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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是不是该反思一下?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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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是不是该反思一下?
孟祥升

　　(编者按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意气风发高歌猛进的时代，也是一个问题层出纷争不断的年代。发展中的问题也是问题，也需要解决，但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却总是众说纷纭。社会结构变动催生的新利益人群要求新的体制，而旧体制下的既有利益人群总会以极其雄辩的理由要求保留旧的生活；生活的变化超越了一些人意识跟进的速度，而另一些人的观感却是世易时移之慢永远都让他急不可耐。一切争议不是出于利益就是出于观念，而不论什么争议，事实与价值都必须判然分立，否则争议将永无穷期。

　　不要对经济学家顶礼膜拜，他们也是“了解自己利益胜过了解一切、并追求自身利益的人类”。)

　　《经济》从这一期开始专设栏目“我们这个时代”，以对话的形式剖析我们这个时代中的种种争议。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地位、价值和功能在近期引起了一些媒体的争议，我们首先来剖析它。

　　甲：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地位扶摇直上，俨然已成头号显学，其中是否有“虚火”的成分？

　　乙：中国经济学的实际水平与其显赫地位的确反差很大：与世界经济学主流相比，整体上处于幼稚状态，于国际学术界影响甚微；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无论学科建设还是学术成果，均不特别突出。但某一学科能否成为显学，与其学术水平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瘟疫横行时，医学成为显学；战争爆发时，军事成为显学；经济学成为显学，乃拜改革开放之赐。

　　甲：也就是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造就了经济学的显学地位？

　　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地球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度只是极少数，大凡正常社会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均不曾享有如此显赫地位。经济学之所以在当代中国成为头号显学，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面临太多的经济问题，既有转型的问题，又有发展的问题。

　　甲：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不是也有很多现实问题吗？为什么相应的学科没能取得显学位置？

　　乙：其他学科不如经济学幸运，或者其自主性空间不足，或者其议题处于社会边缘，因此经济学家出镜的机会远较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为多。

　　甲：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到处活跃着大量著名的与不著名的经济学家。我们的经济学家是否太多了？

　　乙：判断经济学家是否过剩，不能看其绝对数量，而应考察社会需求。中央需要经济学家起草文件，人大需要经济学家参与立法，部委需要经济学家策划方案、拟订细则，地方需要经济学家建言献策、包装造势，企业需要经济学家顾问、公关，大学需要经济学家传道、授业，媒体需要经济学家点评热门话题、分析政策走向。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经济学家，归根到底还是需求拉动的结果。不同的社会需求催生不同的经济学家，每一类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活动天地，在某个圈子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另外的圈子就不一定著名了。

　　甲：这些圈子究竟是学术圈子还是利益圈子？

　　乙：很难如此截然划分。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风格，也有自己的立场。

　　甲：谁的立场？经济学家自己的立场还是他所服务的利益集团的立场？

　　乙：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服务是再正常不过的，那些标榜“中立”的经济学家其实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某个社会集团服务。经济问题关系到各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如果每个利益集团都有经济学家代言，那么意味着人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并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诉求经由社会博弈正可达致均衡状态，这其实是一种最理想的局面。我们的问题在于，代表强势集团的经济学家太多了，而代表弱势集团的经济学家又太少了；更严重的是，某些代表强势集团的经济学家将自己打扮成“中立”模样甚至诈称自己代表弱势集团，肆意推销实际上不利于弱势集团的方案和主张。

　　甲：这似乎在“诛心”了。某经济学家曾提出讨论问题的两条规则：“第一，不要怀疑对方的智力；第二，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

　　乙：如果你总是犯初级错误，那么我就有理由怀疑你的智力；如果你一再坚持理论上难以自洽或已为实践证伪的东西，那么我就有理由怀疑你的动机。

　　甲：穷人自然请不起好律师，弱势集团缺乏代言人也是正常的。

　　乙：穷人请不起好律师，不等于穷人不应该享有律师服务；如果穷人请不起律师，法庭应为他指定一位律师。如果第三部门充分发育、公共领域足够开放，弱势集团的代言人问题不难解决。强势弱势是相对而言的，也并非一成不变，如雇员相对于雇主处于弱势，但组织起来就很强势了。

　　甲：“利益集团”与“代言人”这样的字眼总使人想起著名的“皮毛论”，也许它适用于那些为政府或企业服务的经济学家。大学中的经济学家是否可以更超脱一些呢？

　　乙：恐怕很难。

　　首先，经济学不是一门超脱的科学。经济学家尽管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而且应当恪守“价值无涉”原则——全面占有资料，严格逻辑推导，不以个人好恶左右研究结论，但在研究选题乃至提问方式上无疑而且也必然是“价值关联”的——不同的经济学家关心不同的经济问题或同一经济问题的不同方面。大学中的经济学家或许学术兴趣与研究范围较为政府或企业服务的经济学家更宽广一些，但其研究同样受价值观影响。

　　其次，经济学家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在研究经济运行和影响经济政策时无疑也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再次，经济学与所有理论学科一样，研究经费依赖托钵化缘。许多人以为经济学乃是教人致富的学科，这是极大的误解，曾有经济学家对此打趣道：“读了经济学并不能保证你不站在领救济金的队伍之中，但能够保证你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站在那儿。”大学中的经济学家研究经费乃至生活费主要来自于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提供的各种基金，故其研究很难不受有关利益集团影响。

　　甲：或许西方的经济学家以向各类基金会“乞讨”为生，我们的经济学家据传却有不少“暴富”的。

　　乙：作为知识精英阶层，经济学家先富起来没什么奇怪的，但“暴富”就有问题了，其财富积累很可能源于“寻租”。

　　甲：除在政府部门任实职的少数经济学家外，大部分经济学家并不掌握行政权力，谈何“寻租”呢？

　　乙：权力的本质是影响力，并不是只有占据行政职位才能“寻租”。如果经济学家利用自己的学术声望、社会知名度和人际关系网络为企业争取上市指标、为地方官员宣传政绩工程、为垄断部门论证保持垄断的合理性并以此牟取经济利益，这不是“寻租”又是什么呢？

　　甲：那些据传“暴富”的经济学家往往有各种兼职。

　　乙：经济学家兼职是正常现象，但明显存在“利益冲突”的兼职就很不正常了，例如既为企业做顾问、又为监管该企业的政府部门做顾问，又如自己参与制定证券市场重大决策而直系亲属恰恰从事证券经营活动。

　　甲：权力导致腐败，经济学家也不能例外。

　　乙：重点在于防腐，应严格回避制度，如经济学家家属炒股，本人不宜参与证券市场政策制定。

　　甲：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乙：如果我们的经济政策出台之前能有公开的听证程序，如果我们的学术界能就现实问题展开坦率的讨论，如果我们的媒体能负起监督公众人物之责，某些经济学家就难以顺利“寻租”了。

　　甲：或许我们长期忽视了经济学家也是“经济人”。

　　乙：经济学家自己应当具有弗里德曼的勇气，他在《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坦言，“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是那种了解自己利益胜过了解一切、并追求自身利益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