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史论事]：太平天国史研究之我见

采薇

内容提要

　　太平天国运动提出了与历次农民战争不同的施政纲领，初步担负起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主张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些历史功绩是无法否定的，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意义。

　　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次农民战争，也带有农民阶级本身的弱点，最后失败也是正常的。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其成功的经验及失败的教训。我们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探讨与争鸣，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要把它骂倒骂臭，太平天国是骂不倒的。

　　太平天国史的厄运

　　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位朋友听到社会上有些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议论后对我说：“看来太平天国不行了。”我说：“太平天国作为一次运动，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不行了。但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个近代史上的历史事件，它却是永远存在的，至于学界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褒贬，那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当然，我明白这里说的“太平天国不行了”是指对这场运动的评价。确实，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太平天国运动大有骂倒之势。理由概括起来大约有这么几条：一曰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曰太平天国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任意烧毁经书；三曰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是邪教。我把这些贬评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厄运，是因为这些贬评来势很猛，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有学者、教授，也有从事文化事业的工作者，也有党政机关干部，文章发表不少，但很少有过争论。讲的是否事实，是否客观，也很少有人去问个究竟。有些历史研究者虽然有不同意见，但以为对方不是搞专业历史研究的，因而又常常不屑一顾。其实，对一个历史问题，突然多头并发来阐述一种观点，就不是一个简单认识问题，而是一种思潮了，它的出现必有其社会和历史的原因。思想界和学术界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一些探讨，必要时澄清一些问题，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听之任之的态度总是不可取的。

　　其实，在对太平天国的贬评中，有许多观点还是可以作具体分析的。如关于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的说法就有欠客观。清中叶以后，生产力已十分落后。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农业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社会日趋萧条和贫困。而鸦片战争的爆发，门户失禁，鸦片可以任意输入，严重摧残人民的健康。加上白银外流，国家财政也十分困难。就生产力而言，此时的中国比欧洲整整落后一个社会形态，欧洲处在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而中国则仍然停滞在自然经济阶段。太平天国运动触动了这种停滞不前的生产力。他们曾经想用《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来改造旧的生产力，不论效果如何，其动机还是应该肯定的。

　　至于说它破坏传统文化，烧毁经书也应作具体分析。在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两次反传统运动，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一次是五四运动。它们所反对象都是孔教和儒学学说。只不过五四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武器，而太平天国则因没有掌握科学的武器而使这次反传统的斗争减少了应有的效果。但它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反传统斗争，其历史意义也是不容否定的。长期以来，孔教和儒学就像一座大山把中国人民压得透不过气来，太平天国敢于举起义旗，确实是要有巨大勇气的。这是进入近代后中国出现的由农民战争领袖发起的一次反传统斗争，尽管出现了不加分析地“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过激行为，但因此而否定太平天国反对封建传统的积极意义也同样是偏执的，笼统地把它称之为“破坏传统文化”更不可取。

　　至于指责拜上帝教是邪教也欠慎重。邪教是有其特有的本质和概念的，一般说，邪教是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人类、反社会的。它裹胁和残害的对象主要是无辜百姓。而拜上帝教则是由基督教演化而来的，虽然也是一种迷信组织，但它的主旨是反清的，是提倡平等的，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因而，把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说成是邪教当然不免牵强。

　　无法否定的历史功绩

　　如果对太平天国运动从总体上进行评价，那么既要看到农民战争自身的弱点，也要看到这场运动为历史为社会所提供的新东西。太平天国的许多历史功绩是无法否定的，是客观存在的。

　　其一，太平天国运动和历次农民战争所不同的是它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作为自己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次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从分配标准来看，分田不论男女，体现了平等思想。按人头分地，不能理解成绝对平均主义。但是，《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生活资料统归国有，这才是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样就失去了农民拥有土地的意义。这个纲领基本上没有实行。但在革命进程中，它却是当作一种理想被提出来的，曾经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并且为历史提供了新的东西，是可贵的。太平天国的另一个纲领《资政新篇》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如鼓励兴舟辑之利，兴车马之利，兴邮亭，兴宝藏；主张让百万富翁兴办银行；鼓励创造发明，允许发明者自专其利等。洪仁?说，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与“番人并雄”。其进步意义十分明显。

　　其二，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初期。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它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一样，都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太平天国从金田揭竿，矛头就指向清王朝，把清朝皇帝称为“阎罗妖”，悬赏“有能擒狗挞子咸丰来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则把予头直指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太平天国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给清王朝以深重的打击。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哀叹，这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至于反对帝国主义，太平天国的旗帜也是很鲜明的。1853年，太平天国刚刚定都天京不久，杨秀清在答复有关不平等条约时就认为，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能有“主从之分”，对不平等条约不予理睬。在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曾经多次给外国侵略者以打击，洋枪队首领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等都死在太平天国的刀口之下。反帝是和爱国的立场紧密相联的。1862年有个外国侵略者来到南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当即严词驳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美国人呤?问李秀成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驻有外国领事馆的上海，李秀成说：“因为外国人对我们破坏了信约！”“他们公然派本国军队，前来侵犯我国疆土”。洪仁?在总结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时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太平天国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太平天国的反帝反封建，在近代中国起了开启作用，是应当给予充分重视的。

　　其三，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万国皆通商。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鸦片输入成为合法，在中国许多地区鸦片泛滥成灾。因此，对鸦片输入的态度，成为外交上是否独立自主的试金石。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对鸦片输入的态度是很强硬的。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卢恩·包令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本来英人是希望鸦片在太平天国辖区里能自由输入，而杨秀清主张“害人之物为禁”，无疑是给侵略者当头一棒。英人呤?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也说：“太平天国法律以鸦片为违禁品，吸者处死，一切违法者均斩首不贷。”这说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对太平天国的主权从来没有含糊过。在和外国人的往来方面，太平天国的政策则十分灵活，他们积极主张和外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不久，杨秀清便向英人表示，在太平天国辖区里做生意，可以“自由出入，随意进退”。外国人或“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

　　如何看待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作为一次农民战争，失败是正常的。因为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只在于打击腐朽的封建势力，扶正历史前进的轨道。至于自身的历史归宿，或则被地主阶级镇压下去，或则如同刘邦、朱元璋一样，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在这样一个总的前提下，对太平天国的事业就不应过于苛求，实事求是地指出由于他们所犯的错误导致失败的事实，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运动，或者任意贬低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

　　太平天国运动从起义到失败历时14年，要历数他们的缺点或错误，恐怕可以提出几百条几千条。例如，金田起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徘徊在紫荆山周围，缺乏进取；起义酝酿期间洪秀全承认和导演天父下凡、天兄下凡；起义之后没有尽一切可能争取知识分子，不能把反孔和争取知识分子统一起来；还有建都天京、孤军北伐等等。但最主要的主观原因应当是：迅速封建化，并导致腐败丛生。尽管太平天国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封建意识形态，即孔教和儒学，但由于没有找到新的批判武器，跳不出封建主义的框子，于是新建立起的政权实际上也是一个封建王朝。特别是在建都天京后，由于生活腐败，政治上的争权夺利也就随之而起。天京事变是腐败和争权夺利的大暴露，并由此一步一步把太平天国引向失败。导致政治上腐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神权左右政权。

　　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客观原因也有两条：一是历史的局限。在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发生的农民战争，打击目标是地主阶级，而农民之外，还没有形成先进的阶层足以影响和引导农民战争走向新的历程。太平天国运动尽管是在一些新的思想驱动下发生的，但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思想的影响是远远敌不过封建旧势力对它的影响的。这就是历史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局限。二是外国侵略势力和清封建势力的勾结，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也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客观原因之一。

　　当然，究其原因，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主观原因还是主要的。如果主观上没有犯那么多错误，内部比较团结，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局面，中国历史也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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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历史这么有兴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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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薇（兄），这是你的原创吗？我对历史也感兴趣，不过是古代史。有机会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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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一场腐败的乌托邦试验

作者：雷　颐
“太平天国”是中国、可能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造反起义，在短短几年内就席卷大江南北，定都“天京”，强烈震撼了大清王朝，几乎将其推翻。但如此浩大轰烈的运动，最终仍然失败，当然原因多多，但最根本的还是其自身迅速、严重的腐败。

内　讧

从一八五零年“金田起义”起，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清军，不久就攻占武汉三镇，随后沿江挥师东下，在一八五三年三月攻克向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南京，并在此定都，改称“天京”。

定都天京之后，虽然太平军的北伐失利，但其他军事行动却胜仗连连，尤其是一八五六年春夏，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在江西，太平军控制了全省五十二个州府；在湖北，西征将士保卫武汉，打退清军一次次围攻；更重要的是在天京外围，太平军先后击溃长期直接威胁天京的敌“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天京终于解围。

但就在这时，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的权力之争终于爆发，发展到血洗天京的地步。

“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成为它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洪杨矛盾由来已久，与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体制有极大关系。洪秀全早年自视极高、抱负极大，但偏偏屡试不中，在失意、彷徨、痛苦和憎恨中于一八四三年与冯云山等创立“拜上帝会”。洪秀全从一些基督教小册子中得到启示，认为只有创造万物、主宰一切的上帝是唯一真神，其他一切人们所崇拜的对象都是“邪魔”，必须斩尽杀绝。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之弟，受上帝之命下凡“斩邪留正”。不久，他与冯云山来到偏僻的广西山区传教，信者甚众，准备发动起义。

但就在紧张准备起义之时，冯云山却在一八四八年初被捕，洪秀全急忙奔走营救。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会众发生混乱，面临分裂瓦解。这时，以烧炭为业的杨秀清急中生智，利用当地流行的代鬼传话习俗，忽然口哑耳聋，不吃不睡，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怒责动摇分子，要广大会众遵守天父之命跟“万国之主”洪秀全斩妖杀魔。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 ”以天威神力稳定了众心，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重要作用。

洪秀全营救冯云山归来后，肯定了杨秀清在关键时刻挽救拜上帝会的功绩，承认他“代天父传言”的合法性，承认他受天父特差下凡的地位。这样，太平天国就出现了“一朝二主”的现象。在政治上，洪秀全是天王，是一国之主，位极人臣，称“万岁”；杨秀清是东王，位于洪下，称“九千岁”，洪、杨是君臣关系。但在宗教神权上，洪只是皇上帝次子，而杨却是皇上帝（天父）的代言人，在神权上杨秀清的地位反高于洪秀全，实际剥夺了洪秀全是上帝在人间唯一代表的资格。由于太平天国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所以这实际上成为对洪秀全在现世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潜在挑战。因此，这种政治上的君（洪）臣（杨）关系和宗教上的父（杨）子（洪）间的矛盾，使洪、杨关系一直十分微妙，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伏笔。

由于杨秀清有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在永安建制封王时杨秀清被封为东王，而且“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地位高于其他各王，仅在洪下。不过，由于在神权上杨高于洪，在战斗中杨曾屡次以“天父下凡”鼓舞士气确有实效，所以杨秀清常以“天父下凡”的名义斥责洪秀全，洪秀全虽知这是骗局，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假戏真做，因为神话一旦被揭穿，连自己也被否定。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闭在深宫，耽于享乐，荒于政事，杨秀清更是不可一世，屡为无谓小事斥责、羞辱洪秀全，借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如一八五三年十二月杨秀清曾以洪秀全虐待宫内女官为由，赶到天王府当众怒斥洪秀全：“尔有过错，尔知么？”洪秀全立即下跪回答：“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杨继续怒喝：“尔知有错，即杖四十。”众人一再替洪求情，杨仍下令杖责，直到洪秀全俯伏在地表示愿意受杖才算罢了。有时深夜杨秀清并无要事突往天王府，因朝门紧闭数重，洪秀全迎候稍迟，杨秀清就以天父之名要怒杖洪秀全，洪只得跪求：“求天父恩赦小子迟延之罪！”对天王尚且如此，杨秀清对其他诸王大小官员更是任意打杀。久之，形成许多重大战略和政策都由杨秀清决定，一些典章制度也由他改定，大权由杨总揽的局面。

一八五六年八月，天京外围敌人威胁解除不久，实权在握的东王杨秀清又假托天父下凡，将天王洪秀全召到东王府，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只得答应：“东王打江山，亦当万岁。”杨又逼问：“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又回答说：“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万岁。”这样，潜伏已久的洪杨矛盾不能不迅速激化。面对杨的步步紧逼，洪秀全急忙密诏正在江西作战的北王韦昌辉、在丹阳作战的顶天侯秦日纲立即率部回京诛杀杨秀清。九月一日深夜，韦昌辉率精兵三千赶回天京包围东王府，冲入卧室，将熟睡中的杨秀清杀死。而后血洗东王府，将府中其他官员、卫兵、杨的亲属、仆役等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杀尽。杀戒一开便难封刀，韦、秦之部又滥杀无辜，仅九月四日就屠杀已放下武器的杨秀清余部五千人，一个多月下来共杀两万余人，甚至婴幼儿童也不能免，天京城内一片恐怖。

正在湖北战场的冀王石达开听说天京内讧急忙赶回，想要制止韦、秦滥杀。但此时韦昌辉已杀红了眼，不但不听规劝，反而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慌忙逃出天京，结果，韦昌辉将石达开留在天京的家属满门抄斩。逃出天京后，石达开从湖北调回所部四万精兵攻入天京，斩杀韦昌辉、秦日纲。

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成为众望所归、辅佐朝政的理想人物。但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事变之后，洪秀全对人更加猜忌，只重用洪氏兄弟，处处防备、排挤、打击、限制石达开。石达开忍无可忍，最后率大批精锐部队出走，六年后终在大渡河被清军围歼。

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而且，“天父”“天兄”自相残杀，神话开始受到质疑，信念开始破灭，太平天国的基础开始动摇，预示着以后的失败。

腐　败

“龙廷”还未坐稳，“自家兄弟”就如此互相屠戮，当非偶然，而是腐败空前所致。

在封建社会，反抗统治者压迫的农民战争当然是正义的，但最终却不可能建立一个超越封建专制的特殊政权。太平天国也不例外，早在一八五一年三月，金田起义不久，洪秀全就登基称天王，年末在永安下诏分封五王。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幼学诗》充满“生杀由天子”， “王独操威柄”的帝王思想。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皇权专制、等级制度更是恶性发展。与历代封建皇帝一样，洪秀全本人也以“朕”自称，经常告诫臣民“天下万国朕无二”，“ 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子”，自比“太阳”、“日头”，臣民遇见天王必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真命天子”当然是世代相传，“爷哥朕幼坐天国”，“父子公孙永作主”。不仅天王世袭，各王也都世袭，从高官到基层官员如两司马也世袭，“世食天禄”“累代世袭”，打破了以往封建统治者只袭爵位不袭职位的惯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了后期，洪秀全不顾汹汹群情，给无功、无才、无德的洪氏族人大肆封王，引起他人强烈不满，互相攀比，纷纷要求封王。结果，后来总共封了两千七百多“王”，形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特权阶层，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

太平天国的封建等级之森严，也是史所罕见。早在永安建制时就明确规定“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舆马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违者要受到严惩。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则要下跪三呼千岁。天王出行乘六十四人抬大轿，东王乘四十八人抬大轿，连基层小官两司马也乘四人抬轿。诸王出行有盛大的仪仗队，所有官民都必须回避或跪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倘有继续步行者则斩无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严惩。

自天王以下，王与各级官员的生活也非常腐化，刚刚入城一个月，敌人威胁还未解除，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天王府以原两江总督署为基础，向外扩展十里，每天征用万余民工，拆毁民房万余间。宫中金碧辉煌，重殿叠宇，象征九重天庭。金龙殿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光彩夺目。宫中珍宝无数，在外征战的太平军将领一直源源不断将各种奇珍异宝运到天王府。天王所用王冠、浴盆、夜壶等许多器皿俱以金造。东王府也同样富丽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宝，竟超过了天王府。直到后期，大兴土木之风一直未息，如忠王李秀成驻在苏州，一直与敌紧张作战，但忠王府之豪华也令人叹止，据说仅次于天王府。直到苏州城陷前夕仍一直动工，连后来进占苏州的李鸿章都惊叹“真如神仙窟”、“平生所未见之境也”。其他各王都纷纷修造自己的王府，驻在外地诸王在天京都另建有王府，如李秀成、陈玉成都在天京建有王府。

封建帝王的后妃制度也为太平天国所继承，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永安建制时，洪秀全就有三十三个“王娘”，到天京后有八十八个“王娘”，经常挑选民间秀女入宫，连九岁的幼主洪天贵也分了四个“幼娘娘”，诸王过生日都要选送美女。与高官的淫欲无度、耽于女色相反，太平天国对下层和百姓实行的却是严格的禁欲政策，家庭被解散，夫妻分住男行女行，只有经过允许，才能过“夫妻生活”，否则要受到严惩。

“军事共产主义”

与领导人的严重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太平天国在所占地区实行的却是一种近于严酷的统治管理，其特点是把军事化组织管理模式推广到民间、社会，其社会结构是以军事组织为核心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一元化。

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武职官员，在县以下的地方，其基层组织单位是“两”，每25家为一“两”，由“两司马”管理。两司马之上设有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等官职，总制管一郡，相当于清朝统治时期的府。一个县约分五军，一军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每家出一人为伍卒，组成一军，寓兵于农，“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由于土地归公，所以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除留口粮外，一切都要上缴，由两司马支配，甚至农民的生活也要受两司马的监督和支配。这种政策遭到农民强烈抵制，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在所控城市，太平天国更是强令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家庭。如进入武昌后，就把居民按性别年龄分馆居住，开始以十人为一馆，后来以二十人为一馆，有专人管理。定都天京后，完全废除私有制，按性别把居民分别编入男馆女馆男营女营，夫妻不得同居，居民原来的财物全部没收归“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定额供给。六十岁以上老人和十六岁以下儿童入“牌尾馆”，男性青壮年则住“牌面馆”，其任务除参加战斗外还从事体力劳动，有手工业技能者进入诸营与百工衙，天茶衙、豆腐衙、酱人衙……在监管之下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产品不经过市场交换直接入圣库分配，生产者除按定额分配的吃、穿外也别无报酬。按照“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一切私营商业资本全被没收，个体小商贩也不例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经商所获利润全部上缴圣库，商业实际被完全废除。女馆则不分年龄，在监管之下参加各种诸如抬砖运瓦、收割拾柴一类的劳动，善女红者则编入锦秀营。丈夫到女馆探妻只能在离门数步之外问答，而且声音必须洪亮，让大家都听见，以防说“私房话”。

这种把社会变成“大兵营”的做法完全违背常理，遭到各式各样的抵抗，生产受到破坏，物质极度匮乏，粮荒日益严重。为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实行，执政者只能用重典施严刑，把苛刑重罚作为治国基本手段，结果是滥施刑罚，人人自危。

从杖责、鞭笞到熨斗烙背、跪火链、缠火链、斩足、挖眼等等，死刑有斩首、五马分尸、点天灯、凌迟等等。如燕王秦日纲的牧马人因见杨秀清的“同庚叔”没有起身失礼，被这个同庚叔怒打二百鞭后又被杨秀清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秦日纲被杖一百，掌管刑部的翼王岳丈黄玉昆被杖二百。有次参护李凤先路遇兵部尚书侯谦芳时没有让路也被处死。盛夏时天京酷热难当，男营女营中都有人因头上生疮或生虱而剪发，结果被指为“通妖”，被施以腰缠烧红铁链或用烧红铁千刺入股内的酷刑。百工衙内的工匠如果争吵斗殴、逃走被捉甚至寄宿他馆都要被斩首处死。有的妇女被怀疑出外与丈夫“野合”受孕，结果竟被剖腹查孕。百姓若有藏金一两、银五两者斩，藏有儒、释、道著作者斩……滥施酷刑，必然怨声载道。太平天国的理想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主有所运用”，“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要实现这种理想，只能承认要有一个至高无上、公正无私、洞察一切的“上主”来“分配”，这种公正、平等，实际却是更不公正更不平等，因为“主权者”不受任何监督制约，有权任意“运用”圣库的公共财产，这必然要走向腐败。在那种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兵营”式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用品都完全依赖权力者分配，因此没有任何自由，社会没有活力，更没有创造性，而且，军事化社会的等级更加鲜明、森严。

结　语

太平天国的理想不能说不真诚，但实践的结果却不能不与自己的理想恰相反对。按照一种人工设计的社会模式来建构社会是危险的，设计得越细，危险性越大──《天朝田亩制度》明文规定每户只能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乌托邦实验确实罕见，或许，这便是太平天国更深远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