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看]：从中国文化理念看国家大剧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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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文化理念看国家大剧院设计
作者：李建军

　　2004年7月我应中国国家大剧院的邀请，赴法国巴黎考察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先生在巴黎建造的戴高乐机场为何坍塌的问题。安德鲁是中国国家大剧院的主设计师。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一下他在巴黎机场的设计是不是存在某些方面的缺陷。

　　我从洛杉矶出发，飞经纽约、伦敦，到达巴黎。在巴黎查看了戴高乐机场的整个事故现场后，我发现了两个问题：安德鲁设计的戴高乐机场，构思确实很大胆、新颖，甚至可以说前卫，但是，他却忽略了建筑材料的耐疲劳度问题，也没有考虑到建筑内部的分工效应。因此，这两个问题一开始就埋下了潜在的危机。所以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分工效应产生以后，空气的流通和整个部件，都在某种程度上慢慢发生了变化，在跨度太大而接触点太小的情况下，终因整个建筑材料和机械出现“疲劳过度”，而导致了机场坍塌这样的严重事故。从其性质来说，这两个问题，一个属于中国传统风水学上的问题，即分工效应；另一个则属于现代材料力学的问题。

　　看了巴黎戴高乐机场的设计和建筑，特别是在考察了坍塌现场之后，我对安德鲁先生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嗣后，又经朋友介绍与安德鲁先生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他送给我一些有关的材料。我从这些材料中了解到，被媒体称为安德鲁设计生涯中“最杰出的作品”的“巨蛋”设计方案──中国国家大剧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拱顶建筑，其面积大约为16.5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为10.5万平方米，地下附属设施为6万平方米，总投资大约将近45亿人民币。国家大剧院的高度，国家限定为45米，考虑到它的种种功能要求，三分之一的设施必须设计在地下。从安德鲁的设计方案来看，这个“巨蛋”建筑的地面部分，看不见可以进入这个球体建筑的出入口。国家大剧院的地理位置，在天安门广场区划之内，人民大会堂的西侧、中南海的南侧。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还会记得，人民大会堂西侧曾经是一个闲置了十多年的大坑。十多年前发生“**”学潮时，人们一时迷惘，有人就曾从风水的立场断言，这个不吉利的大坑是造成国家动乱的原因。后来，人大常委会决定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永久性的办事机构，挖掘一条地下通道，把人大常委会与人民大会堂连通起来。但这个建筑物一旦建成之后，就与北侧的中南海遥遥相对了。于是又有人说，如此以来，人大常委会与中南海将形成“北旺南弱”的局面，难免不与中国      发生冲突。现在，中央已决定在此建国家大剧院，这样的决策好不好，我在这里大胆地略陈一己之见。

　　首先从交通动线来讲。

　　国家大剧院“巨蛋”建筑的球体与地面的结合处，看不到任何入口，其接触面在一个水平面上，宛若一湾微澜不兴的水湖。这样一来，在观者的眼里，国家大剧院俨然是一座神秘的“湖上神阁”。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入口处在哪里呢？按图索骥，在设计图上仔细寻找，才发现，入口处就在椭圆体的周边，向下进入。所有的通道都是由地下进入的。大剧院的内在构造，包括了三个建筑：一个是歌剧院，一个是音乐厅，一个是剧场。三者由通道分开，又由这些通道悬空连接。问题也因此而生：所有的观众都得由地下进到室内。

　　再从建筑环境来看。

　　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建筑，呈现出一种“凹性”的文化构成。北部的天安门、新华门，南部的前门箭楼、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后来建造的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建构了一个“凹性”的、与天体相对应的、以接纳和接受能量为主旨的文化格局。人民英雄纪念碑虽然以一柱擎天、挺拔而立的巍巍形象矗立于广场中央，威严肃穆，但它的顶盖却也是凹陷的，它不是埃及的那种指向空宇的方尖碑，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承露盘式的，随时承接来自天宇的阳光雨露。如今又要在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再建一座球体形的“巨蛋”建筑，在整体看来凹性文化的大格局中，出现一座凸形建筑，这样的一座建筑，是否能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能否与周边的整体文化环境达到协调与统一呢？

　　在与安德鲁先生短暂的见面之后，我们通过e-mail进行过联系。我问他对中国的文化了解多少，他说他对中国的文化并没有很深的了解，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因为他的建筑是凭借灵感的飞翔来构思的，他的灵感告诉他，在这块既定的地方应该放一个“球”，那他就在这里放一个“球”，“球”就是最好的选择。我说，一座建筑如果不能与当地的文化相协调，设计者如果没有文化的概念的话，会不会给人一种硬搬到这里来的感觉呢？他开玩笑地说：“你们中国人能在我们卢浮宫盖个金字塔，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天安门广场盖个巨蛋呢？”从他的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个性既强硬、又武断。但不管怎样，他的这个设计实在令我疑虑重重。

　　下面，我们再从他的设计本体来做些分析。

　　首先，这个球体的设计，就像是一个被按在地上的“巨蛋”。虽然它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部分建在地下，但它却并不像是从地下长出来的，而给人一种把鸡蛋硬压在地面上的感觉。其次，设计中的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入口，都是由地面进入地下再到室内，整个建筑三分之一建在地下。这样一来，剧院的动线就显得不够好。像剧院这样的建筑物，如果在设计时忽略了动线的合理，那么它就不会有什么特点可言。再者，大剧院的设计者也没有考虑到北京这个城市的沙尘暴和冰点现象。安德鲁先生也承认他没有考虑到这些方面的问题。大家知道，巴黎是一座不存在结冰问题的城市，因为西北部的阿尔卑斯山挡住了冬季的冰寒，整个巴黎在大西洋暖流的控制之下，故而在巴黎没有冰点现象，没有冰天雪地，即使下雪，也是很快便融化了。即使是冬天，在巴黎的湖里也可以划船。可是，在北京，情况就不同了，冰点现象是自不待言的，而地理位置使北京每年都可能遇到沙尘暴的袭击，来自黄土高原的风暴可能给北京带来沙尘，在进行一种建筑设计时，这种自然界的因素是不能不顾及到的。

　　安德鲁提到了卢浮宫，我想，很多人都是去看过的，我也去做过实地考察。卢浮宫外表有一个玻璃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采自然光来照亮底下的整个大厅的。那么，为什么要在卢浮宫建造这样一个金字塔呢？当年建造这个金字塔时，据说95%的法国人表示反对，甚至有的人走到那里便吐口水。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法国人理解了，卢浮宫成了巴黎文化的一个象征，成了巴黎人的一大骄傲。整个卢浮宫的建筑所呈现的，是古埃及文化的风格，这一点，我想贝律铭早已注意到了。如果把地面以上的部分都盖成玻璃的，就不会产生那种古朴的效果，而现在将入口处盖成玻璃的，为了采自然光，把整个卢浮宫下部的阴性的东西，通过金字塔释放出来，利用金字塔来接受天体的效应，就显然是匠心独运了。所以我以为贝律铭高就高在这里。他在这方面运用了中国的阴阳理论，运用了中国阴阳调和的基本理念，造成阴阳的平衡。卢浮宫给巴黎保存了文化，给法国保存了文化，给世界保存了文化。

　　在卢浮宫的周边有个协和广场，此广场始建于1757年，1763年取名“路易十五广场”，广场中心曾塑有路易十五骑像。大革命时期被称为“革命广场”，1795年改称“协和广场”。后经建筑师希托弗主持整修了4年，于1840年最后定型。广场呈八角形，中央矗立着一座有3300年历史的埃及方尖碑，那是由埃及总督赠送给查理五世的。方尖碑高23米，重230吨，塔身是由整块的粉红色花岗岩雕出来的，上面刻满了埃及象形文字，主要内容是赞颂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丰功伟绩。方尖碑的底座基石上记载着将之运到这里和树立起来的艰难过程。这座方尖碑是埃及人祭神拜神用的。这样，后面有金字塔的效应，和卢浮宫形成一个整体的建筑群。如此说，玻璃金字塔的确像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它不仅满足了透视、透光的设计要求，而且造成了整个建筑文化协调和谐的效应。曾经有一位法国总理府的官员同我谈起过，是不是要把方尖碑还给埃及？当时我告诉这位官员，协和广场是法国人民革命历史的象征，四周的8座雕像，分别象征着8座在法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城市：里昂、马赛、波尔多、南特、鲁昂、布勒斯特、里尔和斯特拉斯堡，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愤怒的巴黎人民曾在这里捣毁了路易十五的铜像，并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方尖碑在此已融进了这些整体建筑群，融进了法国的历史和文化，如果无缘无故地突然搬走了方尖碑，那么，法国也许可能会因此而发生某些古怪的事情。于是，他们没有把方尖碑送还给埃及。我还建议在方尖碑的顶部涂上金粉，贴上金箔。虽然它是阳性的造型，可它也就因此而成为阴性的象征，在涂了金粉之后，金色的东西与天体之间产生对应，达到使法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效应。


　　对照贝律铭对卢浮宫金字塔的妥善处理，再来看安德鲁先生所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孰优孰劣，孰高孰下，不言自明。不错，孤立地看，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四面有水池环绕，造型新颖、前卫，构思独特，整体体现了21世纪标志性建筑的特点。但它错就错在没有结合中国文化和当地的环境因素。中西文化的最高之处，都是相通相融的，两者之间的互补性远远大于冲突性。而安德鲁设计的这个建筑物，其冲突性却远远大于互补性。

　　唯一使人感到宽慰的是，人民大会堂的“方”大于国家大剧院的“圆”，也高于国家大剧院的高。这种对应关系，牵涉到了中国古代的“天圆地方”和“东天西地”的宇宙观和阴阳观念。“天圆地方”观念，在中华民族的远古神话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还在民众的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东天西地”的观念，从字面上看说的是方位观念，而实质上则是阴阳观念。古人说：“河图弓弓之阳运已去，洛书乙乙之阴运已来；洛书太乙之夜运又去，河图太弓之昼运复回之故，月落西地，日出东天矣。”国家大剧院的“圆”对着人民大会堂的“方”到底好不好呢？从中国的风水学说和阴阳学说来看，如果国家大剧院建在人民大会堂的东侧的话，那就既符合了“天圆地方”之说，又符合了“东天西地”的观念。而面对现在这样的布局，即人民大会堂在东、国家大剧院在西的反中国传统文化设计，只有借助于中国古来社祭的原理来调整风水，以求和谐平安之途。北京城南有天坛，北有地坛，东有日坛，西有月坛，中有社稷坛，形成了一整套祭天地、祭社神（社祭）、祭社稷的仪式，帝王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些仪式而达到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江山永固、帝延永祚的目的。古时，人们为了祈求五谷丰登，每年都要在规定的时间举行社祭，祭祀土地神，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就叫“社”。社祭所表达的，是古人对乡土、对国土、对五谷的一种深厚的情怀。中国的社祭，以五色土为基本符号：东方青色，南方红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中央黄色。具体地讲，东方多种水稻，呈现为青色；南方多红色和紫红色的土壤，呈现为红色；西北方干旱，盐硷土壤，呈现为白色；中原是高原土壤，呈现为黄色。

　　中国古代和现代城市布局出现的区别，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在50年代，为了追求城市的建设规模和交通的通畅，拆除北京的城墙一时成风。古代城墙被拆掉之后，首都北京就变成了另外一番模样了。为了发展工业，在北京的西郊又兴建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首都钢铁公司。随着西北风的侵入，使整个北京在几十年里成为一座灰灰暗暗、烟雾弥漫、蓬头垢面的城市。这样，在国际上还怎么凸显它的美丽呢？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新的高大建筑物相继拔地而起，老北京的民居，在隆隆的铲车推进声中成片成片地被夷为平地，曾经延续了几百年之久的老北京的棋盘文化和胡同文化，几乎破坏殆尽而不复存在了。北京的胡同文化与上海的弄堂文化，原本是体现着两种不同文化概念和都市文明的两种市井文化。由于胡同文化以及在胡同中酿造、滋生、发展起来的其他文化特点（如京腔等）的被破坏、被放逐、被遗忘，北京的京派文化的特点及其与海派文化的差异，也就在历史的烟尘中归于悄然消失，只剩下大运河、中南海、故宫、北海、白塔等寥寥可数的历史遗迹，供喜欢怀旧的市民们远远凭吊了！总之一句话，历史证明了，20年前开始的以欧美的建筑模式来改造和建设北京的这一进程，显然是短视的、错误的。中国应该吸收欧美城市建筑有用的东西，并化为自己的血肉，最终展现我们自己的建筑风格和城市风格，才是唯一正确的决策。在北京，南北一条中轴线长达8公里，贯穿全城，东西一折为对称。长达10公里东西长安街，由东向西形成一条城市大动脉，把整座城市隔成了南北两大块，却也因此加深了、或形成了历史上原来就存在的北旺南弱的城市格局。地处长安街北边的市区，自然而然地旺起来，而南边的市区却依然落后于北部。在西长安街的延长线上，于木樨地一带建了一座钓鱼台的引桥，在东长安街上盖了一个巨大的、但动线不畅通的东方广场，这两个建筑破坏了天安门广场前的长安街的整个交通动线。我认为，陈希同所以下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破坏了北京市的棋盘文化格局和胡同文化网络。中国应该培养一支由中国建筑师挂帅、吸收西方建筑基本理念的建筑师队伍，来辅助做中国的建筑，这样才能树立起自己优良的建筑风格。

　　中国国家大剧院是由法国的保罗·安德鲁先生设计的，中央电视台的新大楼的“Z”字门是由荷兰人设计的，奥运“鸟巢”是由瑞士人设计的。在某些建筑的设计中，国外的建筑师的设计理念是比较前卫、比较新颖的，而中国的建筑师永远也跟不上西方现代的建筑理念。那么，中国的建筑要走向世界，要有新的建筑物，就不得不用外国的建筑设计师。比如奥运“鸟巢”最近有了一个很好的改变，就是利用一些中国的基本概念来变化的。我们不应该让西方的建筑设计师利用我们的奖金来验证他们的某种新的建筑结构和外形设计，而应该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包容之下，吸纳他们的大胆创新和超前的整体构思的观念，以协调和保持我们的建筑生态的平稳。一个伟大的建筑应该不露痕迹地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它既能让人眼前一亮，又不会给人一种很突兀的感觉。比如，英国的千一馆，也是一个倒扣的碗状，与天体不能形成对应。所以，建筑师们又在这个倒扣碗上加了几个伸出的支架，这种支架就把这个倒扣的碗支撑住，形成尖端放电系统。但这么多支架，这么多中心，也就造成了建筑物的不协调。再看千一馆周边的道路、酒店、饭店、公共汽车站、船舶码头、地铁、公交车辆、私家车停放、相应的配套设施等等，都不能与它相协调，相配合，因为它没有与天体相融合，没有形成对应关系。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中西文化的最高点是相通的，两者的互补性远远大于冲突性。建筑如何才能做到“洋为中用”是一门高超的学问。韩国人吸收外来的东西就做得比较好。在南韩，有一个38岁的建筑设计大师，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钢缆悬挂玻璃顶室内体育馆，而美国和英国的建筑设计师在这项设计中只是个配角。这个设计在国际上得了大奖，使南韩的建筑水准在国际上也大为提升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为什么不培养一些具有中国建筑特色的设计师呢？中国的风水观念、阴阳理论和与自然环境协调的概念，远远超过他们。总之，安德鲁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不合理的地方有以下几点：第一点，与周边环境不适合；第二点，与“天圆地方”的世界观不符合；第三点，交通动线不顺畅；第四点，所有的东西都在地下形成；第五点，没有考虑到北京的沙尘暴和冰点现象。对于安德鲁设计中的这些问题如何化解，我认为，国家大剧院既然已经开始兴建，如果现在把它拆了，是不现实的。可以利用中国的文化观念和设计理念，对它进行一些改变，如在大剧院的顶部封顶的时候，以五色土为主体进行一种布局，底下的玻璃体与钛合金的旋转体形成的方向，也用五色土进行一种纹饰。这样的话，使原有的设计回到中国人的“天圆地方”理念上来。虽然在外形上国家大剧院的建筑主体仍是圆的，但性质已变了。

　　另外，还要用中国的大一统理论对国家大剧院设计不好的地方进行修补，将可能出现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大一统的理论，具体地说就是：东方甲乙戊为青色；南方丙中央以为土属黄；西方庚辛丁属白；北方巳壬癸属黑。把这些都融在一起也就形成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东南西北中与五色相对应，中央是黄土高原，南方是红色，北方是白沙，东部是青色的森林或者是大海。以四季而论，由四季风开始，春在东方，刮东风；夏在南方，刮南风；秋在西方，刮西风；冬在北方，刮北方。这样把五行与四方的关系形成一个大十字，就构成了大一统的概念。北京城建筑的形象特点，就是按照楼宇合图，后添八卦，东为本，南为木，西为金，北为水，土聚中央的基本概念。昆为土地，为母，为方，为了使中央的土与昆形成一致，那么该建造一个圆的还是方的，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概念。在古都北京，以往皇家的所有建筑都有自己统一的特色。如今，我们后人在这块土地上设计建筑时，也一定要在遵循和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既有兼容并包的胸怀，又不能有悖于、更不能损害当地的整体建筑格调。一个大作家、大画家有自己的风格，一个城市的建筑亦然，也要有自己的风格──格调，没有自己的风格或格调的城市，就无异于失去了自我。

cy956

从中国文化理念看国家大剧院设计

洋洋洒洒千万言，就是不知道——中国现在还有什么文化理念？
在一种正体一个正党下，文化是用来粉饰太平的玩意儿，
和道士画的符和尚念的经是一类的东西，和老婆娘的裹脚布
和张艺谋的大红灯笼也是一类的，
只要能为正治服务，那就是好玩意儿。
所以，用文化来反文化没有用，根本上说这个问题和文化无关，
当正治强奸了文化，你还在说那是因为文化美或丑，
是因为文化穿的是裙子不是裤子。。。。。

敲这段文字时，只能用“正治”来代替，感觉就是中国的
文字，在这么小的地方，就在忍受着强暴！还谈什么大剧院？

JXNCZQY

也是一种悲哀！

qinchao_qc

简直就是大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