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看]：振兴中华 靠造飞机还是做裤子？

zymzyzye

　　
  单纯比较GDP多少是没有意义的。做8亿条裤子和造1架飞机的GDP是一样的。但是造飞机的是富国，做裤子是穷国。就是造100亿条裤子也比不上造飞机。国家的穷富不是看GDP的多少，而是看GDP的成分。要论GDP，大清国是当时    的4倍，但是大清国的GDP是茶叶、瓷器和裤子，    的GDP是大炮轮船。
甲午战争，    的大炮GDP一下就把大清国的裤子GDP打回原形。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靠造飞机还是做裤子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是做裤子，不管你多有钱，你永远是个穷国。如果GDP是造飞机的，那么也许你现在很穷，但是你很快就富了。 二战刚结束，    被美国炸平了，一无所有，还得赔钱，GDP是负数。物资缺乏，搞配给制，发肥皂票什么的。但是    会造“飞机”。所以过了20几年，很快就富了。

解放后，我们认准了造飞机的路子，派1万8千多留学生去苏联东欧留学，学习造飞机。到1980年，中国终于会造100多吨的大飞机，比    的还大。如果继续发展造飞机，像战后    一样，很快也会富，但是中国放弃了飞机，选择墨西哥、阿根廷那些拉美国家的路子，给美国人做裤子。而且铁了心做裤子，科技投入从改革前的1.3%急剧下降到0.6%。

　　我国的科技投入在0.6%的水平上一直徘徊了20年，结果韩国在这20年突飞猛进，科技超越了我国。而我国眼见要陷入拉美化的深渊，工人们工资低，大学生没工作。为什么大学生都找不着工作，因为国家不做飞机，做裤子。造飞机才要大学生，做裤子只要小学生就够了。

　　很多人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因为素质差没有竞争力。其实不然。如果我国不造火箭，钱学森也没有竞争力。反之，我国造原子弹的时候，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没经验，一边干一边学，都成了人才。大学生的需求量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在一个“打工换外汇”、“市场换技术”的国家里，大学生过剩是必然结果。

　　1980年我们可以造100多吨的喷气客机。改革开放后，因科研经费压缩（1.3%到0.6%），飞机下马。造飞机引擎的厂改产，飞机研究所也不新招大学生了，人员流失，从1000多人到了200多人，出国者有之，下岗者有之，只剩下动不了的老头老太。25年过去，我们再也造不出那么大的飞机，我们就会做裤子，全世界都是中国做的裤子。

　　飞机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几乎所有工业门类，诸如冶金、玻璃、橡胶、电子、仪器仪表等等。会造大飞机，说明我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完成。而这一切，都是在“闭关自守”、“动荡不安”、“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情况下完成的。可是从设计到制造只花了10年时间。

　　能够制造100吨以上大飞机的只有4个半国家：美、俄、英、法。中国以前会，现在不会，算半个。刚好是联合国五大常。可见只会做裤子是当不了常任理事国的。






　　这是运10总设计师马凤山先生在运10飞机前的留影。照片中马先生身着“土气”的中山装。很多人抨击那个时代带给照片中马先生的清贫，却忽略了他身后大飞机的辉煌。现在知识分子西服裤子无疑精致很多，但是身后的大飞机却没有了。钱投在飞机上，裤子自然土一点；钱投在裤子上，飞机却没有了。回顾近20年我国的科技发展，不由让人深思，这0.6%，是给知识分子买裤子好，还是让知识分子去造飞机好。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科教兴国”、“尊重人才”？

　　近20多年来，中国航天坚持自主，结果现在接近世界水平；反之航空和美国合作，结果航空工业灰飞烟灭。卡车坚持外援为辅，现在中国卡车竞争力超强；反之轿车搞外援为主，结果沦为生产车间。轮船搞外援为辅，结果现在竞争力紧逼日韩。

　　科技和工业是一个国家的脊梁。可是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的科技投入一直在0.6%徘徊。由于连年投入不足，我国科技最高奖国家技术发明奖98年以后连续6年空缺，科技界到了青黄不接的窘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到1999年。因为99年发生了一件大事，美国轰炸了我国的大使馆。江主席说了一句“历史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花钱买不来的”。同年，江主席主持了两弹一星有功人员的庆功大会。持续了20年的“造船不如买船”的科技政策才开始慢慢扭转。

　　飞机代指科技。很多人举出反例说，科技并不那么重要，法国的的裤子几千美元一条，做裤子也可以赚钱云云。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中国这样的大国，裤子产量太大，一下子生产成百亿条，全世界每人好几条，价格无论如何是卖不到那么高的。就算是法国，裤子虽然赚钱，法国总统来中国也是推销空中客车飞机，而不是几千美元一条的裤子。

　　推荐阅读：中国怎能为美国提供经济“补贴”？ 中国银行业要重蹈汽车业覆辙？

               赵晓：中国经济正陷入“悲惨式增长” 人民福祉比GDP增长更重要



运10──我国大型民用客机发展的起点


1980年9月26日，一架大型喷气客机在上海大场机场腾空而起，直刺蓝天。这就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
　的运10飞机，人们欢呼雀跃，热烈庆贺它的首次试飞成功。为了这个成功的时刻，我们曾艰辛奋斗了10年。
中央决策 迅速上马
　　　建国以来，我国航空工业有很大的发展。由于国内形势的需要，长期以来发展重点放在军用飞机上，民用飞
　机起步较晚，直到70年代，国内航线基本上没有使用过国产飞机，民用飞机的研制还没有走出自己的路子。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发展民用飞机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
　　　1969年，周恩来总理就询问过能否在轰6的基础上，设计一架喷气客机。1970年毛泽东主席到上海视察工作
　时曾指示：“上海工业基础很好，可以造飞机嘛”。同年，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发展我国
　航空运输事业考虑，批准了上海造飞机。当年8月，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向上海下达了试制生产大
　型客机的任务。1973年6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对大型客机的研制作了具体批复。
　　　这架大型客机是以美国1970年版的联邦航空条例FAR－25的要求为设计基准进行自行设计，定名为运10飞
　机，技术上相当于60年代中期的国际水平。上级对运10飞机的设计技术要求是，航程7000公里，时速850－900公
　里／小时，飞行升限12000米，起飞滑跑距离1300米。机上装有4台涡扇8发动机，单台地面静推力8165公斤，试
　制批先装同类型进口发动机。
　　　运10飞机的方案设计工作开始于1971年4月。1972年1月，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听取汇报，原
　则上批准了设计方案。同年8月由全国航空界知名的专家、教授参加的总体方案会审会，再一次从技术上肯定了
　运10飞机的设计方案。1975年基本完成全机设计工作，共设计图纸14.3万标准页，编制技术条件211份，提供技
　术报告789份，开展各类课题研究171项，编制并应用计算机程序138项，编写各种技术手册约200万字。1978年11
　月，第一架飞机全机静力试验一次成功，1980年9月，第二架飞机首飞上天一次成功。
　　　在以后的4年半时间里，运10飞机进行了大量科研试飞，证明飞机具有良好的操纵稳定特性，飞行性能达到
　预定的设计指标。其间，曾飞到北京、哈尔滨、广州、昆明、合肥、郑州、乌鲁木齐、成都等地，并7次飞到拉
　萨，为驻西藏部队和自治区政府运输了大量急需物资。
自行设计 敢于创新
　　　运10飞机的研制是以上海640所和5703厂为主进行的，分工承担研制任务和参加协作的有全国十几个部委所
　属近300个厂、所、院校和部队单位。因此，运10飞机的研制成功，是团结协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曲凯
　歌。
　　　（一）运10飞机的设计特点：
　　　1.　有较好的安全性。
　　　　　我们选定美国的FAR－25作为运10飞机的设计标准，从而为确保运10飞机安全、可靠的使用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在运10飞机的设计过程中，我们还全面考察、学习和分析了参考机的设计经验；对于国内尚未成熟
　　　的成品和设备，包括动力装置，一律装用国外先进产品，这些都是保证飞机安全的成功之路。
　　　　　我们遵循“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在设计、制造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工作，运10飞机的设计试验
　　　共有163项，在风洞吹风试验方面，共设计、制造了40套模型、分别在高低速风洞吹风1400小时，获取大量
　　　的气动原始数据。同时，还设计和制造了3架自由飞模型，进行了11架次的试验。结果表明，运10飞机具有
　　　良好的失速特性和尾旋特性。01架的全机静力试验共有42项163个情况，都满足试验大纲要求，全机静力试
　　　验的破坏载荷为理论值的100.2%，试验破坏部位与理论预计的部位一致。起落架落震试验1200次，表明运
　　　10飞机起落架动力特性符合设计要求。此外，在飞机的操纵、液压、燃油、电气等各系统也进行了内容广泛
　　　的地面模拟试验，并且还在有关单位支持下进行了各个系统和成品的联试。大量新成品在装机之前，又先在
　　　飞机上进行了飞行试验。总之，周到细致的设计试验工作，有效地保证了飞机试飞上天成功，也保证了运
　　　10飞机的安全使用。
　　　　　在设计过程中，我们还十分重视质量问题，严格把好质量关。从1972年到1979年，先后进行了7次规模
　　　较大的设计质量复查，并且先后邀请了国内知名专家就运10飞机的结构疲劳、四大系统模拟试验、风洞试验
　　　数据修正和使用，LC-4材料、气动外载荷等问题举办了7项专题讨论会，这些措施对设计质量和安全起了重
　　　大作用。
　　　2.　有较好的速度特性。
　　　　　运10飞机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尖峰翼型。其阻力发散马赫数为0.85，优于波音707的0.84；最大巡航速度
　　　为974公里/小时，高于伊尔－62和波音707飞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运10飞机远航程气动效率最高的马赫数
　　　为0.79-0.8，也较波音707高。
　　　3.　有较好的经济性。
　　　　　民用飞机的经济性涉及较多的因素。据一般统计，在直接使用成本中，燃油费用约占40％，经理论计算
　　　和试飞实践表明，运10飞机的座公里油耗均较伊尔－62和三叉戟飞机为低，而与波音707的相当，运10飞机
　　　的上座率只要达到60％，即可回收燃油费和飞机折旧费。
　　　4.　有较好的机场适应性。
　　　　　运10飞机在国内航线使用时，飞机的载荷等级数（LCN）为48-56，较三叉戟的62-64.5为低。据不完全
　　　统计，在当时的机场条件下，运10飞机可以使用的国内机场有35个，而波音707和三叉戟仅为10个，同时由
　　　于运10飞机的推重比大，单发升限可达9500米，很适合飞西藏地区。
　　　5.　有较大的使用伸缩性。
　　　　　运10飞机最大燃油量可达51吨，而且机舱容积较大，这就提供了使用伸缩性的余地。即机舱装客、货多
　　　时，燃油可少些；航程飞短些；反之，多油少货可飞远航程。运10飞机飞国内航线，当商载21.47吨时，航
　　　程为3150公里；当商载为5吨时，航程可达8000公里。
　　　6. 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运10飞机如改装先进的CFM56型发动机，将使燃油消耗率下降20%，大大提高经济性，噪声水平也大大降
　　　低，可满足FAR－36的第三阶段噪声标准要求。如果加长机身3.5米，则可大大提高装运量，从而进一步提高
　　　经济性。如在机身左前方开一大口，则可改成客货两用机，也可用于军用运输。
　　　（二）运10飞机的主要技术成就
　　　运10飞机在技术上的成就可总结为10项：
　　　1. 国内首次采用FAR－25为设计标准，突破了过去一直沿用苏联规范的局面。
　　　2. 国内首次采用“尖峰”型高亚音速翼型。
　　　3. 国内首次全面采用“破损安全”、“安全寿命”概念设计和分析飞机结构。
　　　4. 国内首次采用全翼展整体油箱（最大装油量达51吨），首次研制出大容量气密客舱（最大容积达318立
　　　　 方米）　　　　　　　　　
　　　5. 国内首次成功地采用机翼下吊发动机的总体气动布局。
　　　6. 国内首次采用由调整片带动操纵面的气动助力操纵形式，省去液压助力装置。
　　　7. 国内首次进行规模较大的全机各系统地面模拟试验。
　　　8. 全机选用新材料76项，占18%，选用新标准164 项，占17%；选用新成品305项，占70%。这些新材料、新
　　　　 标准和新成品为民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9. 国内首次全面地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型号设计，编写了计算程序138项。
　　　10.国内首次按FAR-25要求组织了大型客机的研制试飞（共飞行130架次，170小时）。
　　　运10飞机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有投入航线使用，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是
　很不容易的。因此，研制运10飞机的历史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它是我国民机发展的成功的起点
总结经验 以利再战
　　　从1970年8月中央下达任务到1985年2月飞机停飞，运10飞机的研制前后历时14年半，国家总投资5.377亿
　元，其中研制费3.34亿元，基本建设费1.747亿元，上海市提供流动资金0.29亿元。
　　　运10飞机的研制是成功的，它的主要经验是：
　　　1.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振奋民族精神 运10飞机研制的重大成果是在7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取得
　的，人们不禁要问，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怎么可能搞出一架总重110吨量级的、技术水平与波音707相当的
　大型喷气客机呢？答案只能是人心齐，泰山移。在航空工业部的大力支持下，参加运10飞机研制的广大科技工程
　人员和工人本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走艰苦创业的道路。他们以强烈的事
　业心，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不计报酬，努力为国争光，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2. 洋为中用，尽量采用国外先进技术 在运10飞机研制过程中，我们全面地引进和应用了美、英设计规范，
　并且对参考机的设计经验进行了全面借鉴。针对国内风洞尺寸偏小的困难，我们还采用了参考机种进行对比试验
　的方法，解决了风洞试验数据修正的问题。消化、吃透参考机使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这实际上是一种最经济和
　有效的引进方式。
　　　3. 坚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 质量是产品的生命，对于民机来说，尤为重要。运10飞机研制过程中，我们始
　终坚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为确保运10飞机首次上天的安全，1980年8月26日，航空工
　业部派出首飞检查组，对研制工作和试飞准备工作进行全面检查。何文治副部长担任试飞领导小组组长，明确提
　出了运10试飞上天必须具备的八项基本条件，要求上天前必须完成69项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确保首飞安全的措
　施，保证了运10飞机首飞一次成功。
　　　当前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如果我们能充分借鉴研制运10飞机的
　经验教训，本着“立足国内，以我为主，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通过各种可能的国
　际合作途径，提高自己的设计、试验、制造能力并形成产业”的方针，开展国际合作，进行新的干线客机研制是
　完全可能的。
　（本文作者赵金德系上海飞机设计所所长，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王维翰系上海飞机设计所副总设计师，研究员
　　级高级工程师）

bububa918

填一条

郑作棣 / 文

　　编者按：马凤山是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师，曾任轰6飞机主管设计师和大型客机运10总设计师。他1929年5月8日生于江苏无锡,1949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1952年毕业后奔赴东北投身航空工业建设，先后参加“松花江1号”小旅客机、“和平401号”短程喷气客机的设计及“和平402号”涡桨客机的方案设计。1959年5月，赴苏联考察图-16飞机静力试验、强度规范和工厂设计科工作，并写出3篇技术报告。回国后参加轰6飞机试制，做出了卓越贡献。

　　今年是马凤山逝世15周年。本刊特发表马凤山生前友好、同事、飞机设计师郑作棣先生的文章，以追念马凤山先生对航空工业的重大贡献。

　　马凤山总设计师对航空工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讲到马凤山，人们往往就联系到大型客机，联系到运10。其实，1958年5月，马凤山在哈飞任气动组组长时，就负责了“松花江1号”小型旅客机、“和平401号”短程喷气旅客机和“和平402号”涡桨支线飞机的气动布局、参数选择、性能计算、操纵性稳定性计算等气动设计和分析工作，编制了“松花江1号”试飞大纲直至该机试飞成功。马凤山在轰炸机、军用运输机上也都有杰出的贡献。

　　

绝密的“马凤山笔记”


　　在20世纪60年代，对西安飞机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讲，“马凤山”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一提起来，无论是设计员还是工艺人员大家就知道，但是绝大多数人那时都还没有机会见到他，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们正在西飞从事轰6（苏联图-16）飞机的试制。

　　轰6飞机一开始是在哈尔滨飞机厂试制的，哈飞已经发完了全机试制图纸、进行了第一架进口大部件的总装。1958年在西安阎良新建的西安飞机厂，于1959年起也承担了轰6的试制。那时，在哈飞和西飞都驻有苏联专家指导生产。按照苏联的规则，为抓住设计权并保持生产技术的协调一致，苏联工厂是主制厂，中国是复制厂，而在中国，则哈飞是主制厂，西飞是复制厂。哈飞要派主制厂代表到西飞，西飞设计科对轰6图纸的每一项一类或二类更改，都要经过哈飞驻厂设计代表签字同意。三类以上的更改则在哈飞厂同意以后，还必须经苏联专家认可。当时，轰6图纸经过苏联和哈飞的生产实践，三类以上的更改是很少的，绝大多数的更改都是一、二类的，所以，西飞的设计人员与哈飞代表工作上的接触十分频繁。当时哈飞驻西飞设计代表卢开仁同志（已故，曾任运12总设计师）一天就处理各个专业的技术问题几十起，效率之高、办事之利索大家都很称道，更令我们这些出校门不久的新设计员很是敬佩。与驻厂代表闲谈中知道，他只是哈飞设计科中的一员，而领导他们近百号人的是马凤山，马凤山参加过轻型轰炸机轰5的试制，1959年9月就被任命为哈飞轰6研制的主管设计师，驻厂代表的签字都是马凤山授权或同意的。马凤山是怎样了得的一位人物呢？

　　飞机的气动性能资料，飞机的外载荷、结构强度计算报告、静力试验大纲和静力试验任务书，这些都是试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资料。在仿制歼击机时，这些资料都是由苏联提供的，在苏联向我国提交的应发送的图-16飞机俄文资料清单中也列有这些资料名称。

　　1959年5月，我国派出马凤山等同志去苏联喀山图-16飞机生产厂考察飞机强度计算及静力试验情况，苏联专家在作讲座报告时一再强调说，课堂上讲的这些你们不用记，这些资料会全本发往中国，绝大多数同志也就专心听讲了。听课的人回到国内后，西飞工厂左等右等，苏联答应给的资料就是不来。通过我驻苏大使馆的正式外交交涉，答复是这些资料是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编写的，不是工厂生产资料，不属于图-16飞机合同中该提供的生产资料。

　　原来，由于在当时图-16飞机的技术先进，飞机的总体气动设计工作除图波列夫设计局以外，有很多是由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负责的。喀山工厂在苏联也只是图-16的一个复制厂，没有飞机的设计权。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背信弃义，中止合同，撤走专家，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解决好轰6飞机的试制，但是轰6飞机却只拿到苏联给的一本强度综合数据，是全机所有情况的综合，只有答案而没有计算过程和计算报告。轰6飞机要做结构静力试验、要做试飞准备，要处理日常生产，以后还要改进改型，西飞就必须自己将这些苏联不提供的技术文件补编出来，去苏联听讲的人大都只说得出一般的情况，所以只得不远千里请来了“马凤山笔记”。

　　在西飞设计科中大家都知道马凤山独有这本“马凤山笔记”，是深藏在厂部保密室中的一份绝密级文件，一开始设计员要经过政审，层层审批，才能一睹芳容，不准在办公室过夜，也不准摘录。它是用苏联出产的一种很厚的软皮学生练习本记录的。字迹秀美整洁，其中含有大量图-16飞机的总体、强度、试飞等各类关键信息。这是1959年马凤山与其他同志去苏联实习时记录下来的。他奉命去苏联考察前，认真准备，自学俄语，刻苦钻研。马凤山深厚的技术功底，使他能慧眼识珠、抓住关键，象海绵一样吸取国外先进经验，将有用的重要数据几乎全部记录了下来。不要说当时我国还没有条件作轰6这么大飞机的高速风洞试验，时间也来不及，即使我们作了风洞试验，也很难保证其结果就会与苏联的一致，轰6静力试验施加的载荷如果与苏联试验时的载荷差别很大，也会引起许多问题。这就会极大地影响本来就已经很紧的试制进度。此外，图-16飞机是在1953年苏联强度规范颁布前设计的，但却不完全遵循1947年强度规范，实际上正是由于图-16飞机的设计实践，使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能够将所遇到的新问题修编进了1953年强度规范，所以解决轰6飞机的技术难度是很大的。

　　“马凤山笔记”含有《图-16飞机的静力试验考察报告》、《图-16飞机强度计算原始数据总结报告》及《从图-16改为图-104的结构考察报告》，具有很大的技术权威性，为我国轰6飞机进行强度计算，确定原始数据及编制静力试验任务书提供了依据，为起步研制我国大型喷气客机也提供了参考。这本珍贵的笔记为我们解除了许多技术上的疑难与困惑，帮我们填补了图-16飞机很多原始数据的不足，轰6飞机的零升阻力系数、最大升力系数等等，都取自“马凤山笔记”。直到20世纪70年代，确定轰6飞机的机体首翻期时，采用“马凤山笔记”中的数据作为参考依据，得到高级领导机关的认可。马凤山对成功试制轰6飞机是立下了不朽功绩的。

　　
从哈飞到西飞


　　在“两弹一星”战略任务中，西飞承担了将轰6飞机改装为投掷飞机的工作，这是周恩来总理挂帅抓的项目。上级指示，任务必须完成，“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在向上级提出的各项条件中，西飞领导及时地提出了关键是向哈飞请调一个人——马凤山，理由是，一个笔记本就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人来了作用就更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哈飞从全局出发，忍痛割爱，马凤山就于1964年调来西飞，担任设计科长，成了我的上级和同事。马凤山是为“两弹一星”而调来的，他到西飞一开始就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于轰6甲飞机专用技术的研制上， 1967年马凤山参加国防科委组织的轰6飞机带原子弹、氢弹投放时冲击波、光辐射对飞机的影响分析专题研究，进行冲击波对飞机操稳和载荷的影响、光辐射对飞机强度影响的分析计算，写出技术报告，确定轰6飞机可以携带、投放氢弹的最大吨位。投放试验证明，这些分析和计算完全正确，他为“两弹一星”做出了贡献。

　　西飞设计科一成立，就在驻厂苏联设计专家指导下工作，又有一批老厂来的技术骨干，对工作秩序、人员技术素养都有很大裨益。但是，作为苏联飞机的仿制厂，一开始又是哈飞的复制厂，苏联专家强调，西飞工厂设计科主要任务是消化图纸，搞好跟产。当时流行的一句名言是：“工厂设计科不搞设计”，作为新毕业大学生进厂教育的内容，要他们搞好跟产这种看似平凡的工作。工厂设计科不设总体、气动专业组，飞机重量放在标准件专业组里，刚分配来的几个北航气动专业大学生都经过说服，改作强度等工作。

　　马凤山到西飞设计科后，马上纠正了这个做法。明确指出，飞机设计科就是要搞设计，不但要搞改型，将来还要搞新机，总体气动工作是龙头，他亲自抓，也支持我组织人员开展结构载荷、强度和疲劳工作。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人自己完全能够把飞机设计的担子挑起来。西飞设计所走上对轰6飞机进行改进改型的路子，在后来作出了很多成就，饮水思源，马凤山功不可没。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家向西飞下达运7、运8试制任务。西安飞机设计所已经开始了运7飞机的测绘设计，西飞设计科就将运8测绘设计任务接了下来，马凤山的技术水平和素养是西飞设计科勇于承担任务的坚强支柱。马凤山担任运8测绘设计总负责人，组织了有各厂所参加的近600人的队伍，开展了有序的工作。飞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飞机设计是一门综合优化的技术。飞机总设计师作为设计的统帅，要能通观全局，权衡利弊，有远见地从各种错综复杂的的多种方案中，做出正确的抉择。总设计师当然是一个或几个专业方面的专家，但他同时必须知晓各主要专业的关键所在，思路开阔，不落成套，敢于创新。马凤山就是这样的飞机总设计师。

　　
“708工程”的英雄


　　1970年中，上海要搞飞机的精神传达后，西飞接到指令，要迅速为上海提出飞机方案。马凤山在西飞组织总体班子研究提出用轰6改的方案，能够利用一部分轰6的部件。他多次指出，虽然用轰6作基础，但一定要避开图-104飞机噪声大、效率低等各种弊病，切忌照抄照搬。马凤山的轰6改飞机方案得到了上海市和上级的赞同，成为“708工程”的启动方案。

　　轰6改的方案在深入工作后发现有不少不易克服的缺陷，满足不了使用要求，马凤山不失时机地果断决定改用翼下吊挂发动机的类似波音707的方案。这个方案的酝酿是在1971年初，1971年4月19日向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作了汇报后，就正式放弃轰6改方案，按翼吊方案开展研制，并着手进行高低速风洞试验。根据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指示，1972年8月5日至22日，上海市和三机部联合在上海延安饭店召开了大型客机（代号“708工程”）总体设计方案会审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飞机总体设计指导思想是基本正确的，总体设计方案是基本可行的。

　　1971年12月19日，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波音707客机在新疆失事，其飞机残骸对运10设计当然是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的。我要着重强调的是，马凤山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胆略。他义无反顾地放弃原来自己提出的方案，采用现在的运10翼吊方案，是在没有什么资料和参考样机之下作出的决定。马凤山是有好运的，对运10来讲，新疆残骸的确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们。

　　1980年8月我作为三机部运10飞机首飞检查组的成员到上海工作。马凤山总师在胜利在望的高扬热情中，能够科学客观地面对飞机存在的不足。他如实地指出，受到进口的限制，机上所用的某些国产高强材料的性能还不理想，飞机的机体疲劳分析和试验限于客观条件，还有待时日。马凤山对运10飞机充满信心，他多次对组织表态，运10首飞绝对是安全的，他可以立军令状，他可以以生命担保，愿意在首飞时随机组上天。

　　运10飞机首飞后的遭遇，是日夜为之奋战的马凤山所始料而未及的。为运10飞机的出路，马凤山尽了很大的努力，做过多次呼吁，想了许多办法。使他感到茫然的是，国家对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为什么没有长远的全面考虑，如果早就不要的话，为什么不早点叫停？为什么要等到飞机出来没有试飞油钱了再来想办法。在上海市和国家决定引进麦道MD-82组装生产线时，马凤山一再强调自行研制这条线不能丢。这也迫使麦道公司在与我国签合作生产合同时，不得不加上联合开发新机的条款。

　　马凤山一生不顾名利。运10飞机在技术上的成就人所共知，但是因为没有设计定型，未能进入评定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行列。马凤山总师已经与我们永别了，他的事迹将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

　　■ 本文作者简介： 原西飞设计所副所长，在轰6试制中主管总体、结构强度，后来主持轰6改型设计，他还主持了远8飞机测绘设计，是“飞豹”副总设计师。曾任航空工业部民机局副局长。现为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

cy956

不要说中国人会做裤子，cctv那条大花裤就要请外国人来设计。

zymzyzye

晨枫 :《运10之死与中国民航飞机工业的复兴》


运10该不该死？答案既简单又不简单：运10不该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不得不死。运10死得很孤独，死得很凄惨。运10之死使中国的民航飞机工业痛苦挣扎了二十年，至今仍不见出头之日。运10之死是关注中国航空事业人们心头的永远之痛。

运10的上马是一个不正常年代的不正常决定，运10的设计要求和研制过程也反映了这种不正常性。但不管怎么说，运10成型了，运10上天了，运10还飞上了西藏拉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国航空人集体的骄傲，绝不是简单的“王洪文搞的那个东西”。然而，这只说明运10能飞。运10是否能成为合格或优秀的民航客机，运10夭折之前有限的数据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可是当时的    经济气氛却是肯定的。中国在文革之后，经济上百废待举，    上党争未止，当务之急是安定人心，休生养息，全面收缩铺得过大的基建和军工科研摊子已经刻不容缓，在条块中“削藩”也是一个因素。运10虽然飞起来了，但离航班服务和创造产值尚有一段距离。当时的中国民航也实在是中国“官航”，其服务对象是高官显爵及皇亲国戚，指令经济未必敌得过对“革命事业重大损失”的风险，这与同样由国家垄断的铁路、航运、邮政、电信有本质的不同。民航对运10的冷面孔有其难言之苦衷。不管“罪已当斩”还是“罪不当斩”，运10最终还是惨遭腰斩。相信歼9、强6、涡扇6等也有一本类似的伤心帐，其对中国航空事业的影响同样惨痛，同样深远。现在还不清楚当时的决策过程是怎样的。或许有人故意拆台，或许没人愿意担当罪名，或许根本没有什么决策过程，只是有关部门的心照不宣而已。如今事过境迁，除非官方全面公开当年的档案，否则再追究责任也是一笔糊涂账。

决策过程也许不科学甚至不正常，但让运10下马的决定本身并非站不住脚。从企业上项目的角度来说，资金充裕时，上收益最大的项目；资金紧缺时，上收益/投资比最大的项目；投资开始见效的时机对两者的收益计算都至关重要。其实生活中也一样。笔者附近的一个城市在过去十多年里飞速发展，地价飞涨。十年前友人建议合伙购置地皮，日后包发。笔者也深以为然。但实在是囊中羞涩，糊口之后并无余力，只好作罢，坐视别人发那笔财。有意思的是，友人毅然借款购地，但最终挺不过去，在发财的前夜被迫折本脱手，血本无归。运10下马前夜，柴米油盐酱醋乃是燃眉之急，投资额和见效时间都对运10不利。何况改革开放之初，国人面对西方花花世界瞠目结舌，相形之下自己愈觉寒酸和自卑，“翻两番”只是鼓舞人心之谈，无人能预料到9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民航市场的飞速发展。西方向中国的兜售和有关当局的崇洋之心更对运10之死起到落井下石的作用。

那么再来一次“两弹一星”行不行？“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绝对应该遍地开花；但“两弹一星”的作法有其局限，遍地开花就有问题了。“两弹一星”集全国之人力财力，不计工本强攻硬拼。在当时条件下，在运10、歼9、强6、涡扇6乃至更遥远的大运、远轰以及其他军工和民用高科技项目上全面套用“两弹一星”的作法，中国非心力衰竭、吐血而死不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年军工科研摊子铺得太大，和盲目套用“两弹一星”模式不无关系。诚然，当年丰田的第一代汽车比起欧美老牌汽车来既简陋又不结实，但它们闯过来了，现在把许多当年对它们不屑一顾的老字号打得满地找牙。上飞能不能也挺一挺闯过来呢？在当时条件下，这就是赌博了，成者或许黄金万两，败者则注定倾家荡产。不同的是，丰田如果失败，倒霉的是公司和投资者，予国计民生并无大碍。西欧诸国好歹是发达国家，补贴空客不伤筋骨。上飞自己没有本钱挺，但要是在百业凋敝、百废待兴的当时倾全国之力作此豪赌，一旦失败，党国的安危都可能成问题。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孰重孰轻显而易见。

很多人喜欢将运10与大致同时代的空客来比。其实除了时间上勉强可以算接近以外，运10与A300、上飞与空客之间没有太多相似之处。波音的某个副总裁也许说过运10不是波音707的翻版，米格的一个总师还说过歼7超越了米格21呢。虽然没错，但是仍然不能掩盖运10（和歼7）基本设计在当时已经过时的事实。运10的最大起飞重量是波音737-300的一倍，但载客量相差无几，这笔帐不难算明白。即使美国空军至今仍在大量使用波音707/C-135机体也不能说明问题，那是因为美国空军已经拥有大量符合军标且仍有使用价值的波音707/C-135机体和配套地面支援设施及备件，启用新机体并使其达到军标既不合算也无必要，而不是前者仍然有多么先进。然而A300在大型民航客机上率先采用超临界翼型、双发宽体、双人机舱，波音在十年后推出波音767时才赶上，实非运10可比。另外，空客在70年成立时就不是“初出茅庐”。空客主力成员如法国航宇、德国的戴姆勒航宇（奔驰汽车的表亲）、英国航宇（曾半途而废，后重新加盟）都是“老甲鱼”辈份的。战前和螺旋桨时代就不说了，自喷气客机时代开始，英国航宇的旗下有彗星（世界上第一种喷气式民航客机）、三叉戟、BAC-111、VC-10，法国航宇则有快帆、水星（基本布局和A300及其相似，只是小些，但也是宽体双发），英法合作的更有大名鼎鼎的协和式超音速客机。戴姆勒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喷气客机，但有法德合作的C-160“协同”式运输机的先例，和德国强大工业基础的支撑。即使小兄弟西班牙的CASA在战术运输机领域也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些公司在空客成立以前有历次双边和多边合作的经验，大中小飞机的设计开发能力和经验、生产设施、销售网络、售后服务也相当成熟。尤其对英法而言，独立开发宽体客机并非不可能，合作主要是为了分担风险和分享市场。A-300从72年首飞到74年投入航班运行只用了两年。82年首飞84年投入航班运行的A300的缩短型A310，在民机上率先采用CRT和常规仪表混合显示。87年首飞88年交付使用的A320更是在大型民机上率先采用“玻璃机舱”和电传操纵。飞行员在A300-600上训练好后无需额外训练就可飞A310，以后的A320、A330、A340之间也是如此，这一点波音至今仍不能作到。这些都是空客实力的例证。相比而言，上飞乃至整个中国航空工业在运10以前的纪录就要苍白多了。运10首飞至最后一次飞行，前后有4-5年时间，但离航班运行仍有距离。这在“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当时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但与空客的差距也是一目了然。至于波音副总裁、麦道的某个人或英国某个杂志的话，不必太过认真。洋人说中国坏话的也多了去了，怎么不一起引用呢？关键是自己要有一个清醒、平衡的平价。用一个也许不恰当的比方，即使在当时，上飞与空客之比也好比今日汽车界的吉利与戴姆勒-克莱斯勒之比，充其量不超过一汽、上汽与戴-克之比。这里，戴-克合在一起同样是一个“新”公司。但当时的空客与波音之比却不是如此悬殊。当时的波音没有今天这么显赫，麦道、洛克希德虽被波音“盖”过，但仍在制造大型民机，军机更有通用动力、格鲁曼、 诺斯罗普、洛克威尔、LTV等。当时的空客与波音之比更像今日的德国大众与美国通用汽车之比。

运10下马的决定也许并没有错，但运10的技术成果和技术队伍不应该一风吹，三机部和后来的中航总对运10的技术善后没有尽责。技术和经验是靠积累的。我们不能一面叫技术缺乏经验不足，一面把已经好不容易到手的技术和经验轻易放弃。即使技术不先进了，基本功还是在的。这里，积累不光是在量上，而且是在时间的连续性上，断裂将使以后的工作必须重起炉灶，在低级劳动上重复。也许中国应该改革目前的航空科研、设计、生产体制，将一条龙体系中基础研究甚至部分型号预研的部分分离出来，组建统一的NASA和TsAGI一类的国家研究机构，并统管全国的风洞、发动机试车台和试飞设施，以使基础研究和骨干技术力量不受型号上下马的冲击。另外，飞机下马或退役后，其整体或部件常常可以在别的领域继续发挥作用。比如水轰5，作为反潜机已经落后，但作为森林灭火、水上救生、海岛补给等，还是很有用的。不要弄到自己的水轰5退了，反向俄罗斯或加拿大进口水上飞机。相反，以色列在“幼狮”计划下马后，以其航电为基础，开发了大量升级套件，现在甚至替换到新进的F-16上来了。

运10下马后，上飞（包括640所，下同）仍在努力。“二改四”，干线飞机，AE-100，均无果而终。其中曲折，坊间已多有著述，此地不再重复。但上飞在苟延残喘至干线客机项目灯干油尽之后，似乎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这似乎不能完全归罪于中央决策失误。受调整收缩政策影响的大型军工和军民两用企业不在少数，但很多不仅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有声有色，比如上飞近邻的几个造船厂。反观上飞，运10就不算了，但后来的项目也基本按照军工模式，即国家出资，上飞出活，国家撤资，上飞断炊，基本与市场无关。这其中固然有体制问题，但上飞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即使在西方，大军工公司也多是以军带民，以民养军。上飞岂能例外？“军转民”不一定就得造电冰箱、洗衣机，除对波音、空客“来料加工”外，民航飞机的各级维修、改装（比如客机改货机）、升级（如发动机、航电升级），甚至客机涂装、内饰，都大有可为。中国的很多基础工业部门长期依赖进口产品，如精密模具，化纤喷丝头，化工高压阀门等，上飞的精密加工和硬质材料技术大有用武之地。在工程服务方面，大型机械和结构的精密安装、大型轻质结构的制造和安装、工程材料和结构性能测试、技术标准和工艺规范、柔性制造系统和数控机械的运用、工程计算、大型项目管理等，也可以干得有声有色。再往远说，城市轻轨系统（包括地面地下）、磁悬浮列车、气垫船等，上飞的飞机制造经验都可以“插上一脚”，国外飞机公司在类似领域早有建树。这些也许上飞都试过，也许没有，但笔者确知二十年前上海“会战”试制涤纶高速纺丝机时，请上飞帮忙加工一些精密机件，那是要“恳求”的。

时过境迁，如今中国的经济状况已远非80年代初可比，中国的民航市场也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遗憾的是，中国民航机队的扩充基本来自于进口的波音、空客和少量其它欧美及俄罗斯飞机，国产飞机凤毛麟角。中国民机工业的重新启动牵动了千万人的心。民机工业的潜在产值及其对高技术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重新启动民机工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言自明。然而有一件事情要弄清楚：中国造民航客机不是为了争气争光，不是为了大国形象，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为人民服务。不要犯中国汽车工业同样的坏毛病，一面大叫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面唯恐自己的型号不够豪华、超豪华。重启民机工业也不是简单地扶植一个战略产业，或维持一个企业或技术队伍。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里最重要的一个心得，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如果民机是战略产业，那么计算机软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化工程、数控机床、先进材料甚至如汽车、化工等算不算战略产业？要知道，中国的汽车市场也是鬼子和“伪军”一统天下，中国的大化肥、大化纤、乙烯等化工基干产品中进口装置的比例决不亚于中国民航，累计的外汇投资也是天文数字。就是算不上高科技但产值可观的建筑市场，油水多的“门面”工程也让洋人捞走大半。那么什么才是战略产业呢？战略产业应该是对国家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但无法进口或不能依赖进口的，如火箭、核武器、超级计算机，那才是真正的战略产业。反观民航客机，即使在遭到帝修反封锁的年代，中国依然进口了英国的子爵、三叉戟和苏联的安26、伊尔62，和后来的波音707。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理由认定中国民航事业的发展会因为外国禁运而受阻。既然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进口替代和“肥水截流”，那就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有多少本钱办多少事，而不是图一时之快，简单地用“战略产业”为理由绕过经济规律。

中国发展民机工业也不能靠保护市场。政府在税收、贷款、海关、土地和资源使用上的扶持是必要的，但简单地行政摊派国产民机则不妥。假设当时中央以行政命令强制民航购买运10，今天运10会不会茁壮成长、子孙满堂呢？指令经济并没有能够挽救中国的轿车工业，运10也未必见得能够幸免。行政命令能够管住一时，但不能保证一旦管制松动时，用户不会蜂拥转向进口飞机，就像用户大批弃上海牌轿车而不顾，蜂拥转向丰田、尼桑，或退而求其次，转向“伪军”桑塔纳一样。运10落后于当代波音和空客实在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市场保护赢得的时间不见得能赢得有关工业在技术、销售、服务上的发展，就像可悲又可气的中国轿车工业。相反，中国的家电和移动通信工业在竞争中诞生，在竞争中成长，至今已成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竞争中成长不是放任自流。除前述扶持措施外，政府应该承担基础研究和提供测试设施，企业则负责产品开发、制造、销售和服务。政府（包括军队）采购时“国产优先”是理所当然的。商业采购当然也鼓励“国产优先”，但这以产品性能大体等同为前提，航空公司（即便是国营的）还是应该按投资效益作为采购决定的依据。当然，国营航空公司的公平投标、决策透明、反贪反腐必须跟上。

民机业内有干线与支线之争，涡桨与涡扇之争。不管干线支线，涡桨涡扇，眼睛可以盯着国际市场，但立足点必须是国内市场。民航市场不同一般，飞机的品质当然重要，但飞机的品牌、信誉和制造厂家/产地的公众形象同样重要。波音、空客用几十年才建立信誉，要全面消除西方公众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质量的疑惑尚需假以时日，中国民机大量出口在短时间内不太现实。美国退出支线飞机市场不是因为技术问题，而是投资收益问题。加拿大和巴西能在支线飞机的世界市场成功，不等于中国也能成功，国际    因素肯定会影响到中国民机在国外的销售。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MD90坠海，就有人企图用中国制造的机尾作文章，最后当然还是澄清了。而世界上坠毁的波音、麦道里欧日制造的部件无数，却无人以部件产地为由兴风作浪。

立足国内的另一方面是，在尽可能扩大国际合作的同时，中国应该主导总体设计和系统综合，关键分系统可以采用国际上成熟的现有产品，如发动机、部分航电、系统等，但核心技术也应该逐步国产化。以往民机合作的一个误区是以为以中国市场为诱饵，外方就会心甘情愿地把核心技术教给中国，中国民机工业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先收复失土，进而臣服四方。这种幼稚的一厢情愿只能带来失望。首先，中国的民机市场并没有大到对波音、空客予取予求的地步。不说美欧日的大航空公司，就是新加坡航空公司或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的机队也比国航、东航、南航加起来还要大。所谓中国订单救活空客只是自欺欺人之谈。空客98年一年的订单为556架，价值390亿美元，包括190架A319，195架A320，52架A321，32架A300-600R，24架A330和63架A340。即使较“淡”的97年也有460架订货。中国最大的一次订货也不过32架A320，实在不足以“救活”空客。波音也好，空客也好，谁都不会愚蠢到主动扶植一个竞争对手的地步。中国要求的合作也许局限在波音、空客不屑一顾的支线飞机，但中国的雄心不会局限在支线飞机，这是谁都明白的事实。波音、空客的目的很简单也很自然，就是给中国足够的甜头，好诱使中国买更多的飞机。另外，利用中国的廉价但熟练的劳动力，把次要部件外包给中国可以降低自己的成本。这和耐克运动鞋、芭比娃娃转移到中国生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此，中国既不必惊讶也不必愤怒，生意就是生意。实质性的技术转让只有在接受转让的一方有能力自我开发时才可能。为了不被本地产品取代，只有先发制人转让技术，间接控制对方的发展进程。另一个情况就是技术拥有一方正在失去市场，只有通过技术转让，借助市场拥有一方卷土重来。当年麦道愿意转让MD-80和后来的MD-90技术，和这些因素不无关系。中国不能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合作上。历史上，食古不化几乎把中国推上亡国灭种的边缘，今天中国再也不能掉进食洋不化的深渊了。当然，在有条件的时候，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也是合算的，以我为主和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不矛盾。不过外方看中的是赚钱机会，对开发西部或其它太长远的目标不感兴趣。这一点在寻求合作时切不可忘记。

借洋拐棍走不通，重新拾起土拐棍呢？简单地复活运10或在运10基础上修修补补不是一个办法。作为新造的飞机，运10的使用寿命至少要20年，因此不光要符合现在的经济要求和安全标准，还要为将来预留余地。运10的机体设计和系统显然勉为其难了。运10的机体也偏窄，载客载货发展余地有限。国际民航界内波音707一到寿命就退役，而DC-8则大批客改货并千方百计延寿，除后者结构更皮实外，机体略为宽大是一个主要原因。四发改双发可以改善运10的经济性，但四发改双发并不是简单地去掉两台发动机。为补偿推力损失和最大限度地省油，剩下的两台发动机应为大直径的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可能带来发动机离地过近和机翼前缘遮挡问题，发动机吊架吊舱也要重新设计。去掉两台发动机也去掉了它们对机翼的减载作用，不同的飞行包线也要求对机翼翼型重新优化，这样机翼要大幅度修改。在理想情况下，更应该用先进的超临界翼型取代运10的尖峰翼型，并重新优化发动机吊舱位置。四发改双发和大尺寸发动机吊舱将引起气流和机翼压力分布的大幅度改变，机翼机体结合部的气动设计要重新考虑。机体和机翼重新设计，发动机和航电全面更换，原先的运10 还剩下多少呢？不如重起炉灶。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以运10为基础重建中国民机工业，好比以老上海为基础重建中国轿车工业，前途不大。运7也有类似的局限，“老太婆搽粉”兴许可以在亲朋好友中赢得一声叫好，但与青春佳丽同台竞艺，总是力不从心。不过，修复运10-002号原型机作为飞行试验台也许是一个好主意，可以用来空中实地测试新型发动机、航电、系统等。

今天的中国已经和运10的年代大不相同了。在财力上，中国负担民机开发已经不需要吐血拼命。在技术上，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基本数据收集正在开花结果，材料、工装、工艺、项目管理、测试手段也渐入佳境，近来捷报频传的歼-10、涡扇-10、歼-11国产化就是例证。当然，这些与民机开发还有一定距离，但是一个好的开端就是旅程的一半。科学技术不是巫术，客观规律摆在那里，别人能掌握，我们也能掌握。科学发现需要天才，但工程开发更需要的是实践经验，而实践经验是靠时间和经费堆出来的。只要我们去走，这路是可以走出来的。现实世界中很多重要现象还没法用理论解释和预测，只能靠实验数据。即使是被吹得玄玄呼呼的计算机仿真，也要大量使用经验公式。其中参数有的可以从公开资料上查阅，有的可以花钱买，有的只能自己测定了。在不同情况下用哪些经验公式也只有通过大量实践才能掌握。近来不断披露的中国在气动、热工、材料方面的测试设施，使中国有了厚积薄发的本钱。中国也不要被西方对航空的巨额投资吓倒。我们现在要求的是赶上西方先进水平，而不是大幅度超越。在开拓未知新领域的时候，尝试和失败是免不了的。但在已知有解时，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目标是已知可以达得到的。技术上再怎么保密，总有蛛丝马迹可循，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在时机上，只要符合经济规律，不必拘泥于一个时间表。民机工业的“末班车”之说是言过其辞了。中国民机工业错过了活塞时代、涡桨时代、喷气时代、宽体时代，现在有可能还要错过支线和公务机时代，这又怎么样呢？地球照样要转，中国照样要发展民机工业。市场被占当然不舒服，但不是不可以夺回来。美国联航是波音的老客户了，现在却大批订购空客。只争朝夕当然好，有始有终更重要。

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国情是可怜，中国人自己也糊里糊涂就可悲了。中国民航市场虽然潜力巨大，但中国人均财富低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有根本的改变。随着收入差别的拉大，少数人先富起来了，他们的“贵族”心态也跟着膨胀。他们往往追求品牌而不是品质，容易崇洋。但在广大偏远地区，城乡人民为了跑生意、贩运鲜活物品和走亲访友，旅行的快捷和廉价优先于舒适性。这些要求上巨大的差异在民机决策时应该充分考虑。也许只追求一种“最适合”的飞机过于偏狭。也许中国有足够的市场，可以同时开发几种不同的飞机。这些飞机应该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国市场要求为目标，而不是盲目地在每一个层次上追求与世界“接轨”。投资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中国不怕集不到资，但怕花冤枉钱。除常规的窄体/宽体、支线/干线客机以外，中国还可以把眼光放远一点。比如说，运5双翼机是简陋落后了一些，但它廉价结实，其优异的土跑道短距起落性能无与伦比。以它为概念，或以运12为“自然升级”，采用新技术提高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舒适性，以此来开辟山区或偏远地区中短程城乡航线，岂不比在长途汽车上颠簸几十小时强？作为通用飞机，它的用处更为广泛。伊尔76一级的大型军用运输机是另一个可能。军用运输机对经济性、安全性、舒适性不太挑剔，用户需求有保证，获得俄罗斯或乌克兰的合作也相对容易。在安12退役后，伊尔76成为苏军空运的主力，任务覆盖美军的C-130和C-141两者的范围，其皮实、可靠和粗糙跑道上短距起降性能为人称道，其较大的载重量和机舱也使其战术运用更为灵活。中国空军用伊尔76空投伞兵，印度则用它把T-72坦克空运到克什米尔高原上去。相比之下，C-130较小的载重量和机舱宽度就对载荷限制多多，以至LAV系列装甲车徒具装甲虚名，装备105毫米炮等重武器后尤其如此。以伊尔76为概念，适当加宽机身，采用电传操纵、双人座舱、超临界翼型和先进涡扇发动机，可以发展出一种中国空军急需的大型运输机，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发展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巡航导弹载机等。其基本技术还可以用来发展大型民机。波音747最初就是从与C-5A“银河”式运输机落选的波音方案发展而来的，波音747货机的机头门就是当时的“遗物”。这种“曲线救国”的方法也不是不能考虑。

民机业内还有一争，就是东西之争。上飞也好，陕飞也好，都是中国人的航空工业。中国有经验有实力的民机公司本来就不多，怎能同室操戈呢？从自私的角度出发，陕飞坐视上飞自生自灭，甚至釜底抽薪，可能都有道理。但上飞一灭，陕飞可能独力守住中国民机工业的长城吗？别作了捕蝉的螳螂，最后只落得个让黄雀叼了去的下场。中国人不丑陋，但一些中国人的毛病确也不少，同行相轻，坐井观天，急功近利，最可恶的是宁予外贼，不予家奴。有些中国人的危机感主要是针对国内同行的，要是把花在内耗的精力的一半花在外斗上，中国也不至于此。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今天要是再以地域之争、门派之争甚至一己之私来阻碍中国民机的重生，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总之，运10之死有其历史原因，但中国到了认真考虑重新启动民机工业的时候了。中国民机发展必须在技术上和市场上以我为主，必须按经济规律发展民机工业。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制造的民航客机在蓝天翱翔，中国的民机工业拉动传统和高新科技工业，把中国历史性的复兴推上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