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三峡工程－永远争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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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与张光斗

　
　　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到美国留学，学成之后都回国报效，在国民政府部门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人又都在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当教授，同时也都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技术领导和咨询等，继续实现他们年轻时代的爱国梦……。

　　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梦。这两人就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和张光斗教授。

　　张光斗，１９１２年出生于江苏常熟，１９３４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１９３４年秋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资格，赴美学习水利工程，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７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工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期间曾受政府派遣，到美国垦务局实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黄万里，１９１１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３２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赴美国留学，改修水利工程，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力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１９３７年回国，在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任职。半年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１９４７年任甘肃水利局局长。１９４９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１９５１年回唐山交大任教，两年后，任清华大学水利教授。

　　⊙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的分歧

　　１９５２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东坝头，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道：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１９５４年，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 “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後，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建设三门峡的工程目标，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要用大坝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经济技术目标其次，其中又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１９４９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毛泽东认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离共产主义自然就不远了。

　　历史上有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训、经验。黄河是条多泥沙河流，人称 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库大坝来拦水蓄沙，实现黄河清的目标，是个错误的工程措施。简单地说，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则背道而驰，不是疏、导，而 堵、拦，就又回到鲧的老路上去。

　　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坝，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专家，同时也邀请了上述两位到西方留学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张光斗，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程说个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黄万里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的争论。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黄万里之 黄河不可能变清，是一句真话，是一句实话，但自以为是圣人的毛泽东就不爱听这真话。

　　张光斗则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主张，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黄河的年平均泥沙量为１６亿吨，而中国方面向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中，却将泥沙量降低到１３亿吨，并且提出，由于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将减少３％，２０年一共减少６０％，到那时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就可以解决。由于中方向苏联提供了假数据，使苏联在工程失败后无须承担任何技术责任。

　　１９５７年４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

　　⊙　政治生涯上的荣辱之别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亲自关怀下，１９５６年张光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周恩来对张光斗说：你现在入了党，更要加紧世界观的改造，切忌骄傲自满。１９５９年９月，毛泽东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听取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的汇报。张光斗盛赞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提高思想水平是十分正确和重要的，并把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参加密云水库的设计，称为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具体行动。张光斗的汇报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张光斗也就成为党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黄万里因为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而被归入另类。１９５７年５月，黄万里在《新清华》发表了《花丛小语》的散文，批评北京市在马路建设上违反施工常识，造成新建马路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同时，他还对毛泽东的有关人民内部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世界上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黄万里的讲话和文章被一些人打小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批评黄万里这是什么话，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２１年，是清华大学最后摘帽的右派。

　　黄万里到三门峡大坝工程去接受劳动改造。即使成了右派分子，黄万里还是念念不忘对黄河泥沙规律的研究，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和经验。黄万里说：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头衔与授课权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人也勒紧裤带，支持建设三门峡工程巨额资金的需求。１９６１年三门峡大坝建成，１９６２年２月第一台１５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４．５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听到此消息，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决策和以张光斗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论证是错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应该向黄万里道歉，张光斗等专家应该为三门峡工程的论证错误承担技术责任。但是，这在中国至今还是不容许公开讨论的问题。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５０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３０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１／５，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当时又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果把三门峡工程的投资用于救灾，中国至少可以减少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数。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毛泽东的威望却通过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张光斗的学术地位也达到了顶峰，他不但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１９９４又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们所说的双院士。他还是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并担任反邪教协会荣誉理事。

　　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仍然顶着右派的帽子，后来 摘帽之后仍然没有授课权。经过黄万里本人和清华大学师生的抗争，直到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此时他已８７岁高龄，并患有癌症，但他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授课权。他批评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正因为如此，黄万里的头衔只有两个，教授和右派。

　　⊙　三峡工程上再次针锋相对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了绿灯，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对中国决策者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就作出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水利部负责组织。两院院士张光斗被邀请为特别顾问，而黄万里则被拒绝门外。１９９３年，国务院组织审查长江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张光斗担任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之后国务院又邀请张光斗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主要负责人。由于张光斗在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中的贡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专门从总理基金中拿出钱，奖励张光斗等人在三峡工程论证决策中的特殊贡献。

　　到２００２年底，三峡大坝就要建成，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和初步设计有许多严重错误，仅举其中三峡水库的库容量计算错误一例，来看张光斗的科学态度：一个水库工程的库容量计算错误，是水库工程设计中最严重的技术错误，根据加拿大国际勘测组织发表的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的信和谈话，张光斗进言道：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大学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是真的。张光斗建议以牺牲长江航运的利益，来弥补计算中夸大的库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位由原定的海拔１４５米降到海拔１３５米，而这样做的结果将造成长江航运周期性中断。张光斗向郭树言献策∶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张光斗还是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向国家领导人撰写工程质量报告、如实报导三峡工程质量情况。新闻界以张光斗等人的报告为基础，在电视、报纸上吹嘘三峡工程质量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个体工程质量为优秀。但张光斗对郭树言说：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张光斗在信中特别强调：我给你们写了封信，全是真话，没有假话。如果此话为真，那么张光斗参与的三峡工程论证和他主持审查通过的工程设计中的论据和结论都为假话。他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是所谓泰斗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黄万里的子女们对父亲一生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１９８９年６月之后，对三峡工程提出反对意见，已经被定义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在中国没有杂志报刊敢刊登黄万里的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但是黄万里寻找一切可能，要让世人知道三峡工程的危害。美国出版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就多次发表了他的文章。

　　他也曾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收到过回信。

　　黄万里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６日在清华大学的学校医院病逝，享年９０岁。黄万里留给子女的遗嘱，是关于长江堤防如何修筑的措施。人们都说，他真是一个书生。

　　作者：阿昆

　　-- 发布时间：2003-4-26 13:40:35今天(八月二十六日)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先生在他任教50年的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 ──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这话他在1957年说， 对于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今天他又说，以中国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局面，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的工程。这一回，他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在爱他、敬他、怜他的学生的推动下，在他去世前7天，抢着为他做了九十大寿。在有系领导参加的会上，当然只能说一些北京场面上允许说的话，但赢得最长时间掌声的，则是子女贺词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这究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做人准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最高境界？

　　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他的父亲，前人大副委员长（这是非共产党人士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黄炎培。他不但没有就势攀缘，1950年代只短短一段与共产党共事（39岁的他被委任为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就赶忙抽身退步回到学校。他以为大学课堂可以只做学问，却不知当局要求知识人的，并不是他们独立的学识与见解。1957年鸣放中一篇小说（《花丛小语》），把他推到伟大领袖钦定的深渊。当年七月，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么话，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么话？。

　　这样大的政治压力，别人可能早找路子、求庇护，起码也缩起头躲躲灾，他却在国务院徵求专家意见、但谁都知道要捧苏联方案、而且工地施工其实已经开始的会上，独自坚持不可上、争辩七天。此后，在他警告的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已经出现，他做不到冷眼旁观，而是顶着右冠，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他是清华最后获得改正的右派，时年已经届古稀。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并有机会为筹备上马的三峡工程贡献意见。他一心想的是中国的水资源，是河流、是土地和黎民，根本不知他的见解是会妨碍人家升官与发财的。决策不让参加，教书总行吧？从78年开始要求，20年过去，到了 1998年大洪水，到了他已经89岁，才终于获准给研究生授课。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结，庄重地走进教室。

　　他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他不顾当政者的恨与嫌，一心只要工作。他的理由是：我是公费留学生，百姓供养我学知识，我还没能报答他们。在他时昏时醒极度疲乏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1958年的得意门生，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后，黄万里向守侯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写下以下文字：万里老朽手启 予 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 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这也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

　　与此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

　　去年春，病中的张专家获得三峡工程副总管 (总管为国务院总理) 郭树言的亲切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 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 文件形式报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专家也谈到防洪，他说的是：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只要决心成功，失败永远都不会把你击垮。
让我们牵起手来，辉煌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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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万里教授抱憾辞世 中国再无人反对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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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教授抱憾辞世 中国再无人反对三峡工程

作者：戴晴

2001年8月26日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先生在他任教50年的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他爱它，是因为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于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本事被闲置——而他苦难的祖国，他的正遭受专权、腐败与无知荼毒的祖国，多么需要他的奉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20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着；八十年代以后，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里等着。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客气地回信致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他到底要说什么？

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这话他在1957年说， 对于“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今天他又说，以中国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局面，“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的工程”。这一回，他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在爱他、敬他、怜他的学生的推动下，在他去世前七天，抢着为他做了九十大寿。在有系领导参加的会上，当然只能说一些北京场面上允许说的话，但赢得最长时间掌声的，则是子女贺词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这究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做人准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最高境界？

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他的父亲，前人大副委员长（这是非共产党人士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黄炎培。他不但没有就势攀缘， 1950年代只短短一段与共产党共事（39岁的他被委任为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就赶忙抽身退步回到学校。他以为大学课堂可以只做学问，却不知当局要求知识人的，并不是他们独立的学识与见解。1957年鸣放中一篇小说（《花丛小语》），把他推到“伟大领袖” 钦定的深渊。当年七月，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么话”，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么话？”。

这样大的政治压力，别人可能早找路子、求庇护，起码也缩起头躲躲灾，他却在国务院“征求专家意见”、但谁都知道要捧苏联方案、而且工地施工其实已经开始的会上，独自坚持“ 不可上”、争辩七天。此后，在他警告的“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已经出现，他做不到冷眼旁观，而是“顶着右冠，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他是清华最后获得改正的“右派”，时年已经届古稀。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并有机会为筹备上马的三峡工程贡献意见。他一心想的是中国的水资源，是河流、是土地和黎民，根本不知他的见解是会妨碍人家升官与发财的。决策不让参加，教书总行吧？从78年开始要求，20年过去，到了1998年大洪水，到了他已经89岁，才终于获准给研究生授课。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结，庄重地走进教室。

他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他不顾当政者的恨与嫌，一心只要工作。他的理由是：“我是公费留学生，百姓供养我学知识，我还没能报答他们。”

在他时昏时醒极度疲乏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1958年的得意门生，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后，黄万里向守侯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写下以下文字：

万里老朽手启 予 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

这也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

与此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

去年春，病中的张专家获得三峡工程副总管 (总管为国务院总理) 郭树言的亲切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 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 文件形式报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专家也谈到防洪，他说的是：

“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

“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附： 黄万里三次致书******

第一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诸位委员：

敬祝十四大胜利成功，预祝诸位胜利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此，作为一个无党派科技工作者，愿竭诚地，负责地，郑重地向诸位提出下列有关水利方面的意见，请予批复。

一．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甚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成，迫炸掉。公布的论证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还待从根本上重新审查。建议先用书面和集会方式对专题公开讨论，得出可靠的结论，使大家明白；并即停止筹备各种工作，请先向人大备案。

附送《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内容如次:

1．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作为关键的造床质是砾乱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原来年年逐出夔门的砾卵石将一粒也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内就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逐年延伸，汛期淹没江津河川一带。

2．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在全球为第一，不是某些人说的第六。中国所缺的是有水处的耕田。水库完成后淹地五十万亩，将来更多，用来换取电力，实不可取。详见《论降水川流与水资源的关系》。

3．三峡电站经济可行性考虑到卵石沉积是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是错误的。十八年内只有支付，没有产出，也无以解决当前缺电的问题。

4．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游防洪虽有帮助，但作用不大，而其代价是使守堤防洪时期加长，和利用的电能减少，实不可取。长江中游防洪当今迫在眉睫，除应加强堤防外，必须在堤身内建穴分流，长年送沙流向两岸，以淤高其洼地，并疏浚江槽。

二．长江中下游迫切需要汛期防洪，建议治理策略如下:

1．中游除堤防外要加强疏浚，床沙排向两岸洼地，任其淤高，不禁止围湖造地。各大支流筑坝拦洪蓄水，亦以防旱。

2．在扬州开一分流道，近路出海，加陡坡降一倍，以刷深中游江槽。同时在下游束水攻沙，增补田亩。分流道逐渐加大，江北清水增多，南通七县变成江南。

3．下游加多分流量，太湖区域全面疏浚，挖泥肥田；洪水宜导出吴淞江及浏河，勿入太浦河，免淹上海市区。

三．黄河乃是全世界最好的利河，今人把它看成害河，实为我水利学者的耻辱。它水少沙多，历史上南北漫流形成25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全球最大的三角洲。我祖先修了两堤，逐步加高成为悬河。今人恐惧洪水，不敢修闸分流，不知它正是一条自流淤灌的总干渠，足以解决华北平原缺水缺肥，恢复南北大运河。低设分流闸槛，可以刷深河槽，大增过洪能O，于是河治。大堤不再需加高，改成高速公路。黄淮海平原得以整体开发，可增加支持半亿人口，详见《论黄淮海河的治理与淮北平原的整体开发》，其主要措施如下：

1．打开南北大堤约二十道闸口，低槛分流刷深河槽，北岸分流年200亿方水，南岸100亿方。首先打开人民胜利渠闸，引水天津；随后再开运河南北闸。各派取复式断面，固定住低水岸边。

2．停止小浪底坝工，改修三门峡坝，恢复其设计功能，并刷深黄渭河槽，确保上游农田。

3．停止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水只可抽到里下河地区。该工程抽水70米水头，经济上不可行；将来恢复大运河，黄水南北分流，该工程将大部拆除。该工程是错误的。

4．整治南北大运河，今线下移到黑龙港。

5．整修南北大堤及原运河高地成为三条高速公路。

附三文。

顺致敬意。

黄万里 清华大学1992年11月14日

第二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诸位委员：

1992年11月14日曾函陈长江三峡大坝决不可修等水利方面的意见，附文简释有关技术问题，未见批复。而总理已赴汉口开始筹备施工。在此我愿再度郑重地负责地警告：修建此坝是祸国殃民的，请速决策停工，否则坝成蓄水后定将酿成大祸。

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随着惨遭洪灾，其害将几十倍于1983 年安康汉水骤涨21米，淹毙全城人民的洪灾。最终被??＃22365；，而两岸直壁百米，石渣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还须船运出峡，向下游开旷之地倾倒。航运将中断一两年。不知将如何向人民交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造价三四倍于一般大中型坝，其经济可行性并不成立。对比五年工期的大中型坝，设此坝施工期1995年至2010年，连续15年，按1986年物价，每年20亿元中浪费达13亿元，等于每年抛扔大海400万吨粮食。此举远比美国胡佛总统1931年只一次沉粮于海以示众，还要壮烈。完工后十年内陆续回收发电效益781亿元，未必能抵偿炸坝运渣，断航，及淹没损失。

详情请阅前送的《简释》。拒说三峡问题规定不准公开争辩。此事关系重大，愿向诸公当面解说。单谈卵石塞港问题只需一小时。若再谈经济问题，则外加半小时，质询时间在外。担保讲得诸公都明白。

原来流域水利规划必须具备治河（包括防洪），航道，灌溉，发电，供水等各种工程知识；并曾亲历其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的经验；此外还需要气象，地貌，地质，水文以及工程经济的知识；还须能对数学，力学方法和概率统计方法运算自如。这些要比一般土木工程的知识广阔和深邃的多了。概括地说，水利规划要求工程和自然地理学术兼备于一身，前贤有言在先。

技术人员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美国专家萨凡奇只是专长于造坝和略晓坝址地质的土木工程师。但是1932年美国罗斯福总统创立田纳西流域专区TVA时就未聘用他，而专任具有流域规划经验的Author E. Morgan领导和Sherman M. Woodward教授为顾问。这些外国专家我所熟知，曾在其下层工作过。一个甲子60年过去了，我国涌现出成千上万位水利专家，但仍未闻有兼通工程和水文地理者在水利机关领导规划。于是出现了这个截断长江的高坝计划，实际上不作可行性研究就该被否定。

希望党的经济建设科学化民主化要确实贯彻下去。切勿规定经济建设可行性由行政当局事先决定。例如黄委主任王化云曾对总工程师交代：“这个坝（小浪底坝）你先按6亿元设计请款 ”；又如万里副总理带了张某某视察引黄济青导水工程后，就由计委批准施工，结果耗资10 亿元，每年还须大量费用抽水，其费大于在青岛煮海取水年一亿立方米。对于与众不同意见的建议从不答复，甚至控制学术刊物不准刊登合理的建议，附送两案件请审阅后转交中央纪委。

顺致 敬意

黄万里 1993年2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第三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诸位委员：

前曾两次劝告切勿修建长江三峡高坝，首次1991年11月14日，附送两文，第二次1993年2月1 4日，附文请阅后转交中纪委。现在另再送上《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河床演变问题论证一文，请予审批，并请连同前文发交有关机关，安排会议公开讨论。

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象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流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当年孙中山提出这一设想后，可惜没有一个学者能做出科学的解释，至今也只我一人，说明这是不可行的。随后也就不会有美国萨凡奇的建议，也不会有一群工程师涌向美国学习筑坝的经验，其实这些技术还停留在幼稚可笑的阶段。更不会向加拿大乞取可行性研究经费，更不会有党代会人代会和半个世纪的讨论。这些都是科技低落的后果，虽不单是我国，但今准备施工了，领头的“专家” 应负刑事之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并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见《简释》文）。但是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

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公民，由国家培养成的，从事了60年水利工作者，眼看着国家和以百万头颅换来的坚强党组织误入陷阱，自觉有责任忠告，也应依宪法“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凡对技术复杂的问题例应公开讨论，岂可即下结论，申称“一定要上”，犯有欺国之罪，向监察部举报外，也对总书记等对我两次警告未予批答，深为诧异。未知曾否考虑按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一条，发交有关机关处理。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霸，但又只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对国家经济不利。可能诸公相信群众多数，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未见批答，工程已准备进行，难望轮台有悔诏，只得将此案披露中外，或可免这一灾难于万一。

顺祝 进步健康

附文

黄万里 1993年6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戴晴附记：

三封信如石沉大海，1994年1月25日，黄万里以举报人的身份致信“中纪委、监察部合署举报中心”， “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劝阻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虽此坝业经人大通过由国务院定期动工修建，但国务院不能卸却核定该坝修建可行性成立的责任。请监察部举报中心查明处理。”

仍旧置之不理。

2000年4月，黄河问题越来越突出，他又把自己治理黄河和长江的意见，寄给国务院的总理和副总理。依旧没有理他。这年他已年届89岁，且处于癌症晚期。









只要决心成功，失败永远都不会把你击垮。
让我们牵起手来，辉煌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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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为何如此相似——从三门峡到三峡工程
尚蔚



　　黄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即三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自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水中，几成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黄河水在这里奔腾咆啸。没有人注意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的基础，直到20世纪。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大势能，惹动一批又一批自以为有了点本事的人的遐想。三门峡在整条黄河上太独特了，不但有坚固的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所产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的不被频频提起。

　　终于，美丽神奇的三门峡，作为黄河的出山口，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终结在浅识而鲁莽的人类之手。



　　　　　　　　　　　　　◆　三门峡水库上马

１９５４年４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８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３５０米，总库容３６０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３７０００立方米／秒降为８０００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

　　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２２２０万亩，远景灌溉７５００万亩。

　　④装机９０万千瓦，年发电量４６亿度。

　　⑤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峡大坝论证结论相同）。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水库将淹没农田２０７万亩，移民６０万。

　　②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１４７亿立方米（总库容的２／５），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２５－３０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２５－３０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上。只要黄河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但如何减沙呢？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在向苏联方面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１９６７年，来沙可减少到５０％；５０年之后，可减少１００％。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象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１９６７年来沙改为“减少２０％，５０年后减少５０％”。

　　今天，也就是从那时算起４０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去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看一看，你会看到水土流失有增无减；而如果你接着旅行到豫、鲁一带，看到的是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１９７５到１９９０的１５年间，断流１９次。近年则一年就断数次。

　　１９５５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２５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

谋者所重。１９９１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３０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　三门峡的“捷报”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５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１９６０年６月，坝筑到了３４０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９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１９６１年２月９日，当坝前水位达３３２·５８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然而工程还在继续。

　　１９６１年４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３５３米。１０个月后，６２年２月，第一台１５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纸照例大报喜。但在三门峡主事的几位，却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４．５米。从秦岭下来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变成“来水宣泻不畅”，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１９６２年３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１５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湖北的丹江口电站去。

　　运用方式作了１８０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１９６２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３１５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为了申诉自己遭受的灾难，陕西地方官绕过以和稀泥著称的的周恩来，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



　　　　　　　　　　　　　◆　三门峡改建

　　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么说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２年之后开始出事，４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案的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救急方案，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１９６５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到了１９６９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汗“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他说，是期求当水位在３１５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１００００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１－８号施工导流底孔（这些孔是黄万里先生曾经坚决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用，而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上堵上的。每个洞被重新掏开都要花费上千万元）；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１３米，变成“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原本设计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改用５万千瓦的小发电机。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挖开了８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３１５米时，泄量由６０００立方米／秒增至９０６０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３米多。１９９２年８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６０多万亩，约５万返库移民受灾，近３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巨大灾害。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１９８５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５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盖：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１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读者以为改建后的三门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３６０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３３３万亩，迁移９０万人；后来，１９５８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３３５米时，还要淹没耕地８５．６万亩，移民３１·８９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８·４９万人，实际总数达４０．３８万人。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３·９９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塬、沟壑区的１２·１１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２０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他们为返回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一直在持续。最终，因为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他们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被黄河泥沙厚厚地覆盖。许多地方，已经被军队和国营农村捷足先登地占据。他们又不得不开展旷日持久的斗争，要求退还他们被占据的土地。



　　　　　　　　　　　　◆　小浪底又上来了

　　改建后的三门峡，将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无大区别。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３０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这时，当年建三门峡时的初衷──改善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和防洪靠什么来实现呢？读者读到下面一段活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　　更为迫切……

　　有点耳熟，是不是？这和当初论证三门峡上马的口径几乎一模一样。但这已经不是在说三门峡，而是另一座黄河上的新坝──小浪底。当年三门峡工程没有做到的，这回又全交给位于三门峡下游的小浪底了。小浪底总库容１２６·５亿立方米，也要搞拦沙减淤，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２０年左右。黄河上的浪漫派们这回又有新宠了。

　　小浪底的前景又会是什么呢？

　　还有三门峡水库该怎么摆？当初把话说得那么满。不过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当权派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　帐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不过帐总是需要算的。先让我们看直接经济损失：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③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３０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１５万人；

　　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⑤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５０多万亩；

　　③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

　　③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　“黄河清”

　　１９６４年，决定三门峡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１９５８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１９５５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１９５８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为什么会“急”？头脑为什么会发热？“黄河清”这三个字怎么会造成压力？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到底

是把什么放得过重，因此要牺牲掉其他呢？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１９８０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１９８９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还有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１９８９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４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当时的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们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的是什么呢？

　　１９６４年６月和１２月，周恩来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这反复被提到的“黄河清”，出自自古以来的一句话，知道的人马上就能跟着念出随后的那三个字：“圣人出”。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后面三个字上面。

　　三门峡的上马，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黄河清”，而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为了证实“圣人出”。自古谁能让黄河清？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么，谁是圣人不就是清楚了吗？！

　　不要说１９５０年代，就是今天，整亿中国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这种封神式的祭祀，当时从上到下所怀着的主要驱动力，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人民被圣人作主。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　三门峡与三峡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宣布正式开工，距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开工３７年。这两项工程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有哪些异同呢？

　　它们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大河的干流上；

　　都是破记录的、举世瞩目的巨型工程；

　　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头都是“下游洪水灾害”，都是“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直接威胁多少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财产”，都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

　　都具有“巨大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都能发很多电，三门峡当时说“将占全国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三峡说“将占总量１／１１”；

　　都能发展航运，三门峡当时说“保证下游航运所需的水量”；三峡说“可使万吨船队由武汉直达重庆”；

　　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迁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门峡４１万，三峡１２０万；

　　都要毁掉作为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三门峡是１０００多年前的中原文明，三峡是更早的巴楚文明；

　　都是上游省不获益，却实实在在地将受到损害：三门峡是陕西，三峡是四川。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学工作者也像陕西人一样吁请、告诫，直到今天，他们的意见，如陕西当年的意见那样，在没有告急之前，当局只虚与委蛇，并无人真正理会；

　　两个工程所面临最大同题都是泥沙。三门峡库尾淤积在西安，三峡在重庆；它们都是省会、工业重镇。重庆还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咽喉；

　　如何对付泥沙，两工程的主持人都夸下海口：三门峡说的是“水土保持”三峡说的是由三门峡工程取得了经验的“蓄清排浑”水库运用；

　　都采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办法，其失误在三门峡工程上已经得到证明，但三峡工程还准备推行；

　　都有过激烈争论，反对派都是绝对少数，他们的言论部遭到封锁，本人也都遭排斥乃至打击；

　　都有顶尖权势人物的“关心”，这“关心”都是工程推进的动力。三门峡是毛泽东。三峡是邓小平；

　　都以获得了人大的通过而标榜为“人民的决定”——仗声威并最终逃避责任；三门峡是真正的“全体一致热烈通过”，三峡是在发动了舆论攻势并做了手脚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获得通过；

　　都是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拨款支撑，也就是说，无论造成多大灾难，从上到下一系列责任主管的个人财产包括官声官运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都不见在论证过程中当局委托专家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两项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没有人对它们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后果作过预估；

　　都是在基本数据甚至运用原则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抢先开工；

　　都使得抚育民族文化、激发创作热诚的自然景象永远失去，三门峡是气派雄浑的奇伟峭峻，三峡是无可言喻的苍茫神秘；

　　最后所花的钱都大大超出当初预算，三门峡大约增大了１０倍；三峡按１９８６年的３６０亿到目前的２０００多亿，也已超出好几倍——而目前不过是刚

刚开工，后面不知道还有冒出多少。

　　还有一个极为偶然的共同点：这两项工程都面对着一个最坚定的反对者——黄万里；都有一个反对高坝大库而主张低坝小库的坚韧的建议者——温善章。

　　对这两个工程，黄万里教授都根本反对，认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部不可以。阐述对三门峡工程的反对意见时，他３５岁；介入三峡争论，７５岁。他一再请求阐述、讨论、辩论，当年主管三门峡工程的人不睬他，今天主管三峡工程的人也不睬他；他的《水利科学论文集》，至今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机会，更遑论他充满了豪情与哀叹的诗篇——只能在友人之间散发的诗集《治水吟草》。其中一首诗这样写：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在三门峡工程上，温善章不同意３６０米、３５０米方案，提出３３５米方案；对于三峡工程。他也不同意目下不但己获人大通过，而且正热火朝天地施工的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他提出新１６０米方案。他的出发点和３７年前一样单纯朴素：减少水库对耕地的淹没，减少移民，合理解决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要求。

　　黄万里对三门峡工程所作的预言，一条接一条成为事实。三峡工程呢？他的预言是：“……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三峡筑坝的结果，砾卵石夹粗沙积在坝前，是一块都出不去的。”

　　他反对三峡建坝的根据之一是：长江上游各支流每年冲刷下来的沙石量高达一亿吨，三峡建坝後这些沙石都将积存在水坝上，数年之後将导致长江上游水位升高，造成上游水患更加严重，影响所及可能有数十万人，影响的地区遍及四川省面积的四分之一。他提醒当局，对地方利益不能太忽视。他说：“……四川的保路运动诱发了辛亥革命。”

黄万里教授可能已看不到长江的梗阻；而温善章工程师呢？三门峡现在实际已不得不按温善章１９５７年所主张的低坝方案运行。三峡工程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只要决心成功，失败永远都不会把你击垮。
让我们牵起手来，辉煌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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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黄万里老师：科学的良心[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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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转江流忧国泪 绵延路断济时肠――《江婴诗集》
作者：党治国

一
　　2001年4月我去北京，按照20年来形成的习惯，必定要抽空去看望我最敬爱的老师黄万里教授。黄老师生于1911年，屈指已到了九十高龄。两年没见，他老人家的身体可好？
　　进了老师居住的九公寓101室，一眼便看出老师的身形较上次见面时瘦了许多。但仍然腰板挺直，气宇轩昂。和往常一样，没有客气的套话，老师开门见山地就说起切身的和关心的事情。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我现在和你的老乡司马迁一样，也受了宫刑了。"
　　我感到惊诧，还来不及发问，却听老师说道："我患了前列腺癌，已经做了切除手术。"我迫不及待地问："手术成功吧？"老师说："手术是成功的，但即使手术成功，也会慢慢扩散。不过大夫说，老年人新陈代谢缓慢，癌细胞的活力也随之降低，扩散也缓慢。大夫认为，我还有几年生命，还可以做一些事情。"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异常平静。
　　接下来老师谈到他不久前还为一个部门上了河流治理的课。
　　我略感安慰，却又禁不住一股悲凉和担心从心底涌起。于是我建议老师抽暇整理自己的书稿，最好能从现在起就撰写回忆录，因为他一生在科学上的独特经历是十分宝贵的。黄老师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20世纪的缩影，特别是在他身上体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良心，他的挫折和坚持，他的努力和成就，他的坚强和不屈，一尊发人深思的、人格高大的塑像已经矗立在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上。

　　我为老师带来了我刚刚发表在《随笔》第二期上的近作《埋没的思想（一读文中子王通）》的复印件。这回我特意在复印件上写下了我在西安家中和办公室的电话。由于黄师母正有病卧床，我特别叮嘱他们家的四川保姆：如果有什么事，请一定电话告知我。

　　我所担心的"什么事"终于发生了，但消息不是来自北京，而且迟到了八九个月。2002年夏，广州的挚友李士非兄给我打来电话说："黄万里先生去世了，你知道不？"我很吃惊。他说："可能是今年4月去世的。《报告文学》杂志上有一篇徐刚的纪念文章，我给你复印一份寄去。你应该为老师写一篇文章。"（后来知道，由于黄家忙乱中找不到我的电话、地址，准备要给我发出的讣告无所投知。）

　　不久，我就收到这篇文章。题目是：《黄河万里独行客――记黄万里》，题目下用3号黑体字印出了徐刚先生写于2001年1月19日的《采访手记》中的一段话：

　　因着对黄河之水，黄河之沙的独特理解，他的生命历程与九曲黄河缠结在一起，浓得化不开。

　　尽管三门峡水库的后患，50年前他已预见，然而，为治黄奔走一生的他，直至90高龄仍然壮志难酬。言及治黄，老人几番涕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接着，朋友又为我送来2002年第5期的《文史精华》，刊有散木先生写的《执著的水利学家黄万里》，以及2002年第8期的《读书》，刊有曾昭奋先生的纪念文章《江河万里》。

　　朋友们之所以把纪念黄老师的文章一篇篇给我送来，是因为他们通过我平日的言谈，深知我对老师一贯的日益加深的敬爱之情，他们通过我的介绍都知道黄老师有一颗像水一样纯洁像火一样热烈的心，他对科学的信念如大山一样坚定，他的知识和胸怀则像江河一样浩瀚，他终其一生保持正直的人格品行，足以彪炳史册。凡是知道老师仙逝的朋友，都建议我"为老师写一篇纪念的文章吧！"

　　但是突来的悲伤撞击着我的心，使我欲哭无泪，几次展开稿纸而无从下笔。我甚至害怕给黄师母打一个电话。因为除去1994年与老同学郝又明女士在医院见到患病卧床的老师外，我到黄府拜访多回，竟然有几次都遇到黄师母卧病，而黄老师却无不精神矍铄。我担心她经不住黄老师去世的打击！
　　但是两年来我不时想到我至为敬爱的黄老师，反复地回忆起一些历历在目的往事。
　　
二
　　1954年我从陕西省韩城中学考入清华大学，选择了水利系"河川结构及水电站的水工建筑"专业。我的选择与自小生长在黄河边上有关，当时一个单纯幼稚的想法就是如何利用黄河的水灌溉和发电。至于黄河的灾害，由于陕西地势高，不但没有经过，也没有听过黄河对当地有过什么水灾。

　　大学一、二年级学习基础课。三年级学习专业基础课，其中一门重要课程就是黄万里教授讲的水文学。

　　在黄老师给我们上课之前，从一些系里的活动中同学们已认识了黄老师，因为他除了教学的主业，还兼任水利系的工会主席。他给人的印象是朴实、和气、随意，但不爱出风头，从不表现自己，一点也不"权威"，一位普普通通、本本顺顺的教授而已。
　　但黄老师终于为我们这些水利系大学三年级的同学上课了。他身材高大，宽肩厚背，西装笔挺，两眼放着真诚、睿智、和善、单纯的光。他不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授业之师，更缺少伶牙利齿。但他一句句讲来，却又都那么实在，实在得甚至有些笨拙。他的头脸是方的，身材也是方的，给我留下方正严谨，一丝不苟的印象。

　　然而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开始并不喜欢水文学，觉得这门课"不高级"。在我们这些茅塞未开的学子眼中，科学是一门很玄的学问。最令我们折服的是从几个简单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经过复杂的数学推导，得出一些或繁或简的公式来，认为那才算"高级"的学问。但黄老师给我们讲的水文学却不是这样，差不多都是些经验公式，几乎没有什么数学推导，这也能算科学么？

　　黄老师谆谆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两条相同的河流，西哲告诉人们，一个人一生不能两次渡过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流的各种参数都是瞬时而变的。特别是河床和地貌，更是千变万化，必须注重实地观测，研究河流的历史演变，才能掌握它的规律。由于变数太多，外界条件又变化无常，经过观测和总结，得出能够把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的经验公式就是最实际可行的方法。他说："只要经验公式能较好地符合实际，解决工程问题，那不就得了吗！"

　　和数学、物理、力学等学科比起来，水文学的经验公式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又复杂，因此很难记。一些学习方法机械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在苦苦地默记这些公式。黄老师知道后，告诉同学们："这些经验公式你们只要学懂会用就是了，不需要背，我也背不下来。在实际工作中，你们完全可以查书查资料，谁也不会规定你们在工作中只能运用自己记住的公式而不准查书。考试时，我不会要求你们背一个经验公式。"
　　在教学中黄老师注重教授基本的原理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他特别强调基础。他谈起自己的治学经验，告诉同学们，中学的数理化基础最重要，他到现在当了教授，也还常常抽暇翻一翻中学时的课本。"上了大学，进入专门领域，与专业无关的许多中学课本上的知识再也不可能学习了。但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许多需要运用中学的知识解决的问题。"老师的这段教诲对我的印象极深。因为从1957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许多问题，大都是违背常识的结果，而中学的课程教给学生的恰恰就是这些常识。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懂得黄老师是在用浅显的道理为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传授大学问，而唯有具有高智慧的大学者才能深入浅出地讲授经国济世的大学问。
　　黄老师1911年8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施家街一名门世家，父黄炎培先生系前清举人，饱学多思，正直不阿，曾因不满于袁世凯和蒋介石而拒绝在他们治下做官。黄老师十岁以前极其顽皮，母亲烦他不过，就让他从小寄宿学校，寒暑假则托亲戚代管，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一种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小学即遇名师开其智慧，课业加速进步，以第一名毕业，从此一路超乘而前，中学、大学皆以最优等成绩毕业。
　　中学毕业那一年，刘湛恩博士从美国留学归国，就任沪江大学校长。因其博士论文为《从孩子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查出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黄炎培先生请他考查黄万里今后之所宜，结论是宜专习文学。时值黄炎培先生正积极提倡职业教育，而黄老师的两位哥哥又已分别攻读哲学与经济学，加之他中学毕业时门门功课皆列榜首，乃征得刘博士同意，商定黄老师学习桥梁工程，先后入无锡实业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得名师亲切指导，黄老师又勤奋认真、学而不厌，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皆以最优成绩毕业。
　　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引力设计法》等三篇创造性的论文，由当时已在中国科学界崭露头角的茅以升先生作序，由学校付印出版。1933年任江杭铁路练习工程师助手。除了勤于本职工作，他还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护从农村转来做工的可爱农民不受工头的剥削。"（《黄万里自述》）他工作中勇于实践，热心动手，亲自做成沉箱，并亲自打汽桩，曾连续守工地27小时，为众工程师所钦爱。正当做一名优秀桥梁工程师的美好前程在他面前展开时，接踵施虐的水患改变了他人生的路径。
　　1933年长江洪水，湖北云梦县一夜没城，淹死7万人，这刺激年青的桥梁工程师黄万里决心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志。1934年初，黄炎培老先生介绍自己的一个学生，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与他相识。许先生告诉他，"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人才都是土木结构出身的，没有一个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许先生嘱托黄万里多学水文学。1933年，22岁的黄万里考取公费留学，众工人到车站送行，恋恋不舍之情使他终生难忘。1934年元旦黄万里远赴美国，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各基础科学学起。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荷华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1937年26岁时获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第七个博士，也是获得该校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运用气象学、自然地理学和数学等得出通过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直到19年后，Nash才提出类似的成果。他的科学成果为老师所激赏，一时轰动了校园，并使黄老师至今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他渴望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在美国期间，亲自驱车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工程，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Norris坝上实习了4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关招待他坐船察看水情，直达出海口。在洪水滔天的漫漫长途中他深有所悟：曾经学过的土木结构远远不能解决洪水问题，"水来土掩"实际上很难奏效。而任何一种建在河上的水利工程，都将改变水沙流动状态，促使河床演变。
　　徐刚先生写道："面对密西西比河，黄万里想起了黄河，黄河太浑浊，黄河泥沙太多了，就连他的美国导师也告诉他，治理黄河的最难处恐怕就是泥沙了。"1937年，26岁的黄老师学成归国。正如尚蔚先生所写的："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但1956－1957年我们在课堂上并没有领略到这一些。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吧，越是有真知识和大智慧的人越显得平易质朴。普希金的长诗《欧根&＃8226； 奥涅金》描写诗中的主人公总是：
　　 装着很有知识的样子，
　　 在重要的争论中
　　 保持着沉默。
　　奥涅金先生之所以"在重要的争论中保持着沉默"，是因为他有自知之明，用沉默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我们社会里却有一种机伶乖巧的"学者"，以自己善于揣摩迎逢的聪明和锋利的言辞：
　　 显得很有学问的样子，
　　 在重要的争论中，
　　 坚持着错误的意见。
　　即使没有三门峡工程，争论迟早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三门峡工程上马在即，一场科学与权威偏见的争论立即爆发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迫害。
　　而这一切，竟是围绕着常识进行的。




*.*.*.*  2003-11-13 18: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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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和其他应用科学相比，水利科学更是一门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黄老师写道："在工程学里根本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却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口号多年来被那些落伍于时代的工程师和教授们用作掩护他们自己理论知识低劣的挡箭牌。我们要号召大家把总结出的实际经验提高到原理性的理论，这就需要具有高级的理论基础！"

　　留学回国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亲自登门邀请黄老师到浙江大学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轻为由婉辞，迫切的愿望则是考察中国的河川，到江河实地勘察、调查，做一些实际工作，积累第一手资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他又远赴四川省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

　　黄万里的日常工作是水利勘察，他带着40个同事，步行六次，踏勘了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除了标竿与皮尺，没有任何设备，常常面对悬崖峭壁毛骨耸然、举步维艰。有的路段是走过来的，有的路段是爬过来的，其间最沉痛的一幕是黄万里他们眼看着三个留学归国的硕士从山崖跌落、由一排巨浪卷走……

　　在四川道滩委员会工作期间，黄万里在峨眉县南的长江支流上设计、修建了一个简易水利工程。国难时期民不聊生，那里的农民为旱涝所害渴望着引水灌溉以求温饱，而在黄万里接手之前的工程预算为40万 银元，根本不可能筹集，只能是纸上谈兵。黄万里因陋就简以木板结构替代钢筋混凝土，造价仅四万银元，农民当年受益，可灌溉15000亩农田。放水之日，农民欢声雷动，黄万里告诉农民兄弟，这是一个临时过渡工程，可以用四年，先急救先灌水打上粮食有饭吃，然后在这四年中筹款筹料准备修建永久性工程。农民是会算帐的，他们流着眼泪送别黄万里："黄先生，你喝我们一杯水、吃我们一顿饭再走，行不行？"黄万里哭了，他顿时想起父亲对中国农民的牵挂与评说，没有了他们哪会有五谷杂粮？哪还有华夏文明？（徐刚：《黄河万里独行客》）

　　黄老师想起了什么而流泪呢？他想起了父亲黄炎培老先生的教诲。他在《黄万里自述》中写道：

　　我父对我教育甚严甚深，拮其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我两次闻其教育下属曰：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这实际上指出为社会效力的应持立场。（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涵在"爱"中。爱之甚及于一切动物。故我家中父不准杀生，父自己则茹素。但父食蛋饮奶，却从未闻其劝人学他也茹素。（三）父曾多次戒我骄傲，父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者，则其人决不得称贤。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其老友背后朗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我力尊父训，但最后一点终未能常做到。我在成人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

1947年，黄老师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从长江走向黄河。他"沿着黄河，走过一处处穷乡僻壤，有时是在洪水之后，有时是在大西北空旷而平静的晨昏"，通过公务和勘察他既熟悉了黄河，也了解了黄河流域的人情民瘼，赋诗两首云：

甘州肃州道上 （1947年7月23日）

　　千里祈连云里雪，两州甘肃旱中荒。
　　田多有水斯民乐 沿途多熟荒，有水斯有民。
　　水少而争我更忙。
　　怀术肯焦三寸舌 解决纠纷多费口舌，
　　恨才悔上廿年庠 近世服官但凭权数不论学术，
　　凄凉回想从前事，翻动雄心便欲狂。
　　
玉门敦煌道上 诗示同人

　　尽说春风不度关，玉门葱郁气佳哉。
　　疏林斜照一溪水，野兔狂趋千仞山。
　　瀚海奔波无厌苦，风飚飕飒不辞艰。
　　嗟尔志士何多义，十载相从未得闲。
　　
　　老师在黄河沿岸，目睹了水土流失。大雨之后的黄土高原不是一点点被冲刷而是一块块在剥落。但何以在无雨的平常日子，黄河水依然混浊，以致有"跳到黄河洗不清"的俗语。老师在留学美国时，地貌学尚未建立，通过所学和疑问，他从实践中学到了在美国学不到的经验和知识：水文地貌。水从河床流过，必定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水与泥沙的关系，是天然浑成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之中，非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老师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的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6月10日至24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专家、教授70人。这显然只是一个"务虚"的会议。黄老师参加了七天会议，据理力争，力排众议，辩论了七天。

　　《黄河志》的相关记录说："会议对三门峡水库应该不应该修、水库的拦沙、排沙，水库综合利用与运用及水土保持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绝大多数人主张高坝大库拦沙，充分综合利用，并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是解决黄河下游防洪迫切问题最适合的地点，应该选为第一期工程。""另有少数人（其中能够称得上"专家、教授"的只有黄万里一人，另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是25岁的青年技术人员温善章，反对修高坝，主张修低坝）认为，黄河水流含沙量大，以蓄水为主的综合利用势必导致水库淤积很快，寿命很短，水库淤满失效后，下游严重的洪水灾害将无法解决，同时考虑到我国土地少、人口多、移民极端困难，所以三门峡应以滞洪排沙为主，汛后蓄水发挥综合利用效益，大坝泄水底孔应尽量放低加大，降低原泄水孔的高程或另设底孔，以便泄水排沙得以灵活操纵，使极大部分泥沙排出库外，减少水库淤积，延长水库寿命，少淹失土地，少移民。"

　　下面是1957年水利部召开的三门峡坝讨论会上的部分意见。

　　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根本反对修筑此坝，没有一人同意黄的反对意见，只有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最后黄提出留施工底孔不堵，得全体同意。后来汪胡桢执行时，苏联专家坚持其原设计堵孔。

以下是发言记录，存黄委档案（对黄的批判详见《中国水利》1959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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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黄万里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二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了些，洪流也可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的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是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1011张光斗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1、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其意是可以拦沙库内，只让清水出库）

　　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的太死。

　　2、关于综合利用的看法，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面面具到（不可），如果某一项化（花）不来，就可以不考虑，还是同样是综合利用。

　　3、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防碍将来的发展。

　　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
<<<<<<<<<<<<<<<<<<<<<<<<<<<<<<<<<<<<<<<<<<<<<<<<<<<<<<<<<<<<<<<<

　　黄、张二位的发言针锋相对。黄老师反对库区拦沙，质问"三门峡河道以下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我认为现在的办法（即已开工的苏联设计方案）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他并且预言拦沙将引起上游闹水灾，是不可避免的。而张光斗先生则主张拦沙库内，让清水出库，认为这样做他"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而且两个人的发言也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风格。黄老师运用他掌握的水利科学知识和实际情况，发言的用语是肯定的，负责任的。而张光斗教授的发言则是含糊其词的，他提的一些问题，如"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在这样提出的问题中没有包含发言者的答案，但他却认为"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得太死。"在他短短的发言中用了两个"不一定"，这和黄老师的明确意见形成鲜明对比。但他主张拦沙的意见却是坚定的。并提出一个小学生的问题："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

这是一个初中学生便可回答的问题，只需要进行几个启发式的提问：

三门峡水库排清水，请问泥沙到哪里去了？
中学生定会回答：留在水库中。
请问如果放出的是清水，水库一年能淤多少泥沙？
中学生一定回答：等于从上流冲来的泥沙。
这些泥沙首先淤在库尾还是坝前？
中学生定会回答：库尾。

淤在库尾的泥沙抬高了渭河出口，对渭河的泄洪能力有什么影响？
回答一定是：降低泄洪能力。
那么对渭河流域水灾有什么影响？
回答定会是：渭河下游发生水灾的可能性增加了。

　　这是一个初中生的回答，实践证明了这些回答是正确的。

　　但张光斗教授在1957年却说，对于拦沙泄清，"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

　　1957年西安农览馆展出关于三门峡工程宣传资料，门口一版，大书"圣人出黄河清"六字。其时简化字推行不久，许多人不认识"圣"字，读为"怪人出黄河清"，惊诧嬉戏之声不绝，不久取掉了这个版。（"圣"字的繁体为"圣"。）

　　其时正当毛泽东号召人们"百家**，百花齐放"，黄老师遇到的问题比"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不知要难缠多少倍，于是就有了他的小说《花丛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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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从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破坏法制和个人崇拜的错误，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人民起义的事件后，大学生的思想空前活跃。1957年初，周恩来到北大，邓小平到清华发表了关于形势的长篇讲演，目的在稳定和统一大学生的思想。结果没有什么效果，青年学生的思想和现行体制之间的矛盾压抑得人们喘不过气来。5月1日春游假期，我们水利系三年级一个同学从西山鹫峰踊身跳下。5月3日，土木系一女同学又在穿过校园的铁路上卧轨自杀。而在前不久，北京医学院一同学从40米高的烟囱上跳下身亡。抑郁苦闷的心情蔓延着，在我的心里也莫名其妙地萌生了一种想要自杀的念头。校团委赶紧召开全校团员大会，由团委书记阮铭给大学生讲话做思想工作。

　　一切都显得如此烦闷无聊。唯一使我发生兴趣的是黄老师在课堂上宣布，今年的水文学要举行开卷考试，即考生拿到考题后，可以翻阅笔记、讲义和书籍。"我不要你们死记硬背，只要求你们真正学懂。在实际工作中，谁也不会不让你们遇到问题翻书本。真正学懂了，就能从书上找到需要的公式并会应用。如果没学懂，拿上书也不知道往哪里翻。"黄老师大概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倡开卷考试的人。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也认为这种考试方法很新鲜，等待着迎接七月份的水文学考试。

　　但随后发生的变化却出人意料，以致当年的水文学根本就没有考试。

　　从5月初开始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为宗旨的党内整风运动以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的方式逐渐展开。我在学生中是一个爱提意见开会喜欢发表见解的人，例如在年初的一次团支部讨论会上我认为对党的方针政策应该先怀疑，再释疑，当一切怀疑被驳倒而冰释了，才能做到真正相信党的方针政策。又如对于我们班上的女同学龙绍珠关于中国有没有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问题，我回答说："至少要从我们思想上检查有没有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思想，如果有，就要克服。只要我们思想上肃清了个人崇拜的观念，谁想要推行个人崇拜也是白费。"我参加了两次座谈会，都发了言，后来还将发言内容写成文章在《新清华》上登出来，讲的都是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对包办选举的批评，对党委副书记刘冰作报告教条主义枯燥无味的批评等等。

正当整风座谈会使学校的政治空气逐渐活跃时，忽然《新清华》182期上发表了黄万里老师的一篇小说：《花丛小语》。当年的《新清华》每一个学生宿舍都送发一份。于是大家争相传阅，很是兴奋。黄老师不只擅长水利，而且会写小说，尤其小说的开头竟是一首绝妙好词：

　　 《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 ，说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词，碰到满头大汗的老友甄无忌来访。甄无忌汗涌气喘的原因是："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谁知三十一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接着又来了一位朋友贾有道。于是三个人开始了交谈，田方生接着西郊公路的话茬说："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

　　接着甄无忌就破口大骂市政府主管工程的领导："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

　　我们这些学生第一次听到"纳税人"的说法，真如空谷足音。但这说法却如旷野的呐喊一样消失了。直到40年后关于"纳税人"的说法方被重新提起并且日益成为社会的强音。

　　骂过之后，甄无忌又来批评田方生的词："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

　　"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

　　接着这位激烈的甄无忌就乘兴发挥开来："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和错误，竟不需人民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制的特点。"

　　不幸的是这种批评直到现在对我们的制度不但仍然没有过时，而且变本加厉。这种现象的的原因却是"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做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

　　歌德――但丁派的学者之能够当红，"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了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之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

　　于是田方生也联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说了起来："你看章某（水利系同学们都知道他小说中的''金大郎''即钱伟长教授，''汪守亮''即王遵明教授，''章某''即''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三个朋友决定"先帮助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这不就是*****制度下的问责制吗？究竟是政府应该对人民负责，还是人民应无条件地感谢和歌颂政府，这可是个原则问题。于是蒋南翔校长把《花丛小语》送到了毛泽东手中。这不是"告密"，不过是"汇报"而已。

　　小说在学生和教师中引起轰动和好评，黄老师一时兴起，又写了《花丛小语（续）》，刊在《新清华》193期上，文末并缀以"未完待续"字样。

　　5月29日北京大学学生龙英华贴出了第一张鸣放的大字报，第二天早晨，清华大学的墙壁上有如天外飞来般地也贴满了大学报。为胡风辩护的文章，《还政于民》的呼声有如汹涌的后浪推着前浪，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过了两天，我们"水94"（59级4班）的男同学也贴出了标题为"炸弹"的七八张大字报，最后两个问题：1955年的肃反问题和胡风问题由我起草，但文字却很简单，只是提出了问题而已。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又刊登《工人说话了》等文章，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而清华大学的矛头首先指向黄万里、钱伟长两位教授。一天晚饭后，在学生宿舍"明斋"门前的"自由论坛"组织对黄老师的"辩论"。

　　名为"辩论"，实为批判。北京电影制片厂也到现场来拍"反右"的记录片了。

　　1955年夏季，我们这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当时我们以为，除了《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私人通讯，他们一定有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组织、计划、纲领，并和台湾的国民党势力至少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有联系，被政府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要不他们如何颠覆政权呢？但直到1957年夏季"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尚未开庭审判，传言是没有搜集到他们反革命的证据。这使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当年对胡风们的义愤声讨岂不是充当了一只任人唆使的狗！现在又说黄老师、钱教授他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证据何在？如果仅仅根据他们对于学校教学和社会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就诬陷他们反党，则无异于大象要踩死蚂蚁，就给蚂蚁加上一条"颠覆大象罪"，试问蚂蚁如何能颠覆大象？

　　于是我第一个踏上"自由论坛"的桌子发言。我事先做了准备，发言中引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铁托、卡德尔（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的话。我们班的张荣龄同学手捧着我要引用的这些人的书，足有半尺厚，站在桌下，当我讲到"马克思说"，他就把翻开的马克思的著作给我递上来。忽然我一眼看到黄老师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后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单纯可爱的小女孩，心想那一定是他的小女儿了。突然一种感觉涌自心底，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魔爪，不仅要摧毁黄老师正直的人格和科学的头脑，也伸向他那些单纯无辜的子女。于是我凭空增添了十分的勇气，用我半生不熟的陕西普通话慷慨而谈。我的发言用了半小时，没有人打断，只接到了几十张条子，多数表示支持我的发言，少数表示反对。我看到北京电影厂的人待机不拍，满脸困惑：怎么是为黄万里辩护的发言呢？

　　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六号小字在"什么话"的总标题下刊出了《花丛小语》。后来知道，毛泽东对《花丛小语》的批语就是"这是什么话？"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斥责彭德怀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他对黄老师关于三门峡水坝的反对意见置若罔闻，只认为他的诗写得好。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黄老师的"右派"竟是毛泽东钦定的。而即使知道，我也不会害怕，不会退缩，因为在当年许多年轻学子的心中，真理高于一切，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事物。

　　后来上来的发言者都是按照定好的调子批判黄老师的"反党言论"。黄老师站到桌子上（因麦克风放在桌上）回答问题，态度安详从容，对于"你站在什么立场？"的质问，他的回答始终是"人民的立场"。在人们要把他"打翻在地"的会场上，他坚定的立场不只是保护自己及自己的亲人，也是保卫他所坚持的科学真理。而黄老师的"右派罪行"中，除了《花丛小语》，还有一条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学习苏联。

　　后来我还参加了几次小型辩论会，是关于钱伟长教授的。当时报纸上已发表批判文章，说钱教授有毒害学生的"五把刀子"。在一次辩论会上，有个同学就按报上文章的调子批钱教授，辩方的一个同学问："你说钱伟长有五把刀子，你把五把刀子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对方显然不知道这"五把刀子"是什么，反唇相讥说："你们说钱伟长没有五把刀子，那你们把……"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辩护的同学立即说："没有的刀子怎么能拿给你看？"大家都哄笑起来。在这样的辩论中，控方总是被驳得理屈词穷，被问得张口结舌。反右运动遇到了顽强的阻力。

　　但年轻气盛却又单纯不设防的同学们的对立面，却是久经战阵老于世故而且掌握着权力的政客们，于是我们的悲剧不可避免。为扫清反右运动的障碍，完成5％的右派指标（实际接近10％），数百学生纷纷被打成右派。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因为我坚信在我的身上甚至找不到一个细胞会"反党"。但政治运动是按"需要"进行的，你就算浑身是口，也申辩不得丝毫。

当年的水文学没有考试。八月份，我们到三门峡做"认识实习"，我在坝基上也打了几个爆破孔，亲手参与了这个错误的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给陕西人民带来数十年祸患的工程。1958年我被送到北京煤矿下井劳动，从此与黄老师一别就是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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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坝故事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当坝前水位达到332.58米时，泥沙淤积迅猛发展，蓄水以后一年半中，15亿吨泥沙全部铺到了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泾渭分明的渭河来水渲泄不畅，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大堤，富饶的关中平原年年减产，那里的土地因为三门峡水库蓄水而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河床开始"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威胁到西安重镇及以其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昧着良心说假话，预见到反对苏联的设计方案要吃苦头的，一味想着"黄河清"好大喜功的，一时得计荣耀地保全了自己（而且获得至今不衰的终身荣誉），可是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失，何以为补？又有谁能听见家园淹没难民流徙时的肝肠寸断？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老照片》第15辑）。

　　移民和泥沙这是三门峡工程本可预想的两大难题，主事者的对应政策是什么呢？

　　从水利电力部于1965年1月18日写给国务院的"黄河治理和三门峡问题的报告"中细细搜阅，可以略见端倪："1954年，我们请苏联专家来帮助做治黄规划……在历史上，中国人希望黄河清，但是实现不了。苏联专家说，水土保持加拦泥库，可以叫黄河清。"苏联没有一条像黄河这样的多泥沙的河流，黄河在中国是中国的河，千百年来黄河的功过、治水的艰难与成败，只有中国人才能最深切的体会,可是苏联专家一句话，黄河顿时要变清了，水利电力部的报告接着说："于是，历史上定不了案的问题，一下都定案了。例如三门峡修坝的问题，日本人研究过，国民党研究过，解放后研究过，都不敢定案，但是苏联专家说行，我们就定案了。"

　　回到1955年7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有关水土保持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请来的美国顾问雷巴德、萨凡奇、葛罗同，在他们所作的''治理黄河初步报告''中，虽然承认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却认为''以之推行于整个区域而生效，需时或将数百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周朝的人早就说过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掌声雷动，报告获得一致通过。

　　这掌声雷动如今想来，却多少有点辛酸的意味了：三门峡工程一波三折，黄河怎么可能变清？在中国要想博得掌声并不难，掌声是拍巴掌拍出来的，也可以一巴掌打将过去，或者竟是捏成拳头，挥拳猛击致人死地。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击倒黄万里这样的书生，而同时又将掌声给予科学及*****决策时，中国肯定要富强许多、美丽许多。

　　对于国家赖以立足生存的国土和耕地而言，水土保持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及以后的几代人、几十代人，世世代代都要为之努力的，却又万万不能急功近利，违背科学，无视中国黄土高原黄土自身不可改变的特点，以及种树种草的艰难。因而关心三门峡的人都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当时修筑大坝的科学家依据的是什么科学原理？在向苏联方面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中方给出的关于水土保护减少泥沙的数据是：到1967年末沙可减少50％，50年之后减少100％。就连对黄河泥沙不甚了然的苏联老大哥也惊讶了，分别把1967年末沙减少量及50年后的减少量改为20％及50％。

　　这就是下游6年，黄土区几十年就可以"黄河清"的来历！

　　黄河清了吗？没有。相反，陕西泥沙日积、灾难日重，那里的地方官在忍无可忍之下，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1962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陕西代表组提出的第148号提案说："三门峡大坝自1958年12月至1961年11月拦洪以来，水库淤积量共约200亿吨（包括塌岸18亿吨），潼关以上约占6亿吨。其中1960年9月蓄水以后至1961年11月，来沙163亿吨，淤积在库内的泥沙占来沙量的百分之九十四。库区周围340米高程上下，地下水位普遍上升，根据调查观察，在335米以上农田浸没面积已达47万亩，1961年比蓄水前扩大了24万亩。农作物产量下降，部分地区果树已开始发生死亡"……

　　时至1962年，神话一般的"黄河清"没有人再提了，三门峡水库的运行由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此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洞底槛太高，泄洪流量太小，"翘尾巴"式的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抬高，渭河、洛河、黄河的淤积灾情发生连锁反应。陕西省的人大代表不得不提出：汛前库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并研究增设泄洪排沙措施。这就是让黄河连同它挟带的泥沙流得畅快一些，流出去，流下去，倘不，"翘尾巴"式的淤积将要毁掉关中平原及西安！

　　看来，黄河只能以黄河的方式流动。

　　掌声雷动中修了三门峡大坝，大坝修成之日便是灾难开始之时，到1964年，三门峡大坝的改建便迫在眉睫了。196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治理会议上讲话时反复强调："要回答五年内怎么办这个问题。"因为"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怎么办？面对维持三门峡原状的一种意见，周恩来说："但是，五年之内能不能把上中游水土保住？绝不可能！要求在五年内把西北高原的水土保住，我看砍了头也没办法。要叫我去，也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周恩来选集》下卷）。周恩来甚至还这样说："实施水土保持和拦泥库的方案还遥远的很，五年之内国家哪有这么多投资来搞水土保持和拦泥库，哪能完成这么多工程。那样，上游动不了，下游又不动，还有什么出路"（资料来源同上）！焦虑焦急，溢于言表。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本节摘自徐刚：《黄河万里独行客》
　　
六

　　我1959年12月从京西木城涧矿回到清华大学作实验员，因为忍受不了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的恶浊风气，厌恶"教育革命"的虚伪言论，1960年3月我告别了这个体制，毅然出走，决心像高尔基、杰克&＃8226；伦敦那样到社会下层去滚打。11月我从西安经潼关过黄河绕道回家乡韩城时，看到古老的潼关县已是一座人民流离他乡的空城。到韩城，正值吃草根树皮充饥的日子。我奉生产队派遣到司马坡（司马迁祠即建于其上）下的黄河滩挖马蔺草根，看到韩城的第二大镇芝州镇也已搬迁一空。几年以后，三门峡水库的回水又从芝州口上溯40里，迫使昝村镇搬迁。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老师一边，但在有着袁绍杀田丰传统的中国，令人伤心的则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老师。1961年，黄老师"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1962年8月，他写下了《念黄河》，次年又写出《哀黄河》。

念黄河 1962年8月

　　 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
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

　　有水有水号黄河，荡荡奔放挟沙多。
　　蛟龙千里长堤束，坼岸潦原在一呵。
　　有父（鲧）为君（"君"指黄河，下同）身毁灭，
　　其子（夏禹）称王息洪波。
　　千古英雄淘既尽，犹怀块磊欲如何？
　　念君气度亦爽飒，清渭浊泾兼引纳。
　　肯吐琼浆淤万倾（指淤积的黄河三角洲，面积二十五万平方公里），
　　千年斯土民践踏。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沙流一门阖。
　　更在东平潴漾漾，丰功伟利云综合。
　　诏谓君氛从此靖，颂清不乏鲍参军，
　　奇祥异瑞争相送，胜利冲来头易昏。
　　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
　　紫气盛世岂应唱，肠热鲁连理必伸。
　　源头水土应保恤，涉水河漕须从逸。
　　洼道轮流潦可泄，立农建土赖洪积。
　　而今坝蓄复堤塞，清水顶冲长告急。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
　　徙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宾。
　　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哀黄河 1963年8月

　　 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
顿起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
　　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技。
　　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节流曾一是。
　　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
　　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士？
　　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
　　可怜血汗付东流，改持开洞排沙旨。
　　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
　　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
　　郑渠垂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
　　兴利除灾并顾间，巧谋犹待细研揣。
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
（杜甫诗："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
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1964年春，黄老师写信给董必武副主席，陈明三门峡淤积的严重性以及不能建造三门峡的理由：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的山、陕黄土高原，而且正是黄河挟带的泥沙冲积成了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平原的黄河三角洲平原。因挟带泥沙而断言黄河为害河，前提便错。郑州以下的黄河为淤积段，泥沙沉降不可避免，怎能指望建三门峡水库解决下游河道的淤积呢（而张光斗教授则认为水库排沙量以不在下游淤积为条件）？黄老师的信，式近四六韵文，并附以上两诗。

信发出不久，水利部召见黄老师，要他拟出三门峡坝工的改建计划。他用了60个日日夜夜，写出了《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建议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草罢即兴成三诗以记其事云：

改修三门峡规划拟罢 1964年秋

　　策治河工谋算罢，顿时涕泪满衣裳。
　　却看小女娇憨态，哪识乃翁欣喜心。
　　两月伏书寻思苦，卅年载籍见功深。
　　秦川锦绣应无虑，有计拿鳌拯陆沉。
　　
　　三门谋应拯三秦，谁济艰辛豫鲁民？
　　渠化招来沿路碱，泥流淤出仰河身。
　　必开洼泾轻沙落，遂畅尾闾清道伸。
　　料得后生通尽理，解铃岂待系铃人？
　　
　　黄河淤塞海河闾，泛彼督亢陂泽渔。
　　客岁抗洪怜失调，他年策划恐艰舒。
　　广陵散绝还堪惜，古楚狂来莫远疏。
斫却散樗安足道，九州行水复何如？

　　这个改建计划呈上后，水利部于1964年9月印发，但黄老师一直没有得到批复。因为对于黄河输沙下游的看法，黄老师和其他特别是那些已获技术权威地位的人存在着原则分歧。黄老师主张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但当时的主流观点却主张拦沙库区，以减免下游河床淤高。但又担心库区淤满，于是将坝下的泄水洞逐年一个个打开，弄得大坝百孔千疮，却果然排出一些沙来。但实际排出的却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每年随河水流下的泥沙，仍淤在潼关以上黄、渭河槽里。人们误以为这样开洞排沙改建三门峡坝以后，冲淤就可以平衡了。"这样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延不治，而转成了慢性肝炎。"（《黄万里诗文选》）

　　1969年夏季，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委托刘建勋，纪登奎在三门峡召开四省治黄会议以商对策，确定了第二次改建的原则："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打开1－8号导流底孔。"

　　这几个导流底孔，恰是黄老师在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被否定后一再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的。这一请求1957年被一致接受了（不只张光斗教授一人），后来又按苏联的设计用混凝土堵死了。当时黄老师已是铁帽在头，人贱言轻，欲谏不能。但当时的许多公认的技术权威谁又据理力争呢？而当时每打开一个导流底孔的费用是1000万人民币，相当如今1亿人民币以上，八个导流孔的花费就相当如今八亿元以上。但2次改建后的潼关河床，仍比三门峡大坝修建前高出3米，威胁渭河下游地区的潜在危险仍在增加。1973年初黄老师上书周恩来，说明必须外加能量以改修大坝，才能挽救秦川。

　　七三年春承领导照顾，准许在监视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下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这对于一个热情治河者是大好的机会，对思路起了强烈的反应，有助于我两年后制定治黄方略。

　　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从下游移来的苦难，内心十分痛苦和同情。觉得自己如此努力学习并工作，曾何补于苍生？茫然不知怎样去报国。
　　 （《黄万里诗文选》）
　　读到此处令人凄然。黄老师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目的是为了治河去害，但他不仅要得到准许，而且要在专人的监视下进行。这使我想起两件事。一是他在美国留学时驱车45000英里看遍美国各大工程，没有人监视他。1936年考察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不仅无人监视，该河管理机构还招待他坐船参观直达海口。而他考察的目的却不是为美国的水利献策，而是学习知识以便为中国水利服务。二是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时，我在狱中写了两篇有关巷道凿岩方面的论文以为献礼。陕西省劳改局令我从庄里钢球厂（第七劳改支队）到杏树坪劳改煤矿搞技术革新发挥作用。派一名狱警，一名武警执枪押送，我则戴着手铐背负行李上路。我一路上的心情却远比不上老师豁达，此之所以黄先生为吾师也。
沿途老师写诗抒怀，其中一首是：

倾听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宇冬梅报告三门峡坝造成后的灾害 1973年夏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其他几首诗，念念不忘的总是黄河治水之事，例如："安得雄才移治水，奔沙千里整河身。""巨灵倘擘青崖远，拓阔黄流好畅奔。""遥望秦川空洒泪，及身难报圣农恩。"
就三门峡工程为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为陕西人民造成的巨大灾害这件事来说，黄老师不但没有任何责任而且被钉上了痛苦的十字架。但他却自责"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因为他不忘自己留学美国花的是人民的钱（而非国民党的"恩典"），食、衣、住、行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他最大的欲望就是修河治水，清除水患，造福农民。通常的说法是"无欲则刚"，但"无欲"也常以消极避世的方式出现。当代诗人江婴先生在《赞普罗米修斯》一诗中写道：

大欲无私刚自在，英雄何计一身残。

　　正是黄万里老师出于"喷出热血的爱"的"大欲"而坚持科学良心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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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黄老师后半生为之受难的，不是一个三门峡水库该不该修或者如何修的技术问题，而是科学与政治，科学与权威，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问题。

　　战国时的百家**时期，孟轲先生有一句话："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并且非常激烈地认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智"就是智慧、知识。但自从秦国用武力征服六国，实行了大一统之后，百家息声，推行有权就有真理的"以吏为师"。经过了两千余年的演变，人们的是非之心在中西方分道扬镳。在中国皇权专制社会里，"智"变成了智谋、机诈、乖巧、欺蒙；而在西方，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智"发展为实事求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三门峡工程开始于"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幻想和讨好当政者的猥琐心理。争论的中心问题是拦不拦泥沙，放不放清水，修不修大坝？黄老师从一开始就坚持泥沙必定不能拦，"黄河清"的谬论违背黄河自身的规律。而张光斗教授则与黄老师针锋相对，津津乐道于"圣人出而黄河清"，而且在会上明确表示，他想不出清水下去有什么坏的地方。拦沙与排沙之争的背后是坚持修坝和反对修坝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三门峡工程从争论和动工修建至今46年。这是一项怎样的工程呢？这是用三年时间人为地制造一个问题，然后再用43年的时间去解决这个制造的问题。这真是世界工程史上罕见的事例。但这却不是单纯的技术失误，而是一种文化、一种世界观、一种思维方式的可悲结果。我国自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到1955年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也是用三年时间人为地制造一个社会问题，再用将近50年的时间去承受和解决这个人造的问题，又恢复到私有经济为主和市场经济的体制去。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老师的预言来了。从我们自己的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为尊者，文过饰非。

　　1992年1月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简报第10期（经济10期）》上有一段令人吃惊的话：
　　"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但三门峡的经验教训不能硬搬到三峡来，认为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也是多数人错而少数人是对的，要分析研究。更不能认为那时对三门峡工程持错误意见的人，今天对三峡工程的观点也不对。我那时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赞成设大量底孔，意见是对的。但不能说我现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也是对的，要分析研究。"
看到这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实是：

　1、当时只有黄老师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温善章一人提请改修低坝。其他全体赞成修高坝，拥护苏联原计划。
2、除黄老师外，张光斗和全体参加讨论的人都赞成修高坝，只温善章一人提议修低坝。
3、最后黄老师提议留排水洞不堵，全体赞成，但在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并非张光斗一人赞成留排水洞。更没有证据说明张光斗当时"反对修建高坝大库"。

　　2003年11月1日的《华商报》根据中央电视台的资料出了一版《新闻专题》，大幅标题是：《渭河灾起三门峡水库》，副标题则是：《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质疑三门峡水库设计错误，主张废弃三门峡水电站》，其中一个小标题竟是：《张光斗当年不赞成修三门峡水库》，则更使我吃惊得气都上不来！我们民族的科学精神竟沦丧到如此程度！我们的心灵竟麻木、堕落到如此地步！今年陕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水酿成50年一遇的大灾，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田绝收，成灾人口515万，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祸起三门峡工程，不是惊醒我们深入反思三门峡的深刻历史教训，反倒成为一些人文过饰非，借天之祸以为己功，颠倒历史的机会。我们岂能一面与谎祸的结果斗争，一面又继续肆无忌惮地造谎！人们不禁要问，如此下去，我们这个古老而衰的民族还有希望吗？

　　不在真话中崛起，就在谎言中灭亡！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就是如此一个简单而严酷的问题。
　　自从1957年以来，中央全会开了几十次，什么时候能开一次专门讨论讲真话的中央全会呢？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批判中国文化中死要面子的陋习。死要面子就是不敢正视错误，不愿承认错误，极力维护错误，和错误共命运同生死，最后与错误同归于尽。
　　从三门峡的错误和失败中我们得出的教训是除了"在科学的问题上容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毛泽东上世纪40年代语），更重要的是任何人任何部门都不仅无权压制不同意见，而且要充分展开不同意见的公开争论。公开争论的目的是为了各人对自己的意见敢于负责，并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讨论。任何水利枢纽既然都担负着综合利用的功能，就要吸引有关的各方共同论证。以三峡工程而言，与"圣人出黄河清"好有一比的则是"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的伟人浪漫情怀。多年来，除了水利电力部，参加论证的还有国防、地震、交通、民政、旅游、环保等六个部门。但长时期以来综合论证一直通不过。为了强行贯彻某种长官意志，最后竟变综合论证为水利部一家的部门论证。这一改变本身就违背了决策的*****化、科学化的原则，为以后必然要发生的错误大开了方便之门，把七票表决的议案变成一票对其他六票的否决。而在人大讨论时，又只发给绝大多数虽非水利专家却能进行常识判断的代表以片面的只主张三峡上马的材料，排斥和隐瞒相反的意见。这样的决策方式本身就是"心中有鬼"的表现。

　　张光斗先生被一些人捧为"水利泰斗"，他教导人们一个小学生的常识：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但并非少数人的意见都是真理。但三门峡的失败教给人们的并不是这么一个常识，否则世界各国就不会有"多数决定"的*****原则了。真理从来不由多数或少数决定，但重大的决策必须在纷纭的意见中产生才能尽可能减少失误。世界上无风险的决策是不存在的（否则就不需要决策），因此没有歧议的决策，没有经过不同意见充分交锋的决策就是最可怕的，因为潜在的风险被掩盖起来了，它一旦来到就将不但是突发的，并且是在人们完全无备的麻痹状态下发生，因而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上马，黄老师曾六次上书中央，要求与学界和设计部门公开辩论，没有得到应战；要求中央领导腾出一个小时听他阐述三峡之必不可上的理由，被置之不理。

　　可叹的是只有一个当权人物在1995年春季客气地向他咨询三峡的问题，并在几天内向他回信致谢。然而此人不是他深爱着的自己祖国的同胞，而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
黄老师关于三峡工程的六封上书，三封在人大决议之前，三封在人大决议之后。今录其第三次上书以备忘：

事由：第三次警告建造长江三峡高坝是祸国殃民之举，并再提供论证，请速制止施工准备。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总书记、诸位委员：

　　前曾两次劝告切勿修建长江三峡高坝，首次1992年11月14日，附送两文，第二次1993年2月14日，附文请阅后转交中纪会。现在另再送上《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河床演变问题论证一文，请予审批，并请连同前文发交有关机关，安排会议公开讨论。

　　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象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源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当年孙中山提出这一设想后，可惜没有一个学者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至今也只有我一人，说明这是不可行的。随后也就不会有美国萨凡奇的建议，也不会有一群工程师涌向美国学习筑坝的经验，其实这些技术还停留在幼稚可笑的阶段。更不会向加拿大乞取可行性研究经费，更不会有党代会、人代会和半个世纪的讨论。这些都是科技低落的后果，虽不单是我国，但今准备施工了，领头的"专家"应负刑事之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记录。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兹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见"简释"文）。但是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

　　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作为共和国一个公民，由国家培养成的、从事了60年的水利工作者，眼看着国家和以百万头颅换来的坚强党组织误入陷阱，自觉有责任忠告也应依宪法"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的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请、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除另对负责技术头头张光斗等冒充专家，根本不懂工程经济和拦河筑坝的自然限制条件妄加评审，申称"一定要上"，犯有欺罔之罪，向监察部举报外，也对总书记等对我两次警告未予批答，深为诧异。未知曾否考虑按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一条发交有关机关处理。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坝，但又只有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祸国殃民的，且可能引起革命。可能诸公相信群众多数，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未见批答，工程已准备进行，难望轮台有悔诏，只得将此案披露中外，或可拯救此人为的灾难于万一。
　　顺祝
　　进步健康
　　附文
　　 黄万里1993年6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在三门峡工程惨痛失败后，没有一个坚持上三峡工程的专家教授，敢于拍着胸脯说："如果三峡工程再出现问题，我愿负刑事责任。"现在三峡水库已经蓄水，一些设计本身和工程质量的问题虽尽量保密，也不能不暴露出来。尚蔚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去年春天《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建设谈话记录》中，报告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一段话：

　　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钱正英）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尚蔚注：已故的周恩来总理曾说：谁要是破坏了长江黄金水道，就是对人民犯罪；已经卸任的前总理赵紫阳曾说：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古人有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张光斗教授已经91岁，却还不放弃向人民隐瞒真情的做法，实难理解。库容计算本是一个没有多少难度的机械性运算过程，尚且出了这么大的错。那么还有多少错误没有发现？还有多少隐患没有揭露？还有多少危险被人们忽视？还有多少不同意见被置之不理？这都是国家的大事，关系亿万人民的祸福，难道不应该对三峡工程暂时叫停，坐下来公开讨论并且广泛听取国内外的意见，及时纠正错误、调整方案吗？中国文化中有"成事不说"的谬见，计划经济体制下则有所谓的"钓鱼工程"，利用的恰恰就是我们文化传统中缺乏反思精神和纠错机制的根本性缺陷。

　　个人的自由中包括犯错误的自由，但任何人无权拿国家的利益、社会的财富、人民的生命和安全犯错误，任何人都无权在别人身上犯错误，及时发现和纠正进行中的错误才是对人民也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黄老师的后半生竟然是在制止将要发生的错误和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这样一种尴尬中度过的，他为此义无反顾，"春蚕到死丝方尽"。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执着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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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979年7月，被判20年徒刑的我关了九年半后提前出狱，但"保持反革命定性不变"。我继续申诉，得到胡耀邦的关注，在1980年元月才勉强"平反"，但裁决书中仍要保留一句诬蔑之词："书写反动日记，不属反革命犯罪。"有些人就是不怕后世耻笑。
　　申诉期间我两次去北京"上访"，听到关于黄老师的事情。他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右派"（钱伟长教授则是最后一名直接由党中央"改正"的右派）。因为他的"右派罪行"中的一大罪状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他不但从不认错，从三门峡工程尚未上马之时就力排众议，舌战群儒，要纠正工程设计的错误，而且上马后又再三上书，多方论证，要纠正行动中的错误。他的行为让不知就里的人百思不解，"你不但不检讨自己的错误，还要纠正批判者的错误，世上竟有这样固执的人！"

　　而"择善固执"正是我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

　　为了证明当年的反右斗争"本身还是正确的"，全国留了五个不予改正的右派，其中一个便是所谓"章罗联盟"中的章伯钧先生。但是章伯钧先生的夫人和女儿不仅不再鸣冤申诉，而且为章伯钧先生的右派感到骄傲。他的女儿章诒和写道："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下去。它永远属于章伯钧，属于我最亲爱的爸爸。"章诒和女士的话岂无道理！翻检共和国的历史，"右派"已成为正直和真话的象征符号。而我竟听到有人说作家张贤亮"是个假右派"，却用的是不屑的口气。

在中国文化中，以右为上，以左为下。好不过的事情或文章，称为"无出其右"，荒谬的事情则称"左道旁门"。而在英文中，右right又作正确解，左left则作错误解。金克木先生诗云：

读黄万里先生治水吟草率题一绝 辛未年秋

　　 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本来难。
大堤蚁穴谁先见，叹息泥沙塞巨川。

黄老师的 《敬和金克木先生惠诗》云：

　　 贬左面南尊右冠，中西同义释非难。
常人惯作雷同调，异曲惊天震百川。

　　我虽学的是水利专业，离开学校后却没有干过一天水利。但我心中最尊敬的老师仍是黄万里先生，他的高尚品质、独立人格和科学精神永远是我钦慕学习的榜样和自我批评的比较。
　　1980年4月我第一次拜访黄老师，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但师生相对，共同的命运使我们彼此相知，胜过千言万语。1980年底，我与陈建勋联合提出一种新型气动冲击机构，欲向科学院申请试制经费，请黄老师和钱伟长教授作推荐人。看到我的材料后，二位老师很高兴，几天后便寄来了由黄老师郑重手书的推荐函。但在我国的科研体制下，存在着一个黑色幽默的怪圈。当一项新发明的原理、计算、设计提出后需要资金来试制样机通过实践证明时，审批的专家教授们却明知故问道："有没有样机，有没有实测数据？"并以此作为否定的理由。而当新发明的样机制造出来而且实测数据已使每一个能用常识判断的人都能得出结论时，有关部门却无视数据的权威，硬要所谓的专家教授的鉴定意见。这个科技怪圈使多少有价值的技术创新陷入灭顶之灾。我们申请的科研基金泡了汤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但我这个人当年就是有一般硬干的脾气。我向二位老师写信说，科研经费申请已被拒绝，打算自筹资金干。不久就接到黄老师寄来的100元费用，钱师母孔祥瑛老师也来信表示将寄来150元。其时遇到一位江苏省泰兴县乡镇企业厂长常炳刚先生，表示他们愿出资制造样机，条件是成功后让他们生产。于是我退回了黄老师的钱，并写信向孔老师说明情况，辞谢了他们的援助。

　　想不到这个项目竟然折腾了我20年。2001年我对一直关心着它的黄老师说："技术上已经成功。虽然加工出来的样机没有一台是合格的，但多次测试结果表明，就噪声和节能的综合性能而言，已稳定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批量生产耗资太大，非我所能。结果是：技术成功了，经营失败了，反而欠了债。"我的学生魏铁径解嘲地说："党老师是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人们奇怪他为什么选择这样困难的一个项目。"

　　1988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经济理论研讨会，我的与会文章是：《论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批判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所谓"按劳分配"的斯大林模式。（此文获1988年西安市理论研讨会一等奖，1989年西安市首届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可以看出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社会开放程度）我在开会间隙带着我与会的文章去拜望黄老师。他很高兴看到我的文章，并说他对经济学也很感兴趣。水利工程中常有经济核算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现在的投资体制问题很大，一项水利工程，先得屈从上面拍板的投资框子，这就把技术可行性与需要资金量的关系颠倒了。从上面引述他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黄老师在经济方面的造诣。

　　下一次我们见面是在相隔四年之后的1992年，他这时已迁居到清华大学九公寓一所宽敞的住宅中。当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时，老师来不及寒喧，第一句话就问我："*****后你是不是让他们抓进去了？"我赶紧说没有，这几年我总不愿到北京来。他说："这几年没有你的信，也找不到你的通讯地址，我们都为你担心！"我看出他面部放心的表情，心情很是激动。老师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你用钱不用？我现在有钱了，我女儿在美国，可以帮助我。我给你取些钱！"说罢他转过身去，就要给我取钱。我赶紧把他拉住说："我不用钱。我的技术项目试验已经成功，我想我以后会不缺钱的。"老师开门见山的这两个问题表明我们之间可贵的师生情，使我毕生难忘。

　　1994年4月清华大学校庆时，我和同级的女同学郝又明到医院去看望黄老师，为他捧去一瓶鲜花。黄老师很高兴我们来看他，却又心痛我破费，说："这瓶花很值钱吧？"在病房中谈的最多的却是三峡工程问题。黄师母告诉我们，老师在病重昏迷中，喃喃说出的只是"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我只好无力地安慰他说，即使三峡工程硬上，将来实践检验这个工程错了，还是要下马或者炸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常识性命题已经被人们用烂了。中国用了半个世纪检验当年三门峡工程众寡悬殊的争论，虽然最终证明黄老师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但社会的巨大经济损失特别是数十万移民的流离失所，许多人为此付出的痛苦甚至生命代价却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预测社会实践的结果，没有预见就谈不上科学。如果所有像三门峡这样本可通过充分的讨论获得科学预知的项目，都要通过代价惊人的"实践"来检验，那我们还要科学干什么？人民高薪养活的那么多科学家还有什么用？在这些问题面前，争论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须的。诗人说："不要和愚妄的人们空作争论。"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中规定了"不许争论"的陋规，难道当道者真把群众或者竟忍心把自己划归愚妄的人群吗？原主持三峡工程论证的水利部部长钱正英1999年说："三峡的论证虽然是结束了，三峡工程虽然是开工了，对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用"实践"来检验投资数千亿元的三峡工程的对错，连上帝也会惊出一身冷汗。

　　今年10月中旬我终于怀着难言的悲怆踏进黄老师的家门。黄师母的气色还好，他们的二女儿黄无满从法国回来，她陪我到保持着原样的黄老师的书房中。一切依旧，只是物故而人非，代替老师热情、真诚、恳挚、纯朴的生动面貌的，是他挂在墙上的遗像和无言的骨灰盒。我向老师的遗像默默三鞠躬，老师的音容笑貌一如平生，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2001年8月20日是老师的九十岁生日，他的学生们集资为他印了500册《黄万里文集》，并集会向他祝寿。但这时老师已卧床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中。他的子女向前来祝贺生日的亲朋和学生们表示感谢，发言中说：

　　"父亲留给我们最深的影响有哪些？他的人格魅力在哪里？首先是他的诚实：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学术观点是如此，在政治观点上也是如此。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是如此，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是如此。"讲到这里，与会者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但在老师生日之前十多天，他已感到不豫，在目力已经不济的重病下，几乎是摸索着用颤抖的手给看望他的学生，毕业于1958年的他的两名得意门生写下了他的遗嘱：

　　 万里老朽手启 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除了长江的水利和汉口安危，他没有提个人及家属一句话。他满腔的深情，火一样的大爱，全部倾注于祖国人民和他为之耗尽了毕生精力为之忍受了无限屈辱痛苦的江河。

　　呆呆地凝望着老师遗嘱的复印件，我不禁眼泪迸出！

　　回到西安，翻检有关老师的纪念文章，在曾昭奋先生所写《江河万里》之文末用小号字印着老师最后十年出版的书目：
　　（《治水吟草》，黄万里著，一九九一年六月，无出版社，无定价。）
　　（《黄万里文集》，二00一年八月，无出版社，无定价。）
　　官方通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的出版社每年生产堆积如山的文化垃圾，而黄老师价值连城的著作却只能借助民间的菲薄之力用民间出版的方式出版区区500册。看到曾先生开的这个奇特的出版书目，我再一次热泪奔流！

但是黄万里老师已用他90年的生涯为他自己、为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为科学的良心书写下了永远不会磨灭的一本大书，成为我们及后世的宝贵遗产。他在我的家乡韩城瞻仰司马迁墓时写的诗表明他的一颗黄金般的心已和古圣先贤融为一体：

过韩城芝川村仰汉太史司马子长墓 73年夏

　　 越山跨水赴龙门，诞降文星尚有村。
　　 一触逆鳞千古冤，长留青史万年尊。
　　 帝王故贬炎刘氏，揖让惟扬孤竹君。
安得雄才移治水，奔沙千里整河身。

赵朴初先生的 题黄万里先生治水吟草

　　 上善莫若水，而能为大灾。
禹功钦饱学，不祗是诗才。

　　把黄万里先师比作"当代大禹"，愚以为庶几近之。区别只是，古代的大禹手握帝王之权，治水取得了成功。"当代大禹"手无寸权，但他的伟大科学良心、毫无保留的献身精神和丰富的智慧，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宝贵财富之一！

　　黄万里先生永垂不朽！

　　安息吧，最可钦可敬可爱的老师！
　　
　　 2003年10月28日 -- 11月5日











只要决心成功，失败永远都不会把你击垮。
让我们牵起手来，辉煌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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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河无情人有情--我国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教授生平
作者: 黄且圆 (推荐: 一读者)   万维读者网 2003年10月31日    http://www.clibrary.com

黄万里，清华大学教授，蜚声中外的水利、水文学专家，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1911年8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施家弄，2001年8月27日卒于北京清华园，享年90岁。祖籍江苏省川沙县，即现今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其父为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母王纠思。

童年时代，因极顽皮，母亲将其长期寄宿于学校，寒暑假也托至亲代管。1921年至1924年为浦东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王则行、班主任王燮钧先生所看重，严加培养，课业加速进步，小学时以第一名毕业，从此中学大学皆以最优生毕业。

青少年时代家教极严，万里先生临终那一年曾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

我父对我教育甚严甚深，拮及其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我两次闻其教育下属曰：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这实际上指出为社会效力应持的立场。（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爱之甚且及于一切动物。故我家中父不准杀生，父自己则茹素，但父食蛋饮奶，却从未闻其劝人学他也茹素。（三）父曾多次戒我骄傲，父曾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者，则其人决不能称贤”。戒骄不是仅求戒在言行，乃是要求从内心出发。自己纵有所得，乃必然之事，不足骄也，如此乃能彻底去掉傲气。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其老友背后朗读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

最后他沉痛地反思自己：我尊父命力自戒骄，而终未能做到“从内心出发”。我在成人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悲哉！

黄万里小学毕业时，适逢留美博士刘湛恩先生回国就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其博士论文为“从孩子在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察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黄炎培即请刘博士以其子为实例，考查他自己的学说。结果刘博士得出宜专习文学的结论。其时黄炎培正创办和提倡职业教育，因万里门门功课均列榜首，遂商定并取得刘博士同意，以桥梁工程为其今后学习的专业。

1924年黄万里进入无锡实业学校，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中学及大学皆得名师指导。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均获最优成绩。1932年毕业。曾发表论文三篇：《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铆钉接头中各铆钉应力推算法》、《混凝土砂石配合最大容重决定强度论》，由茅以升审定作序，唐山交大出版。

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加建造江山江铁桥。他一心勤于工作，亲手制作桥墩的沉箱，并亲自打气桩，曾连续驻守工地27小时。又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护从农村出来做工的农民不受工头的剥削，为众工人、工程师所爱戴。当年考取公费留学美国时，工人们依依不舍，纷纷到车站送行。

1934年元旦赴美留学。适逢1931年汉江发大水，一夜间没城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又决口十几处，损失无算。这激发黄万里立志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任。经其父黄炎培介绍，得到前辈，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指点。许先生告诉他，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人才，搞水利的，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人懂得水文学，水文学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他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基础科学学起。1935年在康奈尔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硕士以气象学为副科，论文以暴雨统计为专题。后在爱荷华大学学习水文学及水工实验。1937年在依利诺伊大学获工程博士学位，并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成为该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工程博士。其后，受聘为美国田纳西流域治理工程专区（TVA）诺利斯坝工务员。他在美国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各大水利工程。密西西比河1936年特大洪水后，在该河乘船参观直达出海口。由于学习过多门地理学和地质学，此时他眼界顿开，认识到水利工程建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的态势，从而造成河床的演变，仅仅学习土木结构理论远远不足以解决治理洪水问题。留美期间，他还不忘在就读的大学内演讲中国诗文的精湛。

1937年春，黄万里在归国途中邂逅了由日本横滨登轮归国度假的丁玉隽小姐，二人一见钟情。丁玉隽小姐是国民党元老、山东同盟会创建人丁惟汾之幼女。半年之后，她也因中日间局势紧张由日本东京女子医专退学回国。当黄万里第一次造访丁家时，丁惟汾先生因其为上海青年而不予接纳。后由其父央媒说亲，二老人遂得相见，且大喜成好友。1937年7月7日，日军大举进攻中国。1937年11月，两个年轻人在逃难途中，于江西庐山成婚。从此风雨同舟、白头偕老，育有三子三女。黄万里在自己的诗中，自豪地称之为“各出名门天赐姻”。黄万里在回到祖国之后，婉谢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没有去该校任教授、系主任。他要考察中国的河山，取得实践的经验，为治理江河、消除水患打下基础。为此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抗战爆发后，黄万里赴四川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长城工程公司经理等职。他曾在长江支流修建小型水利灌溉工程、航道工程和架设桥梁。抗战时期，民生维艰，他总是注意发挥技术的效能以提高工速、降低成本，取得尽可能高的工程效益。他曾在极艰难的条件下，步行三千多公里，六次勘测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长江上游支流。这期间培训了40多名工程师。虽然当时地貌学尚未形成，但通过实地考察,他已在自己的头脑里开始建立起水文地貌的观点，对于治河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在紧张工作之余，他发挥自己的文史之长，写文章介绍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向民众阐述水利工程之要义，例如“金沙江道上”、“四川之农田水利问题”、“四川的水力发电问题”等。他的文章屡见报端，深受读者的欢迎。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任水利部视察工程师，兼全国善后救济总署技正。1947年至1949年4月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他到达兰州后，广聘各方人才，迅速组建了甘肃省水利局及勘测总队（后改为工程队），由他拟定的该省水利事业的方针为：先改善旧渠，次动新工；勘测全部河西走廊的水资源，以拟定通盘建设计划。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他整修水渠、水库多处；他曾四下河西走廊，向西直达玉门、安西、敦煌。他和局内同事一起，坐骡车、骑马到达沙漠边缘的不毛之地民勤、红柳园，勘察地质、水文，直至遇匪警方才折回。经实地考察，发现该地盐碱化、砂化的症结在于，直接分流河水灌溉农田，抬高了河床，而使地下碱水无出路，导致地力大损。他提出另开灌渠或打井浇田，而保留原河流作为天然排水道的改建方案。至此，他治水的基本风格已经形成：首先要弄清河流的特性，流域的地质地理状况，依据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地开发水利，为我服务。一条河流，既有给水的作用，复有排水的作用，端看人类怎样合理地利用它了。在后来治理黄河的争论中，他称黄河“是一条好河”，初听起来惊世骇俗，从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出发，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河西考察途中他赋诗道：

禾除田空柳蘖黄，荒村日落倍凄凉。

远看满地银般碱，疑是昨宵陌上霜。

马背轻身奔牧野，胸生奇策授锦囊。

怀才到处好献技，独爱苏山君子乡。

归来后他又写文章“伟大的民勤人民”，赞颂当地的民风，投稿报社。可见他对黄河及黄河两岸人民的深情。当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正在甘肃山丹办培黎学校。黄万里对艾黎的政治身份并不知情，但他深为艾黎在中国贫穷地区办学的精神感动，数次去山丹，帮助当地开发地下水资源。向省府筹粮供给培黎师生，并在该校向学生讲演。

结合工程实际向技术人员传授知识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自编讲义讲授了《水工学总论》、《论工程经济》、《水力学》、《水文学》、《地下水工程》等。且要求十分严格，听课者须做题、参加考试。与此同时，为水利工程建设他还需向四方筹集资金，包括向银行、水利部筹款甚至申请美援。当时内战正烈，他很为建设资金短缺、民生之艰难而浩叹。

他曾向局内同仁讲演“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向其上司甘肃省府的官员宣讲计划经济。这是由于他留学美国的三十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受到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加上他自己的工作性质，大的水利工程需要地区乃至全国的统筹规划，因此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有所认同。他一贯地同情民众，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或许就是他接受新社会的思想基础。

他到任仅半年，就因不愿处理局内的行政事务，不善官场应对，要求辞去水利局长职务，只任总工程师，他宁愿多发挥自己在工程技术方面特长。他还因经常缺席省务会议，引起省主席的不满。这是由于受到长兄哲学家黄方刚的影响，他不愿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过问政治之故。

1949年3月，黄万里奉父招自兰州到香港。当时，其父黄炎培已因受蒋介石政治迫害先期抵港。经父亲的介绍，他见到了共产党驻港代表潘汉年。潘要其游说兰州西北驻军副司令兼甘肃省主席郭寄硚起义。他回到兰州与郭谈后，郭仅笑答：朱德等以前是相识的。郭反告黄，黄在兰州已处险境。

1949年4月黄万里将妻儿迁往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在港期间，其兄黄竞武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逮捕。黄万里及其妻均利用社会关系多方设法营救，但终告无效，黄竞武于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残害于上海南市。1949年6月他搭乘上海解放后由港至沪的第一艘邮轮回到祖国。在上海受到陈毅等领导人的接见。他没有接受上海等地一些大学的邀请，留下来任教授，而是响应党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应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赴沪招聘团之聘，携全家到沈阳工作。8月15日离沪，17日到北京。在京受到董必武等领导人的接见，他们均嘱其留在北京工作。黄万里因已应聘东北，没有留京。

1949年9月到达沈阳，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他曾为局内培训技术人员，讲授过“水工学”、“工程经济核算问题”等。在短短的八个月里，到营口、齐齐哈尔等地区视察水利灌溉工程。每到一地，都对该处的工程技术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向当地的技术人员做报告，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最后写出提案或报告。这类报告计有：“东辽河水利工程的意见”、“东北灌溉工程的经济考查”、“对盘山农场的意见”、“对于查哈阳农场的意见述要”、“对于哈尔滨天理灌区工程的意见”以及“东北稻田用水量可否减低？”等。对于每一项工程他都十分注重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

东北水利总局顾问是黄万里解放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命，虽然他的父亲在信中语重心长地嘱咐过，要他“靠拢群众、靠拢党”，虽然他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但终因未能妥善处理局内的人事关系，导致他辞职另就。

1950年6月黄万里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由于他兼备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讲课深受同学的欢迎。他还采用新法，开卷考试。他前后教过的三届学生，毕业后都成为水利工程的技术骨干或高等学校的教师。在全国仅有的六名水利工程设计大师中，就有两人是他的学生，他为此十分骄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唐山交通大学里，还有他求学时代十分尊敬的老师在任教，还有他学生时代的工友在值勤，这里的同事有些成为他终生的好友，他和这里的师生员工亲如一家人。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虽然在以批判亲美（国）、崇美、恐美为中心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又首当其冲地成了批判的重点，但他诚挚热情的性格没有丝毫改变。在他调职即将离校的前夕，认真地写下了“对于本院改革教学以提高质量问题的意见”（该校改名为唐山铁道学院）呈送校方。此意见书实事求是，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对现今的教学也不无裨益。

1953年因全国院系调整，他奉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清华工作了近五十年，直至去世。在1953至1957的近四年时间里，他完成并出版了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水文科学十分重要的代表著作。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正值新中国第一次制定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时期，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近代其下游却屡屡泛滥成灾，治理黄河就必然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点，也成为当权者政绩考核的亮点。当年中国政府曾请苏联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定计划轮廓，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兴修水利工程的计划。1955年水利部召集一些学者和水利工程师讨论此计划时，黄万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1957年，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开始筹建施工设备，陕州也改建制为三门峡市。当时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刚刚提出，水利部在北京就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召开了十天会议，征求意见。黄万里参加了七天，争辩了七天。他在会上的发言未见公开，但从他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8期的文章《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该文系1956年5月作者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的，在《中国水利》上被作为批判的靶子），以及1957年5月发表于《新清华》第182期的短文《花丛小语》中可以看出，他对黄河三门峡水库规划意见的要点为：

1． 水库的规划违背了水流必然趋向夹带一定泥沙的自然原理。既使上游水土保持良好，清水在各级支流里仍将冲刷河床而变成混水，最后仍将泥沙淤积在水库的上游边缘。在坝下游，出库的清水又会加大冲刷河岸的力度，使下游的防护发生困难。因此，黄河的水不可能变清，也没有必要变清。

2． 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上游边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位将提高。可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3． 河流坡面上的水土应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他们继续顺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限制利用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认识了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如果修了水库，设法刷沙出库就必然成为河沙问题的研究方向。而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刷沙出库，均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免它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底开洞。

黄万里从泥沙运行的原理说明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弊端，他这一科学分析和预见，从三门峡水库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倒塌农田八十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中国作家》1996年第二期冷梦的文章《黄河大移民》中叙述了三门峡坝修成后黄河干流淤没了几十万亩耕地，四万农民被迁往宁夏缺水高地，来回迁移十几次，痛苦万分的情状。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七位专家前往视察后叹息不已，国务院派去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同时，水库内泥沙也开始淤积。到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不得不在坝底炸开几个大孔冲刷泥沙。实际上，黄万里在他的切勿修坝的意见被否决后，又提出勿将江底六个施工泄水洞堵死，得到与会者的同意及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场施工时仍按苏联专家原设计将泄水洞全部堵死。此后这六洞又以每洞一千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1972年水库壅水末端向上游延伸至临潼，流沙距西安市仅13.6公里，严重威胁古城西安。

黄万里的《改修黄河三门峡的原理与方法》一文，1964年9月由水利部印发，但未得采纳。虽然如此，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也不得不从1965年动工改建，1973年底改建工程才完成。但是，黄万里认为，改建工程未能纠正建坝时的错误设计思想，他力主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而建坝者则认为须拦沙上游，以防止下游河床淤高。他指出，建坝以后，由于泥沙淤积在水库内，人们只得将坝下部的泄水洞逐年一一打开，似乎排出许多沙来，实际上排出的只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而每年随水流冲下的泥沙仍淤积在潼关以上的黄河与渭河里。1973年初，他为此再次致信当时的总理周恩来，说明必须外加能量，把泥沙排出坝外，才能挽救秦川于陆沉。事实再次验证了黄万里的科学论断，改建工程未能解决建坝给上游带来的灾难。2002年春，曾长期负责我国水利工作的前水利部门的某高官带领大批专家考察三门峡及其以上的黄、渭流域时，见到历史上陕西省农业最发达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生态环境所遭破坏已目不忍睹时，也不得不承认：三门峡水库已到决定存废的时刻了。

无情的自然规律打破了人们期望黄河变清的美梦，但是认识这一规律，并向人们大声疾呼的黄万里却被定成了右派。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加之，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召下，黄万里又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散文《花丛小语》。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黑字标题下发表了这篇文章。这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大毒草，“什么话”三字就引自毛泽东批判它时用过的原话，其后沿用下来，作为《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在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的回答是：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花丛小语》仅仅是一篇三千多字的短文，它通过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马路翻浆、节制生育政策的反复、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这不正是当今政治改革的部分内容吗？黄万里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四十六岁的壮年，他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他子女的升学受到影响，这正是他最感痛心的事情。他被下放工地劳动，接受几乎是侮辱人格的批判，还要递上一份份违心的检讨书。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令。作为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之一的右派分子自然也在横扫之列。黄万里被驱赶到校园劳动、受鞭打至出血、被剃成阴阳头；他的家也被抄数次，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文稿、照片都被撕为碎片。不久，他又被赶出家门，三代同堂住进清华园最简陋的集体宿舍里；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的生活费；他还被勒令每天打扫水利系馆内外，无论春夏与秋冬。但是，他从不自怜自艾，因为他懂得，现况非关个人，这情势关系着人民的安危。他也从不自外于人民，扫地之余，仍秉灯苦读，也热心地看大字报。他常对子女们说：文化大革命以后，城里人都不工作了，我们都是靠农民养着哪！他的诗《国子监教授拥彗吟》更表达了他诚挚坦荡的胸怀：

国子先生且耆艾，苍颜华发临风前。/折腰拥彗挥尘舞，小语花丛累十年。/长彗长彗圆木柄，三载相持亦夙缘。/扫来满地琉璃滑，先生莞尔望云天。/这边行者过，讶见先生深叹息；/那边学子过，掉头疾去语窃窃；/亦有员工过，强抑笑容喜形色。/ 但见先生神韵逸，飘然乘化悠然得。/昔年剥削有余愆，而今无给心安谧。/先生有道出资封，先生有才仗工农；/斯道斯文堪扫地，斯技斯才要纳忠。/阅历江河如指掌，青灯埋首忆艰工。/辄从扬子谋江利，忍对黄河哭禹功！/有策犯鳞何足忌，临危献璞平生志，/此生哪值五羖皮，倘济苍生秦豫冀。/欲趋彤庭奉拾遗，书生一得容生计，/非关傲世玩才智，总是挈情忧国泪。

1969年他随清华大学员工下放江西鄱阳湖畔劳动。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他又被指为特务。此时，已年届六十的他，白天仍头顶烈日劳作于稻田，夜里又连续遭批斗不得安眠，曾多次因中暑晕倒在田边。1972年清华员工撤回北京后，他又被送往三门峡继续劳动改造，并接受群众的批判。由于他曾就三门峡改建方案致信当时的总理周恩来，1973年初，被准许在监督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与河势。1974年初，“批林（彪）批孔（子）”时，他虽因坦陈自己自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又被揪回清华批斗。但在1973年至1976年间，地方上相对稳定，校方在三门峡的领导对黄万里的研究工作也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和支持。他便在头戴右冠、边挨批斗、边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里完成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论连续介体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等论文，也写出了大量的诗篇。他自认为，这些工作乃其平生最大之收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黄万里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他由衷地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政策。1978年2月，他的右派分子帽子终被摘掉，虽然依时间顺序名列清华大学右派分子之末；1980年2月26日，清华大学党委通知他：“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这一纸决定终使其政治及工资待遇恢复到二十多年前。此后，他还担任过北京市第六、第七届政协委员。

1980年以后，黄万里已达七十高龄，但他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治理江河的策略以及中国水资源利用的问题。写出或发表了《论分流淤灌策治理黄河》、《论黄河断流及其对策》、《论黄淮海河的治理与华北平原的整体开发》、《我看“黄河治理开发纲要”》、《论江河淮海综合治理》等文，直到1999年10月他还在水利部召开的《黄河的重大问题及其对策》讨论会上发表自己的见解。

黄万里提出的分流淤灌治理黄河的方略立足于对河流生成及地貌演变的自然规律的认识，同时也立足于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实践中经验教训的总结。

近半个世纪来，大多数学者把水土保持作为正本清源，根治黄河的基本方略。其理论简单明了：泥沙留在原地不下来，河就清了，下游就不会淤、决 、徙了，河自然就治好了。但黄万里指出，水土保持可以更好地利用土地，以维护当地的农林畜牧业，因此是完全必要的，但却不能据以治理黄河。他科学地论证了工程措施的水土保持违背自然界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必然过程。全面拦住泥沙不入河是根本做不到的；即使在源头拦住泥沙后，出来的清水仍将沿程冲起河槽中的积沙，把它带到下游来。从地质演变历史来来看，河北、河南、和山东平原乃是黄河的冲积锥体，无数泥沙构成这一庞大三角洲，而且仍在淤积之中，自然界这一伟大的造陆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况且就在这块快速淤成的土地上，发扬了我国古代的固有文化，引起了汉满蒙三族的中原逐鹿与文化融合。因此，黄河是一条好河。他谆谆告诫我们：黄河从黄土高原夹带泥沙下行，不仅是自然现象，而且遵从着客观规律。而凡切实可行的治河方略，只能依据客观规律来制定。

黄万里进一步指出，黄河夹沙过大陆架入海，陆续造成了由郑州桃花峪开始的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它在平面上是一个三角形，从立体看是一个隆突的圆锥体。在这个三角洲上，除大汶河从泰山出来以外，没有支流汇入黄河，洲上的降雨径流只能沿许多流派辐射出海，组成一个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的流派而不是流域。在三角洲地貌演变的过程中，长期的总结果一定是全面沿河程淤积延伸的。唯淤积使河口延伸；唯延伸壅水，使洲面淤高，两者相互影响地进行着。人类定居黄河两岸，筑堤护岸，又使淤积集于两堤岸之内，延伸集于一条流程的河口，于是淤积和修复堤岸加速，形成目前的悬河。在水沙向下运动的过程中发生的蒸发、渗漏、沿程坡减与沙口延伸合起来均会使任何三角洲上、任何悬河中，在长期内必然发生淤积。任何一种整治河道的方法，除挖河淘沙出堤外，都不能使三角洲或悬河不淤。当然水库拦沙可使下游减少淤积，但泥沙淤积仍会从下游转向水库的上游，三门峡水库建造的后果便是一例。因此，企图把上游下来的泥沙通过集流全部输送出海是违背力学原理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既然上游拦沙，下游集流输沙出海违背了自然的规律，那么怎样解决黄河下游的淤、决、徙问题呢？黄万里认为分流输沙是唯一可行的治河策略。分流即是从桃花峪开始，在河底打开一二十个堤口，把河水悬沙连同底沙一起排向原有低洼的流路，辗转出海。分流中沿途仍不免淤积，但这淤积是沿二十多条流派将泥沙疏散到广泛的滩地上，一场大洪水分摊到大平原上就只剩下微量的淤灌了。他指出，世界上治理三角洲均采用分流淤沙，唯有黄河例外，这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黄河冲击三角洲的顶点是在郑州的桃花峪，而误以为在利津近海处之故。他认为在三角洲上分流排水，正是顺水之性，因势利导，而束堤悬河、集流出海，乃是违背自然形势的。

黄河自1972年出现断流，且断流频率越来越高，断流河段越来越长，断流天数也越来越多。黄万里认为这是上中游造坝、水库以及水土保持工程造成的。这些措施对于当地的经济开发是有利的，但对治理中下游黄河在策略上是无效的，且招来缺水断流的灾难。如今沿河已修成八个大坝，上中游水土保持已完成40%的面积，虽非得计，但这些事实已不容改变，唯一挽救方法是引长江水入黄河。他指出，东线调水所需抽水功率太大，极不经济，且沿途拦截用水，因而是不可行的。中线调用丹江口的水是合理可行的，但不宜加高丹江口大坝以增蓄水。否则会扩大汉水卵石沉积造成的灾害。他建议先调嘉陵江水入汉水，再导入黄河或黄淮之间的耕地，这样工程较简便。他还认为，从西线调长江及其支流等江水入黄河上游是最合理的长远计划。

八十年代长江三峡建坝计划提出以来，黄万里便写文章、演讲、多次致信国家最高领导人（共六次，三峡建坝开始前、后各三次），他奔走呼号：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黄万里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

三峡高坝对流域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有诸多不利影响。长江出三峡，从四川夹带了大量的泥沙并冲刷了河底的卵石到中下游，在地质史上建立了两湖三江冲积平原，而且仍在不断建立着苏北和上海浦东的滩涂，合计江苏东疆每年造地十万亩，这个莫大的财富是长江从四川等地搬来的。在三峡大坝拦沙后，这些财富将不会增长，甚至受海流冲击，海岸线可能退缩。在中游当江水高涨，洞庭、云梦、鄱阳、太湖等湖泊起调节作用时，上游带下的有机肥泥普遍施给了各省洼地，维持着良性的生态平衡。筑坝后这些效用将告失去，不利于农业和渔业的发展。更为致命的问题在于，卵石和粗沙是长江在四川的干支流的造床质料，这些卵石终年下移，形成流动的河床。建坝之后，卵石部分将不能过坝排出，而沉积在水库末端，这淤积将从重庆逐年向上游漫延，穿过北碚、泸州，再向各支流延伸。终将抬高诸川洪水位，淹没四川坝田，而不得不拆除大坝。关于这一点，黄万里曾在《水力发电学报》上发表文章，从理论和技术上作了详尽的分析。

其次，三峡大坝的经济核算问题。不仅应将其长期收获的多种效益对比工程投资作经济核算，而且必须计入水坝对于上下游生态环境造成的各种损失才算合理。而且，大坝的经济核算及格，仅仅是其修建的必要条件。在经济规划中应首先实施的是经济效益最优的方案，三峡大坝主要为发电，而多方面的经济比较显示，三峡电站的效益比分散在云贵川湘鄂赣诸省山区的许多大中型电站要差得多。

从国防观点看，三峡大坝无疑自动制造一个弱点资敌。若大坝被炸毁，则两湖三江人民皆沦为鱼鳖矣。

黄万里的治黄策略及对于三峡工程的意见虽未被决策者采纳，但他从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历史和特性出发，全面、整体地把握江河的运动态势；他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把因势利导作为治河策略的指导思想；他新颖、独树一帜的见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除科学研究外，他也怀着极大的喜悦和高昂的热情，培养研究生，为青年教师讲课并指导他们的科学研究。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以后，他倍感焦虑，自责过去教学方面的缺陷，要求重上讲台，讲授治河原理。他的讲稿集成长文《水经论丛·治水原理》。1987年他还曾赴美国多所大学讲学，母校依利诺伊大学向他颁发了“杰出校友”的荣誉奖状。

黄万里自幼喜爱文史，着力于古诗词的创作。在他生活的各个时期，无论荣辱，都留下了真挚的诗篇。他以诗言志，以诗抒情，诗歌成就了他艺术的人生。他将这些诗编成了小书《治水吟草》，金克木先生读后，为其题诗曰：

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本来难。/大堤蚁穴谁先见，/太息泥沙塞巨川。/

就在黄万里殚精虑竭地思考治江治河的大计之时，病魔也偷偷向他袭来。1987年他做了第一次癌症手术。为治疗癌症及其他重症，他先后做过四次大的手术治疗，但每次又都顽强地站立起来，与疾病斗争了整整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他仍醉心于江河的研究，发表文章，给学生讲课，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在病重时曾对自己的学生说：知识分子，特别是决策者的错误认知是最大的祸国殃民。我们受之于民的太多了，要竭尽自己的知能报效国家，我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2001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在学习使用计算机，对新鲜事物象年轻人一样充满热情。就在这一年，当他最后一次走上讲台时，他穿上了自己最喜爱的白西装，但回到家中时已经站立不住了。在病重住院的最后日子里，他仍十分兴奋地准备迎接自己九十岁的生日。8月8日，当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时，他没有给家人和子女留下只言片语，却用颤抖的手，向看望他的学生写下了这样的遗嘱：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完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离开了他魂萦梦绕的祖国江河大地。他走过了辛亥革命后的整个二十世纪，他远非淡薄名利、更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但是，他和他那一代中国所有的知识菁英一样，永远背负着民族危难的沉重的十字架；他们不会忘记战火中苦难的人民，也不会忘记洪水肆虐下苦难的人民。正如黄万里诗中所说“临危献璞平生志”，临危献璞是他们的宿命。他们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学到了科学、理性的精神。他们懂得，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因此，他们决不会为权势或偏见而放弃科学的真理。这就是黄万里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

他们活得太艰难了，可也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有声有色。

2002年6月12日

2003年10月16日修正








只要决心成功，失败永远都不会把你击垮。
让我们牵起手来，辉煌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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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万里生前控告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谎言惑众
11/22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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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公布：黄万里生前控告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谎言惑众

　　黄观鸿 2003-11-15

　　近来中央电视二台[1]和华商报[2]等媒体报导什么：“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
质疑三门峡水库设计错误，主张废弃三门峡水电站”，甚至：“张光斗当年不赞
成修三门峡水库”。看到这种炒做，任何文革前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尤其是当
年清华水利系的学生，谁会认为这些报道尊重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先有邓子
恢副总理报告亮出“圣人出而黄河清”，后有1957年水利部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讨论会上“歌德派”“但丁派”们主张建高坝。历史事实是，在这70位全国水利
专家7天讨论会上，只有黄万里一人舌战群儒，力排众议，根本反对修坝。另有
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最后黄提出，如果一定要修，则在坝下留底孔排沙。这段
历史事实，现已板上钉钉，记载于《三门峡工程争辩史料》[3]上了。《三峡探
索》的木兰评论[4]质问得好：“我们不能理解为何中央台记者谈到三门峡而忽
略黄万里。没有黄万里的三门峡是不可想象的，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实的。稍
稍对三门峡有点了解的人都清楚，只要提到三门峡问题，黄万里的名字是越不过，
绕不开的。中央台的经济半小时谈三门峡而不提黄万里，不知是善意的无知还是
别有用心的故意”。至于那位年事高到“其言也善”阶段的“水利泰斗”，在他
最后的日子里，也许以为这些报道可以用来蒙蔽年轻人，洗刷掉他“双院士”的
历史污点，或希图混充中国的“布鲁诺”，去见牛克思。人们仿佛看到，跪在杭
州岳庙前的秦桧突然站起来说，女士们先生们，是我当年朱仙镇大破金兵，直捣
黄龙府…。

　　作为黄万里的长子，笔者认为，是时候了。是公布家父黄万里1993年向中国
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投诉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的谎言惑众的时候了。
1994年家父委托我三姑，随身带到美国两封控告信底稿，从美国本土再寄给已定
居马里兰的我与三妹黄肖路。家父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附寄二控告信，向最
高检查机关的，希望你们再复制一份，使你们两家各存有一份。以前曾寄去寄中
共常委******的三封信，劝勿修三峡高坝，以免祸国殃民。这样前后共有五信，
各存你们两家，请珍藏。”又写道：“在适当时候，待我通知你们时，可以发表。
在我身后，也可以发表”。看来，1994年家父业已料到，在三门峡大坝旁跪着的
秦桧们，会再次站起来翻案的。

　　现将家父上述“附寄二控告信”的第一封（第二封便是有名的黄万里控告国
务院在三峡问题上违宪的上诉信）的案件一，连同两案之前写给中国共产党纪律
检查委员会的信，公布如下。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审阅后烦交
　　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
　　兹送上二项控诉案件请审查，并请先示复是否接受或应向法院投诉。
　　案件一，控诉以张光斗为代表的“水利专家”，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既不懂
得有关的科学技术（详见黄万里《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简介》及函中国共产党
政治局前后两函，未附送），又谎言惑众，主张“三峡工程一定要上”，使国家
受到巨大损失。
　　案件二，请调查张光斗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是否参与黑线组织扼杀异己
科研成果，以保持其错误的中国水资源贫乏的见解和计算法。
　　投诉者：黄万里 1993年2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100084
　　电话：2561144 – 3394

　　案送中共纪委案一：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的谎言惑众

　　（一） 1957年黄河三门峡坝计划讨论情况。当时张光斗顺从苏联专家和群
众修高坝，留沙库内，放出清水，继又顺从全体保留底孔不堵。
　　（1） 下面是1957年水利部召开的三门峡坝讨论会上的部分意见。当时只有
黄万里一人根本反对修筑此坝，没有一人同意黄的反对意见，只有温善章提出该
修低坝。最后黄提出留施工底孔不堵，得全体同意。后来汪胡桢执行时，苏联专
家坚持其原设计堵孔。对黄的批判详见《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
　　（2） 1010黄万里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
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二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了些，迳流也可
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的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
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
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是无能为力没
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3） 1011张光斗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1、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黄万里在此批道：
其意是可以拦沙库内，只让清水出库）
　　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
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
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
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的太死。
　　2、关于综合利用的看法，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面面具到（不可），如果某一
项化（花）不来，就可以不考虑，还是同样是综合利用。
　　3、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
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
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防碍将来的发展。
　　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
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

　　（二） 1992年讨论长江三峡 高坝时，张光斗在政协会上、人民日报上、电
视发言上扯谎的情况
　　政协全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简报
　　第十期（经济10期）
　　经济委员会 1992年1 月8日
　　经济委员会三峡工程问题座谈会发言之八
　　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但切记硬搬
　　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
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对中外历史经验，必须分析研究，虽然很
值得借鉴，但切记生搬硬套。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
不赞成。（黄万里在此批道：这是谎言，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
温善章一人提请改修低坝。其他全体赞成修高坝，拥护苏联原计划。）后来证明
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但三门峡的经验教训不能硬搬到三峡来，认为在三峡
问题上也是多数人错而少数人是对的，要分析研究。更不能认为那时对三门峡工
程持错误意见的人，今天对三峡工程的观点也不对。我那时是反对修高坝大库的，
（黄万里在此批道：这是谎言，张光斗和全体都赞成修高坝，只温善章一人提议
该修低坝。）赞成设大量底孔，（黄万里在此批道：最后黄万里提议留排水洞不
堵，全体赞成，最后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并非张光斗一人赞成。）意见是对的。
但不能说我现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也是对的，要分析研究。……（余略）

　　后记

　　清华大学水利系出了两个极端人物，黄万里与张光斗。

　　张光斗教授自解放至今54年，历次运动非但毫发未损，且节节高升。君不见，
57年颂黄河清顺从苏联专家起家，中苏分裂立马反修战士，大跃进时经周总理介
绍入党，是清华有名的红色教授，文革起紧跟四人帮，成了反17年资产阶级教育
路线的积极分子，文革后摇身一变，狠批四人帮更加红的发紫，改革开放，披两
院院士顶戴，任三峡大坝总顾问，自授百万大奖，如今“水利泰斗”东施效颦亲
民有加，电视上为民请命，露一副比渭河百姓还苦的哭像[2]。

　　黄万里教授解放后的1950年任东北水利局任顾问，期间甚不得志。2001年夏
家父病重，我从美国赶回伺候时他还对我讲：“东北时，他们党内总要派个人在
你身边，使你无法放手去做，我知道无法同他们合作，才决定去唐山交大教书
的”。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家父是唐山交大第一号“思想大老虎”。当
时笔者正读小学，虽眼见唐院内满是批判黄万里的漫画，听到的却是不少大学生
称道家父的私语。记得一次父亲与客人说：“听说有的学生背后学我吸烟的姿势，
我知道坏了。”1953年家父到清华大学水利系教书，1957年后，突然变成了全国
有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现在人们知道，毁谤皆因说真话，三门峡
会反修坝。当时我在城里北京师大附中上高中，记得周末回家听到父亲激动地重
复地说过：“……看谁是真正爱国的嘛！….”。这恐怕就是父亲在那70名水利
专家7天辩论会上，直犯龙鳞，浩然正气发言的袅袅余音。1957年深秋处理右派
时期，我已考进北京大学数力系两个月了。我虽逃过此劫，然后面三位弟妹的命
运，就大不如我了。比我聪敏许多的二妹黄无满，在大跃进高校扩大招生的1958
年，居然只考得个“二次录取”，哭哭啼啼地去大跃进年头技校“戴帽大学”北
京机械学院报到。轮到二弟黄二陶1960年考大学，接到的通知书干脆就是“未被
录取”。20年之后，当二弟赴美前夕，中学班主任找他去话别时透露：“二陶呀，
当年你没考上大学，谁也不怪，只怪你的挡案里有四个字：不宜录取”。小妹黄
肖路1963年考大学，更是“未被录取”了。父亲因自己当右派分子，影响子女考
不上大学，十分痛苦。当时我年轻，不理解父亲家国两难的内疚与义愤，反而怪
他没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那时三门峡败象日显，陕西泥沙日积，地方官
忍无可忍，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5]。 1964年我已从北大毕业一年，分配在天津大学教书。一天校党委传达毛主
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
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
摘定了。我从天津赶回北京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
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
帽”的大好机会，他却附诗赋词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什么高深学
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
年，这是为什么？”

　　参考文献

　　[1] 央视国际 2003年10月31日 22:59，《张光斗抨击设计错 渭河灾起三门
峡》
　　[2]《华商报》2003年11月1日 第12版，《渭河灾起三门峡水库》
　　http://hsb.huash.com/gb/newsdzb/2003-11/01/content_619917.htm
　　[3] 党治国：《三门峡工程争辩史料》，2003年11月10日
　　[4]《三峡探索》新闻服务，木兰评论：《水利泰斗的良心发现》
　　http://www.threegorgesprobe.org/ ... &ContentID=8819
　　[5] 党治国：《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2003年11月5日

(XYS200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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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26 May 2003
总贴数:116

三门峡工程争辩史料
11/22 12:47
　　
　　党治国//辑录注释
　　
　　1957年6月10日－24日，水利部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参加会
议的有建委、水利、电力等有关部门，陕西、河南等有关地方，清华、天津、武
汉等高等学校的专家共70人。会议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不应该修、三门峡水库
的拦沙与排沙、水库综合利用及水土保持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10－17日为
大会一般发言，18日以后为专题讨论发言。发言摘要经《中国水利》编辑部整理，
在《中国水利》1957年第7期、第8期刊出。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又印了《三
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并附说明：“本文系根据发言记录整理，如有
错误或不妥当之处，由本刊编辑部负责。”

　　首先在1957年《中国水利》第7期1－10页刊登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
合意见》，由“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整理。第2页有：

　　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向下流是一个自然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不是合理的技
术措施，因此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认为有了水库就没有妥善的办法使入库泥
沙自动下泄。

　　“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不应该修”是讨论会的首要议题，列为“综合意见的
第一部分”，黄万里先生是唯一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的人。《综合意见》说：
“参加讨论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是能满足上述要求（上游水土
保持，拦阻泥沙；下游整治河道，防止淤积；在适当地点修筑调节洪峰及水量所
需的水库）最合适的地点，应该被选为第一期工程。”（《中国水利》1957年第
7期第1页）。“绝大多数”不是“全体”，黄万里先生就是“绝大多数”之外唯
一的持反对意见者。

　　在讨论进行期间的6月19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总标题下用小号
字将黄万里先生的小说《花丛小语》作为反面文章转载。当《中国水利》第7期
已排版付印但尚未发行时，反右斗争已如火如荼展开，黄万里先生的右派命运已
经注定，而“反对三门峡工程”却成为他的一条“右派罪行”。在此形势下，
“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的文字就等于坐实了他的“罪行”。于是与此事有关
的好心人就赶印了一小片纸的《更正》，夹在《中国水利》第7期中：

　　更 正
　　本期所载“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中，大会办公室将黄万里教授
意见体会错误，今特将第2页第22、23行更正如下，并致歉意。
　　“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下流是一个自然规律，违反这一规律就不是合理的技
术措施。他说清水出库对堤坊是一个大威胁，下游防洪有堤后仍须进行，不要有
“有库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他又说，坝修成后上游壅水区就会淤
塞，不待库量淤满，那里老早就要闹水灾，水土保持纵使做完，按照黄水不会清
的道理，河沙仍要下淤。”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办公室启

　　《更正》删去了“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的话。

　　在讨论会的“一般发言”中黄万里先生的意见刊在第19页：

　　“黄万里认为现用的假定一定的防洪库量和灌溉亩数来推算经济坝高，不过
是一种单按动力经济核算的规划，不能说是一个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综合水利规
划。关于三门峡现规划的正常高水位，他说是假定了一定的下泄流量（6，000秒
公方）和灌溉亩数（4千万亩），而根据发电要求定出的，因此是片面的。他说，
历史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治河经验，忽略这些经验，而认为有了坝就可解决下游
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必须把堤工、治河工、疏水工来与筑坝工程相比较。他说，
认为有了坝后可以省掉目前每年二千万元的防洪费（邓子恢副总理报告）是不正
确的；认为水土保持会使黄河水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相反，出库的清水将产生
可怕的急剧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他说“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
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最后他谈到筑坝也有害的一面，就是将
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由于水库上游边缘附近的淤积，那里的洪水位将抬高，可
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将在上游出现。现计划把希望
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但是即使水土保持生效，清水仍在支流里冲刷河床而变为混
水，最后仍将泥沙淤在水库上游边缘。”“他说主要应该刷沙出库，而不要故意
在库内做水土保持。坡面上的水土保持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而对已经流入
河槽的泥沙应该使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
是错误而有害的，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认
识了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就必然要研究刷沙出库的方法。他建议在
坝底作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日后冲沙之用。”

　　但《更正》作者的好心并不能阻拦向黄万里先生扑来的厄运。《中国水利》
1957年第8期刊发了黄万里先生《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一
文。这篇文章是他1956年5月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的，但一年多时间《中
国水利》不刊用他这篇反对意见，当按原计划进行已经决定而三门峡水库已经开
工时却刊出他的文章，绝非出于对他意见的重视，而出于供批判用的目的。但这
样一来，却为后世留下了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黄万里先生在文中写道：

　　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
坝的功用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了优良的条件，但却决不能认为有了
坝河就已经治了。（27页）
　　III、坝底留出泄水洞以备他年刷沙出库的建议
　　（1）筑坝的有害方面
　　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上游边
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位将抬高。可以想见，毋须等
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将在上游出现。现计划把唯一避免的希望寄托
在水土保持上，但是即使水土保持好后，清水在各级支流里仍将冲刷河床而变为
混水，最后仍将泥沙淤在库上游边缘。
　　（2）是要刷沙出库，不是故意要“在库内作水土保持”！
　　在80年的筑坝历史中，直到40年前人们才发觉水库淤积的严重性，人们把希
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以期减少入库泥沙。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迄未
能想出办法来排除出库。但是，这却并不是人们原来就故意要把沙留在库内，好
像是为了下游水清后河易治好的缘故。
　　必须提醒，在坡面上的水土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
了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
然规律而去限制它利用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
　　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河修拦沙
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这样地在河槽里拦截水土，不得称
为水土保持。
　　（3）刷沙出库方法的一些理想
　　认识了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动的自然规律，设法怎样刷沙出库将是河沙
问题研究方向的必然趋势。这里有二种不成熟的理想的方法：
　　每若干年中有一年的七月初把库水放空，使得有几场大水可把上游库边上的
积沙冲刷到坝后水深的地方。
　　日常在库内河底设置许多冷气压推动的螺浆，产生水流的底速，以扬起泥沙，
随水运行出库。
　　上述两措施都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虽然目前刷沙的措施尚
未具体化，但因这是自然规律所指示的必须研究的客观趋势，我们必须留下这些
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里开洞。（29页）
　　强调“筑坝有害方面”的目的显然是不赞成筑坝。一定要筑，则“要求在坝
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这却是在“讨论会”召开13个月前1956年5月提
出的。

　　《中国水利》1957年第9期则集中火力针对上文进行批判。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些“批判”如果剔除了政治上的诬陷，在科学技术上是“击中”了要害的，即
所批判的关于三门峡工程的观点，恰是黄万里先生主张的。

　　首先是汪胡桢先生的《黄万里歪曲了三门峡规划的意义》。其中说：

　　读了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黄万里教授“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
的意见”一文，使人感觉到他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现实情况把三门峡水库规划的
意义做了严重的歪曲，以致得出违反人民利益的结论。他怀疑在一定的防洪及灌
溉条件下得出来的水库规划是一个全面的规划，是由于他不了解三门峡的规划是
以人民的利益为指导思想的。他发出水土保持永远不能减少黄河的含沙量的论断，
是由于他不了解黄土高原的实际情况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够发出无比的
力量。他提出刷沙出库的主张，是由于他不了解黄河下游河底年年淤高近使数千
万人民处在随时可被洪水吞噬的险境而必须建造三门峡水库来挽救。（9页）

　　接着是林镜瀛先生的文章《对黄万里教授关于三门峡水库规划意见的几点商
榷》。文中说：

　　“水库除了防洪还充分发挥综合利用效能，依不同的水土保持效果和异重流
出库情况估计，自水库开始运用至综合利用开始缩减，寿命为35－90年。”
　　“三门峡水库的长期使用是完全可能的，不但防洪能力能长期确保，综合利
用效能也能长期维持。”
　　“纵使有些淤积，等到重新淤至有害的程度，黄河本身的历史就足以证明，
这将是个几百年的过程。”（15页）

　　第三篇是顾文书的《驳黄万里教授“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
中的某些论点》：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关系着千百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
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贡河情况复杂，三门峡设计中有一些重要问题，主要是泥
沙问题和水库移民经济问题，还没有得到最的结论。还需要动员国内各方面的专
家作进一步研究。有些还要请苏联专家帮助。但是黄教授的意见则不但没有很好
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抓住了其中几个问题，加以夸张和歪曲，危言耸听，企
图以此全盘推翻原来的设计。（20页）

　　既然顾文书先生承认“设计中一些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结论。还
需要动员国内各方面的专家作进一步研究。”那么这样匆忙作出的设计还不应全
盘推翻吗？可是他竟指责黄万里先生“企图以此全盘推翻原来的设计。”

　　郭起光、何孝俅二位先生的文章政治气氛最浓，题目是：《对右派分子黄万
里“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一文的驳斥》。其中写道：

　　“泥沙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治理黄河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三门峡水库的规
划与设计中，如何处理泥沙，如何进行计算，也正是一个中心关键。”“黄万里
在会上的发言及在本文中，抓住这个要害向人民进攻，以泥沙问题的严重性做幌
子，提出了一系列的荒谬言论。”
　　1、对水土保持的看法：认为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水土
保持纵使做完，按照黄水不会清的道理，河沙仍要下淤”。“认为水土保持后黄
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
　　2、对泥沙运行及水库应如何处理泥沙的意见：认为“泥沙下流是一个自然
规律”。筑坝的“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因此“要刷沙出库”，
“故意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河修筑拦沙坝是企
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
　　3、对筑专后上下游河道水流变化的预测：认为“坝修成后上游壅水区就会
淤塞，不待库量淤满，那里老早就要闹水灾”。“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
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
　　黄万里这些意见，我们认为绝大部分是错误的。既与实际情况不尽相符，也
没有任何理论根据。
　　黄万里则把这些情况加以夸大，说将“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他这样片
面夸大的目的是在挑拨上下游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想取消三门峡水库的修建。看
了黄万里的论调之后，如果不明真象，势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修坝以后，上游
要闹水灾，下游要闹“请愿”。那末，为什么要筑这个坝呢？黄万里在文中虽未
提出黄河上不能修建水库的主张，但其本质实际上就是否定三门峡的修建。
　　侈谈经济核算的黄万里，在这种具体问题上，都不能权衡轻重，反而毫无根
据地大呼“下游水灾将在上游出现”。这样提法殊令人费解！
　　 “其用意是在经济核算与合理运用的幌子下，贩运资本主义世界所推崇的
纯经济数字观点，来反对国家计委按照计划经济原则给三门峡水库规定任务。他
在泥沙方面所提意见，更直接诋毁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和中央大力开展水土保持
工作的政策，并在实质上反对三门峡水库的功用，挑拨上下游的关系。我们已经
详细分析他在泥沙问题上的全部论点，非愚即诬，也许是兼而有之。黄万里的用
心是恶毒的，他说我们修建水库要把黄河水变清的努力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
黄河闹水灾这个历史上长期发生过的现象是“规律”，是注定了的；谁想改变这
个“规律”，不考虑水库“寿终时”的情势，即使暂时见效，终久会“造成历史
上严重的后果。”（22－25页）

　　谢鉴衡先生在《论三门峡水库的蓄洪拦沙方针――兼驳黄万里教授的论点》
一文中，第四个小题目是《人工改道的方法是不现实的》。使后人知道黄万里先
生在会上关于解决黄河下游洪水灾害的思路：

　　在这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黄万里教授还提到人工改道的方法。这一方
法的提出是从顺应堆积性河流自然演变过程的思想出发的。如所周知，堆积性河
流在河床上升到相当高度以后就会自然改道，改道以后，河床上升过程又周而复
始。在黄河上，由一次改道到另一次改道的时间由一、两百年到数百年以上不等。
人工改道的方法，在于顺应这样的过程，当河床已经上升到相当高度时，预先在
低地为河流选择一条新道，筑好堤防以及相应的护堤工事，然后造成人工决口，
使河流抛弃旧道，进入新道。这样，一方面避免了自然改道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消除了因河床上升而引起的河患威胁。这一方法国
内外都有人提出过，在某些小河流上甚至还曾经实施过。但是，就黄河而言，采
用这一方法的可能性在现阶段是不存在的。因为，采用这一方法，必须建筑两条
（至少是一条）长达700余公里的大堤以及相应的护岸或护堤工事，占用近千平
方公里的土地，显然很不经济；同时，在黄河上，未经考验的堤防及护岸工事其
防洪效用也值得怀疑。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想法是不现实的。(28页)

　　这个可用“一、两百年至数百年”的治洪方案，至少不会比三门峡工程花钱
更多，也不会更多折腾，而解决下游洪灾的效果却可能要好得多。

　　第六篇则是沈崇刚先生的批判文章《读“花丝小语”》。

　　在6月18日以后的专题讨论会上，黄万里先生和张光斗先生的发言如下：

　　1010黄万里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
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二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了些，迳流也可
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的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
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
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是无能为力没
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1011张光斗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1、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其意是可以拦沙
库内，只让清水出库）
　　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
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
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
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的太死。
　　2、关于综合利用的看法，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面面具到（不可），如果某一
项化（花）不来，就可以不考虑，还是同样是综合利用。
　　3、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
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
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防碍将来的发展。
　　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
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三
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80页）

　　张光斗先生的上述发言是这次讨论会上唯一记录下来的发言。他的发言与黄
万里先生针锋相对，主张拦沙、放清，而拦沙则必须修坝建库。黄万里先生的发
言仍坚持不修水库。如果一定要修，则在坝下留底孔排沙，仍然是他1956年5月
的观点。

　　那么张光斗先生在1992年1月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说到当年的三门峡
工程：“我那时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具体是什么时间？是在三门峡工程的
政府决策作出之前还是之后？特别是在三门峡工程的科学技术问题已经转化成了
一个政治问题之前还是之后？至于张光斗先生自许其“赞成设大量底孔”的高见，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意见》中说：“绝大多数建议三门峡水库应设置较低的
泄水排沙孔。”黄万里先生则说是与会专家“全体赞成”。张光斗先生充其量只
是这些“绝大多数”中的一员，而黄万里先生则早在1956年5月就明确提出了这
一建议。怎么经媒体一炒作，张光斗先生竟变成了中国水利界的布鲁诺，“他所
强调的泄流排沙意见，并没有被方案设计者所采纳”呢？（见2003年11月1日的
《华商报》12版），愿张光斗院士、中央电视台和华商报不吝所知，以教国人！

　　 2003年11月10日
　　
　　说明：本文所据的《中国水利》及《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由
我的老同学沙际德教授提供，深表谢意。

(XYS200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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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论争与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作者：刘继明  2003-9-7 7:33:51



　一
　　1987年11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这是三峡工程论争由高层和专家圈向社会扩散并产生更广泛影响的一个标志。该书由田方、林发棠、凌纯锡任主编，将全国政协委员在水电部三峡论证领导小组第三次和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李锐、孙越崎、千家驹、林华、陆钦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汇集而成 ，堪称“反上派”的一个权威性文集。

　　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为该书作了序，.周的序言标题为《从总体战略上论证三峡工程》。其中写道：

　　“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与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要重新进行论证的英明决定。但论证的主题不应是就三峡论三峡，单独论证三峡工程蓄水位150米或坝高185米的问题，而应是论证先开发支流或其它优选方案，还是先建三峡工程，以及这一超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等宏观决策问题。……比较现实而又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做法是，应先把长江各支流的水电站逐步建设起来。这样，可以满足实现翻两番的要求，也为将来三峡上马创造条件。经过几十年后，国家经济实力定会大大加强，科技水平也将大大提高，世界和平更有可靠的保证。那时再建三峡大坝，就比较容易了。”

　　据主编之一的田方回忆，该书出版时曾遇到了不小的周折：“正当第一本书行将问世之时，我们作为书的编者，尚未见到样书，主管部门的某领导却首先拿到了。消息传来，说有关领导不满意我们出这本书，不同意公开发行这本书。我们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理直气壮地进行申辩。我们从三个方面说明：一，为了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全面论证，避免失之偏颇，将不赞成早上快上的论述汇编成书，公诸于世，完全符合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精神；二，本书已经编集了40多位专家学者的论文，和周培源教授的序言；已有国内外20多家报刊发了书讯；新华书店发出征订后，已有根多订户预订此书。公开发行已既成事实；”三，如果中途夭折，突然停止公开发行，不仅难于向40多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订户做出交代；甚至使大家对党的十三大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产生疑虑，其后果是很不好的。经过一番申辩，第一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总算于1987年11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出版以后，“反响之热烈，确实异乎寻常”：《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王淦昌教授为这本书写的“评介”；《光明日报》发表了《来自反方》的述评；香港《文汇报》、《北京科技报》、《瞪望》周刊、《团结报》、上海《劳动报》等等相继发表了对这本书的评介以及反对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专家学者的访问记、社论和评论文章。许多报刊也开始透露以前“讳莫如深”的关于三峡工程上马时机和建设方案的“第二种声音”。不少报刊甚至发表了众多普通读者的各种不同意见。《群言》杂志还发表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的四首读周培源序文的“有感赋诗”：

　　( 一 )

　　人力发电，科学之最；

　　利多弊少，无须词费。

　　纵览全局，衡量部分；

　　利害得失，有待考虑。

　　(二)

　　阿斯旺坝，瓦伽顿河；

　　得失利弊，究竟如何？

　　说者甚少，闻者无多；

　　事不关己，慎毋罗嗦。

　　(叁)

　　叁峡工程，人多意见；

　　高峡平湖，一定出现。

　　时间早晚，自是问题；

　　欲速不达，理亦明显。

　　(四)

　　全部工竣，十九年後；

　　本世纪内，收益不厚，

　　耗资百亿，国力不够；

　　天不会堕，杞人亦忧。

　　连权威的《红旗》杂志，也发表了题为《这本书不仅仅论证了三峡工程》的评论：

　　“这本书能够公开出版发行，也说明我们时代的进步。它是三中全会路线的春风中绽开的花朵。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两个尊重”（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课题有待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去精确地论证，而不是粗略地论证。已经作出决策的，正在形成决策的，尚未考虑决策的，都需要进行论证。愿今後有更多的此类书出版，蔚成风气，使我们的决策真正实现民主化、科学化，避免出现片面主张所导致的疏忽遗漏和决策错误，使我们的建设少走弯路，取得更大更好的效益。”

　　这充分表明，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业已形成了一种相当宽松透明的民主气氛。最高决策层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或接纳态度，在中共历史上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对三峡工程持激烈反对态度的声音，能够在当时影响以至最终延缓工程上马的主要原因。甚至有人认为，三峡工程的争论过程，既是许多政协委员争取科学民主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从“唯上是从”到“走向民众”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过程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有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首都新闻界一些关注三峡问题的知名记者如戴晴等人也参与到了论争的行列。他们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记者们访问了周培源、林华、孙越崎、乔培新、彭德、陆钦侃、侯学煜、罗西北、陈明绍、田方、林发棠等人，不久，一本反对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由孙越崎题写书名的《长江长江》，便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长江长江》的主要篇目包括：李锐答戴晴问《三峡工程21世纪再定》；周培源、林华同钱钢谈《我们很关心，我们不放心》 ；孙越崎答张爱平问《对不同意见应平等对待允许争论》；乔培新答李新喜问《三峡工程总投资概算打的埋伏太大》；彭德同方向明、李伟中谈《斩断了‘黄金水道’还能再挖一条长江吗?》；王兴让答陈鹰问《三峡工程移民和淹没土地将是生产力的大破坏》；陆钦侃答陈可雄问《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有限》；候学煜答朱剑虹问《三峡工程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贻害无穷》；罗西北同吴锦才谈《追求发电效益并非是合理的选择》；陈明绍答刚建问《治理长江应先支后干》；田方、林发堂同张胜友谈《国际舆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等等。

　　当时的背景是，1988年11月21日至30日，水电部三峡论证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一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出席会议的委员人数请自定，二是邀请在京有关新闻单位代表30余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三峡工程最后两个综合性很强的带有论证结论性质的专题论证报告。代表们从不同的角度共提出27个问题，涉及到10个专家组，分别由这些专家组的组长或专家作了简要而明确的答复。在审议中，绝大多数代表同意两个专题论证报告的基本内容和结论。综合规划与水位专家组从长江流域治理开发规划总布局出发，论证了三峡工程的地位与作用，认为三峡工程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规模，确定在防洪、发电和通航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作用。三峡工程与上游及支流工程，各有不同的作用和效益，都是治理开发长江的组成部分，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更不是相互排斥。关于三峡的水位方案，对推荐坝顶高程185米，最终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的“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方案，未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综合经济评价专家组也从防洪、能源、航运等方面，论证了兴建三峡工程的战略意义和工程效益，用多种方法进行三峡工程的国民经济评价，研究三峡工程与各种“替代方案”的比较，并进行了财务可行性分析，主要结论是：三峡工程是难得的具有巨大综合效益的水利枢纽，经济效益是好的，财务上是可行的，也在国力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峡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及早决策。领导小组按照原来部署，责成长办根据专家组的论证报告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

　　有人获悉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已经确定了“早建方案”，并要求这个特大工程“在1989年动工兴建”的消息，记者们和被访问的专家学者都希望快速反映不同意见，以期对延缓这个工程上马 “发生一些作用”。

　　有关《长江长江》的出版经过，曾经参与过策划和主编工作的戴晴后来回忆道：

　　我那时对三峡工程一无所知，仅凭一名工科生的基本常识，觉得他们讲的不无道理。但我仅仅就职于一家报纸，既不掌握版面，也无采访派遣权。我能作的只是回报社找到总编室主任，问他如此重大的事为什么不派记者。他说上边有“精神”。了解大陆政治运作的人都明白，对“精神”这种事，权力核心之外的人只有干瞪眼的份儿。我能作的也就是对他讲了我的见解，请他以后在对工程作正面报道时“悠着点”。他什么都清楚，而且以后也确实尽量作了。我们的这一努力在声势浩大的“正面”推进中，当然微乎其微。

　　直到一九八八年秋。那时，香港文化界正忙着欢迎分别代表海峡两岸的两颗良心在彼地相会，我在被邀之列。第二次让我惊异的是，在大陆不见有多少普通人关注的三峡工程，在香港各报的版面上却是如火如荼，这很让我这个北京人觉得自己对于大事的漠然真是丢人。但我依旧不知道我能为三峡作什么。如果没有新结交的香港友人在我开完会回北京之后，依旧不依不饶，不停地将有关三峡报道的剪报源源寄来，弄得我火烧火燎，坐卧不宁，可能依旧没什么。我只盼与此工程有关的我的同业，如各报的科学版呀、时事新闻刊物呀等等能有点作为。

　　 后来，那条消息终于出来了——也是在港报上见到：如果一切顺利，按早建方案，三峡工程“将于1989年开工"！

　　 再忙，再不懂，再无直接工作关系，也不再能构成……“坐视不问”的理由。我狠狠心，开始“管闲事”了。

　　邓小平说过：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广泛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样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有了小的错误，也能及时总结纠正。这也算有根令箭可捏了吧！于是我们所作的第一件事是把专家们在学术上的见解转译为普通百姓能听得明白的话；第二件事是找个地方把它发出去。

　　 第一件事不难。我虽然不能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采访拒绝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的十名专家，但改革开放已十年，相当一批优秀的记者已经摆脱只听命于自己的上司，心甘情愿作喉舌的心态。我们可以合作，我们齐动手，可以在一周内推出十篇访谈录，但发表在哪里呢？对控制最严的报纸本不敢作任何奢想，但那时《世界经济导报》还没有停刊，或许有可能发一期专号？我与张伟国很认真地筹划了一番，不幸被上海本部否掉了——这是同人间的不同意见，没有官方插手。

　　 我那时差不多快气疯了……问了北京的几家(出版社)，包括有眼光、有胸怀，不时赔钱出好书的几位和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出的几位，都被婉拒。绝望之中，就如上苍主使一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许医农！四十年代末即参加了“革命”的许大姐是全国最有见解、最肯为作品与作者作出个人牺牲的资深编辑，当时正代表贵州社在京组织另一套书稿。至为关键的是——“牢牢掌握”终于也有了一个小砂眼儿小漏洞——她有权在出版社审批的同时给我们一个书号。

　　《长江 长江》初版印了五千册，赶在政协、人大开会之前，送到了委员们下塌的宾馆小卖部，随后，贵州人民出版社又加印五万册，沿长江发行，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由于没有起码的出版经费，他们只得靠发动义卖寻求支持。许多被访问的专家和知名人士都以至少50元一本的价格购过此书，周培源甚至出了500元一册的高价。

　　至此，八十年代这场关于三峡工程的大论争，由知识界和新闻界共同介入推出的这两本书、使论争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其声势不仅波及全国，甚至再度影响了中南海最高层对三峡问题的决策态度。

　　1989年2月，解放日报社的《报刊文摘》刊登了香港中国通讯社的一则电讯，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目前五年内，根本不可能考虑三峡工程问题。所以现在可不必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讨论它。如果将来要做决策时，当然还要进行充分的论证。而需交付全国人大审议” 事后，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陆佑楣公开“辟谣”说，姚的讲话只是一个内部报告上的讲话，“根本没有想到新闻媒介把它泄露到国外去”，称“并不影响三峡工程的正常论证工作”，但姚依林报告透露出的信息表明，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三峡工程态度的变化，似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1989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第十次(扩大)会议的报道，标题是“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全部完成，两种不同意见依然尖锐对立，工程是否上马有待中央决策”。

　　而不久以后发生的“六四事件”，客观上使三峡工程上马的时间，再一次被延缓了。

　　二

　　 1990年7月6～14日，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媒体对会议做了低调报道，因此很少有人注意。

　　其实，这次会议的“规格”倒是不低，出席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顾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各部委、各民主党派等有关方面负责人175人。会议听取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代表论证领导小组所作的《关于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76位专家、教授、学者和各方面人士在大会上发言或提交了书面意见。充分肯定了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各方面专家的工作成果，并决定将在此论证基础上重新编制的《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提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

　　新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这显然表明，六四事件后，新的中共领导人把反复论证、久拖未果的三峡工程问题，再一次摆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

　　9月21日，国务院又发文批转了全国水资源与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关于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审查意见的通知。审查意见明确指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地理位置适中，条件优越，建成后可有效控制长江上游洪水，提供巨大电力，改善长江航运，增加中下游干流枯水期流量，综合效益巨大，在整个流域综合治理开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建议列为国家建设项目，在国家财力可能的条件下，尽早兴建。

　　1991年8月28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的讲话中说：“关于三峡工程争论已久……，但我认为：从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这个长远的需要看，从确保长江中下游安全这个紧迫的需要看，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日益明显。迟上马不如早上马，这是关系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长治久安之策，建议国务院列入十年规划。”

　　1992年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向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

　　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2633名代表对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进行表决。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的结果通过。会议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12月29日，湖北省政府向国务院递交了《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坝区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报告规划征地1870.6公顷，移民14677人。到31日止，三峡坝区工地已有8个项目相继开工。

　　1993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致函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邀请参加该学会在达拉斯举行的年会和小组会，并专为三峡工程组织了一个编号4P的小组会。潘家铮在会上在发表演讲时向美国同行们详细介绍了三峡大坝的进展情况。

　　在演讲即将结束时，这位曾经写过科幻小说、颇有文学才华的著名水电专家撇开讲稿，讲了一段似乎是题外的话：

　　我经常看到有人在文章中说，建三峡工程不是人民的意志，是少数领导好大喜功为自己树碑立传，这是不确切的。
??中国过去最有权威的人无疑是毛泽东主席，但正是毛泽东，一直不批准搞三峡工程，他要求的是搞清问题、积极准备，到条件成熟时再建。以后最有权威的是邓小平同志。1984年中国政府已基本上决定要建三峡工程了，但当时有很多人对工程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后，正是邓小平建议暂停施工，组织重新论证。这样才有412位全国一流专家来重新全面研究。这些专家包括搞泥沙的、通航的、环保的、移民的和财经的各个领域。经过三年多的反复深入研究，403位专家得出一致意见：三峡应上，而且应早上，只有9位专家有不同意见。这样，中国政府才把它提到人大表决，并以多数票表决通过，所有的不同意见，都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过，在大量书刊上发表过，有的重复很多次，请问，这难道是少数领导的好大喜功吗?

　　女士位、先生们，我是个工程师，不是政治家、演说家。我无意把自己的见解强加给任何人，而只想把自己亲历的事实真相说一说，希望大家理解。中国和美国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现在有百万人民生活在洪水威胁下。中国的电力非常不足，人均用电量只有美国的?1/20?。中国人民要不要活得比现在好一点?如果是要的，那我相信各位对三峡工程的必要性会有比较客观的了解。

　　同时，我也希望问各位一个简单的问题：各位作为献身事业的土木工程师，有几位在一生中能遇到象建三峡这样的跨世纪工程?为什么不来取得个机会呢?因为你们不可能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上有这样一个坝，即使你们能找到这样一个工程，也有钱、有技术能建它，我仍怀疑你们能在生态环境者和不同社会组织所提出的无数问题前获得通过。所以，我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土木工程师们来和我们合作，表示出你们的兴趣来。

　　至此，这个“梦想70余载、勘查50多年、论证40个春秋的盖世工程”，伴随着20世纪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国家的风风雨雨，终于走完漫长而曲折的艰难旅程，跨入了崭新而浩繁的工程实施阶段。

　　我们无从知道两位”主上派”和”反上派”的代表人物──卧病多年的林一山和离休在家忙于著书立说和李锐此时会作何感想?欣喜若狂耶？怅然若失耶？不得而知。但必须承认的是，围绕三峡工程在所谓“主上派”与“反上派”之间展开的那一次次论争，无论是专家学者深思熟虑的见解，还是舆论界的推波助澜，其目的都是非常明确的，即试图影响到最高决策。而另外一个无情的事实是，无论是鼓吹上马的人，还是反对上马的人，实际上都早就在某种程度上预期到了最终决策的结果。

　　就最终的这个结果而言，那些持反对意见者所扮演的，也许注定是悲剧性的角色。如果说他们是失败者，也像历史上的殉道者一样，失败得悲壮而勇敢。因为，如同那些胜利的“主上派”，他们也同样是为了认识和探求真理，履行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公民应当承担的责任和良知。就此而言，他们之间没有胜负之分，都应该得到历史所追加的尊重和敬意。

　　三

　　然而，全国“人大”的表决结果所形成的法律文本，和三峡工程的正式动工兴建，并不意味着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和声音也从此消失了，如同人类对真理的探求和认识过程并不会因为某一目标的达到而终止和放弃一样，在随后三峡工程进入紧张施工的阶段后，我们仍然还能听到那些尽管显得刺耳不和谐，却充满了责任感的“不同的声音”……

　　1992年11月和1993年6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总书记接连写了三封信，内容都是对刚刚获得人大表决通过的三峡工程提出的“不同意见”。

　　他就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

　　黄万里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之子，1935年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曾经参加多项大型水电工程的论证工作。从五十年代的三门峡水库开始，黄就是坚持反对兴建“高坝”的著名异议人士，1957年因一篇题为《花丛小语》的杂文而获罪被划为“右派”， “顶着右冠，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最晚被改正的“右派”之一，时年，他已年届古稀，正是在家中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的时光，但他仍然时时把目光投向世人关注的三峡工程，固执地向国家有关部门直至中央领导人致函表达自己的意见。在1992年写给******的第一封题为《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信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内容是：

　　1．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作为关键的造床质是砾乱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原来年年逐出夔门的砾卵石将一粒也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内就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逐年延伸，汛期淹没江津河川一带。

　　2．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在全球为第一，不是某些人说的第六。中国所缺的是有水处的耕田。水库完成后淹地五十万亩，将来更多，用来换取电力，实不可取。详见《论降水川流与水资源的关系》。

　　 3．三峡电站经济可行性考虑到卵石沉积是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是错误的。十八年内只有支付，没有产出，也无以解决当前缺电的问题。

　　 4．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游防洪虽有帮助，但作用不大，而其代价是使守堤防洪时期加长，和利用的电能减少，实不可取。长江中游防洪当今迫在眉睫，除应加强堤防外，必须在堤身内建穴分流，长年送沙流向两岸，以淤高其洼地，并疏浚江槽。

　　在第一封信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黄万里又于次年写了第二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诸位委员：

　　 1992年11月14日曾函陈长江三峡大坝决不可修等水利方面的意见，附文简释有关技术问题，未见批复。而总理已赴汉口开始筹备施工。在此我愿再度郑重地负责地警告：修建此坝是祸国殃民的，请速决策停工，否则坝成蓄水后定将酿成大祸。

　　 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随着惨遭洪灾，其害将几十倍于1983年安康汉水骤涨21米，淹毙全城人民的洪灾。最终被炸掉，而两岸直壁百米，石渣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还须船运出峡，向下游开旷之地倾倒。航运将中断一两年。不知将如何向人民交代。

　　顺致 敬意

　　 黄万里 1993年2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黄万里在信中除了再次陈述其“反对意见”外，还希望，“党的经济建设科学化民主化要确实贯彻下去,切勿规定经济建设可行性由行政当局事先决定。”

　　1993年6月14日，黄万里写出了第三封信。他在信的末尾坦言道：“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大坝，但又只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对国家经济不利。可能诸公相信群众多数，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而当时，三峡工程已在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获准通过，并已经开始动工兴建。在这种情形下，黄万里这种近乎天真的行为和言辞，真可谓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这对黄万里来说，早就不是第一次了。正如信中提到的那样，当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电工程三门峡水库动工兴建之前，黄就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当时，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坝，中国政府在邀请苏联专家同时，也邀请了到西方留学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张光斗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和三门峡工程说一个“不”字，只有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并和苏联专家及至此三门峡工程的中国专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所谓“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

　　另一位水利专家张光斗，此时则站在跟他完全对立的立场上，积极支持建设三门峡大坝，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这两个经历颇为相似的科技知识分子，每次遇到重大事件，几乎都处于互相对峙的位置，他们的人生经历也因而呈现出各自迥异的命运轨迹。

　　张光斗，1912年出生于江苏常熟，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同年秋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资格，赴美学习水利工程，1936年至1937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工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期间曾受政府派遣，到美国垦务局实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副校长等职务，同黄万里一样，也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

　　张光斗曾在一篇自述中这样回顾自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因水电建设尚未发展，我请假到清华大学任教，从此，就在学校工作。我参加了创建水工建筑专业，创立了水工结构和水电站学科体系，开讲了水工结构课，编写了水工教材，进行课程设计、生产学习、真刀真枪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培养大量水利水电科技人才。同时我参加了黄河、长江和其他河流上许多水利水电工程。我有机会全力为水利水电工程教学和建设工作，向同事、学生、工人学习，向实践学习，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工作，深感庆幸。我也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才能有所作为。我负责设计密云水库、渔子溪水电站和人民胜利渠渠首工程，参加葛洲坝工程等设计，有所创新。我促进三峡工程建设，认为已作了大量勘测、规划、设计工作，防洪、发电、航运等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科学技术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库区人民生活艰苦，开发性移民后，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当然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及其他措施，使不利影响减至最少。为此，我积极建议三峡工程早日兴建。以上这些工作，都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但是，对于黄河三门峡工程，我一向主张泄洪冲沙，防止水库淤积，坚持要保留导流廊道畅通。但后来却参加了导流廊道的封堵，造成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必须重新打开导流廊道，增建冲沙泄洪隧洞，减少水电装机容量。我深感内疚，看来要坚持正确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 我国洪涝灾害严重，而水资源紧缺，水能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内河航运也待进一步开发。水利建设为经济建设的基础，我上书党中央，建议把水利作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得到中央领导采纳，决定把水利作为基础产业，重点发展。但要做到真正落实，尚需努力。 回顾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感到人要有点精神，必须有坚定的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振兴国家的精神。作为工程师和教师，必须有宽广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理论联系实践，不断继续学习；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坚持原则；要有集体主义精神，能与人合作，向人学习。愿把自己的认识，贡献给来者。”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水库大坝工程正式开工。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２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30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１／５，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

　　三门峡工程后来虽然经过数次改建，但仍然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隐患。这一严重的后果，显然证明了当初黄万里的意见是正确的。而对新中国的水利建设者来说，三门峡的确是一个值得长久汲取的惨痛教训。

　　三十多年之后，当三峡工程即将动工兴建时，历史又将张光斗和黄万里安排在类似于唱“对手戏”的位置上：张作为工程技术权威，头上戴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等一大串耀眼的头衔，并出任三峡工程论证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和专家质量检查组的副组长，负责向中国最高层提供工程质量论证报告，为工程决策提供技术上的权威依据，可谓位高权重、一览众山小了；而黄呢，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长时间赋闲在家的前“右派”，连授课权尚未获得，又站出来反对这项比三门峡更引人注目的超大型水利工程上马。

　　此时两个人的地位悬殊之大，也许他们以前都不曾预料到的，但这显然不是考量各自人生质量和价值所必须遵循的标准。

　　在考察三峡工程论证和论争过程中，我在每每感动于中国科技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那股强烈的人文情怀的同时，又不得不思考的是这样一个“尴尬”问题：历史、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复杂纠缠和影响，常常使我们找不到一条可以公认的尺度去衡量。尤其当知识分子以个人化的方式去参与历史进程，而“个人叙事”同时代的“宏大叙事”发生尖锐冲突，在时代大踏步前进的脚步之下，连个人的甘苦荣辱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时，由此产生的悖谬或歧义，会使我们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你甚至很难用同一个标准去评价和臧否他们中的某个人，比如，当你称赞黄万里以近乎殉道者的姿态，为了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维护真理，而独自承担生活施加给他的苦难时，并不能就此否定张光斗同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选择的态度和立场。无论支持或反对三门峡和还三峡工程，它们作为一种特定历史空间的存在，都只是为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提供的一条通向真理的路径。在此，所谓“真理”无疑具有多面性、类似于斯芬克斯的谜一般的品质。在此前提下，置身于特定历史境况下的个人，谁也无法垄断对真理的最终解释和裁决权。这就是人面对历史必然产生的虚弱感和无力感的原因所在。黄万里和张光斗是如此，李锐和林一山们也同样如此。

　　2001年8月26日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在他任教50年的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盍然逝世。在时昏时醒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1958年的得意门生沈英夫妇前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后，黄万里向守候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写下了以下“遗嘱”：

　　敏儿及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

　　这也是黄万里留在世上最后的话，他心头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长江的水患及其对策。

　　四

　　2000年3月3日，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一份由全国五十三名知名学者和专家联名的“呼吁书”，提交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案前。

　　这份题为《关于三峡工程初期按156米蓄水位运行的紧急呼吁书》，执笔者就是著名水利防洪专家陆钦侃。

　　陆钦侃，1913年生，193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1947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水利硕士，曾供职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加过“萨凡奇计划”的具体论证工作，1946年被资源委员会派赴美国垦务局的三峡工程研究工作。1949年后一直从事水利水电规划，曾任水利电力部规划局副总工程师。在1950年代的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陆曾参加过周恩来率领的那次三峡考察活动。

　　这份“紧急呼吁书”的背景是：1992年国务院在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关于三峡工程的建设方案中曾经说明，“初期先按照156米蓄水位运用，有利于移民安置，又可验证泥沙淤积对库尾航道、港口的影响。”　但一些专家发现，在随后三峡工程的设计施工安排中有所变化。比如1987年论证时曾提出初期蓄水位运用时间暂定为10年，1989年可行性报告中则缩短至４年；1992年初步设计中定于2003年封堵导流底孔，2005年筑高溢流堰顶至158米，但1997年出版的《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一书中说，到2009年三峡工程竣工，正常蓄水位达到175米高程，根本不提初期蓄水位。

　　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是长期研究都很难确定的关键问题。当时的论证方案考虑到各方面的要求，拟定最终蓄水位175米，分期蓄水，初期蓄水位156米，以便验证泥沙淤积，缓解移民困难。因此，以陆钦侃位代表的一些专家觉得，此事关系到水库泥沙淤积，影响长江航道及大量移民困难的一系列问题，于是，他们分别以《建议三峡工程先建至初期蓄水位，观察泥沙淤积，缓解移民困难》和《再次呼吁三峡工程建至初期蓄水位──以缓解防洪与泥沙淤积碍航的矛盾及移民困难》为题，先后于1998年3月和1999年3月联名上书至国务院， “吁请检查贯彻全国人大通过的议案，认真实行初期蓄水位。”

　　在前两封信没有明确答复的情况下，53名大多为水电科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针对“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联名上书的举动，可谓是一个惊动朝野和国内外的大动作，虽然媒体未做任何公开的报道，但其引起的震动也是可想而知了。

　　这封洋洋近万言的“呼吁书”出自陆钦侃之手，显然不是偶然的。从上世纪50年代起，陆就一直对兴建三峡工程持反对意见，并始终怀疑三峡库容对长江防洪所起的实际作用，在1988年的三峡工程专题论证中，担任防洪组顾问的陆钦侃，是该组两位拒绝在当时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专家之一（另一位是已故的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咨询方宗岱）。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之后，陆钦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说， “有人主张以水库蓄存基流——这只是想当然，哪里有那么大的库容？ 还有一种想法是措峰：初步设计审定的以枝城控制，三峡水库可拦洪95亿立方米，但中下游还要分蓄洪400余亿立方米。如果考虑湖南四水进行预报措峰，以城陵矶控制，三峡水库可拦洪183亿立方米，中下游还要分蓄洪300亿立方米。在这样的局面下，沿江堤防还将维持高水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三峡水库库容相对较小，对减轻中下游洪灾极为有限的理由。”

　　这一次，连近九旬的陆钦侃，在《呼吁书》中又一次系统地陈述了“三峡工程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泥沙淤积、水库移民、生态环境等方面，指出了“175米方案”存在的问题，强调了按照1992年拟定的“156米方案”蓄水的重要性。《呼吁书》还特别“吁请”国务院领导充分重视和汲取当年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惨痛教训。

　　当年，三门峡工程黄河综合利用规划中最重要的第一期工程以防洪为主，原本设想一举而解决黄河下游的防洪和河床淤积“地上河”的问题，拟建高坝大水库，同时取得巨大的发电、灌溉、航运等综合利用效益。在1957年讨论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水电总局技朮员温善章、水科院专家叶永毅等曾经提出降低水位、底孔泄洪排沙的意见，但未被采纳。1960年三门峡大坝建成后，封堵导流底孔开始蓄水，可不久就发现库区泥沙淤积迅速向上游延伸，甚至威胁到了西安市的安全。后来经讨论研究，决定改建，在坝旁开挖两条大隧洞和利用四条发电引水钢管泄洪排沙，然而，由于隧洞进口和钢管位置较高，泄洪能力不足，水库泥沙仍然继续淤积。于是只得第二次改建，把位置较低的10个导流底孔在水下艰难的条件下打开，并降低发电进水口高程，增加低水位时的泄洪排沙能力，这样，才使潼关以下峡谷库区的泥沙得以冲刷出库。目前尽管趋于冲淤平衡，但离坝址114公里的潼关卡口河床被淤高约5米尚未冲开，潼关以上库区还在继续淤积，增加上游洪涝灾害，遗留问题也尚未得到解决。

　　这份“呼吁书”送交上去后不久，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给予了陆钦刊等人 “长达十六页”的复函，对“呼吁书”中陈述的问题一一作了可谓详细的“解答”

　　复函的末尾写道：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三峡工程自1993年开始施工准备，1994年12月正式开工以来，进展顺利。对于各方面专家的不同意见，我们一直采取博收其长，吸取合理部分。即使不能采纳的意见，也有助于我们谨慎从事，把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对于从事三峡工程的广大建设者来说，任何纰漏都将影响三峡工程的声誉，影响我国的形象。我们一定按照周恩来同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教导，严肃认真、谨慎细致地处理好各种问题，努力搞好三峡工程建设。

　　感谢您们对三峡工程的关心和支持！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

　　2000年4月17日

　　这段话，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中国高层部门，对持续多年争议不断的三峡论证和论争及其参与者做出的一次既“坚持原则”，又不无“人情味”的结论，具有某种“决议”的性质；不管陆钦侃们满意与否，或者保留意见，或者继续上书（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似乎也“于事无补”了。

　　但这远远不是对三峡工程本身的“结论”。

　　1999年9月2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水利（电力）部老部长钱正英在水利部机关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迎接21世纪对水利的挑战”的长篇讲话，其中的一段话颇能引人深思。她说，三峡工程“人大也算是通过了，现在也开工了，但是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我感觉到最后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还说：“三峡的论证虽然是结束了，三峡工程虽然是开工了，对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

　　对于钱正英的这段讲话，当年参加过论证的陆钦侃等人质疑道，钱部长当初为什么不表示这样的“担心”呢？

　　而此时，三峡工程正式动工已经整整五年了。

　　近一个世纪以来，三峡工程作为困扰几代中国人的一个难题，为当代形形色色的政治和利益集团、知识体系、理论话语，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原材料和演习战场。表面上看，它只有三个答案：支持、反对或不置可否，但在这简单的三个回答后面，却是扑朔迷离的历史悖论和理论黑洞。对此，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折射出来的，是中国人百年来从实业救国梦想，到走进工业化，迈入现代和融入全球化的一部奋斗史。

　　正如学者葛笑所言：“在围绕三峡工程几十年的争论中，即有技术纠纷、政见相异、利益分争，又有对运作程序的不同意见，对国家根本利益的不同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看法，甚至有当事人之间的性格冲突。在众说纷纭的派系论争中，似乎很难划出白与黑，对与错，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明确界线……”

　　这位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说，“常有西人朋友问我，既然有这么多困难和未知因素，如此耗资巨大，工期冗长，为什么中国要坚持建造长江三峡大坝？我思索许久，不得头绪。直到不久前看到中国官方媒介在长江截流时的大规模宣传攻势，将三峡工程阐释为“强国梦”的实现，才略有所悟。这一修辞反映了三峡工程主流赞成派的意识脉络。对三峡大坝的执着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官僚阶层的一个深深的‘技术强国’的情结。”

　　的确如此，自清末以来，西方列强的奇淫技巧和坚船利炮，使中国知识分子相信了科学与技术，是使中国重新站立起来并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唯一途径，由此开始了中国知识阶层连绵几代，不懈追求科学、技术、工程的艰难历程。从早期的实业救国，到后来的四个现代化和科技兴国；从容闳、严复、詹天佑、到茅以升、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陈景润…；从林一山、李锐到孙崎、张光斗、黄万里和陆钦侃；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当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建造东亚最高的电视塔、亚洲最长的纤拉桥、世界第一水电大坝的时候，当中国也跻身在世界原子弹、氢弹和卫星大国俱乐部时，不知我们能否找回中国人心中那丢失已久的自信？”

　　然而，历史的怪圈就在于：当现代中国人觉得自己凭借科学技术已经或正在走出一直被贫困和落后笼罩的历史阴影时，我们才渐渐发现，这个科学与发展的“终极”，其实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局部区间”。

　　在今天，工业化进程使地球有限的资源日见匮乏，而当中国进入现代化和世界前列的目标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时，却不得不承认，我们也许正在割断五千年文明维系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且已经永远失去那个给了屈原李白和世世代代中国人精神灵感的文化与自然情景交融的古老意境。

　　那么，究竟怎样评价三峡工程？前不久,在三峡水库135米蓄水前夕,著名水电工程专家、三峡工程质量专家验收组副组长潘家铮，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接受主持人王志的提问时说，要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三峡工程，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因为除了专家验收组，还需要长江和大自然的验收。“它们才是三峡工程最权威的验收者。”

　　这，也许就是将长期纠缠我们的历史悖谬和现实困惑。

muyihai

我认为修建三峡工程不是一件好事.

bridgewind

政治与技术之间所产生的矛盾、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相信大家（技术工作者）或多或少都遇到过，甚为愤慨！！！
然又不得不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专家就技术决策某个方面就一定正确吗？！
上面的文章关于黄万里等专家的鸣不平言论可能确为事实，但有些用词怎给人一种******分子作品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