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城中村”难题如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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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难题如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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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


     


    “一城两制”带来都市尴尬

    家住宁波城边的宁舟村村民郑雪芬，10年前房屋和土地被“城市化”了。按照政策，全家可办“农转非”，面对这“跳出农门”的机会，尽管有一笔补偿费，尽管身份可以变为城里人，她还是把上门督办户口的村干部顶了回去。理由是：“农转非”也不是堂堂正正的城里人，因为享受不到就业、养老等市民的待遇；留着农村户口，反倒有集体经济的福利支撑。

    面对时下“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模式，农民的顾虑至少有三：征地补偿不足以支付失地后的养老、医疗等保障；失地后意味着成为城市中没有失业保障的失业工人；村没了，地没了，但集体资产消失不了，这份遗产怎么处置？“说白了，农转非我拖了10年，就是想在集体资产的分配上讨个说法”，郑雪芬坦言。

    实际上，失地农民的顾虑已经演变成诸多新的社会问题。据宁波市信访局的统计，仅去年，该市受理群众反映土地征用问题的案件就占到7％。

    惊驾桥4个自然村全都成了都市里的村庄。四周盖起了现代化的高楼，修起了宽敞的马路，但窝在高楼中的村庄却面貌依旧。路修到这里断了，水通到这里没了，就连电费前几年也是和一弄之隔的城市居民不一样。居委会说这里的卫生影响了周边的环境，村民却抱怨这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宁波市人大代表多次呼吁消除“城中村”，实现“一城两制”并轨。

    然而，“城中村”改造被公认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所谓难，专家解释，难在“要地不要人”的改造中，切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总是农民。

    村民改股民，利益得继承

    “谁也不能亏农民。”面对农居混杂、地域交错、职责不清、体制不顺等一系列问题，江东区委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决心啃啃这块硬骨头。区委书记宋伟态度坚决：农民是城市化建设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解决城市化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旧村改造是基础，撤村建社区是保证，农村合作经济股份制改革是关键，最终达到推进城市化与维护农民利益的双赢目标。简言之，就是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实现“三改一化”：村民改市民，村庄改社区，农民改股民，推进城市化。

    与以往主要靠行政推进不同，他们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拆除城乡的藩篱。去年8月，试点从3个发达村启幕。原定半个月完成的“农转非”和房产证转办手续，仅用了5天时间。

    身份转了，村舍变了，但集体资产难以处置。由于集体资产的最大比重已不是耕地，而是宾馆、饭店、市场、写字楼等，这是不愿离去的村民们所牵挂的。原东郊乡宁东村297名村民“农转非”并入东柳街道后，马上提出上亿元的村集体资产怎么办？产权如何明晰？资产如何量化到个人？比如由于婚嫁、招工、土地征用安置、应外迁而未迁等原因，造成人员成分有20多种，村民享受集体积累的年限和身份很难确定。外无模式可照搬，内无经验可操作，江东区委决定借鉴国企改革的经验，按《公司法》股份制原则，改造农村合作经济。他们首先对原有集体资产进行清产核资，同时，摸清人口变迁和原村福利政策执行情况。其次，确定以土地资源收入、集体资产积累及在本村工作时间长短为依据，设置“人口股”和“农龄股”。量化到村民手中的股票只做分红的依据，并不改变集体经济的属性。

    “村里有一个人不同意，改革方案就搁浅”，区委副书记王必恒说。农村合作经济股份制改革就是将农村合作经济改造成现代企业制度，这是企业制度的创新。

    改革的过程，也是民主的过程。江东区通过召开座谈会、村民代表大会，挨家挨户上门解释等方式和途径理顺群众思想；量化到人的股份享受情况、农龄数和改革实施意见、章程等上墙公布。同时，区委、区政府适时出台了撤村建居、旧村改造和经济合作社实施股份合作制改革意见和方案。去年底，宁东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通过了《宁东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选举了董事会、监事会，657名社员乐滋滋地拿到了红色的股权证书。

    失地不失保，失地不失业

    “手中有了股，心中有了底。”通过合作社股份制改革，产权明晰了，经济发展了，社会稳定了，城市化步伐自然也快了。记者走进江东区一些村庄，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住宅楼、医院、学校、展览馆的建设工地。江东区农经局局长陈家连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宁东”的改革是比较彻底的：不设集体股、干部贡献股，分配上按公司法操作，用按《公司法》组建的公司，取代几千年形成的“村落”行政单位。

    彻底告别了“村落”的村民感受如何？“村组织没了，但集体经济还在，我们还有依靠。”宁江村的陈飞一家三口，除了夫妻俩的打工收入，每年还有几万元的集体股分红，言谈中掩饰不住满意的心情。惊驾桥村近400户住户中，目前有300多户已经拆迁，一栋栋漂亮的住宅楼拔地而起。按照政策，村民王兴国一家共分得3套新居，看着就要封顶的新家，王兴国说：“真想早点搬进去，过过真正城里人的生活。”

    目前，江东区的城中村改造已经取得重大突破。今年，全区有48％的行政村正在和已经实行了“村改居”，将有24％的行政村实行农村合作经济股份制，近1万人成为股份的拥有者。66％的旧村实施了改造。区长王月凤认为：“旧村改造就是要提高农民的居住质量，通过生活环境的改变促进城乡融洽度。”

    无地农民如何生存，成为江东区委、区政府的心头大事。为此，该区创新就业机制、培训机制和考核机制，把“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就地安置与外向发展相结合、充分就业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办市场，兴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把农村劳动力从传统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对部分较难适应新岗位的农民，采取区外购置土地的办法，重新安排其生产。

    改革以后还有什么问题？被采访的新市民们普遍认为，各个方面需要加强社会配套。村民变居民后，原来的“农保”怎么办？原来村民的医疗福利怎么办？这些问题仍需有关部门继续关心，研究解决。 宁波市政府针对这些遗留问题，按照“失地不失保、失地不失业”的目标，积极探索把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第一部关于失地农民的地方社保法规正在这里紧锣密鼓地修改。

    让失地农民安居乐业（编后）

    思舟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眼下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问题是，顾全大局的农民在以成本价出让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之后怎么办？进城之后又怎么办？谁来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 宁波市江东区勇于创新，大胆推进“三化一改”，在近郊农村土地被征用之后，积极帮助农民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特别是在不改变集体资产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探索出股份经济合作社这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彻底拆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为失地农民进城安居乐业创造了物质条件。

    农转非、撤村建居、合作社股份制改造等等，不单是户口本的更换；旧村变新社区，更重要的是要让失地农民从经济上、心理上完成身份的转换，顺利融入城市生活。农民是城市化建设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解决城市化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农民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城市化的步伐才会更快更健康，社会才会更加稳定。这是江东区的实践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稿源：《人民日报》











本贴由planners于2002年10月10日10:20:55在乐趣园〖中国城市规划论坛〗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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