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欧洲城市复兴风潮给我们的启示

sudy

转自   http://www.sina.com.cn 2004/12/02 10:59   新浪文化


欧洲城市复兴：唤醒现代文明

    有艺术家曾说，所谓欧洲，就是用古旧黄铜雕铸于街市的闲散和幽默。

    从19世纪末开始，世界科技中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后来，日本也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欧洲。欧洲逐渐失去了它的荣耀和优势，恰如“龟兔赛跑”中的兔子，在过度自信中让后来者抢了先机。在后工业时代，科技文明集中反映在城市发展中。于是，让城市变得更有生机和吸引力，成了如今欧洲各国在发展经济同时致力的头等大事。

01 城市复兴：唤醒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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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11/26 10:33   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丁尘馨(发自英国)

　　“很多人在看一个国家时，往往会因为这个国家的历史而使他们对该国的印象停留在过去。因此，我们想向中国人民展现法国富有生机的、现代的一面。”谈到在中国举办的长达10个月的法国文化宣传目的时，“法国文化年”总协调人隆柏向《中国新闻周刊》如是解释。

　　在不少中国人的印象中，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的城市始终保持着它古老与神秘的光辉，相反，人们对其当下的城市文明，并无多少印象。

　　今年9月1日，中国开放了29个欧洲国家作为出境游目的地，当更多人来到这些国家后，感兴趣的也大都是她们的历史印迹。无怪有艺术家曾说，所谓欧洲，就是用古旧黄铜雕铸于街市的闲散和幽默。

　　这正是让隆柏无比骄傲却心情复杂的地方——当这个国家辉煌的历史被保留并让世人长久记忆，“陈旧”甚至“衰退”便成了它们甩脱不去的符号。

　　事实也是如此，从19世纪末开始，世界科技中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后来，日本也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欧洲。欧洲逐渐失去了它的荣耀和优势，恰如“龟兔赛跑”中的兔子，在过度自信中让后来者抢了先机。

　　在后工业时代，科技文明集中反映在城市发展中。于是，让城市变得更有生机和吸引力，成了如今欧洲各国在发展经济同时致力的头等大事。

　　他们称之为“城市复兴”。

　　英国，是这项自我拯救的“运动”中走得最早也表现得较为集中的一个。实际上，因为二战等因素，德国是最早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的国家，而现在英国的变化之大却似乎更让人刮目相看——她的活力原来一直被人遗忘。

　　英国是世界上城市化率最高最快的国家之一，但92%的城市化率，使英国也成为城市现代化中问题最集中的一个。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正酝酿“改革”大潮时，“复兴”即被英国政府在文件中提出。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城市复兴”渐从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变成让人耳目一新的理论，流行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

　　显然，英国的城市复兴动作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来得迫切。这似乎与其急于找回二战之前自己超级荣耀的帝国梦有着必然的联系。二战后，随着美国迅速崛起，英国显得江河日下。

　　英国的城市复兴步骤，尤其在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当政后，变得更加迫不及待。据英国皇家特许建筑师吴晨介绍，1999年，由上百位各学科的专家进行调研而完成的报告《迈向城市的文艺复兴》，成为英国城市复兴的一份纲领性文件。从此“城市复兴”第一次被提到与“文艺复兴”相同的高度，可见人们对它寄予了多大的期望。该项目在英国分别由英国国会、苏格兰议会、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立法机构分别直接管理。

　　不过，尽管发展的心情和中国一样迫切，但与中国城市的“推倒性重建”相比，他们施与自己所居住城市的“救赎”显得精心部署且小心翼翼。(莫华英协助整理)

02     英国城市“自救”

http://www.sina.com.cn 2004/11/26 10:36   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丁尘馨(发自英国)

　　很难说哪一个城市复兴案例具有典型的参照性。不过，在英国这三个城市发生的变化中，或许会让我们看到一些可供借鉴的地方
伦敦：喜新不厌旧
提到伦敦“城市复兴”之举，一定要介绍位于伦敦东部的道克兰地区，它被认为是英国“城市复兴”理论下最早的成功典范。
　　在被泰晤士河贯穿的伦敦，道克兰是最古老的地区之一，也是19世纪世界上最繁忙的一个港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道克兰的衰落开始加剧，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道克兰区域失去了上万个工作岗位(而那时该地区的工作人口还不足4万)。与此同时，虽然它靠近伦敦中心，但却和伦敦交通体系分离，这导致道克兰地区日益贫穷。
　　1981年成立的伦敦道克兰开发公司(LDDC)开始致力于该地区的重建。公司鼓励更多的私人企业参与投资，除了税收上的优惠外，他们允许投资此地的企业在建筑设计上不受限制——这对于古老的伦敦几乎是不可能的。时至1998年，道克兰地区几经周折，获得近百亿投资，其中私人企业占绝大多数。新建的2700家商贸单位和2万多幢房屋使该地区完全变了模样。就业人口增长一倍。
　　就这样，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尝试，现在的道克兰区不仅在外观上拥有的风格各异的现代化建筑最多(伦敦市的最高建筑也出现于此)，也成为了最繁华、现代的商业区之一。政府为了配合该地日益繁重的居民和上班族的往来交通，专门另增了一条贯穿半城的轻轨，并增加了更多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
　　而它的不足也让政府尝到了苦头：由于在建设中过分强调它的商业开发价值，只集中开发了金融贸易区，忽略了住宅区的配套(后LDDC向政府追加购买了金融区附近的土地进行住宅区开发)；很多企业是从伦敦其他地方直接迁来，对当地居民的就业并没有多大帮助；而后建的一半属于昂贵的豪华式住宅，大大超出当地居民的购买能力。实际上至少一半的道克兰区人并未从中获益。
　　不过，道克兰地区的成功重建，使东部成为伦敦新的经济亮点，也使开发公司和政府对“复兴”之路充满信心。该地的改造经验和教训被推广到伦敦的其他地区——在英格兰22个最贫困区当中，有14个在伦敦市。
爱丁堡：旧爱也是新欢
　　到过爱丁堡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这是一个自一踏足就会使你爱上的城市。大山、湖泊、城区、巷道、古堡，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地巧妙串连起这座古老的小城。当夕阳洒在黑色的古堡之城，沿街的黑色砂岩建筑在肃穆中发散着金色的光辉。夜晚昏黄的射灯自下而上打在爱丁堡古堡上，神秘却安详的气息笼罩全城，让人尤置梦幻般不真实。
　　无从得知J•K•罗琳的灵感是否来自有神灵气息的爱丁堡古堡而创作了《哈利•波特》，电影《勇敢的心》确是取材自这个古城英雄威廉•华莱士的故事，并拍摄于此。这个10月刚被评为“世界文学之城”的地方当然有更多的现代故事想告诉你，故事可以从居住在此著名的苏格兰诗人Robert Burns那首——Auld Lang Syne (友谊地久天长)的诗，如何成为欧美诸多活动中必备的歌说起……
　　中心区的王子街把延绵的中世纪古城和整齐划一，石砌、18世纪末建的新城分成该城的南北两部分。当昨日的新城成了今天的历史，苏格兰政府已经考虑如何给古城添加新的花边，同时还要让40万爱丁堡人既能流连古堡又可住上新居。
　　位于山底城郊的苏格兰新国会大厦自2004年10月起免费对外开放，这个耗资4亿多英镑的现代建筑有着奇怪的外形，每一个窗、门都蔓延着交错的木桩。据说它的灵感取自于使旁边山的延续，意为吸取山之灵秀。相隔200米处的科技中心如一个大帐篷，还到处支楞着长长的桅杆。尽管这两处现代建筑的设计引来众多争议，但因其远离了遍布古迹的城中心，且建筑面积不大，作为新的景点它们慢慢地被爱丁堡人融进了这个城市，并和远处的古堡形成了有趣的呼应。
　　这让人想起坐落于北京天安门眼前的造型新颖外观亮丽的“鸭蛋”，不同的是它插进了这个城市的中心，甚至光芒遮盖了地标。
　　另外，如何改善社区环境是爱丁堡面临的棘手问题。已成立12年的苏格兰“社区复兴”组织把努力改善失业、消除贫困缩小机会鸿沟和改变古城遗留的恶劣环境，作为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方面他们面临的难题一点儿不比其他城市小。
　　而该组织还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这个威士忌的家乡，让人和酒一样盎然生动，让此时静默的古城再复青春的悸动。
　　格拉斯哥：舍旧换新
　　一到格拉斯哥立刻就感觉到不同于伦敦的躁动。高速路上车流穿梭，很像中国某些城市之郊。
　　格拉斯哥有着令人骄傲的工业和文化历史，它曾是世界上造船业最发达的城市，那时不足百万人口的格拉斯哥占据了全球40%的船只产量；100多年前，格拉斯哥人甚至用大理石盖建整栋政府大楼，苏格兰政府工作人员尼奥说，“那是他们有钱的时候”。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造船、钢铁、纺织等工业的衰败，这个城市面临着巨大的衰退：失业率高达32%，人口从最多时的120万减至不足60万。
　　这像极了中国的东北老工业区，辉煌和落败后的反差令人心酸。改善居住环境和让这个城市重生，成为政府迫在眉睫的使命。
　　“我们将把格拉斯哥建成全新的、现代的金融区、商贸区和住宅区”，上世纪60年代后政府开始致力于整个城市的重建。利用自己是英国重要交通枢纽之一的优势，格拉斯哥建立了英国最大的公共交通网络，并依此大力发展自己的商业。
　　同时，这里并没有忘记自己文化资源方面的优势。在已经重新焕发活力的河岸地区，政府斥巨资兴建了格拉斯哥科学中心和会议中心。完全现代化设计的建筑已经成为格市的旗舰项目，吸引大批企业以此为典范投资开发。格市的市民开始陆续回迁。
　　在1999年,它以全新之身获取了“英国建筑和设计之城”的赞誉。
　　如今，格拉斯哥被认为是在欧洲最活跃和最具国际性精神的地方之一。
　　现代化的格拉斯哥让人激动，也让人疑惑：当越来越多现代都市熟悉的符号出现在这个古老城市，该去哪里寻找格拉斯哥的个性？除了依然完好的亚马逊广场，孩子们要去哪里寻找他们祖辈的岁月印记？
　　在英国，像格拉斯哥这样曾以工业为经济支柱、需要全面重建的城市，还有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舍菲尔德等。


03   德国“翻新”柏林

http://www.sina.com.cn 2004/11/26 10:39   中国《新闻周刊》

    柏林是一个典型的政府扶持的城市。与英国城市不同，上个世纪冷战时期，由于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峙，阻碍了这里的发展；而在两德统一后，进入90年代，柏林才开始走上复兴之路
　　文/图 本刊记者/陈晓萍(发自德国)
柏林是欧洲最年轻的首都，只有800年的历史，由于战争、柏林墙的建立和推倒，这个城市的改造翻新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但它也因此充满活力。
　　尽管不断翻新，但这里的文化保护工作极其严谨。
　　在德国，“文物保护”这个概念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例如柏林市1995年通过的《文物保护法》指明，保护的对象不仅有建筑物，还有与建筑物相连的街道、广场、园林、花园、水面、墓地、重要林荫大道等地面建筑设施；而且地下和水下的设施，如地基、水井等也在保护之列。
　　有借鉴意义的文物保护方式
　　上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计划为工人阶层提供宫殿般的舒适住宅，于是，开始改建二战期间被毁的大法兰克福街。由于战后男劳动力短缺，妇女充当了建设的主力。大道落成，东德政府将它命名为斯大林大道，作为生日礼物献给斯大林。
　　斯大林逝世后，1961年该街改名为卡尔•马克思大道。
　　卡尔•马克思大道，虽然借鉴了柏林建筑大师申克尔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中的一些元素，但更多的是前苏联风格——方方正正的火柴盒式建筑。由于这条街道记录了前东德的一段历史，现在已经成了柏林的保护“文物”。
　　Erich Kundel博士，一位出生于东柏林的建筑专家，成立了“卡尔•马克思大道发展协会”，负责这条大道的修缮和维护。
　　在卡尔•马克思大道72号，Erich Kundel博士经营着一家咖啡馆，而这家咖啡馆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还是一个展览馆，陈列着历史图片以及当年建设的砖瓦，肩负着向人们介绍这条街道历史的责任。
　　折射“政治文明”的建筑理念
　　与卡尔•马克思大道相比，柏林国会大厦则历史悠久。这座始建于1884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
　　从1918年魏玛共和国宣告成立至1933年国会纵火案，再到1990年两德统一，国会大厦是德国20世纪历史各个重大事件的见证人。现在，它位于柏林新议会及政府区的中心，是德国联邦议会举行全体会议的场所，也是柏林一个重要的旅游点。
　　当柏林墙倒塌之后，德国政府决定把柏林重新定为首都。为了迁都，德国政府计划修复国会大厦，并为此在1992年举行了设计竞赛。世界著名建筑师福斯特及其设计事务所，在全球800多名建筑师中脱颖而出。福斯特胜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设定了这样一个改建目标：要将国会大厦改建成一座低能耗、无污染、能吸纳自然清风阳光的典型环保型建筑。
　　福斯特不但为国会大厦恢复了在1933年国会纵火案被烧溶穹形圆顶部，而且建筑材料已经由原来的铜质变成透明的玻璃——一条环形的人行道沿着弯曲的墙壁盘旋而上，是专门给参观的人们提供的走道，在国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下面大厅里的政治家。福斯特的设计理念是：增加政治的透明度，并且还含有让百姓监督国政的象征意义。
　　这个在德国建筑界也备受争议的新建筑，已成为柏林城的新标志。
　　备受争议的柏林“浦东开发区”
　　在柏林，听到的对于建筑群批评声最多的是波茨坦广场的建筑。
　　柏林的高楼似乎都集中在波茨坦广场，22层的摩登的大厦，在亚洲并不算什么，却让德国人很不舒服，因为在德国许多城市市中心的建筑，都有限高，大多不能超过6层。而波茨坦广场的高楼带来了另一个让人不快的是，风极其的大，陪同记者参观波茨坦广场的翻译对记者说：“这里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大风，我每次来都受不了。”
　　虽然备受争议，但这个昔日在柏林墙附近的“死亡地带”，已然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柏林的“浦东开发区”。
　　柏林墙倒塌之后，波茨坦广场成为欧洲最大的连片建筑工地。1993年至1998年间，这里建起了戴姆勒•克莱斯勒区，其中有办公楼、商店、饭店、居民住房、餐馆以及Stella-音乐剧院和一个卡西诺赌场。2000年，坐落在肯珀广场(Kemperplatz)的索尼中心(Sony Center)正式开放，索尼公司的欧洲总部设置在此。七栋大楼环抱在一起，被围成的中心区宽敞明亮，上有一带皱褶的蓬式顶盖。这组超时代的建筑群还包括有一家新的电影博物馆、两家电影院、一家全景电影剧场、餐馆和一个叫做“音乐箱”的观众与“展品”可以交流的展览馆。
　　如今的波茨坦广场依然还是一个工地，一个个世界明星建筑家设计的“明日柏林”正在呼之欲出。

04     中国城市建设：对现代性的误解


    “我跑过中国上百个城市，到处都看到对海岸的破坏，对土地和河流的破坏，对森林和草场的破坏。我看到太多的城市在建造大而无当的景观大道，建造无病呻吟的广场。看到我们的城市到处充斥洋人倾倒的垃圾景观，奢华的、封建的、帝王时代的建筑物充满城市的公共空间。我们花费巨大的资金建造这些工程，还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没有认识到这些错误100年前美国人欧洲人早就犯过。”


   俞孔坚：我在进行城市启蒙运动(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11/05 13:25   南方周末

    1997年，俞孔坚从哈佛大学归国以后，中国的景观设计界就响起他的批评之声，到2004年，他的批判更加激烈、犀利。他送了1000册自己的著述给全国600个城市的市长，“他们急于把城市建设好，只不过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一条好的道路”。他振聋发聩的声音不容忽略：
    ——看看要建的CCTV大楼，用1／10的钱，就可以建同样功能的建筑。一种封建意识与风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
    ——我愿意用同样的热切与由衷的期望告诫我的同志们：要么陶醉于小桥流水和风景、景物的“艺术”，要么勇敢地承担起设计和协调中国人地生态关系的重任，再造安全、健康的秀美山川。
    ——在中国大地向你们敞开欢迎的胸怀的时候，不要对中国大地上的自然、人民、文化和“土地之神”视而不见，甚至藐视，不要用你们的景观垃圾来填塞处在景观饥饿中的中国大地。



对于CCTV新大楼的设计，俞孔坚提出最猛烈的批评，他难以接受的是它惊人的浪费和对现代性的错误理解

俞孔坚借助画册阐述他的景观设计理念　裴云鹏／摄

    他是从哈佛大学归来的景观设计师，他是一个激烈的批判者，同时也面对着业内的质疑；他送了1000册自己的著述给全国600个城市的市长，“他们急于把城市建设好，只不过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一条好的道路”。
　　1997年，俞孔坚从哈佛大学归国以后，中国的景观设计界就响起他的批评之声，到2004年，他的批判更加激烈、犀利。
　　10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纪录了俞孔坚在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的演讲，他的演讲震惊现场。此文随后被人民网转载。
　　———看看要建的CCTV大楼，用1／10的钱，就可以建同样功能的建筑。一种封建意识与风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
　　再早，7月，他遭到中国园林界的“笔伐围攻”，因为他批评某些人“陶醉于园林国粹”。
　　———我愿意用同样的热切与由衷的期望告诫我的同志们：要么陶醉于小桥流水和风景、景物的“艺术”，要么勇敢地承担起设计和协调中国人地生态关系的重任，再造安全、健康的秀美山川。
　　更早，5月，在加拿大召开的第40届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世界大会上，他又发表演讲，告诫西方景观设计师和建筑师。
　　———在中国大地向你们敞开欢迎的胸怀的时候，不要对中国大地上的自然、人民、文化和“土地之神”视而不见，甚至藐视，不要用你们的景观垃圾来填塞处在景观饥饿中的中国大地。
　　他想破什么？他又能立什么？10月29日晚间，本报记者对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进行专访。
　　他们误解了现代性
　　记者：关于CCTV新大楼，以前我听到的是跟你完全相反的评价，比如它们的创新精神和先锋理念。
　　俞孔坚：我不是批评建筑师，我是批评接受者。这样的建筑本来可以用1／10的造价(即大约8亿元———编者注)盖起来。现代建筑必须符合科学的精神，现在它的科学性在哪儿？要花10倍的代价来解决结构的问题，这不是科学，科学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形式的问题。
　　记者：我们看到很多非凡的建筑都有异端的造型，建造它们的时候同样要花费高昂的代价，同时也会引发激烈的批评。
　　俞孔坚：每一个独特的建筑都会有奇异的造型，只要有钱都可以盖起来，这个没错。我的问题在于“只要有钱”这个前提。但是这个前提在我们是不存在的，在中国贫困地区很多人的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我们要本着节约的精神来合理地支出。
　　记者：你批评的这些建筑都是被公认的国际一流设计师的作品，比如CCTV新大楼的设计师库哈斯，比如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安德鲁，你有信心挑战这些“大师”的思想吗？
　　俞孔坚：我有足够的自信跟他们挑战。库哈斯是哈佛的教授，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库哈斯在哈佛大学是很有争议的，一种批评就是说他不尊重所在国的环境和文化传统，唯我独尊。他是研究纽约帝国大厦出身的，所以他懂得什么样的建筑能够有震撼力，这方面他很有天才的。“鸟巢”的设计师德梅隆也在哈佛大学讲授建筑学。刚好，我现在也正在跟赫尔佐格合作做国家体育场的景观设计，他选择了我们。
　　这些建筑师都是非常好的建筑师，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我们在主导他，是我们在让他搞一个80个亿的建筑，他当然要给你搞一个，只要你要求，他什么都可以给你设计出来。你要一个有震撼力的建筑，他就会给你。但是如果你要告诉他给你设计一个非常平民化的造价非常低的，他照样能给你设计出来。明白吗？但恰恰你不是这个要求。
　　记者：建筑师会有另外的说法，非凡的建筑可能成为一座城市文明和现代性的标志。
　　俞孔坚：那是误解了现代性，误解了文明，现代性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中国就是盖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CCTV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
　　“没有公民性的城市”
　　记者：我看到你批评中国城市的景观设计，说“我们在犯100年前美国人所犯的错误”；你批评中国城市建筑风貌，说“五千年未有之破坏”，你态度如此决绝地批判中国城市的景观建设，能举出破坏的实证吗？
　　俞孔坚：太多了。我跑过中国上百个城市，到处都看到对海岸的破坏，对土地和河流的破坏，对森林和草场的破坏。我看到太多的城市在建造大而无当的景观大道，建造无病呻吟的广场。看到我们的城市到处充斥洋人倾倒的垃圾景观，奢华的、封建的、帝王时代的建筑物充满城市的公共空间。我们花费巨大的资金建造这些工程，还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没有认识到这些错误100年前美国人欧洲人早就犯过。
　　记者：错误？也许有人仅仅把这理解为审美差异。那么你批评的逻辑是什么？
　　俞孔坚：我的批评是建立在对世界各国的城市设计潮流和城市发展历史的了解上。世界很多国家，当一座城市兴起的时候，都是在花费巨大的代价建这个城市。但建城市不是把城市建成一个市民的城市，而是一个展示性的城市。一百年前美国也是这样。1893年，美国做的一件举世瞩目的事情就是在芝加哥举办世博会，通过世博会来向世界展现美国的国家形象。从1893年开始，全美国的各大城市都在大兴土木，大搞城市化妆运动，搞城市中心地带的设计，搞展示性的广场、搞景观大道，最后发现是劳民伤财的事情。美国人的城市化妆运动所犯的错误直到1970年代都一直在改，到现在也还在改。建造这些工程的时候要花费巨大代价，但是在拆除这些工程的时候要花费更大的代价。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重复着美国用巨大代价改正过来的错误。
　　记者：1997年你以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的身份回国，那时候就开始听到你对中国景观设计的批评，现在你的批评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激烈，你现在所见到的城市景观比你在1997年的所见破坏更加严重吗？
　　俞孔坚：应该是。这种破坏在总量上来说是越来越多，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在加速发展。1997年我开始反对“城市化妆运动”的时候，人们很吃惊。很多人把城市化妆看成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但是我认为很多人是在错误理解城市的现代性，他们事实上是在用封建的意识和帝国心态来建造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城市。为什么中国很多城市的广场会出现欧洲巴洛克式的广场，出现那种一元的建筑语言，只有一种图案，一种对称的格局？这种风格在欧洲是象征君主王权的，就像中国帝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一样，它会有一条非常严谨的轴线。你看很多城市的广场都是这样，一个政府大楼，中间一个大广场，一个中轴线。而在广场的另一侧有可能就是流着臭水的平民街。建设这个巨大的广场是花着纳税人的钱，它给城市带来什么好处，对环境有什么改善吗？没有。可能更恶劣。
　　记者：你所理解的城市的现代性是怎样的？
　　俞孔坚：科学地建设城市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城市社会学的，也就是关怀城市的居民。比如，在城市出现的大量的平民，这么多的平民没有居所怎么办？这么多平民的卫生条件差怎么办？科学地建设城市不仅仅只是造一个景观，造一座大楼，造一条大道和广场，它要关注和解决城市的社会问题；还有就是关注城市的生态环境，城市如何有好的生态环境，城市如何对待山川，如何对待土地。
　　在古罗马之前，城市是神的城市；古罗马之后，城市转变为君主的城市；只是到了当代，它才发展成为公民的城市。
　　必须警惕的暴发户心态
　　记者：在你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现实原因是什么？
　　俞孔坚：主要就是暴发户意识。中国现阶段的特色，就是财富的突然暴涨。钱的来路决定了对待钱的态度。人要是辛辛苦苦累积起来的钱，花起来会很认真很节俭。如果这个钱一夜之间到来，或者干脆不知道从哪儿拿来的，就会乱花。
　　在这个时代，“暴富”的也包括管辖城市的政府本身，它通过转卖土地，把原来潜藏在土地上的那部分价值变成政府的价值。这个钱来的太容易，只要红线一划就有钱了，这种现象只有在这个时代才会有。这部分钱有的城市政府花起来会很不珍惜。
　　土地开发商也是暴发户。他的资源就是土地和利用土地做大量的房地产交易。这也是在中国当下才有的。房地产商的利润本来是很低的，在国外达到20%就不得了。在中国达到30%、40%甚至50%。看看我们的富豪排行榜，有多少都是靠房地产暴富的？暴发者的心态就是要用金钱价值来衡量一切。他就要把楼盖得豪华，装饰得壮丽，我们可以看看街上的广告，都是在以富豪的消费模式导引时尚和潮流。
　　除了暴发户意识还有就是封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封建意识在决定着我们这个城市的建筑环境。
　　记者：你认为一个没有问题的决策机制是什么样的？
　　俞孔坚：科学、民主和法治的。首先是专家要科学理性地分析这个城市的构造和功能，然后要有公众的听证，你的决策要体现市民的需求，而不仅是市长的意志。
　　要为人的生活造城市
　　记者：对于中国城市景观，除了批评，你还有别的作为吗？
　　俞孔坚：我成立了一个“土人景观”和“土人建筑”工作室，我有200个志同道合的同人，一起贯彻和实践我们共同的理念。
　　记者：怎样的理念？或者说，你理想中的现代化城市景观应该是什么样的？
　　俞孔坚：我觉得应该考虑两大问题，就是民族身份的问题和人地关系的问题。我有两个指标作为判断城市景观好坏的标准，首先，看它的景观是不是有民族身份证，是不是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它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人的；其次，看它是不是有利于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环境负荷的减少，这是我的设计原则。
　　我们现在的建筑更多是在模仿古人，模仿中国的古人，模仿欧洲的古人，我们使用的建筑语言都是死的语言。中国当代要有活的城市，就必须要用活的语言，当代中国人生活的语言。
　　一个国家越发达，越文明，它越知道平常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追求奇特的阶段和异常的阶段，忘记了脚下的土地和脚下的文化。必须重新认识我们的土地是美的，我们的稻田是美的。必须回到寻常和自然的状态，追求日常的建筑，要走寻常的路，我们要为人的日常生活造城市。
　　记者：你拿得出成功的作品吗？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俞孔坚：1999年6月，“土人”初次将一个“岐江公园：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概念呈示给中山市规划局组织的专家评审会，作为一个实验性的案例，“岐江公园”是我们倡导和实践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一个样本。我们的主题和立场是鲜明的，那就是尊重足下的文化———平常的和普通人的文化，歌唱野草之美……那些被践踏的被忽视的美。同时我们也强调，并不是所有普通和平常的文化都可以成为艺术，也不是自然的野草就是美的，是设计才使它们成为艺术，成为美。
　　我在进行城市启蒙运动
　　记者：在目前的机制下，你的理念只能通过人家的项目实现，比如市长们的，或者开发商的。你怎么说服他们接受你的城市景观理念？
　　俞孔坚：首先我要进行科学的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启蒙。我送了1000册我的书给全国600个城市的市长，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告诉他们城市美化运动的恶果是什么，然后告诉他们另外一条思路。全国60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我都送书给市长。其次，就是培训，我为全国600多个城市的市长授课。我也批评，但是我的批评是有希望的批评，我会告诉他们出路和方向。
　　记者：市长们反应如何？
　　俞孔坚：当然，有的市长会接受，也有的不以为然。但是我只要有10%甚至1%的人接受，我就可以成功。
　　比如“岐江公园”这个案例。2001年初，公园的建设进入关键时刻，彭建文副市长力排众议，使公园的一些关键设计得以实现。“岐江公园”是个实验作品，允许失败是实验能否继续的关键，正是中山市的决策者和主管部门对实验性设计的积极态度，才使得这一项目得以完成。
　　我的态度是：我直言不讳地批评，毫无私心地贡献自己的想法，如果市长们同意了就做，不同意我也不会勉强，也就不跟他花时间了。现在的市长，一般来讲层次还是很高，他可能只是接触面受到局限，只要你告诉他，让他选择，他还是有判断能力的。他们急于把城市建设好，只不过没有一个人能给他一条好的道路。
　　现在很多人开始接受“岐江公园”，我的样板被很多市长局长参观，很多市长对我的案例感兴趣，觉得很新鲜，有不少市长打电话给我，请我到他们所在的城市做景观设计，所有这些都给我继续做下去的信心。
　　记者：开发商反应如何？你的想法有不被接受的时候吗？
　　俞孔坚：当然。有一次在湖南，一个很有钱的开发商听说我是哈佛回来的，非请我做项目不可。开发商的那块地上有山、有水、有丘陵、有林子，自然形态非常好，他想盖办公楼和别墅。我说就保留原有的山水和树林，再结合地形盖些建筑。但开发商不肯，他要有白宫般的豪华和气派，房子造到山顶上，把山底的湖填掉，再在山上建人工水池、喷泉、广场。我根本下不了手。砍掉的树让我心疼，填掉的湖让我心疼，削平的山让我心疼。那些茂密的林子，至少要长20年啊！我说他，你这种做法国际上早不流行了，但开发商就是听不进去。我说，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记者：我觉得在中国园林界，你似乎比较孤独，我看到有专家对你批评的反批评，甚至是对你的“笔伐围攻”，尤其是你批评中国园林界沉迷于小桥流水之后。
　　俞孔坚：这里有审美的差异。但我认为在中国景观设计这个学科整个是落后的，整个教育体系、整个思想体系都不完善。
　　所以我要办教育，我就是要给当代中国一个思想启蒙。我觉得我是在为我们的城市进行了一次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记者：你似乎真理在手？俞孔坚：我认为真理在我的手里，因为我是可以被证明的。我通过整个国际城市设计潮流的发展来证明自己；通过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来证明自己；通过我自己的亲身实验的样板来证明。

05    中国的城市美化运动：五千年来未有之破坏

http://www.sina.com.cn 2004/10/14 10:59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董月玲

     “高速城市化扩张，使原来的农田、林地、草地等土地变成了单一的建设区。大地景观正发生着‘五千年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在无知与无畏的态度下，我们在任意地虐待、糟蹋着有限的土地。
　 “土地是活的，是生命的有机体！可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了死猪肉，一块块切割掉、卖掉，被开发商一块块地瓜分掉，变得支离破碎，把土地的血脉切断了，破坏了山水的自然格局。古人说了，断山断水，是要断子绝孙的。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我们的城市也将是死的。”
　 “这是一个尽情挥霍的年代，尽情地挥霍着土地、资源、纳税人的钱。看看要建的央视大楼，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建同样功能的建筑。这是在建造一个展示性的传媒帝国的形象。
　 “当西方人在炸掉他们的人工河渠，埋掉高架桥时，我们却在花大把大把的钱，重复着100年前美国人犯过的错误……”
9月16日，“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进行到午后，一个叫俞孔坚的人的讲演，让困乏的听众为之一振。他使用了大量幻灯片，从航拍照片讲起。
　 “这是我从100米高空拍下的杭州，毫无规划、杂乱的建筑，水泥丛林，到处都是覆盖物，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土地。哪里能看出是杭州？哪里还像人间天堂，简直像地狱！”
　 “这是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城市无节制地快速蔓延，土地上都是建设区，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剧烈和让人生畏。看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示了未来国人的身份和处境。”
　 “去年，‘神舟’五号上天，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实现了，可是，看看这张从宇宙飞船上拍回来的照片：我们北边的俄罗斯是绿色的，南边的东南亚是绿色的，只有我们的国土枯黄一片。我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
　 演讲中，俞孔坚笑容可掬，言辞犀利：
　 “高速城市化扩张，使原来的农田、林地、草地等土地变成了单一的建设区。大地景观正发生着‘五千年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在无知与无畏的态度下，我们在任意地虐待、糟蹋着有限的土地。
　 “土地是活的，是生命的有机体！可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了死猪肉，一块块切割掉、卖掉，被开发商一块块地瓜分掉，变得支离破碎，把土地的血脉切断了，破坏了山水的自然格局。古人说了，断山断水，是要断子绝孙的。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我们的城市也将是死的。”
　 “这是一个尽情挥霍的年代，尽情地挥霍着土地、资源、纳税人的钱。看看要建的央视大楼，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建同样功能的建筑。这是在建造一个展示性的传媒帝国的形象。
　 “当西方人在炸掉他们的人工河渠，埋掉高架桥时，我们却在花大把大把的钱，重复着100年前美国人犯过的错误……”
　 会后，我追踪采访，一路追到北大他的课堂上。
　 俞孔坚，41岁，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没想到，‘城市美化运动’的幽灵，如今飘洋过海地到了中国”
　 “我当时特别着急，着急回国。”俞孔坚是国内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的学子，之前他学的是园林专业。1997年，俞孔坚回到了北京。
　 “回来一看，中关村一带拥挤不堪，路上跑的都是卡车，运砖头、石头，运建材呀，可以说是一种蓬勃的景象。但同时我又看到，行道树正被砍掉，民工们正往河底灌水泥，给河道做护衬……”
　 俞孔坚说自己当时有一种不安感。“我能看到一个将要发生的前景：一个改造整个国土面貌的城市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但这种改造，又是多么缺乏景观设计的理念。合理地进行土地的设计，正是我所学的专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有过一次很大的环保运动。卡尔森写就了著名的书《寂静的春天》，第二本与之媲美的就是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
　 “这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使我从传统意义上的园林，真正走向了大地景观。麦克哈格说：大地是有内在价值的，土地是有生命的，它是个活的系统。这个活着的系统告诉我们在大地上该干什么，人跟土地的和谐关系是什么样的。思考方法是把仅有的生态学认识，通过叠加的方法，就是千层饼的方法，一层一层叠加，最地下的是地质、地貌、植被、水文，然后动植物的分布，人的活动，一层层叠加，进行土地的适宜性分析，根据这些告诉人们该如何利用土地，该保护什么。”
　 回国后的几年间，俞孔坚去了100多座城市。如火如荼的城建场面，更让他痛心和焦虑：“本来美丽的山林，却被无知地‘三通一平’掉了；本来非常动人的河流，却被残忍地裁弯取直，水泥灌底护衬，变成了人工河渠；好端端的粮田，一夜之间就被大笔一挥地划为开发区，然后又被撂荒。在那些气派的广场和景观大道背后，仅仅几步之遥，就是臭气熏天、肮脏拥挤的街巷和垃圾场……”
“广场风”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着，“中心广场”、“时代广场”、“世纪广场”、“市民广场”，一个比一个气派，一个比一个恢弘。而用俞孔坚的话说：造了一些“没有人性的广场”、“无人的广场”。从7年前回国的第一天起，俞孔坚就对这些城市误区不断地批评。
　 本来，为市民提供一些活动场所是好事，可是，许多城市广场，根本就不是为老百姓建的。是为了美化城市，是为了展示、纪念或面子，是为了炫耀政绩，而不是为了功用，是为了广场而广场。
　 “你会突然在郊外稻田里，看见一块花岗石铺地的广场；烈日炎炎下，广场成了可怕的去处———能晒死你！是一块连蚂蚁都不敢光顾的热锅。没有树阴供人遮阳，没有座椅供人歇息，铁丝网将人拒草地之外；为了美化广场，不惜巨资，修建大型喷泉、华灯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机关，但又不堪沉重的日常运行费，不得不闲置或偶尔做做展示。将户外广场当成室内厅堂来做，金玉堆砌，以贵为美，抛光的大理石和花岗石铺地，整得比抽水马桶还要光滑。好了，下雪了，下雨了，成了溜冰场，老人孩子是决不敢上去的。因为将商业活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排斥在外，夜晚的广场，华灯下也是一片死寂……”
　 在挂着“为人民服务”标语的市政大楼前，广场是一个摆设，市府主楼是最好的观景点。“就像路易十四从凡尔赛的窗户里看到花园最好的图案一样。”
　 广场是人与人交流的场所，使用者是普通百姓。“他们可不是坐在市政大厦中俯瞰广场的市长，也不是坐在空调车内绕场一周视察的官员和富豪。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中的男人们、女人们、儿童们、老人们，还有残疾人和病人们。广场是为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学习、娱乐设计的，他们才是城市的主人。而那些讲究气派、展示性、纪念性、标志性的形象工程，最后只能成为失去意义的摆设，成为失落的场所。”
　 在《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一书中，俞孔坚和他的伙伴李迪华直言不讳：实际上，是市长们在设计城市，建造什么是领导说了算。在市长们的观念里，仍有封建专制意识在作祟。
　 长官意志。在当代的城市建设中表现为“谁官大谁说了算”，“听上面的”。惟官是从，官大于法，城市景观变成了市长个人意志的体现，才出现了种种讲究气派、展示和纪念性的城市景观。
　 草民意识。在封建专制社会，君主和官僚治理民众如“放牧牲畜一般”，马克思说过，专治制度的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官僚们的潜意识会经常影响城市建设，使城市景观根本漠视普通居民存在，不是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需要服务。为了获得上级的欢怡、赞赏，可以牺牲万民的利益。
　 100多年前，美国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城市美化运动”。借着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巨大城市形象冲击，呼吁城市的美化与形象改进。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的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但这场好大喜功的“城市美化运动”，仅持续了16年就被叫停，代之以经济、美学、健康的城市规划理念。
　 俞孔坚说：“没想到，‘城市美化运动’的幽灵，如今飘洋过海地到了中国。16世纪意大利的广场，17世纪法国的景观大道，20世纪美国的摩天大楼，出现在了中国的大大小小城市。”
　 如何帮助市长们避免有害的长官意志，俞孔坚著书“与市长们交流”并为市长们讲课，传播生态与人文理念。因而被挽救的河流、被改建的工程也有不少。在广东的中山、浙江的台州、江苏的宿迁、山东东营……一些绿色项目正造福于民。
他提出了“反规划”理论：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决定不建什么！
　 在北大的课堂上，有人问俞孔坚：为什么说央视新址这样的大楼，在西方，现在是不可能建的？
　 “央视新址仅仅是这个挥霍时代的一个代表而已，它们看上去极现代，但不具有现代建筑的本质，图有其表而已。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样的项目，就是国内的开发商也不会建，它们最终只能让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
　 俞孔坚又解释说，城市只不过是后来植到土地上的，城市发展经历过3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市是为神而建的，像中国的天坛、欧洲中世纪的神殿、南美洲的玛亚神庙，等等。那都是神统治人的地方，人没有地位，人是神的奴隶。
　 第二阶段城市是为君主建的，欧洲文艺复兴后，君主取代了神，城市也不是为普通百姓建的，是为君主、为贵族建的。如巴黎就是为路易十四建的，中国的故宫也不住老百姓。
　 第三阶段城市是为机器建的。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公路是为了跑汽车，摩天大楼用于商贸，追求高效快速，城市建设是管道型的，像纽约等城市就是这样的。城市不是真正为了人的生活、居住，人没有了步行、休闲的空间，人没有了地位，城市也浪漫不起来。但西方现在已进入了后工业时代。
　 “工业时代认为是美的东西，到了后工业时代，人们已觉察到不但不美，甚至是有害的。你们能想像出本世纪美国最大的城建工程，是什么吗？”
　 在美国的波士顿，沿海湾地表上有一条架空的高速干道，这条高速路带来的噪声、污染，对城市影响很大。当地政府一直想通过大开挖，把这条高架路埋到地下去，在原地上建一条绿色廊道，自行车道。讨论了十多年，2003年，这个本世纪美国最大的城市改建工程———波士顿环海高架路大开挖工程动工了。这一挖一埋，要花掉200多亿美元。
　 “波士顿人花这么大的投资，把高架桥埋到地下去，而我们却还乐此不疲地造高架桥。几十年后，我们会不会也像今天波士顿一样，花成百上千亿元人民币再把桥埋到地下去呢？我们是不是在花钱犯错、犯傻。”
　 “再说央视大楼，实际上，它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土地的伦理，理性、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及现代建筑原理。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建筑。它是展示性的，它是那些‘帝国’的建筑师们，在现在的中国，实现他们的‘帝国’梦想。”
　 俞孔坚这样评说他的国际同行：“请你们自重，请不要用你们的汉堡包、麦当劳、热狗、法国油炸食品，来填塞处于景观饥饿中的中国大地。中国的开发商和市长们，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甄别能力，很容易被张扬的、形式主义的建筑和景观设计所迷惑。国外来的设计师们，要尊重和珍惜中国的土地，如同尊重和珍惜自己的土地一样；应该把自己国家的经验尤其是教训，坦白地告诉给中国城市的决策者和开发商们。”
　 俞孔坚说他与多位市长交流过，感觉他们是那么迫切地想通过城市景观来建立政绩，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是在一种盲目和错误的理念指导下，设计城市、建造城市。在这种情形下，他提出了“反规划”理论：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不建什么。城市规划，就是要告诉土地的使用者“不准做什么”。比如河湖、山林、湿地甚至农田等，首先要立法保护起来，谁也不能动。
　 早在100多年前，美国的波士顿还是个小镇，城市的决策者们在土地还没大规模开发前，先廉价地购得郊外大片的土地。这片土地上有沼泽、荒地、林阴道以及查尔斯河谷，他们立法保护它作为永久的绿地系统。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城市扩大了好几倍，昔日的郊外已变为市中心。现在，这块宝贵的绿地，成为市民身心再生的场所，成为波士顿人最为骄傲的“蓝宝石项链”。
　 “去年那场并不算大的雪，把北京搞成了什么样子，整个交通瘫痪。我们院里的人晚上5点下班，走到家是第二天的凌晨4点。假如我们有一条绿色廊道，从北京城这头到另一头，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足够了。”
“在加拿大境内，就有一条畅通的自行车道，从东海岸达西海岸。美国也有一条，从迈阿密一直可以走到最北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更需要建一条条畅通的绿色廊道，它们必须在城市形成前就保留下来，否则未来的代价太大，更何况石油危机迟早会降临。和平崛起，意味着我们必须有不依赖小汽车的低能耗交通模式。全城范围内的绿色自行车道网络不但是健康和生态的规划战略，也是一种国家安全的战略。”
　 “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关于这一点，许多城市决策者似乎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国家近年来在投资上的推动也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如果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不完善或前瞻性不够，在未来的城市环境建设中必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决策者和学术界对此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
　 “有了生机盎然的绿色和浓荫，有了清新的水和空气，城市也就有了美。一个生态基础好的城市，就像一个人拥有健康的五脏六腑一样；而一座城市的生态基础被破坏了，这个城市也就完了，不可能有生机，更不可能持续发展。”
　 “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有一次在湖南，一个很有钱的开发商听说俞孔坚是哈佛回来的，非请他做项目不可。开发商的那块地上有山、有水、有丘陵、有林子，自然形态非常好，他想盖办公楼和别墅。
　 俞孔坚说就保留原有的山水和树林，再结合地形盖些建筑。但开发商不肯，他要有白宫般的豪华和气派，房子造到山顶上，把山底的湖填掉，再在山上建人工水池、喷泉、广场。
　 “我根本下不了手。砍掉的树让我心疼，填掉的湖让我心疼，削平的山让我心疼。那些茂密的林子，至少要长20年啊！我说他，你这种做法国际上早不流行了，但开发商就是听不进去。我说，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这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体现在城建上，就是一种拜金主义倾向：追求昂贵、不讲品位，什么东西贵、奢侈，什么就是好的。除了到处建摩天大厦、金堆玉砌的城市广场外，还不惜工本地引进国外的名贵花草树木。”虽然花了很多钱财，但城市却不能让人产生亲切感，而是日益强烈的疏离感和陌生感。除了以“暴发户意识”搞城建外，俞孔坚还归结出“帝王意识”、“小农意识”、“庆宴意识”、“领地意识”等。
　 一年一度的“五一”、“十一”最能体现“庆宴意识”。俞孔坚不避讳自己出生在农村，正因为此，他说自己对小农意识有深刻了解。小农经济下的人既贫穷又有穷奢极欲的天性。一年中至少可以有一次尽情消费———过年，就要把平时艰辛节俭而得的积蓄在几天内消费殆尽。其中多带攀比和显摆意思，看谁家宴席最大，礼品最丰。
　 有报道说今年的天安门广场是从1984年开始，花坛摆放最高的一次，“神舟”五号发射架达到了17．4米，成为20年来最高的花坛。广场中心花坛喷泉，直径达72米，中心水池主喷高18米……
　 “花坛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气派，而且年年翻新。今年是五千盆菊花造就的彩凤，明年是十万株五色草堆成的巨龙。‘大庆’、‘献礼’工程一个比一个豪华，一个比一个张扬。可是，几天的节日过罢，花凋草枯，剩下的时间里市民们必须面对着缺乏生机的钢筋水泥丛林。据可信的估算，用于节日设花坛宴的投入，足能为城市建一个不算小的绿地或公园。”
　 俞孔坚曾提出保护和建立城市生态基础10大措施，比如：保持山水格局的连续性，不干断山断水的蠢事，让生命的自然过程通道畅通。城市水系如河、湖，是城市最有灵气和风韵的地方，是最美的部分，要保持它们的自然形态。
　 “我们祖先讲风水，无非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你们看看，这还叫河吗？”俞孔坚指着一幅照片说。
河道被做了水泥护衬，筑坝蓄水，河岸做了铺装。水与土地的分离，导致河流失去自净能力，加剧水污染程度。流水变成了死水、臭水。光洁的水泥花岗岩护岸，使本来生机勃勃的水际，变得寸草不生。一条自然的河流，是城中多种生物的栖息地，现在连老鼠也不光顾。俞孔坚认为在大地景观中，生态健全的水系统构成的绿色通道网络，恰恰最具有蓄洪、缓解旱涝灾害的能力。
　 “那你说说什么叫河？”有人反问他。
　 俞孔坚一口气地道：“我希望看到清沏的流水，河底长着水草、游着小鱼，而不是水泥，不是光亮的意大利瓷砖，不是整齐的美国草，不是漂亮的荷兰郁金香；相反，我希望看到的是当地的芦苇、茅草、水葱、菖蒲……浅水卵石、野草小溪，人们对河流的需要，并不再乎其水多，而在乎其动人的自然野趣。”
　 曾经水草丛生、青蛙缠月、鱼翔浅底的自然河流，被穿上水泥盔甲，城市最美丽的元素就这样被糟蹋掉了，将来总有一天，人们要为河流松绑。西方国家已经掀起了一个把上世纪人工建设的“渠化”河道炸掉、拆掉，重新挖掘以往填埋的水系，恢复河湖的自然形态，再塑城中自然景观的热潮。
　 “我们的城市建设，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老路？”
　 “到处是罗马柱、巴洛克式屋顶，为什么？因为只认同别人，不认同自己”
　 俞孔坚回国后做的第一个城市景观设计，是广东中山市的岐江公园———一个“杂草丛生”的公园。花几千万元人民币，建这么一个公园，上至市长下到百姓，能接受吗？
　 “不接受，连专家，也是90％的人反对。”俞孔坚笑着说。
　 公园建在一座废弃的老船厂——广东中山粤中造船厂里，这座船厂曾红火了几十年，当年，中山人以能进这家厂当工人自豪。但上世纪80年代末，船厂开始走下坡路，最后不得不解散。1999年，中山市政府决定在船厂的原址上建一座岐江公园。这个设计，是俞孔坚对国内传统城市景观理念的一次反叛，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造船厂的面积有11公顷，在我们之前，有的设计师想在这里搞房地产开发，有的想把这里搞成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岭南园林。总之是把老船厂清理掉后重建。”
　  俞孔坚说自己头一次去老船厂时，感受到一股社会主义工业运动的震撼的力量。
　 “船厂挨着一条河，河边有一个湖，船坞面向湖面。空中，悬挂着各种电线，地上，到处是生锈的破铜烂铁，野草啊，砖头瓦片啊、铁轨啊、灯塔啊、船坞厂房都在，断壁上还能看见‘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但就是没有人。这个场景，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故事，里面藏着一段记忆。我强烈地感觉是要把这里保留下来，我提出，最好能保留船厂的味道，用现代景观语言改造成公园。”
　 在论证会上，有90％的专家反对。他们质问俞孔坚：你把原来破烂的、生锈的厂房、船坞、铁轨、机械、齿轮等保留下来，用野草美化环境，这不是胡闹吗？你是不是太超前了，你对中国传统园林态度怀有敌意……
　 “我用的完全不是传统做法。中国园林强调曲折幽深，我全用直线；中国园林强调亭台楼阁，我用的全是现代工业的建筑。这是一种观念冲突，我相信我的设计对解决中国问题是有好处的。为了这个方案，我坚持了整整一年，毫不动摇，说服市长、规划局长，最后他们都支持我，实施了。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说它不好。”
　 建成的岐江公园呈现出这样的景观：脏的、乱的、不安全的遗留物被舍弃，当地原有的水系和植被、护岸被保留。堤岸上的水塔，经重新包装，成了照亮过去50年岁月的灯塔；旧铁轨下铺满了洁白的卵石，两侧长着绿草，独具韵味。公园里的喷泉不足一米高，小孩子伸手就能够着水……
　 回到“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俞孔坚现在竭力呼唤景观设计的“白话文运动”。
“现在到处是国外的奇花异草，到处是罗马柱、巴洛克式屋顶，为什么？因为只认同别人，不认同自己。认了个巴黎爹、罗马爹、纽约爹，却恰恰忘记了自己是重庆人、武汉人、山东人，最后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爹娘。人迷失了，没了根，最后只会感到空虚。”
　 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白话的城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建筑和景观的形式，而是科学、民主、平民化的精神。这是一个告别帝王和英雄的时代，这是一个抛弃帝国和封建主义的时代。科学和民主，人文和生态理想在催生设计学科的革命，它将使我们彻底抛弃帝王和贵族的“异常景观”。“而我也从当代中央领导人和许多城市的决策者的言行中看到了希望。”俞孔坚说。
　 “一百个国家大剧院、一千个央视大楼……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
　 要想真正回到“足下文化”，设计师就得“认识人性、阅读大地、体验生活”。
　 1999年，俞孔坚要在邯郸做一个广场项目。到了邯郸，却找不到感觉，找不到地方特色，找不到设计灵感。他和助手决定晚上到郊外露宿，他们住到一个黄土台地上，周围全是农田、草丘，还有好多坟墓，很冷。他们只带了两床从宾馆抱来的被子，露天睡在赵王台的废墟上。
　 “夜里起风了，四周的农作物在长，小动物们也都出来了，整个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这一夜我们都感觉到了。”凌晨，天蒙蒙亮，一幅辽阔壮观的画面在眼前展现：黄褐色的土地从脚下延伸而去，一望无际的粟垄伸向天边，这是华北平原特有的种植方式和景观，早起耕作的农民三三两两，拉着驴子，犁地、撒种。
　 “这时，我的灵感一下出来了，脑海里跳出两句诗：一万年粟垄连天，三千载古道成河。我们的设计就在这两句诗上做文章。为了表现一万年粟垄连天的意境，用了大片的茅草代替人工草坪做广场绿化，中间纵横交错着行人通行的白色石板路，一直延伸到高处的台地上，而台地建筑就是邯郸的会展中心。但很遗憾，这个设计最终没能实现。”
　 俞孔坚对“野草”情有独钟。他说搞绿化，引进国外的花草，很可能水土不服，需要施肥、精细管理，费用也昂贵。“现在生态环境价值观是‘杂草丛生’，茂盛生长的乡土物种，就是最好的绿化。我说的杂草野树，就是指乡土物种。像北京，就是杨柳、榆、槐、椿呀这些乡土物种。”
　 在北京，俞孔坚做过一个住宅景观项目，开发商想用几百块钱一棵的银杏树搞绿化。俞孔坚说服他用白杨树，开发商一听用杨树，说：我们这可是高档社区，应该种银杏这种名贵乔木才对呀。“我们坚持用杨树，他同意了。原来银杏500块钱一棵，现在这么粗的杨树，30块一棵。杨树林生长得非常茂盛，走进住宅区感觉很好，透出一股独特的北方气质，既有特色又很朴素。”
　 在北京，他还做一个体现北方河滩的景观设计，再现了乱石河滩的自然景色：夏天，雨水丰润，有清澈的流水；冬天，河岸上裸露出满谷的卵石，给人留下清泉的想像。
　 哪些是寻常景观，比如哪些东西代表着乡土的北京？
　 800多年来，北京一直笼罩在金碧辉煌的宫殿庙宇所构成的景观中，对这种不寻常的景观纪念，几乎让人忘了平常、真实的北京———平民的北京。无垠而平坦的华北平原，曾经肆虐的风沙灾害，春夏秋冬分明的四季，勤劳智慧的平民百姓；还有高高的白杨林网，灌渠荷塘，方整的旱地水田，连同四合院、胡同……北京，应该流露出北方的朴实与大气。
　 在“奥运”森林公园及中心区景观设计方案中，俞孔坚他们设计的方案“田”，脱颖而出，位列三甲。
“怎样用最小的投入、最经济的方法来营造奥林匹克这么大的绿地，来营造北京乡土的特色？当时我们想到了这个字‘田’。我们的造价，是其他入选方案的三分之一。好多人也许会怀疑这个‘田’的方案，能不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城市才刚刚摆脱田，怎么又跑到城里种田呢？”
　 俞孔坚说中国人种了五千年的田，最懂得种田了。用种田的方法，造大规模的绿地最经济，可以解决费用问题、灌溉问题，水的利用问题，湿地的利用问题、管理问题等等，最后，还可以获得丰收啊。
　 “这个方案最后能不能实现，我现在也不敢说。当然，让大家接受还要一段时间，但我想过了，如果北京接受不了，我再到别的地方去，我一定要实现把‘田’种到城市里的梦想。”
　 “一百个国家大剧院、一千个央视大楼、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座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千百万个用以展示政绩的、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
　 “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回到人们日常的需要。一片林阴、一块绿地、一条河流、一块让人身心再生的场所。那里潜藏着无穷的诗意，它一定会使人重新获得诗意的栖居。”
　 眼下，身为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的俞孔坚，正和同事们忙着招收景观设计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国家太缺这方面的人才了！”
　 从2005年起，北大将利用国外师资力量，培养中国的景观设计高级人才。
　　摘编：小雪


06  学者把脉中国城市遗产保护：要留住老街真实生活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5 08:59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苏州十一月十四日电 题：

专家学者为中国城市遗产保护“会诊把脉”
　　作者徐蕴海

    历史街区应具备三个特征，即风貌的完整性、历史的原真性和生活的真实性。现在的保护中存在一些误区：为旧城改造，片面开发，将旅游作为目的；兴建仿古街，如明清街，宋街、汉街等，不顾历史真实，自以为是；沿用一般详细规划的做法，认为保护就是排排房子把街区内的居民全部赶走，有意改变居民房的使用性质，改变了街区生活的真实性，这些都应该在今后的保护中引起重视。
十三日在苏州举行的二00四年中国城市遗产保护论坛上，专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对中国城市遗产保护会诊把脉，出谋划策，尤其是对历史街区的保护、建筑风貌和居民生活状态的保护，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引起了政府官员和业内人士的关注。
　　留住街区生活的真实性
　　专家分析说，历史街区应具备三个特征，即风貌的完整性、历史的原真性和生活的真实性。现在的保护中存在一些误区：为旧城改造，片面开发，将旅游作为目的；兴建仿古街，如明清街，宋街、汉街等，不顾历史真实，自以为是；沿用一般详细规划的做法，认为保护就是排排房子把街区内的居民全部赶走，有意改变居民房的使用性质，改变了街区生活的真实性，这些都应该在今后的保护中引起重视。同时，应探索多样的历史街区建筑保护的方法：运用传统工艺、老的材料进行原样修复；镶嵌补牙式，指小规模修缮，原样补缺；还可在传统形式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新旧分治，通过新旧对比，在比例、空间、细部中求神似；风貌控制则从建筑高度、体量、形式等着手。
　　继续保留一部分平民色彩
　　专家认为，现在有一种通行的街区改造办法，就是圈起一块地域，交给开发商，搞完了卖钱，城市改造更新不应该是这样的模式，而历史街区的保护更不能这样。不是不让开发商赚钱，而是在新的情况下可以改变一下开发思路。现在开发商为了在短期内争取最大效益，想让房子内的老百姓一下子全搬走，但有人愿走有人想留。专家举例说，苏州平江历史街区的建筑特征不是很明显，相对显得简单、平淡，贯穿其间的是一种平民文化，也因此生命力更强，成为苏州保留至今最完整的历史街区。理想化的情况下，最好能继续保留一部分平民色彩，不要太商业化，不要变成有钱人住在一家家大宅院里的格局。
　　“新天地”不是保护的样板
　　专家指出，能列入世界遗产，有一个原则是尽可能地把原有的东西留下来。要达到更高层次的保护，应该有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包括改善街区内老百姓的居住状况，保留原来的社区网络。因为历史街区的保护，不仅是物质形态的保护，景观风貌的保护，还要保留人的活动。有专家称，现在上海的“新天地”成了一个样板，因为人们从“新天地”的成功看到了老房子的经济价值。但“新天地”只是在控制范围内做到风貌协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护。“新天地”在一个城市只能有一两个，更多的是普通市民的日常居住的所在。历史街区和“新天地”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一味商业化是行不通的。


07  “变化最大的国家，所以更要谨慎”

http://www.sina.com.cn 2004/11/26 10:44   
中国《新闻周刊》本刊记者/丁尘馨

    今天的建筑设计师不但是城市的建设者，也是规划者。他的方案决定建筑的命运也影响了城市的未来。从这点看，英国及许多欧美国家的建筑师比中国早走了很多。
    英国著名建筑设计师法瑞尔说：“中国的问题就是拆的太多。其实中国的很多传统建筑都非常好，像北京的故宫是世界上人类最伟大的建筑成就。而中国(城市规划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决策过程。因为中国城市的发展非常迅猛，从一个不太西方化的社会，到与西方快速地融合，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都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家认为要进步就要新的，而不是保护旧的；他也不会因为保护古老的建筑而出名，而是建了一个新机场或者一条新公路、新剧院，才受到百姓的好评。而决策之所以重要，是这个城市将在你的决策下存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泰瑞•法瑞尔爵士(Terry Farrell)：英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其风格是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对古典风格的建筑进行模仿和创新。他为伦敦、曼彻斯特、爱丁堡、香港等世界不同城市完成个性鲜明的建筑设计和总体规划方案。也曾多次参与中国内地的建筑设计与城市改造。
　　在采访法瑞尔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他的严谨和对古老建筑的热爱。
　　中国新闻周刊：像爱丁堡这样有着丰厚历史积淀的城市，新建筑的修建如何进行？
　　法瑞尔：在爱丁堡，市中心有许多人住在乔治亚时代的居民楼里，这些老楼属于保护行列，是不能推倒的。要建新住宅的机会非常少，都是在周边，那里的建筑没有任何保留价值。
　　现在，中国有不少开发商都喜欢最新颖的西方派作品，这样对城市建设并不好。我倒建议在城市发展的时候，更应该稍微带一点保守的思想。
　　中国新闻周刊：英国的“城市复兴”在欧洲国家处于什么位置？
　　法瑞尔：英国只在某些领域处于领先。它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复兴方面做的不错，但是在建筑实施方面没有像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德国、法国做得那么好。
　　英国做得好的就是充分运用了公私合作伙伴的制度，还发明了很多改造的新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和伦敦相比，在建筑修建上作法有哪些不同？
　　法瑞尔：北京和上海与伦敦及英国的任何一个城市相比，规模都大得多。伦敦和北京相比就像一个村落。
　　不过，伦敦的建筑在2000年前就开始建成，从罗马人的遗迹开始，每一个时代都有遗留下来的建筑物。而北京直到20世纪中叶都一直是传统的建筑风格，之后突然间都是非常现代派的。对北京而言，它遭遇的是一种建筑上突发的革命，新旧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冲突。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中，哪些是最需要注意的？
　　法瑞尔：中国的问题就是拆的太多。其实中国的很多传统建筑都非常好，像北京的故宫是世界上人类最伟大的建筑成就。在东南亚，都有类似的问题。而欧洲大部分城市古老的部分都保留下来，当然也有建新的建筑。
　　而中国(城市规划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决策过程。因为中国城市的发展非常迅猛，从一个不太西方化的社会，到与西方快速地融合，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都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家认为要进步就要新的，而不是保护旧的；他也不会因为保护古老的建筑而出名，而是建了一个新机场或者一条新公路、新剧院，才受到百姓的好评。
　　而决策之所以重要，是这个城市将在你的决策下存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理查得•罗杰斯勋爵(Richard Rogers)：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强调建筑的结构和细部特征。代表作品有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和英国千年穹顶等。他还是英国城市复兴的决策性人物，并出任大伦敦市长建筑和城市规划的首席顾问。注重“大众空间和社区精神”。
　　71岁的罗杰斯衣着随意、精神矍铄，思路非常清晰。
　　中国新闻周刊：伦敦已经是一个国际化都市了，为什么还要积极推行“城市复兴”？
　　罗杰斯：伦敦是一个成长的城市，在成长的同时，人们需要更好的居住环境，现在伦敦有很多房屋太陈旧了。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从过去的这些建筑中找出值得学习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伦敦在“城市复兴”的规划中重点将做哪些方面的改造？
　　罗杰斯：主要时针对伦敦市两个方面进行改造：第一个就是如何使公共空间十分文明，尤其对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欧洲有些城市在城市空间文明建设方面做得很好，比如意大利的维罗纳，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丹麦的哥本哈根等。
　　我们为此制定了一个8年计划，8年内将行人和自行车使用的空间还给他们。
　　第二就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人们从居住、工作、娱乐几方面有一个整体性建设，提供高质量的住房。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中国政府在城市建设方面有何建议？
　　罗杰斯：你们的国家是最令人兴奋的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它在财富方面的增长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拟的。
　　正因为你们是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国家，所以更要谨慎。因为一旦出错，就是一个大错误。不像我们，变化缓慢，即使出错也是小错。

ynj

当建筑材料和技术没有大的变化，文化科学没有大的突破时，城市也很难有大“复兴”。

围棋

生活多元化、文化多元化，这是现代社会的现状，城市的发展也要求符合这个现状。

sanlou

我最近也在想关于城市复兴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楼主,城市复兴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让它复兴起来?

dailiang0519

要复兴我们的城市,就要靠我们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