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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东丰雄称库哈斯生产方案的速度如同发球机自动发球。这个投球既要实现宣言,又要维持高密度的出,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军团。如果说库哈斯的革命思想和颠覆性批判是一种思想暴力的话,这个军团则是他实施暴力的机器。OMA军团最早担负起这项工作《疯狂纽约》是悬在他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这种危机感中,OMA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运作:工作太多,时间太少,忍受太少,以及压力最大的:库哈斯要求太高。库哈斯力图使OMA成为大都会的血和肉,借此全力以赴地介入大都会。
OMA位于鹿特丹的一栋毫不起眼的七层建筑的顶层,层高很高,四面玻璃窗,窗外是鹿特丹琐屑的战后景观,创作环境的现实与创作作品的超现实之间的差异令每一个初来乍到或者慕名前来的人感到震惊和不适。然后就在这个简陋而苍白的工作室中,奔腾着大都会的血液:流动性(库哈斯几乎是唯一的固定成员),戏剧性(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最后一秒发生突变),全球化(来自各国的建筑师和学生),纵欲过渡(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达16小时)。来到OMA就得准备受刑,准备敬畏这个地狱般的朝圣之地;充斥在这个工作室的永远是眼花缭乱的方案和呕心沥血的人们——他们通常分成几组,就像库哈斯的若干分身,同时做着无数全然不同的方案。而习惯了这个都市节奏之后,便很快能够在这个快乐而1沟墓倭盘逑迪律闳∧芰俊3?诵蕹烧??拿派??灿胁豢爸馗旱某鲎咦藕屯蝗凰劳龅摹蚌嫌恪保??枪钩闪薕MA的一道独特景观:这里是个供临时停留的旅馆,而不是家。库哈斯的妻子,《疯狂纽约》中诡异插图的作者,以及他最早的事务所合伙人马德隆,费里森多普也是OMA的出走者之一;她和库哈斯有一个25岁的女儿和一个22岁的儿子。
但是OMA的流动人口的却构成了自己的建筑师家族。清点OMA历代员工的名单,可以找到以下名字:Zaha Hadid , MVRDV , FOA , NOX , Gigon & Guyer.......这些名字构成了国际建筑师星云图上的重要坐标,他们都多少曾在OMA的受虐中受益。《纽约时报》评论封面人物库哈斯是“建筑师时代的建筑师的建筑师” )。OMA成了一个庞大建筑师家族的“祖母”(OMA在荷兰语中的原意)。
90年代起,库哈斯开始借助传真机,手机和网路等虚拟通信对OMA进行“遥控”:概念指导,监控进度,而不直接操作设计。OMA是他的千里眼,顺风耳和造物之手,是他在办公桌后,机场候机厅,旅馆客房和任何地方仍然可以盖房子。这使他有更多的时间介入到业主,媒体,当地政府官员和学者的交流中——和业主与当事人的协调是库哈斯热衷建筑的一个原因,也是他的能量来源(他仍然像记者那般关注别人远胜于关心自己,以至于他认为自己设计一个房子“太唯我”,“不会有任何火花”)。“大”的进展滋生出大量比建造本身更有价值的资讯。此时,他需要的是一个能量库,一个中央处理器,能够在OMA的方案设计之外,协助他完成对庞大资讯的处理。
1995年,库哈斯接受了一份在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的教职,条件是他不必教授(官方定义的)设计。相反,他每年主持一支研究小组进行名为“城市考察”的系列课题,以帮助他本人了解更多他想了解的东西。哈佛军团形成了。
如果说OMA军团是建筑师库哈斯的分身,哈佛军团则是记者库哈斯的分身;OMA被目标寻找,而哈佛军团则主动寻找目标。从他们的考察地图上可以看到库哈斯扩散中的兴趣点:珠江三角洲,购物,罗马城,拉格斯和共产主义。珠江三角洲和拉格斯将他的足迹带到白人世界之外的黄黑世界,在那里,他看到一个与欧美迥然不同的,在失控的,即兴的速度中寻找平衡的现代化模式;罗马城则几乎用的是电脑语言,将这个古代帝国的“普通城市”扩张方式重新编写成为简单的游戏程式;购物和共产主义则是对两个极点的社会模式的考察,两者的相遇呈现出人类的最高理想——接近上帝。
哈佛军团成了库哈斯实现超级建筑,并超越建筑的智囊团,也成了后来AMO的前身。
AMO的诞生与OMA的隆重登场不同,它没有宣言,没有确定的生日(时间大致在环球城设计的5年期间,也就是90年代后半段,1999年的PRADA研究则是AMO的一个更为明确的起点,甚至没有自主的名字(AMO来自OMA的镜像),就像是OMA逐渐找到了自己游移的潜意识;它起源于哈佛,成形于OMA,因此同时遗传了OMA在建造方面的“硬性技术”和哈佛在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软性技术”,将之糅合成为没有钢筋混凝土的,非物质的“虚拟建筑”——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建筑”;尽管这种建筑在计算机出现之前就已经和实体建筑一起存在了几千年,但OMA却第一次有意识地将之确认为建筑师行业的设计目标和“一种思考古老问题的方式”,并明确地和风靡于这个行业的空间自恋,技术崇拜和材料恋物癖决裂开来,为之创建了一种新的工作形态。
由于虚拟建筑的“不可见”和“不可建”,AMO使用平面设计,媒体技术等一切手段(包括建造本身,如果绝对必要的话),处理来自一必渠道的资料,并使这种分析充分视觉化——图解式的建造——这和实体建筑的状况形成了差异:一方面,实体建筑往往因为“可建”而变得孤立和简化,而“虚拟建筑”却必须针对性地分析具体场所的资料。
而且它必须足够充分才能赢得生存;另一方面,虚拟建筑的非物质性使其“图解式建造”的过程相对实体建筑更为快捷,并且更容易被人理解,因而更能满足业主急于求成的“快感”;AMO和OMA就好似白领荷蓝领,OMA操作的是模型,构造和建筑材料,而AMO处理的则是统计数位;这个性质使AMO注定能够成为一个少数人的,集合各领域精英型的独立组织,他的骨架来自OMA,血液来自哈佛,而最后它成为一块CPU。
AMO 的最初工作來自 OMA 的设计方案:环球城事件证明了实体建筑只是虚拟景观中的一片图元,而它未必是其中最值得的投资;PRADA 方案是《哈佛购物指南》成果的一个实证,将这一世界性品牌重塑为一种流变的文化;西雅图图书馆通过将图书置入了更广阔的媒体拯救了图书......這些方案显現出超越于实体和空间之上的清晰概念,事实上也藉此扩展了建筑的范?:书、影像、媒体、电影、网络──“不以质量告终的一切”。其后(尤其在 AMO 面向的时代:21世紀),AMO以顾问、编辑和策划的角色进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2002年,欧盟(EU)聘请 AMO 在布鲁塞尔设立总部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尽管在大量的概念和规则中最重要的结果卻是 AMO为欧盟重新设计的“彩色条码”旗帜──一个符号,而不是规划本身),这标志着建筑师开始以主动的姿态介入政治,或者成为“上层建筑”的建筑。从前 OMA 力图通过建造“大都會建筑”改造社会关系,如今 AMO 则直接从內部改造社会关系,即使不建造,甚至是取消建造──在一个快速建造大行其道的时代。
OMA-AMO 是库哈斯硬币的两面,它们的建筑就像被海面分隔的冰山,上下实为一体。库哈斯通过这枚硬币完成了对“大”的修正:“大”就是這座冰山本身。
“普市城市......是同一简单结构的无限重复;人们甚至有可能从它的某一个最小单元着手对整个城市进行重构,它是计算器的桌面,或者甚至是一张软盘。”
──库哈斯,《普通城市》
“我们反对那种看法,认为拉各斯代表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非洲城市。相反,我们认为它可能代表在全球化现代性的最前沿,一种极端和典范性的城市个案。这就是说,不是拉各斯在追赶我们。相反,我们可能正在追赶拉各斯。”
──哈佛城市計划:《拉各斯》
“购物可能是最后仅存的公共活动方式。”
──《哈佛购物指南》
“在中国,一栋40层的建筑物可以用苹果机在不到一周的時间內设计出來。”
──哈佛城市计划:《大跃进》
“我的野心是通过利用我们在未建/不建方面的专门知识,改进和再造我们的行业。”
──库哈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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