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缅怀文章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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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论毛泽东  
[林 昙] 于 2003-12-21 21:10:22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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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几千年不世出的旷世天才。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毛泽东一手铸成的。而那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如果没有毛泽东，也必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面貌。他唤起了整个东方人类和新兴世界的崛起。


毛泽东天姿英发，文韬武略，胆识过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毛泽东都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人物。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凭借几乎一无所有的政治资源，白手起家，在二十八年之间，纵横捭阖，缔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一个伟大的国家；从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广阔的中华大国的至高无上的神圣领袖。


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敢于如此地蔑视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整个工业化世界以至包括联合国。而面对整个世界的报复、封锁和堵截，他最终迫使世界不仅向之低头，而且为之喝彩，为之鼓掌！当1972年中国使团高傲地带着自己的原则和理念重返联合国的时候，中国人所得到的正是全世界这样的掌声！


2


毛泽东是一个神话。


自1946—1949年间他所指挥的第三次国内战争，双方用兵之数量，其战争规模之宏伟，超越了20世纪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全部战争，也超过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切战争。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出神入化精妙绝伦。相形之下，西方之兵圣凯撒、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拿破仑，不过如同小丘而已。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足以状其妙。他实际是运神思于方寸之间，而操胜负于万里之外！其军事指挥艺术之高超，其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整体运用配合之巧妙，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最伟大的军事家。


毛泽东驾驭历史操纵人类的能力几乎来自天赋。如果我们不是由于曾身历其境，我们会象后代一样对神一样的毛泽东不可思议不可想象和不能置信。


毛泽东的个性和人格魅力是无穷的。他具有卓越的艺术天赋、最深刻的直觉灵思和极其广博的人文知识。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他关注的始终是群体的“人民”即所谓“大多数”人类权利的普世价值。他永远站在世界上社会上穷苦大众、“弱势群体”即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那一边。


在私生活中，毛泽东极具人情味、幽默感。他知道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万岁”只是一句空话，“四个伟大”不过是小人违心的阿谀奉承。他嘲弄自己既有虎气也有猴气，他相信自己早晚也会被人打的粉碎——不过粉碎而已，有什么了不起？


在政治上，他冷酷无情。只要政治斗争需要，他就会毅然斩断一切情缘、粉粹任何障碍和形成障碍的个人，不论他们是旧日袍泽还是老战友，文化大革命中尤甚！“如果需要无情，那就无情！”“既做狮子又做狐狸。”在政治权谋上，他不过也是一位马基雅弗利之术的运用者。


3


黑格尔说过：仆妾眼中无英雄。但是，那并非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妾只是仆妾！英雄也有失误，伟人也有弱点，伟人也有隐私，伟人也有人性。但是，伟人仍然是伟人！托尔斯泰说：一个道德完美的庸夫仍然是庸夫，一个浑身弹孔的英雄仍然是英雄。


全部历史所昭示于人类的，就是人类永远会犯错误。个人会犯错误，群体也会犯错误。领袖会犯错误，政党会犯错误，国家会犯错误，民族也会犯错误。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不断犯错误的历史！因此历史永远是曲折的历史。为了摆脱某种错误，结果所陷入的可能又是另一种错误。


历史不过是无数错误的叠加而已。历史的终极正义，正是在无终极的无数错误的积累中，才逐渐呈现的。


4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充满传奇戏剧性的一个伟大世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这个世纪中卓越拔立的三位真正的传奇英雄。


这个世纪的头十年以1917年10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在60年代后期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达到一个震撼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高潮。但随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乃以九十年代全球社会主义体制的全面崩溃，转向新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全球化运动。


但是，历史远未终结。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留下的精神和政治遗产，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遗产，仍然会被人们不断地思索和研究下去。


5


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根本之点在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静止无矛盾只需要向前发展经济的平静社会。这个社会作为一种过渡形态，它既存在着向前，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进步的可能，也存在着向后倒退和复辟，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积累的野蛮资本主义的可能。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存在着极其深刻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中既包涵着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内容，也包涵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而其根本主题，则是内外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与多数人民大众的矛盾。对这种矛盾，如果统治阶级、执政党处理不好，则发生动乱、暴动或革命是随时可能的。因此，社会革命不会终结，历史永不终结。


我们可以预言，如果在未来某一天中国也终于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右派政变或以“自由主义”为名义的内外资产阶级和买办势力的联合专政，那么，以毛泽东的名义，中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大众的联盟和革命造反运动就一定会前仆后继地再度发生。毛泽东已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


因为毛泽东已经把他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识形态深深地熔铸进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政治文化中！


6


英国名史家罗斯在论述拿破仑时曾指出：

“尽管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他在治理国家，焕发人民才智和运用战争艺术等方面，完全是超群绝伦，伟大之极。

他的伟大，不但在于他那些最出色的业绩具有永恒的重要性，而更在于他的始创性以至在完成所有这些业绩中投入了雄伟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遍布他后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纪念碑，虽然饱受狂风暴雨的摧残，却还是宏奇壮丽！

屈处奴役之下的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人类毕竟不以最高的荣誉授予那些谨小慎微、知难而退、毫无建树传于后世的庸碌之辈，而是把它授予胸怀大志、敢作敢为、功勋卓著、甚至在自己和千百万人同遭大祸之际还主宰着千百万人之心的人。”


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个奇迹创造者。


7


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失败了。但是，毛泽东——这个驾驭中国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之人性和生活的人，这个以人民战争的形式领导了二十世纪历史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席卷了数亿人口的伟大国内战争和革命群众运动的人；这个动员了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伟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营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终极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国的人；这个打破了雅尔塔三强瓜分世界协议、打破了冷战的两极格局，从而使中国屹立而起成为世界之第三极的人；这个导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全球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改变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行动、使西方势力被逐出于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亿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之后的正方形大厦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8


毛泽东去世后，西德总理勃兰特发表的悼词说：“……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下去，以后一直是如此”。


毛生前多次点名批判过的铁托则说：“毛泽东是巨人之中的超级巨人”。


《毛泽东传》的作者、美国学者特里尔说：“事情总是这么奇怪，五十、六十年代诋毁他最多的政府，1976年却对他的赞辞最多。有些领导人说他是人类历史上一千年才会出现一个的天才。美国《新闻周刊》当天发表的社论标题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


没有任何崇拜者会比他生前的对手和敌人，更知道毛泽东存在的意义和份量。当然，至今仍有人躲在阴暗中诅咒他。因为毛泽东仍然是那些人的一个消不去的噩梦。


是的，像毛泽东这样巨大而深刻地影响过世界历史的巨人，是恐怕不会再有了。但他的精神、政治和全部意识形态遗产已永远地存留在中国大地上，笼罩着未来的全部中国历史。


在生前，毛泽东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整个世界。在未来，毛泽东必将成为世界历史中一个永恒的话题——一个神话，一个传奇，一个理想，一个梦境！世界历史由于曾有过毛泽东而不寂寞。中国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中国才仍然是中国。也正是由于创生了毛泽东，中华文明才再一次向世界最雄辩地证实了它的智慧、辉煌、它的魅力与永恒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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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开国领袖毛泽东并预祝人民解放军跨海剿灭台独凯旋

凭吊香山双清别墅

毛 公 到 双 清，

华 夏 响 雷 霆。

顷 刻 山 河 改，

穷 人 遇 救 星。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北坡，3月25日进驻北京香山，毛
主席居双清别墅。毛主席在此指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向全国进军，一举推翻了
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救广大劳苦百姓于水火，使占人口90%以上的穷苦百姓站
了起来，当家作主。同时还写下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论
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的著名诗篇。

面对云谲波诡的台海局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
王”，伟人的告诫，字字警钟，言犹在耳，振聋发聩。希望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不
辱使命，跨海征台独，长缨缚苍龙！一举剿灭台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告慰先烈、先辈于
九泉，造华夏太平盛世于今朝！中华民族的复兴自祖国统一之日起步！

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售门票，目前香山公园门票5元。本月22日
至26日双清别墅也有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相关活动。

纳米技术 200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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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青年人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原创，欢迎转贴，署名与否均可）

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日子就要到了，别人怎么样我不便评论，只说说我自己吧，说说一个青年人对于毛泽东的认识过程。

我是1999年开始上网的。在此之前，我由于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已读过不少有关文革、反右的文章和书籍，得到的印象是：毛泽东所领导下的中国似乎除了政治运动就再没有其他生活内容了，成就更加谈不上。

因此，我很快也学着“主流话语”的腔调，鄙视毛泽东，痛批毛泽东，抱怨他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似乎我比毛泽东高明不知道多少倍。

甚至，我还学着那个李锐的调调，骂毛泽东“祸国殃民”，把曾经当过志愿军的老岳父气的热泪横流。

但可以说，正是老岳父的热泪第一次在我的脑海中埋下了一个问号：为什么家庭出身不好、从部队回地方工作后的几十年里也“挨过不少整”的老岳父，至今还对毛泽东怀有如此强烈的正面感情呢？

此后不久，我开始上网了。在网上冲浪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到一些以前不曾接触过的关于文革、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幸运的是，那时还不像现在，没有这么多“网奸”兴风作浪，混淆视听。我所看到那些文章也主要发表于海外网站上，有些文章直接就是国外学者写的研究报告。这些文章、报告真仿佛一下子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对毛泽东以及他的时代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

这些认识包括：

毛泽东所接手的中国是怎样的一个中国啊？没有石油，没有重工业，连火柴甚至都没办法生产！而在全国人口中，几乎9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人均寿命也不过35岁！而东南富庶地区的财富又几乎被蒋介石集团洗劫一空，劫持去了台湾！

就这么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国，还没等建设，美国人就打上门来了。换成今天的一些人，也许就学了卡扎非上校，“识时务者为俊杰”了。但毛泽东不是卡扎非，从1840年起受尽洋人欺压的中国人也再不肯弯下自己刚刚挺直的腰杆，于是我的父辈们他们“拿起枪、跨过江、打败美帝野心狼”！

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国，一支由无数农民组成的军队，在毛泽东的统帅下，竟把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及其数十个盟友所组成的联军从鸭绿江边打回38线以南，并从此再无法越雷池一步，即使其他一切都不谈，仅凭此一点，就足以令我对毛泽东敬佩无比！

接下来，美国人自然恼羞成怒，与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西方世界勾结一体，开始了对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封锁。

然而在铁桶一般的封锁中，毛泽东率领他的同伴交出的是怎样一份建设成绩单呢？大家还是自己去看美国耶鲁大学莫里斯教授的那本书吧，我就不引述了。不过我可以提示大家几个问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什么时候爆炸成功的（如果没有原子弹，我们今天和伊拉克会有多少区别呢）？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什么时候上天的（今天令“胎毒”如坐针毡的2炮部队就是在那前后成军的）？中国第一个大型油田是什么时候发现开采的？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是什么时候下水的？中国第一个“村办工厂”（也就是咱们现在熟悉的所谓“乡镇企业”）、“校办工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中国1978年以后“需要进行改革”的成千上万“国有企业”都是谁留下来的（这些国企至今还没被蛀虫们掏干，足见其底子之厚）？中国人90％以上接受了初等以上教育是什么年代实现的？中国人均寿命超过60岁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所以，我想说，认为毛泽东时代除了政治运动就是政治运动，其他乏善可陈的人，如果他不是道听途说，上了国内“主流话语垄断势力”的当（如同我1999年上网以前那样），就一定是别有用心（最近在强国论坛看到关于“网奸”的文章，对此有深刻剖析，大家可以自己搜索一下看）。

至于说什么毛泽东“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更是奇谈怪论，逻辑不通。对抛出这种论调的人，我不禁想问：在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那样一个强敌环伺的环境中，是谁带领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中国从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建成了一个工业门类齐全、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具备了向现代化强国发起冲刺实力、美苏2个超级大国皆不敢小视的伟大国家？难道不是毛泽东嘛？！怎么，毛泽东一死，这一切就忽然都和他老人家不沾边、只剩下“过”才是属于他老人家了呢？！把毛泽东时代的问题统统放大，肆意渲染，然后全都记在毛的名下；把毛泽东时代的成就统统撇开，闭口不提，或者干脆记到别人身上，请问，这是谁家的逻辑？！

当然，毛泽东在抓建设的同时，也搞过不少运动，其矛头主要指向领导干部、知识分子，还有阶级敌人。但这些运动需不需要搞呢？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今天干部队伍的顽疾——“腐败问题”吧；看一看今天一些“经济学家”、“法律学家”以及这个“家”、那个“家”，看看他们的寡廉鲜耻吧（最新的例子是刘涌案，大家肯定印象深刻）。在看过这一切之后，我们难道还会认为毛泽东“两手都要抓”、“永保江山不变色”的思路、策略有什么错嘛？至少我个人认为，没有错，只有憾！遗憾的是天不假年，毛泽东没有把他该做的工作做完，给了一些人“反戈一击”的机会！于是，几乎20多年，我这个岁数的人，差不多只听到一种声音，就是那些所谓“挨过整”的大小的“官僚”、“知识分子”诉苦的声音，清算的声音！而有关伟人的真像却在民间和海外流传….

不过，我有一点感觉不知道对不对，以前在国内热衷于诉苦、清算的相当一部分人（除了李锐等少数老糊涂了的），通过这些年对现实生活的比较感受，其中很多人已对毛泽东时代开始了再反思、再认知，早已不再一味“非毛”了。倒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接过了他们的枪，并把主要阵地转到互连网上，开始了新一轮对于毛泽东的围剿，而且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为什么要围剿毛泽东呢？因为理由很简单：第一，毛泽东穷其一生，都是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为普通百姓谋公平谋幸福，人虽已逝，其思想、风范或许仍然挡了一些人发财的路；第二，毛泽东穷其一生，都是敢于和一切强权作斗争（无论美国还是苏联），为所有被不义所压迫者谋翻身谋解放，斯事虽远，其精神、影响势必仍然妨碍了一些势力奴化中国瓦解中国的企图。因此，诽谤毛泽东、丑化毛泽东、至少是淡化毛泽东，对于某些人和势力来说就成了重大战略任务！这种围剿，对于瓦解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涣散中国人的精神凝聚力、消除中国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渴望等等，“功莫大焉”！

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毛泽东的业绩、毛泽东的光辉也绝不是一群卖国求荣的网奸所能遮掩。至少，我是再也不会上他们的当了！毛泽东，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中华古往今来第一人！

仅以此拉杂之文，献给伟人毛泽东！并为自己曾经的无知，向他老人家表示深深忏悔！200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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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决策和深刻教训看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讲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而今，2003年12月06日《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扎扎实实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社论说“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正在全国陆续展开，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对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卫生部门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大投入，完善政策，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新路子。”，近40年过去了，中央重新作出“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的重大决策，说明毛主席当年的谈话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反思我们从毛泽东时代到如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历程，应该承认，我们走了弯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坚持毛主席当年提出的正确方向。当前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反映了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观念，比之原来有了重大转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提法，是对这些年来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医疗卫生单位过度产业化的否定，是对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思想的重新坚持和发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提法，令我们感慨万千，恍若隔世，“合作医疗”一个曾经令中国的农村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响誉全球的，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事物，如今我们再次把她拣起来，说明我们终于认识到，对于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走合作化道路仍然是有效的法宝。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倡导“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力变革医疗卫生工作，努力改变旧中国广大农村极度缺乏医疗卫生服务的状况，使人民健康不断得到改善。50年代，随着农村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体农业合作化组织的建立，全国各地农村逐渐开始设置医疗卫生单位。到了60、7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之后，兴起了一个建设农村卫生服务网络的高潮。当时的目标是期望做到“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医有药”、“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村广泛地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村卫生员，在使农民便捷地获得村级卫生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70年代，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唯一典范就标志着是唯一成功的例子。 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在医疗卫生资源分配问题上，60、70年代在改变“重城市轻乡镇”的倾向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比如197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有病床159.82万张，其中市级床位数占63.74万张（占39.9％），县级占96.08万张（占60.1％），可以看出基层医疗单位占了大头，即面向农村的基层医疗机构是卫生投入的主要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却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是走向萎缩，甚至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79年起合作医疗纷纷解体，有合作医疗的大队，从占大队总数的68.8％逐年下降，1983年达到11％，以后数年维持在5~10％之间。除少数沿海发达农村情况可能好些外，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全面复辟。血吸虫等老传染病重新大规模泛滥，爱滋病等新传染病开始肆虐。疾病对农民生存、经济状况的威胁，甚至超过天灾。北京大学研究人员于2001、2002年间在安徽、湖南、云南、四川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民的家庭两周患病率在48.65％，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率为81.25％，其中未就诊原因中属于经济原因的占了一半以上。河南省的一项调查发现，贫困户中的40％是因为疾病所致。

在医疗资源分配方面，也发生的根本的颠倒，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这个结论如今还在今被国际医学界权威引用。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为36％和64％，但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占有的比例刚好颠倒了过来，即城市占了60％以上，而农村占了不到40％。根据专家研究，我国卫生资源约80％集中在城市(北京高达85％)。

这些严峻现象的背后，反映了这样一些事实，党领导全国农民辛辛苦苦20多年建设起来的合作医疗制度，在集体化经济改革为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同集体经济被一起被瓦解、萎缩掉了，问题还在于，并没有找到能够替代合作医疗的更好方式去建立新的农村卫生体系，放任农村卫生制度与农村经济制度一起，经历了剧烈的市场化改革。农村医药卫生事业在缺少集体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被迫转向市场化，大部分村卫生室从集体化转为私有化，乡以上公共卫生机构所获补贴，在城市中心趋势下相对减少。

市场化的导向，令农村卫生机构日益为利润所驱动，农村的医疗成本日见高企，农民无法享受到便宜、便捷的卫生服务。同时，在农村经济私有化带来的严重两极分化，大多数农民经济收入长期低水平，无法支撑高水平医疗费，医疗资源纷纷向医疗支出相对高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医疗机构最求利益最大化，为满足少数人的昂贵需求，医疗机构还最求豪华化，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现象，同样反映在已经严重（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医疗卫生领域。

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指出“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医疗设施落后，医疗卫生技术人才匮乏，广大农民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农村，一些重点传染病和地方病没有完全得到控制，甚至在部分地区流行严重，许多农民‘小病拖，大病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突出。这不仅严重威胁着农民的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制约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没有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惠及亿万农民的大事”，中央也认识到，在中国农村要解决医疗卫生保障问题，靠市场化是行不通的，靠个体状态的农户的力量，单打独斗，是无法承受疾病的侵袭的，还是得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还是得建立个人、集体和政府共同筹集经费的路子。

但是，重新搞合作医疗体系，难度不小，问题很多。首先、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不复存在，之所以提出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新型在要在小农经济，个体私有经济的海洋中把医疗卫生事业集体化、合作化，本身就充满矛盾，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归拢人心，都是变数。第二、在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医疗机构过度产业化的今天，如何建立和维持收费低廉的合作医疗机构，存在尖锐的冲突。第三、在腐败之风严重的今天，合作医疗管理机构的廉洁如何保证，今天的贪官蛀虫，什么都敢伸手，扶贫款、教育捐款、救灾款、低保费等等，合作医疗资金可能很快会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

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毛泽东时代经历了20多年的艰苦努力，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瓦解，仿佛就是一夜之间，重新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人是物非，斗转星移，谈何容易，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其它的尝试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只有坚持毛主席曾经被实践检验是真理的正确思想路线，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走好，最广大农民群众就有福了。

温久和

我们应该把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发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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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特撰作此长联.

伟人长去矣！遥想当年，手擎马列主义雄文，直唤起工农百万，凭尔赤手空拳，敢向旧世界宣战。复经千劫，又历万难，聚一代英杰展翅延水之畔，八年抗日，三年倒蒋，终换来，光明中国，五星旗展。拒外侮，睥夷蛮，犹自扛起自力更生大纛，清除一片废墟，催飞一星两弹，夹缝中，将东方强国历史辉煌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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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世当记之！放眼未来，领会主席思想精髓，幸毋忘邓公名言，纵使披肝沥胆，当为新时代尽力，称雄五洲，兼友四海，喜中华民族挺立世界之坛，七载努力，十载图成，必将是，富强华夏，寰球龙兴，思前贤，怀领袖，更须赋颂旷世奇功丰碑，铺就丈二宣纸，饱蘸浓墨重彩，刹那间，把满腔豪情敬意淋漓挥抒。

释文：上联：伟人离我们远去了！遥想毛主席当年，一领布衫一把雨伞去安源发动工农闹革命，靠的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向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三座大山宣战。经过了千难万险走过了万水千山，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了陕北延安，聚集了全中国的革命精英在延水边发出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的气壮山河的豪迈誓言。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别人附加条件的恩赐，不看别人自命救世主的嘴脸，对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侮辱和蔑视一概不予理睬，走自己的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国民党留下的一片废墟上，硬是凭着中国人民的骨气和干劲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在美国和苏联两大帝国的包围的夹缝中，造就了挺立于世界的中华民族强国。

下联：主席领导的那个时代过去了，但我们应该记住那个不平常的年代。那里有共和国的艰辛和辉煌。放眼未来，我们还要高举主席的思想红旗，也不要忘记邓小平同志的嘱咐，要全力以赴尽心尽责的为新的时代打好基础。在世界上多交朋友，要建立起自己的威信，使中华民族挺胸昂首地在世界的论坛上发表自己的主张。经过七年的努力和十年的奋斗，到2020年的时候，必定实现了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的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思念革命前辈，怀念革命领袖，把他们的亘古未有伟大事迹写成诗词曲赋勒石成碑让它永远立在人民心中。铺好一张白纸，饱蘸浓墨，把对主席领袖的满腔思念感情化作慷慨豪情，用壮美的语言和遒劲的笔锋在一刹那间酣畅淋漓的挥洒出来。

注：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七载”即为从2003年起到2010年的七年，“十载”即为从2010年到2020年的这十年，这二十年极为关键重要，是需要努力奋斗拚搏的二十年，所以特意提出来，以加强对近期奋斗目标的认识。

songjunqiu

呵呵
我是新人，请多多指教

wangrui161

怎么样?

wangrui161

好吧?

wangrui161

毛泽东在北戴河

wangrui161

巨人倒下了

wangrui161

毛泽东在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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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被人逼债纪实
摘自《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
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
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
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真迹太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
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是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将手中烟嘴摔到
桌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黄炎培有凑热闹之嫌。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着？”

“我看！毛泽东喝了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些，“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
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扛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未了还是问那本
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点小家于气。

我说：“跟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
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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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怕及其他》
吴冷西

　　1957年6月7日，胡乔木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先到他的住处，然后一起去见毛主席。

　　这是个初夏的下午，中南海显得特别幽静。我们从乔木同志住处出来，沿着小路走过居仁堂（这是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后来拆除了），来到勤政殿（这是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地方，后来也完全拆除了）后面的一个小旁门，进去便是毛主席的住所－－菊香书屋。

　　这是一个不很大的四合院、毛主席通常习惯在北房工作和睡觉，虽然他的大书房在东厢房。这高大的北房是五开间，毛主席睡觉和看书大都在靠东边的一间，那里简直也是一个书房，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也常在这里。

　　我们进去的时候，毛主席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他似乎醒来不久，斜躺在两张单人木床合拼成的大床上，已看过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放在左手一边的木板床上，那里堆满近期看过或要看的书，有古籍（大都夹着书签），也有新书（有些翻开的）。他手里正拿着文汇报，右边的床头桌上还放着好些其他报纸。

　　毛主席见我们进来就放下报纸，招呼我们在靠床前的椅子上坐下。他先问我们看过今天的报纸没有？说现在报纸很吸引人看，许多人高谈阔论，说要帮助共产党整风。

　　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之后，毛主席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找你来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

　　这件事对我很突然，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连胡乔木同志也没有给我透露过一点信息。我当时反应很快，但也只对毛主席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主席接着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再三研究才考虑你去。这时我就申述我的情况，说我虽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研究了两年，又在抗大和陕北公学讲过马列主义课，但10多年来一直搞新闻工作，没有搞理论，学术问题、文艺问题懂得更少，不适宜到人民日报去。毛主席听了之后，又大讲了一段关于党内许多负责党员怕教授的话，指出这很不妥当。

　　最后在结束谈话时，毛主席对我说，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着新华社社长。给你10天考虑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10天后再谈。

　　从毛主席住处回来以后，我一直权衡主客观条件，总觉得我去人民日报不合适。

　　还不到10天，6月13日下午，毛主席的秘书高智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到毛主席那里去。这次我是从颐年堂进去的。这里是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或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地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乱子时，这里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会议。从颐年堂向东走过一段回廊，才到达毛主席住的菊香书屋的西门。

　　我到达毛主席卧室时，胡乔木同志已经在座。

　　毛主席一见到我就问：这几天考虑得怎样？去不去人民日报？

　　我又拿这些天想到的意见，向毛主席重新说明我不宜去人民日报的理由，但最后增加了几句这样的话：从我本身的条件看，我认为我去人民日报是不适宜的。但我是一个党员，中央如果做出决定，我只有服从。我希望做出决定之前能考虑我个人的意见。

　　毛主席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今天你先以乔木同志的助手的身份去，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中央将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可以继续兼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统一起来。

　　毛主席接着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主席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他自己也有这个体会。他说到，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他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他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然后，毛主席笑着问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我回答说，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这次谈话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人民日报上班。毛主席说的“五不怕”，我经常用来告诫自己，经常警惕是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否敢于坚持真理。

　　半个月以后，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会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的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一直到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

　　●●●

　　1958年3月，我去成都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叫做成都会议。会议从3月8日开到26日。会议结束的当晚，田家英同志（他当时是毛主席的秘书）告诉我：毛主席说，我送给他审阅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他来不及看了，要我随他到重庆，然后沿长江下武汉，那里还要开会。

　　3月27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成都，到达重庆时已是万家灯火，层层叠叠，整个山城十分壮观。

　　29日乘江峡轮从重庆出发，晚泊白帝城。随毛主席乘船的除警卫和服务人员外，只有田家英和我。看来毛主席意在畅游三峡，借以稍事休息，排遣一个月来连续开会的劳累。据毛主席身边的勤务员告诉我们，毛主席正在填一首词，似乎还未定稿，用铅笔写的，放在床头。

　　3O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开入三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欣赏奇峻的两岸峡谷风光，特别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一起闲谈。

　　毛主席谈到，他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他特别称赞扬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他又说到，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毛主席又谈到在会议上印发的“苏报案”。毛主席说，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接着，毛主席详细讲了清朝末年有名的“苏报案”。他讲到，“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毛主席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字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15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毛主席很称赞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谈到，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典，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毛主席说，这位老先生是他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典、怪僻，也较梁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毛主席在船上对这几位清末民初的政论家讲了这许多话，显然他在青年时期对他们印象甚深，也同他自己从办《湘江评论》开始一直写过许多政论有关。他更多的兴趣在于这些政论家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文风。

　　听了毛主席这一席话以后，我才开始留心近代报刊的历史，并陆续阅读了一些政论家的文章。

　　●●●


　　4月l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和讨论成都会议的决定，一方面听取他们（主要是吴兰圃和曾希圣）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
　　在最后一天，毛主席安排这些省委书记对《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提意见。现在看来，我主持起草的那个纲要，虽然有些问题不无道理，但也多的是头脑发热、好高骛远的产物。当时省委书记们关心的是改造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前些年人民日报在报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一些省委的关系有些紧张），并希望人民日报多发表有关他们省的报道和文章。毛主席当时表示，人民日报要考虑各省委的意见，搞好同省委的关系，取得省委的帮助把报纸办好。报纸的《苦战三年工作纲要》修改后仍然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再根据实践的经验不断修改完善。

　　会议结束，各省委书记走后，毛主席仍留在武昌东湖湖滨别墅休息。我和田家英也在那里游览了几天。

　　别墅在东湖边，对岸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就建在山麓。毛主席早晨和傍晚都沿湖边散步，这是他难得的正常作息秩序。在北京，他经常是整夜工作和看书，清晨才开始睡觉，下午两点左右起床。这样的作息时间每天向后推延一两小时，大约半个月一个周期。

　　大概是4月11日上午，毛主席早饭后散步回来，叫田家英和我一起同他在湖边凉棚下闲谈。毛主席从长江大桥谈到八七会议、武昌起义、黎元洪以至张之洞，接着又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同张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他又谈到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毛主席又泛论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毛主席接着问我是不是广东桥会人，我回答是，然后，毛主席就议论起梁启超来了。

　　毛主席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斗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毛主席还讲到，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毛主席又说到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合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毛主席还谈到，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主席对梁启超有褒有贬，可见对他的生平比较熟悉，对他的著作也有研究，对办报的甜酸苦辣都很有体会。

　　××××

　　1958年国庆前夕，9月30日下午，毛主席的秘书通知我到丰泽园（这是毛主席住地的通称）去。当我到达毛主席书房的时候，他正在看字帖，这是他工作之余作为休息的习惯。毛主席的书房是一个真正的书房，除了一面是窗以外，房子三面都是从地板到顶棚的书架，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临窗有张大写字台，另一侧还有一张长桌，上面堆着书，还放着好些字画卷轴。毛主席还有一个自己的图书馆，田家英和其他几位同志为他在全国到处收集图书，特别是解放初期，藏书是相当可观的。

　　毛主席见我来了就对我说，他代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写的是他对新华社记者谈巡视大江南北的观感，稿子已拿去打字，过一会就可以看到。他叫我先坐下来谈谈。

　　毛主席先从他巡视大江南北谈起，说到地方上走走，可以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从而引起一些想法，最后形成若干观点。那篇新闻稿只说了很少的一部分。

　　毛主席接着又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编辑要这样做，总编辑也要经常下去。他扳着指头说，今年你已经去过南宁、成都、武昌、北戴河，虽都是去开会的，但总算下去了，以后还要下去调查研究。我说我在五月间去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很有收获，当然还是走马看花。毛主席说，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看花。

　　毛主席说，在北京当然也很重要，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议论多的地方。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谓而发。这方面你要学张季鸾。

　　从这谈起，毛主席对《大公报》议论了一番。

　　毛主席指出，《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三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三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抗战前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在整个中国政局中没有多大分量。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给《大公报》发挥其作用提供了条件。张季鸾以及继任的王芸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

　　毛主席说，吴、胡、张三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只办报不做官，但后来吴、胡都做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本人年青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他办报素以客观、公正自夸，平常确也对国民党腐败加以揭露批评，但每到紧要关头，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就帮蒋介石骂周恩来了。王芸生后来接他的班，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也是这样给蒋介石帮忙的，直到国民党崩溃前夕，才转而向我们靠拢。

　　毛主席说，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做“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但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毛主席还说到，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例如《大公报》的星期论坛。原来只有报社内的人写稿，后来张季鸾约请许多名流学者写文章，很有些内容。他在延安时就经常看。《大公报》还培养了一批青年记者，范长江是大家知道的，杨刚的美国通讯也很有见地，这两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工作过。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也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这时，毛主席的新闻稿打印出来了。我看了一遍，没有什么意见，毛主席就吩咐当晚广播，第二天（国庆节）见报。

　　××××××

　　从听到毛主席讲“五不怕”起，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整整9年。这段时间内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的指示很多，其中许多都有记录存档，可供分析研究。我在这9年工作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但我一直未能忘怀的就是“五不怕”。

　　1967年春，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军事监护”时，我在狱中给毛主席写的第一封检讨信一开头就提到他在十年前对我说的“五不怕”。我接着写道；“我万万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今天，我真的成了阶下囚。”

　　由于这样的前因后果，我把毛主席讲的“五不怕”和同办报有关的几次谈话写出来。事隔三十年，记忆不完全准确，但主要意思是不会错的。

　　（1987年12月，发表于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日报回忆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