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国殇》超级大本营军事论。绝对经典。

夜色青藤

如已有人贴过，青版主删掉。
国 殇

作者：DULA
首发于“超级大本营”网www.cjdby.com）
（注：本文主要篇幅侧重于叙述台湾问题的由来，至于近来台海的情况及未来的发展，目前大家探讨的比较多，相应的资讯也较多，本文不再过多着墨。对台湾近况，特别是民进党的形成与发展，本人将以另外的专题形式推出。）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前国民党元老、大儒于佑任先生有过这一段悲思泣极的文字，这一段文字深刻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被压迫、被分割后不屈而又感慨的心境，让我们以这段感情色彩浓烈的文字来开始本文吧。

第一部分：半个世纪前的朝鲜问题

看到这个题目，各位朋友可能奇怪，明明是讲台湾问题，怎么扯到朝鲜去了呢？事实上，本文着墨最多的也正是这个部分，因为台湾问题虽然是中国的内政，但是从二次大战一结束，朝鲜与台湾问题便成为了世界强国彼此利益交换与冲突的焦点，朝鲜问题是引发当今台海局势的根本原因之一。朝鲜与中国至今都存在民族统一问题，双方的境遇又非常相似，民族事实分裂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非常相似，因此，当我们了解了朝鲜问题后，就不难理解台湾问题了。
（一）
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永远是在不同的种族、信仰、国域间不断地斗争中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掌握着当时先进科技与生产力的民族与国家在分配着其周边甚至世界的利益，而相对弱小、落后的民族只有抗争，这也是人类社会客观而又残酷的现实规律，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动力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当时的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为了利益而彼此结合成不同的群体，强者胜出后分配世界资源，由此又引发出新的利益冲突。当时的世界重点是欧洲地区（现在也是，只不过那时的欧洲比今天而言，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占着更重的比例），当世界各个强国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后，在分割利益时，自然也不会忘记亚太地区这块资源丰富、幅原辽阔、人口众多的区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更“文明”地分配世界资源，组建了“联合国”这个工具性的组织（事实上，联合国由当时发展至今，其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但仍摆不掉“工具”的影子，只不过越来越成为共同的“工具”，不再轻易为一两个利益集团所左右）。而世界上又以意识形态分割为“东方”、“西方”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冲突日益明显，双方自然也都需要“桥头堡”，欧洲是在德国，亚洲则是朝鲜。
朝鲜，国名“朝日鲜明”之意，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有丰富的粮食、矿产、海洋资源。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被日本事实占领，成为日本在亚洲扩张的第一个资源基地。在此之后，朝鲜一直是日本的“附属国”，不过，它没有“国”这名头，准确地讲，是日本的事实行政区划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终止了这种情况，但朝鲜并未因此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又一次沦为大国利益斗争的工具。
让我们关注一下1945年在前苏联由“三巨头”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在二战局势已趋明朗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世界强国重新分配世界利益的会议，是“丑恶的分帐大会”（蒋介石语），关系到亚太地区的，是朝鲜半岛由联合国（实际上是苏、美）托管20～50年，北方由苏联控制，南方由美国控制，不以国家形式出现，而以“管辖地区”为框架，分界线是横穿半岛的北纬38度线（地理区划，而非行政区划，这反映出强国对弱国的无视）。同时，外蒙从中华民国分裂，成立“蒙古民主共和国”，日本由美国托管。对此，激起了当时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的强烈不满与愤怒。中华民国虽然是联合国成员国与安理会五个常务理事国之一（这一地位分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但无奈国力弱小，内政不稳，无力在世界舞台发挥作用，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中华民国拒绝参加雅尔塔会议，同时不承认有关对中国不利的任何协约，历史在正义与实力之间，永远偏向于实力。
1945年8月19日苏军进入平壤，并于8月23日南越三八线，后又撤回三八线以北，9月6日，美军从釜山等地入朝，朝鲜南北的分裂格局正式形成。注意，此时的朝鲜即使被分裂，都没有个“国家”概念，是美苏各自的占领地。强势群体的冲突，永远都要把战火烧到一个弱小的民族头上，这是更大限度的保护自身利益的做法。不必去讨论这种形式的公平性，而是要客观地去观察分析这些，从而认清楚，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永远是以实力为前提的，要么你去做强势一方，把这一套用在别人身上，要么你就被人鱼肉。
美苏各自在朝鲜半岛的南、北方挟持了自己的当地势力与人物：李承晚与金日成。需要说明的是，李、金两人虽然是美苏挟持的“代言人”，但他们的根本目的都是统一半岛成立一个国家，从而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他们都在借助强国的力量，在强国的斗争中寻找有利机会，这一点，他们是相通的，不同的在于是谁统一谁，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困难是各自实力都不够，而且朝鲜问题已经被国际化，成为东西方斗争的前沿。美苏当然也同意他们的意图，一面利用他们一面打压他们。南北朝鲜之间有尖锐的斗争（包括军事斗争），但在统一问题上，也有彼此的默契，了解一下这一段历史，非常有助于我们研究自己的台湾问题。
而此时的中国，也在进行着一场内战，详情不必多说了。美苏双方对国共之争虽各自倾向，但也都给自己预留一项选择，特别是苏联，表现得更加变化多端。至1949年，中国内战已呈现明朗趋势后，美苏又策划将朝鲜模式套用到中国，即实现中国的分裂，划江而置，最大化地为美苏提供利益与战略保证。但这一方案遭到了国、共双方的反对，尽管国民党在当时的局势下不得不做出让步并表示一些姿态，但也对此反对，而处于强势一方的中共，则严厉指出了美苏的用心旨在分裂中国，阻挠中华民族的统一，使中国重新沦为世界强国的殖民地。
在朝鲜半岛被事实分裂后，朝鲜北方以金日成为领导的统治实体，借鉴了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在北朝鲜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从而使北朝鲜迅速形成了思想意识的统一，经济也迅速恢复，实力的增长超过了南部朝鲜，下面是1950年南北开展前各自概况的对比：
南朝鲜 北朝鲜
面积： 42% 58%
耕地： 60% 40%
矿产：钨煤，严重缺乏铁矿、水利资源 矿产丰富
人口： 2100万人，70%农业人口 900万人口，60%农业人口
海洋资源： 丰富，在天然的航道与港口 缺乏
经济：缺乏电力，失力严重，没有 经济良好，战后一度达到25% 增
重工业基础 长速度，有重工业基础，可从事基本军工生产
在军事上，北朝鲜以1945年金日成从中国带回的500余名骨干，初期组成了“边境警备部队”，通过几年的发展，至1950年中期具备相当实力，兵力合计13.5万人（正规军），有空军、海军、装甲部队，部队体制借鉴苏联与中国模式，有较强的战斗力（值得一提的是其第4师，是从苏联回国的，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战斗力很强。第5、6师分别是中国四野所辖164、166师，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这些部队构成了北部朝鲜的精锐部队）。南朝鲜的部队源于1946年创建的“警察部队”，主要由从日本回国（当年被日本征兵）的人员构成核心，至1950年人员9.8万人（正规军），但装甲车辆只有27辆，火炮700余门，飞机32架（北方为：150辆、600余门、196架），相对北方而言，实力自然相差太大。力量对比的是双方发展的结果，至1950年，朝鲜北方认为在必要的时刻，应该把统一问题列入当前日程。
在1945年朝鲜分裂至1950年期间，南北双方都为各自统一国家做大量准备，这里面联合国内部也为这个问题斗争激烈，至1948年9月9日，朝鲜北方正式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李承晚（1875－1965）出生于朝鲜荣海道一个李氏王朝的皇族家庭，曾就读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有博士学位。1919年在“三一”反日运动后，流亡到中国上海，成立流亡政府，任临时总统。1945年10月回国，1948年8月5日成立大韩民国，并于1945年12月12日在美国操纵下由联大承认为朝鲜的合法政府。
南北双方各自建国后，南北双方互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都主张半岛的统一。1950年开始，朝鲜加速了武力统一的进程，在做各种必要战争物质准备的同时，积极争取苏联的支持。金日成于1950年5月曾单独造访了斯大林，双方会谈的内容至今没有正式公布，据分析，此次会晤是金争取苏联支持，并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支持与许诺。
1950年6月25日晨，三八线上长期存在的小规模冲突终于演变成朝鲜大规模的内战。
至此，朝鲜内战终于爆发
（二）
对美苏而言，他们希望朝鲜半岛长期分裂，可以各自控制一方，而且南北双方都不能太强大，又不能被对方吞并，形成一个第三国的战略缓冲区，这样，美苏在处理国际争端时各自多了一张王牌，是制约对方的一个有利条件。
国民党希望朝鲜分裂，可以为其反攻大陆争取机会，但同时也深深担心朝鲜模式会套用到中国问题上来，从而事实上形成中华民族的隔海相望，分裂而置，这一点，与共产党不谋而合。
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刚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大陆的基本统一（海南、中南地区尚未统一），而且并未被联合国承认（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实现），国内经过数十年战乱，贫疲交困。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休养生息，而且统一台湾正在摆上议事日程（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四野所部近百万精锐部队正在东南沿海集结，准备实施对台渡海作战，从而完成一个世纪来中华民族梦昧以求的民族统一事业）。
如果朝鲜统一，南统北，美国则大兵压境，中国资源、工业重地东三省直接在美威胁之下，国家南北为患，不要讲统一，安全都成问题；北统南，那么苏联将在亚洲北部占绝对优势，相对于美国，对中国威胁更大，因为苏俄对中国历来是有领土要求的。朝鲜南北相争，可以给中国的统一与发展创造一个机会。这就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的中国周边形势，台湾问题也成为中国的一个长年隐患。
让我们看一下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但此时中国全境尚未全面统一。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预见性地指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中国的交通超过一半处于瘫痪状态，工业基本停顿，农业尚不能解决温饱。1949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466亿人民币（1955年可比币值），工业产值仅为总产值的10%，而且没有重工业，三分之二的农村尚未进行土改或解放，财政赤字严重。建国后至1950年初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指数上涨二十余倍。
在政治方面，全境未实现解放，解放战争尚未全面结束，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1955年撤消）等省约占三分之一地区还是国民党控制之下，基层政权尚未建立，已建立的大多无法开展工作。
根据这种形势，1949年9月29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旨在创造安定和平、国家统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份“施政纲领”，其核心内容是明确了建国后第一个时期的根本任务：完成统一，恢复经济。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明确地规定了任务：必须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同时，有计划地参加生产，帮助国家建设工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决策是正确的，如果能够实现，今天的中国就没有太多的遗患。
然而，美好的设想终将会被残酷的现实打破。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统一大业终成遗患。
中国不希望爆发朝鲜战争，原因显而易见，更不想介入那一场战争，但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一个民族的统一与强大，总要伴随严峻的考验与痛苦的抉择。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回朝鲜半岛。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1950年6月26日金日成发表广播演说，明确指出要完成朝鲜统一。
1950年6月28日朝鲜人民军占领汉城。
（注意：6月份，麦克阿瑟在公开阻挠中国对台作战，称其部队在中共攻台时会对中国共产党军队施以打击。）
1950年6月27日晚美国作战飞机转场韩国，28日起开始对朝实施轰炸。
同时，美第七舰队开始进发台湾海峡，以牵制中国可能采取的在朝军事行动。此后几十年中，每当“福摩萨”（美对台湾的称乎）问题紧张后，我们都能看到美第七舰队军事威慑的身影（由此可见，所谓反对建立航母海上力量的声音是多么天真与愚蠢），与此同时，中朝边境中国一侧遭美空袭。
1950年7月10日，美国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司令，朝鲜问题正式国际化。
自6月25日至9月10日前，朝鲜部队经过四次战役已将南韩及联合国军逼至釜山地区只有几十平方公里的“环形阵地”地区。联合国军虽然装备精良，空、海占绝对优势，但地域狭小，无法展开，如果此时朝鲜能够得到有力的空中支援与补给，战争的结果将会发生逆转（这一点与八十年代英阿马岛之争有相似之处）。
然而，朝鲜部队已集其全部力量打击对手，而且战略纵深太长，补给及后援难以后续，最关键的是，苏联此时犹豫与动摇了，他们似乎也意识到朝鲜还是南北对峙更好。
中共严密关注朝鲜内战，并多次希望朝鲜有克制地使用武力手段，希望朝鲜尽量放弃武力手段。同时，也对战况做了准确的分析与判断，提供朝方参考，特别是针对后期朝方的势态，准确地预见了仁川登陆的可能性，朝鲜方面没有接受中国方面停战的建议。
9月15日，美实施仁川登陆，朝鲜局势发生逆转。至9月底，朝鲜部队被联合国军穿插分割，联合国军迅速向北推进，尽管中国多次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但联合国军实际上已逼近中国边境，中朝相接的中国边境岌岌可危。中国为此所做的大量外交努力也未能起到作用。
在此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力准备对台渡海作战，1949年7月起，第三野战军前委即令所部第9兵团所辖20、23、26、27军转入渡海登陆训练。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明确指示粟裕全权负责对台作战，华东军区颁发作训大纲：1950年7月至1951月3月各兵种分别训练；1951年4月至11月，进行各兵、军种合同训练，解放台湾。此时，已明确对台作战以三野为主，已南下的四野部分回撤，其它兵种集结台海战区，以近百万兵力进行解放战争最后一役：台湾战役。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严重牵制了中国统一的完成。鉴于朝鲜局势的动荡，中国不得不转移重点，加强北方防务。当时中国军力部署是南重北轻，但随着局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开始做两手准备，于1950年5月（朝鲜战争爆发前）组建东北边防军，以防不测。有幸的是，中国中央的这种未雨绸缪正确及时，但这也恰恰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最大的不幸，如果仅仅是未雨绸缪，当今亚太格局将会重写。
（三）
进入1950年9月下旬，朝鲜已岌岌可危，实际处于溃败边缘，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与朴宪永联合致亲笔信给毛泽东（10月3日由朴一禹亲自送达），正式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军事与经济援助，以确保朝鲜的安全与存在。
中共中央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历史给了新中国一个两难的抉择：新中国倾全国之力准备一役，是想完成统一大业的；但朝鲜的局势已威胁到新中国的自身生存，从根本上，中国在朝鲜作战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为了国家利益，又必须做出这种牺牲，美苏任何一方单独控制朝鲜，中国都不可能有安定的环境，更不要说完成国家统一。然而打这一仗，所伤巨大，而且胜败难料，虽然苏联承诺予以支持，但中国对苏有清醒的认识（事实上苏只在后期对中国予以有偿的物质援助与极有限的空中支援，与其最初的承诺相差甚远）。在这种形式下，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其历史仅有的外援兵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率领下，越过鸭绿江，开赴朝鲜，从此拉开了事关中国几十年和平安定的、保家卫国、决战境外的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原定10月16日出兵，但大军集结后，苏联承诺的军事援助未到，中国只有在19日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
关于这场战事，近来非议不少，甚至出现了全面否定的声音，本文不想在此对其做过多评议。笔者建议大家从另外的角度：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角度去了解一下这场战争。有趣的是，就在有人否定这场战争时，美国军政方面对这场战争对中国的意义是肯定的，并高度评价了中共当时决策的远见性，同时也深深反省了自己的失误。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战术、战争意义，收编于美军军事教材。美国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国家，在我们看到其推行世界霸权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客观、冷静、务实的态度。如果说在未来的日子里，美国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利益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研究、借鉴与尊重的伙伴、对手、敌人。美国勇于把自己的失误，甚至上是某种程度上的失败加以反省与深入分析，做为自己的财富，是一种典型的实事求是、严谨客观的态度，这也是一个大国与先进实力所具备的优良素质之一。当然，处于斗争与利益需要，美国在舆论上要回避这一段对自己不利的历史。
可以概括地说，朝鲜半岛的动荡引发的中国抗美援朝作战，对中国而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战争行为，中国并非为了单纯的意识形态及感情因素去打这场仗，也不可能为了扶持一个亲已的异国政权，因为中国当时的情况（指统一方面）不会比朝鲜好多少，国际地位也没被承认，政治、军事、经济上更不具备这种实力。中国是为了长远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的牺牲，包括短期经济利益与国家统一的搁置。但是，这一场战争对中国而言，作用是积极的，中国人首次在近代史上争得了捍卫自身利益的发言权，在世界格局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使原有的强国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国在世界利益再分配时不再可以忽略与无视的地位。而这一场战争，也使分裂、涣散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第一次达到了空前的一致与团结，这对一个民族的复兴影响是深远的，这是中国向真正意义上大国迈出的第一步。
同时，这场战争留下的最大的后遗症：台湾问题也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阻碍与忧患。时至今日也许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将是悬在中国头上的一把双刃剑。下面我们转入本文的第二部分：半个世纪来的台湾。
第二部分：半个世纪来的台湾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回到台湾。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与中国福建省隔海相望，是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划。台湾省由台湾本岛与80余个岛屿组成，总面积36188平方公里，与大陆之间相隔台湾海峡，最窄处130公里左右。台湾多山，全岛三分之二以上面积为山地与丘陵，北回归线横穿台湾，属热亚与亚热带气候。台湾的耕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盛产稻米、水果，经济作物中樟脑和樟油占世界产量的70%，台湾四面环海，东部多山，海洋资源丰富，相邻大西水道，是亚太航运的咽喉要道。台湾有丰富的水利资源，但缺少矿产，难以发展制造型产业。
截止到2002年，台湾在籍人口接近2300万人，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平原，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600余人，台湾人口中汉族占98%以上。台湾的经济较发达，其特点是外向型自由市场经济，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主要是私营与家族式中、小型企业居多，构成了台湾经济的基础（台湾经济对外依靠性较高，约占80%）。台湾教育程度较好，与世界经贸、教育、文化交流与联系非常广泛与密切。
台湾的经济与政治中心主要集中在北部与中部，在目前为止，大部分主要工商、金融业控制在“外省人”手中，这些“外省人”主要是1949年随国民党从大陆迁来的以及他们的后裔，台湾“本省人”主要集中在南部，所从事的产业结构相对较低，在台湾经济成份中占的比重不大（这点与大陆的深圳有相似之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外”省人之间有较大的矛盾与冲突，至“外省人”的第二、三代，这种现象有所缓解。台湾使用繁体字及“五·四”运动后的现代汉语语式，方言是闽南话，与大陆福建南部、广东省潮汕地区方言相通。台湾地区政治与宗教信仰自由，有600余万佛教徒。
台湾问题形成今天这种局势，根源在于五十多年前中国的那场权力更替的内战，当然，本文第一部分一再叙述的朝鲜战争，也是一个必要因素。如果当年没有抗美援朝，台湾问题非常有可能就不存在了，中国今天所面临的不再是领土完整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发展问题了——因为当年中共就有可能实现“武统”了。
1949年国民党后退到台湾后，一个敏感的问题便摆在海峡两岸“中国”政权的面前：如何把台湾音量划入中国内政的框架，而不能使之国际化，这方面有前车之鉴，朝鲜半岛、东西德就是典型的例子。只有把台湾问题限制于内政框架内，就有可能避免民族的分裂，国共双方对这一点都有清醒的认识与共识——尽管国民党非常清楚其已没有能力“光复”大陆（特别是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以后）。其实，这个问题至今也是台湾问题的核心，与五十年前不同的是，五十年前国共双方极力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并为此相互配合近三十年，而以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多次试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而今天，台湾现任执政者是极力想国际化，美国则视利益与事态谨慎行事。
按照雅尔塔会议的设想，当时的世界强国利益集团们的重点还是欧洲，对于亚洲，主要问题是对日本的分配，无奈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插不上手，而且苏联历来也没有把亚洲做为其战略重点，在亚洲利益上，苏联的出发点是控制朝鲜，从而有一个缓冲地带，利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牵制美日，当然希望中国南北分治，从而把北方中国纳入其阵营之内，但苏联也很清楚，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并不好对付。而对海洋权益认识更深一层的美国，是想把太平洋西岸范围纳入自己的利益范围，东南亚地区是英国多年的殖民地，当然顺理成章地归属英国利益国，而这个地区的利益英美是可以共享的。美国设想也是中国南北而治，当这种可能性失去后，美国最大的设想是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使台湾先纳入由其托管的范围内，然后让其演变成一个亲美的独立国家（必须说明一下，美国当时的最终人选并不是利用蒋介石，而是要替换他），这也是大国获得自己利益的惯用方法，在今天的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也不过是这种手段的翻版而已。多说一句，世界上强势集团的利益之争，归根结底是物质利益之争，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也是人类社会斗争的根本实质。
对于当时中国而言，海峡两岸的国共双方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国民党更现实的担心是中共会乘势一举渡海作战，从而结束国民党的统治，这一点在客观上是完全可能实现的，而且中共也做好了必要的准备。特别是罗斯福去世后，台湾在美国上层的关系受到不小的影响（从宋美龄女士几次访美的境遇就很明显地说明这一点）。美国当然要阻挠中国的统一，但是是否还支持国民党，即便还支持国民党是否还支持蒋介石，是国民党及蒋介石最担心的问题。在组成联合国军入朝作战，台湾是否派兵，有一种说法是蒋不完全支持，但迫于内部亲美派的压力，以及美方的压力，从而做了决定，对此本文不再做分析了。对岸的中共，已非常清楚由于要解北方的燃眉之急，统一台湾的努力将要付之东流了，所面临的问题是严防台湾问题国际化，从而导致朝鲜半岛与东西德模式在台海重演，这是在最坏的结果中最好的努力，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无奈。所幸的是，国共、蒋毛之间对这个问题是一致的。在这个方面，金日成、李承晚、蒋介石、毛泽东在心态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都要依靠各自的后台去做自己的事情，同时又要在许多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时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后台只能利用，而利用的程度越大，时间越长越好。由此而看，毛泽东最后与苏联闹翻、美国人企图软禁李承晚、蒋介石与美国阳奉阴违，也是必然的。
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抗美援朝作战，大大缓解了国民党的危机感。国民党撤至台湾，局面也很混乱、很不稳定，“二二八”事件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蒋也清楚，“省籍”问题将是台湾极大的隐患，虽然“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并非“省籍”问题，但事态的发展已事实上演变成了大陆来的“外省人”与台湾当地的“本省人”的冲突，“二二八”事件是要找后帐的。
事态至此，国共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实际的想法是如何寻找共同点，达成一种默契，从而使台湾问题回到中国内政的框架中来，这里面既有相互斗争，又有彼此配合，既要大打出手，又要合力对外，是一种很微妙的政治、军事斗争艺术。当然，对外的宣传还是“打倒蒋帮解放台湾”、“消灭共匪光复大陆”。
有幸的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这种说法以正式方式出现首见《中美联合公报》）找到了一种办法，并在此后二十余年中配合默契，从反击“新西兰”议案，到“金门炮战”，再到七十年代的西沙主权问题，都体现着这种精神，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客观地讲，在现代史上，这段斗争可谓典范，包括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对此都有很高的评价。从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后，中共对台政策事实上已由武力解放台湾演变成了“援蒋抗美”（毛曾在党内工作会议上说过：“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援蒋抗美，坚决反对两个中国阴谋”）。
当然，国共这种合作的前提是以自己为主导，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也是贯穿国共两党对统一问题政策二十余年的主线。
在此，应该介绍一下所谓的“两德模式”，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包括苏联）一直尝试将中国问题按两德模式处理，实现国共两党隔江南北分治，没有成功后又将“两德模式”套用到台海问题上。直至现在，在解决台湾问题时，很多台湾团体提出沿用“两德模式”。其实，“两德模式”与台湾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1945年德国在二战中战败，被美、英、法、苏四个战胜国根据《鉴于德国失败和接管最高政府权力的问题》以及其后的波茨坦会议，分区占领。冷战开始后，德国统一问题成为美苏对抗的一个焦点与工具，在英法美占领区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苏占区则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而台湾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是典型的中国内政。其次，从国际法角度来看，德国的分裂为当时的一系列国际条约所规定（我们暂不讨论这些条约的公正性）。中国台湾问题则不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有关国际条约明确指出台湾是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日本应归还。而且事实上，1945年中国（中华民国）已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并将台湾恢复为中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划。最重要的是，两个德国都驻有外国军队，而且驻军的性质是占领与托管，在这种压力下，两个德国也彼此分别认可与承认了对方在国际地位上的独立性与合法性。
了解了两德问题，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时的国共双方极力避免台湾问题国际化，时至今日的台湾独立势力又极力要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否定台湾问题国际化，将台湾问题纳入中国内政问题的框架内是几十年来特别是现在与将来围绕台湾问题斗争的一个核心焦点。

1950年，美国总统发表台湾地位未定论，从而为未来利用台湾问题制约中国（包括蒋介石）预留了很大的政治空间。
作为在内战中失败的国民党，退踞台湾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核心领导决策层也在深刻反思着在内战中失败的根本原因，为了加强与稳固在台湾的统治，在政治上实施高压统治，提出“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为五大信念，要求人民誓死效忠，与此同时，配合残酷的特务手段，主要打击“本省”势力与国民党内部反对势力，形成了长达十余年的“白色恐怖”。对外关系上，国民党当局深知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是难以保证台湾安全的，同时必须拉美、靠美，但蒋介石也洞悉了美国帮助台湾的根本目的，清楚引狼入室后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道理。在经济上，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恢复经济、休养生息的一系列做法，并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的土地改革，国民党采用了较温和的手段由“国家”将土地用购买形式收归，再分配给农民，使台湾占人口基数绝大部分比例的农民得以稳定，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这方面，恰恰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还有一条，国民党从1953年开始实施了第一次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并由此推行了五次，与中共实行的若干“五年计划”有很大相似之处），把“中华民国”的经济模式确定为自由经济模式，也即我们今天常说的市场经济模式。并根据台湾工业资源有限的情况，利用台湾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各种联系密切的优势，将台湾的经济向“外向型”经济引导，可以说，台湾这一系列做法是非常有利于台湾经济恢复与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也可以客观地评价为国民党为华人文明所做的贡献之一。在政治经济上推行上述政策的同时，在社会文化等方面也推出了一系列利于统治的政策，比如继1945年刚接收台湾后推出的“国语运动”之后，从五十年代开始，国民党在教育上连续二十余年实施“国化教育”，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得以较好的普及与发展。在此顺便提一件对于大陆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很有趣的事：至今，台湾一些很重要的文书，比如企业营业执照等还是用繁体竖排格式，加盖一个方形大印，这种形式，在大陆的正式文书中五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消失了。
对于国民党退踞台湾后执政了三十余年，其在发展经济、维护主权、抗拒分裂方面，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而且对华人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不但是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同时也要客观地看到其为了维护统治而所具有的残酷性。今天台湾欲求独立的势力，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其独立的合法性与否，仅其全面否定国民党对台湾贡献这一点，是对历史与客观事实不负责任的表现，对于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可以采用回避、掩盖、压制的手段，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从客观的角度而言，是一种手段，无可厚非，但予以歪曲、篡改，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国民党可以痛定思痛（指蒋统治时期），中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批判自己的失误与错误，包括美国一面攻击对方的同时，又能客观地评价、评估对方，这是人类社会中斗争实体所具备的共同特点，目前主张台湾独立的集团在如何利用历史财富与斗争层次上，明显还有很大的差距。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近三十余年中，国共双方围绕避免国家分裂而相互打打合合，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令人品味的戏剧化的场景，直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更加笼罩上深厚的感情色彩，但也终究把台湾问题带到了无奈的境地。
让我们来大致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
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之争实际上是谁是统治中国的主宰，谁是“正统”之争，不存在分裂与独立的问题，相反地倒是双方都极力避免分裂。
1950年6月25日爆发朝鲜战争，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并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指出“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太平洋地区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联合国考虑。”
蒋介石需要美国军事力量对台海地区的介入，但他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国民党当即发表声明“台湾系中国领土一部分，公际公法条约也予以确认。美国的声明只是针对亚太地区安全之紧急措施，不影响中国主权完整的立场。”。同时，时任“外长”叶公超在联大发言，反对联大讨论台湾问题，这实际上是给了美国一个软钉子。
中共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发表严正声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公法与条约，台湾与澎湖列岛已归还中国，完全没有再次讨论台湾问题的理由。
鉴于这种情况，美国对国共双方非常无奈，特别是对蒋介石非常恼火，据传美曾有过刺杀或软禁蒋介石的计划（这点无法证实，但当年美国欲软禁李承晚是真实的），同年11月，美国不得不向联大提交议案，要求暂缓讨论台湾问题，“台湾地位未定论”胎死腹中。
接下来，台美之间开始进行台湾地区的防务，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美国协防范围只包括台湾及澎湖列岛，不包括金门、马祖等大陆沿海岛屿。原因是，台澎是1945年国民党从日本手中收回的曾被日本占领的地区，而金马等地则一直隶属大陆，未曾被日本占领过。
美国用意很明显，如果如此，就形成了事实分裂，国民党当然不答应。
请注意，我们把“台湾地位未定论”与美放弃金马的做法拿来与今天主张台湾独立的李登辉提出的作法相对比一下，会发现，虽然事隔半个世纪，但本质、手段及入手点是一致的。
为表示固守金马的不可动摇性，蒋介石随即下令向岛上增兵，并出动海、空军袭扰大陆沿海地区，但蒋明确指示，尽量减少袭击大陆人口稠密地区。
1955年1月18日，中共夺取了一江岛，并轰炸了大陈岛，用以打击美、台的《共同防御条约》，为维持台湾政权的安全，蒋介石要求美国加强台海防务。
然而美国拒绝了，美国利用这种形式，开始从“实现停火”入手，继续做使台湾独立的努力。美总统艾氏在记者招待会上直言不讳：“把台湾和红色中国看作是分开来的独立国家，互相保证安全以解决台海危机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方法之一。”。美国同时策动新西兰于1955年1月28日向联合国提出了“关于在台湾海峡实现停火”的议案，即所谓的“新西兰议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明确指出：“台海冲突是国际战争而非内战，联合国有责任为实现停火做出努力”。
海峡两岸针对“新西兰议案”与企图分裂中国的势力做了坚决的回击，并利用多方力量，配合军事斗争手段，又一次成功地失败了分裂中国的可能。
至此，将台海冲突定性为中国内战还是国家冲突是问题的关键，鉴于这种情况，中共已放弃攻占金马的计划，让国民党坚守金马就等于守住了台湾，国共双方也正在寻求一种模式能够长期有效地防止外来势力对台湾的分裂。
1958年8月23日，经过精心准备，中共炮击金门，做出“解放台湾”的势头。蒋介石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据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随即指示部队回击大陆，国共双方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达成了一种对付美国的默契。
自此，“金门炮战”视政治需要打打停停，延续近二十年，金门炮战的意义不是在于打，而是在于合作，金门炮战的潜台词是：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中国内战依然进行，因此，台湾问题是要在中国内政的框架内解决。
本文至此，已经非常明确交待了一个事实：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当局与共产党执政的大陆政权在一个中国问题与领土、主权完整问题上，是一致的，那时的台湾问题与今天的台湾问题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而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七十年代，海峡两岸开始了试图再次合作，从而完成主权统一的努力。
这里，要提几件人们比较熟悉的事件。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恢复的可行性大门，2月26日，中美发布了联合公告，公告中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首次公开正式放弃了使台湾独立的政治观点，鉴于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取代中华民国，正式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因此，为了调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美国做出的让步。但是，美国也并非放弃台湾，而是用模糊的词语给自己预留了空间，自此以后至今，美国一直在台湾问题上采用“模糊战略”，而美国的这种立场被现在的台湾独立势力利用得非常到位。
此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已意识到台湾问题需要尽快寻找一个解决途径，否则，历史将会使台湾问题加入太多的变数（对中国而言，这种不幸的否则发生了）。
1973年5月中旬，92高龄的章士钊老先生，乘专机抵港，预计赴台，肩负着勾通国共合作的重任，遗憾的是，7月1日他的生命熄灭在促进国共再携手的民族统一事业中了，国共合作又一次被延误。
1974年元旦，中国与南越就西沙主权问题发生军事冲突，中共南海舰队在“有去无回”的可能性下，出击西沙海域。中共紧急调动布置在北方的大型水面舰只奔袭战区，但是要快就要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蒋介石在此时对中共维护主权的行动予以了配合，政治上，向国际社会发表声明，重申西沙、南沙、外蒙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有权对这些区域行使主权维护主权。军事上，蒋命令金马换防，实际是空出海域让中共海军迅速赶往战区，同时，换防的舰只起到了为中共海军引航的作用。当中共舰队抵达西沙战区海域后，驻西沙的国民党部队用明码相互通报当地的水文、海洋资料以及所观测到的南越军队调动、布置情况，蒋曾明确指示：如遇紧急情况，国民党军可采取军事行动协助中共海军确保维权的成功。
西沙海战，使双方认识到，再次合作的可能性已经具备。
然而，时间是残酷的，海峡两岸的领导者都已风烛残年，面对当时的局势是力不从心，而且几十年过去，两岸的现状有很大的差异与距离。
已近生命尽头的蒋介石终于放弃了拘谨一生的性格，于1975年元旦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公告”，并通过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向毛泽东发出邀请，希望毛泽东访问台湾，明确要求国共第三次合作，解决民族统一问题。未等中共答复，又安排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公开发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信息。
收到蒋介石发出的消息后，中共方面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曾明确指示第二次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具体安排两岸“三通”事宜，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做了为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会面做必要的准备。同时，中共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准备安排周恩来赴台。
不顾两岸二十余年分歧与现状差异的调整，强烈的个人感情与民族情节使他做出了这个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举措，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绝对是一个能为中国带来长治久安的正确选择。然而历史是残酷无情的，蒋介石再已等不到中共的回音，尽管他非常清楚中共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但他听不到看不见了。1975年4月5日11时50分，在清明节这天蒋介石病逝于台北，享年89岁，也许真有天命之说，蒋介石去世这一天上午，蒋经国探望父亲时，蒋介石告诫儿子要“好好休息”。而后，让身边人员拿出中华民国地图，久久凝视，蒋去世时，身边的文字资料中即有中华民国地图与一本《圣经》。同日的毛泽东，也许受清明节气氛的影响，当时情绪极为烦燥，傍晚时分，喃喃自语：风雨要来了。得知蒋介石去世的消息，毛泽东沉默良久，也许他有惺惺相惜之情，但更多的也许是深刻地洞知了，他们这一代人是不能再解决台湾问题了。毛蒋两人谱写了中国现代近五十年的历史，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然而，他们都未能完成心中最大的愿望：国家统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海峡两岸就台湾问题做出了最大的举措，但都未能得以实现，这是留给炎黄子孙们的一个巨大遗憾，这个问题要在血雨腥 风中完成，也许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会用超出先辈们的智慧与谋略使台湾真正变成中国的宝岛，这里有太多的也许……
蒋去世后，遗体经防腐处理，暂放于距台北几十公里的桃园县慈湖竹馆内。后蒋经国的遗体也暂放于此。蒋这么做的意途有二，首先是感情情结，他生前遗嘱曾交待有：日后光复大陆，中正生于斯长于斯，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还有一点，蒋意识到，他的去世，宣告着国民党的统治走向没落。台湾内部独立势力坐大后，如何面对其遗体问题将是台独势力很棘手的问题，在台湾下葬，不符合作古之人意愿，与自己所标榜的人权严重冲突； 象拆掉蒋家宅园一样（陈水扁任台北市长时曾拆过蒋氏的旧居一处）把蒋的遗体毁掉，影响太恶劣；如果同意回大陆安葬，大陆方面如果给蒋相应政治待遇，无异于给台独一次惨重的政治打击。所以蒋的遗体问题现在倒成了台湾独立势力很头痛的事情。近年来。两岸多次就遗体问题沟通（台湾方面仅限于蒋家后人与国民党系），而台独派系尽量回避与阻挠这个问题。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事后将骨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陈放一夜后撒在中国大地上。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9月9日，毛泽东这们伟人合上了他极具雄才霸气与传奇色彩的生命卷页。
蒋介石去世后，张学良曾赴金门用望远镜久久凝望大陆，激动得泣不能语，他对随行的美国记者说：“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乡……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抛开这里面的感情色彩而言，两岸能够实现和平统一，是华人与亚太地区最有益的选择，包括对于坚决支持台独的那一部分人，统一带给他们的利益将会大于独立带给他们的利益。台湾问题如果能够和平解决，也将给世界格局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所以我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不能只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当然首先要基于客观的民族立场），从更高更深层次去分析、思考。
蒋介石的去世，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逐渐被多元化的政治模式所取代，两岸关于台湾问题的沟通可以从1992年汪辜会谈的“九二共意”为前二十余年划个句号。进入九十年代，台湾问题发展至今，已从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改变，台湾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本文不想再过多地去述评这段时局，只是提出一些不同的思考。请关注本文的第三部分：关于台湾问题现状的若干思考。
第三部分 关于台湾问题现状的若干思考

在这一部分，不再对台湾时局做过多的评议，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些思考，也许更有利于大家全面了解台湾问题。
首先，我们客观地来看一下，台湾具不具备独立的能力。
台湾目前有近三千万人口，没有矿产与能源资源，但台湾近邻大西水道，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同时，台湾的农业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经济作物（如樟脑、樟油、水果、花卉等）可大量输出。台湾的经济是典型的海岛型、外向型自由经济，但台湾市场并不大，主要依靠外部市场。台湾与外部，特别是西方国家与东南亚地区有着很深的各种关系，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西方对华人文明的了解正是通过台湾与香港的了解才了解的。因此，台湾是完全有可能在经济上得到生存空间与发展机会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台湾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80％，独立了失去大陆市场，将难以生存。事实上，台湾对大陆投资应该在1000亿美元这个层次，有四万余家企业在大陆投资，有几十万台商长期在大陆经商。如果失去这一块，台湾会难以为济，这话不假。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台湾的人口素质较高，商贸渠道广泛，经济规模具体到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居多，适应性非常强，如果台湾独立，势必会寻求保护伞，在这把保护伞下是完全有生存空间的，当然，这样会比与大陆统一差很多。
从民众政治取向上看，民进党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未开始汇聚台独力量，1986年正式立党，直至今天执政，发展是很快的，虽然民进党的拥护者目前为并没有掌握大量资本的台湾“本省人”，而且民进党本身也缺乏执政经验，但民进党有鲜明的政治纲领，有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来争取民众的支持。在两岸斗争中，定位很准，步骤性与适应性拿捏恰到好处。再说台湾民众，坚决拥护独立的大多集中在南部地区，支持统一的都是大陆过去的先人或后人，比例目前不足30％，而且年龄趋于老化，即便是支持统一，又有不同的主张，对统一的方式有不同的看法，而占大多数的中间层（大约4到5成），既不主统也不主独。
既不主统也不主独的中间层希望台湾稳定、安全，谁能带给他们安全，他们就支持谁。对民进党的很多政治主张他们认可的程度比他们对大陆认同的程度要大一些。两岸分隔而治多年，经济、政治差异非常大，因此，对大多数中间派来说，不统的想法倾向性更大些。如果独了，不会给他们造成太多的伤害，可以接受独，这也是民进党生存发展的根本基础。
从国际环境上看，美国对这个问题一直采取模糊政策，这也就是中美联合公报签暑后毛泽东提到的那个“尾巴”。台统了，对美国绝对不利，台独了，现阶段对美国也不利。历史上有《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将把美国推向很被动的政治境地，从利益上，会严重损害中美之间的既得利益，美国实际上是在观察中国的举动与态度。目前流行一种说法，说台湾问题是美国在起核心作用，这恰恰是中了圈套，台湾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中国，至今也是个中国内政问题，中国态度坚决了，而且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与必要的准备，台湾就没法独。如果中国判断失误，或者内部出问题，台湾必独，至于世界公法、条约，美国可以不认这个帐，这毕竟是个面子问题，利益最重要。
所以，台独具备相当可行的条件与基础。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发展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遇到了最大的外交问题，国家安全直接受到了威胁，这也是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麻烦。目前社会上流行几种观点，而且占了主流，一是说中国要实现经济的高度自由化与市场化，不惜代价进入世界游戏圈子，用西方的先进经验来改造中国，使中国发展强大起来。这个观点恰恰忽视了问题的关键，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与现状，所谓世界游戏规则，是已经开这个局的“东家”定给后来者的，是最大程度为强者获得利益的规则，你去生搬硬套，等于往自己脖子上圈绳子。再先进的东西，只要有目的被别人利用，而且如果不适应中国现状，也会要了中国的命。对于好的东西，永远要有分析、有比较有选择地分步骤地加以利用与学习，才能真正为已所用。冬泳好不好？是锻炼身体的好办法，你让一个三岁的小孩去试试。闭关自守与不加分析地“拿来主义”都会葬送中国的命运。还有一种说法与这种论调恰恰相反，认为中国需要与美国摊牌，从而解决台湾问题，摊牌是迟早的事，但目前不行，美国不怕你这套，具体回到台湾问题上，目前不必急于统（除非对方急于独），而是要防止其独，核心在于中国要强本固源，自己随时做好统的准备，那边就没法独。美国人就要做出让步，中国之间的事，不是民族感情问题，大国伐谋，牌不是出在桌面上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但离一个强国的距离还太远，寄希望别人手帮助自己发展起来，要么是浅薄短视，要么是别有用心，世上没有救世主，一个民族要强大，只有靠自己的智慧与谋略。我们身边有个活生生的例子：俄罗斯。要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企望发展经济以使国家强大而获得安全，恰恰是本未倒置。
中国的优势在哪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几十年，可以说没过几天安稳的日子，内部动荡我们在此处不讲，外部始终是在危机中寻找有限的空间，一次又一次地渡过难关，包括今天能有一、二十年的和平环境，可以说是承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隐患。但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中国对此有深刻与清醒的认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世界霸权的斗争，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财富与现实的经验教训，后人们去分析、去利用、去发展了吗？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现代史上几代人用经验教训汇集出来的思想、谋略精华，是人类社会科学一笔宝贵的财富。当然，对其不能照搬照用，那是教条主义，但毛泽东思想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斗争与发展的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其应该充分利用，去伪存真，并去发展、补充。问题在于，现在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在淡化这些，甚至某些“主流”思想在排斥、贬低毛泽东思想。说具体一点，当今霸权主义怕中国什么？怕你发展了中、低级产业的经济，怕你多建了些高楼大厦，怕你有几枚东风多少型，怕你多造了几条军舰多搞了几架歼几的飞机？这些东西他们统统不怕，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在现有的条件下，成功地利用以前的经验形成新的历史条件下战略指导思想，由此参与世界政治、经济角逐，辩证地、批判地、有目的、有步骤地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从而充实自己，说得再通俗一点，企图压制中国的势力最怕的是你独立自主。
中国有自己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我们不去评议这种体制本身，在现阶段，这种体制在某些方面是很有利于办一些事情，比如经济的战略调整，对国家安全的全盘布置，远在自由经济与多党政治体制下是做不到的或是很难做到的，中国的体制非常有利用集中有限的资源做一些大的动作，这正是抑制中国发展势力所最担心的事情。比如中国近些年一再强调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对国家安全与战争强调得少，强调自由经济，把经济的高速发展寄托在外资的投入以及与“世界的接轨”上，外资要，轨也要接，关键是怎么接，“世界一体化”是把双刃剑，说透了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剥削的一个工具，怎么到了一些人手中就了宝了呢。不是说要排斥世界一体化，不参与世界范围的经济循环是不行的，但不能被动地参与，既然是双刃剑，不还有另一面吗？中国需要反思一下，当需要你的市场时，需要你货币升值时，别人要你一体化，可当你需要人家的技术与资金时，“一体化”怎么不见了呢？讲到备战，不是说放下经济去准备打仗，而是要有备战的观念，保证国家安全，实现国家统一是根本，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经济。否则，你发展出来的经济只能是低产业的东西，刀把子在别人手上，自己只能干些以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事情，而且会有出现庞大的买办资本，直接动摇国家政权，过多买办资本的危险性近一两个世纪来，世界范围内的教训太多了，中国自己都有切肤之痛，还要再去试吗？
台湾独立势力正是看到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的漏洞与失误才借机不断坐大的。比如民进党，再比如李登辉，对自己的定位非常准，机会也拿捏得很好。
讲到国家安全与统一，势必要谈到军事斗争问题。军事斗争毕竟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与手段而已，政治斗争输了，军事斗争也不可能胜利，不管你有再先进的武器，而政治斗争斗得是谋略。
朝鲜战争，中国多次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以北，但对方根本不理会，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你，把大兵压到中国边境。但这次，美国在战略上判断失误，中国出兵，打乱了对方的格局，使得对方在决策系统上处于了混乱。旧的东西不行了，对华新的策略不可能一时出台，只能利用军事上的优势被动地应付，朝鲜战争美国没赢没输，但中国却达到了原来的战略目的，举个例子，一个少年与拳王泰森打了个平手，谁赢了？
中印边境冲突，中国打了印度的人，缴获了印度的东西，又把人放了，东西还了，还后撤了，为什么？毛泽东比谁都看重领土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在战略上高度貌视对方，印度在这个问题输得干干净净，一小部分有争议的土地暂时我不去争，但是记着帐呢，什么时候你又不老实了，再翻出来，我今天不去争，是不想再在这方面浪费精力，这是我让给你的，想要的时候再拿回来，可你等我真想再教训你一下，可不是这么小一块地方。中印一仗，中国实际上已和印度不在一个战略高度上了，为此，印度对此耿耿于怀提心吊胆几十年。前苏联想收拾一下中国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异类”，霸气十足的毛泽东在游泳池中对赫鲁晓夫说：“全听你老大哥的，我们还叫中共吗？”，苏联对于中国，几次想动手，都没动，为什么？苏联当时的国家能力、军事实力与中国相比，与今天大陆对台湾，不知强多少倍，关键是中国一直把国家安全摆在首位，战备工作非常好，再加上中国把美国扯了进来。米高杨说过：“我们完全有能力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但中国是有决心。”。备战备得越好，仗反而打不起来，大家还是要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越南战争，中国警告美国不能把军事行动扩展到北纬17度以北，美国是严格遵守，和当年的朝鲜战争完全不同。以至北越还专门发明了“17度战术”，美国是很清楚中共不是说着玩的，不按美国规则出牌的毛泽东说不定会弄一手，让美国在亚太吃不了兜着走。
在利用国际矛盾为自己争得生存空间这个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共领导核心是洞若观火、谋略高超，这正是中国最大的一笔财富。
反观今天的台独势力，对这一手学得很到位，把几个利益集团扯到一起来，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结果怎样？值得玩味。比如说对台问题，的确是中国的内政，但是现在的性质与蒋统期不同了，做好战争的准备，是避免战争的根本保证，如果真的要动用武力解决，在战略上已经被动了。美国采用模糊政策，进可攻退可守，两边得利益，不要以为真的台海兵戎相见，美国不敢动手，关键在于中国的决心。所谓国际条约，只是一个条约而已，在利益面前苍白无力，俄罗斯撕毁墨迹未干的中俄石油协议是个典型的例子。
如果说台海问题，台湾经不起战争的压力，中国的承受力又有多大呢？外向型的经济对西方的依赖日益提高，民间国家意识泛化与民族危机感的淡化以及众多的国内问题是中国的软胁，对这方面，要有清醒的认识与策略，台独势力特别是李登辉敢于公开挑衅大陆，根本原因在于此。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已经把这个形势分析得很透彻了。
所以说中国必须尽快调整自己的策略与经济结构，将一些关键产业做为发展重点，比如能源、国防工业，做大量的投入，同时调整东西经济比重，仅仅靠市场手段，是做不到的，加速国有资本改造，扶植民间资本，控制买办资本，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备战，根本目的是防止战争，否则后果将非常严重，难以想象。
对台湾，调整战略，包括一些具体做法，要用更能令大多数台湾接受的方式，同时，不局限于某种固定的模式实现国家统一。但目前首要的是有足够的能力压抑台湾不独立，使现状尽量保持一段时间，从而缩短两岸间政治、经济、观念上的差异，当到了一定程度，统一是水到渠成的事。
根据目前的时局，要做最坏的打算，如何利用自己有利的因素变被动为主动，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要有自己的策略以及适应自身的做法，比如东突问题，可以利用地缘政治的优势，东突分子在突厥语言社会中并没有很强的群众基础，东厥想搞一场“人民战争”，就象伊拉克对美也要搞“人民战争”一样，在现阶段是不现实的。目前中国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关系，将西部边境地区负责边防的武警部队部分换为正规军，是很积极的举措，两边周边国家不怕增兵，就怕中国不加强在那个地区的军事存在，中国越重视，他们越安全，西部地缘政治搞好，台独就增加一份压力。
加强国防工业的投入，但要摸索一条产业化的道路，一味不计代价地投入，那是穷兵黩武，前苏联有教训。国防工业是一个大产业，对经济拉动作用是很大的，当然，这个产业有其独特性，但是其所创造的效益也是广泛与巨大的。美国有很先进经验值得学习，GPS、互联网是典型的例子。可喜的是，中国正在这方面做调整，比如FC1飞机走的一条产业化路子，其意义不只在于技术的进步，更主要的在于对国防工业新模式的探索。
增大国防建设现代化、全民化的力度与速度，赋于人民战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含义。提到人民战争，不是说要打游击战、班自为战、人自为战，而是要使中国国民有国家安全意识、有备战观念、有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今年非典在北京造成的社会恐慌很值得我们对社会承受与应急能力进行反思）。在国家条件有限的前提下，充分调动民间资源参与国防建设，真正发生战争，将会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如果真的做到这种准备，仗是打不起来的，抑制中国的势力要做出新的战略切入点。
总之，台湾时局已和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紧密地联在一起，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部，不在于看美国做什么调整，而在于中国自己能不能保持国家稳定，并做出相应的调整，取决于中国自己的能力与决心，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具体问题迎刃而解。强本固源是根本，对付疾病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机体自身的强壮。
台湾问题是摆在中国面前一个严峻的考验，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水岭，成功地解决，将为中国迎得强大的机会。失败了，相伴而来的是民族分裂甚至是国家没落。新时期的中国已没有太多的选择，否则，中国现代史将会倒退。台湾问题，是一个很严肃而又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总要渡过艰险与危难，并付出代价。
还需要将一个问题简单提下，从而引起大家的关注，那就是台湾独立势力为什么现在敢主动挑衅大陆。
越战期间，美国国内对参加问题反弹极大，越战成为民、共两大党彼此斗争的一大工具。越南做为东南亚地区一块重要的地缘资源，世界各大利益集团都想染指，中国恰恰是利用了这种复杂的多边关系与美国内部的不统一，才公开要求美国不能把战火往北烧。从军事实力角度，美国怕中国吗？但美国内部不稳，而中国备战充分，再把事态扩大，相当不利，因为中国当时很主动，进可攻，退可守，美国很头疼。而这一手段，套到今天台湾局势上，是值得深思的。
台湾民进党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非常有步骤地推出其相应对策，李登辉公开提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1949年就不存在了，台湾是台湾共和国”。可以说李登辉在策划以小搏大，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且手段有相当水平。如果说他是“台独之父”，当之无愧，他的一生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特别是利用强大的力量发展自己再击败对方，可谓炉火纯青，当然，不排除他晚年独立情节会致使他有些方面感情用事，但他对台独的推动作用是很有效的。
反观中国大陆其实有很多有利的牌，关键还在于自身策略的调整，特别是国内形势的稳定、认识的清醒与统一，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台独，不必过分理会。象毛泽东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做好我的必要调整与准备，为海峡两岸中国人做些实际的益事，使不主统不主独的那一部分人认识到不统不独的现状最有利，而且与大陆的关系越融恰，对台湾越有利。另一方面，做最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一旦台独不顾大利益一意独行，就有目的有步骤地用各种手段予以还击（包括军事手段）。还是那句老话，战备做得越充分，仗越打不起来。现在台湾局势很明显，不战而屈人之兵，否则人屈已之兵。
台湾独立势力已经排出了时间表，这绝非一时感情冲动与狂妄之举，是经过了严密策划而实施的一个重要步骤，对此要有清醒地认识。但同时，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挑战本身就是一种推动，更是个机会。
本文行文至此，已对台湾问题做了开个大致的交待，最后，用蒋介石先生的一话来结束本文吧：“在四千余年中国历史上，虽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终究统一。”

起稿于2003年9月15日
完稿于2003年9月20日

DULA 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