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亚洲城市：大众化是未来的趋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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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Cities: Is 'Generic' the Wave of the Future? Rem Koolhaas stirs up strong emotions at a Singapore conference by saying the loss of cultural identity can free the architectural imagination.



缺少文化个性在雅加达并不是什么理论难题，新的商业中心好象是从一张白纸上浮现出来。 同时，旧城区在期待着新的发展，虽说还不能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于亚洲建筑师来说，没什么问题会象如何在快速的全球化趋势中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更能引起那样的热情关注了。随着麦当劳和肯德基炸鸡店从汉城到上海的各个街道拐角遍地开花，而马尼拉的高层办公塔楼看着与曼哈顿没什么区别，亚洲的一些设计者们在为自己城市目前的发展方式担忧着。

　　然而，改变亚洲的国际财团力量以及多国资本寡头却并不为文化差别和民族差异影响。更多地，设计最大、最显著的建筑通常都是些西方公司，他们很少理解当地的建筑传统或文化特点，而雇佣他们的目的就是为当地的景色注入一个西方式的、国际式的或者说现代化的视觉感受。

　　因此，当荷兰建筑师、作家和----Rem Koolhaas在去年11月新加坡“‘亚洲时代’的亚洲城市”研讨会（由亚洲建协理事会负责召开）上，谈到全球化的问题。在他的发言中，Koolhaas并没有力劝听众们抵抗共同化的力量，或是保持历史结构，或是寻找把当地特色揉入现代建筑的解决方法，相反地，他告诉听众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促使他们的城市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是那样的巨大以至建筑师们不可能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来抵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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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建筑师不能改变微积分法则

　　“城市，象机场一样，变得越来越相似”， Koolhaas说。“建筑师们能为了自己的想法呐喊或尖叫，或在50层的高楼顶上加上一个宝塔顶，但是所有的这些并不能改变城市标准化景观背后的基本的微积分法则”。在Ralfles会议中心（由美国建筑师I.M.Pei设计的一幢光滑的国际式建筑）的与会建筑师被这样一种论调惊呆了。

　　“我们不应该拒绝这种全球化，而应该建立起自己的相关理论。”Koolhaas建议说：“也许我们应该放弃自己的个性，也许这些个性在束缚着我们。”Koolhaas的话里没有嘲讽的意思，而是十分真挚的。在他火一般的演讲中，他建议建筑师们可以把目前的状态看成是“供我们描绘的一张白纸”，甚至可以用上“解放”这个词。

　　在他的新作：S.M.L.XL《小、中、大、超大》（Monacelli出版社，1996）中，Koolhaas提出了上述的观点，认为全球化不论是好还是坏，从“宇宙的范围”跨越了各种可能的范围。虽然今天多数的人们不喜欢建筑师玩弄设计超大尺度建筑的技巧，Koolhaas却热情的拥护这一点。大体量，是他最喜欢的一个主题。象在法国Euralille所做的设计那样，他喜欢在大块空白地段上设计大尺度的建筑。尽管多数建筑师并没有这么自负。如他书中所述，建筑行业其实是一种不断否定的过程。“听从自身胆小的本性驱使，建筑脱离开也许是怪异的路子，也因而失掉了见到瑰丽景色的机会。

　　Koolhaas一直都在批判各个快速发展的城市和市政规划。这个行业用的是一些过时的分区和平面布局概念。没有处理好与发展过程的关系。建筑师和规划者们继续注重个别产品棗建筑和市区平面构图，甚至在规划者们设定基础设施的领域、布置地铁和路网时，他们最后得到的仍然是小块割裂的土地，而不是把人们和地域空间联系起来。有讽刺意味的，Koolhaas指出，是在亚洲“当这些城市建筑建设起来的时候，真正的城镇含义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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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城市景观，而非平面布局

　　相对目前规划的方式，Koolhaas提出了一个广域然而有几分模糊的“城市景观”概念，它试图组合各个偶然性的和混乱的部分，是一种过程的最终结果而非某个特定平面的产物。城市景观是低价，快速、可变动的。虽然Koolhaas 还不能解释清楚谁来引发这种过程，而且自己也没有参与进去，他似乎认为城市景观提供了某种联系性的组织，好比说是肌肉和筋腱，以此来控制城市的建筑骨块。

　　相信Koolhaas吧，他激发听众重新思考他们过去做事情的基础原则。在会议的问答时间里，一些建筑师对于Koolhaas漠视他们文化背景的论调感到不安，另一些则在他的激进发言中找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并且努力寻找桥梁以填平在目前职业设计方法以及Koolhaas提出的新世界之间的沟壑。

　　Tunney Lee，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教授，一个在自身职业生涯中为东西方文化架过桥的建筑师（回到亚洲前他在美国学习和工作过），同意旧的规划方式不再适用于今天亚洲的城市了。“诸如标准和规范的规划要求已经过时了，”他说，“只有象价值这样的标准还依然适用。”

　　“我们是高密度的社会，”Lee说。他曾强调亚洲高产的水稻栽培比西方的小麦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而这种农业经济对亚洲城市性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亚洲人能适当地处理各种冲突，”Lee说，“比如建筑和花园，或者孔儒与老庄的思想。也许全球化与地方化也能和谐地共处。”虽然全球化给城市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千篇一律，Lee认为这只是些表面现象。上海也许有从休斯顿或亚特兰大扒来的摩天大楼，但是在楼里工作着的仍然是说着汉语，过着与德克萨斯人或乔治亚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们的语言和食物也许会改变，但那是十分缓慢的。亚洲人的风俗习惯不会仅仅因为麦克唐纳汉堡包的到来就消失掉。“

　　在估量建筑对某特定地域影响时，实际使用者这个重要因素常常被忽略掉，而人们改变了建筑以至几年后完全是另一副样子。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我们塑造了建筑，它们反过来也改变了我们。“而且人们在承包商完成工程后还不断地改变建筑：做一些加建，换换饰面材料，打掉内部隔墙，重做室内装修等等。尽管也许建筑在刚建成时是雷同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使用着它们，大众化的东西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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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地域背景下的现代主义

　　相对于气候、地理、材料和建筑传统的差异，今天的亚洲建筑师们正努力发展当地形式的现代建筑。其中一种思路是在现代建筑上采纳或运用一些地方建筑形式：加一个宝塔顶。虽然这种方式由于过于简单日渐受到摒弃，但仍然受到许多业主和广大公众的喜欢，特别是在那些有历史特色的地段。

　　香港的建筑师何滔，在Harvard时曾师从Joserp Luis Sert，又为Walter Cropius工作过，在进入90年代来发现自己在中国大陆的作品有很大的改变。作为一个曾用24个废弃集装箱设计自己办公室的现代主义者，他在历史城市苏州的多用途综合建筑采用了曲线屋面和其他传统形式。何滔说，在一个有着“浓郁文化色彩的地方做设计，有时需要建筑师压制他的自我。“


　　其他的亚洲建筑师则在地方环境中运用现代建筑词汇方面积极探索新的方式。如马来西亚的T.R.Hamzah&Yeang事务所，二十年来就一直致力于适宜热带气候条件的高层建筑，采用天光中庭的形式获得阴凉和自然通风（Recore,1993,3,P26~31有介绍）。在新加坡，Tay Kheng Soon和他的Akitek TenggaraⅡ就提出了对一个热带城市的详细开发计划，运用被动式太阳能以及很多自然通风来创造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并且与自然环境很好地协调。这里并没有什么宝塔顶出现。

　　不论Koolhaas的建议如何，千篇一律的大众化对北京或河内的闹市区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答案。对现有环境以及古代痕迹作出反应，也能象把老地方推平了重来一样地激发建筑想象力。实际上，正是各种冲突着的解决方式中造成的杂乱的相互影响，才使大城市成为人们为之激动发狂的地方。亚洲城市的未来是由各种力量之间始终存在着的“给予与索取“决定的：不仅仅是大量资本，还有那些历史保护运动，现代主义，环境设计，文化定位，政府官僚，掩盖着的贪污腐化，开明的规划以及独立的建筑师。这并不是一个潮汐似的过程，也没有什么定式来平衡各种竞争着的力量，但就象针灸一样，有经验的医师在关键的地方施以尖锐的压力会帮助治愈身体的顽症。它也不是一种十分严密的科学，但它已经被运用了几千年，而且有时的确也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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