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春运火车票问题透视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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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不仅仅只导致腐败
——从春运火车票问题透视社会公正
张弘
表面看来，春运只是每年一度常见的社会现象，在此期间火车票难买，家难回只是由于铁路部门高峰运力不足，供求矛盾差距过大造成，而实际上，它浓缩着中国当今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和病征，涉及到权力、社会公正、市场需求、社会契约、利益分配、政府职责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如同政治体制改革一样举步维艰，尽管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我的亲身经历
按照铁路部门的规定，火车票只能提前四日购买，我计划在1月29日晚上上车，30日早上到家。打了几个订票电话，我被告知，26日才能买到我想要的票。我灵机一动，既然如此，那我就在25日晚上去火车站排队，从26日零点就开始买票，断无买不到票之虞。25日22点刚过，我就早早来到北京西站。原以为早了一点，孰料买票的队伍排了很长很长，媒体上宣传的“北京西站96个售票窗口24小时售票”完全是骗人，我数了数，最多也就是二十几个窗口在卖票，我站在队伍的最后，随着队伍以蜗牛散步的进度向前挪动着。这时，天空中下起了雪，寒风一吹，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的我也打了一个寒战。让我感到不平的是，为什么好好的室内售票处晚上关门不用，偏要让旅客们在露天中喝西北风。售票人员在里面倒是舒适温暖，而买票的人在外面却是极为难捱。交谈中，陌不相识的人们大都透露出这样一种心态：只要能买到票，费神费力挨冻也是值得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才想到来这儿来熬夜买票。站在湿透的地上，望着前面攒动的人头和售票室，我感到掌握火车票分配的这间屋子如同卡夫卡笔下的城堡，站在队伍末后的我正如那个始终不能进入城堡的土地测量员，无可奈何地领受着别人的摆布和捉弄。
终于接近窗口了。这时，我前面三位与我抱着同样心思购买29日车票的排队者都没有买到票，售票员的答复是“没有票了”，恰好一个购票者叫出了与我目的地相同的站名、车次，售票员开始在电脑上查询起来，一会儿就回答道“没有票了”，我一听，心往下一沉。又很纳闷，不对呀，提前四日售票，现在才刚开始，照理说，无论如何现在也买得到票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时，我已经排到了售票窗口，我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地和车次，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没有票了”。我问里面的售票人员，“怎么刚开始卖就没有了？”售票员也不多说，答道：“就是没有了。”情知对她多说无用，我怏怏地走出队伍，委屈、愤懑、气恼一起涌上心头。一想到几个小时熬夜受冻排队白忙一场，我又心有不甘，看到旁边有一支队伍人很少，便又排到末尾。结果，在这个售票窗口得到的答复与刚才如出一辙。
排队买票无果，时值半夜2点，我不得不打车回居住地，又耗去车费近30元。在计程车上，我无法消除心头的疑问：怎么刚开始售四日内的车票就没有了？莫非由于联网售票，火车票被分配给各个网点，导致火车站的售票窗口车票有限？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我不顾爱人劝阻，仅睡了四五个小时，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起床来到北新桥一家电脑联网售票点，离开门上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在栅门门口，就已经排了十几个人。我站在队伍后面暗自祈祷，希望能抓住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好不容易等到了开门，售票员用庸懒、厌倦的神情开始接待买票者。在我前面，已经有五六个人没有买到车票，我心里不禁暗自叫苦，心知希望不大了，果不其然，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没有票”。回到家里，我实在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给《京华时报》的新闻热线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值班小姐我的遭遇并提出一个问题，我去的武汉、孝感属京广线，过往车辆较多，那么多火车票到哪儿去了，怎么刚开始卖票就没有了呢？值班小姐让我留下电话，说道：“如果我们派记者采访就会联系你。”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自己排队买票的希望落了空，我和爱人不得不发动所有的同事、熟人、朋友为我们买票。谢天谢地，在28日下午，爱人的朋友又托朋友终于买到了票，这一场奔波弄得我们夫妻二人都疲惫不堪。同时还欠下一个人情，心想回京时必须带些土特产来酬谢人家。
还在假期之中，我就开始操心返回的火车票了。在我们那座小县城里，我找到一家电脑联网售票点，询问从武汉开往北京的火车票，售票员告诉我，T字头，K字头的火车票在这里都买不到，只能买临客票，而且我要的硬卧票每张需另加50元。这不是宰人吗？我不假思索地拒绝订票，又来到另一电脑联网售票站点，看到很多打工模样的人在那里询问着初八、初九、初十去往广州、东莞方向去的火车票，一位买到去东莞硬座票的妇女对着火车票左看右看，问里面的售票员：“这上面的价格是78元，你怎么收了我们156元呀？”售票小姐答道：“我们这票拿回来就很贵，每张票只赚了十块钱。”我一看这阵式，站了一会儿扭头走了。
初八早上，妹妹回安徽，也要到武汉去乘车，她说会帮忙我买票。下午，妹妹从武汉打电话回来说票没多大问题。初九中午，我到了武昌，妹妹让我到武昌火车站去取票，后来，她告诉我，这两张火车票是朋友托朋友，辗转数人之后才买到的，我又少不了对帮忙买票的人一番感谢，每张票又多加了20元的订票费（还算合理），爱人告诉我她在站前等我时，有很多票贩子问她要不需要票，其中一个竟然拉开了她跨在肩上的皮包，被她发现后这人面不红心不跳，嘻皮笑脸地又去纠缠其他人。费尽一番周折后，我总算赶回了北京。这一回一返，让我心神疲惫不堪，连见到亲人的喜悦也被冲淡了几分。忍不住感叹道：买春运火车票之难，难于上青天！
权力的魔手
火车票问题在本质上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可在我国，它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牵涉到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众所周知，铁路属天然垄断性行业。在我国，它始终带有半官半商的性质，由于种种原因，铁路的发展远远没有跟上实际需求的速度，高峰运力不足、客车严重超员的现象一直存在。但是，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和改善，每年一遇到春运、五一、十一长假，火车上就客满为患，票贩子四出泛滥，扒手也趁机而动。从表面上看，高峰期火车票极其难买是由旅客流动量过大而造成的，而实际上，铁路部门人员与票贩子、代理处内外勾结，牟取暴利也是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售票窗口，订购网点无票，而票贩子手中却有着大量的火车票就是最好的说明，尽管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秘密。
由于需求和供给的差距过大，使得火车票在它的票面价格和5元手续费之外，还同时具有了其它价值：1、特定时期的稀缺资源；2、二次（或三次）牟利的工具；3、联接火车站、票贩子、联网销售点之间的利益纽带；4、旅客（或潜在旅客）是否回家或能否按时回家）的决定性因素。这些都使得火车票的掌握者和分配者——铁道部门对于旅客来说具有了一种权力，而利用火车票谋利者就成为了这种权力的依附，它们结合在在一起沆瀣一气，而最终的受害者当然就是那些无钱，无门道的旅客。幸运如我者，虽然最后买到了票按时回到了家，却耗时费力，欠下的人情也必须以某种物质形式（礼品）进行偿还。不幸运者，未能按时回家，托人买票或买高价票被人骗走钱财者也不在少数（去年春节我爱人托同事买票便受骗）。至于由于人多拥挤，在买票、上车、旅行途中被人偷走钱物的现象就更是司空见惯。可以说，这一切都是由于火车票的其他特殊价值使然。
经济学人薛兆丰将春运火车票的问题视为“如何分配有限的火车票”，从这一点出发全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价高者得”，即参照黑市火车票的价格，铁路部门将火车票大幅提价而不止是20%—30%。如果问题可以如此简化，那么他的做法无疑是正确而有效的。但是，问题可否如此简化呢？
在薛兆丰的观点里，他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态度和预设。首先，他已经接受了眼前现象——火车票价格过低请来了黄牛党。但是，他提出的解决之道只是用幼稚的经济学方法解决了“火车票的分配”问题。姑且不论这种办法简单粗暴，他所作为依据的只是局部现象和表面事实。就春运的根本问题供求矛盾的彻底解决而言，他却未曾涉及。根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只有一种，打破铁路部门的垄断，增加运输服务的供应。只有当火车票失去票面价格的任何衍生价值而变得唾手可得时，铁路部门才失去这种危害旅客权益的权力。由这种权力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仅会给人们带来经济上的危害，对于人们潜意识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
阿克顿说过，“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而事实上，除了腐败之外，它对人的心灵也会产生极大的腐蚀。围绕着火车票，产生了利益集团和它的受害者（旅客），从铁路部门与旅客个人的关系来讲，它与国家——个体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组成上，铁路部门有着完善的系统和分工，并控制着旅客往来的硬性资源。它包括：所有工作人员、铁道、火车站、售票网点，此外，它还拥有自己的执法机构（法院）和执法人员（警察和审判人员）以及单独的通讯系统。它拥有制订法规的权利，规定旅客的携带物品和在车上车站的行为，它可以单方制订规则并执行，规定旅客在哪里能买到它规定日期之内的票，对于旅客的违约行为（晚点、退票）。它制订了惩罚措施（扫除部分票款）。而对于自身却无任何约束。旅客的实际处境，如同在中国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只有被告知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基本需求的满足完全为对方掌控，在旅客“受害”中所包含的，首先是经济上的付出；其次是时间、精力的浪费以及由于买票所造成的额外开支（比如我半夜打车回家的路费、买特产送给别人的费用等等）。
由于火车票的其他价值和对于旅客的重要性所造成的权力，通过分配者（铁路部门）、倒卖者（内部人员、售票点票贩子）向旅客扩散并形成强制接受。加上总供给的不足，仍有一些旅客难以回。，这种由于权力—经济行为对于个人亲情、精神的损害，更难以统计。旅客要求回家首先是一种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并且，他们愿意为此支付合理的费用。但是，由于铁路部门的天然垄断性经营以及大部分旅客（打工者、小商贩等等）收入的不足，旅客的选择变得极其有限。而政府的政策性规定和法规则为营运者提供了一种力量支持和合法操作的依据，使他们有恃无恐地在没有满足旅客服务需求的情况下攫取暴利（除了涨价之外，各列车无不大量超员），而其他有心参予经营者却由于政策的规定而无法进入。
社会契约与公正
在春运的旅客中，大部分为外出的民工和经商人员，由于户籍政策的限制，使得他们无法把妻子、后代和老人接到自己经商、打工的地方一起生活。以他们微薄的收入，也不可能一年内回家几次，正因为如此，一年一度的春节对于他们而言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也是众多回家者明知春运家难至，偏向客流高峰挤的主要原因。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来说，既然硬性的壁垒无法使他们一家人长期团聚，那么，让他们一年一度安全、轻松地回家就是政府（或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现象呢？一种基本的人性和人伦（看望亲人）被粗暴的国家机器强行碾压后，又遭到了行政权力和经济规律的无情践踏。由于户籍制度的歧视和其他阻碍，民工不能把亲人接到城市，让孩子就近入学，父母亲有基本的医疗保障；由于春运的运力不足，他们有的在透不过气来的车厢内僵硬地站十几、甚至是二三十个小时才能回家，在他们身上，只有各种不公平的付出和义务，享有的基本权利荡然无存。没有人想到，老父老母在等待自己的儿女，年幼的孩子在渴望自己的父母，分别已久的妻子在翘望自己的丈夫……
人类亘古不变的基本人性在当今社会中被权力和规则肆意地摧残和迫害着，这种畸形的现象不仅没有被警觉，反而在人类为自己设置的种种秩序、规律中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就春运涉及的问题而言，民工（经商人员）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情感需求（与家人短期团聚），不得不一年一度往家赶，首先是由于社会壁垒（户籍政策）而造成，然后又取决于是否能用合适的价格买到火车票（不能提供足够的运输），在他们与社会的联系上，处于一种极端的不平衡状态，社会附加给他们各种义务（税收等）设置了各种歧视性政策和就业障碍。以不可抗拒力迫使民工就范后，并未给他们提供合法权益的保障并尊重他们的基本需求（春节回家）或为之创造更好的条件。相反，为了维护各自的集团利益，各个部门尽可能地对他们多方盘剥和压榨。在这里，不仅社会契约未能真正履行，社会公正也荡然无存。
各类问题的缩影
从春运火车票分配上体现出来的问题，是当今中国各种社会危机中的一个缩影。
在分配者与旅客之间，主体与客体，强势与弱势，操纵者与被操纵者，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首先，铁路部门是规则的制订者，他们不仅制订了线路的日程、车次、行车时间，而且制订了“购买四日内车票”的规则。这些都是铁路部门利用自身权力所作的单方宣告而且旅客所必须遵守的。其次，规则的执行者仍然是铁路部门。他们把握着车票的流向和分配。由于集规则制订者和执行者身份于一身，同时，对于这些规则又具有了阐释权，即使是再不合乎情理的解释，旅客也无从辩驳。有了这些便利的条件，暗箱操作、营私舞弊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种公然的恶劣行为屡禁不止、有恃无恐的原因在于，规则制订者所订下的规则中，并不含有对自身的约束以及违反规则后的惩处。此外，由于集规则的制订者、执行者、阐释者于一身，他就拥有了类似于中国历代皇帝一样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的权力。而作为旅客来讲，他们的第一选择不外乎服从——即无条件接受规则并在其框架内达到自己的正常（基本）目的。但是，他们随后就发现，即使服从了对方的规则，他们也无法达成自己的基本心愿。如果有疑意，对方会以规则阐释者的身份说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反之，如果旅客稍有违约（如误车、退票等），就必须承担损失。而铁路部门的违约（晚点、超员等）却强加给旅客无条件接受且不需付出任何代价。
让我再回到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分析由于铁路部门的恶劣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由于我在铁路部门的规则之内没有买到车票，而且耗去了时间、精力和另外的费用，这件事传递给我的信息就是：完全遵守对方的规则也无法达到自己的正当目的，如果要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必须在对方的规则之外额外付出其他代价。在选择极其有限（公路不方便且费用高）的情况下，唯一的方法就是运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和渠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种情形毋宁说是别无选择，还不如说是对方的逼迫使然。同时，由于有利可途，票贩子和联网点会想尽一切办法弄来火车票，与其说是暴利让他们不惜以身试“法”，不如说是铁路部门是规则制订者、执行者、阐释者的身份让他们嗅到了可乘之机，犹如握有无上权力的愚蠢皇帝身边总会及时出现以溜须拍马、诃谀奉承为能事，借以谋取权力、官职的佞臣。而规则（法律）则成为了柔软的柳条，在“皇帝”的操纵下左右摇摆，在公众面前来回晃动。让人无所适从，争相“揣摩上意”——无疑，这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习惯之一。
“皇帝”运用自己无上的权力一心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肆意愚弄、欺凌着公众，公众所做的选择不外是：1、屈从于权力（因为无法抗拒）；2、追逐权力或成为权力集团中的一分子（因为它能使个人（或集团利益最大化）；3、被多次愚弄所累积的愤怒所激发后以自己的手段暴力反抗。由于这种浓郁的权力意识，并使它把能得到的好处发挥到了极致，牟取的利益最大化，使得受害者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戕害，非常容易使他们从权力的受害者变为权力的攫取者。做前两种选择人中，一旦权力到手，除了极少数受害者会“己所不欲，勿施于然“外，更大的可能是把权力兑换成物质，即使给他人带来损害，也会很少顾及。这样，就形成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毫无疑问，这将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后一种选择毋宁说是由于个人的心理失衡，不如说是由于权力的欺压和迫害而激发所致。压迫、欺骗、盘剥、轻慢导致了个人的铤而走险。
毫无疑问，政府（权力部门）几乎是用这种方式唆使人们运用手中的些微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用其极。而最终，这些恶果无不演变成一种难以估量的社会代价。这种代价的受害者不仅作用于个人身上，也同时作用于国家本身——尽管执权者只代表集团（党派）而不代表整个国家。如果类似现象普遍于社会之中时，重则引起了法治败坏，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或不安定因素乃至大规模暴力、恐怖活动，政府成为公众仇视的对象，人们对于整个国家的前途信心尽失。轻则法律成为一纸空文，社会契约不再存在，整个社会道德败坏，为利避义盛行，弱肉强食通行无阻。权势者生活在天堂，贫弱者置身于地狱——这决非危言耸听。
我们现在身处的，不正是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