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战略

liqiang521

关于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 仇保兴 ]  

　　近段时期以来，笔者陆续参加了珠三角城市群协调规划、沈阳经济区发展规划、武汉城市圈规划、环杭州湾地区城市群空间发展规划的论证会。我国城市群发展规划的编制正可谓是风起云涌，这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世界银行组织曾提出，城市化水平达到30％、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的阶段，就意味着公用投资将超过私人投资，城市化将高速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加速。我国正处于这样的时期，上述地区包括山东半岛，其作为我国的城市密集带，现阶段凭借单个城市的发展已不能解决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再者，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就要求综合解决人与自然、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当代发展与下一代发展的矛盾。所以，必须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区域来寻求解决每个城市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也是当前区域规划研究得到各地广泛重视的原因。过去的区域规划往往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陪衬，或者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一种分析工具。这种状况现在已有很大改观，从笔者所参加的几次规划论证来看，各地有关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方法日趋科学，采用数据较为详实，观点日益鲜明，对策可行性逐步提高，为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及其它相关规划的编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那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１、区位优势与开放模式

　　区位优势不等于开放模式优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地方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恰恰有可能制约了其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山东半岛是京津冀的门户，是黄河中下游广大腹地的出海口，拥有较早开放的深水港，同时又是我国离韩国、日本地理位置最近的省份。正因为有这4个方面的优势，山东半岛成为当年帝国列强要求我国强制向西方开放的地区之一，“打开山东，可直取中原”。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该地区的城市群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

　　(1)山东的城市群作为自组织体系，其层次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城市密度和发育程度都没有达到作为世界标准的城市群要求，自组织式发展的能力较弱。

　　(2)城市群内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和程度较弱，市场化程度不高，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差距较大，群内的城市之间产业互补性不足，纵向与横向的产业互补性都没有达到作为城市群功能组合的要求。从全国各地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分析中也可以看出，1997年山东省的市场化相对指数为6.16，比居第一位的广东省的8.07少了1.97，1999年这一差距更扩大为2.17，甚至落后于河北、河南这些内陆省份①。

　　(3)城市群与内陆腹地的联系和协调度不够。比较我国其它几个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与腹地的联系最为薄弱，从青岛港出口的货物90％为山东省域之内，甚至比沈大城市群与腹地的联系还弱。由此可见，山东半岛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模式是不对称的。

鉴于以上三方面的问题，在发展战略上应着重处理好5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城市群的开放应与群内核心城市产业高度匹配。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战略中特别强调要培育龙头城市，通过提升核心城市产业的高度来带动整个城市群的开放。以前山东半岛内城市间的产业高度趋于平均，没有形成区域间及跨国界的国际交流平台。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国际化城市不仅城市规模大，而且产业要高度化，国际贸易的市场交易成本要低。但目前山东半岛的城市，无论是青岛还是济南都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

　　同时，山东半岛核心城市的培育，还受到京津唐地区产业高度的影响。北京、天津虽可以作为半岛城市群的外核心，但其本身的产业高度也不够。在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广州和香港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近20年来，香港向珠江三角洲城市转移了3　000多亿元的资金，这是因为香港具有足够高度的产业、人才、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国际性港口、机场与商业环境，形成了“高山流水”之势，为整个珠江三角洲搭起了国际交流的平台。但山东半岛还缺乏这样的城市，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虽然青岛市可以朝这一目标前进，但没有10年、20年的努力是做不到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

　　二是内核的培育与外核的综合利用。在集中力量加速青岛的发展，使其成为该地区核心城市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北京这一外核的利用。济南虽然在经济总量和对外开放水平上不如青岛，但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今后应充分利用自身科技人才和文化上的优势，依托京沪高速铁路的开通，充分利用北京这一国际交流平台，也将会有第二次机遇。培育内核和利用外核两大战略是并举的，济南应该有信心。从地理空间上看，济南到北京的距离，比宁波到上海的距离更近，互补性更强。在编制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时，如严格按照经济重力场分析，核心城市不是在广州，而是在香港。但出于某种原因，规划报告提出了双核城市，尽管广州与香港在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带动作用的比较上，远远不在一个层次上②。

　　三是对韩国、日本与港台资本的利用。山东半岛引进的外国投资中，韩国投资占近40％，实际上已建立了与韩国经济交流的初级平台，但对引进台湾地区的投资也不容忽视。从产业高度与转移速度上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同处一个层次，互补性更好。原来台商在我国东南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投资较多，但现在这些地区人地矛盾突出，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再加上山东半岛2008奥运会的正效应和两岸局势的变化等，为山东半岛吸引台商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山东半岛应抓住不放，顺势而上。

　　四是外向型产业的培育要放眼长远。浙江省引进的外资并不多，但靠自己的内力，自营出口占到全省外贸出口额的60％。自营出口与来料加工出口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自营出口100亿美元，这100亿美元全部可以转化为对GDP有贡献的工业增加值；而来料加工值100亿美元，实际上只有10％可以转化为GDP，赚的只是加工费。看似都是大宗对外出口，实际上创造的财富数量是大不一样的。所以，山东半岛的外贸模式应逐步地向自营出口转变，当然来料加工出口可以作为先期带动项目。

　　五是城市群核心竞争力的构成与每个城市自身独特功能的培育。城市群要有核心竞争力与群内每个城市的互补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功能互补性的城市，最早出现在荷兰，尔后出现在美国、英国、日本。如荷兰的兰德斯塔得(Randstand Holland)内有3个较大的城市各有自己的专业倾向和特长，位于莱茵河口的鹿特丹是一座港口城市，也是欧洲最大的港口；海牙是荷兰中央政府所在地，还驻有一些国际组织；而阿姆斯特丹则是商业、金融和文化中心。另一个例子就是日本的关西区战略规划，包括商业城市大阪、文化城市京都和港口城市神户，这3座城市形成了“铁三角”，所以，这一地区组合的竞争力就非常强。山东半岛应有这样的组合核心竞争力。

２、文化积累与制度转型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除了矿藏资源丰富、科技资金投入外，与制度的变迁有着极大的关系。山东曾给人这样的形象：孔子在这里诞生、泰山在这里崛起、黄河在这里入海，气势是多么的雄伟，核心在于这三句话能把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鲜明地展示出来。泰山若没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积淀，也只能沦为泛泛之小山；黄河持续断流，所带来的水资源并不丰富，但它却体现着黄河流域文明，称之为中国的“母亲河”。正是几大文化交融孕育发展，形成了齐鲁文化，其最大特征就是中庸协调、诚实守信。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延伸，守信用可以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但其它方面也有负效应，如齐鲁文化讲求人的等级与商品经济的平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守成与创新、重实业与轻商贸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矛盾。当年浙江人走南闯北时，山东人还不屑一顾：像鸡毛换糖、修皮鞋、卖眼镜之类的生意，算什么玩意儿！但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此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了。这实质上是商品经济的一种信息流。引导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必须善于把文化的因素与制度变迁联系起来。

　　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竞争—地区优势》一书的作者安纳科•萨克森宁(Saxenian，A)(1994年)研究提炼出了硅谷文化。他认为，没有文化，反而容易产生新文化。美国东部地区相对西部地区，文化积淀较为深厚，因为东部地区是美国最早的欧洲移民地，而西部地区的硅谷，原来只是墨西哥的一块飞地，后随着淘金热的兴起，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各地移民在这里聚集和进行文化交流，本地原来没有文化，却形成了硅谷文化，海纳百川。所以，厚重的历史传统文化具有两面性，如不能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发展，对于观念更新推动经济的发展方面，就犹如带上了一双沉重的翅膀；另一方面如真正能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来发展改造，实行文化的创新，则又会发挥出其内核的合理作用。

　　山东的每个大城市都曾有过太多的辉煌。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D•C，North)的理论，过去的辉煌将会带来一种制度锁定。他认为，任何一种制度变迁成功的可能性都是与其变迁成本成反比的。像在山东这样齐鲁文化非常深厚的地方，文化转型的难度和成本就特别大，国有企业改制的难度就尤为突出，以致于造成济南所有的上市公司全军覆没。改革开放前，济南市的GDP比杭州高1倍，而现在，杭州的GDP高出济南1／3以上，原因就在于济南是带着沉重的翅膀起飞，而杭州则是轻装上阵。

　　开放的文化必然是融合的文化。广东为什么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从文化上来分析，当地文化属于客家文化，也就是外来文化，可以兼容并蓄其它文化的长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各种文化融合的过程，融合程度高，发展就快。如目前大约有30万台胞居住在上海，30多万台胞居住在东莞，两地是大陆台胞最为集中的地方，自然就成为台资投入最多的城市。山东半岛对韩国开放，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沈阳，沈阳市区有一个朝鲜族人居住区，大约有6万多人，这是沈阳吸引韩国投资的跳板。但山东由于齐鲁文化根基深厚，历史上把外来文化均视作低层次文化，两种文化相互之间的融合就比较难，再加上计划经济的束缚，要超越过去的成功和战胜制度的约束就有相当大的难度。任何一个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实质都是制度转型的成功，而其背后就是文化转型，是由各类文化融合的成功所决定的。

３、产业优化与组织创新

　　对此，要处理好3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关系。山东省与东北地区一样，往往注重的是规模经济，而不讲求范围经济。所谓范围经济，是指对资本多样化使用而取得的经济效益，是一种零部件的优势和综合产业优势的体现。而规模经济指的是单个产业、单个企业的优势，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二是大规模制造与大规模定制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商品生产模式呈现出柔性化、小批量、多品种的变化，这与上世纪初福特式的大规模生产模式不同。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对客户需求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生产。山东半岛包括我国整个北方地区老工业基地现有的生产模式与现代经济所需要的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存在很大的不适应性。

　　三是集团经济与集群经济的关系。山东比较注重集团经济的发展，有的城市甚至把许多不同行业的企业硬拼凑在一起，组建大集团。但实践已经证明，这样一种行政捆绑式的组合方式是失败的。山东目前缺少的是集群经济，即由许多相关产业在某一地域空间聚集在一起形成强大地区竞争力的经济组织，而这在广东、浙江等省份则非常多。

　　这三对关系的处理，是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发展新思路。实践已证明：哪个地方范围经济、大规模定制和集群经济越强大，经济发展速度就越快。按照哈佛大学波特教授的观点，这三类经济决定了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命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实行组织创新。

　　(1)当地生产模式与国外产业转移的接轨。具体可以分为3个步骤：一是硬性的贴牌生产(OEM)③。如我国早期的手机产品生产采取的就是这一种生产方式。二是柔性的贴牌生产。建立大规模的生产流水线，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不同品牌的产品，如丰田公司的汽车生产线，可以同时组装10种型号的汽车；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的手机生产线，可以同时组装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所有世界名牌的手机。这种完全由计算机控制的灵活生产，其敏捷制造模式与传统的生产有着质的区别。三是产品研发和销售中心的转移，这是核心生产模式，企业组织结构也变成了哑铃型。

　　从硬性的贴牌生产到核心生产模式的转移，必须逐步地推进，这与生产模式的创新是完全一致的。没有生产模式的创新，要把韩国、日本的产业转移到山东是不可能的。美国通用公司到中国设厂选址，他们并不注重厂址所在地土地价格是否便宜，或当地给予什么样的税收优惠政策等，而是以该地区是否具有足够的汽车零部件配套体系作为首要条件。他们认为，零部件生产体系是否完备，决定了整车生产成本的30％。丰田汽车之所以具有竞争力，就在于在其公司周边200km范围内，有400多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商与之配套，各企业之间通过计算机网络控制，按照计算机的指令，将指定品种、规格、数量的零部件在指定时间送达指定的组装流水线的某道工序，实现了零库存、快节奏、低成本生产，而且技术创新的速度非常快。如果要对某型号汽车进行技术创新，可以将其分散到400余家进行协作创新。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零成本创新”。作为我国老牌汽车城市——长春市也认为，如果不走丰田模式，就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底特律。山东半岛的新兴工业城市，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2)外向型经济与草根经济相匹配。10多年前，关于浙江模式与苏南模式就有过一个比较。当时，浙江企业的规模比苏南企业小1／3，引进外资的数量不及苏南的1／5，企业技术装备的档次和水平落后于苏南5年以上。于是就有人认为，江苏经济肯定超过浙江。但10年后的结果并非如此，浙江人均经济指标全面超过了江苏。什么原因？一是浙江经济是一种草根经济，内部联系非常紧密，组成了集群式的生产模式，交易成本极低。二是可以培养出一大批企业家，所以，浙江省企业家的数量比较多。原来的农民进入集群以后，迅速成长，由个体加工户变成小企业家，然后又变成大企业家。像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当年只是两个修皮鞋、修自行车的小青年，如今却可以登上清华、北大的讲堂去讲课了，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的商战经验。企业家的才能不是从书本中学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学会的，通过产权机制的激励作用才能促使其成长。而整个北方地区的企业家，尽管原有的文化知识水平很高，也许是高工甚至是教授级高工，但现在他们中许多人的“武功”全废了，因为长期得不到正当的产权激励。三是抗风浪的能力不一样。包括苏南、广东在内的很多企业，遇到外部环境变化和国际市场波动，易引发区域经济的大起大落，而草根经济适应力强，转换得非常快。这种集群式小船队，既能快调头，又能抗风浪。四是资源利用和节约程度不同。草根经济大都是加工型的技术和劳动双密集型企业，没有高能耗的产业。五是对中小城市成长的促进机制不一样。浙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化基本上是从下而上的，专业镇、卫星镇快速发展。如广东东莞的长安镇，浙江温州的柳市镇、龙港镇等，人口都达到几十万，有多家星级酒店，经济实力比内地的一些地级市都强，迅速扩张的内力促使城镇成批高速成长。而这样从下而上的城镇化动力，在山东省就较为鲜见，这就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任何一个地方必须要把当地的文化优势转变为制度优势，制度优势转变为企业组织方式的优势，这样才能实现与世界产业的接轨。否则，我们只能为跨国公司进行零部件制造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无法与国际产业转移的第二代、第三代组织模式接轨。

４、人居环境与经济竞争力

　　人居环境与经济竞争力本属不同的范畴，但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模式的转折，已使两者组合在一起了。其原因如下：

　　一是新型工业化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经济的发展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经济。山东的工业化发展现属于重化工阶段，但并不是说这一阶段不可超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些地区重化工阶段是可以超越的，可以直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关键是增长模式转换和产业升级的能力如何。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如美国加州，从没有进入重化工阶段，但该州因为有硅谷的存在，其经济实力若以国家来衡量，仅次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居全球第五位，但这只是几十年发展的结果，这是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所带来的机遇。在人才、技术和资金的关系上，人才是火车头，技术、资金都是跟着人才跑的。深圳之所以快速崛起，就是因为成功吸引了全国的许多人才南下创业，并带来了技术和资金。而海南岛为什么未能成功，核心问题就是未能留住当时的人才浪潮扎根海南创业。

　　二是居住的舒适性与人才价值的可实现性。人才只会朝着能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地方流动。我国北方，北京、天津、西安等城市，大量“生产”博士、硕士研究生，但这些毕业生流向广东、上海的多，而留在北方地区的相对较少，除了薪酬的因素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创新成本和居住环境不同。因此，所有已编制的城市群规划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城市的宜居性作为规划的重要内容。山东半岛城市本身就具有人居优势，这体现在：

　　(1)我国虽有漫长海岸线，但阳光、沙滩、海水景观比较好的，只有广东、海南和山东、辽宁的部分海岸。如把山东海岸的海滩、阳光、海水和园林景观4个要素完美地结合，再加上海洋性气候，这里的居住环境就非常好。而从福建一直到江苏沿海，海岸大都是泥滩涂，没有沙滩，也没有清澈的海水，不能形成宜人的居住环境。

　　(2)深厚的齐鲁文化积淀。就历史文化底蕴而言，我国没有几个地方可以超过山东。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和丰富的自然景观，无疑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最重要源泉。

　　(3)独特的地理结构，造就了山东半岛城市自然形成组团式的城市形态，没有出现摊大饼的迹象，这是非常好的发展基础。如青岛现在的城市形态就是组团式结构，城市风貌保护较好，还有烟台、威海等城市的形象都比较好。但济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人文景观破坏较为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没有抓住历史街区和人文遗迹保护的机遇，该保护的没有很好地予以保护，城市特色受到较严重的破坏，但近几年这项工作已受到重视。总之，山东半岛有可能创造我国一流的人居环境，即一流的人才聚居环境。

　　(4)建设科技新城有基础。山东半岛的城市包括济南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科技第一高地的扩散地。从东北亚接受产业转移，从北京引入科技人才，这两股力量可以在山东汇集。北京、天津是我国当前的人才第一高地，每年有无数的人才产生和汇聚在这里，但不幸的是，众多人才最后大都是“孔雀东南飞”，流向了南方城市。山东的地理位置非常合适，能否引入来自北京的人才到济南等城市落户，关键是看该地能否为这些人才提供创业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更好机会。

５、政府行政干预与市场机制培育

　　我国城市化的过程包含着4个方面的转型：一是人口的空间转移；二是社会文化的转型，从农村文明转向城市文明；三是经济体制的转型，从政府配置资源为主转向以价值规律配置资源为主；四是生产文明的转型，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直至转向生态文明。这4个方面的转型，以经济体制的转型最为重要，也对我们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1)政府的越位与缺位并存。相对而言，南方城市政府的主要问题是缺位，而北方城市则是政府容易越位，也就是说北方地区城市政府力量较强大，而南方城市政府较弱。所以，南方地区易出现的问题是污染严重、违法建筑泛滥、基础设施布局混乱、公用设施建设滞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土地资源浪费等。而北方城市政府做了许多政府不该做的事，扼制了市场机制的形成，同时也导致形象工程过多过滥，这些都是市场不能完成而只有政府才能实现的事情。所以，北方地区易出现政府管制过度、从下而上的城镇化动力不足、企业家数量较少且其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等问题，而南方城市主要的问题是由于“无为而治”式的缺位。

　　(2)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并存的三种功能：一是市场秩序的监管仲裁者，这是政府应有的功能。二是市场机制的培育者。通过政府的引导培育，促进市场发育，降低交易成本。三是市场缺陷的弥补者。市场调节本身存在许多缺陷，如市场不能解决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社会公平和保障、基础设施布局和种类、生态保护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通过规划和政策调节来弥补。我国各级政府都要充分发挥这三大功能。山东半岛城市政府的调控能力和行政力量比南方城市强得多，但重要的是要把政府该做的事做对做好。现在，南方城市政府是从“无为”转向“有为”，而山东的一些城市正好相反，要从“有为”转向适度“无为”。如产业发展的问题，政府不可能事先确定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也不可能决定某个产业的长远发展，因为这都是由市场决定的，甚至是由国际市场和新技术革命决定的。政府自以为要比市场聪明，这已被实践证明是荒谬的。政府应该做市场做不了的事，而不是替代市场去做。

６、今后要着重做好的几项工作

　　一是要解决规划的缺位问题。山东半岛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战略，接着就应集中精力做好战略性规划，解决规划缺位的问题。一方面，要结合这一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及半岛城市群空间发展规划，这样编制的规划才具有法律意义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还要研究分析环渤海湾的沈大和京津唐等城市群重大项目对本城市群布局和发展的影响。这些重大项目如，环渤海湾大通道、京津高速铁路的延伸衔接、渤海黄海油田开发和大型核电站定位等。环渤海湾3个板块的城市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必须给予密切关注和持续地研究。

　　二是城际之间的交通规划，包括港口、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市内市外公共交通、换乘枢纽和城区道路建设，都要系统地进行研究和合理布局。

　　三是编制几类物质性规划。如海岸区域保护与利用规划、历史文化区域保护规划、生态保护规划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等。美国许多规划都下放到地方政府，但是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历史文化区域保护规划、生态保护规划则由州政府编制，有的甚至需经联邦政府批准。对于此类规划，我们应将工作的注意力放在市场机制不可为的项目上。第一是明确哪些地方是禁止开发的，一旦开发后将对整个地区的资源造成极大的破坏。如水源保护地、生态脆弱区、基本农田、历史文化遗产地等，必须禁止开发。第二是限制开发区域。如各类生态、景观敏感区等，必须通过严格的规划调控，限制开发项目的种类和建设强度。第三是允许开发区域。政府规划应对这三类开发做出明确的规定。计划经济时期的规划，不是弥补市场的不足，而是代替市场机制做规划，就像政府代替市场编制产业发展规划一样，那当然是失败的。

　　四是解决实施机制的缺位问题。第一是建立省级专家委员会，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规划委员会的组成，50％以上的成员应由专家担任，其余的可由公务员担任，下设各专业专家委员会。规划委员会，对上作为预决策机构，为省域内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和重大项目的建设提出决策意见，没有规划委员会的意见，省委省政府不予决策；对下可以作为都市圈、城市群规划建设协调的裁判。在山东各级政府行政力量很强的现实情况下，必须防止重大项目的急功近利和错误决策。北京首钢项目的建设就是一个明显的弊大于利的例子。第二是加强利益机制的协调，建立城市群各城市之间平等协商的协调机制。第三是发挥市场化的互补作用，根据现有的基础，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产业联盟，实现城市功能、资源和利益共享。

  

[注　释]

①该指数是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5个方面评价各省省区的市场化相对程度。总共由119个指标或分指标构成。详细参见：樊　钢，王小鲁，张立文．中国各地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2000年报告[J]．经济研究资料，2001，(7)：3－11．

②财富全球500强公司的总部／分部在国内城市分布(2001年)详见赵晓斌．中国加入WTO对国内金融中心区域重组的影响[J]．国外城市规划，2002，(5)．

③OEM：英文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原始设备制造商)的缩写，它是指一种“代工生产”方式，其含义是生产者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的核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控制销售“渠道”，具体的加工任务交给别的企业去做，亦称为定牌生产或授权贴牌生产。这种方式是在电子产业大量发展起来以后才在世界范围内逐步生成的一种普遍现象，微软、IBM等国际上的主要大企业均采用这种方式。

nfusea

城市群发展战略有时要受制于各自城市利益的影响，这点在目前看来最为关键。特别是在中国各城市执政者考虑得都是自我的政绩观的情况下，不说半岛城市群发展战略了，就是以长三角的城市群，或者京津唐城市群都存在这个问题。

独钓蓑翁

我国省域范围的区域规划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往往存在着自己夸大自身的地位与作用，总把其他区域作为本区域的附属区域，从功能、地位均考虑为本区域的辐射和补充区域。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形成真正的区域协同体，区域内的城市竞争往往还强于区外的，区域城市合力难以体现。
从区域规划来看，我国应该加大区域联合规划，特别是现在已成规模的珠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中下游区域、环渤海湾及其中原地域等区域的整体规划。

china008

部长的水平的确不一般，话都说到了点子上。

liyihua

是呀，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区域合作。

why5998

讲得很好,对大家编制城市群规划很有启发.

wchc79

写的的确不错啊。
可可以好好学习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