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杭州的图片故事!

疯雪飘凌

[B]我把下面的贴子一个个看完,唉,觉得人世间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呀,普通人有普通的活法,也有普通人的故事.
人生真美好!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B]
口述张佩玉记录邹滢颍
     
    喏，喏，喏，这张照片上的炮台我敢保证杭州人听说过的
     多，见过的少。就在三公园码头边。花岗岩底座，上面顶着三个炮弹，一大两小，四面有围栏。难看？是蛮难看的。西湖边矗着个这么武煞煞的东西，怪不得后来就拆掉了。干吗造这个？我也是听说的，说不准，好像有好几种说法，一说是北伐时建的，一说是为了“一·二八”淞沪会战，还有说是为了抗战造的，反正是纪念碑性质的东西。我1929年出生在杭州，这个东西我小时候就有印象。
     我在照片的哪儿？场子中间左起第二个。扭秧歌呢，我们女孩子穿上对襟的老式褂袄，扎上红色的头巾，男同志们都农民装束，带草帽扎腰带卷裤腿。我们跳起了《农作舞》。那个时候全国上下政治热情高涨，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单纯的热情和亢奋的喜悦。这种情绪弄得全中国的上空都飘扬着嘹亮的歌声。是的，才解放嘛。
     这天是1949年10月6日，我21岁。进杭州市电信局工作两年。我的叔叔是搞话剧表演的，我从小就喜欢唱，喜欢跳，喜欢在舞台上的感觉，“你，你，你，你这个坏蛋———”我常常在单位里来上这么几段，所以咱们局就让我负责文娱表演这一块。我们当时电信局的文艺表演队伍在全市很有名气的，我们的腰鼓队、管乐队经常会接到欢迎领导人的任务。金日成主席来的时候，我们也去敲锣打鼓过。
     那天上午我们的表演队在这个炮台前拉开了场子，我们是为了纪念10月2日的“国际和平斗争日”。这个纪念日现在早就没了，和这个纪念战争的炮台一样没有了。投递组的同志用十几辆的自行车围出了一个圈。左边坐下了伴奏的鼓乐队，吹拉弹拨，场子中间，我们日赶夜赶排练出来的舞蹈一会儿就吸引了好几百人。船工靠岸了，三轮车夫放下了车把，挑夫不做买卖了，小孩子钻到了最里圈，看不到的还爬上了炮台。那么热闹，那么捧场，说到底我们也就表演了两个节目，另一个叫《红星舞》，是当时最流行的集体舞了。现在年轻人跳街舞，很时尚，其实我们那时就跳啊，怕什么难为情。
     我后来听说，为了这次街头戏，我们局还约了上海华东摄影队的同志来拍纪录片。可惜我们从来没见过，这张保存了五十多年的照片，我倒是常常翻出来看看，能一下子想起我的青春。

疯雪飘凌

[B]姆妈问菩萨[/B]
陈鹏余倩
     
    这幅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像前的合影，摄于1948年6月20日。右起第一个是我，当时我正热烈追求我的女友余倩（右二），富态的中年妇人是她妈妈，最左边那个是我请来的救兵，她姐姐。照片是在灵隐的流动摄影点拍摄的。
     我俩是在1947年前相恋的。当时我住在杭州，她住在上海，以鸿雁传书互吐爱慕之心，直到1948年初再次向她母亲提出结婚，她母亲依旧一味支吾推诿。她父亲患有偏瘫病，行动不便，对我这个未来女婿倒不反对。听她母亲的口气要把爱女远嫁杭州很是放心不下。当时我已26岁，她也有23岁了，正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经过一番商量由我出面邀请她的大姐陪母亲同来杭州游玩。她们很乐意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她们母女三人都是第一次来杭州，见到青山绿水的西湖美景都赞叹不已，脸上都洋溢着甜美欢乐的笑容，这时我的内心更比她们要欢乐和宽慰，因为这预示着我俩美满爱情的曙光已在眼前。我陪她们游玩了鸟语花香的柳浪闻莺，潺潺流水的九溪十八涧，古树参天的佛教圣地灵隐寺。她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见到灵隐寺金光闪闪的大佛，急忙买了香烛拜佛求签，暗暗祈求菩萨点化我俩的婚事。在从灵隐回来的路上，她很突然地说了一句：“我死在杭州也心甘情愿。”她母亲一听此话脸色突然由晴变阴，差一点没有流出泪来。大姐很会见风驶舵，乘机婉言劝说：“女儿大了终要出嫁的，何妨她是嫁到如天堂一样的杭州该有多好啊！将来他们结婚住在杭州，你老人家也可常来杭州住。”她母亲一听此话态度很快有了转变。事后她母亲暗示对我俩的婚姻在灵隐已问过菩萨，菩萨已经应允了。
     1948年7月13日我俩如期在杭州天香楼酒家举行婚礼！感谢西湖恩赐给我俩天作之合！

疯雪飘凌

[B]海灯在杭州避难[/B]
口述傅国华记录张磊
     
    照片上两个人，你认得吗？右边那个是
     我师傅巩成祥，左边那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灯法师。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海灯法师不穿僧袍呢？法师原来穿着总是很气派的。那次来杭州，却套了身黑色的中山装，沾满尘土，穿了双有点破烂的运动鞋。看上去就像个很普通的老人，甚至有些潦倒。那是在“文革”中，法师是到杭州避难来的。
     海灯法师和我师傅是至交，两人经常互相切磋武艺，他也经常来杭州。
     我7岁拜师习武，我师傅是杭城著名的拳师巩成祥。巩老师师承霍元甲，有一手绝技———通背门户二十四式。
     1962年我第一次见到海灯法师。那次我师傅教了他空手枪（空手与枪打）和空手刀（空手与刀打）的功夫，还让我与法师拆招。我当时真的是又激动又紧张，我的师兄弟也很羡慕我。那天法师穿着崭新的佛袍，练功的灯笼裤，脚穿百衲布鞋，全是深黄色的，特别的显眼，特别的自信，特别的气派。那个时候，早晨从一公园到六公园全是练武的人，法师这身行头一亮相，就引来很多人围观。
     就在六公园那棵香樟树下，海灯法师当众表演了两项绝技———“二指禅”和“金刚锤”。二指禅就是双手都只用两个手指撑在地上做俯卧撑，在我们的惊叹声中，他做了76个才停。我们发现，法师手指按住的泥地上有深深的几个洞。金刚锤就是用一个拳头倒立，双腿交叉倚于树干，另一手做规律状摆动。法师坚持了三分多钟。表演时湖风吹来，僧袍鼓动起来，他却岿然不动，真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想象中的仙人。
     “文革”开始时，海灯法师又来了，不过这次是避难来的。师父不顾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把法师留在家中，这也足见他们的友情和信任。为了给法师散心，师父带着几个师兄弟陪着他去杭州的公园走走。在花港观鱼，他们歇了下来，拍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海灯法师表情很平静，眼中流露出一丝坚强。游湖本身就是对生活的热爱。
     如今两位老人均已仙逝，我也终于没能成为一名武林高手，但师父教给我的武术精神让我终身受益。

疯雪飘凌

[B]女王观鱼[/B]
口述任立记录朱瑾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这张照片拍得
     很好，只不过对我们这样的拍摄者来说，这样的画面太普通了。
     可在1979年9月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来杭州的时候，还是让我们忙乱了一阵子。
     当时，杭报和浙报的摄影记者与省外办的关系密切，因为他们管摄影的人很少，一般外宾来西湖游览，走的时候外办要送礼：一本照相册。制作一本相册，起码要有20张照片，每张照片放得很大。所以，外办人手不够，外宾来了，外办就请两报记者前往，负责全程拍摄。拍得次数多了，我们跟保卫人员都混得熟了，喏，你看，照片上最右边穿白衣的那个人就是保卫。
     丹麦女王9月18号来，19号就走了，时间非常紧，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制作一本相册，拍那么多的镜头，而且我又不能提出增加一些项目，真是太急了。那个时候，外宾游西湖，都有一个固定的线路，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从杭州饭店边上的码头下船，到三潭印月，从北面上岸，绕过九曲桥，看过了那块御碑和花鸟厅后，再往南面下船，花港观鱼上岸，看鱼，走过牡丹亭，最后上车。半天时间就够了，如果在杭州要停留两三天的话，还会去岳坟、灵隐看看。所以，许多来杭州的外宾元首就会在花港观鱼留下一些几乎一模一样的照片。
     丹麦女王第二天就要走，我们累死了都怕来不及，特别在杭州饭店搞了一间暗房，外办搬来了相关的设备，还为我们安排了车，后面许多年，我都没干得那么紧张过。
     据省外事志记载，当年，玛格丽特女王曾在祝酒时说：“马可波罗对其奇异的旅行的描述使中世纪的欧洲就知道了杭州。我相信马可波罗所讲的是真实的，中国古语所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也是一样恰如其分的。我们高兴的是，令人神往的中国之行把我们带到了你们美丽的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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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下雨天，留客天[/B]
沈瑞明
     
    四十五年前的1957年4月26日，当天《杭州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友情浩荡西湖满，欢声摇动北峰高，杭州二十万人夹道欢迎伏罗希洛夫》。当时杭报创刊还不到两年，几乎抽出了三分之一的记者参加这次重大报道，不满20岁的我，也是其中之一。
     76岁高龄的伏罗希洛夫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的陪同下，从上海乘专机抵杭，周恩来总理、公安部长罗瑞卿等先期到杭州欢迎贵宾。当时杭州人口不到70万，有20万人手持花束彩旗上街夹道欢迎，长长的车队，前后共有一百多辆。车队所到之处，人们挥舞鲜花和彩旗，吹奏各种乐曲，杭州、西湖成了欢乐的海洋。
     照片上，伏老与总理并肩而行，总理旁边的记者，不是我，是浙江日报记者白刃。我是后排左一的那个小鬼，身上一件藏青的呢中山装，为这次活动特意去做的。我的旁边是省长沙文汉。那天，三潭印月的竹径上，主人、客人、记者、保卫人员的队伍，浩浩荡荡长达一百多人呢，我年纪轻，机头灵，才钻到了最前头。
     说起来我蛮幸运的，1955年当代日报结束使命、杭州日报创刊时，从工农兵中挑记者，正在民生药厂当工人的我被选中。当记者没两年又参与了这样重大的报道活动。那次采访是分工分段的，不能窜位，有管机场的、有管宴会的，我分管“湖上”，所以上了三潭印月。我当时大概太激动，只顾了看总理与伏老，采访都忽略了，与总理一句话都没说上。回来写稿，有些事情还弄不灵清，还是旁边老记者提醒我：喏，总理讲过啥西啥西。
     有句话我倒印象蛮深的，那天细雨迷蒙，伏老对西湖美景赞不绝口，总理笑着点头，指着春雨说：“下雨天，留客天。伏老多留一天，就能给湖山生色，杭州增光。”
     这张照片，是浙报摄影记者王奎源拍的，当时报上没用过，后来看看上头我蛮清爽的，就送了我，作永久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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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孩儿巷98号的外婆[/B]
口述王国祚记录张磊
     
    你们知道孩儿巷98号吗？老杭州都知道那是个古宅，喏，你看，
     照片上中间那个就是原来孩儿巷98号的主人———我的外婆。那是1936年的夏天，外婆六十岁。
     外公当时是杭州有点名气的中医，悬壶济世。而外婆则是个特别传统的人，小脚，信佛，除了每年冬夏出门去一趟灵隐之外，真的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那年夏天，外婆六十岁了（虚岁），杭州有个习惯是“做九不做十”，于是那年，家里大摆筵席，作为庆祝。当时，绍兴老家的侄女也来了，就是照片上站在外婆后面的那几个人。生日前几天，他们提出要陪外婆去灵隐敬佛。
     在外婆生日那天，一早，家里就打电话给了杭州西湖汽车公司，租来了仅有的两辆车，一会儿车就停在家门口的石板路上了。家里所有的人都上了车，沿着西湖边的土路，穿过九里云松的雾霭，到了灵隐。大家都穿着很好看的衣服，在上香的人群中颇为显眼。你看，照片上那个小男孩（就是现在还守在孩儿巷98号、正在为古宅呼吁的钱希尧）穿着当时挺时髦的背带裤，还打着小领带，小皮鞋擦得锃亮。旁边的那个小女孩则套了身旗袍，挂了串项链，一副小小淑女的样子。
     灵隐的石板路很宽，砌得也很整齐，二舅妈搀着外婆，慢慢地向山门走去，两个小孩不安分地跑在前面，其他人跟在外婆后面。外婆显然很开心，边走还边和大家说着些上香的规矩。买好了香，大家正走到供奉观世音菩萨的“慈航普渡”殿前，二舅舅提议大家一起拍张照片。于是他取出有点笨重的照相机，摆好位置，正准备拍的时候，小希尧不知道怎么了，闷闷不乐地瞅着地面，外婆很疼爱这个孙子，就连忙低头去看他怎么了，笑着安慰他。旁边的几个人也都笑了，就在这个时候，舅舅按了快门。
     不知道那天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有趣事情，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出生，母亲也不在杭州。这一切都是后来我母亲给我这张照片时告诉我的。
     拍完这张照片后两年，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外婆逃难到了绍兴，在八角桥去世了。

疯雪飘凌

[B]怀念战友[/B]
韩关镇
     
    一九五六年初，我从朝鲜前线复员回到杭州，还未脱下志愿军的军装，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西湖边六公园的一角，请摄影师为我留下一张纪念照。当时湖水很浅，已可见到湖边的淤泥；通向少年宫的沿湖步行道也未打通，被一堵民房的围墙隔断。但从这里仍可见到西湖的一角和保俶塔的倩影，环境也较清静，所以我还是选择了这里作为拍摄点。
     自1949年参军离开杭州，我与西湖告别整整六年了。这六年中，我随所在部队曾两度南下福建，最后于1952年秋北上抗美援朝，其间曾三度乘火车经过杭州城站，但都没有时间能回家看看和到西湖重游一番。因此，在这六年中，可以说经常会在一人独处静思时，思念起家乡和西湖。特别是在入朝以后，身处异国战场，每当夕阳西下，这种思乡之情更会油然而生，因为在夕阳西下的地方就是我的祖国和家乡，那里有我的父母、亲人和朋友，还有一个伴我从小长大的西湖！
     终于站在了朝思暮想的西湖边，但我却无法露出笑容。因为，我的同学和战友———连瑞龙和卢玲（女），已经永远长眠在朝鲜国土上，永远也不能回到这美丽的西湖之滨。
     我于杭州私立清华中学（现杭八中）高中毕业后，入读财经干校。他俩就是干校的同学，都是杭州人，我们一起在杭州参的军。在朝鲜战场，我们同为文工队队员。我搞创作，编一些说唱脚本，他俩是演员。1953年4月的一天，我们文工队遭遇了美国飞机的轰炸，爆炸声息、硝烟散尽后，我灰头土脸地爬起来，发现离我不远的连瑞龙与卢玲已经牺牲了。我们文工队一共32人，那次牺牲了11个。
     [B]因此这幅照片上，本来应该有三个人的，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了这儿。湖水宁静，保俶肃穆，它们与我一起，怀念我的战友。[/B]

疯雪飘凌

[B]1948年的冬日[/B]
口述小凡记录也斯
     
    那个冬日，天空是晴朗的，有风，湖
     水拍打着堤岸，眼望处依然“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但是湖边几乎没有什么游人，兵荒马乱的局势，逃的逃，走的走，有钱人只想早早的离开，解放大军的炮声正在逼近。但是西湖的冷清丝毫没有影响这几个年轻人的情绪，他们相约着来到了湖边，冬日西湖的柔美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他们以平湖秋月的碑刻作为背景为自己的友情留下了见证。
     站在照片最右侧的是我父亲。他们五人是同学又是同乡，交往甚密。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安定中学（现杭七中）为避战乱内迁到了浙江缙云壶镇。父亲和这几位同学就是在学校内迁时就读于安定中学的。
     拍这张照片时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他们将各奔东西。
     父亲毕业后留校任职，抗战结束后，随学校回迁到杭州。其余的人有的继续深造，有的去外地谋生，有的跟着国民党撤到了台湾，从此漂泊天涯。五十年代初，在一张调查表上，父亲如实填上了好友胡某在台湾，联系过。从此，这一段同学加同乡的友情成了精神的十字架，父亲背负着它的沉重，艰难地走过了人生的青年和中年。
     再聚首，已是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一个秋日的傍晚，五个人中只到了三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杭州第七中学的数学教师；一个是湖南某大工厂的陶工程师（右二）；另一个是从台湾回来探亲的吕先生（右四）。地点还是选在平湖秋月，他们挑了临湖的茶座。回首处，天空还是那样的蓝，山还是那样的青，西湖水依然碧波荡漾。只是黑发已成皓首，而这其中的经年旧事又怎样才能说得清楚？白发人看白发人，相顾无言，泪眼朦胧中手已颤巍巍地拉在了一起，而后又不约而同地掏出了那张珍藏了整整五十年的老照片。
     “老去了。”“就像一个长长的梦。”断断续续像呓语般的不连贯的声音被1997年那阵秋风吹远了，就像父亲远去不再归来的背影。
     常常我想，除了我之外，西湖大约也会记得这段人世间的友情。

疯雪飘凌

[B]加油！加油！[/B]
白晓莺
     
    那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齐聚于
     西子湖畔，群情振奋，欢呼雀跃，乍看之下，全然不知他们因为什么而如此激动。不过，照片前排的第一个女孩，就是我的妈妈，她会告诉我照片记录的那段往事。
     1950年，妈妈还是浙江军区文工团里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演员，充满了对理想、对未来的憧憬与渴望。照片上的背景，是风光明媚的小瀛洲，妈妈与她的战友，在湖边站成整齐一线，面向烟波浩淼的西子湖。瞧吧！那么多的人挤在一块儿，只要队形稍显紊乱，队伍稍一松动，不就有人会扑通落湖么？可是，这些忘情于山水之间的年轻人，个个都像排练过一样，举手投足，都那么富于韵律，纹丝不乱。
     妈妈说，那天他们站在湖边，是在为湖面上参加划船比赛的战友加油呐喊。虽然照片上看不见比赛的船只，可是激动的现场气氛，依然扑面而来。
     1950年，浙江军区要筹办一个战斗英雄张明的事迹展览。妈妈所在的那个文工团，为了支持军区举办这次展览，特意抽调妈妈与其他两个女孩，一同来参加展览会的筹备工作。新中国的年轻军人，刚刚脱离了战场上的炮火硝烟，胸中豪情尚未消散，活泼好动的因子，深深主宰着他们的思想与情绪。筹备工作刚一结束，他们就按捺不住地想唱，想跳，而且，杭州还有这么美丽的西湖，为什么不来一个划船比赛呢？这是个美妙的设想，一经提出，马上就付诸行动了。
     我妈妈是一个孤儿，童年时辗转于几个孤儿院之间，尝尽辛酸。后来因为长得标致动人，她踏入了演艺圈，加入了国民党演剧队。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演剧队也要登机离开大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妈妈改弦易辙，毅然投身革命，是青春的热血，未来的希望，在引导着她的抉择。1950年，当她与战友们一起向着美丽的湖山欢呼雀跃，他们实际是在为生活于那样一个火红的年代而倍感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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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从此踏上光明之路
张毅
     
    这幅照片摄于1956年春天，三潭印月的枝头绽放绿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正在西湖为我拍摄专题片：《两条道路》，时年我36岁。
     那时，我刚从台湾来到杭州。不是像今天的台胞堂堂正正来探亲、旅游，也不像台商来考察、投资。我是作为一名高级特工人员，偷偷摸摸潜入大陆来执行秘密任务的。职务属一级特派员（相当于少将），蒋经国亲自设宴送行，要我到大陆为他摘到满意的“果子”。
     我利用春节这大好时机，伪造了一张香港同胞“春节还乡证”，混在探亲的人潮里涌进深圳海关。然后登上广州到上海的火车，想到上海去联络解放前夕埋伏的“地下组织”。
     没想到大陆解放只短短几年，社会秩序井然，老百姓觉悟也很高，对台湾来的“特务”分外防范。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在火车上浑身发冷、如坐针毡，就在杭州提前下车。杭州有我空军的老同学和我的女友，我想上他们的家借一件大衣御寒，也给自己乔装打扮一下。
     来到吴山下的四宜路，我的行踪就暴露了，派出所马上报告了市公安局。当我溜到城站去乘火车时，车厢里公安的便衣人员就紧紧盯住了我。我来到女友工作的嘉兴医院，晚上睡在他们的集体宿舍里，前后左右躺着的全是监视我的“医生”。
     完了！我知道自己已陷入天罗地网，对大陆形势估计完全错误。眼看大陆社会稳定，欣欣向荣，我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决定弃暗投明。当我同女友一起回杭州过春节，在爆竹声中吃完团年饭欢度除夕夜之后，翌日我迎着新春的朝阳，向吴山脚的市公安局走去，跨进新生门槛。
     当时，《杭州日报》、《浙江日报》、《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都发表了消息和社论，政府还给予我奖励，安排我在杭州师范图书馆工作，我还担任过几届市政协委员。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两条道路》，庆贺我从此踏上光明之路。
     现在，我年逾八旬，早已退休，在西湖边安享晚年。我与西湖有不解的情缘，是西湖给了我新的生活、给了我生命的春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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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乘西划船儿[/B]
李艳宙
     
    父亲是1949年初由浙赣铁路局上饶机务段调至杭州工作的。
     一直生活在赣西山区的他，立刻被西湖的秀丽和灵性深深迷住。头两年里，一有空，他就往湖边去；一有亲友来，也是领着去湖滨。他最喜欢在一公园坐上手划船，往湖心悠然划去。十几个月时间里，从小极少拍照的他，竟然一下子拍了十几张西湖留影。
     这张照片拍于1950年6月，靠在椅子上的是我父亲，旁边端坐的那位，是父亲的同乡、同学、同事。两人非常要好，那时都尚未成家，就常常相约游西湖。而今两位老人均已作古，走在世纪交替之际，一先一后，相隔一年。
     父亲经常与我们讲起，解放初期的杭州，城站火车站紧靠着城墙。城墙外，贴沙河东面，全是菜地。钱塘门、涌金门、清波门等十个城门还都在。西湖边平时十分冷清，游人稀少；船工生活，也十分清苦。从图中空旷的湖面，破旧的船身，缀满补丁的船篷，冷寂的湖岸，可见一斑。由于年久无人整修，西湖边杂草丛生，残碑断栏随处可见。西湖水深大部分地方都只有半米多。湖底水草杂生，淤泥阻积。游船驶过，会泛起阵阵泥浆。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西湖的疏浚治理，1952年开始，杭州市政府对西湖实施全面治理。
     因为爱坐手划船游湖，父亲对这种西湖特有的，尖头方尾，形似一狭长瓜皮，上支一横杆，一人划桨，一人以桨把舵的小船也十分喜爱，说它简朴实用，平民化；行在湖中，又十分美观耐看，与西湖相配。他还引记于史书：明清前，西湖游人尽是达官贵人，游船尽是画舫、楼船；清末，平民游船越来越多，这种“瓜皮”船才越来越多。是时间和人民，为西湖选择了这一种简朴美观、富有特色的游船。

疯雪飘凌

摄影者·新娘·我
     章胜贤供稿莫小米整理
     
    摄影者：话说七十多年前，有位爱好摄影的湖州
     青年，姓黄名笃初，系常熟城里大名鼎鼎“黄顺泰”绸缎局的长房长孙。黄笃初在做绸缎生意走四方的同时，携带德产“阿克发”相机拍下许多照片。因杭州是丝绸之乡，黄先生常来常往，其摄影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西湖风光与杭州街景。
     抗战逃难，流离颠沛，“文革”破“四旧”……历经数十年风风雨雨，金银财宝均可散失而不足惜，惟一只很大的木箱子始终与黄先生形影不离。箱子是为那500帧沉重的玻璃底片定做的。他那个年代，尚未有后来的轻巧透明胶片，底片均为玻璃的，笨重而易碎。但人在底片在，直到临终前，寿至近百岁的黄老先生才将他的宝贝，郑重地传给了儿子黄晓帆。
     照片女主角：黄笃初有个堂妹叫黄士妹，家境优裕，颇具大家闺秀风范，识文断字，能歌善乐（相片一）。那黄士妹一日跟随堂兄游历西湖，荡漾碧波，感受清风（相片二），自此对西湖美景念念不忘。遂于1937年许配于杭州江干南星桥一带的一户有钱人家。同年5月1日，在当年杭城堪称上星级的西湖饭店举行了隆重的西式婚礼，身披洁白婚纱的新娘由伴娘和仪仗队簇拥着款款步入礼堂（相片三）。
     同年，抗日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黄姑娘随婆家离乡背井四处逃亡，从此与娘家失去了联系，消失在所有亲人的视野里。似水流年，六十五年过去了，黄士妹若在人世，应是年近九旬的老婆婆了。翻看老照片时，家人小辈时常念叨，士妹姑姑，你在吗？你的后辈在吗？联系呀。
     我———照片提供者：我出生于西湖边的吴山路旧居中，是喝着钱塘江水、熏着西湖暖风长大的。我也热爱摄影，同时爱好收集、收藏与西湖有关的图片资料。当我在本地报纸上看到有关黄笃初老先生与他的一箱子底片的故事后，便辗转湖州，找到了其儿子，年逾古稀的黄晓帆。见我这个杭州人坦诚，黄晓帆先生亦以诚相待，择其父老照片中与杭州有关的相赠。我知道这些照片的价值（它们是无价的），坚持付酬，他推托不过才收下。又与我彻夜长谈，一一细数与照片相关的故事。于是我知道了黄笃初与黄士妹兄妹的事儿。
     整理者感慨：[B]一组老照片，穿越时空而来，牵扯多少人事，皆因西湖情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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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雪飘凌

[B]来自“上甘岭”的姑娘[/B]
李宗尧
     
    那是1954年的夏天，我们部队刚从朝鲜战场归国，临时驻扎在浙江省一个山区小县城里。这是一支在朝鲜战场上威震敌胆的钢铁之师———上甘岭战役的功臣部队。经过一场残酷、恶劣的战争，对战士们尤其女战士的体质摧残很大。由于当时部队野战医院的医疗条件极其有限，于是，在师司令部工作的几位女战士受到了一项特殊的礼遇：获准到杭州的省军区医院（117医院前身）检查身体。
     我们几个都是从西南省份参军的女娃娃，先是参加西南剿匪，接着参加抗美援朝，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并没有磨灭我们对大自然的美的热爱。我们在位于劳动路的省军区医院检查完身体后，便急不可耐地脱下军装换上裙子，匆匆赶往西湖。
     我们一路说说笑笑着从湖滨到白堤，从孤山到岳坟，再坐船到三潭印月。虽说是夏季，但柳木繁荫，湖水澄碧，别有一番景象。我们在湖畔柳树间如蝴蝶般穿行，任由婀娜的柳丝抚摸青春的脸庞。正是西湖荷花盛开的季节，我们一人采一枝荷花拿在手里，像孩子似的蹦蹦跳跳。这是一种远离了战火硝烟的松弛，沐浴着和平阳光的欢笑。上甘岭战役结束之前，我们曾踩着没脚的浮土踏上这个被美国鬼子称为“伤心岭”的山头，只见满眼的焦土和断臂似的枯枝，以及埋在土中的残缺的肢体。我的许多战友永远地长眠在那里了。即使生存下来的战士，由于在坑道内长时间坚守以及缺乏必要的营养，一见阳光就头晕目眩。残酷的战争带给人类的不仅是肢体的创伤，更带来灵魂的创痛。我都记不得有多久没有如此开心过，没有这样大声地笑过。我们被战争的阴影压抑得有些麻木的心灵在美丽的西湖山水中渐渐苏醒，像花一样慢慢绽放。
     最后，我们来到乾隆皇帝御笔题词的“三潭印月”石碑前，由师电影队韩尧同志用在朝鲜战场上从美国兵手中缴获的莱卡相机为我们几个女兵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包括我（左二）在内的五个女孩子都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31师司令部的女兵，一年以后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绝大多数女兵都复员回到地方。我们五人自然也各奔东西，但不论是谁都珍藏着这份“西湖情缘”，因为她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和平安宁诗意美好的生活是何等的珍贵和重要。

疯雪飘凌

[B]干静，你在哪里？[/B]
王秋杭
     
    那是1983年的春天，阳光特别明媚、桃花分外鲜艳，苏堤岸边走来一位梳着两个小辫、挎着“海鸥”双镜头反光相机，佩戴着“机01摄影”标牌的纯情西子姑娘。如果她见到了你，一定会落落大方地问一句：“请问，要照相吗？”她就是曾经名扬省内外的杭州第一位个体户———干静。
     因为干静的父母是归国华侨，所以高中毕业后的她居然因为“家庭关系复杂”而找不到工作，终于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传来，其中就有允许城市待业青年自谋职业从事个体经营的政策。但也许是杭州人的天生胆小，迟迟没有人敢涉足个体户这个既不体面、又无任何保障的职业。干静却很想闯一闯。劳动和工商部门给予干静的条件是非常优厚的，在她杭工商个字001号营业执照上清楚写着，行业：流动摄影；流动范围：苏堤、白堤。税务部门还给予免税一年。可是不久，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在西湖著名景点平湖秋月，这个干静每天出摊的必经之路上，某国营照相馆的员工们终于发现了这个同行中的“另类”，先是驱赶，幼稚的干静拿出执照据理力争，谁知就像一颗火种落在了干柴堆上，一下子点燃了国营企业职工的怒火，十多个壮汉和悍妇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对付这个“资本主义”的弱女子，推、拉、扯、谩骂，胶卷被曝光，相机背带被扯断，恶臭的口水吐在了干静那干净的脸上、头上。她被骂成“骗子、婊子”、“照相机里没有胶卷”、“大家不要相信她个体户”、“要相信我们国营单位”……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什么叫人身权、劳动权、健康权、名誉权，居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护干静。事件终于惊动了劳动和工商部门，当时的《经济生活报》在头版以《干静，我们支持你》为题刊登报道和评论文章，伸张了正义。第二天，干静身边出现了一位身高一米七六、肌肉强壮的青年男子，像守护神一般守护在她身边，没人敢再上前挑衅。
     那男青年就是我，当时我在省博物馆工作，因酷爱摄影，所以对干静分外敬重和爱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英雄救美”，但我知道干静是美丽的。后来她当上了杭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不久，所有的个体摄影户都被定点，干静被定在了中山公园里面，生意差了很多……后来干静告诉我她准备嫁到香港去，一走就没有了音讯……
     我为杭州感到骄傲，因为干静毕竟是杭州人；但我还要为当时的杭州感到耻辱，因为表面看，这是一场国营与个体之间在发生变革时无法避免的相互排斥与抗争，然而冲突的深层次里，却暴露了杭州人的狭隘、妒嫉、缺乏宽容、大度的习性，那些曾经为“国家的利益”挺身而出如此对待一位弱女子的杭州人们，面对这幅照片该作何感想？
     干静，你在哪里？今天的杭州人已经有了“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博大胸怀，我们希望你归来，我希望你们全家归来。

疯雪飘凌

[B]女诗人停云[/B]
郑朝供稿邹滢颍整理
     
    一九四八年，西湖孤山南麓的国立
     艺专，充满了浪漫和激情的颜色。一位刚进校的二十岁女子用诗和热爱守候黎明。她端丽大方，炽热勇敢。我在艺专诗社遇到她就好好儿地钦慕她了。然而还是被她的才华吓住，只能暗暗地将奢望放在心里。
     放在心里时时念叨的是她美丽的名字，停云。这是她做举人的爷爷从“霭霭停云，濛濛时雨”中取出为她命名的。这个名字现在印在这本薄薄的诗文集上，我在她病逝后，编了这本小书。五十二年了，这张照片上的秀丽女子带给我的还是清晰的想念。
     停云在我眼里是个传奇女子，1947年她在上海参加了“沈崇事件”反美暴行示威，她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前列，遭遇军警们的镇压。回到家，父亲温和地批评了她，又庆幸她没有受伤，然而她的回答却是“我宁愿被打死”！这就是一腔热血的女子。她的爱和恨都是坚定的。
     我很幸运获得了她那坚定的爱，这段感情是经过长长等待得来的。杭州解放后，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南下。她的诗里有一句是赠我的：如今／想念的方位换过来／我们不再羡慕／自由的北方。1950年我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去了，她的诗歌里便又出现了北方的金达莱。我们这一别就是六个年头。
     六年，她要拿出她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来等待。我犹豫了，写了封信劝她。她的来信却十分坚决，她说：“当你不在的时候，工作百倍地酬答了我的寂寞。”“我忠实于对一个人的爱情，无论在人生的道路上碰到更可贵的人，我也不可能改变，还是那句话‘就是等一百年也可以’。”她寄给我的这张在西湖边拍的照片，让我在朝鲜战场上获得了贴身的勇气和信念。
     1955的春天，我回到了杭州。我们在西泠桥畔一幢名为“菩提精舍”的机关宿舍中结了婚。我们有了一双儿女。日子还算平安，只是1955年“反胡风案”时，她受到了批判，被迫中断了文学创作。
     改革开放后，她重新拿起了笔。她的笔停在了未竟的长诗上，癌症夺走了她激情燃烧的一生。
     后人在翻看《停云诗文集》的时候，根本无法进行臧否，因为这世上是有那样怀着赤诚之爱的人们，天真坚定。诗为心声，见到了真淳之心，诗和诗人就都在时间那里驻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