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看]：1月8日，怀念周总理

CHINA_LIYANG

沉思
__读摄影作品<最后的日子>
公刘


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
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
凝望着敬爱的人啊——
想起您弥留的日子。

记不得曾有过什么照片，
能使我如此激动难以自持。
但既非倾泻脆弱的泪滴，
也无须慷慨陈词。

是一名期待恶战的老兵，
是一面召唤风暴的旗帜!
敌人害怕您静若悬剑，
人民信赖您稳如磐石!

仰之一分有损您的谦逊，
俯之一分背离您的质直；
那布满面颊和手背的老年斑啊，
也仿佛都是些傲霜的梅枝。

双眉乃勇士横握长刀，
这正是中国革命破敌的英姿；
目光揉动着冰与炭，
大哉!无产者的神勇与睿智!

紧闭的嘴唇昭告人们：
这里蕴蓄着乐观的诗；
而被钢牙挫败了的，
又岂仅是瘦，更有江青的无耻!

何谓最后的时刻？倘在我辈，
这等文字诚然完全合适；
而您却是永恒的永恒啊，
除非大地寂灭，除非江河消失!

因此这是一个渺小的标题，
人民有权否决，屏斥；
但这又是一宗伟大的记录，
全世界为之鞠躬仰印?/P>

万千工农和知识分子家庭，
都将您安顿在洁白敞亮的位置；
所有辉煌的展览大厅，
竞相悬挂这同一幅绒绣锦织……

最长寿的是人心，
人心不死您不死!
红色的星斗啊，您的光茫，
永远是对开拓者的战斗启示。

假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树上，
还寄生着资产阶级政客“同志”，
那么但愿癣疥们牢记，牢记，
中国以哭当歌和以歌当哭的日子!

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
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
玩火者!休得放肆!
十年，百年，莫妄动一根手指!

78。.7。29日

<诗刊>79年2期


照片所刻画的晚年周恩来很是令人神往。沉浸在侧逆光里的周恩来，略微倾斜地倚靠在沙发里，衬托于暗淡的背景，显得格外瞩目。他那面部的表情冷峻而又坚毅，削瘦的面颊在点点老斑的缀饰下，似乎更增添了几分苍劲而超脱尘世的英气，且剑眉紧锁，唇角紧闭，透射出一股砥柱中流般的气概。在这尊凝固着的瞬间雕像上，有一处格外触发人以勃勃生机般的联想，那就是周恩来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极具表现力的左手；看上去，这只手的手指仿佛是要情不自禁地轻轻敲击沙发。似乎使人觉得，它欲敲击的是一曲充满生命活力的春之歌。周恩来的左手同他那受过伤的右手形成强烈的对比，两者一并显示出文儒的气质和革命家的阅历。整幅画面上，周恩来的面部、双手是突出于冷色调的三个暖色调亮点。这三个亮点，构成一个被几何学和物理学视之为极具稳定性的直角三角形，给人以稳若泰山的印象。而其中那面部亮点，恰好几近垂直于右手亮点之上，似乎又让人明显感到，革命是周恩来毕生为之奋斗的基本点。整个构图让人觉得，前伸的左手，象征着周恩来凡事均以文儒之风开路；后屈的右手，则象征他毕生所坚持的革命立场。这幅照片的作者真不愧是位大师，紧紧捕捉住了周恩来身上最赋表现力的地方，独具匠心地用三个亮点和直角三角形的巧妙构图，瞬间展现出囊括一生的天才构思。周恩来的魅力亦因此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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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惊人之六无
周恩来诞辰一百零六年，他离开我们也已经２６年。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以至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就像老僧悟，就如朱子格物，自从１９７６年１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２０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总理的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１９７６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容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八宝山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１月１５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千百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着名的陵寝，中国的十叁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是无神论，又是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 ，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哀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博着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 也并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１９９４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 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 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地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叁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叁，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叁：故居、墓地、后，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 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 ？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 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人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２１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着名 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１９７６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了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一个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 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 呢？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位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的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 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 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这 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２５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９６０年３月６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 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贴，问秘书身上带 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 ，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呜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就为的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着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 扬：“红漆了银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大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 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了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樟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坐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十分地 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 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叁国演义就是曹、孙、刘叁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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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４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叁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叁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他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 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他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叁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着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 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最多的机会，最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５０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 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叁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 。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叁年困难时期。１９５７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后来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 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 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留了叁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 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须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 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１９７４年１２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 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 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周恩来于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 ，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 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 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着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领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于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叁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只不过是“一饭叁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叁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吃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叁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如果计算工作 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１至５月共１３９天，他每天工作１２至１４小时有９天；１４至１８小时有７４天：１９至２３小时有３８天；连续２４小时有５天。只有１３天工作在１２小时之内。而从３月中旬至５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２１次，外事活动５４次，其他会议和谈话５７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１９３４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叁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１９３８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６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１９３８年住到了１９４１年。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这样的苦撑派，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层 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 。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悲剧。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 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他能够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曲。

　　总理的六无是死不留言

　　１９７６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好Ａ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 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折。眼见总理已是一日叁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 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叁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 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 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着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 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 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１９９８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发表１５０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１５０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者，当数周恩来。因为即使如马恩、列宁也没有他这样长期处于手握党权、政权的诱惑和身处各种矛盾的煎熬。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共 产党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１９５４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 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２１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己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只带了十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南京，在北平，到最后 。这些敌方代表竟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 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们的爱，革命队伍内同志的，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地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 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 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５０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叁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革”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叁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狂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 、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君受人爱。诸葛亮治蜀２７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１５００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 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２２年渐渐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园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先生将 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 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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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貌虽瘦，必肥天下”——周总理逝世经过


    他们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他们的讲述和他们的人一样朴实真诚。

一

　　1972年初，也许更早些，周恩来就出现便血情况。专家们会诊的结果我们卫士不全清楚，我只是看到周恩来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则三四小时，少则一二小时，甚至几十小时不合眼。
　　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那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迅速又恢复了惯常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现在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重仪表整洁，说这是一种礼貌。时间所剩不多，看来又顾不上吃饭了。我和小高便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打完电话回来，屋里层外乱纷纷：周总理“失踪”了！同志们紧张寻找，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大家立刻寻到卫生间。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凹陷下去……别出声，都不要出声，我们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当心血翻呀翻，翻上壅塞的喉咙，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悄悄地旋转。
　　可是，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地掀起，便听到“哎呀”一声轻唤，周恩来已经抹抹脸朝外急走，一边抬手看腕上的表，一边喃喃：“糟糕，我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
　　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六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迎上总理便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那灰黄的脸便奇迹般地出现了恢复片刻的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不吃了。”周恩来这一声又显出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李维信很快便取来两声咖啡糖。周恩来剥糖纸时，手指微微颤抖。他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大家都明白，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我们援助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凉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啊！周恩来刚刚擦试过的脸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了。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泪珠，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斓。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总理要走了，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恩来。他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手怔怔地出神。“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年轻姑娘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泽。“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两位女服务员仍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心在颤抖……“总理……”一声哀哀的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了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这位山东大汉李维信也低下了头。他哭了。
　　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发现早，听医生讲，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可是周恩平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手术，非得动刀不可了。动刀子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那天，周恩来处理完桌上堆积的一叠叠文件，立起身，摘下了和某些工人做工时戴的毫无两样的袖套，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光在上边停留几秒，胸脯忽然一下大起伏，脸孔便转向一边。接着他又在屋中立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当他的目光在墙壁上的图表和办公用具之间留恋往返时，我的心突然战栗着抽缩起来。


二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那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专家们又为周恩来做了一次手术。包扎伤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转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发出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进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压抑已久的泪水便如决堤的小河一样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
　　他刚能下地，便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
　　他长长吁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6月间的一天，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当我们打开车门，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走了。周恩来是不会要的，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但是，他毕竟是耗尽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多了，瘦弱惟悴，再不能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走路风一般轻快，举止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他竭力让步子迈稳，以保持好身体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又要保证连续性。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他用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着，以致于任何一位在场人都一眼就看出来。当笔尖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时，每个人都提起了一颗心，屏住了一口气。
　　这是场特殊的较量。是周恩来的顽强意志，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病魔与癌症的一场较量。究竟谁更强些？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地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着：周——恩——来！他无数次用笔改变了山河，写出了历史。
　　现在，他终于又写出了他光辉的名字。
　　签过到，周恩来便朝休息室走去，在门口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周恩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住她；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泪如泉涌，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生命的终结无所畏惧，但也不无忧伤。他忧的是国家和人民，伤感的是不能多为人民服务了。
　　到了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锁。但他始终不肯哼出一声。“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是怕我们看到他的样子而难受。他的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然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迸出一丝火花，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戎马生涯……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到年底，周恩来又做了一次大手术。
　　至此，周恩来前后共做大小手术13次。


三

　　这次手术后，医生即发现再无力挽救了。
　　叶剑英元帅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此前，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要来请求汇报。
　　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了2小时。
　　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着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叶剑英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从听到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叶剑英是在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小平副主席、有关“四人帮”及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的，特别是对于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叶帅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我和小高轮替值班守在周恩来身边。每时每刻都有一个守在总理身边，随时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
　　在最后的几天，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到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从12月中旬后，周恩来吃东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里灌了。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应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暗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层，颗颗有绿豆大，接着便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朦黯淡，时而闪灼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在一次次的屏息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挨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巨痛的浪潮……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不愿露声色也许是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那么，为什么又绝不肯再理发刮胡子？他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啊……终于，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不肯让别人分担痛苦。
　　那天，他从昏迷中醒来。我们劝道：“总理，叫朱师傅来给你理理发吧？”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上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立刻夺眶而出。
　　我们的总理，从卧床不起后，再没有理发刮胡子。就为了不叫朱师傅难过。他变得那么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往日的风采再也寻找不回来；他的头发蓬长；胡子青灰，长有一寸；眼窝深陷，肤色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我们也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来看望过周恩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只能在床脚立住远远望一眼，望一眼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便汹涌而出。有的女同志踉踉跄跄往出走，没出大厅便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
　　不见想得要死，见了痛得要死。她们心碎了，她们哭晕了。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脚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浮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那天，周恩来又醒来，用细微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询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弱的手一下子握住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他在出汗，可是他还想竭力控制自己不要有过分的痛苦表情。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哼一哼，哼一哼可以减轻痛苦。
　　他始终不出声。嘴角咧一咧，似乎要做出笑的样子，却终于没有做出。
　　他好容易透过一口气，喘息未定，也许发现我们在流泪，也许发现自己握住医生的手表现出了痛苦的失态，他忽然以惊人的意志力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他真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才去握手吗？这种掩饰使我心痛欲裂，却又不敢任泪水狂流。“别管我、我一个人，管、管全局……”周恩来对医生说。他松开手，独自陷入剧痛的折磨。他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说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帘也无法遮掩。
　　那看不见的抽搐颤抖和血液激荡，完全可以凭感觉察知，整个病房都能感察出那种痛苦急促的节奏，那种冲撞交锋的波澜！“吴、吴大夫，打、打一针……”周恩来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在剧痛中保持不露声色时，他便这样请求。
　　他至此不愿叫任何人来分担他的痛苦。
　　1976年1月8日晨8点左右，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们的总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在正常年月里，他一天可以睡到4小时；近10年中，由于天下大乱，他一般每天只睡两三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你只须在周恩来身边呆一呆便一切都明白了。“老张！老张！”我躺下不到一小时，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胁旁，声音随着目光一道颤抖，“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我像挨电打一样，从瘫软中一跃而起，赶忙往下跑。
　　片刻之后，我稍稍定下一些神，看到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二十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那里显示着周恩来跳动的脉搏。
　　终于，我开始慌了，那脉搏越来越弱，我心里那团火也越燃越小，后来几乎要化作一缕游烟……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像在抓着一个最伟大最美好的生命，生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把那生命拖回来呀！“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发了凉，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温暖回来，想把自己的热和血输送过去。可是，转瞬间总理的手掌也凉了，并且像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眼了，叫着：“大夫，大夫，这是怎么了呀？”我匆匆地追踪抚摸，要寻回那热，找回那人间最美好的东西。
　　张医生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哑了一般！我从来不曾遇到过这种场面，茫然四顾，我早已不会说话，但我的心在疑问。
　　蓦地，我看到一圈低垂的头。“总理——！”我哭出了声。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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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位侠客写的，放这很合适，我就粘来了~~偷个懒吧

“吾貌虽瘦，必肥天下！！”
                               --------周恩来名言！
鞠躬尽瘁 憔悴到终 可惜也没能看到 大肥天下的那一天~可惜！

这是他最著名的照片，是由意大利《时代》周刊记者洛迪先生１９７３年元月随外长梅迪奇访华期间，用小型莱卡相机偷偷拍摄的，当时秘书走进来向总理汇报工作，总理魅力的转头定格成永远！一直深受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及其亲友们的喜爱---《沉思中的周恩来》！此人由拍周恩来一举闻名！
很有感染力！让人心碎的清瘦！ 但矍铄着智慧的无穷光芒与魅力！！巴黎都以他在巴黎留学为荣！！他的巴黎旧居还完好的保留着！有石刻铭文在门口！法国人很景仰他的！而且很有名~
他作为一个国家的2号人物 去世那天空前绝后的享受了联合国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享受的礼遇：降半旗致哀！
并在当天会前秘书长的倡导：所有的政要高官集体起立默哀3分钟！！大家的尊敬来源于决议以上措施时，秘书长的那句话：哪个国家总理死后国外没有一分钱存款？哪个国家总理~~~~~~~~~~~~~我也给他降半旗！大家一下安静无声陷入思考，异议全无 尊敬油然而生！他们为一种人类的人格魅力深深的折服！！

他的风度翩翩 与儒雅一改国外对中国是“土八路”的偏见！魅力微笑折服了很多国家政要元首！整整20年后还有很多的国外政客清晰的回忆起他 的一言一行的细节~西哈努克20年后谈起周依然泪眼汪汪~

国外媒体这样评价他巨大的民间魅力：
出殡车向八宝山缓慢行进时  十里长安街周围寒风中自发伫立了近百万给总理送行的群众！每人都有一只白花！每人脸上淌满了泪水！许许多多的人号啕大哭~~许许多多的人不顾军警的阻拦冲上去 阻拦殡车的行进！想以此挽留他们的总理~~~车一次次被迫停下~

一向顺从中央的中国民众当听到中央命令，不许清明的吊唁活动时 群众的愤怒激情空前的迸发了 连当时的中央都感到超乎意外！！平均每天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自发集会 发表诗作 演讲，堆起成山成海的花圈，当四人帮晚上烧毁这些山和海后的第二天 又很快又是花圈和花朵的山和海洋！！不断有很多人被秘密警察偷拍，抓捕，但还是有更多源源不断的人四面八方涌来！！后来军警的棍棒 皮带的殴打也没阻止人们的热情！后来四人帮发现花圈烧不了了----工人们用钢铁焊制了世界上仅有钢铁花圈！！取代了纸！！高挂在灯塔和纪念碑上！！这引起了当时的中央的恐慌！！这次活动定性为了反革命！但群众的愤怒从来没有这么高涨过！！延续了很久~~
最出名的“反革命诗句”是那句
“我哭闻鬼笑   扬眉剑出鞘！”
到今天也没有查出作者是谁。76年那次天安门事件后直到89年6.4反腐学潮 天安门从来没有这么愤怒过~！

他临终前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里没事，你们去照顾其他的同志吧！
1976年1月8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巨星陨落！天空再没有哪颗星如此在人们心中绚目过！每个伟人都有怀疑和批评的声音 但他无论中，外，台海两岸 总是如此的完美！~完美的伟大生命历程与人格魅力，俊朗的音容，飘逸的举手抬足让人无从挑剔！！正因如此的完美才让人很多年后的今天还是如此的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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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总理离我们而去已经有28年了。。

仅以此贴表达对总理的爱戴之情 以及寄语无尽的哀思。

请到周总理纪念馆献花、 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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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0月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访华团的诺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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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月17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在基辛格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商定：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以建立两国间的直接联系。同年5月，两国联络处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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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26日，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纽约时报》外事专栏作家赛勒斯·利奥·苏兹贝格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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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出席签字仪式。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这是新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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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旨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图为周总理一行步入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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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朝鲜外相南日、越南代外长范文同合影（上图）。他还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左下图）和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右下图）就印支和平问题交换了意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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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举行的亚非会议。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亚非国家自主召开、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倡导“求同存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促成了万隆十项原则的产生。图为周总理在会议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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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宴请来访的几内亚总统古·杜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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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格瓦拉访华时出席首都群众欢迎大会。同年9月，中古建交，古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