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三大城市圈离“世界级”有多远

檫鼻涕的小孩

三大城市圈离“世界级”有多远

（来源：浙江日报　）

  21世纪是全球合作与竞争的世纪，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大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大城市群正成为这场竞争的主角。目前我国已形成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三大主要城市经济圈。由于这里集中了区域内最优秀的人才、最雄厚的资本和最先进的技术，经济圈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本地区平均增长速度，并成为整体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增长方式的转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区域的经济发展目标。但如果把它放在世界的坐标上审视，我们就能发现之间的差距——

　　从数字比较看中国城市圈的落差　　
　　城市群将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空间，以及对世界经济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体。目前，我国已形成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等，还远远达不到世界五大城市经济圈类似的影响程度。一般地说，这种影响力外在地体现为经济圈的经济总量和增长质量对于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整体贡献率。这在我国城市群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城市群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一是中国城市群对国家财富积累的贡献度低于发达国家城市群。有报告显示，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的份额为70%。而中国三大城市群（珠三角区、长三角区、京津环渤海区）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只有38%。我们应该看到，未来城市发展将向城市群和城市经济带延伸，中国必须坚持发展组团式城市群，使之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战略平台。

　　二是中国城市群中首位城市的作用与贡献度偏低。据统计，中国三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广州、上海、北京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分别是1.8%、4.6%、2.5%。而纽约、东京、伦敦、汉城的GDP分别占全国的24%、26%、22%和26%。中国城市群首位城市规模偏小，集聚财富能力偏低。

　　三是中国城市群仍处在经济粗放式增长阶段。有统计资料表明，中国的城市群经济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工业七国水平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

　　四是中国城市群的劳动生产率偏低。依据世界劳工组织报告，2002年美国劳动生产率为60728美元，欧洲国家平均43034美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2002年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为10600美元，长江三角洲为9500美元，京津环渤海地区为6800美元。三大城市群劳动生产率平均为8900美元。中国城市群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

　　五是中国城市群人口密度过大。北京和广州城区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4万人/平方公里和1.3万人/平方公里，纽约、伦敦、巴黎的人口密度最多也只有8500人/平方公里。城市的人口密度过大必然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从特征分析丈量与“世界级”的距离
　　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圈”可以定义为，由—个具有较高首位度的城市经济中心和与中心密切关联且通过中心辐射带动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构成的环状经济区域。因此，城市经济圈体现出三大经济学特征：经济中心城市具有较高首位度(—般以经济总量居第一位的中心城市与经济总量居第二的城市的比值来衡量)；经济圈中有若干周边城市；经济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存在密切的内在经济联系，并具有鲜明的“极化—扩散”效应。只有打造好这三个条件，才能形成真正的城市经济圈。

　　具体到中国，这三个条件成熟了吗？长三角城市经济圈中上海的经济首位度2002年达到2.6(苏州为第二位城市)，居大城市经济圈之首。围绕上海中心城市的周边相近等级的城市有14个，包括江苏省8个和浙江省6个，上海与长三角其他主要城市之间存在较高经济联系强度指数。这种联系在珠三角表现就不甚明显，而在环渤海经济区则几乎表现为相反的趋势，即“领导者”京津越强，而跟随者越差。

　　核心城市是形成城市经济圈的“关键人”，其集聚与辐射能级有多大，决定了这一区域的整体能级。但即使最具备向世界级城市冲击底气的上海，与伦敦、巴黎、纽约这些世界级城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按专家们提出的《上海建设世界级城市的现状、差距与构想》报告，我们能够“量化”地直观这段距离：若以100作为世界城市综合评价标准，上海市相当于世界城市高级阶段综合指数的30％左右，相当于世界城市初级阶段综合指数的60％左右。

　　具体来说，上海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海外直接投资力度明显偏弱；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研发能力、人才培养等软件指标，尚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足够实力；收入水平、生活消费、生态环境建设等软指标，也与“世界级城市”的标准值有较大差距。

　　上海社科院王泠一博士则以时间来丈量，让人们有了另一种“距离感”：人均GDP要从现在的5000多美元达到1万美元，相当于韩国汉城的水平，最快也要在2010年，正好是世博会的举办之年；上海能否成为货币自由兑换的金融中心城市，由于事涉全局，目前看不到这一战略性选择的时间表。

　　从区域内城市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协作程度，差距同样明显。嘉兴市市长陈德荣以一个浅显的实例，形象地说明差距：在欧洲，国界线都淡化了，进出国门就像串门似的，但在国内许多地方，村与村的界限还很强调。以邻为壑，诸侯经济，行政篱笆等等，自觉或不自觉地深植于不少行政官员脑中。这位自称是“大城市群中的小市长”直言：这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是冲突、甚至背离的。

　　行政区经济阻碍大城市群经济发展
　　不合理的行政区划是阻碍中国城市群经济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国行政区划层次较多，分割过细，各级政府对区划内经济活动干预权过大等原因，各行政区内的经济各自为政的现象非常普遍。随着通勤圈、通学圈、购物圈、产业分工圈的扩大，行政区经济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城市圈以及城市群形成的阻碍将越来越大。行政区经济阻碍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问题，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十分突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形成与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打破行政区经济的格局。

　　把珠江三角洲作为一个城市群看也存在巨大的差距。欧洲是国民国家的发源地，搞了200多年，现在把国界的概念不断淡化，以利于物流、人流、信息流的流通。

　　在形成大城市群过程中，珠江三角洲有两个必须克服的问题：一是在产业结构上必须培养新的增长原动力，完善大城市群内的分工配套，一定要超越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的模式；二是大城市群中各大城市圈功能的紧密分工，对大城市群的发展是有利的，对珠江三角洲各大城市形成各具特色的功能和城市空间是有益的，但不能划地为牢。

　　中国重视完善城市圈交通体系的城市极少，维系与城市周边地区的交通设施仍然只是公路，在公路沿线无序开发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以汽车为主的交通骨骼是不可能支撑起高密度、大规模的城市化社会的经济和生活活动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等地区应该尽快地形成以通勤铁路和高速铁路以及地铁为主的高速轨道交通体系。

　　中国城市圈、城市群发展的滞后将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因为中国经济能跟世界经济竞争的地方，还只是几个大城市群。我们无法拿西部跟世界发达国家竞争。我们迫切需要整合、提高我们可能有竞争力的空间的社会经济机制。我们要学会整理我们政策决策、规划决策的优先顺序。

　　构筑大城市圈需同时创造市民化社会
　　就全球城市经济圈经济发展的经验而言，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为龙头的经济圈、以美国纽约为龙头的“泛新泽西地区”经济圈等为代表，已形成5大世界级经济圈，并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成为主要驱动力。因为只有大型城市及城市群才具备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所需要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只有大型城市及城市群才拥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的城市间竞争。

　　大城市群是被高速交通轴缩短了时空距离的大城市空间。法国地理学者戈特曼在他的著作《大城市群》中首先使用了这个概念。但我们今天说的大城市群，已经远远不是戈特曼所研究的概念，而是要探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和新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下的大城市群的发展，其规模与密度，都与戈特曼讲的大城市群完全不同。

　　发展大城市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接农民进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城市，仅仅把农民作为外来的劳力，而没有考虑他们作为城市居民、城市主人的需求。

　　从世界近代史来看，产业革命以后，人们为谋求城市生活，谋求现代化的工作效率，从农村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化同时伴随着社会的近代化，必须同时创造市民化社会。没有市民化社会，城市是无法延续下去的。

　　城市化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生活、工作空间要从农村转入城市。人的社会生活有三个基本要素：工作、终身保障和社会交流。在农村社会，人们大多数从事农业，土地是终身保障的根本，村落共同体是人们社会交流的基本。而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要求人们在高度的社会分工当中谋求具有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职业，人们需要离开土地和村落共同体进入城市。因此，城市必须为人们提供就业和教育的机会，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交流环境，这三种要素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教育、培训是市民社会的门槛。劳动力需要培训才能进入现代化产业的生产领域。市民社会要求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每个成员的生老病死。

　　目前，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国际竞争的关键不是技术竞争，而是社会机制的竞争。　　中国是后发国家，我们可以研究和总结先行社会的经验和教训，这样中国会少走很多弯路。但社会发展是延续性的，不能强制性跳跃。

　　一个有优势的社会机制一定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我们要在学习和总结他人的经验教训、继承中华民族在社会机制上留下的宝贵财富的基础上，尽快地创建一套适应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发展的社会机制。这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