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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
演讲主题: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白话的景观与白话的城市
时间:2004年4月9日上午
地点:北京新大都饭店国际会议中心
1.边缘上的中国:关于危机意识与新文化运动
刚才庄惟敏老师从一个中国美术馆的案例来讲怎么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问题,那么我也接这个话题探讨一下关于设计学(建筑,景观和城市的规划设计)的现代化问题。关于这个题目的名字昨天想了一下,叫做: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两个基本上是同一个概念。我们继续唱新文化运动这个歌,就我们关心的专业来说,就是提倡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和白话的城市。刚才邵大箴老师讲的非常好:全球的眼光和对我们中国目前的认识,以及对中国传统的认识,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就是说,一个设计师,哪怕做一个很小的东西,没有这样一个大的视野,我们也不可能做出有意义设计来。
那么,我要问,这样的大视野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处在的时代。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首要的认识是中国是正处在一个边缘上的大国,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边缘,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边缘。正是一个蓬勃发展而又有危机的时代。“危机”在中文中,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同在。没有危机意识就不可能有复兴,世界上曾经有两大文艺复兴,一个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1350-1600),来源于包括黑死病在内的危机和恐惧,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的蒙昧,开始走向科学与人性时代。第二大文艺复兴是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来自战争、冷战和核武器的恐惧和危机,从而有了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到1918年由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创办的《新潮》(the Renaissance),中国的文艺复兴,或者说新文化运动便拉开了序幕。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运动,它起初试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公平。广义上讲,是一场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革命,倡导全方位现代化。但是这个现代化的目标只在白话文里得到最完全的实现,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只有我们的小说,我们的散文,我们的诗歌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白话文事实上是一场了不起的革命。近80多年过去了,撇开政治问题,从新文化运动的宏伟目标来看,就我们所关心的设计学科来讲,应该有更多的期待。尤其在建筑、城市和园林,他们几乎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特别是中国的园林,几乎成为封建士大夫文化和精神的最后避难所(在此申明,决不是要砸烂这些园林)。我坚信,真正的实现全面文艺复兴机会是在当代中国,因此,我们需要继续高唱新文化运动之歌。
2.认识危机是复兴的起始,当代中国面临两大危机: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代中国面临两大危机,认识这两大危机足已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
第一大危机,就是中国民族身份的危机:你到底是属于哪个民族,到底属于哪种文化,到底属于哪一个国家?并不是长得像中国人就决定了你是中国的民族身份。这个民族目前来说似乎在丧失其民族身份,随便看一下北京目前的建筑,这些是中国的民族身份证,但从中你能确定当代中国城市、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吗?中华民族五千年了,大家都认同这个民族:黄种人,黄皮肤;认同于我们的祖先黄帝。在200年以前或者150年前我们可以说中国有一种明确的民族身份,这种民族身份是封建集权、封建帝王的,我们认同乾隆大帝,认同康熙大帝,甚至认同于秦始皇,认同于唐太宗,认同与于帝王们的紫禁城,认同于我们用血汗构筑的长城。古典的中国,这种民族身份是很鲜明的,所以世界的其他民族会把中国人称作唐人或者宋人,或者叫汉人,正因为认同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特征,独特的建筑和独特的文化。我们当代认同什么呢,难道还要继续这种古典的认同吗?或者别的?中国的城市与景观目前没能明确自己的民族身份,需要设计师,需要开发商和城市决策者共同营造。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这是一大问题,是每一个设计师所应该回答的。请大家看,幻灯里是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这是非常宏伟巨大的,它跟圆明园是同时代的,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另一张幻灯是中国的紫禁城,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经典。再请看下面的幻灯,这些是出现在当代中国城市中的广场,几乎每一个城市至少有这么一个大广场,所有这些广场的模范就是罗马的圣比德广场,或者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广场。当代中国人在认同欧洲的帝王、或者认同于康熙大帝。诸位可知道,圣比德广场是当年希克斯图氏五世(Sixtus V)和相继的多位罗马教皇,通过向信徒们卖“赎罪卷”,营造的一个广场,而我们的教科书却把它当作宝典,顶礼膜拜。从古希腊,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如同一个不散的幽灵,最终来到了中国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和景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的一个认同。再请看这是正在封顶的国家大剧院,它是法国建筑师在中国首都的杰作,它将迫使未来的中国人去认同。这是Rem Koolhaas的中国的央视大楼,在传媒时代央视大楼相当于一个民族的象征,这是中国人正在准备要认同的。
我本人不评论这些建筑怎么样,这个建筑本身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是这种建筑的背后,作为接受了这种建筑的人们,实际上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科学与民主,功能服从形式:而是在用十倍、甚至更昂贵的花费,在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展示建筑。而在当代的中国,那些“帝国”的建筑师们实现了他们的“帝国”梦想。我似乎重新听到了100年前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建筑师Daniel 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见Pregill Volkman,1987,p540);我也回想起英帝国主义建筑师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在他们的的新德里的宏伟设计被采用时的兴高采烈和手舞足蹈,高呼:帝国主义万岁(见Peter Hall,1997PP186)。所幸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使中国真正走向一个科学、民主和平民化的时代,“帝国”建筑的短命是可以预见的。作为当代中国设计师,我们更应当深刻领会中央的改革与创新精神,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帝国”建筑,遮挡民主和科学道路的前景。边缘上的中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面临身份的危机:是古典的西方帝国?封建的中国古典?还是帝国的现代西方?
第二大危机,中国的人地关系的危机。去年中国人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想,神州5号遨游太空,这是了不起的,值得全体炎黄子孙的欢呼。中国人得以亲眼看到中国大地的全貌。我则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那是一幅何等辽阔的而又如此褐黄的土地,与她的邻国相比,她几乎没有任何绿色。我似乎看到年迈多病的母亲在向贪婪的儿女们济尽最后的乳汁。而如果我们将这影像在某一点放大,就可以看到湖南山中的一座吊脚楼前,三五位老乡正用被几代人使用过的锄头,将一株百龄老樟树,从祖先的坟旁连根挖起,砍掉茂密的枝叶,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大树收购商手里接过60元人民币,眼巴巴地望着拖拉机将那断了枝叶的祖先手植树拉往城里。。。。。。当她们再次出现在城市景观大道旁边或高档别墅区里时,已是生价万计,而留给土地的不仅仅是那个黄土坑,还有那黄色的溪流;失去的也不仅仅是茂密的枝叶,还有包括那棵树上的昆虫和地下的蚯蚓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城市美化和绿化,在搞所谓的房地产建设和城市建设。而整个过程中,我们的景观和城市设计师多半是个帮凶。
请再看,这是1984年北京的城市和土地,作为对比,这是2003年北京城市的蔓延影像,我们在远离土地。再看这幅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这就是未来中国的城市和土地,再看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他们都把纽约、香港作为样板。再看那被填去和污染的河流。。。。。。中国人地关系面临空前的危机。
3.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
如果我们回忆新文化运动当年的危机,当时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当时还没有生态危机,人地关系危机还没有今天严重,广大的乡村还被西方人士描写成“诗情画意的”(Boerschmann, E ,1906 , (trans. L. Hamilton), Picturesque China,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Based on travels in China.)。而我们这个时代又多了一层危机,就是人地关系的危机。面对当代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这两大危机,有必要重温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五四”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与反帝反封建。在一个实现了民族独立,开始走向国家强盛的时代,继续新文化运动,完成80年前没有完全实现的文艺复兴的使命,特别是在设计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巨大的成果。回顾一下当年对文言文的批判,再来认识我们现在的城市,你就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城市,我们现在的建筑,我们现在的景观,实际上是太落后于时代,太落后于现代化了。关于文言,鲁迅曾讲,“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胡适当年尖锐地批判到:“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正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以他宣告:死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要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也许他是偏激了点。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中国要有活的城市,要活的建筑,要活的景观也就必须用“白话文”,这个“白话文”是什么:就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就是平民化、地方化,它们应该是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体现。
白话的建筑和白话的景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建筑和景观的形式,而是科学、民主、平民化的精神。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一万条“世纪大道”和十万个“市政广场”这样的巴洛克城市景观,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城市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愈来愈远。因为,它们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识和暴发户意识以及古典中国封建士大夫意识的幽灵附体。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观现代观的体现。这里我引用一下陈志华先生的一段话:“我们中国,不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有大量看上去很'现代'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用民主性和科学性去衡量,它们未必有很高的现代性。这就是说,它们仿了西方现代建筑的外形,却并没有获得现代建筑的本质(陈志华,1994)。”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精彩,我们城市街上看到很多的现代建筑,甚至我们的广场在搞现代建筑,甚至我们看到库华斯的建筑也是现代的,我们看到的歌剧院也是现代的,但是它不是现代建筑的本质,它不是内容,它只是形式。哪怕是最现代的形式,如同旧传统和古典的形式一样,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最后的避难所。特别是园林,你想想看,中国园林就是士大夫最后的避难所。我们还在摇头晃脑陶醉于我们的国粹园林,当然我决不是置疑它们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如果还是用它的原则,用它的理想来造现代中国广大城市居民日产需要的城市景观,重新拾起士大夫的这个精神,那显然是大错特错。
作为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近80多年了,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园林这部分,或者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景观的设计却似乎没有受到五四精神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相反,一向被奉为国粹的封建士大夫园林却成为中国五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最终庇护所,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相杂交,再交配西方的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生出了一个一个中国现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是我对中国目前城市景观,城市的建筑,特别是城市的园林设计和建设的一种危机感。
那么中国现代设计学(包括城市规划设计、建筑和景观),它为什么落后了,简单的讲有以下几大原因:一个就是五四之后,从思想文化本身来讲,新文化运动没能继续走向深层,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于社会深处,后来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很快变成了政治运动,这是大家都清楚的;第二个方面,时间来不及了,五四运动开展以后,马上就进入政治斗争和救国运动,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即使象梁思成这样的杰出建筑师在当年都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开展现代建筑的研究和实践;第三,解放后,”别了司徒雷登”,使我们失去了与西方交流的机会,以后的政治运动,和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都使中国设计界与世界上现代设计思潮最活跃的时代,失去了参和交流的机会。第四,改革开放后的“极左”与“极右,”一方面是崇洋运动,误解现代设计的精神,而把西方设计的形式当作现代;另一方面是国粹运动,所谓夺回古城运动,这两者实际上都是现代化的敌人。而所有这些方面,最根本的是体现在设计教育上的落后,其中包括全民设计美育上的空白,。
到现在,经过20多年、或者说在改革开放后经过了整整一代人的经验和教训积累,而更重要的是,现代精神日益在中国社会中被领悟,我们终于有了实践和实现现代设计的土壤。所以说,我们有条件来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继续新文化运动没能完成的使命,将新文化运动进行到设计领域,呼唤设计学的白话运动,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和白话的城市。
4.几个实践案例
回到科学与理性,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这是我认为城市与景观白话文的根本。下面是几个案例,我看时间有限,仅做简单介绍:
第一个案例是“田”方案,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中心区景观国际竞赛中,入选优秀方案,获得国际专家的高度认同。该设计强调:五千年中国土地和土地上的表情,平民的田地、庄稼和耕作,就是现代中国景观最基本的白话词汇,它们所承载的民族的个性和文化意义,较之虚伪的、空洞的、王家贵族的大屋顶和琉璃瓦的非常语言、特殊语言有更深层的意义。所以回到田,回到平民的土地,这是当时做的这个方案一个最大的初衷,这个我就不展开了。就是回到土地的机体,找回土地的含义,这个含义是什么,这些涵义包括土地是美,土地是栖居地,土地是符号,土地是神,地方之神。
第二个案例是深圳中心区的,也是一个国际竞赛的入围的方案,去年年底完成的。是一个福田的概念,重新回到田,那连接中华民族、民众跟土地的关系的最基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设计语言。通过“分田到户”,将公共的、巨大尺度的城市广场空间分解为多元化的、联系这个移民城市中多个亚群体的场所,建立起对土地和城市的归属和认同。
第三个案例是都江堰,这是个建成的项目。刚才讲了回到平民,回到百姓,回到日常人的生活,而要放弃封建意识和一元化的城市广场。这个广场就是平民化的,首先它来源于研究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当地人的建筑语言,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材料。你可以看到它是处处可以亲近的,绝不是巴洛克的,绝不是轴线式的,绝不是一元论的,而是多元的,它可以让民众,让百姓有一个非常亲切、唤起它的一个公民性的空间体验。满足其日常生活的需要。水实际上是可以与人非常亲近的,城市空间实际上可以做得非常亲切,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个真正休憩的场所,而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巨大而一元化的广场,如刚才第一张照片所看到的。这是雕塑,这是艺术雕塑,同时,它象一群树丛,底下是可以休息。
第四个案例,是歧江公园,这次非常荣幸获得了这次活动的一个奖励。那么这个案例也是讲对被遗忘的和被践踏的人和事物的尊重,重新回到平民,回到土地,回到最朴素的东西。这个朴素是说50年代建的一个造船厂,90年代破产倒闭了,那么里面残存着好多破旧的东西,但是这些破旧的东西恰恰是记载了我们50年来社会主义工业运动艰辛的历史,记载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历史和故事。这个案例在中山,是伟人孙中山诞生的地方,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建伟人的纪念公园,而要建平民的纪念公园,就是我所说的城市设计要回到白话时代,平民的时代,而这也正是孙中山先生说倡导的精神。重新认识什么是美的,什么是生态的,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历史文化。历史文化不必是几千年古老的历史文化,文化可以在脚下;什么是设计,我说设计可以是不设计,可以是最简单的设计。这是建好以后的公园的景观,我们可以看到,场地中留下了好多历史的遗迹,而所谓的历史才有30年的历史、仰或50年的历史。
这个设计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放弃了所有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古典的,国粹的一些东西如曲折幽深的路,而我们这里没有一条路是曲折幽深的;亭台楼阁,而我们这里面没有用岭南的亭台楼阁。为什么非得用古典的东西才能代表中国呢?50、30年就为什么不能反映中国。真正的设计应该解决问题,回到功能,回到用处,回到平民的生活和使用。这个案例中要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包括湖水一天之内有1.1米的高差,我们设计了一种生态的解决途径,栈桥式的护岸处理,让潮涨潮落,跟大海呼吸相应,所以无论是涨水的、或是落水的,人总是可以亲近自然的。这是场地中残存的一个码头,50年代破旧的码头也照样记录着当年工人的故事,所以把它保留了,重新再利用。一些破旧的船坞改造了,再利用了;铁轨的再利用,茅草、野草的使用;钢的利用,这个生锈的钢是来自于场地本身的,铁轨的再利用变成日常人们生活的需要,体育锻炼的需要,破旧的龙门吊再利用,变成了入口的门;烟囱的再利用,变成歌颂平民工作的一个场景;水塔的再利用变成了一个灯塔,变成了一个琥珀灯塔;另一个雕塑的创意是剥掉水塔外面的水泥,露出里面的钢筋,这是建好以后的;旧机器的再利用,变成了讲故事的雕塑。这是旧机器,旧的器材再利用组装,钢的再循环,茅草的再利用。野生的本土茅草,我们为什么非得要用贵族化的牡丹和芍药呢?为什么不用这个新的时代的伦理,环境的伦理来营造新时代的景观,新时代的城市。这都是当地的茅草,像种田一样的,种田一样去种。使用这些乡土物种,是因为它们不需要任何的化肥、除草剂,不需要任何高投入的管理和养护,是平民化的。这是拍婚纱照的场景,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拍婚纱照的最佳场所,每一个星期天你都可以看到几对人,十几对人在那儿拍婚纱照。就是这么普通的景观,然后还有普通人的精神、普通人的记忆。这是一个红色的盒子,这是一个新的设计。红色的盒子它记忆了集体主义精神,当年工人阶级居住的宿舍的尺度。红色的纪念,很简单,这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但是它是中国的,你可以感到它是中国的,因为这是对中国这一段历史的感觉的表达,它是一种精神的回归,让每一代人重新回到和回味,如刚才邵大箴先生讲的:勤劳的、勇敢的、吃苦的、耐劳的,是平民百姓的精神。好,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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