牲了整整一季的衣服呀!
  
   案子结束我们立了集体二等功,但大家都觉得丢人,我又开始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人抓住了,这个案子该如何定性呢?说实在的,即使做了手脚彩票也无法确定中奖,而且法律里也没有彩票方面犯罪的规定,难道我们费劲抓住的人就要因为法律有漏洞而放掉吗?我陷入了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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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4-5-21 20:52:28 | 显示全部楼层
下四之江北贼王和警坛名记
?转眼又到了我们卖身两周年的时节,寝室的兄弟们再次觅酒家小聚,交流感想,畅谈心得。
     大胖参加考研一次,但是进考场前发现已经备好的准考证不见了,郁闷的不行,后来发现原来是他妈妈怕其辞职而不得已为之。
     二胖赫然是一方人物,继续提出带我们去洗脚 踩背的要求,但依然遭到兄弟们的狂踩!
     小胖开发的系统已经投入实战,被记三等功一次,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公安的荣誉分三等,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嘉奖,其中一等功一般都牺牲了,二等功不是破了大案就是半残,获得者有退休全额奖金和免费出国游一次。获三等功也比较难。)
     阿理考中了某知名大学的计量经济学专业,正在办辞职手续,打算投身于用数学模型分析经济走向和股票指数的伟大事业。一副未来投资银行家的样子。
     阿轩被调入交管的后勤部门,每天给交警们点钞票发工资。哥们儿们车被扣了全部找他关照。
     早早不用再教犯人ABC,被调入外事部门,我们可以在外国反恐专家的讲座上瞻仰到这位帅哥的翩翩倩影。
     大飞更是被我们冠名为“警坛名妓(记)”,从他那里我们总能听到很多新奇的趣闻,现摘录一二。
     一次正逢626国际禁毒日,每年这个时候全国各地都要枪决部分毒贩。大飞在临刑前夜去采访一个即将被枪决的人,此人四肢全部拷在一根铁杆上,由一个轻刑犯人为他喂最后的晚餐以及扇风,该犯光着膀子(监室很热),提起自己的儿子泣不成声,对自己运毒的行为也很后悔,最后犯人说:感谢管教干部王某某,我写了封表扬信交给政府,这里就他把我当人看,从来不打我和骂我。大飞眼眶都湿润了。我们问最后的晚餐是什么,他说:鱼香肉丝和家常豆腐!老子以后再也吃不下这俩菜,看着它们我就觉得自己第二天会被枪决。
     还有一次大飞经过采访写出了篇文章,叫《看守所的人性化管理》,基本上是推广看守所如何把犯人当人看的经验,比如夏天放块冰在房间里呀、世界杯给看个球什么的。当时其领导很不以为然,说政治立场有问题并给文章打了个比较低的等级,后来这篇文章给发在《人民公安报》的头版,上海和北京的看守所都来取经。大飞也不是吃素的家伙,居然把领导对其文章的批示放大四倍压在玻璃板底下,把领导气得半死。我们后来的评价是:北大四年对其毒害,实在甚深!
     最经典的一次是,江北片的公交贼王被抓住了(也就是全片所有公交车上小偷的老大),大飞去采访,该人得意的说:你是《警方视点》的吧,大飞说你怎么知道,贼王说,你们的电视节目我每期必看,只要你们一有行动我们马上就知道了,最近你们打算搞“三项教育”是吗?大飞服倒!贼王接着说:你和抓我的警察熟悉吗?大飞说熟呀!贼王道:帮我说个情,事成后这几家酒店的股份给你一份,说着说出本市几个赫赫有名的酒店的名字,听得咱大飞听的心惊肉跳,最厉害的是该贼王被判了五年(鬼知道怎么判的),但大飞不久后在出席一个饭局时居然在邻桌看到这小子,还冲他一笑,大飞毛骨悚然。
     话题至此大家也许看到我们的主人公的日子虽然艰苦,但都还算不错,基本上是默默向上游的趋势,我当时感觉亦是如此,此时自己刚刚因为办案获得了嘉奖,学业也很顺畅,可以说正是踌躇满志的时期。
     这个时候,内部的“三项教育”开始了。这里要先声明,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其初衷真的是想扭转警察在人们心目中的坏形象,有点树立新风的亲民意识。姑且让大家看看当时官方的报道:
    
     “公安部决定从2000年9月起到2001年底将在全国公安机关和全体民警中开展以“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法制教育”。2000年下半年到2001年上半年分两批在县级公安机关进行,下半年再在省地级公安机关中展开。
    
     1.三项教育内容
     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法制教育。
     2.三项教育的目的要求
     通过开展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重点解决对待群众态度“冷硬横推”乱收滥罚、侵犯群众利益等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真心城意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通过开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重点解决报喜不报忧、统计不实和警令、政令不畅等问题,进一步倡导知实情、说实话、办实事鼓实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通过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法制教育,重点解决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超期羁押等问题,使广大民警自觉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为警清廉。
    
      开展“三项教育”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动员学习阶段,时间30天左右。
    
    第二阶段为查摆剖析阶段,时间40天左右。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开座谈会、走访等形式听取党政领导和其它部门的意见。要召开民主评议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要结合年终考核确定5%左右的后进民警进行离岗培训。
    
    第三个阶段为整改建制阶段,时间20天左右。对问题较多的班子要进行调整,对不称职的领导干部要及时撤换;对分离出来的后进民警,要举办不少于两个月的离岗培训班,做好教育转化工作;对不合格的民警予以辞退,对“害群之马”坚决予以清退。要把人民满意作为检验“三项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面向社会,开门评警。凡群众满意率达不到70%的单位,要重新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教育和整改。要建章立制,巩固成果,立足建设,重在治本,建立健全规范、系统的队伍管理长效机制,不断巩固和扩大“三项教育”成果。”
    
    
     怎么样,不错吧?当时所有的民警都以为这和以前例行的运动一样,做做宣传,走走过场就完了,虽然说过要把后进民警分离辞退,但应该轮不到咱吧。
     可是我们中国的事情就如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所说,缺乏一个自上而下的贯彻机制,或者说没有数目化的管理,当时不是有这样一个对子吗:“从上到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自下而上级级掺水水到渠成。”我们的运动也是一样,上级摊派了指标,下面也开始准备数字应付。
     到了6月的时候,第三阶段开始了,分离培训,每个单位都下达了指标,必须分离多少人。当时自己完全没意识到风暴的来临,但听说过其他地方由于干警被分离而出现了过激行为,甚至有些地方在搞教育时把有的人枪都给缴了。但自己觉得他们活该,谁叫他们不好好学习业务知识或者以前欺压老百姓犯错误呢。
     这个时候有的部门的分离名单出来了,很多都是我们这一批的大学生,大飞给我打电话说,很有可能是拿我们去凑数了。接着阿理被分离了。
     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接到了自己被分离培训的消息……
    
     我打算抗争,因为报纸电视上天天在叫嚷:大批害群之马将被辞退,后进的警察将被分离。我不愿意在父母和亲友面前抬不起头。
    就去找领导说理。上级也很无奈,我们这里关系太复杂,没办法呀,知道你一贯表现优秀,这也是组织对你的考验。我知道领导们也难,毕竟那些真正有问题的人都得罪不起,可我为什么就要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呢?
     我说那我让步,报我的名字上去可以,但我不去那个培训班接受屈辱,上级说你不去可以呀,等着开除吧。
     这个时候和妈妈打电话,这个老共产党员死也不信现在还会象反右一样找人凑数,一个劲问我:你到底是收了不该收的钱还是去了那些不干净的地方被抓住了?我无法解释,只好流泪,同事们全部围着我哭,挨个上去接过电话和我母亲解释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是运气不好而已。科长(他一直是很正直的人)也一个劲叹气,只有那个曾经陪我去分局检查工作的副科长一个劲说:去吧去吧,每个星期我去看你。
     是去学习班受辱还是被开除,我一时间茫然失措了,这个时候很贱的打了个电话给前女朋友,问她我该怎么办?她听了原由后,说;我们还是朋友呀,你犯得着编这种不可能的故事来骗我同情吗?
    放下电话,我的心理变得无比阴暗,为什么自己不去收黑钱呢?为什么那么多诱惑我要抵抗?反正抓着了也就象现在的下场一样。
     此刻,我坐在电脑前,悠闲的喝着咖啡,打着些不痛不疡的文字,MP3里放着喜多郎的音乐,轻盈而玄妙,抽屉里放着二等功奖章、三等功奖章和五一劳动奖章,正在期待着名牌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可当时的情形则是,我很有可能变得歇斯底里甚至丧心病狂,我对整个生活整个事业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虽然我也完全可以处之泰然到学习班作一个有问题的人,被清洗两周然后回来继续做一个夹着尾巴的警察。人,有时候在挫折面前走偏一步就全盘皆输了。我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去?还是不去?真的是一个问题。
     事情到了某种死弯的时候或许会有峰回路转的余地,同事们终于帮我想出了不用去培训的方法。
     第二天,我去政治处交了自己患有烈性传染病的证明,主任别有深意的看了我一眼,说:那我向上面汇报吧。事后我知道,他明知道是假的,但还是找上面做了很多工作。
     那年6月,培训班开班了,科长说你这两个月就别来上班了,找个城市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到时候再回来,经费我给你解决。
     我感激的看看他,走了。
     当时决定去云南丽江爬雪山,已经和人约好了,正打算成行,科长打电话给我,说:马上要开彩票案件的定性研讨会了,公检法都要派人去,还请了很多高校的教授,你对案子最熟,教授们也大多是你的老师,你还是代表警方去一趟吧。
     我犹豫了一会儿,点头说:好吧。
     退掉机票,我想:假如生活欺骗了我,但我绝不能欺骗自己,失去信仰,有一种信仰叫职责,既然那个人你抓的,就得对他的命运负责。否则,我真的应该去学习班了

下五之刑法专家和游吟诗人
?研讨会在某区政法委的会议厅举行,由市政法委协调处的一个处长主持,该区分局局长、区检察院公诉科、批捕科及业务副院长,以及法院刑庭庭长列席,这对我来说不算是大场面,我们曾经在研讨一起贷款诈骗案件时搬出了中级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各路诸侯,大家也许要奇怪,我们国家的公、检、法不是相互制约的吗?是,也不是。
     对于某些案件,公安在介入之前会把法院检察院的同志们全部请来,把案情罗列出来提出研讨,如果这是司法考试的一道判断改错的案例,相信所有的考生都很快得出判断,这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但是,就象我们国家有刑法一样,一个人在决定自己是否违法犯罪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被法律认定为犯罪,在计算为此付出的成本和逃脱惩罚的可能性后才会做出抉择。公安也一样,对于疑难问题较多的案件也需要有一个预期,检察院大概会怎么看,法院大概会怎么判,然后才会决定是否立案、抓人。否则你把人关了检察院不批捕不起诉,法院给你判个无罪,放了人之后还要赔钱丢官,出差办案的一系列费用全部浪费了,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刑事诉讼法当然应当严格遵守,因为检察院、法院如果提前介入很有可能会丧失应有的客观判断的立场,而被先入为主的观点所影响。但是面对某些问题,不磋商的确无法解决,比如96年、97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有大量单位的贷款诈骗事件,依照刑法规定贷款诈骗的主体只能是个人 ,那单位进行的贷款诈骗不就处理不了吗?谁有权力说单位贷款诈骗是合法的,谁又有权力修改刑法直接把那些骗取贷款的企业法人代表按照贷款诈骗罪抓起来,当时警察部门堆积了大量类似的案子,但是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只好把检察院和法院的同志们接来一起商量处理的办法。有时候甚至要请来很多专家教授一起讨论。我个人认为,这种类型的讨论对处理案子是有必要的,但最好是只谈法律的适用问题,不涉及具体事实,否则对犯罪嫌疑人有悖公平之义。
     话扯远了大家也许不爱听,继续谈彩票案,在专家到来以前,主持人建议公检法先统一一下意见,法院的人最滑头:我们今天是带着耳朵来的,主要听听你们公安和检察院的意见。检察院有个副院长抢过话头说:本案应该属于盗窃罪,而且是盗窃预备。听得大家不知所云,接着是法制处一个领导发言,他认为本案的性质应该定为诈骗未遂。带我去出席会议的是B处长,他示意我谈一下看法,我认同了法制部门的意见,因为诈骗罪一般是基于如下流程: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受骗人陷入错误---受骗人基于错误而仿佛自愿的交付财产----受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犯罪嫌疑人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操纵摇奖结果来中奖,从而使彩票资金管理中心的人以为其是凭运气中奖而支付奖金。检察院不同意我的看法,两边就争执起来,最后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定诈骗罪未遂。实际上我当时还有个意见没敢说,因为该案定诈骗罪毕竟尚无定论,在法律操作上未必周全,还是把嫌疑人劳教最保险。
     说着说着专家们就都来了,说句实在话,在我们国家大学较多的城市,只要有法学院的,其刑法专业的老师一般都会被公检法尊为上宾,一般来说三方起了争议的时候多以专家的意见作为定论,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司法机关的滑头。这也算是学术界的一个中国特色吧。当天请来的是刑法学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老人家一进来所有的大小官员一起起立致敬。
     案子讨论继续进行,这个时候性质就开始变化了,老先生提出了一个比较新的观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应该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所谓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指出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先生认为这里有“其他目的”“其他方法”两个其他,可以做扩张性的解释。大家觉得有点玄,我和B处长交换了一下眼神,说:这小子倒霉了。因为按诈骗未遂,那小子判的不会重,但要是按破坏生产经营罪就是既遂了,谁敢说福利彩票事业就不是“生产经营行为”呢?怎么着你就是在破坏。最后政法委拍板,按老先生的意思办!
     案件最终由区法院做了一审判决,判犯罪嫌疑人以破坏生产经营罪领刑五年。判决一出,各地骂声一片,北大的一些内部刊物上也纷纷发文指出该案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并直接质疑判案法官的法律水平,说句实在话,判案的哥们儿够冤枉的。本文有点为他昭雪的意思,不代表他的判决就是错的。
     我个人认为泄愤报复是绝对不能和骗取奖金的目的同日而语的,改装乒乓球也不能说是破坏机器,定破坏生产经营罪是类推解释,不能说是扩张性解释,后来全国又发生了不少相关的案子,比如广西某人趁卖彩票的不在,盗打了价值2万元的彩票,居然有张中了奖,于是拿着彩票去兑奖。当时我们都期待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彩票案件的司法解释,自己也是直到今年在这类案子的定性上有点滴的心得,写了篇《普通诈骗罪的特别类型研究》做了个浅探。
     案件讨论会完我习惯性的上了B处长的车,司机问去哪里呀?处长说回去呀,司机不好意思的看了看我。我这才发现自己尚是带罪之身,忙尴尬的一笑,知趣的下了车。
    
     无案一身轻,既然丽江的计划告吹我打算往北走,正好北京那边的同学都考完了,边一时冲动决定进京!这一年的六、七月份,我先后去了北京、上海、杭州和宁波,把各地的各个阶段的同学骚扰了个够。在北京的时候,几个在清华读研的同学领我去清华园看荷塘月色,结果被蚊子叮了个饱,大家郁闷的在校园散步,谈及近些年种种得失,几个朋友都不胜唏嘘,“你还是回到校园里面来吧,呆在那些玩政治的地方没意思。”我 暗暗点头,朋友把我带到清华的法学院大楼---明理楼,见到一片灯火辉煌,里面是无数正在苦读的莘莘学子,我第一次萌发了考博士的念头,并把目标悄悄指向了清华,因为这里有位我一直很尊敬的学者,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学科为数不多淡泊名利的扎实做学问的人了。
     在宁波的时候认识了一帮酸诗人,喝得烂醉后去唱歌,唱完歌他们又要做诗,其实自打我上大学以来就一直把诗人、文人当骂人的词儿,听他们一会向跨掉的一代的代表金斯堡致敬,一会儿又把种种黄色段子移入自己的新作品中我就犯恶心,最后一个号称当地先锋诗人的家伙叫我也赋诗一首,我说我就初三的时候写过情诗,现在早就“弃诗从善”了,看着那些诗人开始不高兴起来,我说那我给你们背首诗吧,是我在防暴队的时候无聊时背会的,他们闹腾
    着说好,于是我边借着醉意背:(原作者为何其芳先生,背的时候自己做了删改)
     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
    
    /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
    /我想起了我最早的朋友,最早的爱情。
    /地上有花。天上有星。
    /人--有着心灵。
    /我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永远坚固。
    /在自然的运行中一切消逝如朝露。
    /但那些发过光的东西是如此可珍,
    /而且在它们自己的光辉里获得了永恒。
    
    /我曾经和我最早的朋友一起坐在草地上读着书籍、
    /一起在星空下走着,谈着我们的未来。
    /对于幼年的孩子它们是那样富足。
    /我又曾沉默地爱着一个女孩子,
    /我是那样喜欢为她做着许多小事情。
    /没有回答,甚至于没有觉察,
    /我的爱情已经如十五晚上的月亮一样圆满。
    
    /呵,时间的灰尘遮盖了我的心灵,
    /我太久太久没有想起过他们!
    /我最早的朋友早已在很远的地方了。
    /我最早的爱人早已嫁给了别人。
    /我也再不是一个少年人。
    /但自然并不因我停止它的运行,
    /世界上仍然到处有着青春,
    /到处有着刚开放的心灵。
    /年青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到野外去吧,
    /在那柔和的蓝色的天空之下,
    /我想对你们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
    
     吟完了大家一阵无语,一个朋友说:都酸够了吧?酸够了,散!
     于是大家做鸟兽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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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4-5-21 21:27:34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上的。肯定我比你大,是JJ啊
(下六之写信的日子和律师手记)

?周游列城回来之后,我决定回家一趟,我的家在另外一个城市,从上班的城市坐火车过去要三个小时的车程,我有个习惯,特别喜欢坐在火车上靠窗的位置,看着车窗外淌过的风景做一些怀旧或者幻想。
   读书的时候每逢放假时节,总是把自己好好打理一番去坐火车,连带书也绝不带《读者》或者《青年文摘》之流,怎么着也得弄本林语堂的《吾国吾民》或者从图书馆偷来的《国家地理杂志》,同学问我,挤火车你丫怎么象去相亲呀,我说你不知道吗挤火车可是咱们这帮穷学生唯一可以满足艳遇遐想的时候,那正是95--98年的时节,我们的网络英雄们不是正在喝洋墨水就是啃着汉堡卖概念拉投资,广大的中国大学生还没有交友、艳遇的平台,只好寄情于外语角、同乡会和伟大的铁路交通事业,剥削我们的也不是电信、网通,而是可恶的中国邮政。
   大一的时候我每天平均收信三封回信两封,记得那时邮票突然涨了6毛的时候大家全部气的发疯,号称要到各个高校串联鼓动大家都不要写信了,可惜后来发现是螳臂当车只好作罢。这间接导致我把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定为《中国反行政垄断的可能性探讨》,最后被指导老师强行改为了《论邓小平的公平和效率思想》这等鸟题目。
   那时候最幸福的事情是找个周日的下午,坐在自习室里给远方甚至是同城的兄弟姐妹们写写信,现在想起当时为了讨好远方的女朋友能用半下午的时间斟酌字句写上万言长信外加用直尺绘上设想中未来小家的草图一幅就顿觉那年代那人真是可爱之极。
   当时自己是班长,但一直担着官迷的骂名兼着生活委员的职务,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早点拿到回信,而且“信德”极好,逢信必复,哪象现在深受官僚主义毒害,朋友发来再有意思再有诚意的短信,我的回复一般都是很简单的两句,古典版的是:知道了,留中,准你上书房行走。现代版则是:阅!抄送某某同志阅!
   电话也是如此,每个女生楼也就一部电话,拨通电话简直比中彩票还难,即使打通了也要用极其谦卑的口吻央求门房的大妈去叫,最快乐的就是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拨通电话并经历漫长的等待后在话筒里听到高跟鞋顺着楼梯缓缓接近的声音,最痛苦的莫过于传来她同寝室同学的声音:她跟别的男生出去了!当时真是杀人的心都有。
   当然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是为了约定一个饭局,我在周一上午的微积分课给在本地读书的十六名高中同学一人写了封信,上面全部一句话:“周六上午九点政法大学门口,一起宰小林子!”然后单独给那位叫小林子的兄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写了封劝其埋单的长信,下课后把信发出然后决定从周四起开始吃素,周五就绝食等待周六的大餐,让我郁闷的发疯的是周五下午收到小林子的回信:“周六回家,老爸病了!”在深深的服了这个厚脸皮之后为了面子只好自己周六起大早奔政法学院组织聚会然后惨痛的自觉埋单。
  
   火车继续奔驰,一如既往,没有任何艳遇发生,虽然美女不少,到站后,合上那本让我看的直打瞌睡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我疲惫的下车了。
   回家后狂睡三天决定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朋友帮我联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那里的一个合伙人算是自己的一门远方亲戚,我决定隐瞒警察身份到那里见习一下。所谓见习不外乎是帮律师提提包写写诉状那种,不过有了很多上庭的机会,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民事案子,也纠正了不少看法和观念。
   比如大学课堂上老师总是说律师要有好口才,要把答辩词、诉状什么的写的才华横溢辞赋满江,电视上律师们也是慷慨陈词,把对方律师和检察官甚至法官驳得哑口无言羞愧难当。其实这完全是井底之见,实际上律师大都要学会查颜观色八面玲珑,记得有次帮朋友打一个官司,中午带我的律师说请人吃饭,见面一看请的居然是下午的主审法官,聊起来发现该法官居然是我师兄,于是觥斛交错一番感情更是深了一层。
   下午开庭的时候,对方是一外地律师,我在《中国律师》杂志上看过他的名字,很有本事的一个人,证据调查的时候双方边开始就细节问题争辩,每当那位律师要反击我们的时候我那位师兄就制止他:“你不要说了,我什么都知道。”或者那位律师打算发挥一下自己的才情打个蹩脚的比喻的时候法官也会出言相讥:“您能不能别跑题太远,请就事论事。”搞的对方律师脸色红白交加。最后的判决自然是我等势如破竹高唱凯歌。
   以前对法官一直有种很神圣庄严的看法,特别是换了法袍之后,觉得他们简直是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上了几次庭后看法全变,有的法官带着一身酒气上庭,露出半个胸膛审案,有的则在听不懂法律术语的时候装聋做哑,不停的问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给听众解释一下。靠!中国法庭听审的又不是陪审团,律师有给看客们解释术语的义务吗?直接说自己不懂就得了!最让我觉得天下之大的是居然在一次为一票据纠纷案开庭的时候三个法官(两男一女)一个拿着本《西方法律初步》遮着看小说,一个低头打毛衣,还有一个主审的也是半梦半醒,看来法官职业道德不应仅仅只成为我国司法考试里面一门考试科目。
   偶尔也帮律师对付一下这里的警察,做了很长时间案件审核工作的自己对于警察在办案子的时候哪些程序最容易出问题简直是了如指掌,时常给出庭律师指点一下,当庭指出对方公诉人证据里面不妥当的地方,虽然不能改变判决结果但起码能让法官怀疑那个证据获取的正当性而间接让它失效。搞得那段时间检察院经常下了法庭就去骂公安局是怎么收集证据,接着我公安局的朋友又来骂我,说你这叛徒他妈怎么胳膊肘子往外拐而且专拣我们容易受伤的地方打。我只好赔罪又帮他们琢磨怎么对付检察院的补充侦查建议书。
   在做经侦刑警的时候,我总是很厌恶那些批条子过来把经济纠纷交给我们当刑事案件办的领导,感觉我们简直就象帮人逼债的黑社会,现在发现律师界也有套路,我有段时间帮他们接待报案的人,在公安机关搞接待养成职业习惯了,见到刑事案子我就说,你去公安局报案吧!见到一般的纠纷的时候就讲清涉及的法律问题,尽量调解解决,告诉他们打官司是件很不经济的事情,有天被主任看到了,很生气,说你这样搞我们完全成免费的法律咨询机构了,还怎么做业务?我说我都是依法办事呀,总不能我们去侦查办案吧。
   主任道:你完全是不懂行嘛!如果是刑事案件,你就说你公安局有熟人,可代理报案并打通关节,如果是一般纠纷你就得告诉他们:如果你现在退一下步将来就会退一大步,所以一定要告到对方求饶为止!我可以帮你代办一切诉讼业务。这期间你要装做很忙的样子,假装接些电话(我们会配合打给你),嘴里要提到市里主要领导或者公检法机关的人名或者官职,并拿出你的笔记本做些记录,总之一切都要显示出你业务繁忙,人脉很广,手段神通!让客户建立起对你的充分信任,乖乖的把代理费交给你。至于官司打输打赢并不重要,我们都要收费的。
   一番话听的我如醍醐灌顶,深感律师业的套路未必比有些警察浅,一边是打着打击犯罪的旗帜,一边是扬着铁肩担道义的旗号,但操作起来有些方面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变着法儿把人民群众的钱揣自己兜里面。套用一句老话:天下高尚的事业大都一样,不高尚的事业却各有各的不同。
   做律师打官司要经常受气,却让我受益菲浅,我慢慢体会到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不同之处,打刑事官司就是天地人心,为的是一个“义”字,比如一个女孩子被强奸了,男方决定娶那女孩子,女方想着以后也找不到婆家就答应了,难道就不处理那个男的了吗?不,既然他触犯了刑法国家自然要予以追诉,否则以后我只要喜欢一个女孩子何必献花献媚,在她下班必经之路上埋伏着逼她就范就是。那样天下秩序不是乱了套吗?那如果是女方报了案男方说咱家就一个儿子把咱闺女抓起来抵罪成不?当然也不能依他!谁犯的事当然应该由谁来顶罪了。所以咱们国家对于触犯刑法的大都由国家出面公诉,其中也有怕公民可能慑于强权或者被利益所诱放弃自己权益的事情发生的原因。。
   民事案子就不一样了,说到底是一个“利”字,律师的任务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帮当事人挽回损失,道义要屈从于法律条文的操作和利益的计算,比如一个人在街上走,司机喝多了把他给撞了,送到医院医生用错了药把人也给搞残了,这个时候该找谁赔,按道理家属应该最恨那个醉酒的司机,但如果司机是个下岗工人怎么办?法官就是判了也执行不了。这个时候律师就应该想到怎么最快最具可能性的实现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那就是告医院,毕竟一般来说医院是财大气粗的,告医院虽然解不了恨,但起码把损失先给补偿了,至于那司机,如果高兴的话就去公安局告他交通肇事,照样可以关这个孙子。结论:告那个你恨不起来但是有钱赔而且赔得起的人,别告那个可恨的穷鬼(也可以是后台很硬、或者有黑社会背景你很怕)的人。
   搞清了这点义利之辩也算是我一个月律师经历的一点点收获,其他则更多的是对司法现状的灰心和不只是咱们警察黑一类找到同党的窃喜。
  
   转眼两个月到了,我得乖乖回去上班了,向律师们表明身份喝场大酒后我边踏上了归途,在司法界混会喝酒是很重要的,连我们学校的泰山北斗也不招不会喝酒的博士,尽管我很不喜欢别人把喝不喝酒作为是否看得起对方的标准,但是每逢喝酒都只能尽量陪对方尽兴,也学会了不少劝酒的方法,我自创的最阴损的招数是对付已婚男人的,就是在饭局前带瓶香水,劣质的也行,你劝酒对方不喝的时候就掏出香水把喷嘴对准他,不喝就喷,否则回家了打死他也说不清,用这招基本上扫遍酒场无敌手,但是也遇到过更损的,有次和部队的人喝酒,有个首长叫了一个班的女兵,每人拿杯酒,不喝就朝你一个劲的敬礼,再不喝就开始哭,每次我都被他们用这一招放倒,从此以后看到女兵我血液的酒精浓度就升高。
  
   回城之前和大飞通过电话,我笑说每次我从外地回来本市就会出事,98年2月14日我从家里过来的那一天,一个失恋者身上缠满炸药在长江大桥上面把自己和一车乘客炸上了天。99年1月4日我回来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时候碰上张君抢劫,不知道这次会遇到什么事情,大飞笑道但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下了火车手机就响了,是大飞,他语气沉重:你真是个灾星,命里注定你要当警察,江南出现了专杀白衣少女的连环杀人狂。…………
  
下七---股票黑庄、司法菩提和坐台女生

??在家休息了两天,第三天去上班,同事们见到我都很亲热,好吃好喝一番不表。次日科长找我谈话,大意是虽然回来了,按照上面的规定暂时还不能回原单位,要到侦查大队去锻炼一段时间,我说好啊,正好增加点实践的机会。
   到了队里,由于以前我就负责审核这个队的案子,所以大家见到我都很高兴,谁也不提什么分离培训之类的事情,我被分到第二侦查分队,队长姓郭,我来的时候正好他有个案子在手上,以前来报案也是我接待的,就把案卷给我看。案情并不复杂,主要是一个叫黄一的人手头上有一大笔钱,有个叫米辉的资金掮客就说帮他找一证券公司合伙坐庄炒作一支股票,把价格抬上去后高位抛掉,赚的钱黄拿60%、米和证券公司平分40%,接着黄边打了500万到证券公司帐上,但是一个月后黄却发现股票已经被抛,资金全部被转走,遂来报案.
   经过调查我们很快发现钱可能是米与证券公司的营业部经理合伙伪造委托协议转走了,于是决定抓人。当时米已经潜逃到了西安,我们就顺着他的逃跑路线往西追,到了西安城实在找不着他,动用技术手段也没有消息,只好等线索。后来西安警方收到消息说有帮黑社会的抓到一个欠其钱的庄家,关在某某宾馆,于是边紧急往那里赶。冲进房间,屋子里几条大汉束手就寝,姓米的就穿条白色短裤泡在浴缸里,听说我们是外地来的警察恨不得跪在地上,说你们带我离开这里吧,判我多少年都成!
   在返回的路上,米辉告诉我们,抓他的是一些资金大户请的打手,他起先帮几个黑道的人运作上千万的资金做庄,结果碰上股市大跌,资金的亏空补不上。我说你当时不是小澡泡着挺舒服的吗?米辉说什么呀,他们是打算把我按当地规矩先洗干净,然后拉到西山活埋了。一直知道股票大跌的时候不少人会倾家荡产,但没想到做庄家的人还要担这样的风险。
   米辉为感激我的救命之恩,告诉了我若干股票代码,建议我短线操作一下,当时我正沉浸在一万元入市三千元出局的割肉阴影中,完全没理会他,几个月后我后悔的吐血,他说的每支股票都翻着往上在走。
  
   那位证券公司的业务经理没跑,在单位被我们带走了,由于案件涉及到很多股票运作、债权转移的技术性的内容,上级让我连夜审他。
   那晚是2001年7月13日,正是申奥结果出来的日子,走廊里的人不多,没什么事情的侦查员们就全部挤到值班室去看电视。我和侦查员老熊一起审问他。老熊烟瘾极大,办公室瞬间就云雾缭绕,我和犯罪嫌疑人都不是抽烟的人,二手烟把我们呛的够戗,根本没法继续讯问下去,我只好让老熊出去看电视,自己单独讯问。(刑事诉讼法要求必须两人讯问,这里违法了)
   快出结果的时候我也无心问了,嫌疑人也一个劲的走神儿,我把笔一收:说,国事第一,我把电视打开一起瞧瞧今年国运如何。说着边开了电视。93年申奥的时候自己正上高中住校,大着胆子偷偷跑回家去看,第二天被班主任赶出教室,后来听同学说老师在班上鼓捣说本来要是成功就放他一马了,现在失败了实在郁闷只好拿他出气,说起来我当年也是间接为咱们申奥大业做了点儿贡献。
   其实申办成功与否对自己关系不是特别密切,只是93年以后心里就隐隐就有了个结,实在不愿意再看到全国人民一起失望的眼神,我们的国家实在太需要一种喜气或者一场胜利来鼓吹盛世、渲染太平。
   当萨马兰奇说出北京二字的时候,隔壁办公室里一阵欢呼,加班的刑警们都乐开了锅。我悬起的心也缓缓放下。这个时候我突然 惊诧的看到那个嫌疑人神情兴奋,眼圈湿润,被拷着的双手握的紧紧的。(一般经济犯罪嫌疑人是不上铐的,此人情绪易激动我们怕其自杀所以上了铐子。)
   “你就这么爱国?”我看看了他,问。他告诉我, 1993年在其快从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和女朋友在天安门广场一直守着 ,希望能听到北京申办成功的消息 。当时女朋友和他正在为各自的未来走向而争吵,吵的没结果女朋友就说:如果北京成功了我就跟你走,北京失败了我们的就各走各的。老萨宣布结果的时候,他们失望、难过、委屈……种种情绪交织在心头 。因为毕业后不可测的未来 ,两人痛哭一晚。 不久,大家就离开北京各自发展了 。8年后的今天,当年梨涡浅笑的女友已为人母, 自己也经历了无数沧桑 ,从一个普通职员而至职业经理人, 现在看着电视镜头里那些在广场上狂欢的学生们,念及过往的种种心境,不觉间怆然泣下……“原来你也有自己的93情结。”我看了看他,半晌无语,然后说:“铐子紧不紧,我帮你松松。”
  
   办案的日子并非如电视上反应的那么惊心动魄,也并不是什么案子总能和警察的亲戚朋友相关,实际上大多数当事人在正常情况下和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什么大义灭亲和与受害人甚至罪犯谈恋爱那是文人们吃饱了撑的关在家里瞎编。
   也很少存在什么孤胆英雄,法制科接受案子,然后科长、处长逐级签字,办公室决定把案子分到谁手上办,队里进行案前调查,立案又有级级审批,抓人后要填留置表,满了48小时要拘留的话还得逐级请示,查询存款、搜查、扣押、报逮捕,移送起诉……每一步都要经过分队长、大队长、法制科长、处长、大的案子还有局长签字认可才能由法制部门开出法律文书执行,这种情况下哪有电视上那种狗屁不顾,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办的英雄存在,出差你得到后勤部门去要钱,出任务要去枪房领枪,报功你得让政治处给你写材料,可以说整个警察部门讲究的就是一种协作精神,搞个人英雄主义来独立完成一个案子是不可能的。就比如我吧,可能很善于给案子定性,在讯问中使用专业的经济和法律知识,但是您让抓人的话我可能就搞不定;有的人可能搞不清票据种类、合同类型,可他就是能找出嫌疑人躲在哪里,这不是本事吗?有的人每天好象什么事情都不做,可是每个星期都能从线人那里找到全市假烟假货的交货地点,我们能缺得了他吗?别人写得报功报奖材料文理不通或者重点不突出,办了再大的案子上面也不批个功下来,那么如果一个人什么案子不会办就是特会写报功材料侦查员们能不喜欢他吗?
   说实在的,上班以来自己认识了很多警察,没有人能文能武,可以说个个都有缺陷和不足,但正是他们组合在一起,才能破获很多大案要案。象电视电影那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
  
   曾经有人对我说:要是警察都换成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就好了。好象素质一提高就没有贪污受贿的事情发生了。可是据我的经验,最会收黑钱而且收的不留痕迹无懈可击的恰恰是业务能力强法律水平高的人,当然,我不是说另外一些人就不收黑钱了,可是你想想,一个案子从到到尾运作下来,法制科、办公室、侦查队、法制处批捕科、劳教科、检察院批捕处、预审指导大队、检察院起诉处那么多环节一路走着,那么多眼睛盯着,谁敢说放人就把人放了,谁又能保证别的部门就不来干涉,除非你买通了所有部门或者更为高级的领导。
   对于一个业务差的人,他顶多疏通一下关节或者泄露个把机密。但是业务能力强的人却有本事把案子操作成相反的结果,让大家全部看到过程却无法改变结果。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过于概括,或者说法律本身就不是事无巨细将所有事情全部列举的。最会解释法律的人就是最会操作法律的人。
   在调查取证上,举个比较好理解的例子,张三找李四了20万,后来张三把钱还了,并写了条子作为凭证:“还(huan)欠李四人民币20万元。”结果李四马上拿着条子去法院告张三,说张三还(hai )欠他人民币20万元,并有字为凭。你说这种情况下怎么判断,因为汉字的多音,一个外人很难对便条进行解释,只能通过辅助的证据来进行判断 ,这里假如是张三去警察部门报案,说李四是想通过曲解自己的意思借法院之力黑自己的钱,那么警察当然要开展调查,那么收集什么证据找谁收集证据就很重要。比如签字时候在场的有些什么人,张三李四的具体情况和帐户往来。这里假设警察收了被告李四的钱,如果要做假的话,就要努力的往对李四有利的方向去收集证据,这用行话叫“做案子”,就是调查取证的方向掌握在你手上,尽可能跳过那些对你要照顾的人不利的证据,收集能够让其自圆其说的证据,水平越高的人做出来案子越是思维缜密、逻辑合理,向你展示出张三是如何利欲熏心,借了别人 的钱不还还告别人。这样上级要马虎一点的话就会把案子否了。当然,这只是个例子,实践中要复杂的多。
   高手一般都很善于寻找证据中不完善的地方,然后钻一下牛角尖,比如有个人伪造公章骗银行的贷款,什么证据都齐全了,结果检察院问为什么没有刻章的人的证言,警察会说,街上刻章的人都是流动的,实在找不到。(其实象这类案子刻章只能是手段行为,关键是诈骗的证据。)这时如果检察官收了黑钱的话边会说:好!证据不足,不予批捕!退回去再来,时间不够就先取保候审。这样操作警察连个刺都挑不出来,只能自认倒霉。
   在法律解释中也是如此,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对法律进行解释。目前所有的判决书都要求罗列判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如果一个法官打算枉法裁判的话他显然不会在判决书里说:我收了被告的钱!所以我判其无罪。而是要千方百计证明其判断的事实基础和依据的法条是可靠的。比方说同样是侵吞了单位100万公款,如果那人是国家工作人员就构成贪污罪,可以直接拉出去毙了。如果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就有可能只构成职务侵占罪,该罪最重也就有期徒刑十五年。我们国家的法律在什么人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方面一直没有权威的全面的界定,这就给高手发挥的空间了,他尽可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在学术界的人脉把被告的地位解释为非 国家工作人员而让其逃过一死。按行规保命的话起码是六七位数的收入,即使有人来查也尽可以说自己是学艺不精,再加上学术界本来就存在争议,完全可以让自己万无一失,要是你能力不强无法自圆其说别人自然会猜出你小子拿了黑钱。
   写上这么多就得出两点结论:一、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需要人来解释。二、不解决根本问题把公检法全部换成研究生都没用,只能变出一帮高学历的王八羔子。
   那段时间对整个刑事案件的流程有了全方位的理解,在我看来,秉公执法、依法办事毕竟是发展的主流,但吃拿卡要的也远比我想象的要多。怎么说呢,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对司法界的理想期盼是: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上班以后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然后真正经历过了很多的无奈后自己只能对现在的司法界发出如下感慨:好多菩提树,好多明镜台,本来好多物,处处是尘埃。
   说起来自己那段时间也算是有问题的人,也曾经有过自暴自弃的想法,有次我在逛商场,手机突然响了,是我手上正在办的一个案子的嫌疑人的哥哥,那小子不知道从哪里弄到我的手机号:开口就说,出来坐坐吧,你们这次搞的太绝了,给你五万,想办法让我弟弟取保候审如何?说实在的自己当时真的动了心,好一番心猿意马才约束住了自己。后来这个案子在检察院的环节被连续退查了两次,还是不得不放人。鬼知道是哪个环节被打通了。
   在几个小圈子内我开始帮一些朋友做些案子,基本都是民事案子,帮他们进行下法律咨询并代写个诉状什么的,一般都是内部人介绍,找个地方听一下案情就给别人出主意,意思性的拿几百块钱。但可以担保的是,全部是民间行为,和工作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帮别人省点律师费。
   有次有位局长公子找我帮忙,完毕后说带我去夜总会见识一下,我坚辞不去,他就说你们大学生清高什么,那里面大学生多着呢。我不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就跟着他去了。进去一个很豪华的位置,里面的服务生全部穿着海军衫,随便看都是美女。坐定,叫了啤酒点好歌,公子问我是找双胞胎陪唱还是大学生,我当时坚持不相信大学生会干这个,就说:大学生。
   过了一会儿一个白衣女孩坐到了我身边,我闲扯了会儿就问她:你哪个学校的?她报上学校和专业,我差点昏了过去,居然是我母校中文系的。我死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就顺口问了下他们开设的课程和几个著名教授的研究方向,居然一一答中。我一个劲的安慰自己可能说她可能是成人教育学院的吧,但心里失望之极。
   问她为什么出来坐台,她说因为家里穷,我觉得这完全是托词,边不理她,独自唱歌、和其他人聊天。她嫌闷,就说给你说个小秘密吧,我说什么呀,只见她把纤细的手递给我看,我一看吓得差点跳起来,只见她的右手上只有四根指头,食指那里齐齐少了一截。她告诉我这是小时候在村子里帮父母用铡刀切猪草的时候不小心切掉的。铡刀?这个东西我只在上《刘胡兰》课本的时候听老师描绘过。
   女孩儿开始陷入回忆, 一脸的安详:我妈妈是村子里的小学老师,读高中的时候只要她病了都是我去帮她带课,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全村的小孩子都会挤到我上课的教室外面趴在窗户上看我写字。“因为你的长的漂亮吗?”我一脸的不屑。她摇摇头:不是,因为我右手四个指头拿着粉笔板书,而且写得很漂亮……说完了,她开始发呆,仿佛正在神往那段岁月。旁边,公子们正搂着小姐唱着《萍聚》……从此,我再也不去那种地方,因为太受心理刺激。
   八月的一天,我正在值班,突然来了群人冲进我们办公室,出示法律文书后一番翻箱倒柜,科长一脸严肃的站在旁边。我忙问怎么回事,科长告诉我,常带我出去检查工作的那位领导因为受贿二十万被检察院抓起来了,正在搜查的是反贪局的。后来有位检察官的话狠狠抽了我一下:你们法制科的怎么这么没本事,本来都是自己人,有人举报,我们叫过来走走程序就算了,他居然不到24小时就全部招了……
  
   回去的路上是科长送我,我们半晌无语,后来他说的话让我永远无法忘记:今天你算是上了一课,这堂课教你的东西你花多少钱也学不来,记住,要做警察,就要做一个永远不用担心反贪局半夜来敲门的警察。这样你才算是个堂堂正正的执法者。
很长时间过去了,我还一直记得那个夜晚,他把我从对整个法治环境的失望和犹疑中又拉了回来。从此,我再也不接野案子了,又开始思索怎么去做一个好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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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4-5-21 21:29:31 | 显示全部楼层
变态杀手、少林女飞虎和飞天情圣


??由于案件增多人手不足,我又的被调回科里工作,仍然负责知识产权类的案件的审核,认真办起案子来,慢慢发现很多案子的处理其实并不是法律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比如自己有次接手一个贩卖伪劣防盗门的案子,嫌疑人是两个浙江人,质量监督部门的鉴定称他们销售的防盗门不符合国家的技术标准,销售金额也够了追诉标准。
   我看完案卷就对侦查员说可以关人,你们找领导签字吧,接着打算离开。经过留置室时,发现嫌疑人正在与讯问他的侦查员激烈的争辩,我一时好奇,心想你都承认了明知道卖的产品不合格还争个什么争呀,就在旁边听他们争吵,结果越听越生气。
   原来那两个浙江人是在本地的五金一条街做生意,由于其生意好,引起了周围本地商户的妒忌,就去技术监督部门举报他卖不合格产品,技术监督部门来了后对他们要处以罚款,二人声称罚款可以,但是这一条街每个商户生产的防盗门都不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为什么单单处罚自己?技术监督部门觉得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公的,按照程序直接把案件移交给了公安局,我们很快就把人带走了。
   我问办案的侦查员:这条街卖的防盗门真的全部不合格吗?侦查员一笑:“那当然,我们暗访了的,比他们差的还有,问题是人家平时把工商、质检招呼的好好的,我们去当什么恶人?再说了,一条街的商户大概300多人吧,我们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怎么可能呀?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把我们的门踩烂才怪。”我听了这话好一阵郁闷,看着那两个可怜的浙江人,心里暗暗为其不值。
   从法律上来讲,这两个人明知道门不合格还往外卖是该抓,可是难道因为自己是外地人就要受本地行政机关的不公平待遇吗?那些贼喊捉贼的本地商户,那些自己吃不了黑就把人往司法机关送的行政机关,他们就不该背责任吗?还有我们,虽然现在已经不提倡什么法不责众了,但是谁又能保证这句话在我们心里没有占据很大的分量呢,我想没有一个领导有魄力去把一条街的人全部抓起来,面对大规模的群体性违反诚信的行为,再强势的法律也束手无策。
   实际上,很多行政机关,比如税务、海关、质检、药检、烟草抓到违法的案子一般都是走行政处罚的途径,说白了就是罚款,很多人的行为即使构成犯罪,只要交了钱基本也就消化在行政环节了,除非是特别大的捂不住的案子,否则哪个愿意既得罪人又把警察拖进来一起分钱。真正被移交给我们的大多数是不愿意受行政机关盘剥的倒霉蛋。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年年喊打假就是没有成效,不是警察们抓人不卖力,实际上大多数案子压根就没进入司法环节,售假制假的交完罚金后就继续重操旧业了……
   看着那两个浙江人被送往看守所时那怨恨绝望的眼神,我知道他们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国家的法律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
  
  
   每次办了自认为比较昧良心的案子,我就有沿江步行的习惯,这时候已经是酷热的天气,沿江而行、吹吹江风可以理清自己的思绪。我一直认为,水能够令人静心省思,有江有水的城市总是能出才俊迭出。
   这时候司法部的朋友已经告诉我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很快将转为统一司法考试,于是边散步边考虑是否再战一把,既为自己找个退路,免得又被哪次运动搞的下岗后找不到饭吃,也好找个动力把所有的法律在脑子里再更新一下。就这样走着走着边拐入了临江的一条马路,正是晚上十点的时候,街上的行人也渐渐稀少。突然隔着老远听到有人大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对面街上几个飞虎队的兄弟正笑呵呵的望着我。
   他们都是99年和我一起参警的的体育学院的毕业生,每个人都是一身好本事,多数是广东人,普通话夹杂着些粤语的问候,更让我觉出他们的热情。
   “干什么呢?怎么跑这里来晃悠?”我问和我关系很好的大陆。
   “能有什么事情,还不是为了那个连环杀手。”大路一脸的郁闷,“兄弟们已经连着两个星期没睡一个好觉喽。”
  
   我知道他们说的案子,从这一年五月始,这个城市就陆续发生了多起单身女子被杀害的案件,首先被害的是一个女大学生,身上的钱财被拿走,尸体被猥亵,接着该类案件接连发生。有段时间几乎三天两头就有人被害,而且集中在江南的三条街区。
   可恶的是报纸受命于上级并没有及时报道和 提醒大家注意(鬼知道是基于什么心理),结果谣言就集合了各阶层群众的智慧,以各种形态的版本在民间流传。较权威的是该歹徒专门杀红衣长发女子、而且多是先尾随其后至僻静处,接着先奸后杀,然后抢去随身财物。一时间,穿红衣者几乎在大街上绝迹,很多女孩子也或自愿或在家人强迫下把长发剪短。后来又开始流行白衣、绿衣的版本。总之一句话,有人在连续的杀人,而警察捉不到他。
  
   我问大陆:“怎么把你们调过来了?”大陆骂:“抓不到人上级着急呀,把分局和派出所的人全部赶上街了,让他们白天去各个街坊清查人口,晚上到处巡逻,连机关的人也要上街,市局除了让刑警介入外,我们特警也放出来当诱饵了。“
   ”诱饵?”我一脸诧异,大陆说当然不是自己这帮臭老爷们儿拉,是她们,说着一指,我一看,原来是几个极漂亮的妹妹,穿着很性感的衣服。我垂涎欲滴:“哪里找的,给咱介绍介绍?”大陆哈哈大笑:“什么哪里找的,全部是我们队里的姐妹。”我定神一看,果不其然,都是特警队那群神仙姐姐。
   记得在防暴队的时候,对特警队的姐妹们的神武英姿就心向往之了。当时为了慰问一线民警,当地电视台和巡警特警搞了次联欢节目,节目完毕后。大家得出两点观感:1、原来电视台的女主持在台下看着那么丑,脸上的粉起码要用开花弹才打得穿;2、原来我们的女飞虎那么漂亮,远远赶上大连的女骑警了。
   第一次领教她们的厉害是在一次行动中,当时我们防暴队和特警队搞一次联合行动,在一个郊区的村子里抄了一个大规模的假烟仓库,为了避免和村民发生冲突,我们迅速把嫌疑人和假烟运上车准备撤退,快到村口的时候,车队被一群暴徒拦住了,一个光膀子的大汉拿着个锄头站在头车面前,其他人则或是在旁边谩骂或是去邻近的村子搬救兵。虽然我们有上百人,但是真的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围住了也不好处理。不一会儿已经有不少泥块和砖头隔着玻璃打在我们车上。
   这时从头车里下来一个看起来很文弱的女孩子,她走到那个大汉面前说了几句什么,好象劝他不要妨害公务,那大汉一副不屑的样子,说着说着就把那小丫头推了一把。那女孩儿也不还击,先是冲四周一抱拳,朗声道:大家可都看好了,是他先动手的!接着发生的事情就富有戏剧色彩了,只见她以极快的速度在大汉肩膀上拍了一记,那小子看着看着就象骨头被抽了似的往地上摊,女孩子二话不说,把他的胳膊一架,托着他走到田埂边,忽悠一下就把那小子丢了下去,然后拍拍手上的灰,甩甩短发,一脸傲气的望着我们这些躲在车里的老爷们儿们……
   队伍静默了一会儿,接着每辆车的窗户都打开了,无数防暴警察把手伸出来纷纷喝彩,一时间叫好的、煽动的、插科打诨的南腔北调什么声音都有,围我们车的人也不敢靠前了,不知道是谁起了个头,车队在男声合唱版的《红色娘子军歌》中快速离开了夜幕笼罩下的村庄。从此,女特警在防暴警察中就算扬名立万了。
   自己和女特警的正面接触则是在上次整顿商业街的行动中,有个贼打算抢一伪装成顾客的女警的包,被那女警一下子掀到半空中又落下来,事后我去跟那美女套瓷,问她:“姐姐在哪里学的好功夫?”小姑娘是河南人:“跟俺爹学的。”“原来是家学渊源呀。”我开始瞎拍马屁,“那不是拳打少林,腿震武当。”没想到那丫头烦了,顺手就把我胳膊一拉,疼的我差点叫娘。小姑奶奶倒是振振有辞:“俺打小在少林寺长大,不许你侮辱它。”我来不及细想少林怎么会有女性居住,只得连连求饶,以后看见女特警就躲八丈远。
   我问大陆:让她们当诱饵,危险吗?大陆点头,“苦着呢。我们四人一组,女孩子一个在前面专捡偏僻黑暗的小路走,我们三个在后面老远的地方吊着,其实真要出了什么事情,未必赶得急。”当时警方已经根据前面几位受害者的情况发现了若干线索,比如那个杀手可能是性无能,只能通过猥亵对方来满足欲望,但是往往这种性变态者杀伤力要远强于一般的杀人狂,而且并不知道这个家伙是否受过军事训练,如果那样的话普通的女特警根本对付不了他,而且很可能被其一击致命。
   我抬头看了看跟大陆他们一组的女孩,正是那位少林小妹,她看着我尴尬的一笑,只见她眼圈发黑,黑里又透着红润,一看就是几夜没睡而且刚才还哭过。大陆说:“领导他们真的不是东西,完全不把我们当人,都已经没日没夜的在这里吊了几个星期了,晚上蚊子多,又他妈热,只能一圈圈走着,走到天亮为止。天亮了回去只能睡半天,下午训练,训练完了再来,问题是这种天气大白天谁睡得着呀,兄弟们都快神经衰弱了,真要打起来估计连个民工都打不过。”大陆说着说着又看看少林小妹,“最苦的是她们,身体透支的厉害,一个人当诱饵的时候神经也是高度紧张,生怕一松懈就挨了刀子,有几个身体这几天不方便,又怕上级说自己怕死,只能一直坚持着。”
   我看了看少林小妹,果然毫无神采,虚弱的厉害,就问她:“姐姐辛苦了,要点儿什么好东西?”小妹眼一翻,“今天特想吃龙眼罐头,有吗?”“好,我去买!”我当时就拍了板,正打算去超市找,大陆说:“不必了,轮到我们这一班了,你还是回家歇着去吧,说不定那小样的突然转了性,改猥亵你这号的拉!”我正要回骂,他们已经集合上车了。
  
   案子在半个月后得以破获,先是技术人员通过DNA比对发现罪犯的DNA和湖南发生的几起连环杀人案的现场采样相吻合,联系湖南警方后确定了罪犯的身份,并知道他以“胡成”为化名。
   嫌疑人的抓获并没有什么传奇色彩,一名敬业的片儿警没有向其他人那样麻痹,而是骑着自行车跑遍了整个辖区的旅社招待所通知他们注意是否有个叫“胡成”的旅客,一名细心的招待所服务人员发现有个人住在他们那里整日昼伏夜出,十分可疑,一查其名字果然叫胡成,接着就拨打了那位片儿警的电话,接着发生的就是和大家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的情形了。
   事后市局大力褒扬了那位敬业的普通片儿警,谁也没想到这起案件会由他破获。报纸并没有报导其他在那个夏天里默默无闻做事的人,他们有的通过实验确定了罪犯的身份、有的在街头巡逻使罪犯两个月内不敢轻易动手,而有的则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了诱饵。每次经过特警队的时候我都在想,还欠里面一个丫头一瓶龙眼罐头呢。
  
   案子完了后我们寝室把大陆一行接出来慰问,拖着就是一番死灌,男生喝多了,即使不去乱来话题里也离不开情情爱爱,大家纷纷拿爱情出来说事,这时候寝室里大部分兄弟都还没把自己交待出去,但怎么扯也都算有过初恋,当晚便以男生的初恋情结开题,一时间妙论迭出,大胖声称:失恋的时候自己最想要一天文望远镜,拿去观察天象,会让自己感觉宇宙的浩瀚和自身的渺小。
   阿理则说他曾经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向一个哲学系的女孩子倾吐自己的绵绵爱意,但那个女孩子居然不为所动,更让他服倒的是该女子指出阿理在第两小时四十分时引用的事例不具说服力而且因果关系不清导致逻辑混乱,让阿理好一番感慨。
   最后兄弟们得出结论:每个男生都有初恋情结,但一般只是怀恋那段时光那种真挚的感情,未必具体到人,相反,初恋的对象在对初恋感觉的缅怀中反而被淡化了。
   大陆对我们所谓的结论作出的结论是:完全狗屁!接着他边以自己一个朋友的故事为例为自己的观点做了番论证。大陆的朋友(这里姑且叫他小陆)是体育学院的散打高手,在全国大赛中都得过名次,在学校也一直是学生干部,可谓是春风得意,唯一不幸的是在毕业那年,女朋友被别人撬跑了,小陆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几乎是绝望的问:你到底还爱不爱我?那女孩子问他;你愿意为我从四层楼上往下跳吗?小陆一时没会过来,忙问什么什么?那女孩子漠然的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你不会,可是他会。”说着还没给小陆反应的机会边绝尘而去。
   打那以后小陆就开始放浪形骸,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就是没动了真心意的,有一次,小陆和一社会上混的小太妹一起在阳台上看星星,当时小陆喝多了,越看那小丫头越象自己以前的女朋友,恍然间又回到了三年前,突然张口就问:你爱我吗?那丫头甩口就说:不爱呀!小陆一时间各种感觉都涌上心头,大叫一声:你到底爱不爱我?那丫头混虽混倒也是一烈女,斩钉截铁的说:就是不爱!你就是跳楼我也不爱你!小陆顿时血往头上冲,跨过栏杆就往楼下跳。……
   也就是电光火石、兔起鹘落那一刹那,小陆在半空中突然酒醒了,不对呀,我怎么就跳下来了,那不是我女朋友呀。形随心动,这个时候高手的本事就显出来了,只见这小子身子在半空中一转,手顺着一抓,居然在快从四楼掉到三楼的时候反手抓住了四楼的栏杆。虽然胳膊被拉下一层皮,命总算是保住了。
   说到这,大陆得意地环视我们,发现兄弟们个个目瞪口呆,便说:“怎么样,绝吧?”阿理补充道:“连一个小太妹都耻于谈爱,你那位朋友估计以后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我不同意阿理的看法:“如果在混沌了那么长时间后还有为一个人跳楼的激情,那他一定还有爱的能力,所以此人以后应该相信爱情。”大家一番争论,大陆笑而不语,这个时候我看到他的右胳膊上隐隐有一道疤痕,暗暗骂道:这个狗日的情圣!……
   说到情圣,我还见过一个更绝的,有次我办一个挪用资金案,犯事的是一证券公司的财务主管,叫许波,三十多岁,看着很斯文的样子,利用管理电脑之便进入公司财务软件给自己户头下虚增了20万,结果在月末点帐的时候给清了出来,案情按说很简单,后来我问他:钱都到哪里去了?许波说:都还给我女朋友他姨妈了。我借她的钱炒股,结果全部亏进去了,只好先拿公司里的钱还。
   我笑着说 :钱都还她姨妈了,那谁帮你还欠公司的钱呢?那小子忙说;我女朋友帮我还!她答应1个月后帮我借到40万的,20万还给公司,另外20万我们买结婚的房子。
   搞经济案件,除了抓到人外,挽回损失也是很重要的。为了验证许波的口供,我让侦查员去找了他女朋友的姨妈,证实确有其人,是一位退休的大学教师,六十多岁了,俨然一副学者风度。她证明许波两年前的确找自己借了20万元,说好是帮着追几支股票,后来赶上股市大跌,自己就找他把钱要了回来。
   我问那位女教授:听说许波在和你外甥女谈恋爱?老太太说是呀,亏得那丫头了,要不是她催许波还钱这钱还不了那么快。我说: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老太太说:说来也巧,我外甥女一直在学校读博士,那天到我家来玩,正好我不在家,许波打个电话来汇报股票运作的事情,就和她聊上了。一来二往就 聊出了感情,我就撮合着让他们见面,结果天公不作美,我外甥女在见面的路上摔伤了脸住进了医院,就没见成。但两个人以后也通过电话建立了感情,许波还把手机什么的都托我送给她。后来我外甥女到厦门去做一个课题,两人更是通过电话聊的如胶似漆。后来我们家那丫头告诉许波说把我老姨那钱还了吧,老拖着多不好呀,结果许波就把钱还了。(当时我们没和她说许波因为挪用资金已经被我们抓了)我心里想,要不是你外甥女怂恿他,他那么老实的人敢动公司的钱吗?
   不过那老教授的话倒是和许波的口供全部对上了。只是队长不相信:“靠!两个年轻男女也不见面,就凭电话就谈上了?”我说:“您老土了吧,这年头网络性行为都不稀奇了,通过电话谈恋爱这种原始的爱情活动又算得了什么?”队长只好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来声辩。
   案子走到这一步好象已经可以定性了,我们只需要找到许波的那位女朋友文小姐就可以了,可我们突然发现,咱们使出百般力气,也和那位文小姐联系不上,到学校去问,发现也没这个人,难道是许波串通老太婆一起骗我们?还是那个女孩子已经被许波杀害了?大家觉得案情又一下子复杂起来。
   最后我决定去做许波的工作,和他好说歹说才让他相信我们是不会抓那位文小姐的,只是想找她验证一下口供,最后我对许波说:“要是能找到她她又愿意帮你还公司钱的话,法官就可以少判你几年了。”许波终于答应我们的要求,给文小姐打电话,电话通了,许波说自己现在很担心被单位发现,希望文小姐快点把钱汇过来,文小姐则称自己还在厦门抓紧时间弄钱,钱到手后一定亲自回来给他。许波再想多问,电话已经急急的挂了。
   这个时候搞技术的同志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那就是根据信号那位文小姐的手机根本不在厦门,就在这个城市。我们面面相觑,搞不清楚这个女孩子卖得到底什么药,这个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个可怕的猜想,这个猜想甚至让我脸皮发麻,我问许波:“你对文小姐怎么样。许波说:“我对她的爱情是很真诚的,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两年来我起码送了她四万块钱的东西,她说自己要出国做项目我就一口气给他买了三千元的香水和五千多块钱的行李箱,而且为了讨好她父亲我还送了个DV给她。”
   随后我们把那位女教授叫到单位来,说是继续了解一些情况。在隔壁房间里,许波按照要求继续给那位文小姐打电话要钱。
   电话响了,我站在那位老教授面前,她从皮包里拿出两部手机中的一部,用柔媚的声音说:“喂~~~”我当时差点昏了过去,我的猜想一点都没有错,那位文小姐从头到尾都根本不存在,完全是这位60多岁的高级女知识分子一人分饰两角。
   案子在侦查员们的一片诧异中结束,老太太承认自己为了怕许波借了钱赖帐而故意装小姑娘来掌握他的动向。而且借小女孩的名义找许波要了上万元的财物。
   许波只到被逮捕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深爱的文小姐并不存在,因为担心其精神分裂我们谁也不敢把真相告诉他,出于同情或者说是可怜,我决定亲自送许波去看守所,在路上,许波对我说:“虽然我没见过她,但我相信她一定会借到钱的,你不知道,作为一个女孩子,她是那么的博学、那么的善解人意、那么的理解我,每次打电话我们都能谈上3个多小时,我觉得她就算长得不好看,我也要勇敢的接受她……”他还一直以为文小姐是因为长得丑才不敢见他。……我看着他,久久不能说话。
   后来有人说那位女教授完全是道德卑劣,一手毁了许波,我分析说:其实也未见得,人在某种情境下会具有双重人格,特别是象那位女教授那样不喜与人交往的人,她们的自我暗示能力都很强,在扮演一个青春可人的女博士的同时,她也陷入了对自己少女时代情怀的缅怀中,这样她就会全身心的近乎病态的执着于对一个年轻女子的角色扮演,只到整个案子最后以悲剧收场,一个人身败名裂,一个人前途尽毁……
   我问自己,许波在知道真相后还会相信爱情吗?答案是……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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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4-5-21 21:33:08 | 显示全部楼层
(下九之雪碧瓶、刘胡兰和艳阳天)
??2001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新的一轮严打开始了,根据中央的精神,这次严打重点打击的是三类犯罪: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以及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我想这也许和99年到2000年发生多起全国轰动的恶性案件有关。电视的新闻里开始出现大量的公安突入房门,犯罪分子在枪口下束手就擒的镜头。
  
   “严打”在我的记忆里好象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幼年发生的事情会在脑海里留下很深的痕迹,小时候我们楼下有个爱说爱笑经常带我去打麻雀的哥哥,有一天半夜突然被警察带走了,后来听说他因为抢了别人的几顶帽子被判了十年,几年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了白痴,每天望着我们傻笑。
  
   还有一次是我们学前班的老师忽然通知说全校放假了,第二天我迷迷糊糊的睡忘了又往学校赶,到了学校的时候吓了一跳,感觉学校简直快成了监狱,很多拿着冲锋枪的警察把守着各个教室的大门,每个教室里面都密密麻麻蹲着很多光着膀子的人……长大后听老师讲刑事政策的时候我才知道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八三年严打,那次严打扭转了文革后的治安形势,但是由于法制观念的淡漠,公检法甚至在一间办公室办案,讲究的是从严从快从重,三家协调配合,很多只是小偷小摸的人被判了重罪,大批罪不至死的被迅速的处以枪决,在湖南邵阳等地区甚至用机枪执行死刑。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些是那种历史情境和治安形势下不得以而为之,但更多的问题则值得我们这些学法律的人去检讨和反思。
  
   2001年的严打的打击重点不是经济犯罪,可是上级的命令层层压下来,每个警种都有要完成的指标和数字(好象就网警没有),看着别的警种忙着扫黑除恶,我们却毫无作为,领导简直急坏了。因为经济犯罪毕竟和其他刑事犯罪不同,它和大量的民事、经济行为纠缠在一块儿,时而浮出水面,时而又隐而不发,即使案发犯罪嫌疑人也大多携款躲起来隐姓埋名,不能象派出所那样平时就盯上几个流氓地痞,用的时候当当线人什么的,运动来了就直接拿下交差。
  
   话说回来,严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些意外收获,比如说有个叫张勇的犯罪嫌疑人,这家伙1998年的时候和别人合伙骗了本地的武警部队2000多万,拿着钱就躲的没影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在我们这里挂号的逃犯。严打刚开始我们就接到北京市局的电话,说这小子被逮着了,叫我们去领人。
   我们领导高兴坏了,觉得这简直是天上往下掉馅饼。就让我和一个叫大黄的侦查员直接奔赴北京去把人带回来,我负责和北京警方协调,大黄负责讯问。到了北京接待我们的是天安门分局的同志,我们大拍对方马屁:“为了抓他我们算是手段用尽了,怎么被你们逮着的?居然还是在咱们伟大的天安门广场。”
   北京同志的回答让我啼笑皆非,原来这家伙把骗来的钱挥霍的差不多了,决定往国外跑,遂约了联系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见面,搞笑的是此人这么多年已经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了,居然拿了一大瓶雪碧在纪念碑下焦急的逡巡。很快就被便衣给盯上,上去一查身份又漏洞百出,马上就被带走了,上网核对后居然发现其还是一督办的逃犯,就把他扣了,我们把嫌疑人往回带的时候,一路上他都唉声叹气,“我怎么就不早看看电视了解自焚这吗子事情呢?”
  
   天上掉下的馅饼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需要我们直接去捞,为了完成上级定下的指标,平时再牛的部门也不得不低下头来想办法找些小案子去完成办案指标。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大家很快发现街头上遍布着我们的“指标”,那就是卖假文凭的和卖假发票的,特别是卖发票的,只要数额达到50-200张就可以按销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或者非法销售发票罪抓起来,于是各个大队纷纷组织“发票”专班装成小老板或者业务员去大街上转悠,抓那些卖假发票的。这让我们科长好一番感慨:我们当年可是200万以下的案子不接呀,现在居然得满街去和发票贩子和文凭贩子打交道。
  
   当时自己手上审核的案子大部分都是和发票有关的,后来我发现了些问题,那就是每起案子中被抓到的去买发票的都是一个人,我就去问办案的侦查员:“你们是不是专门在外面找的人做诱饵呀。”他们说;“是呀,总不能咱们老是象没头苍蝇一样在烈日下晃吧,那些家伙交易的时候只会找些僻静没人的地方,我们不可能那么巧遇到,所以只好自己找些社会上的熟人去当诱饵,然后我们自己定交易地点和数额,这样的话一抓一个准,而且绝对不会因为数额不够而放人。”我知道,他们做的事情算是比较典型的”警察圈套“,这种手段一般都在毒品类案件运用,没想到我们的同志们被逼急了居然在经济案子中也用起来了,可是我能说这样的做法不妥吗?那样只能让更多人去烈日下继续一无所获的暴晒,我只能建议:“你们也多准备几个诱饵呀,免得被检察院的看出来,都是一个人怎么能行!”谁知道侦查员们又骂开了:“上级就让我们完成任务,哪管我们付出多少成本,找一个诱饵就得一份线人费呀,都是我们自己贴的钱。”听着他们的苦衷,我只好保持沉默。
  
   只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这里抓的人就创造了新的记录,最小的嫌疑人只有17岁,最大的都已经78了,大部分都是发票案的嫌疑人,严格来说依照法律他们都该定罪,但是要不是严打又会有谁去关注这些在车站码头兜售发票谋生的人呢。就比如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平时大家顶多骂骂他们是奸商就罢了,但是当“非典”来临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要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将其定罪。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国家的刑法在执行的时候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有时候是开足马力甚至超负荷运转,有时候却又该出手时不出手。
  
   到了秋叶飘黄的时节,卖假发票的几乎被我们抓光了,大家只好又打卖假文凭的主意,大批“文凭”专班又得化装成学生或者待业青年顶着秋老虎的炎热去打秋风,可是抓回来的大部分都是些外围发名片的,很少能捣毁窝点或者抓到幕后的主犯。
   嫌疑人基本都是女性,问籍贯多数是湖南娄底和双烽的人,用老侦查员的话说那简直个个是”刘胡兰“,怎么审问都不开口,有的从刑警队调来的人忍不住动了手,把她们脸都打变形了,依然什么也不说,当地之民风,可见一斑。
  
   犯罪分子也很容易在斗争中学会斗争的艺术,很快他们就发现我们一般都不把那些怀孕的人和单身带孩子的女人往看守所送,于是那段时间大街上到处是挺着大肚子的的和带着小孩的女人在兜售假文凭和发票。气得我们干着急没办法,只能佩服这些所谓”群众“的无穷智慧。
   有天傍晚的时候我在公园散步,居然看到一个孕妇一边抽烟一边向行人吆喝,她的脚下正放着一盒封面诲淫诲盗的碟片,更让我感慨了好半天……
  
   严打快结束的时候市里举行了一次公捕公判的大会,各个警种都派人去参加,我们处也调集了一些弟兄,一大早就坐着大卡车到各个看守所去提人,当时有哥们儿拉我去,说不仅可以很威风的押着罪犯在电视上露脸还要去游街,我说我就是不想去游街。哥们儿很不解的看着我。
   我一直认为对罪犯应该无情打击,但是把他们架在卡车上环城一周实在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特别是很多初犯和部分经济犯,当着那么多市民的面被五花大绑的游街会让他们的心灵更加扭曲,反而不利于他们的改造,即使是死囚,我们有资格剥夺他们的生命权和政治权利,但是作为一个人应具有的人格和尊严是不能被轻易漠视的。
  
   游街的那天艳阳高照,万人争观,同事们回来的时候一人领了100块钱的补助,但全部被晒的脱水,人也快累瘫了。可是那些人呢?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当他们一身疲惫的回到监房,他们又在想些什么呢?我的心中一阵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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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5-22 01:16:27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心中一阵悲凉。”
我醉人醒算糊涂,人醉我醒是悲凉。菩提树那段写的尤其精彩。
十年一代,可中国社会每十年总要发生一件大事让年轻人悲凉
下去,每月每天还都有多少小事让青年人沦陷于悲凉。成熟了,
你就老了,越来越奸,滑而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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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5-25 21:56:12 | 显示全部楼层
写得好。盼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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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6 16:28:44 | 显示全部楼层
游离在念不念的光隙,丝丝缕缕的燃烧沏下。大漠西风的逐年,是谁在岁月的茶香?舒着心梦流转。依水临笺,青春搁浅的摇曳,魂牵梦绕旧曾谙文字的流淌。火火的情结,翩棹着回望的荡漾,在万水千山的笔下宣泄梦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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