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大型水库工程研讨会－水库工程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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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工程的社会效应4

　　斯卡德（加州理工学院）的论文阐述了水库工程的社会效应。论文以亚热带和热带低收入乡村人口为典型，专门探讨了水库工程对居民的影响。所探讨的人口分为４类：１）从库区迁出的移民；２）接纳区的原住居民；３）下游地区受影响的居民；４）其他受影响的居民。论文着重讨论了前三种人口。
　　长期以来，水库工程的负面社会作用被大大低估了，而对它所影响的人口带来的利益则被大大夸张了。
　　受水库工程影响的人口总数有多少？对于在偏僻而人口稀少的地区的工程，比较容易统计。而对于影响到百万千万人口的工程，就很难有确切的统计。
　　库区移民
　　移民安置工作一定要使库区移民和接纳区原住民成为水库工程的受益者，即在迁移后都能提高生活水平。这种提高要由受益方和外界都认可才能算数。遵循这样的迁移标准既有人道的理由也有经济的理由。迁移工作不当可以造成人口的贫困化，也会影响到生态。
　　过去的经验表明，提高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虽然是可能的，但却非常困难。主要受益者还是库区移民，他们比接纳区原住民更活跃一些，大概是由于牵挂少吧。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全世界300多座大型水库的建设导致平均每年400万库区人口被迁移。据北京周报1992年报道，中国在1960～1990三十年间，约有一千万人以上的人口被迁移。迁移人口如涉及发放补偿费，人口数字就可能准确一些。迄今单项工程所涉及的最大迁移人口是中国丹江口水库的383000人。长江三峡水库的迁移人口可逾百万。
　　专家们认为，强制迁移人口，是水利工程所带来的最大的社会公害。这方面情况一直不妙，而且数目巨大。库区移民不仅本身受害，而且累及接纳区原住民和当地生态。
　　移民安置的四阶段理论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水库工程移民安置问题的四阶段理论模型：１）规划阶段；２）迁移后磨合阶段；３）接纳区经济发展和社区形成阶段；４）移交和融合阶段。
　　成功的安置工作需要时间，起码要有两代人的时间。如果移民的第二代日子仍不好过，安置工作就算失败了。
　　在第二阶段即磨合阶段中，移民要承受失去故土适应新环境的压力。这种压力包括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在这个阶段中，多数移民还是循蹈旧习，求援于亲友故旧，畏畏缩缩的。迁移的头一两年，基本如此。这时的生活水平会下降，这在规划和安
排中应当有一定的预案。这一阶段要持续到第一代人适应了新区，生活基本自立为止。
　　第三阶段即经济发展和社区形成阶段是否能开始，取决于机会。可惜，迄今为止，多数工程的库区移民都达不到这一阶段。他们陷于不断的贫困化。根据塞尔尼亚在1990年的研究，世界上有８种贫困风险，库区移民都占全了。这些风险是：无地，失业，流离失所，边缘化，疫病，饥寒，与公共设施隔绝，社会解体。移民其实还多了一种风险：抗灾害能力差。
　　另一方面，生活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带来机遇，而机遇又有赖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移民摆脱了旧传统和社会结构的束缚，反而能产生奋发有为的精神。这样，可以减少第二阶段的艰辛，加速第三阶段的到来。政策应当把库区移民和接纳区原住民都变成工程的受益者而不是负担。我们知道，外援无论怎样多，都跳不过第二阶段的困难过程。但是，减轻困难的措施是有的，例如：进行工作培训，提供医疗设施，保障土地、住宅和其他有关资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美国五十年代为了金子牙水利工程，对库区的塞尼加部落（印地安人之一种）进行迁移。由于移民人口参与了规划、实施和评
估的过程，迁移效果良好，并泽及第二代。民众参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搞好了，会有利于领导；搞得不好，也会对领导产生副作用。无论如何，让工程所涉及的人口有参与权和知情权，是非常有益的。
　　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的标志是移民文化生活的恢复，如走出家门的小圈子，参与社区活动和其他活动。在这一阶段中，有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移民采纳了新的谋生方式，例如由原来的自然经济变为商品经济。
　　第三阶段如果没有发展到第四阶段，即移交和融合阶段，移民还不算成功。这一阶段的标志是：移民的第二代顺利接班，并在就业等资源分配上能与其他公民平起平坐。在这一阶段中，移民社区的各类管理职能从为迁移工程而设的专门机构移交到移民
社区本身和正规行政部门。
　　中国的工程移民数量之大，为世界之最，五十年代以来，已有４千多万（三峡工程前数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第一家研究工程移民的机构也使用了类似四阶段论的模型（河海大学——原南京华东水利学院，1996年）。
　　移民难题
　　·移民安置工作有其特殊的复杂性。
　　·恢复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的途径有限。
　　·发展难有持续性。
　　·困难承受力差。
　　·谋生方式改变，增强了依赖性。
　　·原方案不能完全实行。
　　·意外事件的打击，包括政府的朝令夕改。
　　·政府的政治顾虑。
　　·与接纳区原住民的冲突。
　　·移民和接纳区原住民没有参与权。
　　恢复还是提高生活水平
　　把迁移后的生活水平定位在恢复还是定位在提高，是一个应当澄清的问题。如果目标只是定位在恢复移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上，那么实际结果十有八九是生活水平下降。这样说，有如下几条理由。
　　１．移民过程的性质决定了迁移后最初几年，甚至前一两年，收入水平要下跌。
　　２．大型工程规划周期较长，库区的发展在迁移前几年就会减缓甚至停顿下来。库区的生活水平不可避免地在迁移前就下降了
。
　　３．迁移后，失去土地，隔离在公共资源之外，生活费用就会升高。原来粮食是自产，现在要买了。或者，虽然接纳区也分了地，但土地贫瘠，种子肥料的投入成本就要增高。或者，新的谋生方式需要借贷。
　　４．迁移前的调查一般是不充分的，而且往往低估库区的生活水平。
　　５．迁移后，多数人身心都会受损害，并有社会文化方面的损失，如失去家园、社会解体，只是恢复原有生活水平并不足以补偿。只有提高生活水平，才可能有所抵偿。
　　６．如果迁移后，生活水平还在原地踏步，等于剥夺了原有的生活水平提高的机会。建设周期长的大工程尤其如此。
　　可惜，世界银行采用了恢复生活水平的观点，这在一些国家的政策中也有所反映。如中国的有关规定中说：应帮助移民逐步改善或至少恢复原有的生活水平。
　　持久性问题
　　使移民成功延续到第二代的问题，往往被忽视了。多数捐助性工程和政府工程只管到迁移的头几年，移民成功的持久性还没来得及进行评估，就告结束了。另外，也缺少对移民后期的研究。当今世界，人口增长，生存空间萎缩恶化，资源竞争加剧，移民接纳区的问题自然不少。
　　人口稀少的接纳区往往是资源贫瘠的地区。因此，无论安置在哪里，都会给当地造成资源竞争压力，包括自然资源、就业机会
、社会服务和政治影响力。
　　面对农田萎缩的现实，迁移计划中有以就业换土地的政策。但是，土地是可以传给下一代的，而职业很少能如此传宗接代。这种办法也只能造福一代人而已。
　　库区移民在教育程度上、职业技能上、资金拥有上以及人际关系上往往不如本地人或其他外来人口，因此常常是吃亏的一方。

　　接纳区原住人口
　　现有文献对接纳区原住人口往往缺少统计。除了时间、人力和经费方面的原因外，接纳区原住人口的定义也是个问题。不能只算腾出住宅地的居民，凡是耕地、牧地等自然资源以及就业机会等社会资源被移民占用的，其原享有者都算接纳区原住人口。
　　库区移民和接纳区原住民的冲突，鲜有不发生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哪怕一开头当地领导人同意了移民迁入。土地、就业、政治势力的矛盾，都可能是冲突的原因。特别是畜牧业上的矛盾，一开始就能显露出来，因为迁移计划往往对牲畜问题考虑不周，如水和饲料的供应。而政治上的矛盾，有时时间长了才显示出来。因为本地领导人开始可能欢迎移民，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当移民反客为主，成了多数，开始操纵当地政治时，这种矛盾就会爆发。
　　例：五六十年代非洲赞比西河上的卡里巴水库工程，卢西图安置区的移民人口压倒了接纳区人口。初期关系还不错，因为地广人稀。现在，接纳区原住民的首领认为移民首领抢了地盘，要求移民归还土地。
　　例：加纳的克蓬水库工程。1989年，迁移十年之后，移民与本地人在一个村子里打了起来，死了10人之多。导火线是移民想推举自己人充当村长。他们的理由是，土地是政府给的，不关本地人的事，所以也有权当村长。本地人不答应，于是就爆发武装冲突。
　　解决接纳区主客冲突的办法：在规划迁移时，要让接纳区原住民也沾一点光，这样会增加一点短期成本，但长远看，这不但能减少主客冲突，还能提高乘数效应的可能性。所谓乘数效应，就是收益回馈的放大效应。最简单省事的方法是向本地人开放为移民建造的学校和医疗设施。但这还不够。人口的增加迟早会迫使生产的提高。
　　让接纳区人口也受益的迁移规划是很罕见的，中国的三峡工程应是一例。

　　其他受影响的人口
　　在大流域区的水库工程，人口和社会经济影响面也大。理论上，大流域区工程对国民经济有利，然而，国际上对若干大工程的研究发现，这些工程的长远效果是降低了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非洲赞比西河第一大坝卡里巴工程就是一例。如今，40年过去了，库区十万人民的日子更不好过了。环境恶化了，人口密度增加带来了资源不足，成人死亡率上升，收入减少，社会动荡。由于水库减少了赞比西河的流量，使下游的生产受到影响，那里成千上万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因此而下降。工程的这种弊端有时要通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显露出来。
　　另一方面，埃及阿斯旺水坝工程带来了灌溉、防洪和发电之利，使几百万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阿斯旺之利能持久吗？一项研究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尼罗河三角洲是埃及的粮仓，但是，阿斯旺工程使三角洲生态失去了平衡。水库挡住了肥沃的沉积泥沙，引起一系列负面效应。而现有的措施根本不足以挽回这种恶化趋势。

　　下游影响
　　很少有人关注大型水库工程对下游的负面影响。人们错误地以为，防洪一利，就能抵过任何弊处。
　　密西西比河与莱茵河的防洪机制，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反而扩大了洪水灾害。因为农田减少了，吸水的洼地减少了，越来越多的水都跑到干流里去了。
　　水田和水产是相当一部分人口的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水库使水田和水产环境萎缩，使赖以为生的人民贫困化。这一点，很少有人想到。
　　洪水冲积平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但现代社会对一年一度江河泛滥的利用，却很少有人研究。实际上，非洲很多居民就靠河水年度泛滥来维持他们的农业和牧业。这些地方，泛滥之后，土地才有肥力种庄稼。在旱季，只有洪水冲击平原才能养活牲畜和
其他食草动物。水产也仰赖于洪水。

　　调节水量的后果
　　建坝的目的之一是调节下游水量，水多时减流，水少时增流，使下游水量趋于恒定。在这方面的研究，为数不多。然而这些屈指可数的报告都说弊端甚大，殃及千百万人口。
　　例证是西非塞内加尔河干流上的几个大坝和尼日利亚的若干水坝工程。塞内加尔的马南塔里水坝祸及下游五十万人。尼日尔河上的卡因基水坝使下游渔业减产60%～70%，而且由于季节性泛滥减少了３０％，使水稻减产了18％。另外，薯类作物减产１０万吨，据说也和卡因基水坝有关。受害人口何止成千上万。尼日尔河支流上的巴考洛里水坝使下游的农牧渔业产量锐减，实际已经抵消了它带来的益处。
　　尼日利亚还有些以灌溉为主要功能的水库，使下游洪水冲积平原面积大大减少，因而损害了下游的经济。以卡诺工程为例，灌溉带来的每千吨水３２美元的经济效益被抵消到0.0026美元，即１美分的四分之一。

　　殃及池鱼：詹姆斯湾水电工程
　　水库工程不仅导致库区移民和接纳区原住民的贫困化，有时会殃及相关的一大片经济文化区。加拿大詹姆斯湾水电工程就是一例。该工程是当今全世界数得着的超大型水利工程。完工后，十几座大坝的总装机容量可达2500万千瓦（中国三峡工程目前设计总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译注），第一期完成1000万千瓦。这个工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几乎不用移民。受它负面影响的绝大多数既非移民，又非接纳区原住民。
　　受工程影响的主要是魁北克的克里人（北美印地安人之一种）。1971年宣布工程立项时，根本没有征求过克里人的意见，也没有做过任何社会效应的分析。七十年代中期，工程已经上马，在既成事实面前，克里人还是接受了，因为政府答应给他们一定程度的自治，以及维护渔猎活动的专门措施。
　　而实际上，克里人被分割成 ８块，只保留原有土地的５％，另有１５％作为渔猎特许区。这样，克里人８０％的土地被工程征用了。
　　第一期工程带给克里人的祸害，体现在两方面。１）水库鱼类遭到汞污染（蓄水造成甲基汞释放量增加）。鱼是克里人的主要食品之一，克里人所受到的汞侵害，已大大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２）克里人的性病发病率增高，妻子受虐率增高，青年妇女自杀率增高。这类情况可以说是工程间接造成的。由于这项工程，克里人加速了与外界人口和外界文化的接触，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受到极大的侵蚀，而导致种种社会病。

　　外来户
　　外来户，无论临时的还是常住的，是工程的主要受益方。临时外来人口的主体是工程招募的工人。工程规划中虽然有招募库区本地人的政策，但实际实行起来，本地人只占极少数，因为本地人在技术上不占优势。建筑公司本身已经有施工力量，也有大量的有工作经验的后备。如中国葛洲坝工程下来的４万工人，就用到三峡去了。
　　工程完工后，大部分外来工人会离开。然而，工程创造的就业机会，会引来新的外来人口，争夺本地人的饭碗。本地人往往竞争不过有优势的外地人，应有特殊政策照顾本地人。

　　工程的反对力量
　　本地人对工程的反对，往往被说成是外部势力的挑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赞比西河北岸的卡里巴工程遭到本地人反对，被英国殖民当局说成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外来影响所致。1990年，博茨瓦纳的南奥卡万果水利工程开工，在施工设备到达之际，遭到近千名本地人的抗议。政府就说是国际环保人士和从事生态旅游的外流人员操纵的。
　　其实，这两起抗拒事件都是当地人自己发起的。他们认为工程会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反对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奥卡万果河流域过去就有种种治理，却没给当地人带来好结果。百姓对卡里巴工程的疑惧后来也言中了：肥沃的冲积平原被水库淹没，造成几十年的民不聊生。
　　迄今为止，反对力量大多来自库区移民。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水利工程，除了个别例外，都发生过抗拒迁移的事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埃及兴建阿斯旺高坝工程时，当地老百姓为什么愿意迁移？原来在这之前就搞过一次阿斯旺水库工程和两次大坝加高工程。从库区迁到周边地区的移民结果是穷困潦倒，有的地方全村男人都跑光了，流离到埃及和苏丹的城市里打工。六十年代老百姓愿意移民，是想迁走与因上次移民而分离的家人团聚。美国田纳西的诺利斯水坝工程，老百姓愿意移民，是因为当地人多是小农和佃农，以为能弃农从工，增加收入。
　　未来的反对力量会进一步增强。这是因为国内外人权组织和环保组织加入了行列，为受工程之害的老百姓抱打不平。当人们领悟到原有工程要改造、益处被夸大、代价被低估、人和环境被忽视、替代项目更合理之日，就是认同反对力量之时。

　　帮助受害人成为受益人
　　近年来，政府、投资人、学者和民间组织都倡导要加强地方参与，但实际上的进展很不如人意。除了政府在决策过程民主化的问题上比较为难外，还有其他原因。
　　什么是地方民众参与？理解不一。博茨瓦纳给当地民众开会，名为民众参与，实际只是宣传政府意图，让民众表态支持，民众并没有机会参与规划的制订。
　　就算决策过程民主化了，政府还是不愿意把相应的经费资源也随之民主化。但是，没有经费，做出决策又有什么用呢？
　　地方参与还遇到了社区组织解体的尴尬。一方面，小社区越来越融入大的政治经济体；另一方面，一家一户私有制的发展，使传统的氏族组织和互助团体走向没落，社区公有资源趋于消失。社区内的贫富分化也日趋明显。
　　要实现地方参与，就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由地方民众和工程规划人员在一起磋商：地方参与应当有怎样的体制形式才好？一些传统的地方组织可以加以改造利用，适应新的形势。但是，新的组织形式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如克里人就成立了理事大会，与詹姆斯湾工程当局谈判。
　　另一类组织是跨社区的，适合集中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众。如莱索托高原水利工程中成立的人民信托社。人民信托社负责托管支援地方民众的基金。工程之始，钱就应该拿出来用，以便当地民众能切实参与可行性研究。克里人的理事大会在九十年代就拿到了钱以便自己进行工程效应研究。
　　一项决定做出之后，有关的用于本地民众的经费就转到人民信托社。信托社工作人员从本地民众中选出，而不是政府指派的官员。信托社在适当监督下，有权支配基金的使用。
　　地方参与若要有成效，光是当地民众唱独角戏是不行的。国家要在法制上给予切实的支持。有关款项，也要早一点拿出来，如各方的捐款。不能等到电站建好，才卖电分钱。体制建设中，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是少不了的。地方社区的合资联营，又少不了私家投资商。学校学术机关也能在监察评估方面助地方民众一臂之力。

　　灌溉
　　益处 把受工程之害的人口纳入灌溉体系，是把他们变成受益人口的一项主要措施。斯里兰卡的马哈威里工程是一个好例，移民和下游的接纳区原住民优先获得灌溉之利。
　　灌溉工程如果把好设计、施工、管理和维护这四关，可以在增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同时又不伤害环
境。世界各地都有成功的例子。印度的例子说明，灌溉区的邻居都能大大沾光；美国加州的调查说明，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灌溉体系，比大规模农业公司更能产生乘数效应，促进工商业和就业的发展。
　　弊端 最大的弊端是，当地民众不但被排除在灌溉体系外，而且还被赶出家园，为工程让路。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大型工程更容易受政治干扰，受政府当权者的意志左右。
　　土地和水资源越是稀缺，当权者就越是想利用它们作政治筹码。近年来，毛里塔尼亚和索马里政府都在推行土地注册法。这种土地法鼓励私人资本购买村社的公有土地。买水浇地的外来户在政治上有势力，用这种法律把塞内加尔河上马南塔里水库下游的本地农民赶走，并推动修建居巴河上的巴尔地拉水库。
　　如果设计和维护不好，灌溉工程带来的坏处就祸及所有灌区百姓。影响工程寿命的环境问题有：水库淤积，土壤淹浸盐碱化，物种损失。影响公共卫生的问题有：疟疾、血吸虫病等水生疾病和痢疾的发病率上升。灌溉区往往推广单一经济作物，有时造成妇女地位下降；原来，工程前，妇女们有自己专门的地块和作物。

　　水库渔业
　　水库渔业可以使受工程影响的人口受益，这一点常被忽视。要保护库区人口，使他们能够优先进入这种新行业；同时，也要在技术上培训他们。否则，库区人口很难与渔民专业户竞争。加纳的沃尔塔水库（世界第一大人工湖）和马里的马南塔里水库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卡里巴水库渔业是特别照顾库区人口的范例。水库渔业最初５年不对外来人口开放；在这期间，对库区人口开设了小型渔业的短训班；当地木匠也受到培训，建造改良渔船；库区人口可以得到贷款购买渔船和渔具；水库旁设立了有专用道路通达的市场，出售干鲜水产。渔业受益人口有2000多，包括移民、接纳区原住民等受工程影响的人口。这些过去的渔业门外汉，在短短的４年中，就取得了年捕获量3000多吨的业绩。贷款已偿还了９０％以上；多数渔民还把储蓄投资到其他行业，以应对捕鱼量下降的新形势。其中最主要的是养牛业，特别是耕牛。这促进了综合性农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种植商品棉花和粮食并饲养商品家畜的小农。乡村小商店和其他乡镇企业也发展起来了。儿童教育受到了重视，许多孩子上了中学，或者具备了可以多挣钱的知识技能。这是他们的家长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渔业使妇女们也加入了市场经济，她们可以从渔村里卖土产、造啤酒。
　　水库蓄水初期，捕鱼产量会下降。如果了解这一特点而有所准备，就可以减少损失。例如，扩大捕鱼品种，使用其他捕鱼技术。中国和印尼采用箱笼捕鱼，可以大大增加捕鱼量。

　　泻洪问题
　　泻洪放水应在大坝规划设计阶段就考虑进去， 这是一些大坝设计所缺少的。大坝建成后再考虑，就比较困难。当地居民，只要参与，一般都很支持泻洪处理；政府表现不一；出资方多数都不考虑这一问题。泻洪不是万能的，可能会影响发电，或时机不当，或增加下游治理的费用。一般而言，泻洪利大于弊。早期建造的一些大坝无法与特大洪水抗衡，所以就建了泻洪闸。洪水初起时，泥沙和富养水就放到下游，为下游造福；然后关闭闸门，在库中留下含沙量低的水。最初的阿斯旺水坝就是这样。而当代的有些水坝，如阿斯旺高坝和卡里巴水坝，设计时就不考虑泻洪；另一些水坝，如莫桑比克赞比西河上的卡霍拉巴萨水坝，还保留了泻洪设计，为下游洼地的三角洲和水乡地带造福一方。据研究，调控径流，可以使莫桑比克索法拉海湾的虾产量提高１７％。这种做法也许会减低发电量，但是如果发展国际供电网，莫桑比克的水坝就会别有用武之地。
　　泻洪之利 阿斯旺水坝初建于1902年，1913年和1933年两次加高。原设计是要把尼罗河一年一度含沙的洪水通过泻洪闸泻放掉大部分。近年来，泻洪的作用又被重视。研究指出，如果有可控泻洪，美国加州美洲河上有一个福尔苏姆大坝就够了，不必再建其他大坝，如奥布尔恩大坝。加州还在试验用可控泻洪来造福渔业和沙加缅度三角洲的生态环境。
　　用可控泻洪来造福受工程影响的人口，还是较新的概念，例子也不多。理论上，库区和下游人口均应受益。大坝越是在上游，下游受益人口就越多。对于下游人口来说，如果泻洪时机掌握得好，那么泻洪量大一些，会对渔业有利，并因为砾石渗水层补充了水分，也会对水井和河区森林有利。传统的洪泛耕作和畜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持。
　　在库区，可控泻洪可以增加用于耕作和畜牧的退水区的面积。对于库区居民来说，退水区的耕作和畜牧都有很大效益。这种效益往往被低估了。卡里巴水库地区在８０年代有５年大旱，退水区农业就成了库区几千人口的最主要的口粮来源。加纳的沃尔塔水库的退水区是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尼日利亚的卡因基水库的退水区则提供饲料。上述这几个水库都没有可控泻洪的设计。如果有，效益会更好。
　　根据对塞内加尔河马南塔里水库和尼日利亚的哈达加恩古鲁水利工程的系列水库的量化研究，可控泻洪的效益可以大大抵过发电方面的任何损失或大大超过灌溉的效益。南非的彭果拉水利工程没有收到预期的灌溉效益，就改试可控泻洪，以造福下游渔业。后来，又把可控泻洪的效益扩大到其他经济方面，包括洪泛农业和畜牧业。最近，受工程影响的当地民众也被请进了水利委员会，参与了有关泻洪时机和期限的决策过程。
　　泻洪的局限因素 可控泻洪对下游有益，其实，自然洪泛更好。据对非洲洪泛区的研究，哪怕是特大洪水，对洪泛区的经济都至关重要。
　　实现可控泻洪，还有诸多行政、技术和环境方面的牵制。当前（1997年）非洲西部、中部、南部的旱情使河流枯水，可控泻洪不能发挥作用。
　　即使没有旱情，可控泻洪的规模、时机和期限如果掌握不好，也难以奏效。这属于技术方面的问题。要掌握泻洪的规模、时机和期限，需要有发达的水文网络配合，实施起来则需要有专门人才。
行政方面的牵制，一方面表现在当局缺乏泻洪的意愿， 另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关系的不平衡。泻洪虽然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但直接受益的主要是低收入的农民，而城市和工业却要承担一点短期的代价。投资人也希望多发电，从中获利，但他们很难从低收入人口的生活改善中直接获利。
　　结论与教训
　　大型水库的社会负面效应被大大地低估了。研究者、当局和投资人对受害的人口数量、受害的广度和程度都严重认识不足。这方面的研究太少，长远效应的研究就更少。
　　大型水库工程的兴建，还特别容易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左右。跨国公司为了竞争，必须不断地承揽工程，他们借着推动新工程来为自己创造市场。
　　阿斯旺高坝工程的历史，是政治挂帅支配技术的一切的历史，造成了一系列技术上的和生态上的意外后果。而处理这种后果，还是政治挂帅。这些，倒在是意料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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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据Social Impacts of Large Dam Projects,by Thayer Scudder,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