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建议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还不如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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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新出的书《毛泽东传》，其中也念念不忘地提到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但是作者也认为，和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相比，错误是很少的，微不足道的，是贡献远远大于错误。这个观点我倒是同意。

但是，既然如此，我就建议今后还不如别念念不忘地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公平待遇”的问题。

我们现在相信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也会犯错误，但做出的贡献远大于错误。那么当然地相信任何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四代以及今后的各代领导核心，都是人而不是神，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那么，做为一个公平的待遇。我的观点是这样，如果一谈到毛泽东的书，毛泽东的文章，就念念不忘提一下毛泽东的和他的贡献相比是非常小的晚年错误，那么作为公平待遇，作为一种传统，在提我党的任何领导人，任何领导核心的时候，都应当念念不忘地提一提他所犯下的早年或者晚年的错误，当然，不妨认为贡献远大于错误。

既然我们不应当对毛泽东这个人有“造神”的态度，则对任何中央领导人就都不应当有造神的态度。

否则的话，一提到其它的领导人，就闭口不提他们的错误，而一提到毛泽东，就念念不忘“晚年错误”，这不是一种公平的做法，似乎毛泽东不是神而其它领导人就都是神了。

或者，如果基于中国的传统，“为尊者讳”，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领导人，通常不在媒体有批评的态度，并不提这些领导人的“错误”，则也就应当不提毛泽东的什么“晚年错误”。

总之，对国家的任何领导人，在这种舆论宣传上，也是应当有一个“公平待遇”的问题，也应当建立一个传统，要么都提，要么都不提，而不应当一谈到毛泽东就提，一谈到其它领导人就不提，好象其它领导人都是神仙。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算是给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定了一个调调。那么，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要么所有的舆论一律，谁也不允许违反这个调调，包括往“左”的方向违反和往右的方向违反。要么，如果允许往某一个方向违反，也就要允许往另一个方向违反。

往右的方向违反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就是认为文革不仅仅是晚年错误，而是更严重，甚至将那个时候的社会描得更黑，象海外民运所描述的所谓“至西周以来最黑暗”。往左的方向违反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就是认为文革搞得好，搞得应当，是正确的，而不是什么错误。

因此，我的看法就是，如果中央政府不允许往左的方向背离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言论存在，也就必须不允许往右的方向背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的言论存在。或者，如果允许往右的方向背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言论自由”的存在，则也就应当允许往左的方向背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言论自由”的存在。

而我认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掌控，也是不公平的，即实际上暗中允许了人夸大了毛泽东的错误，却不允许有另外的人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

是的，我认为对所谓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是应当有一个辩护权利的。我在这一点上倒是十分赞成西方的传统，即不管什么样的罪犯，甚至是纳粹战犯，都有请律师辩护的权利。那么，既然罪犯都有受到辩护的权利，凭什么“晚年错误”就不允许有任何的辩护呢？

比如说一个到处招摇的所谓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今年就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媒体，包括电视台上，大讲毛泽东“革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那么，他的讲法已经向右边偏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了。

但是，我认为李锐的说法在逻辑上其实是有错误的。为什么？先说文革为什么有罪？无非是说造成了社会动乱，造成了一些人道主义灾难，比如多少多少人冤死了，等等。那么，既然如此，“革命”为什么反倒是有功的呢？如果是彻底的反革命，反而认为毛泽东革命有罪建设有罪文革更有罪逻辑上反而倒一致一些。

比如这个土地革命，斗地主，夺土地，与国民党进行解放战争，难道就没有“人道主义灾难”么？如果李锐真的认为“革命有功”，就不提革命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为什么文革反而倒“有罪”了呢？

我早已经说过，用人道主义来批判革命，是永远百战百胜的，但毫无意义。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任何的革命或者“革命”，是没有人道主义灾难的。就说印度的甘地搞的非暴力革命，前前后后的人道主义灾难有多少？到最后甘地本人都被政治反对派给暗杀了。而近十几年来所谓的苏联解体的“革命”，印尼的“革命”，菲律宾的“革命”，南斯拉夫的“革命”，哪个革命的灾难要比中国的文革少了？照我看大十倍不止。

不要说革命，就说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难道还少吗？忘了有多少妇女被拐卖，多少人得了艾滋病，多少人吸毒丧生，多少人被资本家关在工厂车间里被大火烧死，多少人被活埋在矿井下，多少人在鞭炮厂的爆炸声中丧生？

因此，既然人道主义灾难本来就是一个社会进步所避免不了的，念念不忘用人道主义去批评任何变革都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李锐真的从内心里就相信“革命有功”，即把那些恶霸地主枪毙了是应当的，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是应当的，又怎么能够推导出“文革有罪”呢？无非是说革命革到革命者头了了。可是，革命凭什么就不能够革到革命者头上呢？

任何的革命，如果不想成为一个简单的农民起义，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等体系的彻底地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必然的道理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革命对象，而并不只是被推翻的阶级是革命对象。一个旧社会的文化基因并不只是存在于剥削阶级头脑中，而是存在于几乎所有人的头脑中。因此，有一个翻天覆地式的文化上的大革命，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从这一点讲，我以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有可能是大手笔。至于人道主义灾难嘛，什么时代会没有过？我也希望能够有某个地区某个国家总是象乌托邦一样没有人道主义灾难，可是有这样的地方吗？就说九一一事件以来世界上不到处都是人道主义灾难吗？*-*5 *-*5 *-*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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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毛泽东：一个人的全面社会效果和这个人的内幕故事

先还是打一个比方，举一个我想象中的例子，我的想法仍然是逻辑思考，当然，如果思考的不对，欢迎诸位批评指正。

假设有这么一个社会，假设有那么几千万或者几亿人吧，对于健康和疾病的常识知之甚少，比如说，生了病就去看巫婆，或者跳大神，或者去庙里弄一些香灰来吃，而且并不知道生病的原理是细菌和病毒引起，假设人民普遍都有不卫生的习惯，比如吃脏东西，饭前便后不洗手，也不爱洗澡，不爱锻炼身体，等等。

那么，就要有一个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使人民的大多数都能够知道全新的科学道理，知道疾病是由细菌和病毒引起的，知道要防止病从口入，要勤洗手，勤理发，要锻炼身体，等等。

那么，假设有这么一位医生，来到这个地区，致力于进行这样的宣传，尽量地使科学地预防疾病的原理向尽可能的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最后使大量的群众都知道了新的科学的原理，那么，这个医生如果这一辈子干了这样的事情，应当是值得人们称颂的了，是改变了一整个社会的卫生观念了。

假设这个医生死了以后，有人跳出来说，别看这个医生向大家宣传讲卫生，但是其实他自己是不讲卫生的，他就爱吃生冷食品，也不爱洗手。也许更有甚者，有人指出这个医生经常草菅人命，治死了不少病人，其实是一个坏蛋。甚至更有人指出，这个医生之所以向广大人民宣传卫生观念，有着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是其中有一个惊天的大阴谋，等等。

那么，如果我是这一些人民中的一个，我会怎么看呢？那么，我的一生原来是有着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观念的，但是我在那个医生的宣传下接受了那个医生的观念，现在已经讲卫生了，勤洗澡了，锻炼身体了，不吃脏东西了，等等。我原来以为那个医生是个好人来着。但是，因为社会上人多，因此我不大可能有机会在那个医生活着的时候和他多接触，根本就没有和那个医生交谈过。

那么，我后来听到了有关那个医生的许多负面的消息，我会怎么想呢？我觉得我会上当，我会想，“哎呀，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原来那个医生是个坏人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在那些人的宣传下，我当然还是不会改医生教导我的一些好的卫生知识，因为那些人不过是说医生的教导是“假的”嘛，并没有否定他宣传的卫生知识嘛。

也就是说，不管丑化医生的宣传是怎样进行的，有一点社会是不可逆转的了，或者说在否定的中间取得了共识了，那就是新的卫生观念和健康知识是正确的，还是需要发展下去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评价这个医生的一生，从什么角度看呢？是从他个人的一些内幕故事呢？还是他已经达到的广泛的社会效果呢？

首先，对任何一个人的内幕故事总是可以造谣污蔑的，甚至也不是造谣污蔑，或许就是真的吧。但是对于消息的接受者，即普通民众而言，内幕故事是怎样的，答案其实是一个“不知道”。而且在内幕故事面前，普通民众的反抗力是弱的。因为他们又不是记者，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谁也没有功夫花老大的代价去进行这种内幕的调查工作，而出来说医生坏话的人可能都是医生身边工作的人，可能就是他的秘书，他的手下，等等，但是，也有可能是被某集团收买了“你说说那个医生坏话我给你多少钱”在这种利益的吸引下造成的结果。因此，对内幕故事，普通民众永远都只能是一个不知道。

而这正是丑化一个人的切入点。

再打个比方吧。假设我在学校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数学教师教给我数学知识，比如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平方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和啊，加法满足交换律啊什么的，教会了我许多知识，让我考上了大学。后来那个教师死了，出来一位人告诉我许多内幕故事，说那个教师其实表面上教我勾股定理，但私下里根本就是不承认勾股定理的成立的，并给我看这个教师写的这个这个笔记，那个那个时候的讲话，统统都是数学错误，说明这个教师根本就是不学无术。可问题是，那个教师在世的时候教给我的知识是对头的啊，那些个可能是他藏在床底下的某些笔记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啊，我凭着他教给我的数学知识考上了大学啊！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告诉我说其实那个教师这也坏那也坏，一些个错误的数学推导绝对是他本人写的，没有骗我，是真的。

用我上面所说的那些个原理，现在我们来谈政治，谈毛泽东。

我所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没有什么民主观念的，那些个以前的书，包括小说，里面都没有宣传过什么民主观念。比如水浒传吧，一群人给逼上了梁山造反，但仍然念念不忘要忠于皇上，要建立忠义堂，要等着皇上招安。而杨家将的故事更是充满着忠君思想。因此，中国人民按照传统，普通的观念是没有什么民主观念的。

那么，要建设一个现代社会，就必须向全社会全力灌输民主的观念。

那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在整个文革时期，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人民解放军的普通士兵，以及退伍后的普通工人，当然没有办法接收到许多内幕的故事，上层在争什么在想什么，有着什么样的内幕故事，毛泽东是不是和他的老婆吵了架，我是一概不知。

而我所接受到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所能够接受到的所有信息，都是指向“民主”，指向造反有理，指向“如果是错误的领导就不必服从”，指向“要当小闯将，不当小绵羊”，指向“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指向“共产党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应当提倡奴隶主义”，指向“批判驯服工具论，即认为共产党员要当驯服工具的黑六论”。

我所接收到的宣传，包括了当时的所有电影，包括《火红的年代》，《欢腾的小凉河》，《春苗》，《决裂》，等等，我提到的这些电影，都是宣传要抵抗领导的，都不宣传要服从领导，都是要和修正主义的领导斗的。那些电影里都有一个当了共产党领导的坏蛋，成天想着复辟资本主义，然后正面人物率领群众和坏蛋斗，最后取得了胜利。

我所接收到的教育，都是“反天才论”教育，认为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天才是不存在的，实践是第一的，毛泽东也不是天才，谁要说毛泽东是天才，他也是反革命，也是林彪一类骗子。

而我所见到的当时的社会上树立的模范，要不就是红小兵黄帅对他的老师进行反抗，要不就是张铁生一怒之下交了白卷，要不就是有一个小学教员叫李庆霖的写信给毛泽东严厉批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毛病。当然，一些人现在又可以告诉我这内幕那内幕，一大堆内幕故事了。但我当时是不知道这些内幕故事的，当然我从这些树立的榜样上受到的教育，就是反抗不合理的领导的，甚至是可以写信批评毛泽东的。事后，在毛泽东死了以后，会有人说其实还有谁反抗毛泽东被枪毙啦什么的。但当时我没有，不知道这些事情。那么也就是说，我作为普通中国人受到的就是“要反抗”的教育。

当时的这类宣传教育可以说是搞得相当广泛相当彻底了，其信息的宣传量是远超任何现在的商品广告了，都要让人听得又腻又烦了。

那么，我在成长起来的文革期间的教育本来是这个样子的，是没有什么“服从领导”啊，不反抗啊，这样的道理的。但是文革结束后，我就听到了许多新的，在原来，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我这个下层人物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消息，什么毛泽东这个人其实也很不民主啦，党内生活不正常啦，他这个人其实很专制啦，他宣传的东西他也不执行啦。

还不光如此，还有更坏的内幕故事，这些故事都由一些能够有机会和毛泽东靠得很近的人介绍的，什么毛泽东的医生罗，什么秘书罗，在内幕消息方面他们比我要占绝对的优势，他们知道的许多故事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知道。当然，一段时间里我对毛泽东这个人也就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印象。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当时作为普通士兵和工人，在当时所接受到的信息，所得到的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我以为反毛者最多就是对我说那是假的，却并不能够批判这些正面的，当时公开出版的，那些毛泽东的观点。他们的能耐，就是有办法翻出我当时根本就看不到的一些什么笔记啦，什么和某个人的谈话啦之类的东西，进行这种考证我哪是他们的对手？

因此我就想，我们评价一个人，是从他对整个社会的广泛宣传，以至于改变社会观念的程度上的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入手呢？还是去钻到各种可疑的内幕故事中去？

有许多反毛者的宣传都是说毛泽东专制，但是我在毛泽东受到的如上所说的教育却都不是专制，都提倡反抗，因此都被那些人说是“假的”，但是道理对不对呢？我就不明白一个专制的人偏要在社会开展最广泛的民主宣传，反抗的宣传，为什么？为了巩固他的专制地位？但是这种宣传在他死后，对整个社会有没有效果？有没有作用？

其实，我这里所讨论的并不只是毛泽东。比如说上一届的中央领导班子，我当然也没有机会认识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但如果我要评价，当然是我在那届领导班子在任期间，我所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的变化，我觉得他们干得并不赖。但是也会经常收到那些个内幕的海外发来的电子邮件，大谈那里面什么什么人发了大财，亲戚成了什么大款，或者和什么什么人乱搞了男女关系之类。

我觉得从“内幕故事”搞臭一个人是非常有效的技术，因为一个人总有一些喜欢乱七八糟的故事的天性，而且，人民在这方面是弱势的，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和领导人广泛接触，因此对于内幕故事只能是“它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这样一种态度。能够说它们都是假的，瞎编的吗？或者说还有真的成份？但是，作为对中国领导人的评价，我的看法，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风气等各个方面的评价才是正路。

现在的许多海外的反共分子们，他们对毛泽东的负面认识，不都来自于“内幕故事”吗？他们关心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社会包括社会观念的巨大变化吗？认真学习和掌握过毛泽东正式出版的那些文章吗？他们的全部信念，反复地说服自己“毛泽东是坏蛋”的这个信念，绝大部分来自于“内幕故事”。

[B]柏杨曾经说，自从文革以后，中华文化丧失殆尽。那么，中华的什么文化丧失殆尽了呢？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称作专制文化，那么毛泽东干了这么一件事情，使得专制文化丧失殆尽了，以至于所有反毛者都不能够反过来批评毛泽东太不专制了，这也形成了一种不可逆的过程，是不是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呢？我想反毛者可能也是暗中用毛泽东思想来反对毛泽东的，因此在他们的反对过程中，其实也宣传了毛泽东思想的，只不过他们是进行了剽窃，把原本是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的话，换一个样子，然后再用到毛泽东头上。但就社会道理的宣传上讲，已经是在否定专制文化了。但是，中国历史上对专制文化的否定性的特大规模的宣传和批判，只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后来的所有宣传规模都不行，你一个作家写了书，能够给多少人看？有一百万人买你的书你就会乐得睡不着觉了，可中国有十三亿人民啊。[/B]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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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叛徒的事儿

我们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打人骂人。在这个论坛上，不骂人也是应当提倡的一个道德。但讲老实话，有的时候想要实现道德也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也需要反复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够做得到。

比如说吧，我小时候的教育，是要“不打人骂人”的。但是就当时的宣传艺术片来看，好象总有例外。这例外倒不是别的，并不是敌人，敌人被抓住了也还是要优待俘虏的。共产党人在敌人的审问面前可以大义凛然怒斥敌人，但那也并不是骂。我看到的例外，就是叛徒，如歌剧《江姐》中的甫志高，如样板戏《红灯记》中的王连举。在《红灯记》中，李玉和与他的敌人鸠山的斗争中，好象是没有怎么骂鸠山的。但是当王连举出现时，李玉和也开骂了，他说“我看到的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如果我们想象，当年的甫志高王连举之流，衣着光鲜，风度翩翩地来到强国论坛，和大家非常冷静而理智地讨论问题，振振有词地大谈“经济人理论”，能够同样有涵养地和他们平静地讨论问题也是不大容易的事情。

再谈美国吧。我以为，对付美国，恐怕那些个高级武器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基本上就是纸老虎，在美国的几次出兵中，包括这次攻伊战争，我看到那些所谓的高级武器，也就是在屠杀人民中有用，在军事上基本上无用。我真正害怕美国，觉得美国可怕的，就是美国培养走狗，培养各民族的叛徒内奸的那种能力。我要是伊拉克游击队我就根本不怕美国大兵，打他们跟玩儿似的。我怕的是伊奸，伊拉克民族的叛徒。美国培养叛徒的能力，世界一流。

实际上，国共两党历史上之争，就实质而言，就是中华民族派与亲美派的斗争。亲美派一度很强大，曾经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有几百万军队。这个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在强国论坛仍然容易看到。

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都是亲美派。米洛舍维奇不亲美，但仍然被亲美派出卖了。

我觉得，一提起叛徒人人恨，好象并不只是中华的传统。比如说，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包括它的几个支教，在圣经中描述耶稣时，也是恨恨地提到叛徒犹大的。我第一次看到犹大这个名字，总是能够连想到犹太，当然这只是汉字的原因，只有汉字才能够看出犹太和犹大只差了那么一点，英语是看不出的。

提到毛泽东，我前几年写过一篇搞笑的东西，就是认为毛泽东可以利用来策反西方的基督教，因此不妨认为毛泽东就是耶稣转世，而西方人以为12月25日是耶稣降生，而中国人则认为毛泽东12月26日降生，那完全是因为时差的缘故，即当东方的中国进入到12月26日时，西方人还认为是12月25日。

那么，既然有耶稣转世，他一定要接受上一回的教训，这回可不能给叛徒出卖了。但是这也很难。

我总觉得，对任何一个案子，有司法学角度的看法和历史学的认识。比如昨天我就看到一个新的考证，说法国的圣女贞德原来是法国国王的私生女。比如说吧，美国的辛普森案，警方一开始是认为他杀了他老婆，因此还追捕。但在法庭上却发现司法角度考虑的证据是不足的，因此就把他给放了，可是在民法诉论中他前老婆的家人又胜诉，获得赔偿。因此，如果将来一个历史学家，有可能还是可以考证辛普森是不是真的杀了他老婆的。

我们知道，共产党后来把文革期间“揪出来”的叛徒统统都平反了，这我觉得可能也难以置信了，这也在表示国民党特务组织也太过无能了一点，这么些年就没有在中共干部层打入一个内奸？我是不大相信的。当然，我也相信大部分的叛徒都其实不是叛徒，我不相信的是一个叛徒都没有。

我以为，国民党由戴笠创建的特务组织也是相当有名气的了。如果我是戴笠，我要是发展一个共产党内的叛徒，我会发展得非常秘密，明明他在狱中已经投降了，我仍然要制造出一个他被营救出来的假象，我可能根本就不要他登什么反共声明，我可以控制在报纸上一点证据都不暴露，长期和我单线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又如何找得到他叛变的证据呢？而从司法角度，你找不到证据，当然就不能够随意认为别人是叛徒，也是这个理儿。

当年我军侦察员杨子荣打入座山雕匪徒的内部，那么从座山雕那方面看，也是内奸了。而杨子荣负责土匪的内部管理工作，看来也是把事情做得很好，因此受到众小土匪的拥护，也被座山雕一度看成左膀右臂什么的来着。后来那栾平要证明杨子荣是共军，结果也拿不出什么象样的证据，最后反而被杨子荣给毙了。那《沙家浜》剧中的阿庆嫂，也一度被胡传魁看作是“自己人”，努力为胡司令出谋划策什么的。而警惕性高的刁德一，后来也被胡传魁认为是搞了阿庆嫂的“冤假错案”。

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国民党的内部人物打入共产党。比方说吧，爬到了一个党委副书记的位置，配合党委书记工作，则伪装积极，也可以拼命拍党委书记马屁，说党委书记如何伟大如何崇高。而平时抓工作抓管理，如果说起来也是为革命作贡献的样子，但其实呢，那些个管理工作嘛，一般的人谁到那个位置也都能够做，在开大会的时候讲一些“正确”的话也很容易，反正只要顺着党委书记的讲话来就行。到最后总结总结，弄个“文集”什么的也很容易。

当然，说是说法律上要讲证据，但证据哪那么容易找？我都不相信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各国发展的特务，你能够找到他们是中情局特务的证据，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因此，正确的理工科思维的态度仍然是，你要问我谁是叛徒，谁不是叛徒，我只能够回答，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