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中日大决战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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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

南京失陷之后，战胜的气氛笼罩了日本军方和内阁，他们认为日军通过速战速决，已经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已经战败。于是，他们摆出一副战胜者的姿态，等着国民政府去向大日本帝国政府表示乞和投降。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

12月21日，这些傲慢的“战胜者”实在有点耐不住了。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请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出面充当说客，向中国政府转达帝国政府提出的基本条件。中方如全部承认，则以此为讲和条件。

日方提出的条件是：

（一）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向日本乞和；

（二）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三）华北、华中及内蒙设立非武装地带，但日军根据需要，可以在非武装地带自由驻军；

（四）华北、上海由中日共管；

（五）中国应偿付日本所要求之赔偿。

陶德曼大使看过这些条件，两肩一耸，大摇其头，认为这样的条件太过份了，“估计中国方面接受的希望甚微。”

然而，蒋介石尽管也在此期间表示愿和谈的意思，但却无论们何也不敢背着人民答应这样的条件。

1938年1月11日。

天皇对大臣们说：“如果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再以该政府为解决事变之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并与之签订调整两国邦交之协定。日本将协助新生中国之建设。”

天皇还指示：日本对拒不投降的国民政府将采取措施使之毁灭或纳入由日本扶持的新政权之下。

事实上，在这之前，他们已于1937年12月1日，在内蒙搞了一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又于12月14日，在北平搞了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又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持政府。

日军在华北、上海的进攻以及南京的失陷，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美、英等国在长江中、下游范围的实际利益，因此，此时美、英也转而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抗战。正是在这种情况和中国人民抗日高潮的进一步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下与日谈和的企望，不顾日方的恫吓威逼，调兵遣将，部署抗战事宜。

日本政府认为“由于不能忍受中国方面的态度”。于1月16日，由近卫首相发表政府声明：

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机会已及于今日。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策动抗战。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

蒋介石对日本的政府声明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以同样强硬的态度回答日方：宣布召回驻日本的大使，关闭大使馆，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

这一手出乎日本意料，也于1月20日赶紧召回日本驻中国大使。

此时，两国之间，都唯恐自己态度不够强硬。断交，处于实际战争状态。仗，尽管打。大打大陪，小打小陪。但是，谁也不去首先履行那纸宣战的公文。

近卫首相向全世界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还要另外扶持新生中国政权，这大大刺激了蒋介石的自尊心，毅然辞去所兼行政院长等行政官职，宣布从今以后，专门率军打仗，与日本侵略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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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卫内阁认为，蒋介石要坚持长期抗战，主要依靠外国支援，在近卫首相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同时，还制定了“国际施策”。其核心内容是：破坏第三国对蒋的支援，使各国外交使团脱离中华民国政府。特别要作好法、英、意、德，捷克等国的外交工作，使其停止从物质和道义上援蒋。

在希特勒德国及其伙伴意大利的全球战略中，远东是其重要一环。因此，他们既同日本又同中国建立比较密切的军事关系。特别是德国，大批的德军顾问，从1928年起就一直在 蒋介石的军中供职。在许多部队中，德军顾问配到了营一级的单位，德国曾卖给蒋介石数量可观的枪械，以及飞机、坦克、装甲车这些现代化的军事装备。

日本外相广田为了破坏德、中关系，抓住希特勒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之仇这一特点，到德国大肆游说，指责蒋介石政权跟斯大林打得火热，在希特勒的耳边吹“中国逐步接近共产党”；“国民政权将陷入共产党的谋略中”；“蒋介石的抗日行为是受了斯大体俄国的唆使；抗日路线是建立在容共、联共的基础上，是苏共的帮凶等等。

经广田外相这一出色外交挑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中国抗战的看法有了明显转变，由最初的同情中国抗战，转向怂恿日本打中国。

1937年9月初。

蒋介石派孔祥熙去柏林活动。孔要求会见希特勒，希特勒拒不接见，并于10月下令中止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的协定。

德、意两国情况如此，而美、英等国又怕惹火烧身，采敢中立态度，不介入日、中冲突。国际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

1938年1月中旬。

蒋介石在汉口军委会驻地，召见军委会高等顾问，武将外交家蒋方震将军，分析讨论目前中国面临的外交困境和打开困境的办法，主要策划了对欧洲的外交谋略。会谈之后，蒋介石决定派蒋方震出使欧洲，同日本展开外交战，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蒋介石指示蒋方震，要尽一切手段，破坏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合作，至少要说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要和日本槁得那么热乎，不要支持日本打中国，同时，使其不阻止和妨碍中国政府的自主抗战。

蒋方震，字百里，时年五十五岁。百里从小聪慧过人，被誉为神童，曾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成绩名列榜首，受到日本天皇亲赐指挥刀的奖赏。后又去德国军校深造，因才华横溢，深受德军最高统帅兴登堡元帅和著名军事家伯卢麦等人器重。百里在军事上造诣高深，精通英、日、德数国语言。百里此次以蒋介石的特使身份出使欧洲，深感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因为，日本外相已在中国之前，与德、意法西斯领袖说了中国许多亲苏通共的坏话，为了完成使命，这位外交家很是费了一番心思，才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角度——以其人之技，治其人之身，干脆，我们也说日本人亲苏、亲共，以离间德、意、日之间的关系。

百里将军来到罗马，想了不少点子，费了许多周折，才争取到意大利独裁领袖墨索里尼的接见。

会谈开始，百里单刀直人，把话题扯到最近日、德、意三国成立防共协定问题上。他说：“尊敬的领袖，近来外间舆论纷纷传言，说贵国将参加德、日防共协定。敝国人士对此深为忧虑。”

法西斯领袖抬起肥硕的大脑袋，满腔杀气。

百里胸有成竹，不卑不亢他说。“日本只是在口头上高喊反苏反共，其目的是借德、意反共，而自己好从中渔利。”

墨索里尼脸上的杀气渐隐，变成了狐疑。 百里接着说：“日本高喊反苏反共，可是他们有一点反苏反共的实际行动吗？实际上日本在暗地里和苏联偷偷摸摸拉关系，在中国问题上，就充分暴露了日、苏勾结的阴谋。苏俄一直想染指中国领土，策划外蒙分裂出中国；日本欲灭亡中国，继派兵强占中国东北之后，又向关内进攻，日本的战略企图是从我国东北，自北而南推进。他的关东军绝没向苏俄开一枪、射一弹，而是向南进攻。苏俄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早就与日达成默契，暗地支持。

墨索里尼十分惊愕。

百里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德、意两国在远东忠诚的朋友。日本既和苏共搞在一起，就不可能是德、意两国的真正朋友。日本进攻中国，破坏中国独立统一，实际上是破坏德、意
两国在远东的利益。”

百里的话，使墨索里尼的看法有很大转变。对德、日、意防共协定问题，感到尴尬。他结结巴巴地，极不自然他说：“关于意大利参加防共协定的事，我想，这是个无所谓的问 题。德、日签订了防共协定，而中国与德国友好如初；假使意大利参加这个协己我断言，绝无伤害中国之意。”

意大利领袖表示“绝无伤害中国之意”，已达到了百里此行的目的。

接着，墨索里尼又安排他的女儿齐亚诺夫人会见百里。齐亚诺夫人秉承其父之意，力劝中国不要与日本再打了。因他们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会在战争中被日本灭亡。

百里竭力向意方解释，“中日之战是由日本侵略中国引起，中国只是为了保土保民进行应战抵抗。日本不停止侵略中国，抵抗也就不可能停止。”

百里从罗马来到柏林，会见了纳粹党法定接班人、空军元帅戈林。百里仍像在意大利时那样，以狠狠揭露日本政府亲苏通共来展开外交。

戈林腆着个大肚子不相信中国特使的“揭发”。说日、苏两国有着很深的历史仇恨，现在又都在亚洲有着厉害关系（都欲称霸亚洲），因此，日本防共不是假的。

百里见在意大利利用的经验不灵，灵机一动，又冒出一个新点子。

他针对希特勒搞的打倒大资产阶级，扶持中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贫困）这一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路线，绕着圈子说：“日本是东方的工业国，其财富十之七八握在私人大企业家之手，而军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言，日本早已具备。二十年前，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在日本销行一百万册以上。”

照此说来，日本这个工业发达，无产阶级众多的国家，不但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在危机，而且在二十年前，就有那么多人接受马克思的理论，说明那里共产党的势力已相当强大，随时有被共产党夺取天下的可能。你德国发誓要摧毁马克思主义，却又与这样的国家称兄道弟，结为盟友，不是很危险的吗？

戈林觉得很惊奇，不住地搓着胖乎乎的双手，睁大眼睛想插话。

百里却像放连珠炮似地无情揭露日本政府秉承天皇旨意通共的罪行。他说：“日本外相广田就是个亲苏亲共分子，他曾口出大言，说有我广田在位，日苏绝不会发生战争。日苏两国关于中东铁路的悬案，就是在广田一手操办下，得以‘友好’解决的。”

更使戈林吃惊的是，百里煞有其事地揭露出，“日本在同德国签订防共协定时，广田却瞒着德意两国，私下与苏俄结盟。广田还特地向苏联驻日大使悄悄声明，日本虽然签订防共协定，但日本绝不对苏联有不友好的行动。苏联报纸还曾公开报道过此事。日、苏暗地勾结已成为国际上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了，不知贵国有何感想。”

戈林听了中国特使的这些话，闪着狐疑又惊讶的目光，说“你的话倒是很新奇，”于是，这位希特勒的法定接班人，就转而担心中国打不赢日本了，他深表同情和关心的说：“中国军民的牺牲精神，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了，也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同情，不过，你们得充分注意自己的实际力量，我认为你们的力量到底还是不够呀！”

百里趁机说：“我们坚持自主抗战的原则。不过，我们也承认，我们的物质条件还比较落后，对贵国的经济互助和军事上的科学指导，不能不寄以厚望。”

戈林说：“可以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