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神通]：布鲁斯的“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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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同身受”这话绝对是靠不住的。属于日常生活习惯而熟悉的东西，人们一般不会再有什么太多感觉，它们会成为忽略的对象，只有陌生的东西，人们才会充满好奇地细致描述对它的感觉。因此，探究历史的细节，往往局外人的描述是很重要的参照和补充。
　　近代以来，骄傲的西方人满世界冒险游荡，他们好奇地记载了许多往往为同代中国人眼睛所忽略的东西。当然，一如今日中国纷纷走出世界时，不断感叹发达国家之文明之先进一样，西方冒险家们更乐于看见西方文明世界所无的愚昧和落后，并且感叹一番。
　　英国军官Ｃ·Ｄ·布鲁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１９０５年９月布鲁斯带着一小拨人从克什米尔进入西藏，再折向北进入新疆，然后一路东行到北京。在布鲁斯的游记中，几乎每一页他都会以“一个欧洲白人”、“一个英国人”开头，对所看到的一切发表评论。不用奇怪，在那个时代，象布鲁斯这样的殖民者，其本人智力如何并不重要，只要看到深色皮肤人的愚昧和落后，他是没办法不意识到他皮肤的颜色是多么的荣耀和骄傲。
　　这位象成龙演的《尖峰时刻》中美国黑人影星塔克一样聒噪饶舌的白人，在进入中国本土——嘉峪关以东后与汉语穆斯林第一次打交道就发现自己，不，一个欧洲白人在与亚洲土著做生意时智力上的不足，因为他发现中国人的货币复杂程度只有金融家才对付得过来：铜钱有大钱小钱之分，而每个地方的铜钱都不一样，一地的铜钱往往不能在另一地方流通；至于白银，不是布鲁斯熟悉的铸币，是按“两”为单位计算的，白银与铜钱的比值各地不一。这倒罢了，最糟糕的是白银成色并不一样，而且，布鲁斯发现，同一块碎银子在每个回民们手中的秤上读出的数字都不一样。许是祸不单行吧，所有在中国可能的遭遇都一次性出现，这位不幸的欧洲人后来发现手上的一个元宝只是镀银的铅块。
　　——这些经历细节似乎映证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序言中转述中国人严重缺乏商业诚实的文字。但我认为，这类恶习被常归类进的“国民劣根性”，本身就是一种伪概念，种种不同历史环境中长期作用而积淀下来的恶习简单归结为文化原因，我认为是种未经认真分析的表面性结论，那是智力上的偷懒。
　　布鲁斯的“感同身受”，显然是我们历史教科书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它通常更愿意说中国人在金融上弄出的许多世界最早的记录。当时中国人的笔记似乎也懒得记载这类事，这种复杂的货币系统是早已熟悉的场景，当然觉得再正常不过，不会象布鲁斯先生那样觉着不便而大呼小叫。
　　可怜的布鲁斯，这位不幸的欧洲人在游记中没有兴致再记载他与中国商贩打交道的经历，总之，那次吃亏让他花了整整两页纸感叹这种“让一个欧洲为之发疯”的事情，他大呼吃了很大很大的亏，至于亏多少，当然他无法算计清楚。
　　想到布鲁斯之后８０多年，又有一位美国人沿着几乎同样的路线穿越中国，我还是饶了布鲁斯这位骄傲而又智力平平的家伙吧。
　　那位重走布鲁斯走过的路的美国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形该发如何评论、如何行事？这是我最愿意想象的。这位先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谈起他的合作伙伴以及他创造的“量子基金”，怕是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知道，那位大名鼎鼎的家伙叫索罗斯，而这位带着女朋友骑着ＢＭＷ摩托车沿着当年布鲁斯走过的路到中国旅游的家伙，叫吉姆·罗杰斯。在《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记》中，读者们会看到，这位经济学家最喜欢琢磨的就是货币兑换，最喜欢观察研究的就是外汇黑市，而且，几乎所有的交易中他都能挣钱，除了强盗和政府外。
　　经济的风向标是金融，而金融最敏感的指尖触摸的是外汇黑市，罗杰斯深谙其中滋味。
　　罗杰斯描述在中国黑市交道的地方，与布鲁斯被宰的地方相去不远，而他的交易对手，是中国最善于金融的民族——维吾尔人。如果还有印象，应该不会忘记，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整个南方的外汇黑市是由来自新疆农村的维吾尔人控制的，如果要追溯维吾尔人的金融和商业天才，至少在宋人出使辽帝国的笔记中就可找到，当时大辽的金融和大宗商业几乎全为回纥人控制，到了元朝，甚至连政府的财政都离不开维吾尔大商人。尽管维吾尔倒爷机灵无比，但罗杰斯还是从交易中挣了一笔，他拿美圆在人民币、日圆之间倒来倒去，显然，普通维吾尔人对日圆的敏感和判断远不及这位时刻打听世界外汇市场的家伙。——可怜而诚实的布鲁斯。
　　罗杰斯从中国的黑市得出的印象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相对他走过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苏东国家，属比较健康的——他总能从黑市对一国的货币管制政策和经济形势作出大致的判断。罗杰斯对中国经济极为乐观的评价和他对普通中国人勤劳的极端赞美，会让很多中国读者都觉得不可接受，他甚至宣称中国蜜蜂比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也要勤劳两倍。
　　在罗杰斯的书中，除了在看枪决布告时，一个余杰式的人物悄悄拉住他勇敢地告以器官移植的内幕外，有关中国的部分几乎就没有出现“一个白人”、“一个美国人”之类字样，这和布鲁斯的骄傲差得不可以道理计。而且，在罗杰斯满世界跑的时候，这位贸易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一直没忘记对美国贸易壁垒政策的攻击，在他的书中，居然对美国的攻击占了差不多将近三分之一！
　　或许布鲁斯时代中国的金融是最“市场化”、最无政府主义的，当然，其混乱恐怕也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不知道罗杰斯如果当时身处会对此如何评价。
　　当时，中国流通的铜钱，随意摸出一把来，文明古国的历史感就出来了——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皇帝年号都可能出现内。不特如此，除了各地铸造的大小不一、成色不一的官铸铜钱外，还有私人铸造的——偶尔出现“太平天国”和李自成之类政权的“通宝”也不必奇怪。当然，还有铁钱。至于白银，其复杂程度丝毫不逊于铜钱。大清乃天朝上国，全世界铸造的银圆市场上自由流通，各地人根据对银圆图案的不同理解冠以完全不同的名字。当然，也有许多银圆看不出图案来，因为上面被打满了成色鉴定的戳记，这种面目不清、被称为“烂板”的银圆并不影响流通。不过，一直没意识到把白银从称量货币改为铸造货币的中国，白银的流通主要是银锭和碎银。如果，我们仅凭小说家文字中多少多少两银子就可松一口气，认为银子好歹还是不那么复杂的。这又错了。一直没有贵金属铸币的结果是，流通的银子的成色颇有讲究，纹银、纯银、足银是纯度的不同标准，还有据不同标准的成色之别，如八成纹银、七成纹银。所以，同样一百“两”，银子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更严重的问题是，连一“两”该多是重，大家意见也不统一。“两”根据铸造产地和机构的不同可分为官方标准和市场标准（官平和市平），而官平就分漕平和库平两大类。至于市平，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到底有多少种，按梁启超后来的统计，至少有一百多种——你或许应该明白，在那个时代，“一百两银子”前应该加一长串定语是必不可少的了罢。
　　我总觉得，黄仁宇说的中国人“缺少数目字的管理”，其内在深刻的含义，大多数读者并未真正体会到。当然，是普通中国人还是政府，是颇值一番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