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缅怀文章集萃：

婴儿

默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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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朝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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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毛主席》
——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吴冷西

《忆毛主席》电子版编者按：

　　时值毛主席诞辰一百零九周年之际，我们将吴冷西同志写的《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识别转换成电子版，在网上传播。

　　这本书重点讲述了58至59年间在大跃进过程中作者所听到的毛主席的讲话，包括毛主席专门跟作者的谈话（作者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感谢吴冷西同志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详尽的历史回忆；使我们能真实的看到毛主席在大跃进过程中的基本思路；给我们分析思考大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到底谁是“浮夸”“共产风”“头脑过热”“冒进”的始作俑者，事实是最用力的见证，也是对这些年来，右派们对毛泽东的肆意污蔑诋毁的最有效回击。

透过这些回忆，我们看到，毛主席在清醒地认识到大跃进中的问题同时；在亲自组织、主持调查和纠正这些问题的同时，是怎样的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宽广坦荡的胸怀，竭尽全力调动和发挥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热烈地尊重、保护和支持着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在毛主席的心目中，人的精神、人的面貌、人的干劲、人的智慧，一句话，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那是成败的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因素第一”成为他一生革命实践结晶的至理名言，并在这里表现的淋漓至尽。他对宣传工作的要求、对“反对‘反冒进’的口号”的指示，要求干部党员做“五不怕”的思想准备，关于读书的建议 ...... 无不是着眼于人的正确思想的形成和人的灵魂改造，这是一个在正确思想和路线领导下，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没有这个高度，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热爱，没有对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奋斗的准备，就很难从纷乱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就会简单地得出类似“‘反冒进’的提法是‘对的’”的议论，就会人云亦云、随风逐流。对于书中迎合现在主流宣传而出现的某些似是而非、前后矛盾的议论，我们宁可相信，部分是为了当年出版的需要。

　　最后，为了使大家更好地对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个全面的辨证思考，我们将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关的一段话摘录如下，作为阅读全书的纲，供大家参考：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在工业建设方面，搞小型企业，土法生产，这两条首先是钢铁工业部门提出来的，也是他们首先实行的。目的是为了多搞钢铁。“十大关系”中还没有这两条，但是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这个方针，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因素。实行这个方针，就必然引出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土法生产同时并举这两条来。因为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开始时主要靠中小型企业和土法生产。

　　搞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也是不知道怎样革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现在看来，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庐山会议实际上也还是进行这个革命，是这个革命的继续，而且斗争是很尖锐的。如果不在这次会议上把那条路线打下去，我们的总路线就不能巩固，那是不行的。】

CHINA_LIYANG

永远怀念毛泽东。

hs_f

谈谈毛泽东的“专权”和“个人崇拜”

右派分子说毛泽东专权并搞个人崇拜，分别有两个证据，一，毛泽东掌握党政军大权直到逝世，为了掌握最高权力，毛泽东不惜政治斗争。二，亿万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没有出面阻止，而是接纳了。于是这两条就成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的理由。批判、讽刺、没完没了。右派分子的说法是否成立呢？不成立。但这些说法是否有没有根据呢？有根据。至少部分地符合客观实际，毛泽东确实掌握最高权力直到逝世，并且确实接受了万岁的呼声，这两点不可否认，也无须否认。问题是：事实归事实，如何认识这些事实？如何认识这些事实背后的更广泛的事实和逻辑呢？我以为右派分子的眼光肤浅了些，结论别有用心了些。

“毛泽东接受万岁的呼声”等于“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吗？不等于。比如我吧，在我从事的行业里我非常厉害，同事佩服我，客户信任我，他们时常喊我“大侠”，我愉快地接受了，为什么不接受呢，我的确很厉害啊，难道非要我十分虚伪地否定“过奖过奖，我不是大侠，我是小霞”才不“个人崇拜”吗？我没要求他们喊“大侠”，你们喊了，那是事实求事，我只有接受。骄傲固然不好，但谦虚至虚伪也不好。右派分子在批判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时候，经常批判假谦虚真虚伪，那么，为什么“接受万岁的呼声”便成了“个人崇拜”了呢？我以为“接受万岁的呼声”不等于“个人崇拜”，最多算“接受他人崇拜”。但“接受他人崇拜”是错误吗？

当今世界接受崇拜的现象实在太普遍了，比尔盖茨接受创业者崇拜，港台明星接受追星族崇拜，偷税人张五常接受左Y崇拜，美国的流氓总统接受哈巴狗崇拜，教皇接受信徒崇拜，这些都是崇拜，怎么不见右派分子批判呢？事实上，我觉得有些崇拜的确需要批判，比如明星的炒作就是欺骗式的个人崇拜。而张五常本身就是个犯罪分子，有什么可崇拜的呢？而毛泽东则不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有史以来屈指可数，人民崇拜毛泽东有什么不妥呢？况且毛泽东对“万岁”的称呼并不认同，毛泽东认为“万岁”是违背唯物主义的。人民所以喊“毛主席万岁”，也并非认为毛泽东真的可以万岁，“毛主席万岁”仅仅是一种心愿，一种情绪。

数亿人民感受到毛泽东共产党恩情，发自内心地喊毛主席万岁，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完全可以把“毛主席万岁”理解城“毛泽东思想万岁”。有右派分子说了，“毛泽东思想”也不可能万岁。是的，我也认为“毛泽东思想”不大可能万岁，但那就是抬杠了。类似地有“共产党万岁”，谁能保证一万年后还有共产党？还有“祖国万岁”，谁能保证祖国能够万岁？也许用不了一万年就实现共产主义了，国家消亡了，如何万岁？也许爆发世界核大战了，也许彗星撞地球了，一万年后的事情谁都保证不了。对了，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岁万万岁”呢，又如何机械地理解？所以说右派分子的理解很弱智。

毛泽东也喊过口号，这个口号就是“人民万岁！”。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应之以“人民万岁”。这不是做秀，也不是偶然现象，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苦难深重，人民饱受地主、买办、资本家、贪官污吏、军阀、列强、日本侵略者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毛泽东共产党率领人民群众打败了侵略者，推翻了三座大山，毛泽东共产党以敢于牺牲的精神实践着“人民万岁”，那么人民自然应之以“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感激心理是人之常情，不是什么劣根性，有人为你付出你自然要感谢。汽车上让座你还要说声谢谢呢。你父母哺育你教育你，你没有感激之情？你不希望你的父母健康长寿？你畜生啊你。为解放人民，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人民自然感激。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也是应该，不算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的现象历史上存在过，比如有功劳但骄傲自满的功臣，比如没功劳但自我膨胀的皇帝，自我陶醉导致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的确是有害的。但毛泽东不在此列，为什么呢？毛泽东是一个无私的人，毛泽东所以赢得人民的爱戴，不在于搞自我崇拜，不在于自吹自擂，而在于“人民领袖爱人民”，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解民于倒悬，以民为本，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一面，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热爱他，即便毛泽东大跃进问题上有过失误，人民仍然爱戴他，仍然希望“毛主席万岁”。毛泽东的地位虽很崇高，但是最底层的人民，仍然可以感受到毛泽东的关怀。感受到毛泽东在为他们奋斗，这种伟大有谁能做到？

我以为毛泽东所以接受万岁的呼声，还在于历史的规律，中国是五千年的古国，有四分五裂战乱不止的春秋战国，有两千多年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春秋战国的主流思想就是弱肉强食、算计他国、称王称霸，获得好处的是王公贵族和谋士。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等级森严，人的观念是小农和小我，民国时期群魔乱舞，人的观念必定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所有这些社会形态没有一个是真正、彻底地以劳动人民为根本的，毛泽东要与这些社会形态及其残余思想作战，自然需要极大的能量。而“人民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种呼声本身就是一种社情民意，本身就是一种舆论倾向，本身就是与官僚主义和剥削阶级斗争的力量基础。

也许右派分子说，为什么一定要斗私呢？难道人民不自私吗？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以为旧社会过来的人多数都是自私的。就象现代社会人多自私一样。比如要竞争，要保持优势，就必须有一定的自私，否则你无法生存。你把自己的生存技能都教给对手，你很快就失业了，你跟资本家大公无私？资本家天天盘算敲骨吸髓呢。来自旧社会的人民自然也有自私的一面。这时候怎么办呢？顺应“人性”吗？用人性私来调动积极性，发展生产？的确有这么一个办法。韦小宝用“可以抢钱抢女人”来调动俄罗斯官兵的积极性，古代皇帝用免税开荒调动积极性，资本主义用利润调动积极性，军阀用勋章和擢升调动积极性，都是利用人性私调动积极性。而且事实证明，这种方法的确能够调动部分人的积极性。只是，这些方法到最后无一例外地导致贫富分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倾轧。中国的历史如此，西方的历史也如此。即使全社会都按自私的原则行事，结果只能是少数人得以满足，多数人将倒霉。

道理其实很简单，甲的自私和乙的自私是矛盾的，自私意味着要占有相同的资源，如果放任这种私，那么双方必然产生冲突和斗争。按照弱肉强食的逻辑，丧失财富或资源的一方必然成为穷人。即使后来这个富人破产了，出现另一个富人取而代之，就社会而言，大比例并没有变化，还是少数人压榨多数人。所以，即便旧社会过来的人民也有自私的痕迹，仍然不能放任这种私。所以，对毛泽东而言，不仅社会需要改造，文化也需要改造，不仅剥削者需要改造，人民本身也需要改造。改造成符合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度的模式。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过是整体最优、相互协作、内部均衡、打击个人主义、保证大多数。谁是大多数？人民是大多数，解放前的受苦人是大多数。解放前是私有制，贫富分化，少数富人占有多数财富，所以多数人生活困苦。在那种结构下面，即使人民也有“私”的心理，但因权力、暴力、土地所有者、资本家控盘，穷人无法改变自身的局面。只有社会主义，将生产资料公有化后，以劳动作为生存的唯一手段，劳动人民才真正地得以解放。避免历史重演，毛泽东必定选择社会主义，必定反对私有化和私有制。

对毛泽东而言有那些可以利用的力量呢？靠资本家？靠资本家的结果必定是会到解放前。靠地主？靠地主也要回到解放前，而且地主也是小农经济的。靠旧知识分子？千年以来，旧知识分子一方面做剥削阶级的走狗，一面在人民面前趾高气昂。靠战友官僚？战友官僚也要一分为二，有些仍然为人民服务，有一些则腐化堕落特权去了，不要以为战友就必然正确，你可以回头看看你大学时对腐败深恶痛绝的同学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堕落成腐败分子和腐蚀分子了，所以我对毛泽东教育老干部的选择非常理解。毛泽东只能靠解放前吃过苦的穷人，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靠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当然，这部分人当中也混杂了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但是，毛泽东的方向仍然正确。教育人民，以人民为基础。发展国家，反复辟。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万岁”这一呼声，自然是强大的精神武器。与其说毛泽东个人崇拜，不如说毛泽东将人民的呼声当做了为人民服务的武器。

类似地也可以分析毛泽东为什么坚决地掌控着最高领导权。右派分子往往从个人权欲的角度来分析，小人之腹了，不过这也自然，卑鄙小人往往从卑鄙的角度来分析高尚的人，这种现象生活中也很常见，比如你不计个人得失，很自然地做了一件好事，就可能有一个小人出来分析出一些卑鄙的动机来来。右派分子从个人权欲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只是右派分子内心丑恶的反映。毛泽东掌权直到逝世这个事实表明了什么？表明了毛泽东顽强倔犟、不屈不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毛泽东是一个无私的人，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是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毛泽东清楚，在新旧社会的交替过程中，斗争不断和反复不止。如果毛泽东放弃权力，就要有合适合格的人来接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果没有人可以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做的比毛泽东更好。那么毛泽东自然要掌握权力，否则落到为私有制服务的人手里去，人民就要倒霉了。毛泽东所以掌权，归根到底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了确保人民民主专政。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无可指责。什么样专权需要批判呢？那些为个人、亲属、朋友、少数人服务，而压迫多数人民的专权值得批判，比如蒋介石的政权，比如现在的美国政府。

hs_f

关于彭德怀和毛泽东



现在的历史书上写道彭德怀，都说他是一个好官，一个关心百姓疾苦的官，一个敢于坚持真理抗上的官，一个受到了毛泽东迫害的官。而相比之下，毛泽东则是一个听不进别人意见，专门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专门搞迫害的一个暴君。

而本文打算在这方面作一作毛泽东的辩护律师。因为，在分析各个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在将各个历史人物押上审判台进行历史的审判的时候，他们是有权受到辩护的。即使当年的二战法西斯，在纽伦堡大审判和东京大审判中，被告也都是有辩护律师的。而且作为辩护律师，按照一种职业道德，就必须竭尽全力，而不是搞假辩护真出卖。因此我作这种辩护并不是专门对毛泽东有什么感情或者热爱，根本就与此无关，只是为了有助于弄清历史的功过和真相，使大家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如果我的辩护最终失败，无非是支持了现在流行的说法而已。

彭德怀被罢官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那么首先要讨论的是，毛泽东作为一国最高领导人，有没有权力免他手下的职。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在与手下发生不同意见时是有这种权力的。而叶利钦曾经免过他手下的多位总理。而美国总统在免去他手下的国务卿的职时，是不要任何投票批准的手续的。叶利钦免去一个总理的职务是不需要经过任何别的手续的，而任命一个总理时，则需要国家杜马通过，而这个通过的表决是只有一个候选人的，只有总统才有提名权，其它党派并无提名总理的权利。

毛泽东要免去一个人的职务也不能他一说就能免去，毛泽东从未这么免去过任何人的职务。叶利钦在免去一个总理职务时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总统在免去国务卿时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蒋介石历史上想免去他部下任何人的官也是只需要拍拍脑袋就成。这都可以举出许多这种拍拍脑袋自行决定免去某个职务的例子。但毛泽东免去任何人的职务都是通过了表决的，从程序上看都符合共产党的纪律。彭德怀被罢官也是这样，也是当时的中央全会表决通过的，而当时的刘少奇邓小平也都是同意的。

如果说大部分人同意，是因为大部分人有私心，心怀鬼胎，或者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或者本来就认为彭德怀不对，但这和程序没有关系。即使是美国国会的投票，也免不了投票者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你只能说风气不好，而不能说程序不对。当然，你可以说毛泽东和彭德怀意见相左，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彭德怀对了，毛泽东错了。如果是这样，也和程序无关。因为无法定立这么一个规则，就是说总统和属下意见相左时，照正确的办，因为人们搞不清楚什么是正确的，意见相左的任何二人都会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既然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意见相左，当然就不能合作，毛泽东免彭德怀的职理所当然，而且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投票表决。

那么这个投票表决中是不是有任何的强迫呢？比如说就象中国历史上说的一样国会会员投票时士兵都上了刺刀在周围，谁要是不听话就杀了他。那么历史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案例，说是某个中央委员投了反对票，走出会场就被暗杀了呢？如果当时的中央全会，大多数委员都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而否决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是否有什么具体的办法独断专行呢？我认为没有，从没有过这样的例子。

那么彭德怀是不是受到了迫害呢？我认为被免职算不上受到了迫害。如果说毛泽东当即下令把彭德怀推出午门斩首，我认为是一种迫害，你要说毛泽东是封建皇帝我就同意。如果说毛泽东下令立即将彭德怀逮捕，那么也是一种迫害。如果说因为这件事情就将彭德怀开除党籍，削职为民，虽然不象话，但还是称不上是一种迫害。但彭德怀的党籍并没有被开除，他还是中共党员，还是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优秀分子的一员，只不过是被免职了。而免职以后也还是中央首长的待遇，还是住在一栋现在大部分中国人都还享受不到的别墅里。

所以就办事程序上毛泽东无可指责。

那么现在来讨论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意见相左，究竟左在哪里？毛泽东的原本治国方略是什么，而彭德怀的治国方略又是什么？彭德怀主张怎样治国？主张商品经济吗？主张分田到户吗？他有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具体的怎么做的办法？我认为没有，我认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真理的路上都可以说是在黑暗中摸索。而在没有好的治国方法的情况下，彭德怀要大骂毛泽东，说毛泽东在延安骂过他许多娘，这回他骂毛泽东一回娘行不行？他在没有什么好的治国方法的情况下，要大骂事情搞糟了，要在全党宣传悲观的空气。

打个比方，如果一个足球队踢得成绩不理想，踢得不好，但在没有任何人找到任何能够踢得好的方法之前，一个教练跳出来大骂总教练无能，在整个球队散布悲观情绪，会导致什么后果？再打个比方，在1998年抗洪抢险的大堤上如果有人跳出来大骂抗洪总指挥指挥无方调度混乱，要不要免他的职？而1959年的形势如何？比1998年的抗洪抢险的形势不知要险恶多少倍！当时中苏正是在1959年决裂，中国四面受敌，受到全世界的包围和封锁，而且最要命的是没有石油，而我认为这个没有石油才是大饥荒的根本原因。直到1962年大庆油田出油，中国才结束大饥荒。

我不止一次地在古书中看到这样的话：“两军对垒，动摇军心者斩”。正因为中国正处于危险之中，处于困境之中，军心就尤其重要。毛泽东还在井岗山时期，在红军还只有一块很小的根据地，只有几千人马的时时候，就知道要鼓励军心，要让士兵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最后胜利，军心不能动摇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策略，就是防止在困难的时候有人动摇军心，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可是现在的人们就把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封锁忘了，把当时中国的险恶处境忘了，把历史割裂开来看问题，当然就曲解了历史，就给人们留下了不真的东西。

实际上后来毛泽东还是让彭德怀当三线建设的总指挥。至于后来的文革，彭德怀受到批斗，但当时的所有领导干部都受到批斗，其中的打人事件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是下面的人干的。而最后彭德怀还是死在301医院的病床上，中国人民有多少人能有这种待遇？

hs_f

歌颂毛泽东的人都是野心家林彪吗？

这篇文章批评了强国论坛的某斑竹，你们可能不放，但我可以发到其他论坛，你们拦不住


林彪的确是野心家，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证明了，也被毛泽东认可了。但究竟是野心家利用了毛泽东，还是战略家利用了林彪呢？这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了。我认为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林彪想利用毛泽东，但被毛泽东看破了，没有得逞，实际结果是毛泽东利用了林彪，这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但，事实求事地看，毛泽东对林彪也有失察之处，这就是毛泽东虽然看破了林彪，并且限制了林彪的野心，但并没有在一切细节方面限制林彪，导致一些不该受冲击的老干部受了林彪一派的冲击。毛泽东察觉到林彪要搞政变，并且做了预防，但没料到林彪会吓的屁滚尿流，坐飞机跑掉，做出了叛国投敌的事，林彪叛逃对毛泽东打击很大。

毛泽东因此生了一场大病，斗志锐减，不大过问具体的政事了。有人说毛泽东上当受骗了，其实不然。我以为毛泽东一直很清楚林彪的野心，只是没料到林彪走的那么远，把一个设好的局破掉了。这个局破掉之后，全国人民为之震惊，怎么亲密战友变成仇敌？难道毛泽东老糊涂了吗？又因为林彪破掉了局，一切失去平衡了紊乱了。如果按照正常逻辑发展，结果就不会那么糟糕，仅仅是林彪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罢了。林彪野心太大又选择了为人不齿的叛逃方式，这是林彪政治上的愚蠢。但林彪出乎毛泽东意外，又说明林彪的确是军事奇才，如果林彪存心要损害毛泽东威信的话，叛逃方式最有效了，两败俱伤。不过我认为林彪归根到底还是愚蠢，叛逃的结果是为各方唾弃，对手唾弃他，全国人民唾弃他，就连后来被打倒的其他文革人物都抛弃他，除非想以遗臭万年载入史册，林彪叛逃没有任何可期的结果。

林彪的确是野心家，但野心家是否可以利用呢？野心家自然要干坏事，这一点毫无疑问，但野心家能否干好事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般意义上的野心家，在一般情况下主要是干坏事。但也不尽然，野心家可能不止一个，坏蛋之间也有矛盾，如果说野心家是坏蛋的话，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利用坏蛋打击坏蛋来为人民服务。什么人是坏蛋呢？林彪是坏蛋，四人帮是坏蛋，小集团的头目是坏蛋，地主资本家是坏蛋，走资派走私派变颜色派是坏蛋，居功自傲要作人上人的蜕变者是坏蛋，官僚主义者是坏蛋，鼠目寸光媚俗谄媚者是坏蛋。让坏蛋斗坏蛋也是一种选择。毛泽东当然可以让坏蛋斗坏蛋，坏蛋斗坏蛋也是为人民服务嘛。除了坏蛋斗坏蛋的方法，还有人民斗坏蛋的方法，人民战争就是人民斗坏蛋。斗地主斗资本家斗走私派，都是人民斗坏蛋。毛泽东用的都很娴熟。

林彪当然也想利用毛泽东，林彪作为野心家，自然要利用毛泽东为自身服务。林彪如何利用毛泽东呢？主要是毛主席语录、四个伟大、万岁万岁万万岁，用歌颂的方式来获得毛泽东的好感，从而谋求最高权力。林彪是否可以谋求最高权力呢？我认为也可以。林彪是军事家，十大元帅，战功卓著。革命战争年代也为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其他领导人可以竞争最高权力，林彪自然也可以。林彪之错不在于参与竞争，而在于谋私，在于不择手段地铲除对手。竞争对手之间相互斗争是自然现象，但是，编造事实，把对手没有的罪名加在对手头上予以消灭就不对了。可以竞争最高权力，但为人民服务是关键，组织小集团，把自己的儿子弄成高官是为人民服务吗？不是！毛泽东正是看出林彪的这些毛病才开始遏制林彪野心的。

强国论坛有一位叛逃去加拿大的老外，十分爱国，一心要揭露林彪的狼子野心，用心可嘉。不错，一点不错，林彪是野心家，而且的确是想通过歌颂的方式博取毛泽东的欢心。但问题是毛泽东并没有上当啊，否则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职位呢？为的就是遏制林彪的野心嘛。不错，林彪有野心，其他人就没野心吗？四人帮有没有野心？加拿大老外一定说有。加拿大老外有没有野心？决战说，也有。为什么呢？中国主义已经超越毛泽东和马克思了，这野心还小吗？林彪还是仰视毛泽东马克思，而加拿大老外呢？不仅糙人，而且糙神，已经可以俯视毛泽东和马克思了。你是个什么东西嘛，歌颂毛泽东不可以，俯视毛泽东却可以？你是谁啊，凭什么啊？凭你的中国主义？你的中国主义是个什么东西嘛，不过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杂烩。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自然好于美国迷的屈膝投降主义，但也不是什么高明的东西，老早就有了。毛泽东不强调国家利益吗？不强调民族利益嘛？知道保家卫国、公有制、社会主义强国的含义吗？不知道？那你太无知了？知道？知道你还喊什么超越？更为搞笑的是加拿大老外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加拿大老外说“社会主义就是社区主义，社区是最小的单位，国家比社区更大，所以中国主义好于社会主义”，我呸！什么玩艺儿。你以为社会主义是个地理的概念吗？社会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以公有制、按劳分配、自由平等民主解放为特征，与社区的大小有什么关系？胡闹。现阶段，强调国家和民族利益、发展生产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社会主义。而加拿大老外呢？不过是一个贬低社会主义的中国主义。加拿大老外的中国主义排斥资本主义吗？不排斥。我从来没见过加拿大老外批评过资本主义。它的分析不过是国家分析，而不是阶级分析。那么，加拿大老外不遗余力地宣传自由民主是什么民主呢？很显然，是上流社会和名记者们的民主。

不错，中国社会有很多不如意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的产生，恰恰是资本主义污染以及封建主义余毒的结果。恰恰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没有透彻实践的结果。加拿大老外对各种颂扬毛泽东的观点很难受，要大家用中国主义解决问题，中国主义？中国主义如何处理阶级问题？少拿资本主义民主来骗人了，资本主义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毛泽东马克思早看清了。林彪歌颂毛泽东有其个人目的，但歌颂毛泽东就一定是林彪吗？毛泽东已经逝世27年了，早已经不掌权了，歌颂他老人家能得到提拔？你加拿大老外该不是弱智吧。歌颂毛泽东就是林彪？你这手法还真够林彪的。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加拿大来外的中国主义却反对人民歌颂他，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切切实实地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加拿大来外的却经常谈什么无阶级的民主。中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一目了然吗？如果说野心，我以为加拿大老外的野心倒是不小，可惜啊，中国人民就是爱戴毛泽东，中国人民会用最美的语言赞美他，会用最真诚的心愿祝福他。你加拿大老外想阻止？螳臂挡车，不自量力。

歌颂毛泽东不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歌颂文革中的林彪一定是违法乱纪的事，至少不可能通过强国论坛的审查。不过最近却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歌颂类林彪的文字却在强国论坛畅通无阻了。谁是类林彪呢？罗隆基！五七年的造反派头子。一位“爱打扮，讲究衣着，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右派分子，一个“在科伦坡街头的商店，兴致勃勃地给干女儿挑选丝巾和香水的”民主人士。一个“群众关系太坏，部内、部外都坏”的硬汉子。就这么一个鸟人，协同其他几位右派分子，要求共产党人检讨“三反五反肃反”，分享政权，要求共产党放弃“党天下”。你算个什么东西嘛。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流过血吗？你有什么功劳？你有什么资格执政？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民主加专政，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地主、资本家、特务、反革命、国民党军官本身就是专政对象。他们不被“三反五反肃反”人民如何扬眉吐气？你罗隆基不过是个旧文人，是个小资产阶级，你想掌权？你想给坏蛋平反？干嘛？变天啊？中央政府的官方观点是“57年反右扩大化了”，而不是“57年反右是错误的运动”，毛泽东邓小平都没给你罗隆基平反！因为你本身反动，无反可平。******也没给你罗隆基平反，胡锦涛也没给你平反？你跳什么跳？我倒是查到一些民运分子和右派分子给你平反。但他们算什么东西？跟你罗隆基是一路货，他们说你是值得敬佩的好汉，恰恰说明你罗隆基是罪有应得的坏蛋。

如果你罗隆基平反了，那么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就都错了，如果你罗隆基平反了，那么林彪也可以平反了，那么刘青山张子善也可以平反了，蒋介石、汪精卫、张国焘都可以平反了。如果你罗隆基平反，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完蛋了或者彻底变质了。但是，就罗隆基这么一个与社会主义性质矛盾的右派分子，却被歌颂成《我所敬佩的三条硬汉》。网络言论很自由，这也就罢了。但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文章居然出现在强国论坛这个很官方很“不违反宪法的”强国论坛上。这是什么导向？是斑竹无知？还是斑竹政治倾向有问题？政治倾向有问题赶快下岗。你不适合做强国论坛的斑竹，你只适合做“罕见论坛”的斑竹。如果斑竹无知，罗隆基这么重要的历史人物也是可以无知的吗？况且《我所敬佩的三条硬汉》一文已经指出罗隆基在57年的作用，并且“中央从来没有为罗隆基平反”这些事实是可以无知的吗？哪个斑竹放的贴？你是干什么吃的？更加奇怪的是：决战写了篇《罗隆基也许是硬汉，但绝对不是好人》，明确指出“中央从来没给罗隆基平反，邓小平还肯定过57年必须反右”以及“中央的结论是：57年反右扩大化了，但没有否定57年反右”。但是！但是我的文章却被某个胆大妄为的斑竹删除了，而《我所敬佩的三条硬汉》一文却保留着。

因为《我所敬佩的三条硬汉》明显违背宪法，而我的贴明显地符合宪法，不是按坛规办事吗？个斑竹为什么明显胡来？罗隆基没有被平反这是铁定的事实，就象林彪没有被平反一样，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能在强国论坛堂而皇之地敬佩呢？允许右派分子歌颂罗隆基，却不准我批判罗隆基？你是谁啊你？嗯？你好大的胆子啊。你这是枉法，你知道吗？由此，由想到加拿大老外，加拿大老外批林彪，我不反对。但是你加拿大老外怎么不批判罗隆基呢？有人歌颂罗隆基你怎么不站出来反对呢？我歌颂毛泽东你受不了了，好象歌颂毛泽东的都是林彪似的。如果说歌颂毛泽东的都是林彪，中国的林彪也太多了。有七八亿，你加拿大老外不觉得自己荒唐可笑吗？如果说歌颂毛泽东就是林彪，那么毛泽东就不可歌颂喽？那么一来，邓小平所谓的“功劳是主要的”，******所谓的“伟大领袖”，胡锦涛所谓的“功劳永远是第一位”的就不成立喽？中国人民热爱毛泽东，就是喜欢用最最最最来表达对毛泽东的热爱，怎么地？你加拿大老外前年就自称超越了毛泽东，去年就自称超越了马克思的社区主义，但中国人民根本不尿你。中国人民需要的不是加拿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也不需要一个可以在上流社会的酒会上与社会名流李海仓聊天的、貌似凛然正气的、加拿大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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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凤 《炎黄子孙》1989年第一期


毛泽东晚年的身体状况


1971年，那个时候，毛主席被人为的宣传“神化”了。但经常见到他的人以及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这种“神化”的形象一般是很难产生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他，毕竟是人，而且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这时，他已是77岁高龄，完全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神采奕奕，而是头发花白，明显地衰老了。不管人们怎样祝愿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由于自然规律的发展不可抗拒，他跟所有的普通老人一样，仍然无法抵御各种老年疾病的折磨。

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一般是极其保密的。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保密得更严，通常只有极小范围内的人知道主席病了，但病到什么程度知道的人更少。人为地恭维、颂扬和人为地回避现实，使毛主席本人以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都曾感到措手不及，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也在这种“神秘”中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从1971年春天起，毛主席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

这一年，主席开始时只是因为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而且越来越重，一直不见好转，后经医生诊断确诊为“大叶性肺炎”。对于患这种病的人，最忌劳累和吸烟，而主席那时恰恰在这两点上做不到。他离不开烟，更离不开工作。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是很难相信主席那种惊人的工作精神的。主席有些时候坚持己见，又很固执。在患病治病的事情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不大相信药物的作用，医生们有时候给他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他说“医生的话只能信三分，最多信一半。”他认为自身的抵抗力是可以抵抗疾病的侵袭的。当然，在他身体好、年纪轻时有了小病能抗过去，也是常有的事。但对老年人来说，各方面的功能都减弱了，对疾病仍然采取这种办法对付，显然已是不行的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他的病拖得时间长了，发展的重了，主席自己受尽痛苦和折磨。每日因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当时，是我和保健护士长吴旭君同志不分昼夜的照顾和护理主席。

主席患病时的医护工作中央安排汪东兴、张耀祠同志负责，周总理经常过问医疗工作。主席的病经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以及后来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情总算慢慢有些好转。


参加陈毅追悼会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了。毛主席是在1月8日签发中央送审的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获悉这一不幸消息的。

这份报告中关于追悼会的规格安排是按军队的元老一级安排的。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毛主席看了报告，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1月10日午饭后，照例，他要睡一会，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中央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去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八宝山公墓礼堂根本没有想到主席会来。尽管总理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有关领导同志，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工作人员仍然来不及准备。当主席的汽车到了八宝山时，连个出来接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来不及提前赶到了。就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也没料到主席会来的这么快。

主席下汽车后没看到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他边走边对我说：“去问问张茜同志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来了就请她们来。”

经一位警卫人员指点，我在一间屋子里找到了张茜同志。当我推门进去时，只见张茜同志和几个孩子们围坐在一起，一种凄怆之感涌上我的心头。我过去在电影、电视和照片上常常看到她。她的风采，她的风度可以说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可眼前的张茜已判若两人，她面容憔悴，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了。这天她身穿一套新军装，显得很庄重，朴素。我走上前去问候张茜同志，并告知毛主席派我来请她和孩子们到大厅。

当我把张茜同志引到大厅时，主席这里已经围坐了许多的领导同志了。有周总理、邓大姐、朱老总、康大姐、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等。主席见张茜同志进来，欠身并站起来迎接，却被快步走过来的张茜同志阻止了。张茜同志满脸泪痕哽咽着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主席看到张茜同志悲咽，也凄然泪下。他握着张茜同志的手，请她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同志看到毛主席能来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心情特别激动。她对主席有多少话要说呀，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主席打断张茜同志的话，不让她讲下去，主席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说完之后毛主席又一一问及四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总理在旁边逐一作了介绍。主席听后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毛主席借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机会向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通报了他的“亲密战友”于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情况。并且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毛主席还谈到“二月逆流”，是陈老总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

谈话快结束时，张茜同志关切地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主席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于是，我们把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主席的大衣袖子上。

追悼会开始后，周总理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主席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静静地听着。最后，毛主席向鲜红的党旗覆盖下的陈毅同志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

追悼会结束后，主席再一次握着张茜同志的手告别，久久没有松开。张茜同志还有很多的老同志一直把毛主席送到汽车前。

送主席上车的队伍中有一位医生，他发现主席上汽车时，腿明显无力，因为几次用力迈步都蹬不上汽车，在我的搀扶下他才上了汽车。事后这位医生说，他注意到这一年主席身体的变化太大了。

这次是主席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的追悼会。


毛泽东突然休克


1972年1月，由于过度劳累，毛主席再次犯病。由于病来的突然，我们这些一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都没料到。

这一次由于肺心病以及严重缺氧，主席休克了。正在值班的吴旭君同志发现后，立即推开从来不开的一扇玻璃大门，用一种异样的声音急切地呼叫“快来”。

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给主席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

主席侧身躺在床上，象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

此时，毛主席已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科专家胡旭军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的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我也帮他叫着：“主席”、“主席”……

毛主席的生命力也真是顽强，经紧张抢救，他老人家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到眼前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象是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因为刚才发生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当毛主席知道自己刚才已经休克时，神态安祥地说：“我好象睡了一觉。”

毛主席大病一场，周总理的心情比谁都沉重，都着急。警卫人员后来跟我们讲，总理得知主席病危的消息后，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下不来车。当他来到抢救现场时，我也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肩负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虽然他曾带领主席这边的医护人员对主席的病做了全力以赴的治疗，但是，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如果主席万一有个“闪失”，总理该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世界去交待呢……

毛主席这次重病之后，中央决定由4位领导人即周总理、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主席的医疗工作。


周恩来患病


1972年5月，周总理在体检时发现了癌症。这个令人讨厌的病，落到周总理的身上，又来得如此突然，不要说对主席震动很大，就是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感到实在太突然了。

总理的病经专家确诊之后，医疗组即写报告给毛主席。当主席展开医生的报告一字一句地看完时，他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紧皱着眉头的脸上。他指示：由剑英、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

在那个动乱的年月，天灾人祸之时，毛主席、周总理先后患着重病，党、政、军及全国各地的工作还需照常艰难地运转，周总理仍是日以继夜地带病超负荷地工作着。他承担着我们国家繁重的外事工作，主持会谈和接见来宾，除此之外他还要处理那堆积如山的来文来电和全国各地的问题。以及送毛主席、政治局同志传阅的文件。他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仍那么精细，毫不马虎。差不多每一份电文上都留下他阅后的圈点和自己的意见。特别使人难忘、感动的是他自己忍着难以忍受的病痛，还要在送给主席以及政治局其他同志传阅的文件上写上每一个人的名字。还要为因事因病暂时不能看文件的人注上“暂不送”的字样。多年来我从这字里行间体察到，总理真是事事处处为所有的人着想，而不考虑自己的身体。


毛泽东深知总理辛劳，也时刻关心着总理


毛主席住处的沙发样式，多是采用俄式的，比较高、大，坐垫比较硬。这种沙发垫对于长时间坐着不动的老年病人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主席用这种沙发，一坐就是一天，甚至几天，皮肤上长起了褥疮。我同吴旭君同志商量，能否给主席做一个软一些的沙发垫。她同意我的意见。并向主管这里工作的负责同志报告。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同志出面到木器加工厂给主席加工了一个样品。坐垫是用乳白色的海绵做的，下面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比过去弹簧垫软多了。

毛主席坐在沙发上摇了摇，对我说：“你看，这种沙发就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象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象总理坐上就不舒服。他的腿就得悬着。”并说：“做沙发的人不考虑中国人个子矮的多，只考虑高的人。”他嘱咐：“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

周总理患病四年多的时间，毛主席一直关心和惦记着他。主席每次审阅有关总理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特别是在患眼疾不能亲自看病情报告时，我每次读医生的报告，他都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当我读过之后，他居然能记住总理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

1975年2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周总理由于过度劳累，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毛主席这时在湖南长沙养病。当他从医生的诊断报告上得到这一情况时，躺在床上忍受着失明的痛苦，很是伤感，他费力地一字一句对我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样了。”我照主席的嘱托给总理值班室打了电话，询问总理的病情、饮食起居情况并转达了主席的亲切问候。

为了让主席及时了解、掌握总理的病情和手术情况，我们来不及通过中办秘书局，直接从总理住处西花厅或者三O五医院将病情概况呈送到主席处。我曾多次直接收到有关总理的病情报告，主席知道后总是让我马上读给他听，听完之后又嘱咐我：“快去办。”

1975年3月20日，周总理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因主席对我的病状关怀备至，今天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原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给毛泽东眼睛做手术


毛主席、周总理先后患病，不必说谁的病重些，谁的轻些，从身体健康情况来说毛主席病的程度超过周总理，有时周总理的病发生变化，又重于主席。就在他们交替生病之时，1974年春，毛主席又添了一种严重的疾病。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吃力了。对于一个多年亲自批阅文件、亲自动手写文章的人，一位手不释卷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痛苦更难忍的了。但主席不仅对战争和恶劣的环境曾以超人的毅力去克服和战胜，对待疾病，他也同样忍受得住。他挺着，不让我急急忙忙为他请医生查病，也不让我告诉别人他看不见了。

面对将要失去阅读能力的问题，他不得不考虑，怎么批阅文件。他自己一生带头保守国家机密，遵守纪律和制度。凡是送给他的文件、报告、信件，只有他和他的机要秘书可以看，未经他本人指示，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私自翻阅。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要求，对他的亲属及孩子也同样不例外。

当时，给他担任机要秘书工作的是徐业夫同志。他是位红军干部，为人憨直、诚恳，跟随主席多年，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徐秘书此时患着不治之症，住院治疗，这更牵动着主席的心。他总希望徐秘书能康复，回来继续工作。所以这个时期的秘书工作（收发文件）由我代理。

主席由于视力原因，开始让我为他读文件、读书、读信、读报给他听。也就是从这时起，工作人员开始代他在他所批示的文件上，照他的意见画圈并签署意见。

1974年8月，毛主席在湖北武汉他下榻的东湖宾馆检查眼睛时，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轻重不一。这种病是在黑眼珠的瞳孔位出现白色反光，使晶状体变混浊。主席的病发现和确诊后，没有快速见效的治疗办法，从医学上讲，经过几个阶段，初发期，膨胀期，成熟期和过熟期。经过这几个时期，根据病人的身体情况才能考虑治疗措施。这就是说得了这种病只能等待。待其成熟了才能采取手术措施。

毛主席患眼病，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只有负责领导主席医疗组工作的周总理和汪东兴等极少几个人知道，全国人民就更不知道这一情况了。他们几人了解情况后都关心和支持主席这里的工作，特别是周总理，非常着急。他除了及时了解病情和指导眼科专家的会诊外，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主席。并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主席以顽强的毅力，乐观地对待疾病。在这漫漫的“黑夜”中，他的右眼白内障已经到了成熟期。1975年8月，医疗组根据主席当时的身体状况提出了实施手术的意见和方案。这个方案经中央领导医疗组工作的同志审阅批示后，又报告了主席本人同意。便开始做必要的准备工作。这种手术属一般性的小手术，但这手术是给伟大领袖做的，手术刀就变得那么沉重，责任太大。为此，医生们慎之又慎。

为使主席方便，手术室就设在主席住处的卧室和客厅中间的一间小厅内，经过严格的消毒，摆放几样必要的医疗器械，即成一间清洁、安静的小手术室。

8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主席睡了一个好觉，醒来后情绪很好。等在外面的医生、护士还有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讨论这次手术的有关问题。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成功率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给主席做眼睛手术的主刀是唐由之大夫，他是医术严谨又熟练的名家，他知道大家的心情以及对他的期望。但他冷静对待这一切，他对这次手术不打保票，不把话说满。他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顶多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

当我把要做眼睛手术的事，婉转地告诉主席以后，主席欣然接受了。

对于生老病死，主席总是抱以乐观、自然的态度。他从没有因为这些年病魔缠身而失去信心和力量。就在他将要做眼睛手术时，他让我去放一首曲子：岳飞的《满江红》。

这首曲子是上海昆曲剧院演员岳美缇同志演唱的。

主席听着铿锵乐曲，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手术室坐下。乐曲表达了他乐观的情绪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也驱散了医护人员给伟大领袖实施手术的紧张气氛。他边听乐曲，医生边给他做手术。满身披挂的唐大夫从容不迫地为毛主席做了白内障针拨手术。手术虽然只有七八分钟，但这把小手术刀的份量，却重似千斤。

在给主席做手术之前，我们已用电话报告了正在病中的周总理，还有其他几位负责主席医疗工作的领导同志。他们得知后都来到主席住处。特别是周总理当时的病情已经很重了，但他听说主席要做眼睛手术，便将自己的病置之度外，坚持要到手术现场。当我在游泳池的大厅见到周总理时，我问他：“总理，您有病，怎么还来呢？”他笑着说：“我的病不要紧，应该以主席的健康为主。”和总理一起来的还有邓小平副总理、汪东兴同志等。他们亲临主席住处坐阵。他们怕干扰主席的手术，提出不到手术室，不与主席打招呼，几个人坐在手术室外面的大厅里，一直等主席手术做完之后才离去。

这次手术正如我们大家所期望的那样，非常成功。一周后当主席摘掉蒙在眼睛上的纱布，他眨眨眼，看着看着，他突然激动地指着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衣服，准确地说出了颜色和图案。他又指指墙壁说：“那是白的。”

毛主席的一只眼睛复明了。从此结束了他经受的六百多个不明的日日夜夜。


毛泽东因病未能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1975年10月下旬，周总理做完最后一次手术，病况日渐加重。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两位伟人同时都处于这么严重的病态，他们的病榻相距不远却被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无情地隔开了。一个在北海西岸305医院内，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

1976年1月8日上午10点，毛主席几乎一夜未合眼，此时他正卧床，侧身听着文件。负责主席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同志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主席卧室，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主席。

主席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周总理的逝世，主席显然早已料到了。在近几年的医生报告中，早有所觉，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他内心的痛苦和悲伤。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

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

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象孩子般地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毛主席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多次回避、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的老态的做法，使我意识到他是不愿意、也不忍心让人们看到他晚年那病态和痛苦的心境。

主席不无歉意的说：“那几个人的追悼会，我也没能去。”那几个人，我理解可能指1975年4月去世的和他一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董必武等人，以及其他几个老同志的追悼会。

他让我送给他用惯了的那只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托了主席对总理深切的哀思。这个圆圈表达了毛主席对总理的浓厚情谊。可是在人民的心目中，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

十里长街的悲恸，代表了十亿人民的感情，众多的人民是多么希望毛主席能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呀！然而，如果人民知道主席当时的境况一定会嘱咐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要保护好主席。

我将主席圈阅的有关周总理追悼会和悼词的文件办完之后，对张耀祠说：“我们是不是也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张耀祠嘱咐我说：“你们就不要去了，由我代表了。现在，你们照顾好主席更重要。”

周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情绪十分不好，烦躁不愿讲话。只是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阅读。这时，他虽然能自己看书、看文件，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看得出来，此时他似乎只能从书本和文件上摆脱病魔缠身的痛苦。

为了保护主席刚刚治愈的眼睛，医生嘱咐他，不要过多的看书，不要使眼睛太疲劳。对于这些劝告他一点也听不进去，而我也只好按着老人家的意愿，或是文件或是书籍让他无休止地阅读着……


最后一个除夕之夜


1976年的春节，无论是气温还是现实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那个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暗淡，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住处外面一片昏暗。只有那一排整齐的路灯闪着微弱的亮光。这里除了悲凉的风声，再也听不到别的什么。除夕的夜晚游泳池是那么寂寞，冷清。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年饭是我一勺一勺喂的。此时的主席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吞咽也十分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象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在床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战火硝烟，带领苦难的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听到的最后一次“炮声”。这个炮竹是他为我们放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鼓励我们去除旧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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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知识分子的基本技术是实践

[B]毛泽东的改造知识分子的基本技术，就是实践，是基于他的实践论的基础上的。

也就是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是天生就有的么？不是，是人在实践中认识到的。

但是，我们现在在论坛上争论，似乎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异议，但是当年的旧中国，在步入新社会的时候，相当多的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其实是中国的旧式文人，是对这一点有很大的异议的。实际上，即使是文革结束之后，这种否定实践第一的观点甚至渗透到马克思主义的内部，甚至仍然会出现两个凡是这样的唯心主义观点，甚至仍然要展开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就说明唯心主义的，否定实践第一的思想，仍然在中国非常有市场。

我如果要强迫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我会怎样进行呢？我会让他们被迫同意一件事情，一个观点？那是不可能的，我最多让他们虚假地表示臣服，但这没有用处。我当然是强迫他们实践，把他们从书斋中赶出来，面对社会观察社会。

我知道当年的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受到了宗教人士的迫害。那些宗教人士也是知识分子，也看过许多书，也通晓古代历史，通晓亚里士多德的书。那么，如果我当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我要改造这些知识分子，我会怎么办？我会强迫他们做物理实验，了解光线折射的原理，透镜的原理，动手作一架望远镜，对天空望一望。我让他们了解了实际情况之后，再看他们是怎样坚持地心说的。当然，他们仍然可能还坚持地心说，但是，在了解了新的实际情况之后，他们坚持的办法都有可能不同。

毛泽东要改造的知识分子，主要还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而正是在这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脱离实际。

你研究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改造中国吗？那么，如果你连中国的实际情况都不了解，又谈何改造中国呢？而要改造中国，首先就是要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因为农民现在也占中国的人口的大多数，如果不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就不能够实现现代化。那么，你了解农村吗？你了解农民吗？如果你不了解，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大放厥词，大谈许多空中楼阁式的严重脱离实际的观点，则要么没有人搭理你，你觉得怀才不遇，要么你掌了权，或者骗取了统治者的信任，实施你的脱离实际的方案，则只能给社会带来灾难。

实际上，当年的许多知识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农村，在来之前，他们也有一个书本上的，或者道听途说的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但是来之后，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之后，他们的感觉就完全不同，所获得的一些认识也不同，他们会知道“哦，原来中国的农民是这个样子的”，这是第一手资料，是建立各种不同的思想的基础。

真正的科学总是喜欢第一手资料的，比如一个美国人，为了研究大猩猩，就能够深入到大猩猩中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因此而获得了许多原来在书斋中的科学家所不知道的知识。当然，我这里似乎是把农民比做大猩猩了，似乎是不敬，但是，从研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来讲，确实如此，本人确实没有多少道德观念。

我看过许多当年下过乡的知识分子写的东西，我认为他们对农民和农村的认识，的确是和没有下过乡的人相比，要多很多的，虽然他们仍然要大骂毛泽东让他们下乡。其实，下乡已经使他们受益匪浅。

所谓的“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并不是说让农民给知识青年上课，而是学会农民的生活方式，知道这种生活方式，获得新鲜的真实的知识。什么叫受教育？受教育就是获得新知识，你获得了新知识，你就受了教育。你了解了大猩猩，你就受了大猩猩的教育，你了解了农民，你就受了农民的教育。就这么回事。

此外，当年知识分子说是说被强迫改造，强迫的程度如何？对哪一些人实施了强迫？其实，真正被强迫的人是很少的，是那些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但文革期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又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实在是少而又少，少得不得了。

就说王蒙吧，去新疆农村生活了十几年。王蒙在自传式小说《狂欢的季节》里讲他是怎样去新疆的，是他在文革发动之前的1965年自愿申请去的。连去的地方是新疆，而不是青海，也不是西藏，也不是甘肃，也是他自己定的，并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法官判他到新疆。而他的申请获得了批准，办理了各种手续，就和全家人自己买火车票出发了，并不是说有一个警察把他押送去的。在八十年代以前是没有什么收容遣送条例的。更没有一种景象是两个警察押送着一个知识青年到乡下去这回事。知识青年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当时的知识青年什么时候想干活什么时候想放假，想回到城里住上一段时间再回到乡下，根本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谁也拦不住。我说我的经历，不就已经说了我姐后来名义上是下乡，实际上却呆在家里吗？

还是说王蒙，他申请去新疆了，可是他的一些右派同伴，却选择呆在北京。把他打成右派的他的领导，也是知识分子，也是更想不到去新疆，也是选择呆在北京。这本身就说明，是去农村，还是不去，完全是知识分子自己可以选择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来了，那些王蒙的没有去北京的同事，领导，都怎么样了呢？都受到的批斗，有的还被打死，他的原来把他打成右派的领导，现在自己成了反革命，家破人亡，有的自杀有的挨批斗挨打。

那么，那些打人的人，迫害人的人，是农民么？是工人么？整个文革期间王蒙就呆在新疆农民中间，那中间就没有任何一个农民想到要打王蒙，要迫害王蒙，王蒙甚至根本就没有被游过街，被开过批斗会。那么，实验表明，农民根本就没有迫害王蒙的任何愿望。

实际上不止王蒙的小说，你就看绝大多数经历过文革的右派们写的小说，即使说到他们受到怎样怎样的迫害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过农民迫害他们，农民把他们打一顿这样的事情。林希写过一篇小说，也是说的他在劳改农场，那个劳改农场的头儿倒是迫害他们，但是有一段时间他被借调到附近村子里工作，他就说那村子里的农民，包括党支部书记，对他都很好。大右派丁玲，在回忆她在东北农村下放多年的过程，也说农民对她很好。

那么，那些迫害人的人，究竟是谁呢？还是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迫害行为，都是知识分子迫害知识分子，是这一拨知识分子开另一拨知识分子的批斗会，将另一拨知识分子游街。

我认为王蒙是会感谢毛泽东的。因为他听了毛泽东的话主动来到新疆，文革期间过得很好，甚至伙食都很好，夫妻两个成了烹调专家，文革结束后写了那么多有趣的小说。而他的同事们赖在北京，个个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真是一点也不假。

实际上文革期间的许多乱打乱闹，很多都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乱打乱闹，问题成堆的地方，都是大专院校各研究机关政府各部门等知识分子成堆成群的地方，是知识分子的狗咬狗。真正有人想通了，离开那些是非之地。来到广阔的农村，那些个乱七八糟的矛盾就被远离了。

实际上文革中的许多极左，正是现在的极右。我记得前年看过一篇中国作家的一个回忆录，讲的是北京一批作家在文革期间到福建那儿生活，这些人都加入到五七干校中，都是编成连队的。那文中就讲到一个女作家，现在已经在美国坚决地反共。而当时她是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却是最左的一个。这个回忆录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连队的食堂伙食差，而知识分子们都还是有一些钱的，因此希望能够向附近的农民买一些鸡或者鸭来改善生活。这件事情，一个从武汉部队调过来的部队里农民出身的连长，认为可行，可是那个女作家，身为指导员，却坚决制止，你们说是谁左？文中还专门讲到，大家每年回北京探亲，也都还是穿着普通的衣服，偏偏这个女作家，这个政治指导员，穿着浑身打补丁的军装，穿着草鞋，还背着一个红军时期的那种样式的斗笠，以表示她的革命化，并不是说有一个警察用枪指着她逼着她这么做，她还是政治指导员，也算是一个当时的官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人打小报告的，比如说报告某人写了反动日记。那么，受理这个报告的人，如果是工宣队长，或者是军宣队长，就很为难。工宣队长和军宣队长都不喜欢没事找事整人的。什么样的人能够从一个人的日记里的字里行间看出这个人反党呢？还是知识分子，就农民那文化水，根本就不会去看人家写的日记。实际上工宣队长遇到这事都是努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什么“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也就是那个时候发明的，意思也就是不整你了。

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但是他这一辈子是没有接近过工人农民的，他的生活圈子，就是知识分子，因此，实际上是丑陋的知识分子，他在文中写的那些所谓中国人的毛病，都是知识分子的毛病。如果他能够象王蒙那样在新疆农村和农民们一起生活上十几年，未见得能够得出丑陋的中国人的结论。

我几年前还看过〈当代〉杂志写的一篇社会实录，那个作家就采访了一个打扫厕所的工人，了解他的情况。这个老工人可是打扫了一辈子厕所，现在已经搞承包了，因此他管的那个公共厕所是收费的。这篇文章也问到这个工人文革期间有造反派让知识分子来打扫厕所的事情。这个工人说当时他的确手把手教知识分子们怎样打扫厕所来着，他说确实有一个知识分子感到委屈就在他工作的这个厕所里自杀了。然后他说，打扫厕所就叫迫害，那我打扫了一辈子，算不算受迫害？我是不是也应当自杀？然后表示，毛泽东很仁慈，没有把那些知识分子都杀了。这个工人还说，说是说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让我们工农分子知识化谁不高兴？但是让知识分子工农化他们就不干了，觉得他们挺高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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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样子，这位老兄也是对毛主席是极其尊敬的！
辛苦了，要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资料，请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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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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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 破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