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看]：“9-18”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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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9-18”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其部下数人，在预定的柳条沟东侧南满铁路上(距北大营约800米处)点燃炸药，炸坏一条铁路和两根枕木。20分钟后，从长春南下的火车经过此处，并未出轨颠覆，仅歪斜了一下便顺利通过。由于这是日军制造借口，火车颠覆与否并不重要，随即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诬为炸铁路的凶犯。同时河本末守中尉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沈阳特务机关报告。这时预先在铁路爆炸点北40里的日军独立守务队步兵第2大队第三中队立即向北大营袭击。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战争由此开始。

　　事件发生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旅顺，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发布了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命令。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5大队攻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攻击沈阳城。本庄繁在旅顺于是夜11时50分和19日零时30分连续接到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贤二的情报，便决定迅速将关东军主力向沈阳集结，以便首先控制东北地区的中枢，19日1时20分发出电令：第2师团迅速向沈阳集中，并对沈阳发动攻击；步兵第3旅团第3联队及骑兵第2联队攻击长春附近中国守军；独立守务队第1、第5大队向沈阳前进，第3大队迅速占领营口，第4大队攻凤凰城并占领安东(今丹东)，第6大队的两个中队向沈阳集中归第2师团指挥。同时要求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迅速派部队增援东北。此电令同时报告日本军部。命令发布后，本庄繁即率步兵第30联队和重炮兵大队，乘当日3时30分的火车赴沈阳。

　　日本军部收到本庄繁的电报后，于19日上午7时召开会议，参加的有陆军省次官杉山中将和所属各部(局)长，一致认为关东军的行动是适当的，决定给关东军增加兵力。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驻沈阳的部队仅有第7旅驻北大营，城内有警察和公安队2000余人。张学良远在北平，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职务由参谋长荣臻代理。在事变前，鉴于日军准备发动进攻的紧张局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曾派警务处长黄显声到北平请示。第7旅旅长王以哲也曾赴北平请示应变措施。对此张学良报告蒋介石。而蒋介石却采取了妥协卖国的不抵抗政策。8月16日，蒋介石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于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深学良即将蒋的电报转达东北各将领。这样，驻沈阳的东北军，尽管自动地作了一些抵抗日军进攻的准备，但依然只有执行不抵抗命令而撤退。

　　日本关东军遵照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向东北各地的中国东北军进攻。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向北大营展开攻击。东北军第7旅广大士兵自动奋勇抵抗。大多数官兵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但是有一部分团以上军官由于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战斗意志消沉，使部队的战斗威力不能很好的施展，因而不得不在日寇的猛烈进攻下狼狈撤退。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迅速突迸北大营西北角。

　　19日早晨4时40分，日军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也由铁岭乘火车到达北大营加人战斗。5时30分，东北军第7旅退出北大营。于是日军将北大营占领。战斗中东北军伤亡29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日军第29联队攻击沈阳城到19日早晨4时30分占领西城墙。4时45分，日军第2师团主力由辽阳和海城乘火车达沈阳，立即展开攻击。到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就将沈阳城全部占领。到当日中午，日军又将东大营和山咀子兵营占领。沈阳地区的东北军撤向锦州。

　　日本占领沈阳后，掳掠了中国大量公私财产。东北军的大量兵器弹药均为日军所获，其中有飞机262架，各种炮3019门，坦克26辆，各种枪支12万余支。

　　日军攻击北大营和沈阳城时，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荣臻急用长途电话报告在北平的张学良，这时张正偕夫人等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戏。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他当时正在该院疗养)听取臧、荣的报告，接着又接到沈阳发来的急电。张学良急忙召集在北平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张表明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并决定速报中央听候指示，19日发表一纸通电，转述臧、荣的电报的内容后“除电呈国民政府外，敬电奉闻”。而这时蒋介石正乘军舰到江西指挥中央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蒋介石接到事变的报告后，返回南京。9月22日，他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会议上表明要对日本采取逆来顺受态度，等待国际联合会作“公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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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转抄的这篇文章记述了一些史实，但是很不完整，对“田中奏折”只字不提。其结论是否经得起推敲，本人不知。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


林思云


    9·18事变是日本开始侵华的序幕。回顾一下为什么会发生9·18事变的历史
背景，可以使我们以历史这一面镜子为鉴，思考一下中日关系的前景和未来。

一、 二十世纪初的中日关系小史

    1900年，俄国以镇压义和团为由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1901年清政府与
八国列强签订了停战条约后，其他列强都从中国撤了军，而俄国军队却一直呆在东
北不走。清政府多次向俄国抗议，也全无结果。1904年，日本向俄国发出了最后
通牒，要求俄国立即从中国东北撤军，否则日本就要向俄国开战。俄国拒绝了日本
的最后通牒后，爆发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不管日本参战的动机如何，
日俄战争的结果对中国是有益的。如果日本不出兵或日本战败，中国的东北被划入
俄国版图是非常可能的。

    日本战胜俄国后，俄国把以前与清政府签订的在关东州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
包括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和东清铁路（亦称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关东州是俄国对
中国东北地区的称呼，沙皇曾设想以长城作为中俄之间的国界。当时清政府曾对此
进行过强烈抗议，因为关东州在字面上意味着长城以北包括内外蒙古的广大地区，
中国自己也从未使用过关东州的名称。但中国的抗议并未产生效果，日本也继承了
俄国的称呼将东北称为关东州，并将在关东州的驻军称为关东军。

    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到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止的20年时间里，
是中日关系史上的蜜月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向日本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而日本也
积极帮助中国的变法和革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改良派逃入日本
领事馆，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流亡日本。孙中山等革命派受日本人的恩惠更多。孙中
山前后在日本住了十几年，同盟会等革命组织也都是在日本成立的，此外孙中山还
接收了日本政界和民间的很多资助。如果孙中山作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很可能建立
一个亲日的政府。

    不过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却是排日的，袁世凯排日的理由很简单，因为
日本人支持他的政敌孙中山。日本人也很不喜欢袁世凯，后来袁世凯称帝时日本曾
带头反对，破灭了袁世凯作皇帝美梦。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在1913年7月起兵讨袁，
发起了"二次革命"。在二次革命中，日本对孙中山进行了资金和武器的支援，但
没有直接出兵干涉。讨袁失败后，1913年8月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当时孙中山
曾向日本政府提议，由日本出兵帮助他打倒袁世凯，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同意。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根据"日英同盟"的协议，在英国对德国宣战36
小时后，也向德国宣战。1914年11月日本攻占了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青岛。

    日本攻占青岛后，袁世凯政府在1914年11月18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日本
军队从中国撤军的要求。1915年1月7日，袁世凯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撤军的要
求，这时日本人不但不谈撤军一事，反而向袁世凯抛出了极为强硬的反要求，即二
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最主要条款是大连、旅顺以及南满铁路的租借权的延长。根据清政
府和俄国签订的协议，大连、旅顺的租借期到1923年为止。日本继承了俄国的租
借权后，租借期也理所当然是到1923年为止。在此以前日本曾向袁世凯政府交涉
过租借期延长之事，但被袁世凯拒绝。这次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极为苛刻的二十
一条， 也有要逼迫袁世凯下台的意思。
二条，
    袁世凯没有想到日本人开出如此苛刻的最后通牒。为了保住总统的宝座，袁世
凯于1915年5月9日，在日本的最后通牒到期前，屈辱地接收了二十一条中的十
六条（日本后来撤回了五条），同意将大连、旅顺的租借期延长到1997年，南满铁
路的租借权延长到2002年。

    二十一条使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在中国掀起了抵制日货等反日运动。当时在日
本的数万中国留学生中有半数愤而回国。但反袁的孙中山仍然留在日本，以至于当
时很多人骂孙中山为"汉奸"，甚至有人在报纸上"公开作证"说是孙中山建议日
本人对中国提出强硬苛刻的二十一条，试图以此来推翻袁世凯政府。不过1916年
袁世凯死后，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在袁世凯死后的军阀混战中，日本也没有直接介
入。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1919年的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作为战
胜国向日本提出归还前德国在山东殖民地的要求。但在该会议上，除了意大利以外
的欧美列强都同意日本继承前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和特殊利益。作为交换条件，日
本向当时的北京政府提供2000万日元的铁道修建援助金。1919年4月28日，中
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交换文书上签署"欣然同意"。

    但北京政府的行为激起了全国的爱国主义热潮，引发了"五四"运动。1919
年6月19日，北京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被迫同意罢免3名被指责为卖国贼的高
官，同时拒绝在巴黎和会的协议上正式签字。

二、 五四运动后的中日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损失，使欧美各国的社会构造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
化，不要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潮抬头。当时中国是地球上唯一一块还没有变成列强殖
民地的土地，人们担心列强在角逐中国时，会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在此背景下，
1921年8月，美国邀请英、法、日、意以及中国、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商讨裁
军和中国问题，达成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九国条约规定各国要尊重中国的
主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以及中国要对各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对于中国来说，九国条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约，它客观上限制了列强继续在
中国进行殖民侵略活动，对中国的领土完整起到不小的作用。后来日本侵略中国东
北时，由于违反了九国条约，被列强们所孤立，不得不退出国际联盟。

    在这次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同意进行大规模裁军，并对中国作出了不少让步，
宣布收回二十一条中的一些不平等条约，并将青岛等前德国殖民地归还中国。1922
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在青岛正式返还中国的条约上签字。不过日本有一个附加
条件，就是青岛返还中国后作为开放港口对外开放。日本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妥
协外交，却引来了日本国内强硬派的强烈反对，纷纷指责当时的原敬内阁政府软弱、
卖国。

    1922年，日本政府又取消中国在义和团事件中对日赔款的剩余部分（约占总
赔款额的70％）。此后中日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中日间的经济来往也迅速
扩大。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的日本人开设的纺织厂中劳动的工人，在中国共
产党的组织下，在上海的租界发起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和改
善劳动待遇。工人的游行示威遭到了英国警察的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中国工人几十
人。而事后日本的工厂主却对中国工人的要求作出了让步。

    英国警察的暴行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英、抵制英货的"五卅运动"，使英国受
到了相当的损失。1920年代初，英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商品中英
国占有40％以上的份额。1925年的反英运动使英国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猛跌至
30％以下，而日本货却乘虚直入。1926年以后日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超过了英货，
日本成为当时中国的最大贸易国。

    总而言之，在1927年国民党北伐以前，中日两国的关系虽然不能和二十一条
以前的蜜月时期相比，但也还算平稳。日本没有直接干涉中国的军阀混战，而中日
间的经济关系迅猛发展。到9·18事变前，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三、9·18事变前夜的中日关系

    1921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实行大规模的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
费为7亿3000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5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
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最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
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
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
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
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发酵
的军人们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
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
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
谋。

    在此同时，中国的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27年开始，国民党的国
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与以往的军阀政权不同，国民党的革命目标是要收回租界，废
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对于在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各国列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927年1月，北伐军强行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如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前，英国一定会出兵"惩罚"这种"违法的暴行"。但时代已经变了，英国已无
力对中国进行"惩罚"，只好默认中国对租界的回收，从武汉撤兵。

    英国的撤军使日本产生了唇亡齿寒的感觉，感到中国军队强行回收租界之举早
晚也要落到日本头上。但日本和英国不同，当时英国在世界上有数不清的租界和殖
民地，而日本只有中国一块，因此日本人绝不会轻易允许中国军队强行收回租界的。
对这一点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也很清楚，1927年3月蒋介石在北伐军攻占南京
后，特地招请日本记者，暗示北伐将不包括东北地区。但国民党激进的左派们却明
确说明北伐不会将东北排除在外。

    当时日本当政的若榇内阁属于温和派，尚能根据华盛顿九国条约的原则，对中
国的革命行动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但这却引起了日本国内强硬派的强烈不满，迫使
若榇内阁于1927年4月倒台。接替若榇的田中义一总理是强硬派，试图以军事的
压力迫使国民党停止北伐。为了阻止革命军北伐，1927年日本以保护国民安全为
由出兵山东对北伐军进行威胁，但并没有能够阻止北伐军进军，后来只好主动撤军。
同样英国炮舰也曾炮击南京威胁北伐军，但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在此背景下，田中义一考虑扶植张作霖在东北建立一个与国民党对立的亲日政
权，以保证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可是田中的计划却被关东军的一个高级
参谋河本大佐破坏了。河本大佐天真地认为只要暗杀了张作霖，就会使东北陷于群
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关东军就可以乘乱一举占领东北。1928年张作霖的军队被北
伐军击败，6月3日张作霖从北京逃回东北时，河本大佐等人阴谋爆炸了张作霖的
专列，张作霖当场死亡。但东北军的将领却采用了密不发丧的策略，粉碎了河本大
佐的计谋。1928年12月，接替张作霖的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国
民党的领导，使田中在东北树立与国民党对立亲日政权的计划彻底破产。

    田中首相得知河本大佐谋杀张作霖时，不由地长叹惜道："孺子不知父母心
啊"。 田中向昭和天皇报告说："这次张作霖谋杀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
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天皇说："请严格维持国军的军
纪。"但田中准备对河本大佐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
丑不能外扬"，公开处分河本会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军内的强大压力下，
田中首相无法实现他对天皇严惩肇事者的许诺，只好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
与帝国军人无关。"天皇大怒道："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呢？你不用再解
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

    田中被天皇斥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再次求见天皇，天皇不见，
田中绝望地宣布辞职。田中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位因天皇的不满而辞职的首相。田
中辞职后，陆军总部仅仅对河本大佐实行了停职的内部处分，理由是河本大佐的动
机是"无私的爱国行为"，所以从轻处分。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
为的纵容，导致了后来下级狂热军人的暴走，以及"下克上"行为的泛滥。这也播
下了狂热日本军国主义者突入自爆式太平洋战争的萌芽。

    接替田中的滨口首相属于温和派，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采取过分强硬的
态度。但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却在逐步升级，1929年初，东北的国民外交协会正式
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收回大连、旅顺主权，收回南满铁路等四项要求，将反日独立运
动推进到一个新高潮。同时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反华的高潮，如果不是当时中日政府
高层的克制，中日战争早在1929年就爆发了。

    1930年中国向日本政府抗议日本在公文中使用"支那"这个有歧视性的词语
称呼中国，日本随后同意今后在公文和新闻报纸中不再使用"支那"，改用中华民
国的正式名称。但这个象征性的让步并无助于平息中国人的反日情绪。1931年5
月，中国和朝鲜的农民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发生了冲突，造成多人死伤。在日本的
煽动下，朝鲜人的反华情绪爆发，数千愤怒的朝鲜人冲入在平壤的华人街，对中国
侨民进行烧、杀、抢等暴行，造成数百中国侨民死伤的大惨事。

    1931年，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开始策划9.18事变。1931年9月18日，
关东军以伪造的铁道爆破事件为由，突然向沈阳的张学良军发动猛攻。张学良军执
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主动撤离了沈阳。9.18事变发生后，由于关东军只有
一万多人的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向政府请求派遣日本的驻朝鲜军团增援。但
当时的若榇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向驻朝鲜军司
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

    如果林铣一郎听从政府和军部的命令，9.18事变就会夭折。但不幸的是林铣
一郎也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独断地派出三万多人的军队增援关东军，使关东军占
领全东北成为可能。关东军挑起9.18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实行了不抵抗政策，试
图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问题，中国政府9月21日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当时
的日本政府并不赞成关东军搞独立的"满洲国"计划，因为这样露骨地违反日本和
九大国签订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会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

    日本当时是"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日本代表9月25日在"国际联盟"
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1） 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2） 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
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3） 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的军官们却根本不
理会上面的指示，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10月18日又向在锦州的张学
良军队发动猛攻。当时在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的高层交涉，试图解释政府
希望和平解决的方针，但关东军的军官竟然拔出军刀来威胁说："你是不是想要干
涉我们的事？"。

    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1931年12月11日，若榇内阁倒台，犬养毅新内
阁成立。犬养毅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
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
机，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首相的秘
密和谈工作被曝光后，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1932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策
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但当时犬养首相当政的日本政府却没有对 "满洲国" 予
以承认，这更激怒了激进派军人。1932年5月15日，一伙狂热军人居然明火执仗
地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首相杀害。

    犬养首相被杀后，以后的文职内阁政府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使
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自爆的军国主义道路。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
"满洲国"，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从此日本走上军国主
义的侵略扩张道路。

四、9·18事变的思考

    1927年国民党北伐以后，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殖民、求解放的爱国运动。而日
本却声称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是用几十万日本人的鲜血作代价从俄国人那
里夺来的，因此不能放弃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面对中国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
条约，收回一切租界的爱国主义运动，日本的行为势必导致中日两国的冲突。在中
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国内反华情绪升级的情况下，9·18事变的发生是毫
不意外的。

    一些人认为9·18事变是日本人策划的灭亡中国计划的第一步，这其实是对历
史的误解。日本的政府高层并没有策划过一个灭亡中国的计划，当时发动9·18事
变的狂热军人也只是想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成为日本的傀儡国和殖民地，并没
有进一步染指中国大陆的计划。

    9·18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坚决反对同中国
进行全面战争。石原认为日本并没有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实力，与中国的全面战
争只会将日本拖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历史证明石原的确是一个有眼力的战略
家，但狂热军人们却不再听从他的意见。日本发动全面战争后，石原愤而辞去陆军
参谋长的职务回家种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石原没有
主要战争责任而不予起诉。

    在9·18事变前后，尽管中日两国国民的态度都很强硬，但中日两国高层领导
还是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试图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9·18事变的
和平解决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不幸的是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控制了政权，走上
军事侵略中国的道路。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9·18事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狂热的军人和激进的 "爱
国主义"情绪所至。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但日本的社会舆论基本上站
在狂热军人一方。林铣一郎违令派朝鲜军进入中国，竟然博得新闻界的一片称赞，
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使中央政府无法追究林铣一郎的违令行为。当时的社会舆论
甚至同情杀害犬养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的军人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
神"，"爱国无罪"，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为凶手们开脱减刑，甚至一些少女写
信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

    日本的社会舆论偏向狂热军人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治家们的腐败。当时日本政界
的腐败丑闻接连不断，使人民对那些腐败的政治家产生了厌恶的情绪，甚至有人打
出："宁要廉洁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的口号。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廉洁军
人"的当政却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中国的爱国主义要求收回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而日本的爱国主义又
要求保卫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在某种意义上，9·18事变是中国的爱国
主义和日本的爱国主义对决的产物。9·18事变和后来日本的侵华战争，都与当时
日本国内迷漫的"全民疯狂"式"爱国主义"狂潮有直接联系。日本侵华的背景，
和英国、俄国等由政府高层冷静策划的对华殖民侵略，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应
该注意到的。

1999年8月19日写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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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义一(1864年～1929年)，日本首相，陆军上将，长州派军阀和官僚政治家，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炮制者。出生在长州藩(今山口县)获城一个藩士家庭。其父田中信祜是藩主护卫，自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后，家道日渐衰落。1876年，14岁的田中应征加入当地以前原一诚为首的“不满土族”叛军。失败后，因其未成年而被赦免。1883年2月，入陆军教导团学习，同年12月转入陆军士官学校， 1886中毕业。1889年12月入陆军大学，1892年毕业后加入陆军，领中尉衔。田中加入陆军后，凭着对上司的忠诚和卖力，步步高升。1894年，参加中日甲午战争任师司令部参谋，不久由中尉晋升上尉。战争结束后进入陆军参谋本部。1898年因得到川上操六总参谋长的赏识，被选送到俄国留学。1902年毕业回国后，极力主张对俄开战。1904年日俄战争中任满洲军参谋。1907～1910年，历任步兵第3团团长、陆军省军事科长。他在此期间组织了帝国在乡军人会，自任会长。1910年晋升为少将。1911年出任陆军省军务局长，最早提出增编两个师团的扩军计划。1913～1914年赴欧洲考察各国军备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参谋本部参与策划对德作战，并以“中国通”的军人身份窜到中国东北、上海等地活动，与段棋瑞、张作霖等中国军阀割据势力相勾结，以扩大日本在华势力范围。1915年，田中晋升为中将，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次长。俄国十月革命后，曾参与帝国主义列强干涉苏俄革命的活动。1917年9月，组织大日本青年团，任中央理事长。1918年，出任原敬内阁陆军大臣，制定了庞大的扩军计划。同年9月因功列入华族，受封男爵。1921年升任陆军上将。同年因病辞职。1923年9月，担任山本权兵卫内阁陆军大臣，11月因内阁总辞职而下台。1925年，自动退役从政，当上了立宪政友会的总裁。1927年中国大革命进入高潮。田中批评若礼次郎内阁对中国革命干涉不力，进行倒阁活动。4月若内阁垮台后，田中出面组阁，任首相兼外务大臣和开拓大臣。田中上台后，大力推行干涉中国革命的强硬政策。5月28日发表出兵山东宣言，并从驻旅顺军团中派兵赴青岛，支持中国奉系军阀。6月27日至7月7日，身为首相兼外务大臣的田中，在东京主持召开了加紧推行侵华政策的东方会议。会上，田中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作为会议结论和内阁今后对华政策的具体方针。会后，田中上奏天皇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为贯彻这次会议所确定的侵略方针，同年8月日本又在大连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与奉系军阀开战。当战事接近济南时，田中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占领济南，遇到中国军队的抵抗。5月，田中又决定第三次出兵山东，制造了“五·二”济南惨案。当国民党军队越过济南，进军平津，直逼东三省的时候，日本又于6月4日策划了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企图作为占领中国东北的借口，但由于当时日本受到国内外各种条件的限制，未敢采取进一步行动。田中在积极推行对华侵略政策的同时，在国内实行高压政策。1927年重新修改了《治安维持法》，加重了各种刑律。1928年和1929年，先后两次在全国进行大逮捕，疯狂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运动，解散了各革命党派和进步社会团体。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在内外交困和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总辞职。同年9月28日，田中因心脏病发作而结束了他 67岁的生命。田中义一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头目之一，作为长州派军阀和官僚政治家，在日本陆军中和政坛上具有相当大的实力。他在担任首相期间， 对外积极推行侵华政策，对内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他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凶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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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野兽

　　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和政策是由来已久的。1552年和1597年，丰臣太吉两次发兵侵略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征服亚洲。他的狂妄侵略行径被朝鲜人民和朝中联军彻底粉碎。

　　到了18世纪90年代，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竭力鼓吹入侵堪察加、库页岛和满洲。

　　1823年，佐藤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因此，皇国号令世界各国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根据这一"天理"，日本要首先并吞满洲，继而将中国全部领土划入日本版图，尔后从东南亚进军印度，"合并世界各国"。

　　19世纪50年代，吉田松阴曾主张：急修武备，一俟船坚炮足，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诸岛。又叫嚣：与俄美讲和，乘此间隙培养国力，转而掠取朝鲜、满洲、中国，"致对俄美贸易中之所失，亦可由略地朝鲜满洲而取得补偿。"

　　1872年末到1873年，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人为了"将希冀内乱之心转移于外，行兴国之远略，"最初计划侵略台湾，随后计划侵略朝鲜。1874年，大久保利通实施了西乡等制定的远征台湾计划，悍然侵犯我国台湾。日本侵略军登陆后，对台湾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事后，又从我国获取50万两白银的"赔款"。1875年作为"征韩论"的发展，武装侵略朝鲜，制造了"江华岛事件。"这些强盗行径，说明日本政府推行的"富国强兵"国策，就是一个扩张侵略的国策。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山县有串在其1880年写的《邻邦兵备略》中曾明确地说："查兵之多寡，较诸国之贫富尤为当务之急"，"强兵为富国之本"。所以，在推行这一国策的初期，就迫不及待地对中国和朝鲜进行了扩张侵略。日本资本主义大体上是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1897年至1911年这段时间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吞并了朝鲜，夺取了台湾和库页岛南不，取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成为帝国正义五个列强之一。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台湾、吞并朝鲜后，就阴谋独占整个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垄断资本大发战争财，经济实力急剧膨胀，成为公认的"帝国主义暴发户"。进入20年代，发生了战后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本受到这场危机的冲击。日本统治集团决定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以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争夺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并全面控制中国进而控制亚洲，称霸世界。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的身份，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外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陆军次官田俊六等。这次会议完全是田中义一为制定侵华政策而召开的。田中在7月7日的一次会上宣称："……有关我国对华政策的实施的具体办法，本大臣和各位另行商议"。在这次会议之前，田中等人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的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就"大陆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了秘密磋商，并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在这个土地、地区上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驱使之下，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于1927年6月1日，向日本当局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强烈主张"帝国此刻必须以扶植其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区的实力为对华政策的基点。"田中在7月7日的会议上，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明确的侵货方针《对华政策纲领》。在公开发表的"纲领"中，一开头就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

　　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提出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极其露骨的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这个秘密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

　　《田中奏折》提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获取全中国的资源以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田中奏折》提出日本"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的繁荣。"为此，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地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大力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为了管理满蒙的事务，日本政府要设置拓殖省即殖民部。

　　《田中奏折》认为："日本除采用'铁血'政策而外，而能排去东亚的困难"；"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不得不与美一战"；"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因此，日本计划"以军事为目的"，迅速修建几条具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把满蒙与朝鲜连成一体，加强对我国东北的经济掠夺。

　　《田中奏折》提出的侵略步骤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三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奏折继而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即按此计划，以"铁血主义"即武装侵略的方针，并通过"贸易"、"移民"、"开拓"、"经营铁路"、"经营厂矿企业"等等一系列侵略形式，不断扩大和加强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范围和势力。直至30年代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继而，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对我国进行全面的武装侵略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自"东方会议"以来，田中的罪恶侵华计划已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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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折》真伪之争



刘济桐

　　七十年前，一位爱国志士冒着生命的危险，终于将一份日本帝国
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机密文件公诸于世，在中国激起一股团结抗日情
绪。然而，几十年来，他的传奇般曲折经历却始终在经历着真与伪的
煎熬……

　　

　　在20世纪的国际关系和战争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充满了神秘莫
测的传奇色彩。其中，日本侵华史上著名的《田中奏折》事件，就是
一个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而几十年来却仍然是扑朔迷离、难明
真相的“历史公案”。

　　《田中奏折》的当事人田中义一是20年代中期日本政坛两大政党
之一政友会的总裁，是一个狂热主张扩大侵华战争的军国主义者。
1927年4月出任日本首相后，曾命侵华日军出兵山东，占领济南后屠杀
了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著名的“济南惨案”。

　　在田中义一担任首相期间，日本完成了侵华战争的基本策略。

　　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
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东方会议”开了11天，对
当时中国的现状和日本侵占中国的步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最后田中
以训示的方式发布了《对华政策纲领》。

　　“东方会议”的召开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但由于这是一次极为
机密的会议，田中在开会当日就再三叮咛与会者“务请牢记本会之内
容是绝对机密”。因此，摸清“东方会议”的具体内容，成为美、欧
和中国十分关注的一件事。

　　时隔不久，从日本又传出消息说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后，写
了一道直呈天皇的秘密奏章———后人称之为田中奏折———这道奏
章全面阐述了日本大陆政策的计划步骤，内容至为重要。

　　就在美、苏、英等国情报机构千方百计打探“东方会议”和《田
中奏折》详情时，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于1929年2月刊出了一
条令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
上日皇之奏章》，公开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奏折称：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
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如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印度及南洋等地之
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细亚为我国之东疆，
永不敢向我侵犯。

　　这道奏章还具体规划了日本侵华及其它地区的五个时期和基本战
略，充分暴露出其征服中国是征服全世界总纲领第一步的野心。

　　那么，中国方面是怎么得到这份绝密文件的呢？根据有关史料和
当事人的回忆，这的确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惊险故事：

　　20年代在东京有一位华人富商叫蔡智堪，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
在日本、南洋间经商。蔡智堪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是一位颇具爱国
情操的人。他曾多次把自己在与日本上层人士交往中得到的消息通过
好友、张学良的秘书王家桢转达给张学良。

　　1928年6月，蔡智堪收到王家桢一封藏在一块特制糕点内的密信，
希望蔡能设法弄到田中奏折。由于涉及日本最高机密，想要得到十分
不易。蔡便想利用日政坛少壮派政友会与元老派民政党的矛盾入手。
他先通过朋友引见结识了元老派代表人物宫内大臣牧野仲显。通过接
触，了解到牧野对政友会少壮派军人的嚣张气焰十分不满，有意通过
向外泄露少壮派政府的计划来挫一挫他们的锐气。蔡智堪便向牧野提
议，由自己把这份绝密材料向外公布。于是，在一个深夜，蔡便化装
成一个补册工人在牧野的妻弟小下勇的接应下，潜入皇宫书库，用透
明的绘图纸蒙在田中的奏章上，用了两个夜晚将长达67页的奏折描摹
下来，及时送到了王家桢手上。

　　王家桢收到文稿后，立即着人翻译并呈报给张学良，由张学良指
示印制了200份给东北军政要员，并给南京政府送去4本。这些文件在
辗转传阅过程中终于流传到外界，最后在报纸上公开披露出来，并立
即激起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情绪。

　　《田中奏折》甫经披露，即在全球激起强烈反响。面对世界舆论
的反应，日本政界要员纷纷出面矢口否认奏折的真实性。而此时的田
中义一已经下台，不久便去世。时任阁员的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海
相冈田启介、外相重光葵或声明从未见过、从未听说过这份奏折，或
断言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伪造的。直至二战结束后，日本军政界的一些
关键人员仍反复声明，他们是当事人，知情者，但对《田中奏折》一
无所知。一些日本学者在仔细研究了奏折全文后，指出文中所列内容
有不少与事实大相径庭，而且那份世间流传的奏折在奏程上也不符合
日本的呈奏格式，一些问题不伦不类全然不属臣子呈送正式奏折中应
当出现的。因此，他们断定奏折是伪造的。

　　主张《田中奏折》确有其事的人从大量线索入手，进行了深入调
查考证，认为断定奏折非真品的说法依据不足。一个证明，就是在
《田中奏折》公开后，中国官员在国联有关会议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
本皇家书库。日本当局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而
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从日本一些军政要人
的回忆与只言片语中，也能找到奏折存在的蛛丝马迹，如公开否认奏
折真实性的重光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提及，他曾向田中义一查询奏
折情况，田中答复“非出本意”，意思说奏折是按“东方会议”精神
写的，非出田中本人之意。近年来，研究人员还根据新发现的材料，
对否定《田中奏折》存在的种种观点提出了反证。

　　学者们进而指出，证明《田中奏折》不是伪造的最重要的依据，
就是日本在1927年以后采取的侵略扩大行动步骤和事实，与《田中奏
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辄———有哪个人有如未卜先知的神仙
一样，能在1928年就十分准确地预言，日本在“征服满蒙”之后开始
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在霸占了中国大部领土后，又开始了突袭珍珠港、
进攻东南亚各国的征服亚洲、世界的道路呢？

　　70年来，关于《田中奏折》真伪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也没拿出
令人无话可说的事实和结论来。其实，历史已雄辩地证明，日本军国
主义者征服中国、亚洲和世界的野心和计划，不管是否曾以《田中奏
折》的方式形诸文字，也早已成为他们基本国策———因为有无《田
中奏折》一事，也决不能改变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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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装甲车入侵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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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假证据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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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破坏铁路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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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img]http://news.sina.com.cn/e/2001-09-18/1_1-1-21_20010918132130.jpg[img]

日寇残杀东北义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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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攻占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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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大肆掠夺中国物资运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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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行在东北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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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军占据的张学良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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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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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问九·一八（上）


      

    一问：什么是“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指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上，日本帝国主义强行驻扎在我国东北的“关东军”，按照预定的阴谋，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炸毁，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以此为借口，日军当即向沈阳进攻，６小时后，将沈阳全城占领，酿成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二问：“九·一八”事变前，日军的侵略魔爪多少次伸向中国？

    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1895年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

    1905年，日本取代沙皇俄国，攫取了租借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等权益。不久，日本把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把驻扎在东北的日军命名为“关东军”。

    1914年，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利益，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1915年，日本以武力相威胁，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1927年6月27日—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７月，内阁首相、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三问：“九·一八”那天发生了什么？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日军以其制造的“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立即袭击了北大营火药库，守护火药库的众多中国士兵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着装，便被射杀、屠戮。驻北大营王以哲旅数逾万人，装备齐整，素有东北军模范旅之称，由于忍辱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却被日军铁路守备队第二大队５００人一举将营地攻占，王旅仓惶溃退。进而日寇铁蹄踏进沈阳，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仿佛进入无人之境，所有中国警察、宪兵都被缴械。东北当局及辽宁省设于沈阳的党、政、军、财、教育等机关，兵工厂，飞机场，银行等全被侵占。辽宁省长臧式毅被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参谋长荣臻等微服逃走。日军攻占沈阳后，大肆抢掠公私财物。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１８亿元以上，损失飞机２６２架，各种炮３，０９１门，机枪５，８６４挺，步枪、手枪１１万余支。日军在攻占沈阳的当天，还攻占了安奉、南满两铁路沿线的长春、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抚顺等２０余座城市，略地千余里。日军又继续扩大占领区，仅一星期，就侵占了辽、吉两省。

    四问：为什么说日军酝酿“九·一八”事变由来已久？

    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计划由来已久，上世纪末即先后侵占了我宝岛台湾，攫取了我南满的种种权利。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１９２７年，“田中奏折”充分暴露了日本的国策。日本政府根据“田中奏折”确定的战略，积极地进行侵占我国东北的策划和准备。１９２８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

    日本关东军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认定１９３１年是使用武力进攻东北的极好时机，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本部的“一年以后行动”计划。在石原、板垣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因此，日军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７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日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开枪镇压中国农民，打伤多人。日本事后反而颠倒事实，在朝鲜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煽起了一场骇人的暴力排华事件。日本并以此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８月，日军利用“中村事件”，把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推向高峰。原来，日本现役军人中村震太郎大尉冒充农业专家到禁止外人游历的大兴安岭地区侦探，被我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抓获。因其间谍证据确凿，当时满怀民族义愤的官兵于盛怒之下将他处死。

    五问：“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行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际联盟召开第十二届大会。中国政府不积极动员人民和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却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国联。９月１９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饬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控告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主持公道。施肇基在诉说日军入侵，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情景时，声泪俱下，并声明：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

    但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对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力加镇压，使日军占领东北后把侵略的战火又烧向中国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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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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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全面战争的前夜

                              作者：林思云

    一。塘沽停战协定和华北自治

    １９３２年１月，试图实行“积极抗战”方针的孙科政府失败下台后，蒋介石、
汪精卫联合政府成立。“积极抗战”的政策无人响应，“不抵抗”政策又被民众所
反对。于是蒋汪联合政府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按汪精卫的话就是“一面抵抗，一面
交涉”的政策。蒋汪联合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９。１８事变后的东北
悬案。蒋介石委托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当时任北平政务委员长）和关东军副参谋长
冈村宁次秘密交涉停战的问题，１９３３年５月在天津附近的塘沽正式签订“塘沽
停战协定”。

    塘沽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
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塘沽协定对于中国来说
是一个屈辱性的协议，它意味着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而且对华北的主权也
有一定程度的丧失。塘沽协定由于得到了汪精卫、孙科等国民政府要人的承认，蒋
介石的责任并没有表面化。但塘沽协定在中国民众中引起了很大的愤慨，不少人认
为黄郛是主要责任者，有人还向黄郛居住的院内扔投炸弹。虽然塘沽停战协定暂时
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蒋汪联合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限
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察哈
尔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河北省：商震；山东省：韩复榘，山西省：阎锡
山。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华北的军阀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害怕日军
继续向华北进攻，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邀请国民党的中
央军进驻他们的地盘帮助他们共同防日，因为一旦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
失去了对该地盘的控制力。对于军阀们来说，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都来源于手中私家
军队。而要养活一支私家军队就必须有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经济来源。　华北的
军阀们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蒋介石，于是出现搞一个　“华北
自治系统”的提议。日本人显然高兴看到华北搞独立，这样将使“满洲国”得到一
个安全的屏障。蒋汪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华北独立，但又怕中央军出兵华北会引发
和日军的全面冲突，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华北“轻度独立”。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二十九路军军长宋
哲元。宋哲元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军属于地方杂牌军，在武器装备、
士兵素质上和南京的中央军有巨大差别。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
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
立处境。

    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
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２
月１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

    ２月２２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
令。

    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日两国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但汪精卫的对
日和解政策在国民党内部遭到很大的反对，８月汪精卫提出辞职，但被国民党中央
慰留。

    １１月１日汪精卫遇刺重伤后，国民党内部的对日和解派开始凋零，对日强硬
派成为主流。

    二。蒋介石对日立场的改变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发生了军人暴动的２。２６事件，此后日本政府
基本被狂热的军人所控制。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也深感忧虑，认为事
态发展下去必然超越中国退让的底线，中日间的战争必至。１９３６年６月蒋在讲
话中说：“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１９３６年７月的
国民党５届２中全会，是国民党对日方针的转折点。蒋介石在该会上表示：“绝不
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此后
南京政府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

    日本２。２６事变以后，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又开始策划“华北分治运动”，
试图将华北五省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５届２中全会后的南京政府，在华北问
题上以不妥协的强硬姿态和日方进行交涉，１２月３日双方的谈判决裂。正在这时，
发生了西安事变。

    塘沽停战协定的最大“受害者”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因为长城以南１００公里
的非武装地带原是张学良的地盘，塘沽协定使张学良军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张
学良以下野和出国外游的方式表示抗议。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张学
良周游欧洲各国。张回国后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移驻西北，执行剿灭
共产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地盘后，一改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坚决的抗
日者。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等人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
的方式来迫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对红军的围剿，联共一致抗日。

    当时国内的许多人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不赞成张学良以武
力对国家元首进行逼迫的作法。除共产党以外的各路军阀和各地实权者纷纷通电支
持蒋介石，社会舆论也基本站在蒋介石一边。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对张学良坚决不
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也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使张学良处于十分
为难的处境。

    蒋介石开始拒不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口头答应：“准
备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没有签署任何有文字的文书。按蒋介石
的话，这叫做“君子之约”，“言必信，行必果”。不过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蒋基
本承诺了他的“君子之约”。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国民政府
官员、各路军阀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市民的盛大欢迎。１２月２８日，蒋介石以
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
的军事法庭以反乱罪对张学良判刑１０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的
请愿，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了特赦，但此后张一直被软禁。
张学良的东北军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改编接收。西安事变大大提高
了蒋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变中，包括以前和蒋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将领都以国
家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使蒋介石抗日的信心大增。同时中共在
西安事变中许诺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蒋的胜利。此外国共合作
的对于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也有重要作用。为了争取日本之宿敌苏联的帮助，
蒋介石调整了以往反苏反共的政策，１９３６年初开始试探和苏联改善关系。由于
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问题，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消除了蒋介
石和苏联改善关系的难点。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的结果，使蒋在后来的
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苏联多方面的援助。

    三。芦沟桥事变

    １９３７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姿态对待“华北自治政权”。１９
３７年２月国民党召开５届３中全会时，要求华北五省的领导人也出席。阎锡山和
韩复榘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场特殊为由要求不出席会议。但蒋介石却给宋发出
必须出席会议的强硬电报，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纯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颇受日
本和南京的两面挟板之苦。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宋乾脆回山东老家，不问华北
政事来回避责任。６月２１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二十九路军实行国
军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等强硬命令。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事变后，清政府承认８国联军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数量的驻军。
此后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维持数千人规模的条约驻军，日本将其称为“天津军”。
此外在１９３７年，英国和法国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驻军。由于日本“天津军”和二
十九军同驻一处，磨擦颇多，二十九军的将士对天津军的抵触和敌对意识较强。为
了缓和与二十九军的关系，１９３７年４月天津军司令邀请以张自忠为团长的二十
九军干部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为期６周的访问，在日本受到了“盛情款待”。但这
并没有改变二十九军和天津军的紧张关系。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平附近进行演习的“天津军”，在芦沟桥附近与二
十九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应该说１９３７年的芦沟桥事变和１９３１年的９。１８事变，在性质上是完
全不同的。由于日本是战败国，战前的档案已全部公开，９。１８事变是关东军策
划的阴谋已毫无疑问。

    但现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发芦沟桥事变的证据。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上明
确判定９。１８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发，但并没有断定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人挑发的。
原二十九军副将秦纯德在国际法庭上提出的起诉材料“七。七事变纪实”中，也回
避了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的问题。近年日本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芦沟桥事变是
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间谍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的，因为从动机上来看共产
党最希望发生中日战争。

    日本方面对芦沟桥事变的记载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个小队的日军在
北京芦沟桥附近进行演习。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日军小队长立即进行点名，发现
少了一名士兵。日军小队长联想到刚才的枪声，以为该士兵已在刚才的枪声中被打
死，于是小队长下令向中国军队进行还击，形成了军事冲突。但打完仗后那个失踪
的士兵又回来了，说当时是因为闹肚子去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的舆论界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
起事端，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但在军部内却分成“事
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
是９。１８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
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再继续向华北进出。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
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而军部中的大部份却是事
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貌似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
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一击”论，以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
屈服。

    在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表示了坚决抗战的态度。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
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
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
抗战到底”。蒋介石的讲话表明中国准备进行长期持久战的战略和决心。

    四。导致全面战争的上海战役

    芦沟桥事变爆发时，中国有１９１个陆军师，２００余万人，日本陆军的现役
部队为１７个陆军师，２５万人。乍看上去中国军队似乎有击败日本军队的希望，
但实际上中国军队在重火器、机械化运输、通讯器材、弹药方面同日军有巨大差距，
空军和海军更是无法相比。另外中国军队的多数是地方杂军，对中央军牺牲他人保
存自己实力有所猜忌，这也是中国军队的一大弱点。

    尽管中国在军事上直接击败日本军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在国土面积、自
然资源、人口数量等战争潜力方面比日本有明显优势。所以中国取胜的唯一途径就
是用全民战争、持久战、消耗战的方式来拖垮日本。这样中国虽然不能直接打败日
本使其缴枪投降，但可以拖垮日本，使其被迫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后来越南也是用
这种全民战争的方式拖垮和赶走美国人。要充份发挥全民战争的效果，战场越大、
战线越长越有利。如果把战场只局限于华北，显然不能充份发挥全民战争的效果。
于是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开辟新战场，将日本拖入全面战争的泥潭。

    蒋介石无视第一次上海事变时达成的中国不在租界附近驻军之协议，主动将他
的嫡系部队部署到共同租界附近的非武装地带。上海共同租界的国际委员会向中国
政府抗议中国军队违反协议，被蒋介石置之不理。日本人没料想到蒋介石一改以往
忍辱负重的态度，会主动在上海开辟新战场。当时日本在上海只有几千人的海军陆
战队，没有什么准备。８月１３日，中国军队主动向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
日军仓促应战，并紧急从国内派兵增援，揭开了第二次上海事变的序幕。　日本军
部的“事变扩大派”当初只是设想把芦沟桥事变扩大到华北地区，并没有在中国全
土展开全面战争的计划。可是蒋介石的上海攻势，使日本军部对战争的指导发生了
混乱。日本军部刚开始还不想扩大上海战线，８月１５日只派出了最低限的２个师
团（３万余人）的增援部队，但蒋介石将其精锐部队７０万投入上海，使用人海战
术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伤亡，迫使日本不断增兵。由于现役部队的人数不够，日军不
得不蓟７ｂ时召集预备役部队参战，最后日本投入上海的兵力达３０余万人。

    １１月５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国民党军主动撤退。在２个半月的上海战役
中，日军战死２万４千余人，战伤３万余人，几乎可以与日军历史上最惨烈的日俄
战争旅顺战役（死伤６万余人）相比。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役中虽然没有取得直接的
军事胜利，但上海战役迫使日本把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使日本陷入了全面战
争的泥潭。所以说上海战役在战略是相当成功的。

    五。几点反思

    一些文章认为蒋介石完全是在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逼促下，才被迫改变对日妥协
政策走向抗战的道路。这其实过份夸大了西安事变的作用。当然西安事变对蒋介石
对日政策的改变有相当的影响，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在西安事变前的国民党５届２
中全会上，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就有明显转变，显示了强硬的态度。蒋介石对日态度
转变的最主要原因，应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在９。１８前后的一段时
间里，尽管日本狂热军人的暴走，日本的文人政府还是表现出克制的态度，还是有
诚意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与中国的冲突。在那一段时间里对日本的妥协退让，是有
可能换取和平的。因此不应该过份指责蒋介石当时的妥协不抵抗政策。后来日本的
军国主义分子上台，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高压政策。在此情况下妥协和退让已不太可
能换来和平，所以蒋介石转而采取进行抗战的不妥协态度。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部并不想把战火扩大到整个中国，只设想打一场短期的、
局限于华北地区的速决战，在短期内一举摧毁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中国人屈服。
战后的１９４６年，美国战略调查团对日本的侵华战略进行了调查，该调查团的调
查报告中说：“对于日本的侵华战略，本调查团对多数日本将校进行了讯问，这些
日本将校均表示当时既没有侵占中国全土的必要，也没有侵占中国全土的欲望……。
没有料想到１９３７年的华北事变，会引发与中国的全面战争。”这个报告比较客
观地说明了当初日本没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略动机。

    当时日本人以为蒋介石在芦沟桥事变后，会派主力军队前往华北保卫北平、天
津等大城市，和日军进行军事决战。但蒋介石并没有直接派兵去保卫华北，而是转
而进攻日本在上海的租界，将日本拖入了全面战争的泥潭。因此一些日本人声称日
本原本不想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中日间的全面战争是中国人挑发的。然而中国取
胜的唯一出路就是与和日本进行长期持久的，不以争夺领土为目的的消耗战，将对
手消耗拖垮。如果当时蒋介石在华北跟日军进行一场争夺领土的决战，中国不仅必
败无疑，还要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

    蒋介石说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怕鲸吞，就怕蚕食”，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
中国试图和日本打局部战争，就会导致日本不断蚕食中国的被动局面，不如乾脆进
行一场全面战争。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扩大战线，诱敌深入的战略，奠定了中国取得
抗战最终胜利的基础。蒋介石预言中日战争持续下去，将引发世界大战。在大战中
日本将与美国和苏联为敌，并最后失败。中国可以乘势收回东北和华北的失地，达
成完全的独立。后来历史的发展印证了蒋介石的战略预言。相对而言，日本在芦沟
桥事变以后的对华战略上，却显得十分混乱，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日本对华战略
中心是要对中国政府进行“武力惩罚”，试图用武力打击迫使中国人屈服，迫使中
国政府改变反日、排日的政策。这其实和中国当年出兵“惩罚”越南的动机有某些
类似。这种愚蠢的战略导致日本的最后失败也是毫不为怪的。

    当然日本并不是没有一流的战略家，石原莞尔可以说是当时日本极有眼力的战
略家。石原认为战争要见好就收，一旦越过了胜利的极限点就是失败的开始。他主
张军部改变对中国的高压政策，停止华北分治运动，只要中国承认或默认满洲国，
就将华北的主权交还中国。石原坚决反对把芦沟桥事变扩大到整个华北，认为这是
重蹈拿破仑超过胜利极限点的愚行，只能使日本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后来战
争的发展的确应验了石原的警告。不过石原这样有眼力的战略家并没有被重用，而
是一群短视无知的狂热分子主宰了日本军队，这些狂热分子的愚行最终导致日本帝
国的毁灭。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虽然不敌日本军队，但中国的战略家胜过了日本的战
略家，这是中国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最重要因素。


以上内容仅代表原作者观点，本人对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雄才大略不敢苟同

nxw

感谢在9.18来临之际提供这么详尽的资料！（只是7楼的页面无法显示，不知道是不是我机子原因？）现在只有一句话：勿忘国耻，振兴我中华！

过桥梯

勿忘国耻！

伊枫

对，勿忘国耻

byyw

我想不论是国际关系还是人际关系，不要对他人抱有幻想。要知耻而后勇。

frankiefone

感谢在9.18来临之际提供这么详尽的资料！！！！！！！！！！！！！！！！！！！！！！！！！！！！！！！！！！！！！！！！！！！！！！勿忘国耻，振兴我中华，夺回钓鱼岛！

chengmin

我要好好向在抗战中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的同志学习
勿忘国耻
兴我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