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缅怀文章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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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国防观及其现实意义
方敏　杨放　王银泉　邱世昌

　　毛泽东的国防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为观察和分析国防问题的理论基础，紧密结合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国防实际，运用我国军事及与军事相关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因素所构成的综合力量，为维护国家主权、国土完整和安全，防备外来入侵和颠覆所形成的思想认识体系。它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以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为依据，以积极防御战略为指导，成功地制定和解决了国家的防务政策、国防力量建设、民防和国防设施、国防科技发展和国防教育等一系列有关国防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的国防观，产生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我国的国防实际和优秀华夏传统文化之中，有独特的国情与革命战争经验以及国际战略形势的背景。毛泽东又是一位极富革命胆略和创造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这些独特的条件，形成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国防观。研究毛泽东的国防观，无论是对于全面正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或是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均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

　　一、充满辩证思维的国防观

　　观念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在不同性质、不同处境国家里的国防实践，所形成的国防观是不尽相同的。毛泽东以务实的态度正视中国国情，洞察世界发展的大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揭示和阐发国防的真谛，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观。

　　(一)毛泽东国防观既重视军事防卫，也重视全民防卫，强调军民的结合。建设强大的国防，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国防，国家安全就无从维护，而国家的安全须臾离不开军队，军队是国防的支柱，这是古今中外国防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对此，毛泽东是始终强调的。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不仅要有一强大的陆军，而且还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没有强大的军队，新中国的安全就没有保障。同时他还指出，国家的安全既要靠军队，还要靠人民。1956年毛泽东在概括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还是照这个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①60年代初，毛泽东又深刻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他主张，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以民兵组织的形式，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为实现这一思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确定了一系列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动员全民办国防的方针、原则。例如在我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有保卫祖国的义务。1958年又号召全国“大办民兵师”。对民兵组织这种形式，毛泽东十分赞赏。他说，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民兵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教育、体育组织，这种形式很好，应当推广，各级党委要抓，特别是省委书记要亲自抓，对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②还具体要求：小县一个营，中县二个营，大县一个团。在毛泽东的国防观里，既强调军队对国家安全的重大作用，也重视全民防卫的基础作用，这种立足于人民战争，强调军民结合的国防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国防观的主要内容。

　　(二)毛泽东国防观既把国防看作一种军事行为，又把国防看作一种社会行为，强调军事活动与社会活动的结合。由于毛泽东把国防的基点放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强调全民国防的战略思想，因此他认为，国防事业不仅仅是一种军事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只有动员起全社会各界参与国际活动，并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行为时，国防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国防才能真正巩固，国家安全才有最可靠的保障。毛泽东多次讲，国防事业是军队的事业，也是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因此，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是党、政府、军队和人民的共同职责和义务。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近代中国有国无防，屡遭外来入侵的悲惨历史，毛泽东提出，要在全民中树立国防意识，社会各界要充分认识国防的重要性，在国家的各项建设中，均要照顾到国防建设的需要。毛泽东还具体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把国防建设摆在应有的位置，把发展生产与增强国防力量统筹起来考虑，保证在企业、交通、民航、通讯领域中，积蓄国防力量；甚至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亦要为战场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在武装力量组织上，毛泽东主张建立以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位一体、平战结合的防卫体制。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国家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防建设是全社会的事，是党、军队、政府和人民的共同职责和义务。这就使上述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重要条文，从而更具有权威性。此后，我国的宪法虽几经修改，但其中关于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动员、依靠全国人民保卫国防，依靠社会各界建设国防的思想和原则始终未变。

　　(三)毛泽东国防观既注重国力的增强，又重视军力的提高，强调在富国的基础上强兵。富国与强兵的关系历来是政治家和军事家关注的战略性课题，处理得当与否，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力量的提高，均会产生重大影响。正确处理富国与强兵的关系，也是毛泽东国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是“富国强兵”。在这二者关系上他认为先富国才能强兵，国富才能强兵，从而为国家安全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就明确指出，国无防不立，强兵是必要的。百多年来，中国一直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必须及时加强我国的国防，特别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以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氢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③但是，强兵的基础在于国富，离开国富，强兵就是一句空话。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明确讲，要加强国防建设，就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1964年8月，毛泽东还生动地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比作“拳头”与“屁股”的关系，并指出，“屁股”坐稳了，打出去的拳头才有力量。可见，毛泽东所讲的加强国防，前提是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把国防的强大放在经济强大的基础之上来考虑的。这种对富国强兵的辩证认识以及富国与强兵结合的思想，是构成毛泽东国防观的又一重要内容。

　　(四)毛泽东国防观强调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结合，既重视国防的硬件建设，又重视国防的软件建设。国防的建设与巩固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先进的武器装备，足够的兵源，训练有素的军队，正规军、地方部队、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等等，这些都是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保证。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不太长时间的发展，中国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特别是原子弹、氢弹、导弹等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成功，使中国国防的硬件建设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国国防的物质力量确实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由于有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对维护我国的安全，慑止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与扩张，产生了强大的作用。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上仍很落后的大国而言，却能在世界舞台上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国防物质力量的总体提高，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家安全有了这一点基本的物质力量，是否就意味着国家安全有了可靠的屏障呢？毛泽东认为，还远远不够。他指出，国防力量的真正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的能动作用及其凝聚力，在于自觉的组织纪律，在于军内外的紧密团结，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还要筑起精神的长城。他强调要加强全民族的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提高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在一段时间内，鉴于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我国所处的战略环境，毛泽东一再提醒和告诫全党，要准备打仗，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可能导致的突然事变。这种准备既要有物质上的，也要有精神上的，“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④在军队建设上，他也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⑤。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水平。他一再要求军队干部、地方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如果只抓“国防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⑥。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毛泽东历来坚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规律，认为只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不可估量的力量。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结合，在毛泽东国防观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五)毛泽东国防观既注重依靠本国力量，还善于利用国际力量，强调内外结合的国家防务的安全效应。鉴于我国近代历史上受帝国主义列强随意摆布欺凌的沉痛教训，毛泽东提出在国防建设指导思想上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他反对依附于某个大国，反对把提高国防力量的基点放在外部支援上。他坚定地认为，国防的建设和发展主要应依靠本国的力量，本国实力地位的增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但是，毛泽东从来不反对、不排除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在一定条件下，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是兴国安邦所不可缺少的。只有把国内国际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而维护世界的和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亲自主持制定了积极的和平外交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团结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反对一切侵略扩张的政策和行径；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等等。尽管由于受当时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所制约，在一段时期内，我国曾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做法，但这并未影响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采取积极、慎重的策略，稳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努力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5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亚非拉各国在保卫世界和平中作用的发挥，毛泽东认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和平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一方面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方面更加注重同广大亚非拉各国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与此同时，由于帝国主义集团发生分化，西欧、日本等各国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日趋发展，毛泽东洞察这一形势，提出要争取他们，团结更多的国际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这些思想发展到60年代，便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7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完全打破了原有两大阵营的思维定势，着眼于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奉行的对外政策的综合考察，正确地揭示了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格局，这不仅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的国防战略确立新的原则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对保证我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安全与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毛泽东国防观的成因

　　毛泽东国防观产生于我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国际社会背景、中国的国情，以及民族文化传统。

　　(一)国家面临的威胁和我国国防的实际，是毛泽东国防观形成的客观基础。中国曾经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文明大国、强国，五千年文明对世界作出过巨大贡献。可是，到了近代，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封建政府的腐败，国防有名无实，帝国主义肆意入侵，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民族屈辱史、灾难史、血泪史、也是一部斗争史。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优秀的中华儿女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标志着长期遭受国际列强侮辱、侵略和欺负的历史的终结，标志着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的重新崛起。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始终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之中。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及其他敌对势力，时刻没有忘记阻挠中国的发展与强大，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有巨大潜力的东方大国的崛起，他们一直威胁着我国的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刚一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竭力颠覆、封锁和包围，妄图把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到50年代后期，在实施硬的一手不能得逞之后，又采用软的一手，妄图“和平演变”、“不战而胜”。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国际上反华浪潮一浪甚于一浪。60 年代中期后，国际上由于霸权主义的激烈争夺，世界局势严重恶化，中国周边也再次出现严峻、紧张的局势。70年代初，美苏两霸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尽管都调整了对中国的战略，都想打“中国牌”，但严峻的国际形势不得不使中国人民为自己国家的安全保持警惕。毛泽东多次讲，中国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国防建设，发展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他针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局势，一再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加紧国防体系的布局和建设，要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

　　历史告诉人们，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优秀文明的古国，一个在近代历史上曾经被世界列强任意宰割的有着沉痛教训的大国，一个在现实中又面临帝国主义及其它扩张势力封锁和威胁尚处于弱势的穷国，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建设一个与其地位相称的强大国防，是历史赋予“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是新中国成立后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严峻现实带来的紧迫感，强化了毛泽东对建设强大国防的决心。

　　(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毛泽东国防观形成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国防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新中国的国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要实现国防的现代化，既要考虑到新中国建立之初“一穷二白”的实际情况，又要考虑到确保新中国安全的需要。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国情一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二是一穷二白，工农业、科学文化水平不高。“中国的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面对这种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新的国家建设刚起步的弱国、穷国，且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中的复杂情况，建设什么样的国防？怎样建设国防？这是需要慎重对待的十分严峻的问题。毛泽东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矛盾中，以他坚定的革命胆略和超常的智慧，着力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防发展思想。

　　新中国的国情是：在国民经济中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占80%以上，经济十分落后，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这样一个相对落后又受人封锁的国家里，要建设现代化的御外安内的国防力量，困难是十分明显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正视现实，不回避矛盾，以他的雄才大略构成了他独树一帜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防发展思路。

　　在毛泽东看来，要真正确保国家的安全、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永远不受外敌的欺负，必须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当然在短期内要想建成一支能与世界列强相匹敌的军事力量，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如上所述，把人民群众保卫国防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必定能弥补军力的不足；在国防建设中动员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部门都行动起来，国防效益将明显增强；国防建设中物质保证是必要的，但振奋民族精神更为重要，精神力量的发扬也可弥补物质力量的差距；国防主要靠自身的力量，但要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争得有利于我的地位，在世界和平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必须建立起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纵联横合的安全效应。总之，国家的安全是一个多因素的综合体，综合发挥各种因素的作用，就能产生综合的安全效应。在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坚持综合防卫的战略不仅有可能，而且也是必须。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独具特色的国防观充分反映他避我之短、扬我所长、化被动为主动、灵活应变、综合防卫的国家安全防卫的思想。他独特的国防观思想确立了他在现代国防建设上的重要地位。难怪英国学者迈克尔·艾略特·巴特曼不无赞叹地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许多没有多少政治见解的军事家。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是没有什么军事知识的政治冒险家”，“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伟大的军事家，他就是政治军事天才毛泽东。”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分析认识和谋划我国的国防问题，在国际上树起了泱泱大国——中国的国威、军威、赢得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敬佩和尊重。

　　(三)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形成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国防观，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文明，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军事文化遗产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优秀思想成果，闪烁着璀璨的智慧光芒。毛泽东深诸民族传统文化真缔，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对优秀的民族文化发生了浓烈的兴趣，他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等著作，这对于他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有过很大的帮助。如传统文化中“重民”、“君舟民水”、“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民本”思想；“兴国安邦”、“围垦屯兵”、“以小制大”、“以弱胜强”、“后发制人”、“纵联横合”的韬略思想，等等，无不深受毛泽东推崇，并被其应用得挥洒自如，淋漓尽致。毛泽东充满辩证思维的国防观中，不难看出传统文化留下的印迹，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毛泽东国防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

　　不能不提到的是毛泽东是一位性格坚强、意志坚定的人。向不合理的旧秩序挑战，是他人生主题之一。他从来不迷信、不听邪、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奴颜媚骨。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他豪迈地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民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60年代初，针对内外重重压力，他响亮地号召：“中国人民要有骨气”，“有志气”!并说，“有人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想逼我们屈服”，“他越要压，我越要顶。”“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铮铮铁骨和英勇胆略。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胆略和气概，当国家面临威胁之时，他果断决策，坚决予以反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安全。建国之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印边境反击”寸土不让；“援越抗法、抗美”抑制侵略，安定周边；保卫珍宝岛、打击霸权主义……这一系列英勇壮举表现了毛泽东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中华儿女在强暴面前不屈不挠的坚强决心，谱写了社会主义国防事业的一曲曲胜利凯歌。

　　三、毛泽东国防观的时代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毛泽东的国防观，对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对我国构成的威胁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加强国防建设仍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兴国安邦的一件大事。当前，我国的中心任务是把经济建设迅速搞上去，但国际风云仍动荡不安，天下并不太平。随着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被打破，东西方对峙的形势虽有所缓和，然而横行于世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至今仍很猖撅。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尤其不会容忍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将会继续采取各种手段干扰和阻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威胁并未消失。同时，由于国际间南北差距的扩大，国家利益的冲突，民族乃至宗教矛盾的上升和激化，由此而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仍持续不断。我国周边环境近十年来虽有较大改善，但还存在着不少现实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虽不致影响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部署，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如何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仍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通过对当今世界各种矛盾运动的深刻分析和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作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正确地回答了如何认识新时期国防建设乃至整个国家建设外部条件这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然而，邓小平还特别指出，所讲的战争可以避免是指世界大战，至于一些偶然的、局部的的情况是难以预料的，因此要求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由此可见，准确地判断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家的安全环境，是确立和筹划国家防务的主要依据。只有着眼于世界风云，认清威胁的性质和来自何方，才能使国防建设做到有的放矢，筹措得当。

　　(二)在确保国家经济建设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仍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重大问题。就国防建设来说，首先是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这不仅因为经济是国防建设的基础条件，国防建设不能超越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而发展，更重要的是，经济建设是国家的大局，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集中体现。所以，经济建设这个关系全局的中心地位，不能动摇。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他要求军队要忍耐，要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国富才有兵强。其次是求得协调发展。说“服从”，不是消极等待、无所作为，而是要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加快国防现代化。邓小平在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明确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新时期的国防建设，正进入以现代高科技为主要标志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中我们不可能企求普遍急剧地扩大国防实力，当然也不能在低水平上长期徘徊，而是要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战略需要，有重点地逐步提高国防现代化的水平。从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事实看，国防实力依然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邓小平关于增强综合国力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看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防现代化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没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没有包括国防实力在内的坚实的国家综合国力，要想长久和稳固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可能的。

　　(三)国防现代化的关键是国防科技现代化，决定现代化国防的主导因素是现代高科技，大力发展以高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国防仍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当今世界，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领域，高科技已成为竞争的焦点。谁在这方面落后，谁就要吃亏，就要挨打。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强调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战争是高科技的战争，现代国防是高科技的国防。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国防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防投入的增加，但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国防力量的增强，都离不开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防科技在国家的整个科技领域从来就占有重要的地位，过去许多新的科技成果是在军事领域应用后才转到民用领域，如今的科技成果不仅转化为生产力、战斗力的周期缩短，且出现了不同领域同时共享的一体化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将使国防科技在提高国防力量和综合国力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四)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我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所取得的传统经验及产生的指导原则，仍应继续发扬光大。“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仍然是遏制战争，维护和平，使我国“四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保证。邓小平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赋予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新的内涵，要求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他为使我国“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更加适应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强调国防建设要以常备军为主体，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常备军作为国防实力的主要标志，无论是遏制全面战争，还是打赢局部战争，其主体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但在和平时期，其规模又不宜过大，关键是要在“精兵、合成、高效”方面跃上新的台阶。邓小平还着眼现代化国防的整体性，十分重视建设强大的后备力量，使之成为常备军的后盾和助手。他要求“重视现代化条件下的民兵工作”，实行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后备力量体制，建立预备役部队，为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快出兵、出精兵奠定了基础。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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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
——论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及其运用与发展
王厚卿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吸收古今中外战争经验的精粹，创造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在这一光辉战略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战略思想又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安全、巩固国防的新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扩展，成为党和国家谋划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追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在军事战略领域的创造性活动，认真学习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深受教育和启发。我们要把这份珍贵的遗产继承下来，并在新的斗争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发展。这是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客观需要，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理论上的伟大贡献

　　从军事思想史上看，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历来是军事指导上的一个通则。毛泽东在继承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超越以往军事家们的视野和局限，对传统的积极防御思想进行了质的改造和全面的发展，使之成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丰富的科学内涵、全新的实践形式，并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起根本指导作用的战略思想。这是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飞跃，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一项伟大贡献。这一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积极防御上升到战略思想的高度，使之能动地服务于革命战争的政治目的，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军事纲领。

　　在毛泽东之前，人们论述积极防御，大都囿于单纯的攻防作战角度，其视野基本上没有超出一般的作战行动范围。毛泽东则从探索中国革命战争指导路线的角度研究积极防御问题，把积极防御提到战略思想的地位，并进而把这一战略思想与革命战争的政治性质和政治目的直接联系起来，使其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为推翻反动统治、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战争，本质上都具有自卫的、防御的性质，同时又具有坚决的、积极的革命政治目的。毛泽东在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从军事和政治的结合上对这一观点作了充分的发挥。他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防御与战争的正义性质联结在一起加以考察，称之为“正义战争中的防御战”①，他说：“后起而且发展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因为它们的“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而“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②他认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③，只有积极防御，才是实现中国革命战争的政治目的的唯一正确的战略途径。因为它不仅解决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保存军力的问题，而且能够有效地促使战争力量对比和战略形势逐步地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从而最终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夺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样，毛泽东就把积极防御由一种作战原则，上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的基本军事政策和军事纲领，亦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总决议中所说的党的“战略路线”。纵观古今，横察中外，像毛泽东这样把“积极防御”作为战略思想同党与阶级的政治要求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是以前的军事理论家们从未做过的事情。

　　二是把积极防御与人民战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之牢固地植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彻底的人民战争基础之上，成为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主体和核心。

　　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是毛泽东战略思想体系的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又是相互贯通的。毛泽东讲的积极防御，是人民战争基础上的积极防御；开展人民战争，是积极防御战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他对积极防御的理论阐发，与他的人民战争思想密不可分地交融在一起。他认为，在人民战争基础上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可以使我军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坚持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作战，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帮助下，灵活地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不断地减煞敌人的优势，进而挫败敌人的进攻，夺取战争的胜利。充分利用人民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充分发挥广大军民在战争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便成为积极防御战略的最重要的立足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常常退却到根据地内作战。毛泽东指出：这是“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而“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④。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指示我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这一战略考虑就包含着深入发动群众和使我军的战略行动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两个主要问题。抗日战争中我军的积极防御，就是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加下，以规模空前的人民游击战争的形式进行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把争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作为通过自卫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政治前提，在全面丰富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的同时，全面丰富和发展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在公布我军十大军事原则时深刻地指出，敌人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办法，美国军事顾问也向蒋介石提出种种对付我们的建议，但这些都不能挽救敌人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⑤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始终凭借着人民战争发挥作用，从人民战争那里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又始终贯穿着积极防御这条基本主线，在积极防御的总体框架内展开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战术思想，如持久战思想，歼灭战思想，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紧密结合的思想等等，都是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为指导并包含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之中的。它们各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积极防御的基本精神，并以积极防御为核心，构成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完整体系。把积极防御与人民战争二者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是毛泽东在战略理论上的一大创造。

　　三是把积极防御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全局，以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反映了攻防之间的辩证关系和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规律。

　　攻防结合、寓攻于防，是积极防御的基本内核。毛泽东把攻防之间的辩证统一，放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全过程中加以全面的发挥，表现出一种超越前人的创造性。其基本内容，一是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战役战斗上的攻势作战作为达成战略防御目的的主要手段；二是把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地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和进攻，彻底地解决战争问题。这样，体现积极防御实质的攻防辩证关系，就在他手里得到了最充分、最全面的展现，使积极防御既在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起根本的指导作用，又合乎逻辑地延展到战争的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阶段。正如叶剑英后来所概括的，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是贯彻战争全过程的彻底歼灭敌人的战略。革命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又把积极防御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国防的斗争，进一步使其由革命战争的战略发展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性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政策，从而大大拓展了积极防御的思想内涵和指导范围，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首尾一贯的战略理论体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是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里研究积极防御问题的，因而它的理论体系中不仅包含了那些反映攻防关系一般规律的原则，而且增添了许多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新的理论内容。他提出的一系列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原则，基本点都是放在能动地实现以弱胜强上面的，同样充满了革命的创造性。他认为，人民力量在战争开始阶段的相对弱小，决定了其在战略上的防御地位；而战略上的防御，必须通过战役战斗上积极主动的攻势行动来实现。只有辩证地解决防御中的进攻、内线中的外线、持久中的速决，以及打与走、进与退、歼灭与消耗、正规战与游击战、运动战与阵地战等一系列矛盾关系，才能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地从量变发展到质变，成功地创造敌我强弱转化的条件，使敌人由强变弱，而使我军由弱变强，进而实现战争全局上的攻防易位，直至最后战胜敌人。这一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和与之相伴而生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无不以其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独创的形式，从一般和特殊的结合上，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其深刻性是以前的任何军事理论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又运用于这一伟大的战争实践，指导着战争的胜利进程。它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是积极防御战略发展史上最精彩的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情况之复杂、斗争之激烈、成果之辉煌，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得以充分展示的大舞台。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三个战争时期，而在各个战争时期，又包含着若干个不同的战争阶段。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各个战争时期和战争阶段上的运用，是贯彻始终而又高度灵活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一曲威武雄壮、惊天动地的凯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继续运用于我国巩固国防的新的斗争实践之中，在战略指导方面又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生动地展示了理论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的辩证过程。它主要表现在：

　　其一，准确地把握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地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毛泽东指出，任何战争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存在着时间、地域和性质上的差别；战争和战争规律又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战争指导者必须坚持客观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把握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战争现实，活用战略战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了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经历过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从这些特点的相互联结上，提出了以积极防御为核心的一整套战略战术，指导红军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重大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战争中的四个相互矛盾着的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并据此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主张，确立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使积极防御战略与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实现了有机的结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这种对战争特点及规律的分析和把握是贯彻始终的。正因为如此，在战争的每个时期和每个发展阶段上，毛泽东总能为积极防御战略找到最能适应当时战争特点的生动的实践形式，驾驭战争航船朝着正确的航道驶向胜利的彼岸。

　　其二，精心地确立各个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地发挥指导作用的中心环节。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军事斗争全局的行动纲领，是统一思想、部署行动的基本依据。战略方针正确与否，关系到现实斗争成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作战，红军采取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强大敌人的连续“围剿”，红军一天天扩大，根据地一天天巩固。而王明等人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方针，结果导致了红军的失败。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执行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共产党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战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国民党实行消极、死板的战略方针，非但不能有效地打击日军，反倒使自己陷入处处被动，在正面战场上一败再败。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最直接地同各个时期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方针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斗争形势下，毛泽东总是能抓住形势发展的本质方面和推动形势发展的关键问题，确立符合当前斗争实际的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如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国内战爆发之前，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解放区军民做好自卫战争的充分准备；全面内战爆发后，制定了内线作战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使我军能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不断地歼灭敌人，逐步地改变我在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和防御态势；当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时，又制定了外线作战方针，作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决策，指导我军适时地转入战略进攻，进而以战略决战求歼国民党军主力集团，奠定了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在战争第一阶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和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在战争第二阶段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通过先反后守的作战行动，用劣势装备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这些生动的战略实践表明，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化形式，也是这一战略思想在实践中得到成功运用的基本保证。

　　其三，灵活地实行正确的战略指导。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发挥指导作用的生动体现。毛泽东称战争是敌我双方“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⑥，对力量较弱的一方来说，要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就要靠高超的战略指导艺术。战略指导的中心问题，是争取主动权的问题。防御本来是容易陷于被动的，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总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创造出主动的内容，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其原因就在于战略谋划和指导上的正确与灵活。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⑦毛泽东战略指导艺术之高超、精妙，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概括地讲，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很好地符合起来；照顾好全局的各个方面，把握战略枢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和动作上，推动全局的发展；随机应变，因情措法，不拘一格，不守陈规，灵活地运用兵力与战法，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仗；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敌人的一切弱点，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切长处，在全局上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时，善于造成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进而夺取全局的优势和主动。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实践中身体力行、并取得辉煌成就的这些战略指导要则，是我党我军执行积极防御战略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主要经验。

　　其四，适时地进行军事战略的调整和转变。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地发挥指导作用的又一重要形式。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形势和任务，我军在军事战略上进行了多次调整和转变。比如，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曾实行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游击战向后期的运动战的转变，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从抗日游击战争向解放战争大规模运动战的转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实行过从战争前期的运动战向后期的阵地战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在维护国家安全、巩固国防的斗争中，我军也进行了几次战略重点和主要战略方向的转变。这些战略转变，有从这一战争时期到另一战争时期、从这一战争阶段到另一战争阶段的转变，也有从战时到平时以及和平时期的转变。在这些战略转变中，具体的战略方针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总体上讲，我军历史上的这些战略调整和转变，都是在积极防御这个总的战略框架内进行的，但在调整与转变之前、之后，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着重点及其具体做法则有明显的不同，即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不断地被赋予了新的实践内容。这种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调整和转变，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运用不断跃升到新的阶段。实践证明，当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适时实行军事战略的调整和转变，对推动军事斗争全局的发展和争取战略主动权至关重要。战略调整和转变是一种全局性的变化，为了顺利地进入新的战略阶段，必须全面地把握影响形势变化的种种复杂条件，深刻理解这种变化的战略含义，并据此变更自己的方针、策略，正确地规定战略转轨后的目标和方向，克服战略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障碍。只有这样，才能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充分发挥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指导作用，把军事斗争引向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长期稳定的科学指导意义。它所揭示的军事斗争指导规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国军事战略的指南。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靠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打胜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要继承它、发展它，坚持它在军事战略领域里的指导地位。

　　坚持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国家和军队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称霸，不搞侵略扩张，不首先发动战争去进攻别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军事斗争中始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义的自卫立场，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这是我国军事战略与霸权主义国家军事战略的一个本质区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斗争仍然具有防御性和积极性，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也就仍将具有根本的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仍将是我国军事战略的理论基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并不是对历史经验的简单重复，而是以科学的态度，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予以发扬光大，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新时期的战略指导问题，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包括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内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和今后的国防建设，为提高新时期军事斗争艺术指明了方向。1980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⑧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军事战略的积极防御性质，确立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和新时期国防建设的指导地位。邓小平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表现在他对这一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刻的阐释，而且突出地表现在他把这一战略思想与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战略领域里的新课题紧密结合起来，充实了它的内涵，拓展了它的功能，为这一马克思主义战略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首先，正确地把握当代战争与和平的基本走向，系统提出了遏制战争的战略主张。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包含着“制战”内容的。1956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制定的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提出要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安全面临的威胁加重，毛泽东从应付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考虑，较多地强调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一面。7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战略判断。他认为，霸权主义是当代世界战争的总根源，由于霸权主义的争夺，世界上仍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这一战略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反对霸权、维护和平、遏制战争的一个整套系统的战略思想。他一方面指出世界性战争可以推迟或可以避免；另一方面，又强调和平要靠争取才能赢得，要把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⑨，只有积极开展反霸斗争，才能真正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这就为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使积极防御中的“制战”思想在新的战争与和平形势下得到充分的发挥。遏制战争是和平时期军事斗争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积极防御的防御性和积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突出体现。它要求我们在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战争发生后如何以积极的攻防行动，能动地夺取战争胜利的问题，而且要注重在战争发生前开展各种积极有效的斗争，通过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的密切配合，有力地遏制各种不安全因素的增长，遏制不安全因素向导致战争的方向发展，即使出现了一些局部战乱，也要尽量遏制小的冲突升级扩大为大的战争。当然，遏制战争要有赢得战争的能力作物质基础，赢得战争的能力越强，军事威慑效益越大，也就越能对战争起到遏制作用。充分发挥军事斗争遏制战争的职能，是新时期战略指导上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重要发展。

　　其次，全面地反映新时期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正确规定了新时期军事斗争要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战略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成为我国抵御侵略、巩固国防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始终高度警觉地注视着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从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谋划战略全局。邓小平针对新时期国家安全环境的特点，从党和国家的大战略的高度，把新时期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同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局联结起来，提出了军事战略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想，解决了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宏观定向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考虑问题，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主要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在新时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是我们最大的国家利益。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就其基本着眼点来说，是要为这一利益的实现提供军事上的保障。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将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进行，还存在着种种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必须全面反映新时期国家安全的需求，尽量限制和消除不安全因素的作用，努力争取和维护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这是明确新时期军事斗争目标指向的基本依据。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不断地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这就为我军在新时期的战略任务作了质的规定，并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与新时期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总体谋划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要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需求，从争取最大的战略利益出发，把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纳入提高综合国力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轨道上去，并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针对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性质、程度、形式和方向，明确我们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具体的斗争策略，使我军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中都能担负起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

　　第三，明确地提出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实行由侧重准备对付大战到侧重准备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战略转轨。毛泽东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阐述，基本上是围绕全面战争展开的。毛泽东的战略指导实践活动中，也包含着对局部战争的指导，如抗美援朝战争及几场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但他对战略问题考虑的重心一直是放在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可能发生上的。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冷静分析，得出了大战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打不起来的判断。同时，他又提醒我们，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军委于1985年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由过去的立足于大战转到重点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上来，这是军事战略指导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局部战争中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仍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基本的战略原则，但又有许多具有自身特点的新作法。比如，全面战争要力争把战争引向持久，局部战争则强调尽可能地缩短战争进程；全面战争需要举国迎敌，局部战争则要尽量避免战争的扩大升级，减少局部战事对国家建设大局的影响，等等。总之，军事斗争准备上由过去的侧重对付大战到侧重应付可能的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战略转轨，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具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

　　第四，密切地注视现代科学技术对战争和战略的深刻影响，突出强调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问题的新课题。毛泽东创立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时，我军技术装备状况还十分低下，后来逐渐由“小米加步枪”发展到拥有了大炮、坦克和飞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透过朝鲜战场的炮火硝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化战争与我们过去所进行的战争的巨大差别，深刻地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以便迅速地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1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更加重视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他论述军事战略问题，总是把现代技术条件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考虑进去，强调要研究现代化战争的特点，研究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问题。他把现代技术条件与我军的战略传统联系起来，提出了“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命题。他指出，在现代化战争中，积极防御仍然要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要“立足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12)。同时又指出：“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也不同’(13)，要注重研究新情况下的新问题。他强调要“努力提高干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14)，天上的、地下的、水中的，都要学会对付；无论陆海空战，都要重视争取制空权问题，“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15)。他还十分重视国防科研和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认为“装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16)，并强调我们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就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高度上，发展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当前，由于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战争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海湾战争和其他几场带有高技术性质的局部战争看，这种战争越来越具有突然性、立体性、快速性、机动性和纵深性的特点。大量、密集地使用高技术打击兵器，可以不需要通过一系列战役战斗行动即能达成一定的战略目的。这就使过去战争中的一些传统战法受到严重挑战。探讨对付高技术战争的问题，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回避不了的重要课题。对未来高技术战争对策和战法的探讨，仍然要以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作指导，但在作战思想、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手段、作战指挥和作战保障等方面必须进行大胆的创新。当前，全军正遵照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认真分析高技术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里运用所产生的全方位的影响，深入研究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根据发展变化了的作战条件，创造符合未来战争需要并具有中国特色的作战理论。完全可以预料，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一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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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创造　科学的理论
——论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
何理　岳忠强　王长存

　　毛泽东创立的、并在长期革命和建军实践中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的军队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它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军永远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性质，是我军完成作战、训练和各项任务的强大动力，是人民军队政治优势、革命本色和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反映人民军队本质和政治工作规律的科学，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军宗旨的思想；关于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方向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的总方针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提高战斗力的思想；关于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的思想；关于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军政治工作中心环节的思想；关于发扬三大民主，加强革命纪律的思想；关于党的三大作风就是政治工作作风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要从中国革命和军队的实际出发，力戒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思想，等等，构成了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如何建设一支由无产阶级先进政党领导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从而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作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一代宗师毛泽东的伟大创造——军队政治工作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的科学指南。当前我军所面临的时代以及所担负的任务，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最根本的就是要完整、准确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军队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本文所要着重论证的主要内容。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①。毛泽东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中国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首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是必须创立并拥有一支能够完全适应伟大革命战争需要的人民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③。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正是在波澜壮观的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中应运而生、丰富发展的。

　　军队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根本性质，归根到底是关于它的阶级属性问题，即归谁掌握、为谁服务的问题。一切反动的旧式军队尽管服装不同，旗帜各异，具体的阶级归属和服务对象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都隶属于剥削阶级的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一派别，都是为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利益服务的。我军与旧式军队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军队。这是毛泽东给人民军队本质作出的科学规定，也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问题。

　　(一)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阐明了党与军队的关系，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认为，在军阀分裂割据的旧中国，历来是有军则有权，军多则权大。旧军阀统治的特点就是军事支配政治，武力控制政权。但人民军队不能走旧的军阀主义的老路。我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党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为实现党的历史任务而战斗。因此，军队的一切行动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允许同党闹独立性，决不允许任何个人向党争夺兵权。他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④因此，军队政治工作应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组织上，建立健全党委制、政治机关制、政治委员制和连队党支部制，并不断完善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在政治上，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切实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努力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在思想上，对广大官兵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之，全军一切组织、一切人员和一切行动都必须绝对听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

　　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克服一切“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坚持正确的思想原则，警惕和反对资产阶级与党和人民争夺兵权。从建军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必须反对和抛弃各种企图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军阀主义倾向和单纯军事观点，并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阐明了必须坚持党领导军队的重要思想，规定红军的一切工作都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⑤。在反对张国焘拥兵自重，分裂红军的斗争中，他进一步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⑥的著名论断。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及时纠正了在红军改编后曾一度出现的某些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的新军阀主义倾向，拒绝了国民党向我军派遣军事指挥人员的无理要求，坚持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方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挫败了国民党妄图让共产党交出军队的罪恶企图，并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强调了坚持和健全党委制，反对党和军队内部存在个人独断专行和分散主义倾向。在建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多次指出，枪杆子必须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允许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分裂军队，篡夺党权军权的阴谋，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军发展的历史表明，坚持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首要前提和决定性因素。

　　(二)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阐明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保证了我军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

　　我军的性质不但决定于党的领导，同时也取决于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军队的宗旨是关于这个军队是为谁服务的根本方向问题。在建军初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军队的服务方向，并通过对广大官兵进行新旧军队性质对比和政治教育，批评当时存在的那种“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⑦雇佣观念，在官兵中树立为自己为人民打仗，为工农阶级而作战的思想；要求军队同时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全面审视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过程，集中而深刻地论述了我军的根本宗旨。指出，这个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⑧根据这一思想确定的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职责之一，就是教育全军官兵认真学习、深刻理解我军的宗旨，真正做到一切言论行动都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并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人民子弟兵，我军战士从入伍的那一天起就接受为人民当兵，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的思想教育，树立了正确的革命理想和人生观。通过这种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生动的而不是教条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官兵能把自身的解放与人民的解放、党的事业、军队的任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自觉地为之英勇奋斗。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是关系我军建设方向的重要政治原则，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原则，它具体地生动地体现在我军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之中，也体现在我军每个成员的一言一行上。我军官兵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高度政治觉悟；为人民革命事业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革命利益、人民安危为生命的自我牺牲、英勇献身精神；与人民休戚与共的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的自觉的群众纪律等等，都是其具体表现。几十年来，正是由于军队政治工作认真地坚持和贯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使我军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成为一支举世无双、深受人民爱戴和拥护的人民子弟兵队伍。

　　(三)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阐明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保证了我军良好的内外关系

　　古往今来，军队中官长与士兵的关系，以及军队与民众的关系，都是与军队及其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直接相联系的。毛泽东从揭示和批判旧军队官兵对立、军民对立的反动本质出发，把建立良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作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必然要求，提出了著名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政治工作三大基本原则。

　　官兵一致的原则，是人民军队内部关系的本质规定，是人民军队性质在官兵关系方面的具体化。我军所有官兵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战斗的，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人格上互相尊重，生活上互相关心，只有职务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我军创建初期，毛泽东即针对旧军队中官长压迫士兵，官兵严重对立以及当时我军内部存在的旧的军阀主义作风，提出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⑨他明确规定军队内部严格实行“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⑩等制度，从而奠定了我军新型官兵关系的基础。后来我军坚持实行的尊干爱兵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就是本着这个原则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结果。实践证明，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就能形成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同甘共苦、互相友爱的新型内部关系，有效地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军民一致的原则，是人民军队正确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人民军队性质在对人民群众和政府关系方面的具体化。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军队只有与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无敌于天下。他明确提出，我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项任务，即学会消灭敌人和唤起民众两套本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军充分发挥了既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生产队和工作队的伟大作用，开展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组织和帮助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进行经济建设；拥护政府、热爱人民，广泛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使我军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正如毛泽东所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只要军民团结一致，那就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瓦解敌军的原则，是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依靠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军的一种策略手段，是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本质的必然要求。毛泽东说：“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11)。瓦解敌军工作的政治基础是我军所从事的战争之正义性和进步性。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军战争之正义和自卫防御的性质，揭露敌方战争的反动性、侵略性，说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指明其必然失败的趋势，以动摇敌军官兵的信心和意志。大量事实表明，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多数敌军士兵，包括一些下级军官都是被反动统治者欺骗和强迫驱赶到战场上卖命的，因此，他们可以在正义战争和革命政治工作的感召下觉醒。即使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对来自异国的敌军士兵也能够收到好的效果。宽待俘虏，是瓦解敌军的重要政策，也是人民军队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重要方面。它可以有力地揭露敌军的反动宣传，争取广大被蒙骗敌军官兵放下武器，投诚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所阐明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政治工作三大基本原则，是人民军队本质属性的规定，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并始终保持其性质的三块主要基石。这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性质的决定性保证，是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前提条件，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全部工作的归宿。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乃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外在表现。毛泽东在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时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12)。

　　依靠群众，充分发挥我军政治优势，从根本上提高战斗力，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基本着眼点

　　我军长期面对着在数量上和装备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发挥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优势，是战胜敌人，完成我军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可靠保证，这也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基本着眼点。

　　毛泽东以伟大哲人的眼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历史上各种形式战争的经验教训，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条件，揭示出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在于人民军队及其所从事的革命战争之正义的、进步的性质，它能够把广大人民群众(军内和军外的、武装和非武装的)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一切优势装备都无与伦比的强大战斗力。列宁说：“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13)。世界战争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在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战争潜力和革命威力，是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战胜的。政治工作作为党在军队中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它是党与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是把人民群众中的战争潜力转化为现实战斗力的中介和重要激发机制，是发挥人民军队特有政治优势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证。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十分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注重发挥先进思想对群众行动的先导作用和动力作用；注重发挥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并以此形成自己区别于其它各种军队的思想教育、精神教育的明显特点。

　　(一)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战争、参加战争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14)由战争性质而造成的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只有革命军队所进行的进步正义战争才能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反动的、非正义战争，因其脱离人民，必然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我军所从事的人民革命战争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彻底解放为目标，战争的胜负直接与广大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必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空前广泛的同情和拥护。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兵民是胜利之本”(15)。“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6)因此，我军政治工作的头等重大任务，就是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支援战争、参加战争，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革命战争正是在广泛动员、组织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取得胜利的。正如毛泽东反复强调的那样，在敌强我弱，物资条件异常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这个政治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7)。

　　(二)掌握思想教育，培养官兵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

　　毛泽东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8)同样，思想教育也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这是因为，“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19)，军队中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

　　掌握思想教育，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教育。毛泽东强调，“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20)我军官兵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自觉的战士。党的纲领、路线是革命利益的集中体现和全党全军的行动准则，没有对党的纲领、路线的正确理解，就没有正确的自觉的革命行动。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用党的纲领和政策统一全党全军的行动。他昭告全军将士：“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21)。

　　掌握思想教育，必须坚持对官兵进行革命理想和正确人生观的教育，提高官兵的思想政治觉悟，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22)。没有革命的政治精神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甚至是腐败的军队。但是这种革命精神不是自发、自然产生的，它要依靠革命的政治工作向广大官兵进行贯注。教育部队树立明确的革命目标，提高思想觉悟，激发广大官兵为人民而战的积极性。教育部队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敢于压倒一切敌人，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战斗意志。教育部队自觉服从革命大局，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树立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奉献一切，甚至牺牲生命的思想。教育部队苦练杀敌本领，提高官兵的练兵热情，熟练掌握手中武器，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武器装备在战场上的威力，实现武器与人的最佳结合。

　　(三)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干部的骨干带头作用，以形成无坚不摧的强大战斗力

　　我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集团，因此，必须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和党的组织原则把全体官兵组织成为一个高度团结统一的战斗集体。与其它军队不同，我军官兵不是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而是革命的集体英雄主义者。所以，我军战斗力主要来自组织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全军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不是任何个人或其他宗派，而只能是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

　　毛泽东历来非常重视发挥党组织在部队中的核心领导作用，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成为部队的“领导中枢”。建军之初，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红四军中一度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23)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加强党委领导，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注意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连队建立党的支部，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原则，并特别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在军队建设和组织官兵完成各项任务中起核心领导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一是党组织必须认真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广大官兵了解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和目标，掌握开展军事、政治斗争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提高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自觉性。二是党组织必须宣传和贯彻人民战争的思想，组织广大官兵进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研究与演练，提高打赢人民战争的本领。三是党组织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及时解决干部战士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协调关系，化解矛盾，鼓舞士气，凝聚军心。四是党组织必须大力做好作战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进行战场宣传鼓动、开展军事民主、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发扬我军群威群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坚决夺取胜利的革命精神，并根据作战任务的变化，及时调整组织，配备干部。

　　发挥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中骨干带头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4)党组织必须认真抓好干部队伍建设，旗帜鲜明地清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对干部工作的影响；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选拔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反对任人唯亲。同时要在作战、训练和完成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各级干部的骨干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在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指引下，我军政治工作紧紧抓住干部队伍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不放，通过各种形式培养和造就了成千上万思想觉悟高，联系群众好，能征善战的各级军政后干部。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25)。他们无论在强敌压境、艰难困苦的反围剿、反“扫荡”斗争中，还是在胜利进军的解放战争和保卫国防、实现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是部队工作坚强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们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模范行动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与勇敢坚定的革命精神，在广大官兵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和指挥威信，教育、团结和带领部队完成了党交给的作战和其他各项艰巨任务。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是一个党性、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体系。如上所述，他不但提出了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原则，而且还形成了自己优良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工作作风和方法。毛泽东说，“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善于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善于调查研究，善于联系群众，那末，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全般任务就能完成，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就能达到”(26)。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反对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这就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最根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一)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革命和我军的具体情况出发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27)。可以说，这是人民军队建设和我军政治工作面临的最基本的“实际”和最大的国情、军情。它一方面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无可比拟的先进的革命性质，同时也说明了，我军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必将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它不可避免地会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的作风，如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带到革命队伍中来。如果不解决在部队中存在的这些十分错误的倾向，就不可能把这支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可能重蹈黄巢、李自成式的农民起义的覆辙，使革命归于失败。军队政治工作必须从这个根本实际出发，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部队，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克服农民小生产者的落后保守意识和错误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对错误的不良倾向。

　　军队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各个时期具体任务的变化，确立正确的方针、内容和方法。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军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也经历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内革命战争，以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伟大革命实践。在这些斗争中，军队政治工作都能根据革命形势的重大转变和军队任务的发展变化，创造和确定自己新的具体工作方针、内容和方法。从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我们就会无力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去教育军队”(28)，就无法完成政治工作担负的艰巨任务。

　　军队政治工作必须从广大官兵的思想实际出发，加强针对性，提高实际效果。毛泽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有的放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具体了解干部战士在想什么、干什么，以及他们的情绪、愿望、困难、问题，分清哪些是正确的积极的东西，哪些是消极的、甚至错误的东西。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要立足于发扬积极的、正确的思想，批评和克服消极的、错误的思想。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是具体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才能避免空洞抽象的教条主义毛病，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在思想教育中必须坚持民主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他曾形象地说，对敌人是打击、消灭，是用“霸道”；对同志、士兵、人民、朋友则要用“王道”。对思想方面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和压服的办法，只能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循循善诱、启发自觉，以逐步提高官兵的思想政治觉悟，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二)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观点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基本观点。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方面的具体运用和展开，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毛泽东认为，政治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党的群众工作，因而必须树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在军队中首先是依靠、尊重广大的士兵群众，相信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革命创造精神。

　　军队政治工作要把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作为整个工作过程的起点和归宿，并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搞好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的有机结合。这是因为，政治工作决不单是少数政治工作干部的事，它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去做。可以说，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就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所以，在任何一项工作中，都不能只有领导和少数骨干的积极性，而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要注意充分发挥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但又不能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犯强迫命令的错误；也不能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放弃正确的思想原则，犯自由主义、尾巴主义的错误。在工作指导上，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在普遍号召与广泛动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更要对所属部队加强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工作落到实处。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环节，也是政治工作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毛泽东号召，“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29)。军队政治工作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把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作为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对各个时期部队所担负的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情况，官兵的思想状况等方面进行周密的具体的调查研究。领导者必须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放下架子，虚心向战士学习，向下级学习。这种认真的而不是表面的，实在的而不虚假的调查研究，即是了解情况，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调查就是解决问题”(30)。这就是毛泽东的结论。

　　(三)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发展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是适应了人民军队的创建而创立，并在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长期革命实践中完善发展，是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在我军创建初期，为了把以农民为主要的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完全适应中国革命战争需要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从事军事运动和井冈山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首先和着重从政治思想上建设军队的伟大思想，并于1929年12月主持制定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建军两年多来我军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从根本上划清了旧式军队与人民军队的界限，提出了正确的建党建军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基础，也标志着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形成。在其后的十几年里，我军政治工作在革命实践中得到巨大发展，同时也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张国焘军阀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1944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修改的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则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更加系统地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方向任务和工作方法；批评了政治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孤立主义等不良作风；提出了必须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不断变更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等问题。这标志着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恢复了军队中党的各级委员会，并在总结一些部队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的基础上，指导全军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和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新式整军和在军队内部普遍开展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是我军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创造，它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官兵的战斗热情，有力地保证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国后，毛泽东根据我军所担负的任务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军队政治工作必须与这种新的形势任务相适应，必须统一政治工作领导体制，加强和健全政治工作机构，制定和完善政治工作的条例、法规，加强探讨训练和完成各项任务中的政治工作等。不容否认，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也曾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但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最本质的品格，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展创新，以及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我军建设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却是青春永驻，永远不会过时的。

　　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全面发展，是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结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党我军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邓小平的主持和倡导下，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和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同样，我军也进入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新的历史阶段。全面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研究和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军队政治工作，探讨现代战争中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已经成为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据此，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31)。在新形势下，我们仍然必须继承和坚持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作风。但是，现在“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32)。因此，政治工作没有新的内容不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有所不同。遵循这一基本思路，邓小平创造性地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这一重大课题，把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坚持和继承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和优良传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978年邓小平在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33)。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34)。他深刻地分析了当时我军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和解决军队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在他的指导下，科学地阐发了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思想，正确地确立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既否定了林彪、“四人帮”“突出政治”、“政治冲击一切”的谬论，也纠正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忽视和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他特别指出，军队政治工作要加强，要从战士入伍的第一天起就注意这个问题。强调一定要把军队教育好，使军队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基本路线，并根据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有针对性地抓好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同时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5)。从而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一手抓革命精神教育，一手抓群众的实际利益，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思想。

　　(二)邓小平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

　　自60年代以来，我军政治工作曾一度受到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其主要表现是理论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猖蹶，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谬种流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时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因而，我军政治工作必须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否则，我们就只能说空话，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的事业就没有希望。他要求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创造性地做好新时期的政治工作，决不当“收发室”。他严厉批评了政治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现象。他说：“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36)。“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37)。1992年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38)。邓小平的以上论述，无疑对转变和改善政治工作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要发扬老红军的革命传统，保证我军在政治上永远合格

　　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将受到多种复杂的政治环境的考验。能否使我军在政治上合格，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这是邓小平给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提出的重要任务。1989年在接见参加首都戒严部队领导干部时，他高兴地说：军队经过这次风波的考验证明是合格的，“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39)。同年10 月，他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时又满怀信心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40)。

　　“政治合格”从根本上说，就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性质不能改变。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国家的军队。我国和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不同。我们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理所当然地也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党领导军队非但不会改变军队的国家政权属性，恰恰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同时对于军队自身来说，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不变，就必须继承和发扬红军的革命传统，自觉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保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保持部队高度的团结一致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必须坚决克服“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派性”和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能搞小集团、小圈子，不能把权力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如果一旦脱离了党的领导，背离了红军的革命传统，人民军队的性质就必然会改变。

　　(四)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要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建设服务，保证提高部队战斗力

　　邓小平认为，国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与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并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军队装备的真正现代化，只有国家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因此，军队政治工作既要保证国防建设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又要保证军队现代化任务的完成，为不断提高我军战斗力服务。在当前国家不可能把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国防建设的情况下，要教育部队正确对待国家现代化与国防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关系，积极参加和支持国家经济建设，自觉地服从大局，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保卫者、建设者。

　　同时，军队政治工作还必须保证以国防现代化为中心的教育、训练任务的完成，提高我军战斗力。邓小平提出要把教育训练放到战略的地位上来，加强合成训练和军队的质量建设，不断提高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军队政治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切实保证军队现代化的实现。要通过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官兵政治觉悟，造就“四有”革命军人；调动官兵练兵习武的积极性，提高教育训练水平和作战本领；发动和组织部队学习现代战争知识和科技文化知识，全面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以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邓小平根据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指出，即使在未来的高科技战争中，技术装备虽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也不能认为什么都是技术决定的，“不要完全迷信这个”(41)。我们还是要坚持人民战争，还是要立足于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用劣势装备打败装备优势的敌人。“军民团结一致，敌人要消灭我们的人民是不可能的”(42)。因此，军队政治工作还要积极研究和探讨未来高技术战争条件下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为夺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好充分准备。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代表了我军政治工作发展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发挥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提高我军战斗力，以及适应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进行军队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等问题。他提出和倡导的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关于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关于加强艰苦奋斗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培养“四有”新人；关于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实际出发，坚持以理服人，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关于军队要整顿，要有严格的纪律和统一行动等，都是新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重大发展和丰富。但就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而言，两者则是完全一致，一以贯之的。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光辉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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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艰苦奋斗的时代意义
张照庆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环境中，艰苦奋斗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内涵是相同的，本质是一样的。这就是知难而进，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的工作作风；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自强不息，埋头苦干，开拓进取的革命风格；励精图治，克勤克俭，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深刻理解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思想理论，对于强化艰苦奋斗的意识，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振奋艰苦创业的精神，实现党的宏伟目标，仍是颇有裨益的。

　　一、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思想理论是变革中国社会的精神动力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巨大精神支柱和推动力量。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战乱，屡遭严重灾难。但它始终用艰苦奋斗的铁肩铁臂去承受和征服千难万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曾盛赞中华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用“愚公移山”的故事，形象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要把它看作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极其优秀的光荣传统，世世代代继承和发扬。毛泽东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汲取了艰苦奋斗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把它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紧紧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任务，不断地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在实践中加以提倡和发展，使之结出硕果。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理论产生和形成的沃壤，是它得以发挥指导威力的环境。而毛泽东又把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它在空前范围内发挥了巨大作用。

　　毛泽东是我党积极倡导和推广艰苦奋斗精神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肩负起变革旧社会，推翻旧制度的历史重任。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残，国内反动势力的强大，革命力量的弱小，斗争环境异常艰苦，要取得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毛泽东正视了这种现实，并始终把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作为团结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变革社会的重要法宝。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对红色根据地实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军民的斗争与生活处于极度困难之中。然而，在根据地里，党和红军内上上下下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①，创造了在物质菲薄，战斗频繁的恶劣环境中，红军仍然能维持不敝的人间奇迹。1930年初，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分析批判了党内一些人认为红军力量弱小，革命处于低潮，做艰苦的工作是徒劳的错误观点和怀疑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失望情绪，统一全党思想，振奋斗争精神，多次挫败敌人的围剿，为以后胜利完成长征任务奠定了思想基础。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总结红军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取得长征胜利的经验时，进一步讴歌了艰苦奋斗精神，并精辟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②从而深刻地阐明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与执行正确政治方向之间的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不久，毛泽东便把艰苦奋斗确定为抗大的教育方针，从理论到制度上成为我党建军的重要原则和造就革命军人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逐渐变好，一些人便忽视眼前的困难，盲目乐观起来。针对这种情绪，毛泽东及时指出：“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③1945年12月，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中一再强调：“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④从而为我党领导下的东北军民克服主观障碍，夺取解放全东北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科学冷静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及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思想变化，在党的七届二次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⑤

　　全国解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较大改善，毛泽东又多次提醒人们：“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⑥1956年11月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⑦并且批评当时的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并要求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1957年他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强调：“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针对一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骄傲自满、贪图享乐思想滋长的问题，他又明确指示：“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⑧。

　　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思想理论，不仅展示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刻的政治远见和彻底的革命精神，而且体现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一思想理论强化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总结了我党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武装了中国人民，成为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和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使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无处不闪耀着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崭新风貌和灿烂光辉，显示着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英雄气概和创造精神，展示着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光辉业绩和伟大成就。

　　实践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长期艰苦奋斗，才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使“一穷二白”的贫困国家走上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在这种历史性的变革中，在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思想理论培育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等已经使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优秀传统融进了全新的政治内容，成为中华民族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将继续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二、毛泽东同志关于艰苦奋斗的思想理论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的力量源泉

　　建立在科学态度上的艰苦奋斗，必将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发展；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又为艰苦奋斗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综观人类历史，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振兴崛起，经济腾飞，兴旺发达，都是在曲折中奋斗、在困难中拼搏、在艰苦中创业所取得的。同时，经济的发展又为艰苦的创业实践创造了更有利的物质条件，增强了艰苦奋斗的积极性和持久性，推动现代化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世界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几百年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走上现代化经济强国所创造和总结的人类文明成果和有益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艰苦奋斗精神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重大战略目标。党的十四大对今后五年争取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做出了具体布置和规划，即要使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八至九的速度增长；要力争加快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积极发展各类市场，抓紧价格、劳动工资的改革；大力推动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要围绕转变政府职能这个中心环节，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各级政府机构改革；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等。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任务艰巨，困难很多，时间紧迫。靠唱高调，显然实现不了；指望天上掉下一个现代化，也不可能；企求发达国家发善心，也不可靠；幻想地上长出金币，更是痴人说梦。唯一的途径就是发扬务实作风，老老实实地艰苦奋斗。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⑨“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⑩所以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尤其强调：“现在大政方针已定，关键在于真抓实干，切不可丧失发展的机遇。”由此可见，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那种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艰苦奋斗精神“过时了”的观点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是十分错误的。

　　现代化建设不是一个静止的观念。因为社会的发展是不停顿的，人类的进步是无止境的。因此，不论社会发展到那个阶段，艰苦奋斗都将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诚然，建国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特别是近十五年来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得到发展，国家财力显著增强，物质基础日渐丰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加速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使人们依托已有的成果，在新的起点和新的层次上更大地发挥创造性，去实现更高层次的理想。但是，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人口众多，家底很薄，资金短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这些矛盾和问题与加速现代化建设形成强烈反差。在这样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需要我们立足于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凝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一步一步地开拓前进，坚韧不拔地拼命苦干，用聪明的才智和勤劳的双手改善现代化建设的条件，需要通过艰苦创业的劳动换取事业的成就。如果不全面理解艰苦奋斗与现代化建设的相互关系，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不再普遍地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就不能达到，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艰苦奋斗精神永远不能丢。任何时候，它都是我们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我们实现经济腾飞的基本保证。

　　艰苦奋斗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有具体的、丰富的、科学的内涵，而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自身。战争年代，由于环境残酷，战斗频繁，艰苦奋斗精神主要表现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冲锋陷阵，勇敢杀敌。建国初期，由于百业待兴，整个国家处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阶段，艰苦奋斗精神主要表现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艰苦奋斗精神主要表现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计名利，任劳任怨。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艰苦奋斗不再是被动地在贫困中挣扎，或者消极地忍受苦难的折磨，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革命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进取意识和开拓精神。它蕴含着崭新的表现形式和时代特征：

　　其一，就是解放思想，勇于改革的创新精神。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是再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神圣的开创性的事业，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实现确有实效的改革和具有发展的创新，并在世界激烈竞争的舞台上站稳脚跟，跻身于先进行列，就必须树立必胜的信心，抓住历史的机遇，解放思想，敢闯敢干，敢冒风险。在改革的实践中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学会一切自己不懂的东西，汲取人类先进的经验，走出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探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途径、新境界，从而，使生产力要素活跃起来，为经济建设注入活力和增强后劲。然而，创造的花环是用荆棘编成的，崭新的成果是用血汗浇灌的。其中不乏要历尽千辛万苦，经受失败、挫折和痛苦的考验和磨炼。如果离开了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必将一事无成，甚至要被飞速发展的历史所淘汰。

　　其二，就是知难而进，刻苦攻关的进取精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随着社会的发展，脑力劳动将逐渐取代简单劳动。这就要求劳动者，一方面要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实行科学生产，科学管理，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和同样时间的劳动，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高质量产品。另一方面要加强新科技的开发研究，在消化吸收现有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创新，开辟新的高科技领域，并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然而，任何一项新科技的创造发明，都是在充满艰辛和困苦的奋斗中实现的。例如60年代，我国核工业和航天工业部门的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牢记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教导，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自力更生，废寝忘食，拼命苦干，艰苦创业，填补了我国高科技的空白，打破了外国核垄断的局面。这一光辉的业绩，既展示了我国知识分子知难而进，刻苦攻关，无私奉献的英雄气概，又证实了艰苦奋斗精神在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艰难玉成”正是这种实践的精辟概括。

　　其三，就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献身精神。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坐而论道唱高调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脱胎于经济赢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为社会主义的完善和发展，为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创造丰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任务相当艰巨，不是短期内轻而易举办得到的。这就需要人们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发扬“老黄牛”精神，勇挑重担，任劳任怨，全身心地投入；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奉献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在真抓实干的奋斗中，创造财富，造福人类；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服从整体，顾全大局，甚至牺牲个人利益乃至宝贵的生命。那种习惯于来“虚”的，不愿意干实事，把艰苦奋斗只看作他人的事的思想是万万要不得的。如果没有亿万人民在工作中埋头苦干，在困难中艰苦创业，在利益上不怕吃亏，在改革中锐意进取的意识和实践，现代化建设便不可能取得成功。

　　其四就是崇尚节约，克勤克俭的节俭精神。古人讲“成由勤俭败由奢”，的确是精辟的经验之谈和至理名言。虽然我国经过近15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今非昔比，但是并不富裕，同发达国家相比，长时间形成的差距还远未消除。贫穷仍然象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我们肩上。改变这种状况固然需要外援，而且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可以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但是，借的钱是要还的，技术也要用钱去买，国内方方面面的改革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些资金只能靠努力生产来换取，靠全体人民勤俭节约来积累。所以讲艰苦奋斗，离不开节俭精神。

　　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当然今天讲节俭，不是再当苦行僧，更不是要求人们在过去的低水平上形式主义地搞那些吃“忆苦饭”之类的小动作。而是要在生产上用最少的投入争取最大的产出，用尽量少的物质消耗生产出尽量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要在工作上不推诿、不拖拉，增强时间观念，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努力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劳动生产率；要在生活上发扬勤俭节约的美德，精打细算，量入而出，节约开支，不搞脱离生产发展水平的超前高消费，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现有生产技术的改造和扩大再生产上来。实践证明，把节俭的精神长期坚持和发扬起来，资金就会积少成多，国家就会由穷变富。

　　总之，艰苦奋斗是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源泉。在艰苦奋斗中求发展、求富强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六十四个字的艰苦创业精神，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精神的精辟概括，也是对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思想理论的新发展。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创业实践中所需要的精神支柱和遵循的行动准则。

　　三、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思想理论是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高层次发展的理论指南

　　用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思想理论教育全体人民、武装全党，不仅是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而且是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四有”新人，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蚀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南。只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自觉地用艰苦奋斗的思想理论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才能建立更高层次的与现代化物质文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更加完善。

　　然而，目前我国的精神文明的社会化程度还不高，给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还有限。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和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度削弱等等原因，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绩，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生活条件稍有改善之后，一些人淡化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观念，滋长了奢侈腐化、铺张浪费的歪风。他们盲目地用我国的低收入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高消费相攀比，甚至醉心于“能挣会花”，生活上大肆挥霍。有些党员干部经不起权和利的诱惑，道德观念沦丧，精神支柱错位，理想信念崩溃，热衷于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至陷入贪财、贪色、贪物、胡作非为的境地，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挫伤了群众的创业精神，损害了“两个文明”建设。因此，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是十分英明的战略决策。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有助于克服腐败之风。腐败是人类的大敌。一切腐败现象都是相悖于艰苦奋斗思想理论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特征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原则，丧失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如果在执政党内腐败之风盛行，势必影响到民心向背和安邦定国。固然在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执政的地位容易滋生腐败现象，掌权的干部容易被权、钱腐蚀，但是，这并不是产生腐败现象的必然和任腐败行为泛滥的借口。应该说，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是给执政党的党员和干部提供了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干四化、做贡献的舞台，而不是提供了贪得无厌地疯狂吃四化的机会。艰苦奋斗是党的世界观的外在表现。它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关系着国家的形象和事业的兴衰。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致力于艰苦创业、发展经济、造福人类上，而是为政不廉，以权谋私，甚至巧立名目，把有限的财富糟踏掉，挥霍掉，那还有什么希望呢？怎么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呢？从历史上看，革命战争年代，条件那么艰苦，人民群众始终支持共产党；60年代初，生活那么困难，人民群众没有与党离心离德；“文化大革命”期间，形势那么严峻，人民群众没有失去对党的信任。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当前我国正在从深层次上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在新旧体制转轨，两种体制相互交叉的时期，腐朽的东西往往会千方百计依附于新生事物而滋生蔓延，并伴随着发展变化的情况而改变其手段和方式。腐败之风的花样、手法，也会不断变化和翻新，而且有很大的欺骗性、破坏性和腐蚀性。腐败作风，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文明和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是没有志气的一种表现。只有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以艰苦奋斗为荣，以奢侈腐败为耻的思想，自觉地清除腐败，为政廉洁，才能赢得众望所归的领导威信，在全社会抓艰苦奋斗的教育才能有说服力，惩治并遏制腐败之风才能取得成效，人民群众才会振奋精神与党和衷共济，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两个文明”建设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有助于抵制拜金主义。拜金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和道德观的集中表现。其核心就是“金钱第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连他们的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11)。

　　诚然，金钱是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离不开钱。财力匮乏引发的后遗症，让人们吃尽了苦头。改革开放强化了人们的功利意识，带来了经济领域的空前活跃，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以致富为荣，贫穷为耻已是人们的共识。金钱并不总是散发着铜臭，它可以成为一把通往更高殿堂的钥匙。然而，用什么方式挣钱和怎样用钱，不能不是我们探讨问题的关键，不能不是我们衡量精神文明程度的一把尺子。真理向前迈进一步便成谬误。应该看到，在发展商品经济，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金钱至上，拜金主义也沉渣泛起，并滋生蔓延。它污染着社会环境，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扭曲着生命的价值趋向。一些人把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视为人生哲学；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奉为恪守的信条；把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巧取豪夺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在他们的眼里，自身的价值是以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一切活动是以金钱作酬码；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完全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这种金钱的刺激和滋润，导致一些人在经济活动中，不惜慷国家、企业之慨，以收取贿赂；有的人千方百计坑集体，坑人民，捞油水，肥自己；有的人则多拿钱多干活，少拿钱少干活，把无私奉献看作痴人之举；有的人利用金钱拉关系、通关节、开绿灯，以求逍遥法外；甚至有的人为了金钱不顾国格不要人格。这些恶疾的萌发，破坏了人们生存的环境和人类的自身利益。

　　社会发展既要讲功利价值，又要讲奉献价值。不求功利，只讲奉献，人类社会就会失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奉献也只能是“虚”的东西。而只讲功利，不讲奉献，人的精神就会萎缩，社会生产力将得不到充分发挥。因此，我们所提倡的是通过艰辛的创业和诚实的劳动获取必要的合法的收入，它与资本主义凶恶残酷的原始积累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所提倡的是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办实业，搞教育，丰富物质文化生活，创造更高的社会文明，而不是贪图享乐，挥霍无度；我们所提倡的是在辛勤劳动中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而不是拉大贫富差距，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给一些否定改革开放，怀疑现代化建设的人以种种口实。

　　承认物质利益，并为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而奋斗，这是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理论的一条原则。但是承认物质利益和功利价值，并非提倡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个人都向‘钱’看。”(12)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反对“一切向钱看”腐朽思想的有效办法就是教育和动员全社会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打击那些见利忘义，不劳而获的不法行为，弘扬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树立勤劳致富文明发财的思想观念，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舍此，别无他途。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有助于培养合格的“四有”新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长期、艰苦的任务，需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一代坚持不懈的奋斗。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和优良作风能否继承，成千上万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能否传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新中国的成果会不会丢失，关键在于能否造就千百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离不开青年一代的奋斗拼搏和无私奉献。正如******曾指出的：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青年一代去创造。所以，青年一代能不能成为党和人民期望的“四有”新人，能不能坚持和发扬老一代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和命运。

　　艰苦奋斗的创业实践，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是人们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反映，是创造社会文明的巨大精神动力。同样，艰苦奋斗的创业实践，离不开崇高理想和正确人生观的驱使和指导。只有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激发人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建功立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才能为造就“四有”新人奠定基础。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四有”新人的培养，不可能在温室里形成，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磨硕，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锻炼，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拼搏，在艰苦创业的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换脑筋，长才干，逐步确立起来。从而努力“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模范，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做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模范，做反对各种腐败现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模范。”(13)真正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有政治远见和工作能力又富于牺牲精神，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以，艰苦奋斗的社会实践是“四有”新人成长的必要的客观条件和环境。而一代一代“四有”新人的茁壮成长，又能保证艰苦奋斗精神代代相传，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升华。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艰苦奋斗思想，既蕴含深刻的政治意义，又有极强的实践意义，而且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艰苦奋斗永远是我们时代的旗帜，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石。今天我们提倡和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是引导人们重走“穷过渡”的老路，不是甘愿死守贫困再过苦日子，而是振奋精神，积极主动地向艰难困苦作斗争。固然奋斗不是为了吃苦，但是奋斗必须吃苦。只有在这种艰苦奋斗的创业中陶冶道德情操，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富裕和文明的程度。可以相信，全社会崇尚和发扬艰苦奋斗之时，就是中国社会腾飞之日。愿艰苦奋斗精神蔚然，两个文明建设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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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探索
栾雪飞　田克勤

　　怎样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农业大国特点出发，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此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用先进的生产手段改造和装备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使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这一任务，不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

　　(一)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①这一任务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实现中国工业化，这本是近代资产阶级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然而，由于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内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加之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如同没有能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一样，同样也没有能力担负起领导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重任。这样，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毛泽东适应这一时代要求，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了他的伟大探索。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②因为如不这样做，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就无巩固的国防，就无雄厚的经济基础，就无人民的幸福，就无国家的富强。旧中国用血的事实告诉我们，要使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因落后而挨打，就必须使国家工业化。据此，1949 年3月5日，即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了关于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问题。他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毛泽东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对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不懈追求，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二)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基础差、起点低的情况下起步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政治上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刚刚成立，经济上现代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钢产量只有15.8万吨，煤只有320万吨，发电量只有43亿度。虽然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1952年工业生产已恢复到解放前最高水平，但生产水平仍然很低，工农业总产值仅827亿元，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8%，钢产量仅135万吨，棉布每人平均仅约9米，至于汽车、飞机、拖拉机、机车车辆、重型和精密机械工业，以及国防工业，则完全没有。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还与我们实际上处于军事对峙状态。面对上述状况，不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不仅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广大劳动人民不能摆脱贫困状态，而且也无法巩固人民政权、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为此，毛泽东于1952年下半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要将社会主义的中国，建成一个具有高度工业现代化程度的国家

　　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之后，1954年9月，毛泽东及时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的任务。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中，又进一步提出：我们一定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除了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外，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毛泽东四个现代化思想的第一次完整表述。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讲到要全面实现这一任务，需要100多年时间，并且要分两步进行。毛泽东关于要用长时期，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包括工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思想的提出，是完全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趋向的，是他的中国工业化思想演进的最高阶段。毛泽东这一宝贵思想，至今也不失其指导作用。

　　(四)借鉴苏联经验，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在中国究竟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坚持了他一贯倡导走自己的路这一思想，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开创本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就当时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种工业化类型供参考：一是欧美式(即传统型)。无论是工业化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和日本，都无例外的从轻工业开始，经过一段时间，重工业才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代替了轻工业的主导地位；二是苏联式(即追赶型)。它是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依靠集中体制具有的高资金和资源动员能力，实行高积累、高投资，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战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基本上是采取了追赶型的战略。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学习苏联的经验，沿用苏联的一些做法，是必要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其理由：从国内环境看，重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为它集中了一切科学技术成就，同时又是为其他工业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部门。而我国重工业情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④可见，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使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获得改造和发展的技术装备，从而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创造条件。从国际环境看，我们的工业化环境和苏联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环境差不多。新中国建立后，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因此，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注意了发展重工业。

　　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从1953年开始的。“一五”期间，总的看，执行情况是好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我们当时缺乏经验，曾一度出现盲目照搬的不良倾向，因此，也暴露一些苏联那样的弊病。毛泽东对此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概括起来主要是：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更忽视农业；片面强调增加积累，忽视群众消费和群众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忽视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等等。毛泽东正是在审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问题和对苏联传统模式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中，才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做法。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发展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辩证关系，同时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⑤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做了明确阐述，他指出：“这里讲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⑥1959 年，毛泽东再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此后，毛泽东进一步将农、轻、重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这一系列论述，从指导思想上正确地解决了我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的本质内在联系。这些正确的结论，尽管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认真贯彻，但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却是一个重大突破，对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不同模式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

　　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理论探索过程中，一方面注意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吸取对我国有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对苏联的经验，既不完全照搬照抄，盲目服从，又注重从本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有自己的思考和创新，从而提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主要是：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和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要和农业合作化同步进行

　　毛泽东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就明确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中国人民面临着两项互为条件的任务，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的必要保证。因为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才能迅速地发展生产，积累资金，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从而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准备经济、政治、文化等前提条件。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他认为，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改变私有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否则，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不仅得不到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大力支持，而且还会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发生种种矛盾，以至于对社会主义整个建设事业产生消极和破坏影响。

　　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孤立地去开展。这是毛泽东建立在对中国国情正确分析基础上得出的又一重要结论。这是因为，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生产的水平还很低，而国家对这些物资的需求却在逐步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实主要农作物产量低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如拖拉机、农业机器、化学肥料、农用煤油和电力等等，在发展上也会遇到种种困难。因此，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上述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资料以及部分能源等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大量被使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强调一方面，减弱另方面。”⑦

　　苏联在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和手段上，采取的是剥夺剥夺者的政策，即对资产阶级和富农用暴力没收、驱逐、甚至肉体上消灭的手段来实现积累。对广大农民用征收“超额税”或“贡税”的办法，来加快其工业化速度的。“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⑧在中国对资产阶级则是实行和平赎买，由限制富农到逐步消灭富农经济而实行积累的。这既减少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阻力，又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既保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其他行业的协调发展，又避免了出现经济震荡和经济危机。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又一重要贡献和发展。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

　　毛泽东在反复论述发展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辩证关系的同时，还一再强调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进一步将农、轻、重的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认为必须合理安排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绝对化，从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口号是正确的，是符合苏联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应优先增长的观点的，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成绩。问题在于，苏联后来把这一思想加以绝对化，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致使人民必需的日用消费品非常奇缺。

　　我们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在发展重工业生产的同时，注意抓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人民的日用商品，同时物价和货币也是稳定的。“一五”期间，我们比较重视农业的作用，也比较注重农、轻、重的协调发展。这一时期，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农业总产值4.5%，轻工业总产值12.9%，重工业总产值25.4%。这种情况说明“一五”时期重工业发展很快，是完全必要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也不慢，基本上保证了人民生活消费品的需要，又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因此，这一时期农、轻、重比例关系是基本协调的。

　　毛泽东讲的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其含义是：国家制定计划时，必须首先安排农业的发展，在分配资金、物资和劳动力时，也应首先安排农业，再安排保证市场供应的轻工业，然后再根据农业、轻工业的情况，安排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同样，在安排重工业同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机器、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燃料动力、运输工具等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是为农业、轻工业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发展重工业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并非是为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

　　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将农业、轻工业放在重工业之前，丝毫不意味着重工业就不优先发展。毛泽东认为重工业仍然是为主的。他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⑨这样，可以保证农业、轻工业发展的资金、物资、动力不再被挤掉。

　　毛泽东对农、轻、重关系所作的科学分析，不仅正确地解决了苏联所没有解决好的发展重工业与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问题，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理论。

　　(三)合理调整工业布局，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

　　这是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理论探索时，强调的又一非常重要的问题。谈到工业布局问题，除了要考虑资源、市场和交通条件外，还要考虑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我国的工业布局过去多集中在沿海，据1952年统计，我国沿海各省市工业产值，大体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内地占30%左右，钢铁工业约有80%分布在沿海，特别集中的是辽宁的鞍山。而铁矿资源非常丰富的内蒙古、西南、西北和华中，当时钢铁工业基础都很薄弱。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分布在沿海，其中主要部分又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少数几个工业城市，而在各主要产棉区，近代化的纺织工业却很少。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反映，是历史造成的极不平衡状态。

　　针对上述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毛泽东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他还把这一问题提到“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高度来强调⑩。根据毛泽东这一指导思想，党和国家将“一五”期间的建设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建的项目，多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建工业这样做的布局，主要考虑三个因素：(1)资源利用。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主要摆在矿产资源丰富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企业，主要摆在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附近。如，在建设鞍山钢铁公司的同时，把一大批机械加工企业摆在了东北地区。长春汽车城，沈阳飞机城，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加工基地，就是按上述精神安排的。(2)改变落后地区经济面貌。在落后地区摆一些项目，可以带动那里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也便于城镇人口就业。(3)军事上的需要。在开始编制“一五”计划时，当时朝鲜战争还未结束，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新的工业企业放在后方地区。特别是国防工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其他都没有摆到沿海地区。

　　毛泽东提出加强内地工业同时，还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11)如果只是在内地布点设厂，忽视加强沿海工业基地的建设，就会与预期的愿望不合，甚至适得其反，拖延我们工业化的速度。在毛泽东这些正确理论指导下，“一五”期间的工业布局是合理的。主要表现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发生了变化，1957年内地所占比重上升为49.7%，沿海地区则下降为41.6%，内地工业随着国家投资比重的提高有了很大发展，沿海地区的投资虽在下降，但其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上比较合理的工业布局，有利于逐步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其主要标志是：自力更生为主，工业门类基本齐全，一方面能够生产各种主要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能够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能够满足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的各种消费品。另方面在高科技领域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情况表明，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有了初步基础，而且在一些方面已经现代化了。

　　(四)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关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毛泽东主要强调了五点：

　　一是要勇于放下架子。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二是要学习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毛泽东强调：“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

　　三是发扬和创造本民族的东西，毛泽东指出：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这并不等于中国人写的东西要象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学习外国的东西，是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的独特的新东西。这样道理才讲得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四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在谈到学习外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时，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学习原则，即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批评了有些人对待外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不正确态度，指出：对待外国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五是要吸引和利用外资。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表示，民主革命胜利后，“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也谈到吸引外资的问题。他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同外国人做生意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关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思想不仅是很明确的，而且是一贯的。遗憾的是，这些可贵的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贯彻。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从客观上说，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不允许，帝国主义在封锁我们。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12)第二，从主观上看，当时的对外经济交往，还仅限于易货贸易，物物交换，对于吸引外国资金，缺乏必要的认识。同时，后来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干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突破了苏联工业化的模式，为走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初步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虽然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影响，有些好的想法在实践中也未能贯彻始终，但是，我们不应苛求前人。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驱者，他的探索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是不应低估的。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十分重视和珍惜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探索，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思想，对怎样实现包括工业现代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他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的特点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13)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要进行的包括工业现代化任务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我们过去进行的革命一样，仍然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重要思想，他强调，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重要”(14)；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学习外国的思想，他提出要打破过去长期闭关自守的状态，把我国的经济建设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坚定不移地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农业是基础的思想，他强调，一定要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越要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15)，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城市搞的再漂亮，也是不行的；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也要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实现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把科技教育提到战略地位。

　　邓小平结合中国现代化实际，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思想。他把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分阶段的努力奋斗，这就搞清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指明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方向；他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只有经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的完成；他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实行对外开放，在沿海一些地方兴办经济特区，在一些沿海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不断扩大开放的领域。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使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邓小平倡导，在农村全面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改变农村长期单一经营的产业结构，走出了一条农工商综合发展、城乡并举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路子；他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强调现代化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对中国工业化的探索和实践，以新的经验和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认真研究邓小平对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卓越贡献，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探索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有助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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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独特视角：“农业就是工业”
马泉山

　　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发展道路，倾注了很大精力；他提出的“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确立了重要思想基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文谈谈个人学习体会，以纪念他的百岁诞辰。

　　问题的提出

　　以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人类经济社会工业化过程，已有200多年，迄今仍在继续。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是每个民族或迟或早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现今欧美发达国家业已经历的工业化，是一条伴生对外抢掠殖民地、对内剥夺农民的血与火的漫长道路。早期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在一种新的历史环境中启动工业化，强调从发展重工业开始，依靠内部积累，实施重工业超常增长战略，尝试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斯大林认为不再受奴役的苏联人民有能力积累这笔巨额资金，也无须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而侵害农业利益。他期望以重工业投资的叠加效应换取工业化时间的节约，进而赢得生存空间。不论斯大林的逻辑可能有怎样合理的解释，他的这种发展政策同他的初衷大相径庭，重工业过度投资诱导他依旧走上被他自己否定的道路。苏联人民特别是苏联农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新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设想效法苏联可能走捷径，但是不久便发现此路不通。较早疑问的当推毛泽东。50年代中期，他曾把目光从社会革命方面移向经济建设，拨冗研究怎样加快发展。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的撞击，促使毛泽东形成“以苏为鉴”的理性认识，提出必须正确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走独辟蹊径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从50年代初提“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其间包括怎样丰富的历史内涵啊!

　　1956年4月，在扩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对的，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①。

　　毛泽东痛感苏联按斯大林的理论搞工业化不成功，为了发展重工业把农民挖得很苦，以致于粮食生产长期达不到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在这一点上中国不象有些国家亦步亦趋，中国一般重视农业、轻工业，农业初级合作化没有出现大量减产的情况，反而增加了生产，轻工业投资也比苏联多，苏联重、轻工业投资比例为九比一，中国八比一，中国市场供应远比苏联好。虽然如此，毛泽东还是认为需要适当调整农、轻、重工业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他说，这样做“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②

　　1957年1月，他在一次讲话里又一次强调发展农业对于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大家重视农业，工业部门要面向农业。他在这次讲话里提出了“农业就是工业”的奇特命题③。

　　同年2月，他在另一次讲话里把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发展关系问题概括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内容。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提出：中国是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④毛泽东计算，苏联从年产400万吨钢发展到1800万吨用21年时间，中国如果用同样时间达到这样的水平就将比它快，因为中国原来钢的年产量不到100万吨，起点比它低。他认为这是可能的，办法就是不要像苏联那样对农民“竭泽而渔”，而是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奇特的经济学命题

　　支持毛泽东作出“农业就是工业”的判断不仅在于中国是大农业国，也不仅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研究了更多的材料，至少他研究了美国的经验。在他看来，美国资本主义所以发展快，得益于没有封建主义，有利于农业发展，有利于工业获得充裕资源和广阔市场。英伦三岛和旧欧洲大陆都曾经受封建主义羁绊，城乡资源流动困难，农业的凋蔽更成为发展近代工业的障碍。这里的资本主义比北美发育早，但美国后来居上。农业转化为工业的事实近现代经济史随处可见。

　　马克思研究再生产的前提之一，把社会总资本从实物形态上区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揭示二者协调发展才能顺利实现物质转换(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通常被认为近似反映这种关系)。列宁在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后认为“那一定是生产资料比消费品增长得快”⑤。斯大林肯定社会主义在扩大再生产下同样存在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⑥。他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及相应实施重工业超常增长政策也因此获得支持。社会主义究竟存不存在这一经济规律，今人已有异议。这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这里要说的是：毛泽东不落窠臼，从另一视角提出问题。他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⑦

　　毛泽东的论据是：

　　农业关系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

　　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和销售产品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农业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化学肥料、农业机械等将以农村为销售对象，电力、煤炭、石油等行业的很大一部分产品也将销往农村，公共设施中的一部分必须供应农村需要，如此等等；

　　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毛泽东于是得出结论：在一定意义上农业就是工业。

　　这是前人不曾提出的命题，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社会生产两大主要部门中毛泽东对于农业作为工业母体作用的强调一扫传统看法，把中国农民在建设时期的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深信几亿农民不仅是工业化的忠实支持者，而且是积极参与者；农业不仅支撑工业，而且孕育着工业，转化为工业。随后，在毛泽东热情倡导下破土而出的农村工业，进一步把中国农民推向工业化的前台，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变得更加便捷，更为直接。尽管在后来的岁月它曾经有怎样的艰难，今天它终于成长为参天大树而更加充实了“农业就是工业”这一命题的内容。

　　“农业就是工业”的命题对于轻、重工业部门又有不同情况。农业与轻工业联系密切而且直接，与重工业并不都直接联系，许多情况下须以轻工业为中介。轻工业直接消费农业的很大一部分产品，甚至重工业由农业供给的消费资料及某些农产品原料也需要经过轻工业部门加工制作，以致于轻工业的一部分可以看作农业生产过程的延伸。轻工业产品中一大部分，则必须返销农村供农民消费，供给重工业的产品则是为交换所需机器设备及其他工业原材料以便彼此能够继续生产。轻工业在农业与重工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农业就是工业”的命题内含轻工业的特殊作用。毛泽东把中国工业化道路归结为主要指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真想快一些发展重工业必须同时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是很有道理的。

　　毛泽东根据经济史经验概括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深思孰虑的选择是实行后一种办法比较有利。他说：“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⑧

　　这是战略家的目光。前一种办法从一个较短时期观察，也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斯大林的工业化实践曾经有过这种效应；但进一步观察则是潜伏着它的反面。农业轻工业的严重滞后到头来又会使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掉下来。所以毛泽东说几十年后算总帐划不来，而且基础不稳固，将贻害无穷。看来，这个饱含丰富经济政治内容的辩证法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实践家没有注意到，他们更不可能料到今天结出的苦果。历史的悲剧验证了毛泽东论断的科学性。

　　欲取先予的政策取向

　　毛泽东富于个性的工业化理论，决定了欲取先予的政策取向，显示与传统思想相悖的逆向思考。

　　例一：保证两个积累。

　　毛泽东摈弃斯大林“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区分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的积累和为农业自身的积累，实行保证两个积累而不是只有前一个积累的政策。他说：“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⑨苏联的办法只要前一个积累。从1933年到1957年的长时期国家对农业产品一方面高征购，另一方面低价格，把农业生产总值的40%以上聚敛自己手里支持发展重工业，农民不堪重负，既无兴趣也无能力扩大再生产，甚至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有一个材料说，1933年以前的农产品征购政策几乎把农民生产的产品全部拿走，在卢布购买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贬值20%的情况下，付给农民的粮价竟然比那时低两倍。农民为此反抗的结果，造成19321933年冬季大饥荒⑩。后来虽有调整，却未能改变损农伤农的基本格局。毛泽东讽喻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经济史表明：从农业部门获得积累几乎是工业化国家曾经普遍实行的政策。美国自1810年工业化起步至1890年工业份额在工农业结构中占居优势地位止，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长达80年左右。日本国上述过程持续40年左右。此后，出现工业积累向农业回流，进入以工养(补)农时期(11)。

　　进一步研究显示：即使排除工业化时期人为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由于工业部门显著优越于农业部门的经济技术条件也会导致农业利益向工业的流失。历史地看，这并不完全是坏事。第一，它有利于工业基础的建立；第二，它客观上将推动本部门向近现代化的转变。问题在于通过怎样的政策实现对这一过程的控制，使保持在农业可承受的限度。

　　新中国建立后视政治经济状况有步骤地适当缩小工农业产品比价差，调节工农利益，协调城乡发展。1956年匡算，国家从农业征税约为农业总产值8%，从工农业产品比价差中取得的部分不超过12%，合计大约20%，不及苏联(45%)的一半。旧中国工农业产品比价差最小的时期为1930—1936年，此后逐渐扩大，1949年达到最高峰。新中国建立的第二年即1950年时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差比1930—1936年仍高出34.4%，到1958年二者缩小了38%，已低于那时(12)。与此同时，农业得到恢复并有较大发展。即使如此，农业发展滞后仍使毛泽东不安。1956年同1952年相比，重工业增长162.3%，轻工业增长104.9%，农业增长20.5%。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由于供求缺口过大已实行统购统销，其他农副业产品和以农业为原料的轻纺工业产品也日益短缺。要多发展农业除适当增加国家投入，主要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先让农业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办工业不明白这个道理，取之无度，工业也难以为继。

　　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计算成本，进行经济核算；要研究价格政策，利用价值法则发展商品粮生产，虽然并不是提倡就普遍涨价，但是要研究这个问题。如果生产谷物没有利润，卖粮食不赚钱，不会有人干。

　　当时，也有较为偏激的意见，不对城乡和工农的现实差别作具体分析，离开发展生产单纯要国家拿钱改善农民生活，毛泽东认为也不可取。他坚持农业自身的积累和为工业化的积累都有必要，都应该保证。究竟二者比例如何，他期待积累经验，也希望经济部门研究。

　　例二：兼顾积累和消费。

　　同斯大林抑制消费的高积累政策不同，毛泽东重视消费的作用，主张实行兼顾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政策，以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研究再生产的又一前提，将社会总资本从价值形态上区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即c十v十m。两大部类的交换实际是I(v十m)同IIc的互换。只有在它们相等的情况下，才可能既顺利实现物质转换又得到充分价值补偿，以便再生产在原有规模上得以继续进行下去。马克思把公式I(v十m)＝IIc视为再生产理论的基础原理是非常正确的，扩大再生产归根到底也不能违背它，否则迟早会受到惩罚。

　　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中经常依靠牺牲人民消费多积累，以扩大生产特别是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且在一定限度内也确实收到成效。列宁曾观察到这一现象，指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13)。但他同时又认为“只有用这条规律才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矛盾：国民财富增长得异常迅速，而人民消费却增长(如果增长的话)得极其缓慢”(14)。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曾经反复出现另一经济现象——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列宁在讲到上述问题时，理所当然地持谨慎态度，加了限制词语。斯大林在选择有限的历史空间要人民束紧腰带建立苏联工业化基础的做法，尽管可以被解释为对上述规律的某种应用，他也仍然不能避免承受生产与需要严重脱节的灾难性后果。据统计，苏联在1917—1950年间甲类工业(生产资料)增长39倍，乙类工业(消费资料)增长9.2倍，农业仅增长1.8倍(15)，近乎停滞，其中粮食、马匹、猪、牛、羊的产量比1917年以前的水平反而下降(16)。苏联食品供应长期不足，日用消费品极为馈乏，而且品种单调，款式陈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人民积怨甚多。东欧一些国家照搬苏联做法严重破坏本国经济平衡，以致引发社会政治危机。毛泽东严重注意到这一事实，警告中国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方针是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统筹兼顾。

　　毛泽东确立的原则是：一方面提倡长期艰苦奋斗，使国家有积累；另一方面又一定要关心群众痛痒，在发展生产基础上使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例如随经济发展适当调整工人工资；在正常年景下多数农民能增加收入，不能增加的尽量不使减少，即使减少的也要及早想办法，等等，总之，使人民在增加生产中得到好处，从国家发展中看到希望，从而把国家建设当做自己的事业。

　　例三：先安排轻工业农业再安排重工业。

　　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项重要原则。它的提出首先是针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1956年由于建设规模过大挤了当年生产，市场供应较为紧张，人民生活诸多不便。为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问题，寻找制约建设规模的办法成为经济工作关注的目标。毛泽东在听取各种意见的同时，继续自己的思考，认为沿用苏联那种先安排重工业再安排轻工业、农业的办法可能是问题所在，应该把它颠倒过来，先安排轻工业和农业，再安排重工业。他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说那个安排就是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农业放在其次，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说，给轻工业和农业多少钱和物要看保重工业以后有没有剩余和剩余多少，轻工业和农业的需要当然不容易保证。所以，他提出今后要采取另一种方法，先搞轻工业和农业，行有余力再搞重工业。他解释先搞轻工业、农业，是指首先保证它必须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在整个投资中重工业仍是居多数，即使把重、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调整到七比一甚至六比一，重工业也还是多数，就是说，轻工业和农业也并不是可以不受制约。但是，按毛泽东颠倒过来的办法安排国民经济，轻工业和农业才可能不被挤掉，人民消费才有保证。

　　在一个时期里，先安排轻工业和农业再安排重工业及后来发展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原则，曾被局限在计划程序的范围，未能穷毛泽东的深意。这也许是由于毛泽东仍旧使用的几种提法容易造成错觉的缘故。例如他在谈到重工业时继续说它仍然是建设的“重点”或“中心”，“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等等。然而，究其实，“但”字文章已改变了传统提法的内容，他真正强调的是重工业与整个工业对于农业的依存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17)他独树一帜的方针是“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8)。所谓重工业仍然是“重点”或“中心”余留的意义，如他本人所说主要是指重工业在整个投资比例中也还是“多数”，并不因为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有所改变。从总体观察，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19)。

　　毛泽东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农业。中国独特的国情，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农业本身特点衍生的特殊要求，使毛泽东有足够的理由这样提出问题。建国后，他一向直接过问农业，各级领导也都以足够大的精力抓农业，农业在事实上成为工作重点之一。50年代中期，毛泽东进一步把农业提到关系工业化速度快慢的突出位置，唤起人们把注重发展重工业的热情首先用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上，不能不说是哲人的卓识远见。

　　总结新经验、发展新认识

　　毛泽东一生重视农民问题，他关于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令人惋惜的是，他的晚年又将目光从经济建设移开而未能继续这一探索，已有的思想也由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曲折而未能很好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改革开放道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并首先从农村做起，振兴农业，进而推动城市改革，带动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振兴。几年功夫，成效大见。1984年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翻了一番，粮食产量由30477万吨增加到40731万吨，平均每年增加1709万吨，增幅之大前所未有。据抽样调查，农民人均纯收入1985年比1978年增长197.6%，增加额为264元；农民支出中用于生活消费部分增长173.5%，增加额为201.36元，也属空前(20)。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果然刺激了工业与城市经济。以1983年为基期，198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82%，平均每年增长23%；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42.18%，平均每年增长19.9%(21)。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良性互动，极富生机。毛泽东关于“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很好地贯彻，获得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改革开放也发展了“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拓宽了工业发展的道路。中国工业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更加重视利用国外资源；在继续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更加积极地走向国际市场，全方位参加世界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工业化与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据统计：1979—1992年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到988.3亿美元，199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1656.1亿美元，其中出口由97.5亿美元增加到850亿美元，进口由108.9亿美元增加到806.1亿美元。同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69.9%，平均每年增长14.5%(22)。中国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正以自己的成就证明：这是一条加快发展的道路。

　　但是，农业对于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并不因此降低。“农业就是工业”的命题仍具强烈现实感。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农村将愈来愈以其丰富的资源与广阔的市场而具备长久开发利用前景。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市场固然首先属意于2亿人口的城镇市场，其更大的目标则是发现了9亿人口的农村市场的潜在价值，而且城镇市场本身也将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农村市场。农村资源向城市的再配置将是漫长的，农村市场将长期是构建国内市场的主体。1984——1988年工业大发展是这一事实的正面说明，近年许多工业产品滞销现象则是其反面说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重视并善于利用包括农村资源在内的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重视并善于利有以农村市场为主体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研究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转换规律，学会驾驭的本领，是有待今后解决的新课题。继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发展新认识，加快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将是今人对伟人毛泽东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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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重视和发展农业的思想
黎青平

　　一

　　毛泽东历来重视农业生产。早在1934年，他曾提出要把农业生产放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①建国以后，从我国实际出发，毛泽东提出并确立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但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自己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上。1959 年他曾这样说：“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抓农业，没有抓工业。”②为了不使农业因优先发展重工业受到影响，他还在1956年提出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建国初期，我国农业发展迅速，与毛泽东如此重视农业不无关系。1958年下半年，鉴于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对工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还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毛泽东开始把注意力由农业转向工业，并要求各级领导工作重心都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到工业建设方面来”③，特别是第一书记“要编到工业方面”④。但这不等于说毛泽东这时已不重视农业了，相反，他一再提醒不能因为抓工业，抓钢铁而丢掉了农业。他说：“抓钢铁的同时，要抓农业，省地县都要有人负责，搞不好不行。”⑤又说：“搞农业的需要死心塌地搞农业，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⑥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告诫没有被接受，结果当工业高潮掀起后，农业受到了很大影响。有鉴于此，从50年代末起，毛泽东又一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等著名论断，并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宣布：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⑦。显然，毛泽东注意力又从工业回归到了农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搞阶级斗争，但他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关心仍不亚于工业。

　　毛泽东如此重视农业，不排除有感情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来源于他对农业重要性的理性思考。毛泽东对农业重要性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农业关系到社会稳定。农业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由于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不能满足，社会不可能稳定，所以，农业对整个社会稳定关系极大。毛泽东指出，“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性农产品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治，五亿人口就稳定了。”农村这样，城市也如此。因为“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⑧解决城市和矿区的吃饭问题，从而保证城市的稳定。因此，要争取粮食丰收以“稳定人心。”⑨毛泽东指出：“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而“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⑩

　　2.农业关系到工业发展。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因为首先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其次，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是为农业服务。第三，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了，就可以为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因此，毛泽东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11)要工业化就要搞农业。

　　3.农业关系到国防巩固。毛泽东认为，我国要加强国防建设，“因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12)而要加强国防建设，就要发展农业。他指出：“人民和军队得总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13)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生产大量农副产品和轻工原料，保证军队的需要，为加强国防建设提供充足的物资贮备。毛泽东说“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14)

　　4.农业关系到人民生活改善。毛泽东认为，农业特别是粮食，直接关系人民的生活。农业发展了，就“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15)否则，人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他以苏联、东欧和我国为例说，苏联、东欧之所以“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人民生活受影响，在于他们“忽视农业”，而我国之所以“民生、日用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稳定”(16)，在于我们发展了农业。因此，他得出结论，只要我国农业有较大发展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

　　综上所述，高度重视农业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那么，他这种“重农”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

　　1.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首先是要吃穿住，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由于农业与人的吃穿住密切相关，因此它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农业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17)对于马克思主义上述观点，毛泽东多次引用和阐述。1939 年毛泽东在讲到我们的教科书应该多讲一点大米、小米、养牛、喂猪等东西时指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讲法，天下是经济第一，其他东西第二，而这些小米、大米、喂牛、养猪等，都正是社会的经济基础。”(18)1957年底，为了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毛泽东又引用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说：“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工业是由农业有剩余产品开始的。”(19)不仅如此，毛泽东关于农业重要性的某些提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提法也非常相似，比如列宁曾提出“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20)毛泽东则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仅仅二字之差。可见，毛泽东重视农业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脉相承。

　　2.吸收了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精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素有重农的传统。史书中的“食为政首”，“地者、政之本也”，“王者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的记载，民间广泛流传的“有粮则稳，无粮则乱；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谷乃国之宝，民以食为天”的俗语，都是这一传统的写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对于生长于此氛围中的每个中国人都可能产生影响。特别是毛泽东不仅出身农民，对农民有较深感情，而且谙熟历史，善于吸取历史文化精华，他重视农业受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影响是可能的。

　　3.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毛泽东重视农业还来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具体讲，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是他认识到农业特别是粮食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1957年，毛泽东针对一些人在粮食生产的盲目乐观情绪说，粮食是多了，从1949年到1956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21)1959年他又告诫全党：“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22)除了人多外，人口结构中农民占绝大多数也是毛泽东认识到农民和农业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23)，“农村情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巩固，关系极大。”(24)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毛泽东认为，“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的任务。”(25)

　　4.借鉴了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的失误，对毛泽东高度重视农业思想的形成有促进作用。他多次讲到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的失误。譬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由于特别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视了，以致于他们的商品供应一直很紧张，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并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指出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的失误，目的是要引以为戒，提高全党重视农业的意识。毛泽东说：“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6)由于吸取了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失误的教训，本来就很重视农业的毛泽东更加把农业放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位置。

　　二

　　重视农业，目的是要发展农业。尽管毛泽东在如何发展农业问题上不很成功，但他确实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关于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如何安排农、轻、重三者的次序，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前提。建国初期我国照搬苏联经验，按重轻农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1959年，毛泽东总结过去经验教训，提出要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可是没有很好执行。现在强调要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27)。所谓农轻重，就是国家制定计划必须首先安排农业，安排轻工业，然后安排重工业。而在安排重工业生产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做，是否不以重工业为重点呢？毛泽东认为不是。因为首先安排农业不是以投资比例大小来说的，而是就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说。这样安排的结果，资金、物资的分配比例，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重点。但这样安排可以保证农业发展的资金、物资、劳力不被挤掉，因而是必要的。毛泽东认为，是以农轻重次序还是重轻农次序，这不仅是计划工作的方法问题，而且是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是关系到是否走符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明确与否的大问题。

　　关于发展多种经营的思想。众所周知，毛泽东很重视粮食生产，认为它是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农业只要搞粮食就行了。毛泽东指出：“搞生产不要单去突击一项，要多样些。”(28)主要是种粮食，也要搞其他东西，要多种经营。从农业内部讲，“要努力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十二项生产。”(29)从农业外部讲，“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业并举，全面发展。”(30)毛泽东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农、林、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依赖的道理。”(31)由于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毛泽东在多种经营问题上很注意因地制宜。他指出，“各地不同，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范。”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就不能都去种甘蔗、茶，“要因地制宜”(32)。

　　关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思想。毛泽东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问题在五六十年代有很多论述，主要观点是：(1)发展商品经济不等于发展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是有本质差别。”(33)(2)中国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经济的阶段。毛泽东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比如我国1957年生产了3700亿斤粮食，而商品粮只800－900亿斤。因此，中国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阶段。(3)商品生产是关系到团结农民的大问题。针对一些人要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想法，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剥夺农民”，就是“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34)。(4)发展商品生产对工人农民都有利。毛泽东指出：如果公社不搞商品生产、交换，那么工人就没有饭吃，农民就没有衣穿，就得不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就没有货币收入。(5)商品生产在我国将长期存在。毛泽东认为“只要还有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可能存在。”(35)

　　关于关心和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思想。毛泽东很关心农民的经济利益，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而且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关键是处理好国家积累、农民集体积累和农民个人收入的关系。首先，国家要积累，要向农村集体征购、派购一部分农副产品，但不能过多。如果过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36)毛泽东批评苏联把农民挖得太苦的作法，指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其次，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丰收年积累可多一点，但也不能太多”，“灾荒年或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37)。总之，要“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38)另外，同农民打交道，要实行等价交换原则，不能搞无偿调拨，也不能因为价格不合理而损害农民利益。对于现实中存在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尽可能地缩小它，要实行商品的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以使在处理工农关系、国家与农民关系上，尽可能不使农民吃亏。

　　关于农村技术改造和农业科技推广的思想。毛泽东很重视农业技术改造，特别是农具改造，认为“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要求把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推广到一切地方去”(39)。在推广农具改造方法上，毛泽东提出，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技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各种农具，进行比较，通过试验加以改进，试制出新式农具。试制出来后在田里实试，确有成效，然后再大批制造，加以推广。在重视农具改造的同时，毛泽东也重视农业科技的进步。他总结农民实践经验，提出了很多有指导性的意见。在肥料方面，提出以有机肥为主有机肥与无机肥结合的方针。他说，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因为每年还不能生产多少化肥，而且提了大家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了。无机肥也要有，但如果靠它，而不同有机肥料结合起来使用，会使土壤硬化。在土壤方面，他提出以深为中心的改良土壤的建议。他说：“一切农业合作社应当实行精耕细作，改良耕作方法，合理地施肥、合理地灌溉、合理地轮作(换茬)间作、套种和密植。并指出：“土壤改良主要是深翻、调换。”(40)在水利方面，他提出修水利以畜水为主，治水与改土相结合的思想。他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对有水土冲刷的地区，他要求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保持水土的工作，办法是把山水田林综合治理，不能只抓治水不抓改土。

　　由上可见，毛泽东在发展农业方面确实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那为什么过去我国农业始终发展不起来呢？这很值得深思。就毛泽东上述思想而言，一是有的思想不完善、有缺陷。比如毛泽东提倡的农村多种经营主要是集体的多种经营，对农民家庭的多种经营虽然有时有某种允许，但基本是限制的。又如毛泽东曾主张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但他的商品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不让市场直接对生产发挥作用。二是有的思想有矛盾或前后不一致。例如，毛泽东曾说要把农林牧三者放在同等地位，但他同时又要求以粮为纲；他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但后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把商品经济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三是有的思想提出来后没有很好实行。毛泽东的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就是这样。1962年毛泽东这样说：“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没有实行。”(41)1962年以后也有这种情况。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中国农业长期发展不起来，我以为，还与毛泽东在农业发展问题上的几个误区有关。

　　误区之一，农业机械化在任何时候都是农业发展的“决定条件”。

　　农业机械化，即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这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过程在我国迟早要发生。但是，在当时我国农村，机械化不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农业合作化解决了土地所有制问题后，如果不及时解决农村经营体制问题，农业发展仍会受到束缚。另一方面，实现机械化要受诸如采用机器的愿望、农村的富裕程度、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科技状况等许多条件制约和推动，这些条件在当时并不具备。然而毛泽东没看到这些，而是一味强调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用机械装备农业是使农林牧大发展的“决定条件”(42)。并认为农业机械化在我国可以很快实现，提出7年，争取5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计划。由于脱离实际地把农业机械化作为当时迫切要解决的任务，结果一方面使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农村经营体制提不到议事日程上；另一方面使科学技术这一实际上比机器更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因素被忽视掉了。而当以上两个后果出现后，我国农业踯躅不前就成为必然。

　　误区之二，只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促进农业发展。

　　建国初期，我国农业迅速发展、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农村变革了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然而毛泽东却因此逐渐形成了一种误解，以为只要改变生产关系，就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他明确指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43)为什么要改变生产关系，就能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呢？毛泽东的逻辑是，农业的发展要靠机械化，而机械化是与大规模经营连在一起的。因此要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就要不断扩大经营规模，而要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就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正是在上述思想和逻辑支配下。1955 年初级社刚建不久，毛泽东就要求办大社。认为“小社人少地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样的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44)结果，社的规模一下子由几十户发展到一二百户。然而毛泽东并不满足，在高级社建立不久，又很快把高级社发展为更大规模的人民公社。本来，合作化后期，生产关系的变革已经超过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毛泽东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生产关系落后生产力，因而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结果本来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变得更加不适应了，成为阻碍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误区之三，以运动形式搞农业是“迅速有效”的办法。

　　毛泽东发展农业的一个基本办法，就是搞群众运动。毛泽东多次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45)又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46)毛泽东热衷于搞群众运动，不仅因为他认为搞群众运动是坚持群众路线，符合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而且他认为搞群众运动更有利于发展生产。他说“现在搞政治运动，为了多打粮食。”(47)搞群众运动之所以有利于生产发展，是因为只有搞群众运动，才能激发群众的干劲，创造1天等于20年奇迹。毛泽东说群众“运动的特点是迅速有效。”(48)但是要把由于运动激发出来的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毛泽东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49)。因此，群众运动又必然是和大鸣大放大辩论、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政治运动。用搞政治运动办法搞农业，这是把过去搞革命的方法运用于搞建设。由于这种方法不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因此，它不仅达不到使农业跃进的目的，相反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三

　　尽管毛泽东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存在的以上一些失误，但是瑕不掩玉，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不失为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重视农业和发展农业的思想对于我国今天农业现代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探索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失误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1.毛泽东重视农业的思想没有过时

　　毛泽东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种思想现在是否还适用呢？这是研究毛泽东农业思想必须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新时期党对农业的态度中可以找到。新时期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把农业放在重要位置，邓小平反复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50)为了发展农业，我们党在农村建立了生产责任制，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推动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中央关于要重视农业的指导思想始终没有变。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针对一些地方产生的忽视农业的苗头，又一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战略作用，永远忽视不得，只能加强不能削弱。”(51)党中央对农业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说明毛泽东重视农业的思想在新时期仍没有过时。

　　新时期党中央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不是因为毛泽东过去是这样做的而教条地模仿，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农业的发展。首先，从现代化的内涵讲，我国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方面，也就是说，发展农业是现代化的本身要求，没有农业现代化的现代化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其次，从农业与工业的关系讲，现代化建设固然重视工业发展，但工业化离开农业的支援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经说，中国的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因为工业所需要原料、资金、劳力、产品销售市场都要靠农村。毛泽东这一结论在今天仍然适用，因为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在今天也仍然存在。正如******所说：“没有农业的积累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我国工业的发展。”(52)因此，“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53)再次，从现代化的外部条件讲，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现代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而中国要稳定，首先农村要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54)而要稳定农业，就要重视农业发展。邓小平指出：“九十年代如果中国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55)，这是十分深刻的。

　　进一步讲，不仅现在应该重视农业，就是将来实现了工业化也不能忽视农业。美国哈佛大学1949年出版的获该校优秀著作奖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一书这样写道：“一个国家，不论已经高度工业化到何种程度，若不能同时在国内的农业和工业之间，维持一种适当的及变动的平衡，或者经由输出和输入，与其他国家的农业企业保持密切的联系，则一定不能持续并发展其经济活动。”(56)事实也是这样，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以后，对农业仍很重视，认为它是保持经济兴旺的重要力量。为了保持农业与工业的平衡，一些国家对农业还采取了资助政策。这些国家经济得以发展与农业的支持不无关系。

　　一些人忽视农业有一个原因，即他们看到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一些地方出现卖粮难，以为我国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不能说粮食已经过关了”，“不但九十年代不能说这个话，而且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代也不能轻易说这个话。”(57)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因为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长，我国对粮食的消费会越来越大。据预测到2000年我国人口将净增2亿，按人均年平均消费400公斤计算，需增加粮食800亿斤。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减少，今后我国农业生产难有大的增长。目前我国耕地面积每年减少5.6万亩，到2000年，人均耕地面积降为1.4亩，低于世界平均水平0.6亩(58)。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我国粮食问题的前景不容乐观。既然粮食在相当长时间不能说过关，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农业。

　　2.毛泽东发展农业的思想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重视农业的思想没有过时，那么毛泽东关于发展农业的思想是不是还有指导作用呢？这是研究毛泽东农业思想必须回答的另一个问题。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解决农业经营体制问题。这个问题毛泽东没有解决，这是我国农业长期发展不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但这不等于说毛泽东发展农业的思想在今天完全不适用。因为在解决了经营体制之后，农业还有一个如何发展的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许多思想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解决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后，中国农业应该如何发展？邓小平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59)这是总结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这个结论是全新的，但其渊源来自毛泽东的农业思想。具体讲，在靠政策方面，虽然在毛泽东的发展农业思想中找不到我国农业发展的具体政策，但他关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关系，关心维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思想无疑是党关于农村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首要出发点”(6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之所以发生巨大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党的农村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这些年来的改革，有一条经验，首先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61)在靠科学方面，虽然毛泽东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明确提“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要靠尖端技术”(62)，但毛泽东提出的进行农技改造，推广农业科技的主张体现了这一思想，因而也有指导作用。

　　除了上述从总的方面提出“两靠”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还从具体方面提出了许多发展农业的战略思想。比如，强调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认为这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指出“只有发展商品生产，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63)又如强调发展农村多种经营。指出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64)再如，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认为它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65)“是振兴我国农业经济的必由之路。”(66)这些思想无疑是对毛泽东农业思想的发展，它对毛泽东农业发展思想的继承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问题，毛泽东曾经有过大量论述，只是后来违背了这些思想而已。因此，今天强调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实际是对毛泽东过去思想的恢复和发展。对发展多种经营问题，毛泽东则一直是提倡的。当然，他提倡的多种经营在其主体和内容方面不能和今天相比，但其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对发展乡镇企业问题，毛泽东也提出过试验过，并且预言“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67)这对我们今天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诚然，在发展农业问题上，毛泽东有过一些失误。但即使是失误，只要认真总结，也可以得到有益的东西。比如毛泽东批判“三自一包”、限制家庭多种经营，限制商品经济等，原因是他从马克思主义抽象原则出发，认为这些东西属于资本主义。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判断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不能从抽象原则出发，而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又如，毛泽东不断变革农村生产关系，搞一大二公，他认为这样做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失误中我们得到以下启示：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应生产力的水平，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革生产关系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超越阶段把社会主义高级阶级的某些做法在现阶段来实行。再如，从毛泽东采取搞运动办法搞农业，造成人力物力巨大浪费的失误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教训：搞经济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凭主观意志，也不能用过去搞革命的办法来搞建设。此外，毛泽东的一些失误，如在高级社后搞国营农场，想短期内实现机械化，限制商品经济等，与他搬用苏联经验有关。这又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性。总之，尽管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农业发展道路过程中有很多失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教训，提供了新思想、新政策如何建构的基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之所以能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农村政策，就是由于认真总结了过去农村工作中的失误的结果。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实行的各种政策称之为“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便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代价不是白付的，没有毛泽东在探索农业发展道路上的失误，就不会有今天的农业上的大彻大悟，就不会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农村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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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思想的研究
张　毅

　　世界上一切发达国家，都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不失时机地先后实现了工业由手工业向机械工业的过渡，实现了劳动力以农业就业为主向以二、三产业就业为主的过渡，实现了人口居住以农村为主向以城市集中为主的过渡，实现了国家经济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走出了工业和人口城市化的道路，成为各国实现工业化的普遍规律。为了使中国富强不受欺凌，使中华民族独立富强，使政权巩固有坚强的经济基础，使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富裕有物质保障，毛泽东从来都是坚持中国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

　　一、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

　　早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毛泽东1944年8月在《致秦邦宪的信》中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还说：“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①。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②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③

　　二、农民在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

　　全国解放以后，在“一穷二白”的具体国情下，如何实现国家工业现代化和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毛泽东说：我也不懂工业，我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中国的工业化，就是在这种探索中不断恢复和发展。到1956 年全国工业产值达到642亿元，比1949年140亿元增长3.5倍。但按人均占有来说，仅120元，在社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仅占39.2%，在劳动就业中从事农业的占89%，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占51.3%，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1961年毛泽东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读书笔记中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还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因为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工业产值占70%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

　　我国在1957年以前的国家工业化中，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发展国有工业，而国有工业的发展，又集中于中央工业的发展，根据1952年和1957年的统计，在整个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从占41.5%提高到53.8%，公私合营企业由占4%增加到占26.3%，这种公私合营随后都变为国有企业，两项合计由占45.5%提高到80.2%；集体工业由占3.3%提高到占19.1%，这种工业主要是城市二轻，后基本变为第二国有企业；这就是说99.2%是国有工业。私营工业由占30.6%下降到只占0.1%，个体工业由占20.6%下降到仅占0.7%。在这一工业化中，毛泽东把农民放在工业化的一个从属地位，而不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把他们当做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力量对待。(1)他把农民当作工业劳动力的来源。毛泽东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支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2)他把农民当作工业化资金积累的主要来源。毛泽东1956年说：“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价，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影响。但是剪刀差价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地缩小工农业品的剪刀差价”。(3)他把农民当作工业品市场和原料供应者。毛泽东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大量的工业品”④。但对农村的剩余劳力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毛泽东仍认为要靠农村自己解决。他说：“农村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农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产，国家不能给他们发工资。”

　　三、要加快工业发展速度

　　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在以下思想促使下，逐渐形成要加快经济发展的决策。这些思想是：一是毛泽东从为了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摆脱落后考虑。1955年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提出：“中国要造成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又说：“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⑤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讲话中说：“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了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如果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超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⑥二是毛泽东从为了东风压倒西风，壮大社会主义阵营考虑。1957年毛泽东在苏联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说：“现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对抗的两大阵营。谁的力量更强些？”为了“东风压倒西风”，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毛泽东首次向赫鲁晓夫提出：“看了卫星上天消息后，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我们都选择一个目标。你十年赶上美国，我们十五年赶上英国。”⑦三是毛泽东从中国要真正独立，不依赖外国考虑。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通过阴谋手段篡夺领导权，种种迹象使毛泽东预感到，“苏联领导人正在变成与资本主义世界联手反华的修正主义”，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又是一个穷国。敌人希望我们永远穷，就是那些朋友，……有的也未必愿意我们超过他们，还得靠自己哟!我们还要走得很长很长的路，我们要赢得时间。像老太太那样一步一步扭不行，像一般人那样走路也不行，要像比赛跑步那样，非鼓足干劲不可”⑧。四是毛泽东从怎样使人民尽快过上富裕的日子考虑。据李银桥回忆：1957年警卫队一位战士回家探亲回队，带回了一个又黑又硬的窝头，他向毛泽东说：我家乡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种窝头。毛泽东眼圈红了，手抖着接过窝窝头，一边分给大家和自己吃，一边说：“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人吃的粮食啊!”他思考着说：“人民当家做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解放么”。“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⑨!就是在这诸多因素的促动下，使毛泽东考虑到要加快经济发展，要加快中国工业化步伐，而原来仅靠国有企业一个积极性，难以实现这一目的，这就使毛泽东作出了在发展中央办工业同时，积极发展地方工业的重大决策。

　　四、要发展地方工业和社办工业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地方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产值，他说；“地方工业超过农业要多少时间，五年？十年？要做一个规划”⑩。这就是说要使地方工业产值在几乎是零的基础上，经过10年发展，达到上千亿元产值。会后，国家经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和自治区尽快使本地的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同时在意见中指出：“在干部中应该提倡，既要学会办社，又要学会办厂。”“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第一次提出“社办工业”这一概念。此文件在成都会议被通过，随后又经政治局会议通过正式下达执行。这一目标提出以后，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同时指出：“农业社也可办加工业，”他说：“大社可办一些加工厂，最好由乡办，或几个乡镇合办”。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讲话说，南宁会议要求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这个纲一提出来，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这次会议正式确定我国工业发展的总方针是：“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实行中央工业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毛泽东说：苏联“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并举。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根据陈伯达在1958年《红旗》杂志第四期文章所说，毛泽东在1958年初曾设想过：“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的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个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

　　五、要实现农村工业化

　　关于社办工业，毛泽东说：“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我国“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还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这一指导思想的大转变，为社办工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人民公社的发展，从组织形式上为农村工业发展提供保障。自毛泽东1958年8月在河北、河南、山东视察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特别是八月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大潮中，社办工业有了一个较快发展，正像中央决定中所指出的：“成千成万的小工厂在农村中雨后春笋般地兴建了起来。”

　　业数(万个)  产值(亿元)

　　1958年末

　　602

　　62.5

　　1959年05月

　　87

　　73.4

　　1959年末

　　70

　　100.0

　　但农村工业化这一概念、命题、任务的提出，最早见于1958 年11月。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写道：“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11)。11月10日在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建议的修改和文件》中写道：“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12)。同年11月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记》中写道：“不完成两化(公社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不可直接交换，不能废除商品交换。”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于12 月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广泛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

　　毛泽东当时提出农村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除了加快经济发展，加快国家工业化步伐，增加农民收入以外，也与当时急于过渡有密切关系。毛泽东曾说：“实现公社工业化，可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逐步地使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建成社会主义”(13)。

　　六、对农村工业化的设计

　　为了有利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毛泽东和由他主持制定的一些文件都作了明确说明和规定：

　　(1)要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毛泽东说：“我国有一个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中国农村有五亿多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百分之十三，平均每人有二千斤粮食，我们还没有他们多，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拥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将来达到一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象个样子了”。

　　(2)社办工业生产方向。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

　　(3)社办工业生产方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必须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不要办那些本地没有原材料、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取原材料的工业，以免增加成本，浪费劳动力。在生产技术方面，应当实行手工业和机械工业相结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相结合的原则”，“逐步由土到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

　　(4)社办工业要发展轻重工业生产。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要“有计划地发展肥料、农药、农具和农业机械、建筑材料、农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制糖、纺织、造纸以及采矿、冶金、电力等轻重工业生产”。

　　(5)公社工业发展靠自己积累加上国家的扶持。毛泽东说：“公社年年可以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五年内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14)。

　　(6)下放一些国营中小企业给公社经营。毛泽东说：“地方国营的中小企业，可以下放一些给公社经营，保证上缴利润，原来这些企业的上缴利润由公社包缴。”(15)

　　(7)要把农村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毛泽东说：“工人在城市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各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

　　(8)希望寄托于社队企业。毛泽东说：“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16)。

　　七、农村工业化的失误与纠正

　　但是农村工业化，在那种不顾客观条件，不顾群众承受能力，不顾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就急于大办、急于大干快上、急于过渡下，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对农民的“共产风”，在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平调风”，放弃农业的各种大办，穷过渡，干部的不正之风，对这些问题，毛泽东除自己亲自调查外，还派许多工作组深入基层进行调查，通过调查，这些问题一经被毛泽东觉察到“认识到”便一个一个地进行纠正，如：

　　(1)对社办工业大多是靠刮“共产风”、“平调风”发展起来的问题。毛泽东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公社在1958 年秋季成立以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1959 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说：“‘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风，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所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开展算旧帐，进行退赔。他在一些省委报告中批示说：“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17)。在‘共产风’纠正以后，又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风，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也把许多农村中贷款一律收回，“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暂时脱离了群众”，又一次予以纠正。毛泽东说：“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收、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又说：“我们是马列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我们只能剥夺剥削者，这是马列主义者的基本原则。”

　　(2)对社办企业发展过快、过猛问题。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中说：“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1961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说：“搞了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大办社有经济，大办土铁路，取得很大成绩，不容抹杀，但怎样能那么大办？”

　　(3)对靠大搞群众运动的许多大办发展社办企业，大量占用农业劳力，影响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1959年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的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小”。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央和国务院连续发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一系列文件，规定农村劳动力公社、生产大队占有不得超过5%，95%归生产小队。在总劳力中，用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农忙季节必须达到80%，社办工业、短途运输、牧、副、渔、生活福利、文化教育和各项事业所占劳力不得超过20%，并提出今后社队企业实行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停办，农忙务农、农闲做工。

　　八、对农村工业的整顿调整

　　对社办工业大量问题的存在，加上当时严峻的客观现实，于是从1958年冬开始了对社办工业的整顿，这种整顿，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1958年冬到1959年，纠正“共产风”、“平调风”，进行退赔。

　　第二阶段，即1959年到1960年，将原地方国营中小企业和手工业社下放给公社经营的，由国营和手工业社收回自己经营。

　　第三阶段，即1960年下半年，决定大队企业下放给生产队。1960年11月由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规定：“凡是作为公社派出机关的管理区(生产大队)，应该集中全力做好对生产队的检查监督工作，不要直接经营生产企业。已办的生产企业，分别下放给生产队或者上交给公社经营。”1961年11月中央在《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大队企业一般地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处理：凡是不利于分散经营的，仍归大队经营，并且仍归大队所有；凡由生产队经营更为有利的，就下放给生产队经营，并且确定归生产队所有”。

　　第四阶段，即1962年9月决定公社一般不办企业。中共中央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需要保留的企业，应该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分别情况，转给手工业合作社经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或者改为个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个别企业，经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由公社继续经营，或者下放给生产大队经营”。

　　第五阶段，即1962年11月决定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不办企业。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地不办企业，不设专业的副业生产队。原来公社、大队把生产队的副业集中起来办的企业，都应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一个生产队无力经营的，可以归几个生产队共有，实行联合经营，按股分红；也可以归全大队各生产队共有，由大队统一管理。”

　　这一决定，使社队工业不仅停止了发展，对公社工业来说，可以说在大上之后来了个大下，这一刀把公社工业产值由1959年100多亿元，砍到1962年的7.9亿元，1963年仅剩4.2亿元，几乎砍光。大队工业产值略有增加，由1961年32亿元，1962年增加到33亿元，1963年增加到36亿元。可以说由毛泽东提出的公社工业化、农村工业化暂时遭到失败。

　　九、为什么要大砍农村工业

　　农村工业在发展初期存在的问题，正一个一个的被纠正、被解决、农村工业的作用刚在发挥，它的生产也逐步走上正轨，但为什么在这时毛泽东和中央却决定社队一般不办企业呢？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四个：

　　(一)由于天灾和工作上失误，使1959年到1962年粮食连年大幅度减产。1957年全国粮食总产19505万吨，1958年曾达20000万吨，但因工作失误丰产未能丰收，1959年粮食总产减到17000万吨，1960年减到14350万吨，1961年减为14750万吨，1962年虽有恢复，也只有16000万吨。手中无粮，使整个国民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为了把粮食搞上去，需要保证农业对劳力的需求。

　　(二)由于粮食大幅度减产，人均占有粮食也大幅下降。1957 年全国人均占有604斤、1959年降为506斤、1960年为433斤、1961年为448斤、1962年为475斤，在此情况下，全国出现了饥荒，出现了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吃饭问题成了全国面临的首要问题。

　　(三)干部不正之风成灾。在农村经济大幅下降，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一些基层干部利用社队企业安插亲人，进行吃喝，在群众中产生严重不满，为了纠正这种不正之风，毛泽东曾说：要把公社搞成两袖清风，清水衙门。

　　(四)为了保国营企业。我国工业产值也大幅下降，1958年全国工业产值1082亿元，1959年上升到1483亿元，可是到1962年下降到920亿元，为了保国营，不让农村工业与国营工业“争”原料、能源，加上一些人对农民办工业看不惯，因此他们要求限制农村工业的发展。

　　这就是60年代初对社队企业大砍大刹的主要外因。现在回头来看，我认为1958年农村工业发展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的问题主要是要求过快，做法过左，损失惨重；因此在当时情况下为纠正左的做法、纠正不正之风，扭转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进行整顿和适当的收缩是必要的，但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却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使农村工业受到毁灭性挫折，使农村经济和农民利益受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十、希望还是寄托于农村工业化

　　农村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首次实验的这种失败，问题不是方向错了，在中国农村发展工业，实现农村工业化，是符合中国国情，决策是正确的，方向是对头的；提出公社工业化，是希望通过公社和大队办工业来实现农村工业化，这是通向农村工业化的桥梁和组织形式，但这个口号也有一定的片面性，使人误认各地不管是否具备办工业的条件，都要实现社社工业化。实践证明，毛泽东并没有因这次社会大实践失败而动摇他对实现农村工业化的信念，它还是寄希望于农村工业化，这从以下三个事例中可以说明：(1)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说：“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2)1975年9月27日毛泽东看了周长庚等人给他的请求中央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的信后，批给邓小平：“请考虑，此三件可否印发在京中央同志”。邓小平将毛泽东的批示，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发至全国县以上各级党组织，这表示毛泽东、中央同意周长庚等的意见和看法。(3)1975年9月由毛泽东批准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华国锋代表中央、国务院作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报告中说：“社队企业的发展，使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强大起来，有效地帮助了穷队，促进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国家建设，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它是促进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物质保证。各地党委应当采取积极态度和有力措施，推动社队企业更快地发展”。并公开引用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的“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华国锋曾说，我的讲话是政治局讨论了的，是按主席精神讲的。

　　十一、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思想和农村工业化的社会大实验，对以后乡镇企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和可借鉴的经验教训，这就是：(1)毛泽东把农村工业化作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指明了道路，也为发展中国家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找到了途径；(2)强调要重视农民在实现国家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农民不仅是城市工业化后备工人输送、资金积累、原材料提供的主渠道，也是工业品销售的主市场，更是农村工业化的主力军，我国工业化没有农民的参与是实现不了的。(3)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只有实现工业化，只有实现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结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4)农村工业的发展，要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农促工，以工支农，亦工亦农，使工、农协调发展。(5)在计划经济下，探索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后市场交换的形式。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但对农村工业却让其在国家计划体系之外，靠市场调节和交换生存，也就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之外，让市场经济同时存在，这不能不说是在计划经济下对市场经济的探索。(6)农村工业化的实现，要量力而行，它的发展要靠自身积累，而不能靠剥夺农民和平调别人财产。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这些思想，从今天看都是正确的。但这种思想真正付诸实践，并发挥作用，是在80年代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大气候下才有了一个快速的发展，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38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值4237亿元的9.1%，1992年乡镇工业产值达到13193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36802亿元的35.8%，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在此期间，全国工业产值以年平均递增16.7%的速度发展，其中国营工业和其他所有制工业年递增13.8%，乡镇工业以年递增28.7%的高速发展。从全国来说，农村工业化正处在起步阶段，要实现到2000年乡镇工业产值达到53000亿元，成为半壁河山，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而离农村工业化的实现，差距就更大了。

　　目前农村工业化已进入一个新时期，回顾毛泽东农村工业化思想，和农村工业化在发展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所经历的肯定—否定再肯定，我们相信，毛泽东期望的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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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大小“参考”
卫广益

　　毛泽东从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通讯社的前身)诞生的1931 年，到他去世的1976年，在长达45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非常重视参考报道。他把参考报道作为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敌情的重要渠道，和培养与锻炼党内外干部的重要工具。他对参考报道的许多重要指示及在革命斗争中运用参考材料的高超艺术和典范，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财富。

　　新华社的参考报道是党中央的“耳目”。由于工作的内部性质和保密规定，其系列、层次、发展、变化，很少公开披露，人们了解甚少。本文根据各参考报刊的不同功能，分为“大参考”与“小参考”两大类来论述。“大参考”系《参考资料》的俗称，但本文是广义而言，还包含通过其他载体和途径提供给中央领导的各国通讯社的电讯和报刊材料，及新华社驻外记者采写的国际内参报道。“小参考”系指拥有广大读者的《参考消息》报①。

　　一、大力支持创办参考报道

　　我党的参考报道创业于30年代初。战争年代，收讯电台是参考报道之本。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期间，于1930年12月30日和1931年1月1日两次战斗中，缴获敌人可装一部半电台的器材，解放了6名电务人员。当时任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等，在紧张战斗的间隙，于1月3日下午抽出时间接见了这几位电务人员。毛泽东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希望他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毛泽东等的接见和亲切谈话，使这几位尔后成为我党我军通讯事业领导骨干的电务人员深受鼓舞。很快，红军的第一部电台就于1931年1月6日开始工作，抄收“中央社”电讯和截抄敌军电台之间的联络通报。电台抄收到的这些外界信息和敌情，就成了最早的“参考消息”。不久，中央红军无线电队开设电训班培养电务人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极为重视和关怀，在百忙中，经常抽出时间给电训班作形势报告，上政治课。

　　红中社油印的《参考消息》于1931年11月7日，即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的同一天创刊，当天即送给与会代表参阅。创刊号的主要内容是红军电台抄收的“中央社”电讯。从这时起，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的三年时间里，红中社每天把油印的《参考消息》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阅读，为他们了解敌情、判断形势和制定政策，提供了大量有参考价值的公开信息情报。

　　1933年5月，党中央抽出红军的一部电台，专门抄收“中央社”的电讯，供编《参考消息》。在当时无线电器材奇缺，红军刚有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台的情况下，专门抽出一部电台作为我党我社的第一部“新闻电台”，足见党中央对抄收参考消息多么重视。长征开始后，油印的《参考消息》停刊。“新闻电台”随军长征，坚持抄收“中央社”电讯。在党中央同外界几乎完全处于隔绝的状态下，这些电讯成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观察形势、指挥战斗的重要情报信息来源。

　　中国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25日红中社恢复工作，《参考消息》同时复刊。在陕北期间，毛泽东、党中央非常重视和关心恢复与发展参考报道事业。在物质上，克服困难，想方设法增加和改进新华社收讯电台的设备；在人力上，陆续调进外文翻译和编辑、中文译电和报务人员。当时从事参考报道的翻译、译电、编辑和电务人员，占了新华社工作人员的大多数。毛泽东多次指示新华社要重视搜集国内外的情况，尽可能多地抄收外电。

　　1939年春天，新华社搬到杨家岭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沟口主动同新华社负责翻译外电的陈龙攀谈，关切地询问：“你们翻译工作中有什么问题？”陈龙谈了翻译人力不够，大量消息译不出来。毛泽东点点头，表示理解和关心。不几天，中央组织部就调给新华社几位外文翻译。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毛泽东关心的结果。

　　二、看作重要情报来源和决策依据

　　参考报道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重要的情报来源和决策依据。在延安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博古多次说，“党中央要根据咱们抄收的新闻电讯决定政策”。毛泽东1944年10月4日看望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人员时说：“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但是主要靠你们。别的方面来的东西也有一些，但是不多，主要还是靠你们。你们的工作很重要。”②

　　毛泽东、党中央根据参考报道作出重大决策或发表重要言论的例子不胜枚举，举其要者，如：

　　1935年底，根据《参考消息》及时反映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情况，作出决定：派刘少奇到北方局恢复和加强地下党的工作，直接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运动。③

　　1937年7月7日晚11点左右，向仲华、左漠野快速把刚收到的“中央社”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几份电讯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立即查看地图，并指示：“你们今晚要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不要遗漏，有什么消息，随时送来给我看。”④第二天，党中央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1942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关键时期，《参考消息》关于战况的报道，对毛泽东研究这一重大事态来说，还不够充分。博古社长便把有关的外电电讯统统调去，供毛泽东作资料参考。《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就是毛泽东在对这些外电报道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⑤。

　　1945年8月10日傍晚，新华社电台抄收到外电关于日本乞降的紧急电讯。吴文焘副社长立即快步跑到博古社长的住处，摇通电话，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后指示吴文焘，有新情况继续汇报。中央领导立即在枣园开会，并作出重大决策：由朱总司令发布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勒令敌伪军就地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中央还作出了许多具体部署。

　　八年抗战期间，毛泽东天天根据各国通讯社电讯，研究分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形势和复杂的外交斗争，中国沦陷区的形势，特别是国民党的动向，等等，撰写了许多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件，文电、文章、谈话、评论和报道，在促成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胜利、声援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阅读《毛选》第三、第四卷时，只要留意一下，就可发现，不少评论文章引用了许多参考报道材料，或者是针对参考报道提供的有关事体而发。

　　三、转战陕北令“耳目”紧随

　　抗日战争胜利后，参考报道作为党中央“耳目”的重要作用，更加突现出来。1945年8月13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第四天，毛泽东就发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同日，他还起草并发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8月15日又发表了《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这些文电和谈话，引用了大量“中央社”和外电的报道材料，对蒋介石策动内战作了具体而有力的揭露和抨击。

　　为了适应这场决定中国前途的斗争的需要，1946年春，毛泽东发出“全党办通讯社”的号召，党中央采取措施加强和扩大新华社的“耳目、喉舌”作用，对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进行了重大改组，工作重心放在新华社。这次改组中，新华社正式成立电务处，电务人员增加到70多人。在新的编委会讨论办通讯社的会议上，当时任新华社第一副社长的陈克寒谈了新华社担负的任务，第一项就是“抄收各国电讯”，也就是当好中央的耳目。

　　新华社的文字和口语广播，是传播党中央声音的“喉舌”。中央明确规定，在战争情况下，这两项广播都不能中断。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47年3月撤离延安前，曾就此多次关照，并到新华社进行检查。

　　要保证“喉舌”正常运作，“耳目”——参考报道一天也不能停止工作。因为党中央要根据参考报道分析形势，制定政策，发表言论。

　　1947年初，中央决定由范长江带领一个新华社小分队，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这个番号为“四大队”的“小新华社”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供中央领导同志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四大队”在转战陕北期间，克服重重困难，编辑出版《参考消息》，供中央领导阅读。但《参考消息》的报道数量和时效，对毛泽东研究分析形势远远不够。所以，“四大队”每天还送给毛泽东一大叠手写的电讯译稿，遇到大事和紧急消息则立即汇报。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和胡乔木，对这些参考报道看得非常仔细，在这些稿件和电讯上，用毛笔、铅笔画了许多圈、点、线，写了不少眉批、旁注。他们通过这些情报信息，及时分析时局发展动向，并撰写出一篇篇社论、评论，如《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努力奋斗，迎接胜利》和《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等等。转战陕北一年，上述五位领导同志撰写的新华社社论、评论达70多篇。其中，毛泽东写的为数不少，其他同志写的，也多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些评论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战场的军民，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

　　四、充分利用参考报道揭露美蒋反动派

　　1948年春，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全国胜利在望。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同国民党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和针锋相对了。在党中央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后，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述评和评论等越来越多。在这些被誉为“射向国民党的重发炮弹”的评论文章中，毛泽东援引了大量的参考报道材料。如《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驳斥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所谓“光荣的和平”论调以及合众社对这一论调的鼓噪；《评战犯求和》批驳的蒋介石元旦致词及外电关于上海对蒋致词反应冷谈的报道；《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中引用的决议内容；《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中引用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谈话，等等，都来自“中央社”和外电报道。这些评论文章大都是毛泽东在夜间写成的，引用的许多参考材料是当天晚上《参考消息》刚刊登出来的。

　　为满足毛泽东、党中央日益增多的对外部情报信息的需要，这期间，新华社抄收的各国通讯社电讯不断增多，共计抄收30家的新闻广播。收集的信息内容范围也越来越广，更加注意配合斗争的需要。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1949年3月，毛泽东、党中央即北上北平，新华总社也随着进驻香山，从进北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年时间内，围绕着同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斗争，同美国的外交、政治斗争，毛泽东及时而充分地使用了大量参考材料。比如，在我军渡江前夕，同国民党进行的关于《国内和平协定》的谈判，关系重大，中外关注。毛泽东通过参考报道，及时了解国民党及尚在其统治下的地区各方的态度及反应，以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动向和反应。他撰写的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内三部分人的透彻剖析；谴责南京当局4月1日镇压要求接受中共八项和平谈判条件的示威学生造成伤亡一百多人的惨案，等等，其中引用的参考报道不少，而为写这些评论，他看的参考材料就更多了。

　　开国前夕，对美国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的批判，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从8月14日起接连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和《“友谊”，还是侵略？》等五篇评论，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指出国内知识分子阶层中一些人对美国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取得胜利的原因。这场批判的靶子——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5日发表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及艾奇逊国务卿7月30日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都是根据外电报道及时译编出来的。当得知毛泽东要写评论后，新华社英文翻译组又对译文作了反复认真的校对。

　　五、认真仔细阅读 写下大量批语

　　新中国成立后，参考报道数量不断扩大。从1955年3月1日起，在继续出版《参考消息》的同时，创刊《参考资料》。毛泽东虽日理万机，异常繁忙，但对《参考资料》给予非同寻常的重视，除秘书从中挑选出重要文章推荐给他阅读外，他坚持亲自阅读这一每天多达15到20多万字的刊物。他在1959年3月说：“现在的报纸我只看一些消息，但是《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

　　毛主席阅读《参考资料》非常认真仔细。每每遇到重要之处，总是划线或圈点；有疑问处则打问题或写下质疑；有差错还认真地予以修正；对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作眉批旁注，并推荐给其他领导或身边工作人员阅读。在这些批注中，毛泽东鲜明的立场观点和对问题的透彻观察，跃然纸上，以他看过的1958年9月24日下午版《参考资料》⑥为例，有20篇文章有他的眉批旁注，文内留下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和有长有短的杠杠线线。如在《梅农说联大为充分讨论我代表权问题是违反世界大多数人民愿望的行为》的标题旁批注：“极好!要看。”对《阿登纳认为现在只有苏美两个大国有一天中国将加入大国行列》一文，他批注：“值得看!!”对《美联社说美在联大阻挠对我代表权问题的讨论甚为孤单》一稿，他批注：“极重大，值得看。”对《美联社透露美企图利用中美会谈阻挠我解放台澎金马这一阴谋如不得逞就打起联合国招牌来干涉我国内政》一稿，批注：“这是一篇极重要的文章，值得看。”

　　1958年11月他看了李普曼写的《苏联的挑战》一文，批示：“此件印发，值得一看。”⑦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将《参考资料》上刊登的三篇报道⑧，亲自重做标题、重写提要，批示邓小平印发给与会中委阅读。

　　毛泽东对一些有助于了解世界形势、认清对手政策意图的参考报道，常常批示在更大范围的报刊登载，或者作公开报道。比如，1950年12月28日，他批求“可将胡佛演说以资料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⑨。又如，1953年2月28日，他在《内部参考》上看到台湾新闻媒体关于我华东和南军力部署的报道，立即写信给新华社：台湾大道通讯社的两条消息，可移载《参考消息》，这是蒋介石向美国人说的，表明他无力进扰大陆和海南岛，和近几个月前蒋介石向美国通讯社发表的谈话为同一性质⑩。1959年4月5日，《参考资料》刊出《印度新闻社报道西藏叛乱情况》和《印度新闻社记者报道西藏叛国分子谈几年来准备发动叛乱情况》，毛泽东在这两篇报道的目录旁边批以“可阅”，并指示：即送周恩来阅。这个新闻社的这两条报道，是不利于尼赫鲁的，我看可以全文发表，请与吴冷西一商(11)。

　　毛泽东还一直把《参考资料》作为他增加知识的重要“教材”。他在1971年到外地巡视途中对各地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周恩来1972年8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对各部门负责人讲话时说：“毛泽东说，他要学点新知识，主要靠两本《参考资料》。”

　　一生酷爱读书、知识非常渊博的毛泽东，在阅读《参考资料》时，也表现出强烈的求知好学欲望。由于读得认真仔细，他总是握有丰富的、新鲜的国际知识。同他交谈过的许多外国名人，对他关于世界局势的精辟分析和渊博的国际知识，都表示钦佩和惊异。

　　六、非常重视《参考消息》

　　一再提出扩大发行

　　毛泽东一向提倡我们的同志关心时事，要为干部研究时事提供材料。早在1939年他就强调指出：“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12)1956年，他提出把只限党内外高级干部看的《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到县委以上干部。1958年他又指示：“要把《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扩大到全国的高等院校学生。”三年困难期间，由于纸张严重不足，《参考消息》不得不大大压缩订数。当经济形势和纸张供应情况一出现好转，他便提出增加《参考消息》的发行份数。1964年6月，他在同外宾谈话中说：《参考消息》的订阅范围，“以后要逐步扩大，今后可以增加到50万份，80万份。只要纸张问题能够解决，做到每个公社、每个工厂都有一份，还可以发给个人。”一个月后，他又提出，《参考消息》发行量今后增加到一百万份。

　　“文革”开始后，《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受到影响。1970年夏，毛泽东指示，《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到基层党支部。1971年6月，毛泽东批准《参考消息》刊登斯诺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的一组报道后，订数猛增，到年底达到604万多份。

　　周总理1973年9月同蓬皮杜会谈时说：“《参考消息》数量很大，不是几十万份，而是几百万份。……毛主席说还太少。照主席的意见发几千万份才好。”

　　新华社和有关各方经过多年的努力，《参考消息》的订数到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已达到870多万份。最高峰是1979年4月，达到910多万份。还不包括大字版(13)的份数、赠阅份数和各代印点的份数。

　　《参考消息》的发行份数，远远超出国内任何一家日报，在世界上也属少有。《参考消息》在20多年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和大力提倡，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参考消息》出版发行问题受到毛泽东如此重视和关心，在国内报纸中实属少见。

　　七、确立大小“参考”的报道思想

　　毛泽东特别重视参考报道，是出于指导革命、推进建设和开展外交斗争，以及锻炼广大干部、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的需要。

　　1.毕生重视并大力倡导调查研究的毛泽东，把“大参考”作为对外部形势和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主要情报信息来源，作出决策、发表言论的重要依据和了解外界对中国反应的重要渠道。

　　毛泽东对“大参考”的报道，有许多指示和要求，概括起来，主要是：时效迅速，客观全面，切忌主观，如实反映，译编准确。

　　·时效迅速·毛泽东要求“大参考”报道时效迅速，有重大事件和局势变化时，立即提供外电报道；中国采取重大举措时，及时提供外界反应，有的影响很大的行动，他指示等外电有了报道，再正式宣布。如1964年10月我国首次爆炸原子弹成功，根据他的指示，在外电反应纷至沓来后，才正式发布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抗美援朝、中印边界自卫生反击战等，也是这样。

　　毛泽东总是希望尽快尽多地看到外电报道。在延安时，由于条件所限，新华社每天的参考报道和传递方式，不能满足他及时研究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于是，他常常在晚上亲自到新华社看刚抄收并译出的参考电讯。有时在晚饭后独自走下凤凰山，信步直奔新华社；有时夜间11、12点钟，由警卫员提着马灯陪同前来。他到新华社看参考电讯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并常就时事问题发表看法，提出需要注意的方面。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直接指导参考报道工作，他要求新华社一收到重大新闻，立即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周恩来除亲自告诉毛泽东这些重要的国际信息外，常常叮嘱新华社及时向毛泽东提供重要的参考材料。

　　·全面客观·毛泽东曾多次指示要尽多地收集外部世界各方的情况，特别强调向中央提供参考报道要全面，正面的反面的、好的坏的都要反映。他很重视外界同我唱反调的言论。比如，他看了1957年6月24日《参考资料》刊登的美国《新共和》杂志的一篇文章，在给陈云的批语中写道：“17页有一句话，值得研究一下。这一句话是唱反调的，但也应当促使我们注意。”(14)

　　·切忌主观·毛泽东要求参考报道从选材到标题都不要带主观成份，尽量客观。他对《参考资料》上的标题倾向性太大，曾多次提出意见。“文革”期间，周恩来多次强调指出，“毛泽东交代过，《参考资料》不要自己标标题，原来怎么标就怎么标，让读者自己判断”；“《参考资料》编辑有时有些主观，标题作的不一定符合实际内容，其实可以不这样搞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用人家原来的标题。”

　　·如实反映·1969年6月17日，毛泽东针对《参考资料》关于我党九大反应报道的标题批示说：“外国人，外国党评论九大，编者不要随意加‘妄评’字样，如实地向中央提供就可以了。”这里虽然是指的标题，但“大参考”要如实地、原原本本地反映外界关于中国的议论，是他一贯的思想。至于记者写内能，毛泽东说：中央给记者的任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记者反映情况就是执行自己的职责。中央怎样判断，这是中央的事。他强调“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15)。记者要如实反映情况，必须作调查。对调查应持的态度，毛泽东说：“调查应本实事求是原则，有则有，无则无，多则多，少则少，力避主观夸大，但也不要故意缩小。”(16)

　　·译编准确·毛泽东要求“大参考”的报道准确无误，发现译编差错便给予批评指正。在转战陕北期间，“四大队”提供的参考材料中，把一条“中央社”电讯的电头错为“合众社”。毛泽东发现后，把“四大队”负责人范长江召去，严肃地质问：“长江同志，你为什么造谣呢？……如果我党中央把国民党的报道当成美国的报道来批评，岂不让人家笑话吗？”1958年10月，《参考资料》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报道未抓住美台矛盾加剧的动向，不符合中央政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从最近《参考资料》上台湾海峡地区局势新闻的标题和编排可以看出，《参考资料》的编辑人员不了解中央在这方面的政策和方针。他们应该好好学习。”

　　2.毛泽东把《参考消息》作为一个特殊的窗口和一种特殊的教材，让广大干部和群众透过这个窗口，了解和认识复杂的世界；有时还通过这个窗口就将要发生的重大事态选择外电外报有关的报道，向读者“吹风”；让党内外同志通过这张独特的报纸，接触反面材料，经受锻炼，健康成长。

　　中共中央确定，扩大发行的《参考消息》“选载当天收到的各外国通讯社、台湾国民党通讯社所播发的消息，和各国报刊、台湾香港报刊所发表的有参考价值的材料”(17)。毛泽东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人“经常比较敌我两方的宣传，让他们知道世界是复杂的，每个问题都有对立面。这样才参培养他们思考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他强调《参考消息》“连那些骂我们的言论也登”，“不要封锁，封锁起来反而危险”。

　　毛泽东很重视反面教材的作用。他说：“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18)他还说：“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的正面教育是不行的。”(19)他利用反面教材的一个常人不敢为的例子是：在西藏发生叛乱、印度反动派大肆进行反华宣传时，他指示《参考消息》刊登印报诬蔑中国、丑化毛泽东形象的漫画。这样做，诚如他提出由《人民日报》发表西方报刊污蔑他是“比希特勒更甚者”的言论漫画时所说的一样，是“让世界人民想一想，在西藏问题上和革命与反革命界限问题上闹清楚”(20)。

　　毛泽东让《参考消息》刊登敌人攻击言论，包括诽谤他的材料，表现出伟大的政治家气魄的宽阔的胸怀。但他对有关中国重大举措的外电报道的处理，则非常缜密、严谨。突出的例子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过鸭绿江这一重大行动，他当即写信给胡乔木：“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请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参考消息》上。”(21)从这一安排上我们可以领略到，在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时，《参考消息》作为全局中的一个棋子也在他的运筹之中。

　　毛泽东的一些批示表明，说得好听与不好听，不是登不登《参考消息》的界限。为了让人民认清帝国主义反共反华的面目，有时往往选登其具有代表性的诬蔑攻击言论。

　　毛泽东一再指示《参考消息》报道不要倾向性太大，标题要尽量客观，让读者自己判断。1972年107日，周恩来指示：“《参考消息》从今天起一概不要有倾向性，完全客观，毛主席已说过多次。”

　　毛泽东关于《参考消息》的一系列指示，体现了人民领袖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关心和信任，以及增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党中央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形势将出现重大转折或将有重在举措时，便让《参考消息》选登一些有关的外电外报材料，向大家“吹风”，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1957年扩大发行《参考消息》，同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无关系。1956年苏共20大后，世界共运内部矛盾发展，斗争加剧，相继爆发的波匈事件，在中国广大党员和干部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他们从报纸宣中只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进步等光明面，出了大问题便难以理解。所以，中共中央在1956年底发出的关于扩大《参考消息》订阅范围的通知中说，“有必要使我们的干部，及时地知道我们的敌人的情况和敌人的观点，以及我们的朋友的那些和我们有所不同的观点，以便避免他们在观察时事问题时的片面性和思想僵化现象”。《参考消息》报扩大发行后刊登了大量“兄弟党的通讯社和报刊的材料”，使广大干部对随后来临的共运大论战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这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毛泽东批准《参考消息》于1971年6月刊登斯诺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的一组报道，为中美关系将出现重大变化和纠正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左行径，在群众中作了广泛的思想准备。

　　八、光辉的思想 成功的创举

　　毛泽东关于参考报道的论断和指示，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他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国际外交斗争中决策思想的和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对唯物论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成功运用和发展。

　　(一)毛泽东长期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22)，“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23)。他把调查研究提到了决策的前提地位，采取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权的科学态度。他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24)。

　　毛泽东身体力行，亲自从事调查实践。他总是尽可能地掌握材料，以便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在陕北期间，他就强调指出，“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认为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25)。在他的倡导下，党中央1941年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规定：要“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和研究”。党中央的这一决定和前述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批示，可以说就确定了参考报道的基本来源与内容的广泛性，和它首先是为中央研究形势作出决策服务的职能。新华社参考报刊长期实行的及时、全面、客观、准确的报道方针，就是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在实践中形成的。

　　毛泽东关于从调查实际入手的决策思想，他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是参考报道工作珍贵的思想财富和理论源泉。

　　(二)毛泽东把为党中央决策服务的参考报道，扩大到面向干部群众，创造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新的新闻形态——参考新闻。这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个独特的内容。

　　新间报道属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关于新闻的论述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这一观点。他在1957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什么是新闻？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西方通讯社的东西，凡是对我不利的我就不登，只选择一些事实报道，这是从阶级利益出发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又多次推动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要求把它办成“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一张“看样子”是“替帝国主义出版”的报纸。这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是统一的，都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

　　1957年春天，毛泽东在包括最高国务会议的几次重要会议上，接连阐述为什么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他说：“这是为了锻炼我们。党内外都应该受锻炼，应该见世面，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样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是怎样的。有人说这样会乱，不会乱的。”“就是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坐在暖室里头。暖室里长的东西是不牢固的。”他关于出版反面材料的“种牛痘”的论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哲理，“种牛痘”似是“放毒”，实为“抗毒”，使读者“产生一种免疫力”。《参考消息》遵照“种牛痘”的思想办报，刊登资产阶级新闻媒体的材料，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取得良好效果。几十年来，在我国的政治风浪中，特别是最近几年面对苏联东欧剧变产生的强大冲击波，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表现出政治上相当强的免疫力，参考报道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参考报道对人们开阔眼界、开放思想产生的直接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是众所称道的。《参考消息》的历史被誉为“领先开放的光荣历史”。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决策思想和新闻思想，对参考报道更好地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四海想聚

感谢hs-_f兄这么有心，把纪念我们伟大开国领袖毛主席的帖子整理的这么整齐有序！
现在的年轻人对毛主席的印象，也许只有通过这样的资料＼文献之类来增强了．但是毛泽东和新中国却是永远写在一起的．

zhenghao

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毛泽东这位伟人,我们永远怀念他,怀念毛泽东的精神,学习毛泽东的思想,运用到工作学习中去,特别是有关关健负责人.很多人忘了,很多人骂了,很多人麻木了,这都是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人

hs_f

论毛泽东：五百年一见的英雄，难得的平民化朋友

　　一、中国历史几百年一见的英雄

　　不少第一代领导人讲，没有毛泽东，中国的独立解放事业成功之日可能会推迟几十年。1980年代，邓小平论在后毛泽东时代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也不只一次地说，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

　　毛泽东是中国五百年一现的大英雄。他的身上凝聚着在几千年封建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英雄气质与平民化思想结合的结晶。旧中国历史上，几百年可以一见代表农民阶层的大英雄。毛泽东则承接了上至陈胜、吴广，下到李自成、洪秀全身上的大无畏的反封建反皇权的斗争精神。并且，毛泽东身上，没有他们身上那种简单的改朝换代的思想。

　　毛泽东没有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家的旧思想，这源于他所处的时代——东西方文明由于发生在中国身上的侵略和反侵略过程，产生了交融和碰撞。毛泽东不但保持了对中国农民的深切了解，而且以自己的英雄气质来凝聚农民的政治力量，从而历史性的继承了中国政治的深厚传统。同时，毛泽东参与创立并逐渐成为它的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后来作为代表中国发展方向——工业社会产物的集体领导模式，逐渐成为与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相互互动的、领导农民和军队的集体。这些都保证了，1920年代以后的土地革命和共产党对农民的领导，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和导致改朝换代的政治更迭传统，都不一样。革命与改朝换代不一样，发生了质的飞跃。

　　1940年代，中共七大时，这个集体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向工业现代文明裂变基础上进行的继承和发展达到了顶峰。

　　毛泽东思想里，有着毛泽东把西方文明中的斗争哲学与相关的中国政治中的团结与斗争艺术结合的深刻理解。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一理解中，还是过分强调了人的因素，而忽视了法治和程序的因素。因此，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中，还是过分依靠个人与群众的情绪化连接，从而在党的领导集体要求以工业文明的领导方式来领导新中国的事业的时候，毛泽东的思想与之发生了矛盾。

　　毛泽东的个人思想没有被一个领导集体接受，而是被一个用情绪化鼓动的社会群体接受。这就成为文革时期不少悲剧产生的原因。

　　二、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平民化思想感情

　　我从小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我对毛泽东时代的感受是，从一懂事开始就似乎处于一个无所不在的大学校当中。

　　我在农村上学。大人忙的时候，学校就停课。大人孩子一起到麦田和打场，抢收、抢打粮食；一块到水田抢插水稻。农闲的时候，孩子回到学校读书，大人也忙着学习。多少年以后，我知道，身边的知识分子钻研不了业务，所以大多数时间都和我们这些孩子泡在一块。当时教我们读书的大人老师当中，甚至有后来我们国家部长级的人物。很多年后，在中国政坛叱诧风云的人物，在我的印象里，当时都是在农民当中牵着牛扶过犁的。

　　后来，我当了工人。首先当然是跟着师傅学操作。但是更重要的是学习工人那种工作热情和责任心。当时单位里的知识分子也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与工人泡在一起。工人，特别是我们新工人也是经常轮换着到技校上课。生产线装了新设备、车间上了新的管理法，马上就有知识分子来到工人中间，又是学习不断。

　　进入邓小平时代，人们总是说过去被荒废了。应当说一个国家由知识分子代表它的社科和自然科学水平，由知识分子与工人一起创造新技术，这些都代表了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的进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从国家的学科建设和大中学的基础知识教育发展的角度看，耽误了两三代人。

　　但是，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中国民众是急需要有一个潜质的提高过程的。就是说，中国的工农大众急切需要获得知识支持，这种知识不是西方文明意义上的分学科建设，这种获得知识支持可能对工业社会的现实需要一下子衔接不上。但是，它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愚民政策结束后，新中国广大民众要求提升平民社会地位的特殊时期的特殊要求。

　　在这方面，毛泽东一如既往的做了大量不同于历史上改朝换代以后君变民不变做法的工作，从而在民众中打下了基础，改变了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书中阐述的规律性现象，即农民起义军一进城就失去社会基础的规律。

　　要说文革发生的大背景，我认为离不开上述两个方面的需要，总结一下就是：

　　一、新中国工农大众要求改变过去改朝换代以后愚民仍是愚民的周期性现象，要求从一种知识支持上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

　　二、毛泽东决心改变改朝换代后君变民不变的周期性现象。要求工业化社会的知识分学科建设要先服从社会民众的在知识支持中获得地位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是一种针对中国历史周期性现象的深层次社会振荡。凡是经历过那一时期的人都会感到毛泽东那深深的平民化思想感情。

　　今天，人们在社会的教育、科技、工业与世界接轨发展和经济进入市场化轨道以后，充分经历了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但回想起毛泽东的时期，还是能够感到那种平民化的对几千年封建愚民政策给予历史性结束的气氛和氛围。

　　因此，如果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推翻了封建君位，五四运动是从封建文化桎梏中解放了中国知识分子，那末毛泽东在新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贯彻他的平民化思想，结束的是封建愚民政策的延续，并且使这一过程变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应当说，回想历史我们是深深感到了毛泽东那种平民化思想情怀。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文革的拨乱反正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迅速进入与现代国家连接的改革开放节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许正是毛泽东的解放民众思想和平民化措施在特殊时期的深入人心，为以后的这一改革开放伟大进程，打下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hs_f

深深的回忆，浅浅的对照－－无限怀念毛泽东

人们都说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社会进步了，人民自由了，生活富裕了。城市处处高楼大厦，处处灯红酒绿，处处莺歌燕舞，比起五、六十年代，确实好象换了一个世界。自己的生活，与五、六十年代相比，也是天地之别。按说应该是非常的满足了，高兴了。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我常常会产生一些奇怪的念头，常常忆起过去，尤其是青少年时期，又常常觉得那个时候的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觉得那时候，人们的生活虽然比较清贫，但一切都很简单，大家活得很轻松，过得很快乐，不象现在这么复杂，活得沉闷，感到压抑。

记得五十年代，我父亲在工厂当工人,一个月三十多元钱的工资养活家里五、六口人，生活谈不上富裕。我们住的是工厂的平房宿舍，一排排的一大片，每排十来户，一座公用厕所，一处公用水笼头。宿舍里没专设物业管理机构和人员，所有排里的环境卫生都是邻里们自己维持。各家门前自己清扫，厕所、水笼头等处的卫生，各家轮流值日，负责每天的清扫、维护，仅仅依赖一只小小的“值日牌”，来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各户顺序传递，每户负责一周，很少发生梗塞。

那时候人们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强调“社会公德”、“公民道德”和“环保意识”，但可能是“勤劳朴素” 的传统美德，使邻里们都习惯了这种做法，也都乐意自觉地遵守和维护“值日牌”的“指令”，自觉地履行“清扫”的职责。即使个别邻居有时打扫不及时或打扫不干净，其他邻居也会有些意见，可只要信息反馈到了那户，他家以后清扫就会十分注意，打扫得也就干净了。

记得有一次轮到我们家值日，我自告奋勇地打扫了一遍，过后有邻居问：“今天厕所是不是没有扫，轮谁家值日？”我母亲听见了，自己又扫了一遍，过后又数落我说：“以后扫干净点！”遇到宿舍组织卫生检查什么的，各家也都是大人小孩齐出动，连宿舍大门外面的马路也清扫得干干净净。

那时，经常搞一些“爱国卫生运动”什么的活动，如灭蚊蝇、灭老鼠之类，大家也都是男女老少齐动手，搞得十分的红火。组织负责此类活动的，也就是宿舍“家委会”，其成员也就是几个不上班的家属老太太。但就是这几个不起眼的老太太，就能把政府的有关指令传达到各家各户，而且做得有声有色，你说怪也不怪。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这些事根本没往心里去，更搞不懂这里面有什么深奧的道理和秘诀。现在想起来，倒是感慨非常，我明白了，这是社会的力量，是道德的作用。这些事要是放到现在，成吗？

现在倒是成天价讲“增强环保意识”、“爱护卫生，人人有责”，成天价讲“培养社会公德”、“提高公民素质”，可又见多少人对自己小区周围的环境卫生伸过手呢。呵，呵，现在小区是有专门的物业机构、社会环保机构提供清洁维护服务，不再需要居民们亲自维护了，这是社会的进步，应当肯定。可总是感觉到，好象缺失了一些什么。

由此又念起当时的邻里关系，那时候，邻里们的关系十分融洽，大家处得十分随便，因而也感到十分的轻松。邻里们常常是进你家出他家如同自家，串门的事十分的普遍，大人们如此，小孩们就更不用说了。比较要好些的邻里，常常自家做了新鲜的、可口的“好吃的”，也要让孩子给邻里送去尝尝，你来我往，形成习惯。我常常被母亲“派遣”给邻里送自家做的“好吃的”，总是乐颠颠地去，乐颠颠地回，多数情况是“碗不空回”，常常是装满别家回赠的“好吃食”。其实，那时所谓的“好吃食”，无非是“饺子、年糕”，甚至咸菜之类的东西，哪里比得上现在的宫廷食品、名贵食品什么的，可我们吃得格外香甜。

那时还没有“防盗门”出世，也实在不需要那个“捞什子”，也没有现在象禁锢牢房一样的铁防护栏，也没有现在这么队伍强大的警察，只有少数民警，管管户口、联系住户之类的事，更没有现在那么繁多的法律法规。但那时的社会秩序、治安情况却出奇的好，抢劫的、偷盗的、其他犯罪的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什么跳楼的、自焚自杀的就更是少见了。是啊，活得好好的，干嘛要去寻死啊。

当然，那时候人们也不富，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顶多有辆自行车、缝纫机之类的家具，就是比较值钱的了。不象现在有些富人，又是豪华汽车，又是贵重手饰、又是高档衣物，又是成百万上千万的存折和银行卡，成天提心吊胆的，害怕遭抢、遭盗。那时的人们不用担这个心。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偷盗、抢劫之类的事，这类事也时有发生，但不经常。即使有些人家丢了自行车之类在当时比较贵重的物品，大多能较快地破案，物归原主。至于入户抢劫，杀人致死之类的事並不多见，抢银行之类的事，那时的我好象还没有听说过。

那时人们之间的关系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一有矛盾和纠纷，就诉之法律，动辄以“侵犯权利”，告上法庭。那时社会上还没有这个法那个法来维护人们太多的“权利”，人们也缺乏这方面的“法制观念”，不太懂得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时没有听说过父母告子女不赡养的，也设有听说过子女告父母不抚养的，更没有听说过公民告政府欺压、不作为的。那时候这样的事体很少，人们都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尽心的不多。即便有时没有做到，或做得不好，也能互相理解和谅解。有了问题，大家一块协商解决的办法，用不着大动肝火，更用不着寻求法律。

当然，那时候邻里之间“磨擦走火”的事也还是有的，但不论是吵了嘴的，打了架的，还是损了别人家物品的，最多也是家委会的那些老太太们进行规劝和调解。比较严重一些的，大不过派出所民警出面处理，也无非是批评、教育，说服、调停，往往都会事息人宁，相处如初。即使有的人真的做下了小偷小摸的事体，被罚款、拘留的也很少有。不比现在，一不小心，就会违了这规那规，动辄罚款；就连孩子们玩耍打架，把对方伤了，也要赔付医药费、营养费、陪视费，精神损失费等等名目繁多的赔款，弄不好还得上法庭，还得付诉讼费、律师费什么的。如果事情发生在学校，学校也还得陪着当被告，也还得承担法律责任，也还得赔偿损失。少则几千元、上万元，多则十几万、几十万元，家庭情况好一点的还可以承受，差一点的，倾家荡产也凑不足。这样的事在那时候很少见，也许当时我还小，信息量少，反正我没听说过。记得在十来岁时，与邻居的孩子争吵，打破了人家的脑袋，我吓坏了，跑回家里告诉母亲，母亲也吓坏了，跑到邻居家，与邻居一起把伤者送到医院。因为伤势较重，还缝了几针，住院十来天。邻居没有将我们告上法庭，也没有要我们赔偿这费那费，只是接受了我们送去的几听水果罐头，告诉我以后可不敢再打架了，更不能用砖头这些东西打人啦。自那次以后，我再没有和人打架。这事要是搁到现在，我们家不跟着遭罪才怪呢。

那时候人们的钱包没有现在这么鼓，业余生活也不如现在这么“丰富”。一到晚上吃完饭，收拾好家务后，有在家看书读报的，有听“戏匣子”，有串门聊天的；更多的常常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坐在小院子里“聊大天”，谈论工厂的建设，数说生活的变化。大家乐乐呵呵，热热闹闹，“师傅长”“师傅短”喊个不停。你根本分不出谁是“管理员”，谁是“技术员”，谁是“厂长”，谁是“工人”，没有“等级”，没有“歧视”，人们的思想很单纯，生活也很健康。

现在社会进步多了，变化可就大了，人们有钱了，业余生活也“丰富”多了。有在家看看电视，上网聊聊天，或者约三几亲朋搓搓麻将，找“轻闲”的；有到商场购物，酒店“聚歺”，舞厅“蹦迪”，歌厅“0K”，找“娱乐”的；还有去吸毒，赌博，嫖娼，会“二奶”，找“消遣”的；真正污七八糟，什么都有。那时“毒、娼”之类早已绝迹，社会不兴这些，人们也不好这些。

那时单纯而融洽的邻里关系着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近五十年来仍旧不能忘却。也许是现在居住环境的变迁，也许是现在社会风气的变化，反正现在邻里之间总有一种如陌生人的感觉。

你看，好不容易住上了高楼大厦，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是“邻里”的概念好象没有了，“邻里关系”也淡薄多了。也难怪，一家一扇防盗门，有门铃，有“猫眼”，窗户、阳台还装上了牢固的防护栏，实实地把自己整个地禁固在自己家的“小天地”里了。再加上大家都早出晚归，忙着挣钱，上班匆匆，下班匆匆。业余时，有钱人、“款爷、富姐”们都各自找地“娱乐”、“消遣”去了，一般百姓下班回家，做饭吃饭，或看电视打电脑，或读书看报，然后洗漱睡觉。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已经很重，说不准哪天就会失去的“饭碗”，谁还有多少闲心思，多少“闲功夫”再去邻居那里串门聊天。就是闲在家中的退休老人，也都不想惹那些“按门铃”、“被透视”、“换拖鞋”之类的麻烦，还是呆在自个家里省事。

你可以做个民意调查，除了仍然住在“四合院”、“筒子楼”及单位宿舍院的，住在那些新建的小区里，尤其是高档小区里的人们，向他们询问邻居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成员等等，恐怕十有八九会摇头。邻里之间，比较好的，可能见了面还知道是与自己住在同一橦楼里的，互相还能打个招呼问个好什么的，再往细说，也就一问三不知了。你要是找个人，向小区里的人打听，十有八九是打听不出来的。

这並不是说现在的人们不重视交际交往，或者没有了交际交往。不是的，恰好相反，现在的人们比过去更注重交往，只不过交往的对象不同了，不再是邻居，而是对自己的工作、事业、挣钱、生活能帮上更大的忙的其他“有用”的人了。而这些交往的场所，也大多不是在家里、院里了，而挪到了酒店、宾馆、歌厅、高尔夫球场等一些更加高档的地方去了。

过去，邻里们谁家有什么事，其他人都知道个大概；谁家有了什么难处，也都愿意出手相助，大家都格守着“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不象现在，把什么保护“个人隐私”看得比天还重要。现在，有的邻里已经够得上“老死不相往来”了。不是有过这样的报道吗，过孤寡老人死在家里十数日无人知晓，最后是“腐尸臭气”报的信；还有邻居家遭抢，呼喊“救命”，竟没有一个邻居出门相救，终遭罪犯杀死在家。还有类似的报道还有不少，这使我想起了国外的一些类似报道。不同的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外却是资本主义。怎么就如此地相似。你想，邻里之间竟是如此疏远，如此冷漠，发生那些陌生人被抢、杀，有人围观而无人相助的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深深的回忆，浅浅的对照，使我无法不怀念毛泽东时代，我十分留恋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人际关系、邻里关系。如果因此被人称为“守旧”，我心甘情愿。我不希望过去的“清贫”再现，但更不喜欢今天的“豪华”永存。我觉得富裕的物质生活与同样富裕的精神追求，应当成为社会的奋斗目标，留恋美好的过去意味着憧憬美好的未来。

以上回忆权且称之谓“邻里篇”，借以纪念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如果时间允许，我将继续作更多方面的回忆，来表达对领袖的无限怀念。

人欢马叫
二00三年十二月九日

hs_f

实事求是－－客观评价毛泽东

毛开始执政时,中国人90%是文盲,人均寿命36岁，70%的居民没有自己的住宅，喝不上干净的水.国家没有现代的工业。战乱彻底摧毁了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家园。中国人成为乞丐和难民的代名词。毛去世时,中国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化,中国拥有两弹一星,自主生产汽车、战斗机、机床和所有轮船，国家无任何内外债，中国公民都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初等教育，成人识字率达到85%。共和国拥有天下无敌的陆军，击败了所有入侵者和干涉者。中国完成了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社会组织和国家动员能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能忘记这个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解放。毛所倡导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在人类历史上彻底埋葬了殖民主义。
我不同意毛的一些观点和判断，对他的霸气也曾不满，但他是为信仰而战斗的，他是真挚的热爱中国人民的。是他使中国人团结起来，恢复了中国人对民族实力的自信和做人的尊严。毛的内外战争的辉煌记录是建立在实现社会公正的伟大理想主义和对民族未来的共同信念基础上的全国性的联合行动。毛的遗产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统一的国民精神高度一致的幅员辽阔的大国。毛是有道德的和负责任的严厉的领袖。没有毛，中国将仍然是一个灾难深重、饿殍载道、丑恶现象和无法无天恃强凌弱泛滥成灾的地主官僚乐园和劳动人民的人间地狱。
毛泽东代表的是正义和社会的良知，还有社会弱势群体的愤怒的吼声，毛所缺乏的是法治社会的理念和现代管理思想。
无论如何，毛是真正的现代中国之父。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曾经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那些诋毁领袖声誉的人只能暴露他本人的自私、疯狂、胆怯和不负责任。

hs_f

从中央决策和深刻教训看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讲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而今，2003年12月06日《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扎扎实实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社论说“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正在全国陆续展开，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对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卫生部门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大投入，完善政策，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新路子。”，近40年过去了，中央重新作出“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的重大决策，说明毛主席当年的谈话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反思我们从毛泽东时代到如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历程，应该承认，我们走了弯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坚持毛主席当年提出的正确方向。当前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反映了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观念，比之原来有了重大转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提法，是对这些年来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医疗卫生单位过度产业化的否定，是对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思想的重新坚持和发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提法，令我们感慨万千，恍若隔世，“合作医疗”一个曾经令中国的农村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响誉全球的，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事物，如今我们再次把她拣起来，说明我们终于认识到，对于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走合作化道路仍然是有效的法宝。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倡导“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力变革医疗卫生工作，努力改变旧中国广大农村极度缺乏医疗卫生服务的状况，使人民健康不断得到改善。50年代，随着农村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体农业合作化组织的建立，全国各地农村逐渐开始设置医疗卫生单位。到了60、7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之后，兴起了一个建设农村卫生服务网络的高潮。当时的目标是期望做到“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医有药”、“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村广泛地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村卫生员，在使农民便捷地获得村级卫生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70年代，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唯一典范就标志着是唯一成功的例子。 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在医疗卫生资源分配问题上，60、70年代在改变“重城市轻乡镇”的倾向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比如197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有病床159.82万张，其中市级床位数占63.74万张（占39.9％），县级占96.08万张（占60.1％），可以看出基层医疗单位占了大头，即面向农村的基层医疗机构是卫生投入的主要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却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是走向萎缩，甚至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79年起合作医疗纷纷解体，有合作医疗的大队，从占大队总数的68.8％逐年下降，1983年达到11％，以后数年维持在5~10％之间。除少数沿海发达农村情况可能好些外，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全面复辟。血吸虫等老传染病重新大规模泛滥，爱滋病等新传染病开始肆虐。疾病对农民生存、经济状况的威胁，甚至超过天灾。北京大学研究人员于2001、2002年间在安徽、湖南、云南、四川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民的家庭两周患病率在48.65％，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率为81.25％，其中未就诊原因中属于经济原因的占了一半以上。河南省的一项调查发现，贫困户中的40％是因为疾病所致。

在医疗资源分配方面，也发生的根本的颠倒，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这个结论如今还在今被国际医学界权威引用。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为36％和64％，但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占有的比例刚好颠倒了过来，即城市占了60％以上，而农村占了不到40％。根据专家研究，我国卫生资源约80％集中在城市(北京高达85％)。

这些严峻现象的背后，反映了这样一些事实，党领导全国农民辛辛苦苦20多年建设起来的合作医疗制度，在集体化经济改革为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同集体经济被一起被瓦解、萎缩掉了，问题还在于，并没有找到能够替代合作医疗的更好方式去建立新的农村卫生体系，放任农村卫生制度与农村经济制度一起，经历了剧烈的市场化改革。农村医药卫生事业在缺少集体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被迫转向市场化，大部分村卫生室从集体化转为私有化，乡以上公共卫生机构所获补贴，在城市中心趋势下相对减少。

市场化的导向，令农村卫生机构日益为利润所驱动，农村的医疗成本日见高企，农民无法享受到便宜、便捷的卫生服务。同时，在农村经济私有化带来的严重两极分化，大多数农民经济收入长期低水平，无法支撑高水平医疗费，医疗资源纷纷向医疗支出相对高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医疗机构最求利益最大化，为满足少数人的昂贵需求，医疗机构还最求豪华化，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现象，同样反映在已经严重（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医疗卫生领域。

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指出“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医疗设施落后，医疗卫生技术人才匮乏，广大农民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农村，一些重点传染病和地方病没有完全得到控制，甚至在部分地区流行严重，许多农民‘小病拖，大病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突出。这不仅严重威胁着农民的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制约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没有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惠及亿万农民的大事”，中央也认识到，在中国农村要解决医疗卫生保障问题，靠市场化是行不通的，靠个体状态的农户的力量，单打独斗，是无法承受疾病的侵袭的，还是得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还是得建立个人、集体和政府共同筹集经费的路子。

但是，重新搞合作医疗体系，难度不小，问题很多。首先、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不复存在，之所以提出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新型在要在小农经济，个体私有经济的海洋中把医疗卫生事业集体化、合作化，本身就充满矛盾，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归拢人心，都是变数。第二、在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医疗机构过度产业化的今天，如何建立和维持收费低廉的合作医疗机构，存在尖锐的冲突。第三、在腐败之风严重的今天，合作医疗管理机构的廉洁如何保证，今天的贪官蛀虫，什么都敢伸手，扶贫款、教育捐款、救灾款、低保费等等，合作医疗资金可能很快会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

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毛泽东时代经历了20多年的艰苦努力，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瓦解，仿佛就是一夜之间，重新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人是物非，斗转星移，谈何容易，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其它的尝试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只有坚持毛主席曾经被实践检验是真理的正确思想路线，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走好，最广大农民群众就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