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缅怀文章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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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诗文为何让人百读不厌？


网友: 大浪淘沙

    这两天，为写一篇文章，又读了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八至九月针对美国发表对华政策的《白皮书》而写的几篇评论文章，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又一次为毛泽东所折服，对毛泽东产生深深的敬意。毛泽东这几篇评论文章，确实是大手笔，高屋建瓴，气势恢宏，其思想性、艺术性无以仑比，堪称评论文章之范本和精品，至今读来仍叫人不叹服不止。毛泽东真伟大，真神也。

    毛泽东虽然离开我们有二十五多年了，但他写下了大量文章和诗篇，有《毛泽东选集》五卷，有《毛泽东文选》七卷，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遗产，中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受其恩泽、受其庇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将会见证毛泽东思想确实光辉灿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不是象别的思潮，只能是昙花一现。

    毛泽东无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有很高的理论造诣，因此毛泽东文章和诗词的政治性、思想性是很强。没有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没有适闲清雅、涂脂生活。而是无产者的呐喊、战士的号角，是民族的颂歌、人民的心声。但是毛泽东的文章和诗词又不是空洞的政治说教，或干巴巴的标语、口号，语言贫乏，言之无物。而是或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或文采斐然，大气磅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令无数英雄竞折腰”。所以读毛泽东的文章，绝无味同嚼腊的感觉。而吟诵毛泽东的诗词，不仅是一种艺术享受，而且让人胸襟开阔，领略到伟人的胸怀和气质，无意中，自己的情操受到了陶冶，思想得到了升华。

    毛泽东历来反对党八股，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改造我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批评一些人凭主观，忽视客观事物的实际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 、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并用一副对子来对他们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列出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即：一、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二、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三、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四、语言无味，象个瘪三；五、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六、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七、……。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强调文艺为什么的问是，强调文艺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人民性统一的问题。毛泽东不仅这样倡导，而且这样地身体力行。可以说，毛泽东的文章、诗词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和人民性的完美结合，所以才有永久生命力。

    关于毛泽东的政论文章，可能有些人还不服气，因此有葆有贬。作为当代人，我想还是让历史去评说吧！关于毛泽东的诗词，恐怕应该有定论了吧，如果谁还要泼污水，那心态上肯定有问题了。《沁园春·雪》可以说是千古绝唱，《浪淘沙·北戴河》更是意境深远：“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读起来让人如痴如醉。所以我对毛泽东诗词是绝对的欣赏，然而毛泽东的诗词是凡人写不出的，只有毛泽东这样有雄伟气势的才子、领袖才能写得出。

    我最喜欢听两首音乐，那就是贝多芬的《欢乐颂》和刘秉义演唱的《沁园春·雪》。在我情绪低落、抑郁烦闷时，音乐一响，我就激情奔放起来，很快挣脱灰暗，重新找到自我。因此，毛泽东在我心目中不说是神，但确有很高的位置。我喜欢读毛泽东的文章、毛泽东的诗词，同样毛泽东也是我永远最崇敬的人物之一。忘记了毛泽东，抛弃了毛泽东，中国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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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对海军的最后嘱托
吴殿卿
　　为了全面反映人民海军发展壮大的历史，我们在编撰海军史料丛书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毛泽东与海军将领》、《共和国领袖与海军》等书。在这些书的采写过程中，海军原第二政委杜义德，海军原副司令员方强、原副政委卢仁灿、原顾问张汉丞等老首长，深情地向我们介绍了毛主席关心海军建设的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1975年5月2日晚11时，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抵达中南海。习惯于夜里工作的毛主席，今天要在这里召集会议，研究他思考已久的几个重大问题。

　　毛主席已很长时间没有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了。去年7月份以后，他因患白内障等疾病，在武汉、长沙、杭州等地治疗、休养了10个月，不久前才返回北京。

　　人员到齐，依序坐定。毛主席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走进会议大厅，周恩来总理迎上去。“同志们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大家想念主席。”周恩来说。“你怎么样？身体还好吧？”毛主席握住周恩来的手关切地问。“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周恩来回答。

　　毛主席轻轻点了点头，依次和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握手、问候。当与时任海军政治委员的苏振华同志握手时，毛主席郑重地说：“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说着抬起左手晃了晃小指，“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

　　望着眼前步履蹒跚、面容憔悴的毛主席，回味着领袖语重心长的话语，苏振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关心海军建设的往事一幕幕出现在脑海里：

　　———1949年1月，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毛主席就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建立海军的问题。8月份，在指挥战争、筹备建国的间隙，亲笔为刚诞生的华东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1952年2月，毛主席踏着皑皑白雪视察了海军领导机关，与海军领导一起探讨装备发展、部队建设问题；为了解决海军急需的装备和技术人才问题，7月份，他亲自给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写信。

　　———1953年2月，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深入海军部队，乘坐着海军舰艇和水兵共同生活了四天三夜，在不到6天的时间里，他先后为接受检阅、视察的5艘舰艇分别郑重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为了海军的发展壮大，毛主席一次又一次作着指示和批示……

　　此时，年老体衰、已达82岁高龄的毛主席，长时间外出休养，返京第一次召集会议就关切地强调海军建设问题，使苏振华深为感动，也由衷地感到惭愧和责任重大。翌日，苏振华就向海军主要领导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经过认真准备， 5月8日召开常委会，会后，立即组织有关领导和专家研究、论证，拟定了海军十年发展规划，于22日向毛主席递交了书面报告。

　　毛主席收阅报告后，23日即予批示：“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一年以后的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成了毛主席对海军广大官兵最后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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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爱的“红宝书”毛泽东语录影响中国几代人
　　新华网重庆１２月１５日电（记者张琴）作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毛泽东语录以其精辟的警句，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尽管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背诵毛泽东语录，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却并未改变。

　　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即是把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中的警 句和主要观点汇集起来的书册，收集了许多如“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和“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警句。重庆市的陈佑安老人一家三代就对毛泽东语录有着不同的理解，语录对他们而言都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而这又影响着他们的成长和思想，甚至他们的一生。出生在上个世纪２０年代末的陈佑安老人退休前是一家军工企业的干部，他说，经历了旧社会和新中国的他们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们愿意毫不犹豫地为新中国献出自己的一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时期，他们这代人正是靠着“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这样警句的激励来建设国家的。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中国人对毛泽东语录和他本人的追崇达到顶峰。毛泽东语录成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世界上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书，累计发行５０亿册，覆盖了全国流向了世界。其中，国内外各种版本多达５００余种，仅外文版本就４０多种。

　　在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小到杯子等日用品，大到学校教室和工厂车间里的字幅，处处可见语录里的警句，就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语录。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了百万手挥“红宝书”的红卫兵，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深入到祖国各地。时代在人身上留下的烙印总是很难抹去。直至今天，陈佑安５０岁的儿子陈继志都能不假思索地说出“为人民服务” 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三卷。他说，“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从青年时代幼稚地认为做做好事就是为人民服务，到现在仍旧初衷不改。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他当年的同事和部下都选择了下海经商并且赚了不少钱，也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坠入法网。但他却一直没有离开国营企业，因为对他而言，实现人生的价值要大于对金钱的追求，而且总觉得自己只有在这个岗位上才能为国家和人民更多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说他从来没后悔这样的选择。

　　在陈继志２０岁的女儿陈迪眼中，父亲这样的思想似乎有些不能理解。这位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目前就读于英国一所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作为新的一代，陈迪对毛泽东语录有着自己的见解。她笑称，没有背过毛泽东语录，也不能理解爷爷和爸爸对语录的那种崇拜。不过那句从小就熟悉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却是一直记在心里的。尤其是现在留学国外，只有学出样子才能赢得外国朋友和老师的尊重。“毛泽东的许多语录并未过时，虽然里面也有革命口号式的豪言壮语，但多数却是含义深刻的警句。今天，我们虽然不再背语录，但是我们却能以平静的目光重新审视它，发掘里面的真理。”陈迪这样评价毛泽东语录的现实影响。

　　陈迪说，没有仔细研究过毛泽东语录，但对其中的内容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如“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就是很具哲理的思想，还有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内容，值得我们思考并运用于实践之中。

　　重庆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余萍认为，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创立者和建设者，其巨大的历史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他作为一代伟人的历史地位也是不会改变的。他卓越的远见才能、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出色的文学哲学造诣，都赋予了他的作品极大的生命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１１０周年，中国各地都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伟人。毛泽东早已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但他的作品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也会以不同的色彩留在人们心中，毛泽东语录对陈佑安老人一家三代的不同影响就是其在中国的典型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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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像章在中国的命运：从“护身符”到收藏品
　　新华网济南１２月１６日电（记者  董学清）  当３７年前１４岁的杨春炳小心翼翼第一次戴上毛泽东像章的时候，他相信印有“伟大的舵手”头像的徽章会是自己的护身符，让人在那个动乱年代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不过，杨春炳从来没想到自己有可能成为目前中国收藏毛泽东像章品种最齐全、数量最多的人之一，虽然他认为有人收藏得比他更多。

　　“这么多观众来看展览超出了我的想象。”面对蜂拥而至的参观者，笑容满面的杨春炳很难掩盖内心的喜悦。

　　自从今年７月１日开展以来，特别是随着２６日毛泽东诞辰１１０周年的临近，已有５０多万工人、农民和学生前往山东曲阜市孔子研究院参观杨春炳在此间展出的他收藏的１万多种毛泽东像章，使毛泽东像章展成为目前该院最受欢迎的一个展览，而同时进行的《大哉孔子展》、《世界孔庙展》、《孔府馆藏文物展》等展览则相对冷落些。

　　至于毛泽东像章为什么会在孔子研究院举行，杨春炳说，孔子研究院本身有馆藏和展览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能，徽章艺术当然属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畴。不过，杨承认他有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是研究院的纪委书记。

　　“毛泽东像章展将永远在孔子研究院办下去，”研究院党委书记许传俊说，“我对杨能收集到这么多像章感到惊讶。”

　　“风采犹在，精神长存。毛泽东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位观众在留言簿上写道。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像章和“红宝书”在中国铺天盖地，无所不在，成为人们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最突出表现。据收藏界的共识，中国在文革期间制作的毛泽东像章就有约８０亿枚、５万多种。而自毛泽东１９７６年逝世后，中国就再也没有为任何一位领导人制作过像章。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０年，为了促进思想解放和打破个人崇拜，上级发通知收缴毛泽东像章，物以稀为贵使毛泽东像章成为中国众多收藏家的投资目标。据杨估计，全国大概有１００多万名毛泽东像章收藏家，而国内最贵的一套像章是毛泽东３４首诗词套章，价值约４万元。

　　“文革”中，“红卫兵”杨春炳到各地串联，趁机收藏了几百个品种的毛泽东像章。而在军队的６年时间中他又抓住机遇收藏了近１０００个品种。在国家要求上缴像章后，杨春炳交了一些品种重复的，却利用朋友关系到当地土产公司去挑选别人上交的像章。当时，土产公司收缴价是一斤像章０．１２元，他挑出的二三千种像章装了６个水泥袋，按一斤０．１４元的价格给土产公司，花去了３０多元，这在当时是他月工资的一半，而现在他的月收入已达１８００多元。

　　“我业余的惟一爱好就是收藏毛主席像章”，杨春炳说。他不会下棋，也不会打牌，他把别人娱乐的时间用在了毛泽东像章的收藏和研究上。到外地出差，他也喜欢逛文化市场，搜索他心目中的像章，他的收藏品中约有三成购自外地。３７年的收藏生涯花费了杨春炳总共十四五万元——对一个工薪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少的资金。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杨春炳编著的《绚丽的彩虹——毛泽东像章收藏与鉴赏》一书出版。此书重２．１５公斤，饱含着他３９年收藏毛泽东像章的体会和心血。

　　他的收藏品主要有国庆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和以西藏为主题等１８０００枚、１３０００种毛泽东像章，小到纽扣的一半，大到直径达３８．５厘米的像章。

　　在收藏过程中，杨春炳时常有一种深沉、厚实，回味无穷的感觉。他说，闲暇之时，清茶一杯，凝神品评，可以从像章中渗透短暂与永恒，从残损中领悟完美，从小巧中悟出博大。

　　杨说：“我最喜欢的像章是一枚共产国际三大里程碑像章，这是我２０００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全国徽章研究和交流会议上花了２０００元买来的。以共产国际为题材的毛泽东像章，已知存世的只有两枚。”

　　此章上刻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侧面头像。马、恩头像下是法国凡尔赛广场市政厅主体建筑，象征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诞生；列宁、斯大林头像下为克里姆林宫，象征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段专政的国家诞生；毛泽东头像下为天安门，象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徽章背面铭文是“革命委员会好”。

　　“我完全没有投资眼光，收藏毛泽东像章纯粹出于个人的爱好。”杨春炳说，“我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成长于毛泽东时代，深受父辈热爱领袖情感的熏陶，从少年起对毛泽东就有一颗热爱、敬仰的心。”

　　除了在报纸和电视上看过毛泽东外，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在北京第６次接见红卫兵时杨春炳终于亲眼见到了毛泽东。“当时我很激动，感觉非常狂热，鞋子跑丢了，帽子也在不知不觉中扔掉了！”他回忆说。

　　社会学家认为，毛泽东像章是一个永恒的、难以读懂的课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杨善民说，毛泽东像章虽小，却包容无限。毛泽东像章是人类普及面最广、数量最大、佩戴率最高的徽章，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积淀——一个时代的共同心态。

　　杨善民说：“毛泽东像章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流行于建国之后，盛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佩戴毛泽东像章，是人民群众敬颂伟人，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毛泽东像章是凝聚了中国人民对领袖真诚情感的政治艺术品，是重要的现代革命文物，构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徽章文化，是徽章艺术的集大成者。”

　　杨春炳对像章的狂热开始时在家里也产生了分歧。他的妻子孔祥荣说：“我支持他，因为我们这一代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１９７６年听说敬爱的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感觉天都塌了下来。”

　　而他们的２６岁女儿、天津医学院研究生杨晓燕说：“一开始，我不能理解爸爸的行为，觉得他太保守、老土，不够现代。”

　　然而，杨晓燕发现自己很难忽视毛泽东在现代中国的影响力，因为《毛泽东思想概论》是她大学必修科目之一。

　　“毛泽东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那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因为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望吧！”杨晓燕说，“后来我也从爸爸收藏的像章中加深了对毛泽东的理解和热爱，我现在还帮助爸爸收集毛泽东像章呢。”

　　杨春炳希望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中的毛泽东遗体一直保存下去。

　　他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好啊，我喜欢目前这种物质生活，不过，我希望在精神上过毛主席在世时的那种充实、单纯的生活。”

　　“毛泽东是惟一当国家元首而又始终保持农民本色的人。”他说，“当然，他也有一些缺点，但失误的阴影永远遮不住他夺目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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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黄炎培与毛泽东
黄方毅

　　黄炎培之子，美国杜克大学硕士，长年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并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父亲黄炎培辞世三十七年了。他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在旧社会，黄长期埋头办学而不肯做官，两度坚拒不就全国教育总长；他靠发行股票、社会集资主持修建了上海浦东第一条铁路；抗战后，他结识了周恩来等，开始了与共产党人的长年合作；他与毛泽东主席的延安谈话被称作“黄氏周期率”，至今被人不时提起；他与孙中山结识，同袁世凯周旋，被蒋介石先通缉后引为上宾最后杀掉儿子。

　　他与我共同生活了十九年。多年来，我一直着力父亲历史的追寻，虽然那段历史已然远离，但黄几十年中所经历的被捕、逃亡、通缉，历经艰险而曲折，而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不改初衷、又与时俱进。凡此种种，对于后人，对于在改革开放中从事新的奋斗的中华儿女，或是有所启示、有所裨益。故写下以飨读者。

　　父亲从一个前清举人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副总理。当今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黄亲手创建民盟和民建并担任两党的第一任主席。由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几十年交往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与关注。

　　早年神交，听黄讲演

　　黄炎培生于上海浦东一书香门弟，家道中落，13岁失母，17岁丧父。家境贫寒激发他刻苦攻读，上个世纪初年考入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1903年开始在家乡办学，1906年创办浦东中学，在当时与北方的南开中学齐名，获得“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又陆续参与创办东吴大学（今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若干大学。1917年创办职业教育，当代我国的著名人士中有一些曾从师过黄炎培或黄所开办的学校，如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数学家华罗庚，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核弹之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董纯才，乒乓球教练付其芳，影星秦怡、陈述等，蒋介石也慕名送来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在溪口蒋家至今保存着蒋经国在浦东中学的文字。

　　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五月黄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布告一发出，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听讲。杜威推崇实用主义，而黄则主张教育要务实，因此，俩人在教育理念上有吻合之处。黄在讲演中极力抨击传统教育的问题，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每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数字详实、有理有据，说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这场讲演给27岁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25年后在延安机场，毛泽东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黄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疑惑不解，毛讲述了1920年这段往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奔走国事，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三个月中竟往返9次。那时车舟不便，路途很费时间，黄便途中阅读，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等等，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很是向往。与黄自己一样，毛也是长在农村，家境贫寒，俩人虽都学历不高，但资历颇深，都属于经验型的政治实行家，长于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时好文擅诗，兼有诗人气质，黄从这位未曾谋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强劲的吸引力。

　　“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二十年代，黄炎培并未见过毛泽东，但认识陈独秀、李大钊。中共成立前，陈独秀常来中华职教社访黄求谈。到了1921年，黄耳闻中共即将成立，友人沈肃文建议他去联系李大钊，于是黄专程北上，到北京拜访李大钊先生。俩人相谈甚洽，谈到形势、谈到各自的做法，相约今后密切合作。之后，黄编辑的《申报》特刊上发表了李的长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

　　十年内战中，黄埋头于教育，对共产党知之甚少，但是与当时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敢于反抗社会黑暗统治的人们寄予同情。抗战中的重庆，反共高潮迭起，黄应沈钧儒之请，参观有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的画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老请黄题词，黄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黄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沈自己称此画仅为其父“画以娱之”。然而由于黄题上这首诗，这幅画作陡然升值，被呈送到毛泽东手中，最后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客堂里。

　　1952年，陈毅在南京设茅台酒宴接待赴南方视察的黄，还提起这首茅台诗，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诗，十分感动，在那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陈当场作诗答谢。

　　搭台唱戏，艰难合作

　　最早代表中共中央与黄正式联系的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徐特立是黄的学生。1938年，徐特立在武汉拜访黄，第一次恰黄不在，徐留下字条，自称是江苏省教育总会讲习班学生。第二次又访，二人相见如故。

　　1938年4月，抗战烽火正浓的武汉，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从那时起，黄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

　　1940年，周恩来从延安到达陪都重庆长住，不久，在黄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组织的星期讲坛上，请周恩来作讲演，听众人山人海。这场讲演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如同一声霹雳，轰动山城。之后，黄受到了陈立夫来信诘问，黄回答，此论坛向各方开放，如君有意，也可来一试。陈无可奈何。

　　民国之后，黄炎培两次拒绝出任教育总长，早已有不肯当官的美名。创办职教社后，面对各方资助，黄从不据为己有，甚至自己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他的收入只相当于当时上层文化人收入的几分之一，黄的儿女们从小只能穿着旧的衣服到不收取学费并管吃住的公费学校去上学，后来黄不愿敛财的名声渐起，与不肯做官的美名相并一身。或许为此，实业家们愿意把财产捐给黄。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荡路边的六层楼房，就是当年黄生日时友人的礼赠，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屈指可数的最高建筑之一。抗战中，黄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也不是偶然的。黄六下南洋，向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各国的华侨商贾们化缘来大笔资产，援助抗日斗争。

　　相见延安，共探“周期”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见到了不少他昔日的学生、老朋友，如周扬、王明、张仲实等，范文澜向黄深深地鞠躬，说他自己是42年前浦东中学第一期学生，黄亲自教过他。陈毅等来相见，告知留法出国前夕，黄曾开欢送会送行，这些黄自己是早已记不起来了。

　　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尤其是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

　　延安之行是黄一生的重大抉择，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延安归来后的黄已与前大不一样。当然，黄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1946年1月26日，特务闯入黄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当时黄正在政协开会，黄夫人姚维钧正怀着八个月的孩子（笔者）。

　　1949年，黄的二儿子黄竞武被特务抓去，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极为震惊，下令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费重金营救，然而无果。黄竞武未供出任何机密，宁死不屈，被打断腿活埋了。闻讯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为民做官，委以重任

　　1949年2月，黄逃离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到京。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京西郊。在西苑机场，黄站在各界人士的行列中，欢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并随同毛等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当晚，毛等中央领导与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欢宴庆贺。

　　黄十分兴奋，这是他与毛四年前延安相见后的重逢。当然这时毛已是历史的胜利者，同样，历史也肯定了黄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尤其是在访问延安后的种种。

　　毛抵达后的次日，3月26日，在众多等待毛接见晤谈的毛的老友新朋中，毛选择了黄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

　　当日，毛、黄长谈良久。毛的谈话涉及到重大的建国方略，向黄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毛向黄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有鉴于此，毛寄希望于黄，因为他很清楚黄在民族实业家中的威望。

　　黄早年与南通张骞、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偶初、与上海刘靖基、与南京刘国钧、与天津李烛尘、与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浮等等都有着长年的交情，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毛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黄这个并非是实业家的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同时，毛还希望黄起到向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共产党政策的“中介”作用。整个谈话，毛言辞恳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毛的这一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令黄难以推却，接受了下来。

　　双清别墅谈话是继延安谈话之后黄与毛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这次谈话，奠定了黄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时，黄、毛二人的友情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神交，1945年延安的初交，如今在新的事业开始之际达到高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代里，黄对毛是从内心深处钦佩的，共产党人公而忘私，为贫苦人们所做的一切深深打动了从小苦出身的黄，长年追求人类平等、社会正义的理念，在共产党的许多政策中间得以体现，所以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是真诚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黄在周恩来两次来家动员下，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接受了政务院四个副总理之一，分管轻工业。次年，中央成立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准备安排黄与薄一波出任中财委的两个副主任。黄考虑到自己七十又四的高龄又身兼数职，故推荐了老友——北大校长马寅初代替自己担任副主任，只接受中财委委员一职。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五四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黄向夫人，也是自己的事业助手姚维钧交待，任何时候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来请，都不得延误。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

　　肯谏敢谏，真诚为人

　　黄炎培是真诚的人。与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样，对毛的政策并非是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黄是有所保留的。

　　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就向毛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黄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正因为此，在“文革”后的纪念文章中，黄常常被称作共产党人的“诤友”。

　　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对黄提出的意见，有的听取，有的采纳，有的参考。例如现已披露的黄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关于江南文化景观（周庄）的保护等建议，毛都欣然接受。

　　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给毛书信一百零几封。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有时候一个月要写两三封。有的信洋洋几千字，有的信则只有简短的问候。

　　毛亲笔给黄书函60余封。有的信吐露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信函往来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音相近，只一字之差。因此二人纸笔往来时，黄多称毛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称黄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或“黄副总理”。应当说，即使到了“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毛与黄无论在相见时，还是书信中都还是以礼相待、客气相往的，多年的交谊还是保持了下来，未受某些政见不一而中止，在那个年代也堪称难能可贵。“文革”中还是学生的我，已然明白毛泽东信函的价值，所以在母亲姚维钧受害致死后，我把它们收藏起来，以后无论下农村、上干校，我都携带在身边，不敢有半点闪失，直至“文革”结束后，呈交给中央有关部门。

　　1965年底，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黄溘然长逝。1965年12月初，恰黄在北京医院弥留之际，他根本已不可能知道毛正在上海召开会议，把忠诚自己多年的罗瑞卿打成“反党”。而对罗，黄是很熟悉的。黄与罗在解放初期，曾就镇反问题数次交谈过，罗也到过黄家，黄几次向人夸赞罗的认真缜密的工作作风。当然这位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已远离了现实政治的老人，对党内斗争知之不详，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华大地上已经和将要发生的悲惨一幕。

　　然而在他尚为清醒之时，只要他认为可行的情况，这位倔强的老人依然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去坚持正义，他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为被打倒的党内老同志李维汉评功摆好，台下人群试图打断他这不合时宜的讲话，但他不为所动，照讲不误。

　　“文革”结束后一些党内健在的老同志，包括五十年代与黄激烈争辩过的人，都曾夸赞过黄的为人。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先后给黄题字，以纪念这位昔日的老友。******同志也亲笔为黄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题字。

　　至于许多回忆文字中提到的黄向毛催索借去的一位古代书法大家字迹一事，事实上并非是现在传说中的“刚过一周”，而是过了一个月借期有余。即使是这样，在那个皆呼“万岁”、向领袖献上墨宝都不为过的的年代，黄居然在借期过后向毛催索，确实是“不够朋友”，而也确实“够英雄”。然而毛泽东对这位他并不陌生的老友，总算一笑而相容，这也是不很寻常的了。

　　《北京青年报》2002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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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黄河辛关渡口寻找伟人毛泽东足迹
　　人民网太原12月13日电  记者罗盘报道：毛泽东同志曾两次来到山西，每次都是在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近日，记者来到了毛主席入晋到达的第一站--黄河辛关渡口。

　　如今辛关，这个地处大山深处、黄河岸边普通的小渡口，因毛泽东这个名字，而被后人反复咀嚼、述说。1936年2月20日，红军突破阎锡山防线，飞渡黄河，奏响了红军东征的序曲。23日，毛泽东率总部从陕西省清涧县西辛关乘船东渡黄河，在石楼县东辛关渡口靠岸登陆。村党支部书记高德雄向我们讲述说：过河后，毛泽东指示总部人员：“山西群众对红军还不够了解，要想办法接触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渡过黄河后的红军战士们高唱《红军东征》歌，从主席的身边匆匆奔过。在白玉光店铺稍事休息后，毛泽东离开辛关进驻留村。

　　村支书老高还讲了辛关村的变化，解放前村里只有一些坡地种杂粮，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村里人的收入90%以上来自这些红枣，人均年收入快到千元了。同时，今年10月，总投资1.9亿元的辛关至石楼县城红军东征纪念馆52公里二级公路和投资6700万元的清石黄河大桥工程已经立项，将于明年开工建设。这两项工程的上马，将彻底改变辛关村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的落后面貌。此外，根据县里移民并村的整体安排，辛关村在两年内将并成万人左右的大镇，成为连接晋陕两省的水陆码头，这不但会促进红枣树栽植向规范化、科学化发展，还将带动辛关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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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毛泽东摄影师：主席从不刻意摆姿势





　　“毛主席十分随和，从不计较照片拍得好坏。”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8周年之际，当年毛泽东的随身摄影师吕厚民说。

　　已经73岁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吕厚民，曾经在1950至1964年期间担任毛泽东的随身摄影师。他回忆说，拍照的时候，毛泽东从不刻意去做什么姿势，也从不告诉摄影师哪个可以拍，哪个不可以拍，让摄影师有充分的自由。

　　吕厚民向记者展示了他的一幅作品：空旷的山头上，毛泽东坐在石凳上眺望远方。他说，那是在1961年夏天的庐山，当时国际上反华势力很强，国内处于三年自然灾害中。连续工作了几天的毛主席，在一个晴朗的上午登上附近的一座小山。

　　“他到山上后，先是右手叉腰不说话，了望远方，约半个小时后，他坐到一块石凳上，举目远眺，眉宇不展，表情凝重……”出于职业的敏感，吕厚民记录下了这一瞬间。

　　现在再翻看这张照片，感觉画面上展示的大自然的意境、毛主席的心境和当时时代的背景完全融合。这幅照片后来赢得了海内外摄影界的高度评价。

　　还有一幅摄于1953年记录毛主席接见中国人民志愿军文艺工作者的照片。当时主席仍沉浸在丧子之痛中，一名叫谢秀梅的文艺工作者在与毛泽东握手时，泪流满面地拥抱了主席，一瞬间，毛泽东也哀伤地闭紧了双眼。吕厚民抓住主席在这一瞬间的真情流露，留下了毛主席少有的悲伤时的镜头。

　　另一幅作品更是经典之作：笑意盈盈的毛泽东与周恩来肩并肩，手执文件，指点纸上文字，互相交谈。两位革命战友长期形成的默契及相处的和谐，通过传神的画面语言，自然流露了出来。这幅相片被制成印刷品，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被人们挂在墙上。

　　吕厚民说：“每次提出要与主席合影，主席从来都没有拒绝过。”他向记者展示了毛泽东与他的多次合影：主席读报纸时与他的合影、散步时与他的合影、生日后与他的合影以及主席与他跟爱人的合影……

　　吕厚民永远忘不了跟主席在一起的日子。他说：“作为伟大的领袖，主席给人的感觉更象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主席身上的意志、胆略、胸怀、正直、清廉简朴等品质一直鼓舞着我。”

　　新华网 2001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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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岁红军战士方强访问记


　　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记者在北京中南海见到了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军战士方强，听这位革命老前辈讲述了发生在开国领袖毛泽东和他这位著名战将之间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毛泽东给他开“药方”

　　1933年1月的一天。时任中央警卫营政委的方强，在率部攻打上杭的战斗中身负重伤，被5名年轻的女赤卫队员救下火线，日夜兼程送往100多公里以外的长汀福音医院。当院长傅连璋用剪刀挑开被血粘在伤口上的衬衣时，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子弹洞穿胸部，从心脏下缘进去，又从后背出来。

　　傅连璋用一根铁丝裹着蘸满盐水的纱布，轻轻塞进方强前胸后背的伤口里，然后慢慢抽出沾满脓血的纱布。如此反复几次，直到脓血吸净为止。那时最要命的是没有麻药！每次治疗前，傅连璋所能给予方强抵御巨痛的惟一灵丹妙药，就是一小杯鸦片水。营养的缺乏，给治疗带来极大的困难。眼看方强一天天消瘦，伤口迟迟难以愈合，傅连璋心急如焚。

　　一天，傅连璋外出归来，急匆匆走进病房，兴高采烈地喊道：“方政委，有药了，有药了！”随即将手里端着的一个茶缸递到方强面前。方强揭开茶缸盖一瞧，只见是满满一缸子清炖牛肉。“傅大夫，这是从哪儿弄来的？”看着两眼怔怔望着自己的方强，傅连璋兴奋地说：“是毛主席送给你的！”

　　“毛主席？”方强疑惑不解：“毛主席住院了？”傅连璋点点头，告诉方强：“毛主席身体很虚弱。这缸牛肉是老乡送给他补养身子的。听说你的伤情后，他没舍得吃，特意让我捎给你，还让我告诉你，说这是他为你开的‘药方’！”

　　原来，上午傅连璋去给毛泽东看病，毛泽东很关切地问起医院病人的情况，傅连璋随口说起了方强的伤情。

　　“你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毛泽东沉吟道。他略有所思地走到窗前，招呼傅连璋：“你看，那棵小松树被砍了一刀，受了伤。它靠什么医治的呢？就是靠自身分泌出来的树脂愈合了伤口，又顽强地生长起来了。方强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身体素质好，抵抗力很强。如果从各方面稍微加强一些营养，我相信他会很快康复的。”

　　“外疗不如内补，主席的话很有道理。只是……”傅连璋的话未说完，毛泽东就伸手打断他，随即从桌上端起一茶缸牛肉，说：“你先把这个带给方强，就说是我毛泽东为他开的‘药方’！”

　　听完傅连璋的叙述，方强流下了热泪。一缸牛肉，方强节省着吃了整整一个星期！此后，按照毛泽东开的“药方”，傅连璋又想方设法买到几只鸡，炖好让方强喝了滋补身体。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方强在傅连璋大夫的精心治疗护理下，伤口开始愈合了。

　　毛泽东为他指点迷津

　　1934年4月，担任红22师政委的方强率部驻守筠门岭。

　　筠门岭东临福建，南望广东，北连会昌，距离红都瑞金仅101公里，是水陆交通要道，赣粤闽边区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

　　蒋介石在中央苏区投入50万重兵，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面对 10倍于己的强敌，红军指战员被迫“六面出击”。

　　4月21日，筠门岭失守。前任师长调走，新师长未到职，战斗是方强指挥的。方强在师党委总结经验教训会上，深刻检讨了筠门岭战斗失利的原因。“同志们，筠门岭战斗失利我负全部责任。”然而，未待他的话讲完，整个会场就炸开了锅……

　　就在难以收场之际，方强接到了毛泽东从会昌打来的电话。

　　方强兴奋地大声报告：“毛主席您好，我是方强。”自从离开长汀福音医院后，一年多来方强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此刻，在前线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方强感到无比亲切和温暖。他努力平静自己的心情，尽量详细地向毛主席报告前线的情况。

　　“筠门岭战斗是怎么打的？你们师伤亡有多少？战士们的情绪怎样？部队是怎么部署的？”毛泽东问得很仔细，方强一一作了汇报。

　　“你们打得很好嘛！”毛泽东听罢高兴地鼓励道：“你们这样一支新部队，面对数倍于己的强大敌人，独立坚持打了这么久，才让敌人前进了这么一点点，这就是胜利！”

　　毛泽东进一步安慰他说：“方强啊，革命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千万不能被一时的困难和挫折所吓倒。打胜仗固然好，打败仗也不能哭鼻子。现在，你应该把部队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为什么不能打好仗，大量消灭敌人？”

　　方强用心聆听着毛泽东从电话里传来的每一句话。现在，自己在战斗中失利，再次巧遇毛泽东指点迷津，他感到心里有底了。“我们在作战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方强提出他最急迫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要组织地方部队、游击队和赤卫队，在敌人侧后方进行游击战争。为此，要尽快主动与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积极帮助、支持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毛泽东如是说。

　　“你们师的左边，有江西省军区领导的大吉山游击队在信丰一带活动；南边也有游击队在全南、定南、龙南一带活动。依托他们来牵制敌人，你们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之后，争取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地区部署战场，与敌人展开游击战和运动战。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消灭敌人的一个营、一个团，继而再打更大的胜仗。”毛泽东为方强规划了一幅具体的战斗部署图。

　　毛泽东还特别提醒方强：“每打一仗都要事先考虑几个作战方案。假如，敌人集中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专打他的尾巴；敌人分几路来呢？那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之一部。”

　　方强茅塞顿开：这不正是毛主席过去指挥我们胜利进行反“围剿”的法宝吗？如果还是按照这套战略战术去打，红军会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吗？他连夜主持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作出了战斗部署。

　　转眼到了6月下旬。短短2个月时间，斗争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践再次充分证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行动，部队就打胜仗，人民群众就拥护，根据地就巩固。

　　毛泽东鼓励他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1938年春节的一天，总政副主任傅钟和谭政来到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住处，请示总政组织部长人选事宜。

　　“方强。”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这位同志年轻、有文化，中央苏区时就是红军师政委，在几次路线斗争中表现都很好，原则性很强，干组织部长比较合适。”

　　毛泽东点将，自然一路绿灯。方强接到军委调令，立即赶到总政治部报到。直到傅钟与他谈过话，他才知道要他出任总政组织部长，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

　　这个“官”太大了！方强不由得胆怯。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直接上书毛泽东：“恳请主席批准我辞去总政组织部长，在组织部内担任一科长职务，以便更好地学习和工作。”

　　过了4天，方强接到通知，毛泽东约他谈话。“没想到还有不愿当‘大官’要做‘小官’的人哩！”毛泽东一见方强就逗乐着说:“你的信我拜读了，理由还不少嘛！”

　　“我年纪轻，缺乏经验，怕辜负主席的期望。”方强红着脸表明自己的心迹。

　　“哪个干部是具备了一切条件才开始工作的？”毛泽东大声道：“我毛泽东也办不到。大家都是边做边学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增长才干，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辩证法！”

　　毛泽东的一席话令方强信心倍增。方强诚恳地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努力工作！”临别，毛泽东嘱咐道：“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多向傅钟、谭政同志请教，也可直接来找我，我们也是老相识了嘛！”

　　转眼到了1939年新春佳节。八路军驻陕甘宁边区办事处副官张令彬邀请毛泽东主席聚餐，并请总政副主任谭政和组织部长方强作陪。席间，毛泽东笑着问方强：“怎么样，现在没有什么想法了吧？”

　　“服从组织，好好工作，思想通了。”方强笑着回答。“那就好！”毛泽东放下筷子，点上一支烟。方强见毛泽东兴致不错，趁机请教：“主席，您经常教育我们要结合实际多读些马列的书，提高理论水平，但在学习与工作的结合上我总感到不得要领，觉得收获不大。”

　　毛泽东点点头，略微思索后说：“过去有人挖苦我们，说‘山沟里面出不了马列主义’，其实他们本身就不懂马列主义，只知道照搬马列的词句搞教条主义。我们今天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精髓，并结合实际把当前的抗战工作做好，把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地开展起来，团结一切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鼓励方强：“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边学习，边运用，边提高。要学会写文章。写不好不要紧，可以送给我帮你们批改嘛！别忘了，我毛泽东可是教书出身的哟！”

　　方强默默地将毛主席的教诲刻在了心坎上。春节过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华北战地工作考察团”，开赴抗战第一线。毛泽东再次点将，任命方强为军委考察团团长。方强牢记着毛泽东要他“注意总结经验，大胆写点文章”的嘱咐。 1940年7月，在完成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为期15个月的考察回到延安之后的半年内，除主持完成了30余万字的考察总结报告外，还先后撰写并在中共中央主办的《共产党人》杂志和中央军委主办的《军政杂志》上发表了7篇调研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此后，方强遵照毛主席的叮嘱，多次给他写信，对党和军队的建设提出建议。毛泽东也在百忙中给方强回信，并约方强交谈，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具体指导。

　　回想起这些，方强百感交集、感慨万分。他深情地说，永世不忘毛泽东主席的恩情和亲切教诲。（施昌学　本报记者　卜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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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
——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薄一波

　　同志们、朋友们：

　　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由中央宣传部等五个单位联合召开“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这是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性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老党员和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的老战士，我衷心祝愿研讨会开得生动活泼，严谨求实，开出高水平，推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以便把对毛泽东思想和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推进一步。

　　主持研讨会的同志希望我结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写作，讲讲怎样纪念毛主席的问题。我觉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今天，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刚刚问世的时候，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从而全面推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工作，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时候，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复杂、曲折的环境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成功地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我们党就是用这套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思想武装了自己，才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建国后，在恢复国民经济，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也由于苏联经验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更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大力帮助下展开的，因此，我们的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不能不在许多方面照抄苏联。但是，即使这样，我们党也有自己的独创。关于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方面的独创，我想了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些：

　　一、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这同苏联先搞国家工业化，后搞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是不同的。

　　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选择的是一条从低级到高级、社会震动比较小的改造道路，这跟苏联没收资本家的工厂和全盘集体化都是一次完成的道路是不同的。

　　三、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我们采取和平赎买政策，对资本家本人，不是把他们赶走，而是把他们看成财富，使之接受教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跟苏联的做法完全不同。

　　四、在经济建设上，我们一开始，就把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作为根本方针，在处理同农民的经济关系方面(包括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的，这同苏联长期采用“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向农民索取高额积累的办法是迴然不同的。

　　五、建国初期，我们虽然也采取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并没有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那时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不要重重轻轻，因此，在重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轻工业和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这同苏联和东欧某些国家长期“一条腿走路”也是不同的。

　　六、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跟苏联实行的只有一个共产党的体制是不同的。

　　七、“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①建国40多年来，我国的民族团结不断加强，同这个制度很有关系。

　　八、我国政府与印度政府首倡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普遍的认同。

　　以上几条说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解决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其中有些独创虽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策原则提出来的，但在社会主义阶段也同样适用。

　　同志们都知道，50年代初期，在国际共运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两个“凡是”：凡是斯大林讲的，就不容怀疑；凡是苏联经验，就得全盘照搬。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一切都听，全盘照搬。后来我们党还明确向苏共领导人说明：“我们不同意你们的一些事情，不赞成你们的一些做法。”②这鲜明地显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独立自主精神和独创精神。如果从建国开始，就全盘照搬苏联的那一套，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这里，我还想讲讲毛主席对工作着重点问题的思考。早在建国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949年6月1日，他明确指出：“今后工作重点在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1954年9月，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和现代化国防的目标，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1955 年3月31日，毛主席在全国党代会的结论中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1月2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说明：即使毛主席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抓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是为着能早日转向这个中心。

　　对于苏联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弊病，在我们党内，毛主席是察觉得最早的。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陆续暴露出来，这使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苏联经验并非十全十美，因此，在1955年底，即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他就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就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前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着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集全党智慧之大成，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主席这段时间不畏艰辛的探索精神，我是亲眼所见，受益匪浅，感慨良深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已有专篇叙述，就不多说了。这里，只想把从这次听取汇报开始，到1957年夏季为止的一年多时间里，毛主席提出或同意的一些重要观点，简要地归纳一下，并简要地说说这些观点的意义。

　　这个期间提出的重要观点，就我所知，可归纳为十四条：

　　一、两类矛盾学说。提出这个学说，对于确定社会主义改造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对于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理论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由于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认社会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就使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策顺理成章了。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确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是这两组矛盾不具有在旧社会那样的对抗性质。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求得解决，两组矛盾的不断发展，不断解决，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小平同志指出：“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③这个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仍然起着指导作用。

　　以上三条，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系列。这是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是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道义上的一致而没有矛盾的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四、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思想。既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意味着中央管理国家事务的权限，有一部分要下放给地方管理。这是毛主席根据我国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参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提出来的。

　　五、在肯定全民所有制企业由国家经营的条件下，承认企业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肯定国家市场是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作补充。

　　六、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作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并提出“可以在消灭资本主义后又搞资本主义”，地下工厂可以合法化，变为地上的，合法雇工；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没收。这对把公有制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唯一所有制的传统观念是一个突破。

　　七、在分配方面，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这是鉴于苏联的教训而提出的。

　　八、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提出了走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工业和重工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

　　九、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和“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号召，提出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宏大的技术干部队伍。

　　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反映了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方针的提出，对苏联长期实行的只扶持一家之言、一种流派的艺术，别的都看成异端的禁锢政策，是一个突破。

　　十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我国历史条件的产物。我国历史所形成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由于这个方针的提出，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十二、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国家也较能经受风险。

　　十三、“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思想与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这是周总理在1956年6月首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宣布的。

　　十四、“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的策略思想。

　　上述观点虽然大部分没有照做，有的还只是在酝酿中的思想观点，但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在当时毛主席的思想里，确实想摆脱苏联僵化模式和斯大林“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寻找一条在体制方面比较灵活、指导思想方面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可惜，195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对国际、国内阶段斗争的形势和影响作了过份严重的估计，加以在一系列的巨大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毛主席在经济社会发展、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指导思想，都发生了“左”的转向，以致发生了将近20年“左”的失误。小平同志说过：“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④这里所指的“正确的东西”，我理解，既包括毛主席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包括他在探索中提出的正确观点。

　　但是，毛主席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就在1957年以后，特别是60年代前期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失误期间，他在一些场合的讲话，仍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或者闪烁出探索前进的思想火花。这些意见，我记得的，有这么六条：

　　一、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观点。经过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吃饭不要钱”和刮“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等严重挫折之后，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剥夺农民。

　　二、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并推断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更长。

　　三、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计划的意见。早在1956年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他就说过：你们再不重视农业、轻工业，我就要把重轻农的次序倒过来。以后，他又多次提及。后来在提法上果然倒过来了。

　　四、两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这是1964年底1965年初通过同周总理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现在使用的四个现代化的标准提法，就源出于此。

　　五、支持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试办托拉斯的倡议。这说明毛主席在60年代前期已察觉到单纯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弊端。

　　六、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思想。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管理方面的运用，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制度中所没有的。

　　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虽然错误地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科学论断，但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他还是想把社会主义建设摆到中心位置上来的。1958年1月，他提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1958年底，他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新的革命，是对地球和自然界的革命。1959年国庆期间会见外宾时又说：今后10到20年内，主要精力将放在建设上面。只是后来实际上没有这样做就是了。

　　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晚年全局性的严重失误。运动本身是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这早已有历史结论。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在改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方面仍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而且还在外交上成功地打破了美国对我国的封锁。年龄大一点的同志可能记得，70年代初，引起全世界注目的大事之一，是毛主席、周总理审时度势，抓住尼克松入主白宫后表示要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接着一鼓作气，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由美国带头对我国实行了20多年的封锁，就被大面积地打破了。外交局面打开后，经济关系也拓展了。那时候，“四人帮”阻挠我国同西方接触，吵得很凶，而且是不择手段的。所谓“蜗牛事件”，是许多同志记忆犹新的。但是，在毛主席支持下，周总理力排阻力，打开了向西方引进技术设备的大门。70年代，我国从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10多个国家引进22套大型设备。那批引进项目现在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家不是看得很清楚的吗？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两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漫征途上，为开拓前进的道路，毛主席就是不知疲倦地探索着。对于寻找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建国初期就有所思考。集中的探索则在1956年全年和1957年上半年。以后，他发生了“左”的失误，但仍没有放弃这一探索工作，直到临终。可不可以这样说，探索的起步是正确的，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后来，探索向着正确和错误两个趋向发展，最终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因而，应该承认这次探索没有取得成功。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的。在探索中出现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令人十分惋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我们党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党的十四大确认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指引的道路。这是一条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强之路，也是保障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较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的胜利之路。同志们可以想想，如果我们不走这条道路，而是沿着“两个凡是”的道路一直走下来，最近十几年来发生的历史性飞跃能够出现吗？前几年的政治风波“关”、苏联东欧剧变“关”，我们能够闯得过来吗？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小平同志对此做出了人人看得见的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实际上早在1975年就开始了拨乱反正。那时候他提出：“军队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各方面都要整顿”，实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所以为毛主席所不容而再次被打倒。1977年以后，他以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为先导，承担了指导全党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所收入的文献有力地说明：他重新工作后，事实上是拨乱反正的主要决策者。党的十二大后，在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实践中，党中央有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大多是根据他的建议做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所收集的文献，如实地记载了他在近十年间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和远见卓识。同志们在读这两卷书时，不难发现：党的十四大概括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九个方面的内容，绝大部分在这两卷书里，可以找到它的出处或精辟的阐发。因此，我这样想，正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凝聚了党的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冠以毛泽东的名字是当之无愧的一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凝聚了党的集体智慧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冠以邓小平的名字，同样也是当之无愧的。

　　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吸取了毛主席在探索过程中取得的对现阶段仍有指导意义的全部积极成果，包括当时没有照做或实际上后来又被毛主席否定了的正确观点。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从毛主席的失误中，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失误中吸取教训，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所以，小平同志说：“那件事(指‘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⑤

　　“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怎样促进新思想、新理论的形成？小平同志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小平同志说：“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同时，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⑥这段回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全党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主要表现在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等观点，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来的，后来实际上都放弃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误从反面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后，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在世界许多地方遭遇到严重挫折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基础上，我们反思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就不是简单地恢复正确的观点，改正错误的观点，而是大大地发展了正确的观点，提出了新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对立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等等，从而逐步形成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学习和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我们思想理论战线长期的重要任务。弄清这个理论同毛主席当年探索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和取得这个认识成果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从而理解探索之艰辛，加深对这个理论的理解。这对做好我们的工作是有益的。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时机。根据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适时地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设计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这是我们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同志最近指出：“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努力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使我国综合国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任重而道远。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就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也就是说，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矛盾和问题都会是很多的，有些解决起来还可能是很困难的。我们共产党人难道不正是在不断的解决矛盾和问题中前进的吗？我希望同志们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扎扎实实地干，在实践中注意总结经验，研究新问题，探索解决新问题的办法，并在探索和解决新问题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今天，我讲了这许多，除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尊敬和怀念之情外，就是向同志们提这么一点希望。

　　我的话讲完了。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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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  


　　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

　　有一种通行的夸张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但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周注：我现在所在的工厂，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向国家上缴5亿元的利税），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见新华社2000年6月5日报道）。（周问：说现在吃文革老本，至少在水利建设这一点来说，是不错的吧？）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周问：现在拿得出手的科技成就，与文革时期相比，到底如何？巨人脑黄金？或中华鳖精？）

　　文革经济的发展是在克服了很多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因素是我们正确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

　　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也有人认为1975年即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目标。见《党的文献》2000年2期田松年文）。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医疗卫生条件大幅度改善，人口增长很快的“文革”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主要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二、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

　　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半月形”封锁，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北部的苏联也陈兵百万，把核导弹瞄准中国。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评当时只发展核武器，不发展核电站，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事实上，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所以说：毛泽东、周恩来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三、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地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年3期。）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同志１９９１年４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说：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至于这一方面的浪费和经济效益损失，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特别关注这样的见解：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一部分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与纯粹为预防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第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面临巨大的困难，仍然取得了发展，并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据准确的历史事实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要对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进行的建设给予足够的估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来持续进行的经济建设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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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阶级斗争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本文就来说说这个阶级斗争。

　　我认为，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在社会科学有较高学位的知识分子，在一提到阶级斗争时都带有一种嘲笑的态度，否定的态度，在一提到文革时期，就说，啊，阶级斗争。而有人稍微有一些激烈的言论，就会有人这么批评他：“怎么，你又想搞阶级斗争？”还有一种反复宣传而造成的印象，就是一说搞阶级斗争，就一定是打打杀杀，而且把文革时期也解释成打打杀杀。

　　但是我认为，这就不是严肃的学术讨论的态度，也不是实是求是的态度，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歪曲了事实。在歪曲了的事实上做学问，是决无可能对人类的思想有很大的贡献的。

　　但我们近二十年来就不断地看到这种信息轰炸似地宣传，一而再，再而三地对“阶级斗争”这个术语反复地进行丑化，以至于共产党已经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绝对不敢再提阶级斗争这个词，最多只能吞吞吐吐地说一句“讲政治”。

　　这和广告宣传的作用非常类似。比如说反复宣传一万遍哇哈哈AD钙奶就是好，于是人们就都接受了这种说法。叫嚷一万遍某某人不是个东西，人们就普遍相信那个人不是个东西。这中间有没有严肃的学术讨论呢？我认为没有。

　　首先，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定义是是指社会上按不同的利益而构成的利益集团的意思。那么，实是求是地讲，阶级是不是存在呢？当然是存在的，至于怎么划分，完全可以作学术讨论，但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在现中国，阶级也是明显存在的，打工者阶级和老板阶级就是不同的阶级。当然，因为对某个词的恐惧而避免用它，硬是把阶级改成阶层，其实是一个意思。毛泽东当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其实也是到了编入毛选时才改成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这只不过是将国外的学术术语class译成中国的不同译法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是认为阶级斗争就一定是打打杀杀，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阶级压迫也是如此。而且，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也是构成了一个对立统一体，并不是双方一定要相互消灭不可，而是既对立又统一，既联合又斗争，矛盾的双方互相依赖于对方而存在，并在不断地斗争中相互转化。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旧的阶级不断地消失，新的阶级不断地出现，直到共产主义才进入无阶级社会。

　　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的理论是否是正确的呢？我认为是正确的，而且我不相信有人能够反驳它。四个存在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毛泽东告诫全党这个问题不能放松警惕，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改革开放这二十年的实践否定了这四个存在的任何一种存在吗？没有，实践在反复证明着四个存在理论的正确性。

　　而且，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了重大的修改。按马克思主义原来的说法，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个不稳定的，非常短的历史阶段，其功能是对已经被推翻的资产阶级进行镇压，一旦这种镇压结束，国家的存在就没有必要，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就会来到。因为，在无产阶级将资产阶级消灭之后，无产阶级当然也就不存在了，因为矛盾不存在了，阶级不存在了，当然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了，而无阶级社会正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同义词。但毛泽东在观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之后，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决不象以前认为的那样短，而是“相当长”，而且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虽然试图否定毛泽东的论断，但在实际中却不以它自己的意志而感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感到了“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虽然上层不断鼓吹现在“和平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但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国内现在没有阶级斗争吗？任何一个肯面对事实的社会学家都不应当否认存在着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在现在并不表现为打打杀杀的形式，为了使中国落后的生产力适应相应的生产关系，应当承认在中国必须忍受相当长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新的生产力时，再行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当然，现在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容纳空间还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正确的，但要看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最终打败资本主义的形式。实际上，中国现在的社会阶段，完全就是当年解放区的社会阶段或者是四九年后第一部宪法规定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适当的，也就是说，象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讲的那样，存在着资本家的所有制。而阶级斗争年年讲，也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就是主要任务，正好比一个企业“防火”的口号年年讲，并不是说这个企业别的啥事都不干，就知道防火，但安全生产当然是第一位的。对这个问题不重视，就和企业对防火不重视一样，确实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危险，确实有可能导致在美国长期和平演变地进攻下彻底地推翻中国的现国家制度。

　　在新时期共产党仍然不应当害怕提阶级斗争，不应当得阶级斗争失语症。但新时期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并不表现为流血的形式，而是表现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形式，按照法制的轨道来解决问题。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而是要同资产阶级长期共存，既联合又斗争。既要联合资产阶级来发展经济，又要防止资产阶级对政权的腐蚀进攻，防止金权政治的出现，防止工农政权的彻底丧失。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形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也就是，资产阶级向人民政权进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经济上对共产党政权腐蚀拉拢，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宣传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进行政治上的颠覆活动。因此，依靠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完善来反腐败和反颠覆，就是新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

　　而放弃阶级斗争，听任资产阶级来腐蚀我们的党，听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向党灌输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听任帝国主义在中国搞和平演变，就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其实，文革时期的打打杀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武斗现象，但毛泽东并不认为武斗是阶级斗争，他认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就同资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是经常要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并相互争斗，相互争吵。另一个方面就是对领导层的批斗采用了暴力手段，这也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除此之外，文革也并没有存在着其它的广泛的暴力行为，十年文革中其实就是有三年的失控，其余的七年虽然也在讲阶级斗争，但社会基本上是稳定的。实际上，四个存在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文革的实践，由于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对新形式的民主的探索，是失败的，但失败的实践并不一定能否定理论是错误的，正如导弹发射的失败并不能证明导弹理论的错误，完全有可能是一个零件的加工尺寸不当。实践的失败有种种原因，不可一概而论。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理论的确是成立的。谁要是在今天敢说中国现在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不存在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他一定是在睁眼说瞎话。

　　毛泽东正确地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就要形成某种舆论，造成某种声势，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际上就我在强国论坛上的体会，这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可以认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美帝国主义为了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放弃强国论坛这个阵地？我就不相信。美帝国主义完全可以在大陆雇用一些见钱眼看的人，每月付给他们工资，让他保证每隔多少天在强国论坛上发表一个灌输资产阶级思想的较为隐蔽的文章。就我的体会，帝国主义决不会放弃任何能够颠覆中国国家制度的文化阵地。（网友：数学）

hs_f

“大方一点”,让那些“异类”嗡嗡叫吧


　　我浏览网文已多时，看了几个“异类”的所谓“见识”，也看到了众多网友为主席“讨公道”。心情也经历了从愤慨、激动、复杂到平静的转变。我十分理解广大网友的心情，因为面对几个“异类”的发言，我与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我还是请大家不要骂这几个“异类”（说实话，我实在是找不出用什么样比现在我能想到的恶毒的字样骂他们才解恨）。相信主席如果在世，老人家也会笑对他们的。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

　　现在有这么一些人，能从资本主义里面找到“适合”社会主义的东西，能从解放前的四大家族和军阀、地主、资本家身上找到“闪光”的人生亮点，能拍摄如《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之类的影视剧，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并不否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却偏偏和救民族和人民于水火的人民领袖过不去，若非无知，那他们的用心就不得而知了。

　　我是一个不曾经历过主席时代的年轻人，我这个大学生常被邻里和家人称为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是以某些人为标准的话，我宁愿里这个称呼远一点。

　　我对主席的了解和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从小时候的无知，到上学后被书本的蒙蔽开始对这个大人们心目中的神产生怀疑甚至反感（就教科书上对文革的夸大）到成熟以后的亲身经历，身边老人（包括文革中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人）这些历史见证人、这些活教科书的“现身说法”，阅读更多的有关书籍（历史方面）和文章，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渐渐地，我对主席的感情上升到了无限的崇敬和爱戴。

　　我有幸去过主席纪念堂瞻仰老人家遗容，站在数以万计的瞻仰队伍中，看着手捧鲜花的虔诚的人们，看着那些眼里含着泪的中老年人，那些神情庄严的同龄人，那些略显稚嫩的红领巾......我激动的想哭！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去世二十八年仍为人民所深切缅怀的领导人，古今中外除毛泽东以外还有谁？？？难道中国人都是傻子？白痴？会去缅怀一个一心谋私、排除异己的人？会去缅怀一个让人民挺不起脊梁、不被人当人的人？会去缅怀一个将中国拉入危险深渊的人？会去缅怀一个只懂舞文弄墨，不会发展经济、不配做领袖的人？？？......中国人不傻！中国人是最朴实的，不会无原无故恨一个人，也不会无原无故爱一个人，而且爱得那么深！

　　挽救了中国的革命力量——毛泽东

　　为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安危赴渝谈判——毛泽东

　　七位亲人献给革命——毛泽东

　　蒋介石战胜了所有对手，败给了人民的代表——毛泽东。

　　不让儿子做什么协会主席，却将爱子送到敌人枪口下——毛泽东

　　朝鲜战争是美国霸权主义军事强国唯一一个没有打胜的战争（而且是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

　　在一片废墟上以神奇的意志和速度建设了新中国——毛泽东

　　对苏联老大哥只有尊敬和友谊决不俯首称臣，挺直了民族脊梁——毛泽东

　　三年的自然灾害，依然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毛泽东（现在可能吗？）

　　用算盘和铅笔让火箭上天、试制成功原子弹和氢弹（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的核心技术）——毛泽东

　　把人民当人，视人民为推动历史发展的英雄——毛泽东

　　把中国推向世界，让世界认同中国（包括加入联合国及于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建交——毛泽东

　　提出“台湾及港奥地区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愿意并购想在国格平等、不卑不亢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毛泽东

　　谁让人民过不好，谁就别想过好——毛泽东

　　为防止官员腐败、防止红色政权变色而发动一系列运动，包括发动被一些人攥在手里当“把柄”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

　　伟人不是自封或人为捧出的政治明星，是人民群众用心衡量出来的。

　　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因为他心里只有人民。我们“大方一点”，让那些“异类”胡言乱语吧，他们的骂，更能映衬出人民领袖的伟大和毛泽东思想的真谛！

　　毛泽东永远是人民心中不倒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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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毛泽东的事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业，毛泽东的一生是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的一生。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为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是他也有过失误，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从历史的角度，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看，毛泽东的贡献永远大于他的失误。

　　现在一些人掌权后，大肆贪污腐化，谋取私利，为自己，为儿女，为亲友谋权力，谋钱利，谋名利，结党营私，营造个人势力圈，口上讲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行动上则是个人利益高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与此相比，毛泽东的儿子献身于朝鲜战场，毛泽东的子女都不是高官，也没有后禄，毛泽东生前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子女谋取私利。由此看来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人民永远怀念毛泽东。（网友：老宋）

hs_f

毛泽东用诗出神入化冠古今
黄子云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不仅在诗词创作上独领风骚，令“千古词人共折腰”，而且在巧用历代诗词妙句上，也是超古冠今的高手。他对历代许多诗词，能倒背如流，在各种场合的谈话和行文中，信手拈来，使之大为生色，巧妙地说明问题，自然、含蓄而又洒脱地表达思想感情，令人拍手叫绝。毛泽东对历代诗词的古为今用，简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奇妙境界。

　　不凡的明志

　　1910年初秋，年仅17岁的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到离家25公里外的湘乡县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青年时代写的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诗中“孩儿”原为“男儿”，“誓不还”原为“死不还”，其余均照抄。这样一改，既恰当地表现出他的身份，又很鲜明地抒写了他外出求学的坚强决心，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身怀远大抱负及革命理想。

　　1920年4月，毛泽东当时初来上海，一见到陈独秀就把十年前改写的这首诗背诵了一遍。精于诗词的陈独秀听后，面露惊喜之色，连声称赞：“锐气十足，真是好诗！”

　　欢愉的送行

　　1935年1月下旬，在贵州土城，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激战，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对我不利。这时朱德决心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毛泽东集合军委纵队的同志们列队欢送朱德，还领头喊“欢送朱总司令上前线”等口号。朱德快步走近毛泽东，毛泽东也赶紧走上前几步，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朱德激动地说：“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毛泽东当即说：“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博古等也都满脸笑容迎上前，和朱德亲热握手。毛泽东在这里引用了唐朝诗人李白《赠汪伦》诗的最后两句，并稍作改动。李白的全诗是：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当时面对敌强我弱、作战不利的情况，毛泽东巧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与朱德道别。以“手足”喻兄弟，毛泽东、朱德的兄弟般情谊便跃然纸上。

　　朱德上土城战斗第一线，亲临指挥，身先士卒，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为红军渡赤水河赢得了时间。

　　有趣的赞赏

　　1941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一位画家，从南方到北方，从西安到延安，沿途画了许多速写。他把这本速写画册送给毛泽东看，并请他在封面上题签，在扉页上题词。毛泽东看了画册，在扉页上题写了宋代画家李唐的一首《题画》诗：

　　云里烟村雾里滩，

　　看之容易作之难。

　　早知不入时人眼，

　　多买胭脂画牡丹。

　　李唐的这首诗，四句中仅第一句论画，其余三句都是弦外之音。据明代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载：李唐初到杭州，无人赏识，靠卖纸画糊口，生活十分艰苦。这是讥讽崇尚艳丽花鸟时尚，用以抒发诗人心中愤懑与不平之作。

　　毛泽东题上这首诗，显然是对这位画家绘画艺术的肯定。前两句是对画家绘画艺术个中甘苦的出自内心的由衷赞赏，后两句是毛泽东看完画册中从南方到西北的诸多速写，想到了诸多艺术家从白区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所处条件环境截然不同而抒发的感慨。

　　含蓄的批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经反复考虑，决定派志愿军抗美援朝，志愿军由原四野部队组成，并拟议由原四野的司令员林彪担任志愿军司令员赴朝。可是，林彪先是反对出兵，继而称病拒不出任。此后，林彪一直长期泡病，不工作。1953年，毛泽东指示时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的中将医生傅连暲组织专家为林彪的健康状况会诊。会诊前，林彪的老婆叶群向傅连暲暗示：给林彪作出有病的诊断结论。但傅连暲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违背原则和事实听命别人“关照”的习惯，他没有理会叶群的干预。专家会诊认为，林彪并无什么大病，一些不适应症状，只要他能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坚持晒太阳、散步、吃青菜等，就可以很快好转。会诊后，傅连暲据实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他还诚恳地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他劝导一下林彪。毛泽东随即书写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送给林彪：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的这首诗，具有激昂慷慨、积极进取、壮志凌云、不信天命、饱含哲理等特点。毛泽东对这首诗所欣赏的主要之点是其中的积极进取精神和不信天命，要自己掌握命运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尚属年轻的林彪，就长期称病、小病大养，毛泽东书此诗相送，不能不说是对林这种行为的规劝和含蓄的批评。

　　真挚的感叹

　　有一次，毛泽东与他的老同学谭世瑛拉家常时，毛泽东问：“世瑛先生，家里有些什么人呀？”世瑛回答：“我和婆婆子，还有三崽，一个已成家。”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这真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啊。儿女都在做些什么呀？”“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出自杜甫《赠卫八处士》处。诗云：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毛泽东摘用“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这两句近乎口语的诗，回顾、重温旧日情谊，感叹世事变化之大、岁月之匆匆、年华老大及后辈的成长，表达见到老朋友后的喜悦之情。

　　高超的外交

　　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时，也常常引用诗词，使之大为生色。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就吟了两句诗：

　　万里长城今尚在，

　　哪见当年秦始皇。

　　两句诗是毛泽东巧化“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而成的佳句。

　　明朝人林翰《诫子弟》诗云：

　　何事纷争一角墙，

　　让他几尺也无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作者告诫子弟不必为一角墙与他人冲突，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人死时不能把身外物带走，我们何苦为一角墙或几尺地争吵？

　　赫鲁晓夫是在1956年2月14日至25日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开始上台的。他上台后，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公开挑起中苏论战，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企图使中国外交政策服从于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毛泽东针对当时中苏关系，在接见尤金大使时，将“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改成“万里长城今尚在，哪见当年秦始皇”，其用意是十分深远的。

　　毛泽东改动后的诗句，不仅更为明白直切，语气较强烈，表现了毛泽东处理国际事务的落落大方的宽容态度，而且是用历史事实表明，早在2200多年以前，中国就是高度统一的封建大国，令人惊叹的巍峨的万里长城至今雄峙东方，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某国是个什么样子呢！在这里，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英雄豪气、豪迈胸襟，也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外交艺术。

　　独到的批示

　　1959年，毛泽东在一个关于福建沿海发生沉船事故的报告上批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中的两句。诗云：

　　巴山楚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

　　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

　　暂凭杯酒长精神。

　　毛泽东在批示中用上这两句诗，初看似乎不近人情，但他以“沉舟”喻“沉船”，鼓励人们不要为这一事故所吓倒，要看到“沉舟”旁的“千帆过”，“病树”前头的“万木春”。以此来喻示人们：损失是常有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革命的事业还是要蓬勃向前发展的，不要为一沉船事故而沮丧。以诗的哲理性去批示一个沉船事故报告，这是毛泽东批示文件的独到之处，也是毛泽东巧用诗词的独到之处。

　　高明的释疑

　　1972年的一天，毛泽东同护士长吴旭君谈到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样？”吴旭君听了一时疑虑不解，便问道：“跟一个反共老手会谈？您不考虑舆论界对您施加压力？您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毛泽东笑了笑，说：“你给我背背杜甫的《前出塞》吧！”吴问：“哪一首？”因为杜甫的《前出塞》有好几首。毛泽东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吴旭君就接着往下背：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

　　列国百有疆。

　　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

　　杜甫的《前出塞》是一首家传户诵的精品佳作。它喻示人们攻敌要攻其要害，抓贼要抓头子，办事要抓住关键。毛泽东诱导吴旭君背诵这首诗，实际上已经解除了吴旭君的迷惑。当吴旭君背完诗，毛泽东说道：“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两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话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间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毛泽东把杜甫的《前出塞》的中心思想与他找尼克松的缘由联系起来作了精辟的分析，使吴旭君的疑虑烟消云散，他连连点头，对毛泽东更加敬佩。

　　后来，中美关系的历史，真的就按毛泽东的构想向前发展了。

　　绝妙的批判

　　1971年10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和熊向晖等到毛泽东住处向毛泽东汇报接待基辛格一行访华问题，当顺便谈到林彪、叶群一伙仓皇出逃所乘的“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温都尔汗一事时，毛泽东连连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还念了唐朝诗人杜牧的《赤壁》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毛泽东接着还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赤壁》诗是杜牧经过赤壁时，见当年赤壁大战遗留下来那些折断的铁戟，从而有感于三国时代英雄们成败的慨叹之作。毛泽东以《赤壁》诗中的“折戟沉沙”类比林彪一伙的机毁人亡，既形象而又具有深意，这是对林彪一伙叛党叛国行径的巧妙而有力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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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社会调查的理论
童　星

　　毛泽东是我们党从事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调查的开拓者，他亲自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其时间之长久、规模之宏大、内容之广泛、作风之深入，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他既注重社会调查的实践活动，又重视总结调查的技术和方法，并对调查成果进行理论概括。在当前的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对于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社会调查的重视程度上回到毛泽东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党的思相路线的核心，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中国的“实际”究竟怎样？当前的“实事”到底如何？对此仍有相当多的同志感到陌生和茫然。倘若不知道当前中国的“实际”或“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岂不成了空话？要扭转这种局面，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必须回到毛泽东，重新恢复他当年曾经大力倡导的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对社会调查极为重视。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①，1931年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②后来他多次表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③。毛泽东把调查所得到的材料视若珍宝。他多次提及最令他可惜的事是：1927 年春在湖南做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因许克祥叛变而损失；1928年春天在井冈山做的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因井冈山失守而损失。“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④

　　为什么毛泽东要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呢？这是因为：

　　他深信，“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⑤他曾深情地说，他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⑥

　　他深信，“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方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⑦他回忆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⑧

　　他还深信，通过面向实际作调查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完全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他从理论的高度明确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⑨。

　　然而，现在我们有不少同志却非常不注重社会调查。干部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热衷于“唯上”，揣摩和迎合“上级意图”，就是不愿沉到实际中去，认真调查实情、调查民心；即使到了下层，也是前呼后拥，“走马观花”。学者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喜欢“唯书”，从书本到书本，就是对实际不屑一顾，甚至不承认调查报告也属于学术成果。这与毛泽东注重社会调查、时时处处“唯实”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状况极不适应我们所面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所以必须回到毛泽东，认真面向实际作调查。

　　1.只有面向实际作调查，才能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在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迷信“本本”的教条主义或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他们根本不去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只是照抄照搬马列的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下车伊始，胡乱指挥，给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大地，坚持对中国社会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弄清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找到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指引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深居简出，不再认真进行社会调查，不再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结果情况不明，判断失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

　　所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纠正“文革”的错误。导致这场拨乱反正的因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邓小平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期间被撤职流放，长期生活在基层。他们非常了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疾苦和真实心愿，一旦掌了权，就顺应民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率领全党全国人民一步步地达温饱、奔小康、求富裕。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是否面向实际作调查，直接关系到能否坚持从实际出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依”、“无经典作家的论述作根据”的伟大实践，必须时时处处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才能办好。所以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应当携起手来，像毛泽东当年一样把向实际作调查放在第一位。

　　2.只有面向实际作调查，才能制定并坚持正确可行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曾经强调，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⑩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大革命时期，他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向一切革命者清晰准确地指明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土地战争时期，他深入农村实地调查，正确地制定了划分农村阶级的具体标准，确立了“依靠贫农和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革命路线(11)。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在广泛听取实际部门工作汇报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及“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等一系列政策(12)；”并同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科技工作者一起总结增产经验，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13)。所有这些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其外观都有具体、清晰、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反之，没有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不甚了了，所提出的工作指导必然会模棱两可，含混不清。

　　在当前社会主义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着大量基于认真深入的社会调查之上的方针政策，它们不仅正确，而且可操作性强。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根据安徽农村的经验，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它的精髓可以归结为三句话：“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是多么朴实的群众语言、多么便于操作的分配政策啊!城市的“利改税”以及后来的清理“三角债”，也扎根于充分的试点经验，界定清楚，政策具体，步骤可行，便于考核，当然执行起来切实有效。相比之下，另有一些方针政策就相当模糊，随意性大，比如在宏观控制上“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在企业体制上，“经营权和所有权可以适当分离”；在分配上兼顾公平与效率，“既要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又要照顾左邻右舍”等等，就属此列。不论它们多么“全面”、“辩证”，可就是不好操作，“中看不中用”。如果在这些方面迈开双脚深入实际作调查，就一定会得出比较切实可行的指导方针来。

　　3.只有面向实际作调查，才能根据中央指示解决好具体问题。

　　如果说中央一级的任务主要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那么地方各级就要善于把上级的指示精神同本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以找到解决实际问题、做好实际工作的办法。显然，这也离不开调查研究。毛泽东批评说，对上级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14)在他看来，不作任何调查研究，照抄照搬上级指示，是最省力的消极怠工。邓小平也多次告诫各级领导不要作“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不动脑筋(15)。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我们弄清楚了许多国情，为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全国先后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和一次1%的人口抽查，开展了大规模的国土、资源和国有资产普查(16)，在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搞百县县情调查，从而对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资源紧的国情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又如，我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的时期，为了准确掌握转轨的进度以便找到合适的转轨途径，就必须弄清楚我国城乡人口的实际比例。有人根据人们的户口性质，统计出城乡人口比例约为二八开；有人根据市镇和县乡两类不同行政区划所管辖的人口数，统计出城乡人口比例约为五五开。其实这两种计算方法都不科学；有不少人(及其家庭)具有农村户口，却从事非农职业，居住在市镇，过着城里人的生活；而在市镇所辖人口中，也有不少人(及其家庭)仍在从事农业生产，居住在乡村，过着农村人的生活。根据各地社会学工作者的抽样调查和推广测定，我国城乡人口比例约为三七开。这个结论比较切合实际。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有教训。略举两例。

　　其一。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在全社会造成尊师重教的好风气。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指示。可是有些地方在传达贯彻这一指示时，却不调查研究，不联系实际，从省市直到县乡，各级教育工作会议的主报告人竟然原封不动地要求下面“少说空话，多干实事”，自己拿不出具体的实干措施。邓小平寓意深刻的指示变成了内容空泛的套话。“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17)。正是由于缺乏调查，情况不明，因而在尊师重教方面决心不大，方法欠妥，时至今日，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待遇差地位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

　　其二，1992年以来各地根据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精神，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上新台阶的步伐。可是有些地方不作实地调查，不搞可行性论证，不顾客观条件，一窝蜂地圈地开办经济开发区，“筑巢引凤”，结果荒废了大批耕地，却没有引来“凤凰”；到处办艺术节，“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结果搭台花了许多钱，戏却没能唱成；没有“超常规”的条件，却硬要“超常规”的速度，层层压指标，结果出现了浮夸。毛泽东在大跃进浮夸风失败以后，曾坦诚地对来华访问的英国朋友伯纳德·蒙哥马利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8)我们不能轻率地忘记这些话。

　　在社会调查的扎实作风上赶上毛泽东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作为社会调查的开拓者，扎实的调查作风首屈一指。我们在社会调查的重视程度上回到毛泽东的同时，还要在社会调查的扎实作风上赶上毛泽东。

　　毛泽东在调查中的扎实作风首先表现在“眼睛向下”，而不“昂首望天”。1930年11月6日，毛泽东从峡江去吉安布置撤退工作，7日宿东塘，8日到吉安，即使在这种紧急关头，沿途也做了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4个乡(村)的调查(19)。他对于向下作调查的热忱和踏实由此可见一斑。他为了了解中国佃农的生活情况，曾与佃农张连初一起长谈，细算了一个三口佃农家庭全年田收、喂猪、砍柴或挑脚、工食省余等4项收入，以及食粮、猪油、盐、灯油、茶叶、工资、种子、肥料、牛力、农具消耗、杂用等11项支出，其中仅农具消耗就排出了犁、铁耙、耙头、锄头、打禾桶、箩筐、络脚、鸢箕、撮箕、风车、晒谷用具、南盘、米筛、推子、碓等15种，逐年折旧，算帐精细，最后得出“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的结论(20)。毛泽东调查作风的扎实，令人叹服!他批评有些人“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21)。他告诫许多干部同志“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22)。

　　其次表现在“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毛泽东身为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深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3)他在面向中下级干部特别是各界老百姓作调查时，总是虚心求教，平等讨论，亲自做记录，决不假手于人。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24)

　　再次表现在态度诚恳，善于和群众交朋友。毛泽东曾这样介绍他自己的经验：“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25)

　　这些年来，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虽然也搞调查研究，但作风却很浮，不扎实。有些人整天坐在机关里，挂一个又一个电话，发一张又一张报表，向下级索取情况，催要数据，一点儿也不体谅基层同志工作的甘苦，一点儿也不思索基层这样报上来的情况和数据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即使去了基层，也是住进高级宾馆，不接触群众；或是坐着轿车，前呼后拥，这儿停停，那儿转转，“蜻蜓点水”，不求甚解；或是到处题词、讲话、接见、剪彩，自以为是，形式主义。

　　这种浮而不实的调查作风之所以普遍存在，固然与当事人缺乏群众观念、有官架子等等主观因素有关，因而有必要通过思想教育、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办法来遏制它。但浮而不实的调查作风之所以在干部中普遍存在，有其深刻的客观根源。

　　客观根源之一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在“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力集中于“第一把手”。“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领导，带来“家长制”、“一言堂”。有的“第一把手”大权独揽，唯我独尊；遇到大事，既不召集“一班人”讨论，也不同其他领导成员商量，独自决定重大问题，或随意改变集体原先已作的决定；对不同意见，一概加以否定，甚至打击报复。这就使得许多干部不敢或不善于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只是简单地服从上级、追随“第一把手”即使在上级或“第一把手”的指示、意见同实际不符合时，也不敢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不同意见。既然如此，还不如不做调查、不了解实际情况为好，这样至少可以减少苦恼，逃避良心上的谴责。如果不改变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不破除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一言堂”，不充分发扬民主，只是号召广大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恐怕于事无补。

　　客观根源之二是传统的干部制度。长期以来，干部的任用和提升都是领导选拔、上级任命，很少基层推荐、群众选举(即使选举，也极少差额)。干部的考核和评价不看政绩，不问群众，只看领导满意不满意。这就造成不少干部不问群众疾苦，只对上级负责；不解决实际问题，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会面向领导恭恭敬敬地搞接待，又怎么会面向基层扎扎实实地搞调查呢？

　　客观根源之三是一系列僵化不变的套话在社会上畅通无阻。比如任何地区、任何单位“成绩总是九个指头，问题总是一个指头”，“95%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好的只是一小撮”等等。整党刚刚开始在动员，就已经传出结论“党员和干部95%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反腐败斗争尚未打响，就已经断言“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好的，腐败的只是极少数”；对于先富起来的人，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又定下调子“绝大多数是合法经营、勤劳致富”。讲这些话既省劲，又保险。相反，如果深入某个乡村或单位，调查出那里违法乱纪的干部已不是少数，先富户大多数并非合法经营，却会被扣上“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帽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流行的这些套话当年曾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认真深入的社会调查后所得出的正确结论，现在却演变成了不作调查就可以照说不误的空话。究其原因，缘于客观实际在变化，而人们满足于对过去实际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结论，没有对变化的实际进行新的调查，引出符合变化了的实际的新的结论。毛泽东在延安出版《农村调查》一书时强调：“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26)“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27)

　　为了在社会调查的重视程度上回到毛泽东，扎实作风上赶上毛泽东，就必须深化改革，把上述导致人们“唯上唯书不唯实”的种种客观根源排除掉。对社会调查最重视、作风最扎实的毛泽东，到了晚年不再面向实际、面向群众作调查，恐怕也跟这些客观根源有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28)

　　在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上超越毛泽东

　　搞社会调查不仅要具备满腔的热忱和扎实的作风，还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毛泽东当年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典型调查和阶级分析。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现代化建设蓬勃向前的新形势下，典型调查和阶级分析并没有过时，仍然在不少方面成为我们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重要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被局限在典型调查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上，应当有新的超越。

　　先考察一下典型调查。这就是所谓“蹲点”、“解剖麻雀”，即从社会上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单位，调查者深入其中去进行细致的调查，在获得真实可靠的材料以后再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

　　毛泽东亲自蹲点，通过开调查会的方法来“解剖麻雀”，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不得已而为之。他指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29)言下之意，在欧美日本那里，共产党人通过资产阶级已经预备好的材料也可以了解起码的甚至较完备的社会情况，而不需要“事必躬亲”。当年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就大量引用了资产阶级提供的现成材料，仅在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三章第五节中，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马克思除了引用大量著作、报刊上的材料以外，还数百处地采用英国官方蓝皮书中关于人口、农业、进出口乃至流放和徒刑方面的统计资料，援引枢密院医官关于公共卫生的系列报告以及国内税务委员、童工调查委员、济贫法视察员和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摘录议员在下院的演说、大法官备忘录甚至保险公司代办所的表格(30)。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承认，在技术发达的现代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31)现在，我国各级统计部门和城乡调查队已经健全，它们定期定点开展调查统计，并向社会公布其结果；学者特别是社会学、经济学工作者的调查报告并不少见；报刊上也经常发表反映社会各界现实的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等等。任何人只要留心收集、注意研究这些材料，同样可以了解许多社会现实情况。但是，即便社会分工使得调查成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专职工作，领导干部的典型调查也不应取消。因为领导干部只有经过亲身的典型调查，才会知道调查的甘苦和调查结果的来之不易，从而尊重别人的调查；才会通过比较亲身调查和别人调查的不同结果，发现问题，真正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

　　其实，毛泽东并没有拘泥于典型调查一种方法。早在1931年他就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起草了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以及两种调查表格，发给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在根据地范围内开展人口和土地普查(32)。解放后随着客观条件的好转，毛泽东使用文献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频数也明显增多。那种认为毛泽东只提倡也只会进行典型调查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我们应当根据调查任务和要求的不同以及现有材料多寡的差别，分别采用或同时并用多种不同的调查方法，把微观调查和宏观调查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更广泛、更迅速、更准确地收集整理各种事实材料和统计数据。

　　毛泽东重视典型调查，但也审慎地看到了典型调查得到的结果其适用范围有限。他在作寻乌调查时认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33)他在作兴国调查时以永丰区为典型，因为“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的交界……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34)也就是说，他仅仅把典型调查的结果从空间上推广到赣南至多是闽粤赣三省交界之处，从内容上推广到土地斗争。后来转战到了陕甘宁边区，革命的内容也由土地斗争变为抗日战争，毛泽东就不满足于原先的调查所得，又开始了新的农村调查，强调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为出发点，“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35)

　　典型调查结果在应用范围上的局限性，源于任何典型不仅包含一般的共性，也包含特殊的个性。社会结构的状况直接决定了各社会元素共性与个性的相对含量，从而影响着典型调查结果的应用范围的大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社会结构如同马克思所说，“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36)通过典型调查，解剖一个马铃薯，搞清一个同名数，就可以带动一般性的认识，指导一般性的实践。然而现代工业社会是由众多异质元素相互纽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巨大系统。由于日益精细和深化的社会分工，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差异即个性也日益突出。城市和农村的情况、沿海和内地的开放差异显著，公有企业和非公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企业和机关的活动原则明显有别，长线部门和短线部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发展战略显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无条件地推广典型调查的结果，无限制地使用以点带面的工作指导，必然会造成“一刀切”。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是“翻两番”，各行业部门的具体目标就不能照搬“翻两番”，而应根据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和自身的具体情况，定出各自不同的具体目标，有的需要翻3—4番，有的则只能稳定规模，有的还必须适当收缩。只有这样，全国“翻两番”的总目标才能实现。某项典型调查结果的应用范围越小，意味着需要对越多的点进行典型调查，以便分类指导。因此，在新形势下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就必须根据现代调查技术，在选点上除了一般的单独选点以外，还可以多重选点、分类选点、对比选点、分级选点；更多地应当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既可以搞随机抽样(包括简单随机抽样、分层随机抽样、分群随机抽样)，也可以搞非随机抽样(包括任意抽样、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采用普查的方法。

　　再来看一下阶级分析。毛泽东曾回忆说，他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从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37)此后，阶级分析法贯穿于他几乎所有的农村调查实践。当然，毛泽东在1956年向中央34个部门的同志作调查并写作《论十大关系》时，在1958年深入各地农村同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科技人员调查研究农业增产经验并总结出“农业八字宪法”时，基本上没有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过总结毛泽东社会调查的全部实践乃至他的一生，可以说，注重阶级分析、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他持之以恒的观点和一贯作风。这一观点和作风使得毛泽东在1956年以前几乎总是正确、战无不胜，因为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现实就是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也使得他在1957年以后屡遭挫折，因为随着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人民内部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是从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轨开始的。这一转轨并不意味着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否认阶级分析的作用，但毕竟要求把阶级分析方法局限在观察和处理带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时加以运用。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我们在社会调查中应当更多地采用利益群体分析法，准确了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等不同群体，老年、中年和青少年等不同年龄层，大学、中学、小学、文盲等不同文化层，还有不同收入层、不同职业群、不同身份群人们的现状、利益和要求，以便协调好他们的相互关系，缓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

　　当前，我们正在向前推进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大业。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调查方面不仅回到毛泽东、赶上毛泽东，更要超越毛泽东，以满腔的热忱、扎实的作风加上科学的方法，经常向社会作调查，以便永远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胜利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