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台湾地下共产党员的命运

设计者

台湾苗栗山区是客家农民的聚居之地，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这绿色的山峦成了中共地下党员们饮恨的伤心地，纠葛着人性的恩怨情仇，有最美丽的，也有最丑陋的。博州、国媛、我，还有其他几位４０岁上下的人，不自主地承担起延续历史记忆的义务，目的不在于说谁是烈士、谁是叛徒或谁是正义、谁是邪恶，而是首先忠实地面对中国人走过的路，深刻地反省和反思。

　　只有到了这几年，国媛才理解为何自己年纪轻轻时，父亲就急着把她送到国外，明白了那些常到家里来的叔叔伯伯们是些什么人，父亲跟他们谈话时神情为何总是那么沉重，为什么父亲会在情报机关调查局工作，又为什么急着离开。父亲过世前吐露自己活得太辛苦了，答案早就寄存在生命的感受中。由博州所整理的口述历史清晰地呈现。国媛的父亲黎明华在口述中回忆：“我从苗栗走了一天的路，到龙潭一个梁姓群众的家里，吃了晚饭，准备与另一干部刘兴炎会面，但时间到了，他却没来；照理，我不但该马上离开，也应该通知相关人员即刻撤离；但是，因为走了一天的路，很累，想休息一会儿再走；不料竟一睡就像死猪似的睡熟了。就这样，在睡梦中被捕。”在同一追捕行动中，另一位地下组织成员刘云辉则如此记述：“有一天，我在山背后做事的时候，听到几声枪响。后来，我才知道，特务已经追到这里来了，徐迈东逃避不及被当场打死了，孙阿泉则跳坑底逃走了。这样，我们所有的群众点都已经被破坏了；情势的变化使得一般民众也不敢收留我们了，我只能在野外四处游走，夜宿炭窑顶，靠着偷挖人家田里的地瓜来维生。最后，我来到头屋乡的番仔寮坑，我和孙阿泉事先联络要在这里会面。孙阿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了，可我看他脸上的表情已经不太一样了；接着钟二郎和陈福星也来了，我心里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陈福星看到我眼泪就流出，过了一会儿，他才向我表明，他是要来带我出去的。我跟他说：‘当初是你带我进来的，今天你却要带我出去，我们彼此的立场已经不同了，对我来说，你已经变成最凶恶的敌人了’陈福星听我这么说，也没有反驳什么，仍然流着不甘愿的泪劝我说，组织已经完全破坏了，再不出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要我们留一口气在，日后总是还能起作用的……这样，我就跟着陈福星、钟二郎和孙阿泉走下山，走到半路，一辆大卡车早已停在那里等着我们了，上了车，我发现曾永贤也坐在车上。当我们坐的卡车从山上下来，进入苗栗市区街道时，望着沿街站立的一盏盏的路灯，几年来一直生活在乌黑山林的我，突然感到自己……”

　　这些是前中共地下党员们在事件发生４０多年后的口述，至于国民党当局如何记载这些事情９０年代初，原来在国防部保密局负责抓人的谷少文少将终于站出来现身说法，这位操着中国北方口音，嗓门仍大的老人还带出了一本过去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这份文件公开付梓，成为迄今有关５０年代台湾政治案件最重要、最有系统的官方记录，包括时间、案情、综合检讨以及主要涉案人员名单和处置方式。其中抓人最多的两个案件是“匪台湾省工委蔡孝乾叛乱案”和“匪重建台湾省工委陈福星叛乱案”，其他百余政治案件中许多是以上两个案件的延伸。

　　关于陈福星案，文件的相关记录如下：“３９年民国５月，以陈福星为中心之北部台共组织已设法与匪共中央取得联系，接奉匪共中央１９５０年４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级匪干商讨建立临时领导机构，至３９年底，全省各地匪党组织已再具规模，赓即发出‘１９５０年工作总结’，检讨过去失败教训，具体指出以后工作方针，再度展开活动。在重整过程中，匪干周慎源与主要负责人陈福星发生歧见，不服陈之领导，陈乃于４０年春改组领导机构，开始整风，发出《向偏向斗争》一文，列举台湾知识分子的特点、弱点和所谓台湾知识分子的偏向、包袱，并指出改造道路……运用劳动方式建立基地，在劳动中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同情，利用山乡行政薄弱的地区，建立据点，加强气节教育，训练必死决心，清除不稳分子；必须走小路、走夜路、反对太平观念，时时提高警觉……匪党重整后的省委组织，经我情报机关配合行动后，至４０年８月止，匪地下主力被迫从桃园、新竹转移至苗栗地区，该地区在地理环境上，存在着复杂的山脉、溪流与绵密的山林，形成于匪有利的山川地带，且该地农村副业发达，需要大量生产劳动力，匪首陈福星及其领导干部曾永贤、萧道应等，均潜窜于这一地区，企图生存和发展。根据上述地形与山区农林社会特有环境，如果要进入苗栗山区进行布置渗透之工作人员，必需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有劳动经验的知识分子，并懂客家话。二与陈福星或曾永贤等有组织上渊源。三在苗栗地区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可以初步立足，作为深入的跳板。根据上列几项需要，如在我方工作同志中找寻符合这类人员，事实上很难找到，因此，惟一办法是向敌人内部去找，经过自新人员刘兴炎、黎明华等建议……”

　　以上的文字记录勾勒出１９５０年后在苗栗山区所发生的事。即使事隔这么多年，那一幕又一幕似乎仍历历在前：国民党军警的搜山追捕，片片段段的武装冲突，夜里他们彼此喊话，痛苦与泪水交织一片。不只是苗栗山区，那两、三年全省山区的武装据点都重复着类似的情节。重要的领导人被押至大牢里，许多被送到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另一些则送到绿岛，在孤岛上一蹲就是十几年，耗掉了宝贵的青春，等到回到家时，人事景物全非，顿有换了人间的恍然。此后重新投入社会生活时，过去的事被刻意埋藏在记忆的深处，公开的场合中绝对是禁忌的话题。事实上，它只片面地存在国民党官方绝密的档案文件中，除此以外。没有人敢触及。直到１９８８年蒋经国过世后，台湾政治环境改变，以前的地下工作者们才陆陆续续地公开出来组织互助会，系统化的历史调查研究始出现。博州是年轻一代研究者中最出色者之一，他把白色恐怖的研究赋于文学的内涵，再变成小说、纪录片和电影，让历史记忆进入新一代人的真实生活中，唤起反思意识。马场町的枪决刑场成为最重要的历史现场，地下党员们就义前的情景终于被忠实地记录下来。博州所主持的《５０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就义者郭？琮的妻子林至洁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枪毙，有时１５个，有时１９个这样抓出去；这些人被抓出去时都很镇定，他们不是呼口号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呼的口号就是‘共产党万岁’或‘毛泽东万岁’‘中国民族万岁’只要窗户关了一半，不让我们看，我们就知道当天有人要被枪毙了。郭？琮枪毙当天，我爬到窗口，因为他是关在楼下，我关在楼上，我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他也叫着我的名字……”

　　这就是当年革命者无惧无畏的写照，然而这背后还有更大的时代背景。１９５０年，中共地下党发展迅速，在各地建立武装据点，为的是迎接解放军渡海来台，台湾岛内人心浮动，期待全中国解放历史时刻的来临；然而６月份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情势，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大陆和台湾在地理上被一刀割断，地下党员们所迎接的解放军终究没能来，加上国民党记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实施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工作，首先强迫地主减少佃农的租金，接着又以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公债补偿的方式逼迫地主出售土地，再分配给佃农。如此一来，革命力量的社会基础被大幅削弱，农民们为了保护自己刚获得的利益，不仅不愿庇护中共地下组织，反而催着他们赶快离开，走向逐一被捕杀的结局。附带一提的是，朝鲜战争不仅划开了台湾海峡，也使得两边的政权得以关起门来，从容地巩固本身的脚步。大陆方面，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展开，原国民党在社会基层的骨干分子也受到严厉的镇压。

　　地下党员们在马场町被枪决后，依惯例遗体由家属领回，但也有不少人尸骨不知去向。１９５２年８月，苗栗铜锣徐庆兰被枪决，尸骨无踪。他的妹妹曾梅兰也坐了１０年的牢，出狱后一直找不到固定的工作，所有公司的老板害怕惹麻烦，不敢收容她。曾梅兰只好四处打零工为生，偶尔回到铜锣，父母都对她再三叮咛一定要找到哥哥的坟墓。因此只要有空，曾梅兰就骑着脚踏车，到台北每个墓地去找，结果一无所获。１９７４和１９７６两年，父母双双过世，临终特别叮咛的还是这件事。１９９３年５月，曾梅兰认识的一位捡骨师偶然间在台北六张犁公墓的一处草丛边看见一块碑石刻着“徐××”字样，他知道梅兰的哥哥姓徐，却不记得名字，不过他还是跑去告诉梅兰这件事。隔年，梅兰拿着除草的镰刀跟着捡骨师到现场，除去野草，擦拭了字迹模糊的墓碑，上面正是“徐庆兰”三个字。曾梅兰事后说：“我的心非常痛非常痛我想，找了那么多年了，终于给我发现了啊我爹娘交待几十年了，现在才给我发现”曾梅兰接着意外地发现四周还有类似的碑石，她一个个找下去，竟找到３７个形状一样的碑石。很明显，墓主都是当年音信杳然、曾让家属们牵肠挂肚的政治犯，他们无语问天，在这野草下静静地躺了半个世纪。曾梅兰立刻打电话给当年跟她同监的林丽锋，林是“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于是该会全力参与这件事，找到当年埋葬这些人的老人，然后又循线寻获另外两个埋葬枪决犯的地方。这些墓碑的发现震撼了整个社会，家属们赶来认碑，现场满是辛酸泪水，仿佛突然间唤醒了一场埋藏了５０年的噩梦，又庆幸失踪的亲人终于回到了身边，哪怕早已是白骨一堆。

　　最后，互助会找到了１６３座政治犯的坟墓，并发表声明说：“这些被屠杀的尸首，或因来自外省，在台湾没有亲人领尸，亦无朋友敢于认领；本省籍或因家贫无力支付狱卒巨额赎尸金，或因极端恐惧而不敢认领归葬，最终由国府当局交由殡仪馆草草掩埋于公墓之隅。于是孤魂枯骸，局促荒野，无人尊祀，与一时代暴力、逮捕、拷讯、刑死的历史，同遭湮泯，长达４０余年。以‘反共’、‘国家安全’为借口的暴力，使谎言、诬陷、懦弱成为制度，正义与自由枯萎殆尽，良心麻痹，恐怖和暴力横行，同胞相疑，两岸血肉相憎相残，在我们的心灵和生命中，造成深重的残害……”

　　物换星移，历史真相得以逐步还原，不过在史料上仍有一极大的缺憾，即有关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的照片极少，几乎是没有，似乎没人见过政治犯枪决前后的照片纪录。不过今年春天，我却在一处照片档案室的小角落发现一袋照片，打开一看大吃一惊，里面有一组枪决政治犯的照片，包括原国民政府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以及原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等人遭枪决的照片，他们均被控以受中共鼓动谋反的罪名。１９４７年，陈仪主政下的台湾爆发“二·二八”民变，台湾人民因厌恶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出现全岛性的暴动，陈仪协调未成，竟由大陆调兵镇压，造成严重死伤，也在台湾人民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一道深刻的伤痕。陈仪并未因“二·二八”事件而遭受惩处，只是调回大陆避避风头，没想到却因意图投靠中共而又被国民党押回台湾。１９５０年，陈仪被送到台北刑场枪决，行刑前未穿囚衣，未上镣铐，反而一袭白西装、戴领带、神情从容，这位曾被视为蒋介石亲信的军人显然仍受一定的礼遇。台湾人民看见陈仪行刑的照片，内心有着复杂的感受。

　　至于吴石案亦为国共内战的延续。吴石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期间由中共地下党策反，提供国军布防机密资料。１９４９年，吴石奉命跟随国民党来台，利用其军事首脑的地位，收集机密军事情报以作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参考。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共华东局派朱谌之利用在台的亲戚关系进入台湾，与吴石联系传递情报。朱谌之与吴石一共见面七次，同时又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１９５０年２月，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回到浙江定海。然而不久蔡孝乾被捕，竟和盘托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并将吴石隔离审讯，查出一批担任其内线的高级军官。保密局在“对本案之综合检讨”中写下：“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此案最后枪决了６人，包括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联勤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聂曦、王正均上校以及朱谌之。

　　１９９４年台湾《传记文学》有回溯吴石案的专题报导，包括来自大陆方面原地下党联系人黄仲廉的完整证言，文字资料十分详细，至于新发现的这一组照片可说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最具震撼性的影像纪录。这些照片已在台湾巡回展览，让白色恐怖的事实永远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

　　什么教训呢？半世纪以来，幸存者以及受难者家属各有境遇，有的长年暗夜饮泣，埋名隐姓；有的穿起西装打起领带，没入商业社会的洪流；有的则投身国民党政府部门，甚至最后当了国民党的大官；当然，也有的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组成劳动党，在办公室高挂着毛泽东的肖像，或组织车队上街游行，呼吁民众支持两岸的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